楼兰-绿洲农业开发与楼兰古国生态环境的变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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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绿洲农业开发与楼兰古国生态环境的变迁（下）

随着屯田的不断发展，塔里木河中、上游的农业开发规模日益扩大，用水日渐增多，下游的来水则不断减少。塔里木河中、上游农业开发地区以距楼兰的远近大致依次为尉犁（后并入焉耆）、渠犁、轮台（乌垒）、龟兹、姑墨、疏勒。
(1)中上游农业开发
焉耆屯田　焉耆地区，距今约两千年前是焉耆、危须、尉犁三国地（注：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23页。）。汉尉犁与楼兰接壤。汉初通西域，都护设在乌垒，而轮台、渠犁均有田卒，故由东往西者，到楼兰后必经尉犁而达乌垒、渠犁。西汉尉犁始开屯戍，东汉曾一度废弃，至魏晋间此地又复兴盛，直至约公元四世纪中叶沦入沙漠（可能与楼兰古城的废弃同时或略晚）。七世纪初，唐玄装由焉耆到龟兹，路过尉犁，已是一片荒漠。（注：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第45-53页。）。
魏晋以后焉耆强大，并有危须、尉犁，占有焉耆盆地，东接高昌，西接龟兹，南邻鄯善，成为西域五大国之一。汉时焉耆国“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注：《汉书·西域传》。）。焉耆四面环山，北为天山，西为霍拉山，东南为库鲁克山，中间形成盆地，开都河流贯其间，形成一个东西长55，南北宽45公里，斜长60-70公里，面积为1687平方公里的三角盆地。盆地中河湖交错，水草丰盈，利于农业。盆地中湖泊最大者为博斯腾湖。该湖位于盆地东南隅，为开都河（注入塔里木河）中间泄水尾闾。开都河发源于腾格里山东麓，东南环流于天山中间，出山口后径流于库尔勒、尉犁转东南流入罗布泊，开都河水的中途消耗，对罗布泊洼地水流的减少有直接影响。
焉耆屯田在楼兰屯田后26年开始。公元前51年（汉宣帝甘露三年），汉政府始在焉耆屯田。汉统一新疆后，焉耆屯垦迅速扩大。汉辛庆忌随常惠在赤谷屯田时，曾“与歙侯战，陷陈却敌。惠奏其功，拜为侍郎，迁校尉，将吏士屯焉耆国”（注：《汉书·辛庆忌传》。）。辛庆忌从赤谷率汉军千人到焉耆屯田，这是渠犁屯田向东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汉末年焉耆已发展成西域第四大强国。至唐代，在西域设四镇，焉耆为其中之一，与龟兹、疏勒、于阗统属于安西都护。焉耆也是安西都护府下设的总管少数民族行政军事的四都督府之一，约设立在648年。在唐史《西域传》中是把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算作四镇。但在公元670年至公元719年之间碎叶和焉耆曾进行过几次交替，最后以焉耆取代碎叶，可见汉唐期间焉耆的迅速发展。焉耆自纪元后二世纪至八世纪留下了众多的古城遗址和农业生产遗迹（注：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第23-38页。），可见其繁荣昌盛，而楼兰城则在这期间由盛到衰，以至完全荒漠化了。
渠犁屯田　渠犁位于今库尔勒西双丰镇沙滩上。西汉时在西域都护府乌垒的东侧，它和轮台好似两个卫士，分别守卫在都护府的东西两侧，地位重要。渠犁屯田较楼兰早24年，但开始时规模较小。公元前101年，汉政府开始在渠犁屯田，是汉代西域屯垦时间最长的屯田中心之一。史料记载“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卫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注：《汉书·西域传》。）“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注：《汉书·西域传》。）。由此可见，渠犁与轮台同时屯田，并设有使者校尉，开始有田卒几百人屯田。
渠犁屯田大发展时期较楼兰晚9年，约在汉宣帝时。为了和匈奴争夺姑师国，汉政府决定增加渠犁屯田军。“宣帝时，吉以侍郎田渠犁，积谷”（注：《汉书·郑吉传》。），公元前68年（汉宣帝地节二年），汉政府派郑吉率免刑罪人一千五百人增援渠犁屯田。渠犁屯田军为统一战争提供了大量军粮。到了公元330年左右，可能与楼兰屯田区同时或略晚，渠犁屯田区逐渐沦为了沙漠。
轮台屯田　汉时称乌垒，在尉犁之西，居西域中心地区，是“丝绸之路”北道的要冲。乌垒虽是个小城，仅有“口千二百”，可和渠犁直接威胁匈奴在焉耆地区的军政机构僮仆都尉，位于西域都护府的西侧，是当时西域政治、军事上的战略要地。自从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由郑吉任第一任都护起，直至王莽篡位，计历任都护先后有十八人，基本都在乌垒城，曾长期作为西域的政治经济中心。
在自然条件方面，轮台“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注：《汉书·西域传》。），是理想的屯田基地。
轮台屯田较楼兰早24年，即在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四年），汉政府在轮台设置使者校尉，率领几百名汉军开始垦荒种地。“仑头（轮台）有田卒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注：《史记·大宛列传》。），“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外国使者。”（注：《汉书·西域传》。）。但这期间总规模较小，并且在公元前89年由于李广利战败投降匈奴（注：《汉书·西域传》。）等原因有过一段中断。
在楼兰屯田的公元前77年，轮台恢复了屯田。汉诏帝时，除恢复在轮台的屯田外，于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采纳了桑弘羊扩大轮台屯田的宏伟计划，任命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代表汉朝中央政府管理和扩大在轮台和渠犁等地的屯田事务，“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以扜弥太子为校尉，将军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注：《汉书·西域传》。）。但由于龟兹贵族反对赖丹在龟兹屯田，“迫吾国而田，必为害”（注：《汉书·西域传》。）。不久，龟兹王派军杀死赖丹，暂时挡住了轮台屯田区的向西发展。
轮台屯田的大发展时期，是汉宣帝以后，约在楼兰屯田9年之后。随着统一事业的完成，西域都护府的建立，轮台屯田区获得了大发展，东面和渠犁、焉耆屯田区连成一片，西面扩大到龟兹东南，形成了汉朝在西域最大的屯垦基地。轮台屯田最盛时，汉政府按照桑弘羊的建议，“置校尉三人分护”，屯田士卒达三千多人（注：方英楷：《新疆屯垦史》，第66页。）。按当时每兵垦田二十亩计算，屯垦面积达六万多亩，轮台成了汉朝在西域的著名粮仓之一。
龟兹屯田　龟兹在今库车，都城遗址在库车县新城和老城之间的皮朗城，位于塔里木河上游下段。龟兹东邻轮台，西接姑墨，南靠精绝，北近乌孙，位居“丝绸之路”北道的中点，是古西域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龟兹在汉、唐时代西域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曾是后汉西域都护府、唐安西都护府所在地。而且自安西都护府设立后，除了还曾移置西州、碎叶两地外，以设在龟兹的时间为最长；龟兹还是安西都护府下设的总管少数民族行政军事的四都督府之一，是唐代西域著名的边防军驻地安西四镇之一。
龟兹屯田在楼兰屯田26年后兴办，即在公元前51年。在汉代塔里木盆地诸国中，龟兹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资源最为丰富。“龟兹国……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注：《汉书·西域传》。），为塔里木盆地人口最多的国家。安西节度使抚宁西域统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治龟兹城，有兵二万四千（注：《文献通考》，卷五九。）。自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至唐近千年时间，龟兹实际统治着塔里木盆地北道诸国，即今日的阿克苏、乌什、温宿、阿瓦提、巴楚、柯坪、阿合奇、拜城、沙雅、新和、轮台、库尔勒地区，在西域历史上影响至为深远。
古代龟兹绿洲由于有渭干河和库车河水（均注入塔里木河）的灌溉，它的绿洲面积较轮台县至少大五倍以上。其中以渭干河水量最大，多年平均径流量为22.46立方米，库车河多年平均径流量为3.53亿立方米，这两条河的年径流量已达25.99立方米，较之轮台绿洲的年径流量多4.6倍。考古发掘证明这个遗址从远古直到汉唐时期一直是一个重要都城，从未废弃过，到了唐朝还大量军屯（注：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第54-118页。）。
龟兹水利事业发达，有西域历史上著名的灌溉工程“汉人渠”。1930年，黄文弼到新疆进行考古调查（注：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第54-118页。），曾在龟兹国的沙雅和新和两县发现多处汉唐屯田遗迹和古城遗址。在沙雅县，有“长达二百华里之古渠……在渠旁及遗址中，曾觅出汉代五铢钱及陶片”。这条古渠位于古城之东北，维吾尔语称为黑太也拉克，即汉人渠。“汉人渠”长二百多米，宽八米，深三米。在古渠旁的羊达克沁古城遗址，曾采集到唐代钱币。说明从西汉至唐朝，该渠一直被利用。
龟兹屯田区的发展壮大、水利设施的修建，对塔里木河两大支流——渭干河、库车河水的截流，对下游来水减少有重大影响。
姑墨屯田　姑墨位于塔里木河上游上段，在今阿克苏。姑墨发展屯田较楼兰晚37年。汉成帝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汉政府开始在姑墨屯田。当年己校率军一千人到姑墨屯田（注：《汉书·西域传》。）。
疏勒屯田　疏勒在今喀什附近，位于塔里木河源头上。疏勒气候温和，田地肥美，水源丰富，“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西汉时，有“户千五百一十，口万八千六百四十七，胜兵二千人”（注：《汉书·西域传》。）。东汉时徐干率汉军一千人援班超，在疏勒屯田。班超和徐干在疏勒屯田成效显著，做到了粮食自足。到了汉末魏初，疏勒吞并了莎车、蒲犁、无雷、亿耐、西夜、子合、乌　、捐毒、休循、竭石、渠沙等小国。疏勒也是安西都护府下设的总管少数民族行政军事的四都督府之一，约设立在648年。
上述屯田区除了渠犁、轮台屯田较楼兰早24年外，其余都是在楼兰屯田之后开始农业开发的，并且日益发展繁荣，这必然加大用水量。而且史料记载上述屯田区在北朝时期广泛种植了水稻，如焉耆国“土田良沃，谷有稻、粟、菽、麦”（注：《北史·西域传》。），龟兹国“物产与焉耆略同”（注：《北史·西域传》。），疏勒国“土多稻、粟、麻、麦”（注：《北史·西域传》。）。还有《魏书》中的《焉耆传》、《龟兹传》和《疏勒传》都有焉耆、龟兹和疏勒种植水稻的记载，这无疑更加大了中、上游的用水，而对最下游的楼兰产生影响。
(2)下游水量减少
楼兰城水源不足西汉时已露端倪。由于楼兰处于塔里木河最下游，在水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只要中、上游截流，首先就会受到影响。西汉开始在塔里木河中游的渠犁、轮台屯田后，楼兰城水资源已感紧张，因此当时索励率屯田士卒将位于罗布泊西南的注宾河（古塔里木南河）的水引入位于罗布泊西北的楼兰城灌溉农田，说明当时位于孔雀河下游的楼兰城已缺乏足够的灌溉用源。
楼兰地区水源不足，魏晋时愈来愈严重。在魏晋出土文书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史顺留矣，口口为大涿池，深大。又来水少，计月末左右，已达楼兰”（注：《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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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定在楼兰发掘的汉文文书和其他小件》第2号木简。），“大涿池”，即大涝坝，用来蓄水以供灌溉和饮用。史顺留部将涝坝修的又深又大，但塔里木河流来的水少，“月末”才流到楼兰。此时，“水大波深必汛”的“水乡”楼兰已需要靠蓄水度日了。
到了十六国时期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公元317-327年，前凉保留了西晋的西域长史，命令所辖军在楼兰地区继续屯田。公元327年，前凉把西域长史改为西域都护，楼兰屯田继续，直到公元330年。但那时塔里木河水量已逐年减少，楼兰屯田用水缺乏，粮食减产严重，屯田军口粮供给日益紧张，不得已而减少官兵口粮供应标准。“今权复减省，督将吏兵，所食条所减”（注：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杂事类》简版90。），“宜渐节省，使相周接”（注：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杂事类》简版91。），以便和下年新粮相接。这都说明当时楼兰驻军的口粮已经紧张。楼兰出土文书还表明，当时屯兵的口粮，开始为“一人日食一斗二升”，后减为“人日食八升”，再后减为“人日食六升”。更为严重的是公元330年后，由于塔里木河“改道”干涸，楼兰城水源断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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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政府被迫把西域都护府迁往海头。海头位于罗布泊西南，在楼兰西南五十多公里处，在米兰城东北一百多公里。当时塔里木南河（今车尔臣河）流经海头。公元330年后，海头变成了前凉在西域的屯戍重地，楼兰城的屯田在缺水声中终止了。此后虽有多种游牧民族曾在此活动，但也是作为与西域诸国交往的通道，并没有一直坚守（注：参见《魏书·吐谷浑传》、《资治通鉴》卷124《宋纪》、梁慧皎的《高僧传》卷14兴福第八释法献条、《高僧传》卷2译经部《昙摩流支传》、《粱书》的《滑国传》、《魏书》卷103《高车传》。），因此土地的撂荒不可避免。在楼兰特定的干旱条件下，土地撂荒后不可能依靠天然降水生长植被，原来被植被固定的土地开始活化，在干旱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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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作用下开始移动或被风蚀，沙漠化的潜在因素被激活，为荒漠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3.风沙侵蚀绿洲——荒漠化发展第三阶段（荒漠化过程完成，绿洲废弃）
根据中国科学院新疆土壤沙漠研究所和新疆林业科学院研究：林草植被具有显著的降低近地层风速、阻截流沙的作用。如在中等风速下，稀疏结构林带与主风向垂直时，林高30倍范围内降低风速39.1%；成45°角时，降低风速31.7%。阻截流沙：单带式紧密结构防沙林带平均每米长林带年阻积沙量可达3.78米；单带式稀疏结构防沙林带以及片林平均每米年阻积沙量都可达3.06米；防沙效果最差的单带式通风结构防沙林带每米年阻积沙量也可达1.02米。植被的破坏，尤其是森林的破坏，实质是撤掉了阻截风沙入侵绿洲的屏障，为荒漠化在绿洲的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紧接着在荒漠化的气候条件和土壤条件现实存在的情况下，流沙侵入、风蚀发展，荒漠化在绿洲得以实现，最终导致绿洲废弃。
楼兰城的农业开发，正是在第一阶段荒地遍垦，造成了土地上原有的经过了亿万年进化演替而留存下来的野生植被系统被破坏，而开荒后生产的农作物又被人类取走，从而使地表完全裸露。第二阶段中、上游开发增加用水，造成下游缺水，以至断流，水资源的分配格局发生变化，使新植被无法生长，从而给风蚀或风沙侵入造成了无阻力长驱直入的条件。楼兰是典型的干旱区，生态环境脆弱，过度开垦造成土壤干旱和风蚀，导致大气干旱程度加重，而大气干旱又进一步加重土壤干旱。因此地表植被一经破坏很难再生长，原有脆弱的生态平衡一旦破坏就难以恢复。在没有植被阻挡、地表粗糙度几乎为零的情况下，绿洲被风蚀或被风沙侵入的速度，也就是绿洲废弃的速度与风蚀或风沙侵入的速度成正相关。可用理论模型表述为：
a=s/pv
a＝绿洲废弃周期（单位：年）
p＝农业生产开发强度（用指数表示，以遍垦为1）
s＝绿洲面积（单位：平方公里）
v＝风蚀速度（单位：平方公里／年）这样生态环境的恶化就在所难免，荒漠化的第三阶段得以实现。公元330年以后，随着水源的断绝屯垦中断，加上“丝路”改道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人们已无法或已没有必要再坚守这块土地，终于在公元5世纪末，人民散尽。此后，楼兰地区长期盛行黑风暴，风向以东北风为主，每35天即有一次大风，在长期盛行风向的作用下，形成很多长条形的垄冈和凹地，它们相间地排列着。现在楼兰城的遗址，就埋没在这种“雅丹”地貌的沙堆中。因此植被濒危之日，就是沙尘暴濒来之时，也就是绿洲向荒漠演化之时。
西汉是西域农业大开发起始期，起初开发地区是在距汉较近的孔雀河下游的罗布泊洼地和塔里木河中游地区。随着西域的统一，农业开发的强度逐渐加大，屯田逐步向中、上游发展，已发展到了源头的疏勒。到了唐代，致使最下游来水日益减少，以至断流。这期间楼兰古城首先沦为荒漠，紧接着尉犁屯田区沦为沙漠，渠犁变成了沙滩，曾经繁荣兴旺的轮台和龟兹，今天也都变成了盐碱的荒滩。
三、讨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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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条件基本稳定的背景下，人类的农业生产开发对生态环境的主导作用
楼兰地区气候古今差别不大，却在人类历史时期由一个繁荣的绿洲变成了鲜有生命的荒漠。具有悠久人类活动史的楼兰，在其大规模农业开发的公元前2世纪至今4世纪的几百年间急剧地沦为了荒漠，这本身就说明了干旱区农业生产开发与荒漠化的关系。在干旱区，城市的兴衰、土地的荒芜，虽然都基于水的减少或枯竭所造成，但在自然环境条件基本稳定的背景下，人类的活动，尤其是农业生产活动则成为水资源分配格局变化的决定因素。
人类历史时期，古楼兰的干旱问题实质上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系统之间的水分平衡问题。自然界的水源由三个系统组成——大气降水、地表水以及地下水。在楼兰地区大气降水几乎没有意义，当时人们利用的唯一水源就是地表水（注：楼兰城的实地考察，至今未发现古井遗址，说明地表水是该城用水的唯一水源。）。在地表水的分配中，人类的农业生产用水在水系统的分配中起了定标作用。中、上游截流开荒，使得水—植被—生产的矛盾加剧，下游植被减少。在人类对绿洲生态环境过度干扰时，促使沙漠化潜在因素被激发而活化，风沙增强，沙漠扩展，最终导致绿洲的废弃。
2.绿洲农业生产开发与极度干旱的生态环境的冲突
新疆至今还未发现可靠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注：陈戈：《新疆远古文化初论》，《中亚学刊》，1995年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说明以农耕经济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新疆确实出现较晚，在相当一部分地区都晚至金属工具开始广泛使用的阶段。考古资料表明，在新疆进入金属器时代之前，存在着一个以广泛使用细石器工具为标志，即以狩（渔）猎－采集经济为特征的独立的发展阶段，农耕经济并未普遍出现。即是说，新疆大部分地区很可能是从细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金属器时代，而跳过了新石器时代这一发展阶段（注：张川：论新疆史前考古文化的发展阶段．西域研究．1997(3):50），这应是当地生态环境选择的结果。而以农耕文化为特征的经济形态的普遍出现，则是随着铁器的使用而诞生和发展的，是在战争的胁迫下伴随着屯田而产生的，带有外界输入的性质，并与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
楼兰地区尽管曾有多种民族在那里生存和繁衍，但到了清代只剩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维吾尔人部落，因其生活在罗布泊地区，故人们称其为“罗布诺尔人”。罗布诺尔人有着独特的生活习惯和生存方式：“洛卜淖尔……，有一种回人，不种五谷，不牧牲畜，惟划小舟捕鱼为食，或采野麻，或捕哈什鸟剥皮为衣，或以水獭等皮并哈什鸟之翎持往各城货卖易布以为衣带。此种回人世居海边，不惟不通中华，亦不与各部落相通。”（注：《回疆志》（一）《山川》，第23页。成文出版社据清乾隆间抄本影印。）清代其它史籍，记载与此大同小异。据此可知，罗布诺尔人不仅是一个食鱼部落，而且是一个只利用而不改造自然的部落。这是生态环境选择的又一结果，即生态环境变迁后再选择的结果，显示了生态环境对人类的制约。
3.战争胁迫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各种政治势力频繁争夺的古楼兰地区，农业生产开发基本是在战争的胁迫下进行的，即其性质都属军事性的屯田，围绕军事需要展开而无暇他顾，战争的胁迫是导致农业生产突发性大开发的契因。西汉在新疆的屯垦，在战争胁迫下产生，又在统一战争胜利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种屯田的迅速发展缺乏与生态环境的协调过程。在古代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觉醒，在外来移民还没有对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就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开发，其引入的农具、栽培技术、生产管理方式都缺乏与当地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过程，造成了生态系统内部结构的破坏，功能下降。这种在生态环境极端脆弱的罗布泊地区进行的盲目农业生产大开发，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沉痛的。
曾经繁荣而辉煌的楼兰古国，如今荒凉广漠，只留下那平坦的粘土层记载着这儿曾是湖泊，那白色的盐碱地预示着这儿曾有过碧绿。文献记载此地曾有野骆驼、野马、黄羊、新疆虎等野生动物，如今随着湖水的干涸都消失殆尽。古楼兰虽已成为过去，可是今天还有更多的绿洲正在步着“荒地遍垦——水源减少撂荒——风沙侵入”的“绿洲废弃三步曲”在向前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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