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历史时期江南地区水域景观体系的构成与变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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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历史时期江南地区水域景观体系的构成与变迁（下）

历史时期江南水域景观体系阶段性特征与成因
任何景观体系的生成与构建，都需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纵观从先秦时期至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发展状况，如以嘉兴地区水田景观及捍海塘的建设过程作为考察重点，不难看出其水域景观体系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并相应地呈现出三种主要形态特征。这三个阶段与三种特征分别是：1．从先秦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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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时期原生态景观特征；2．从唐五代至宋元时期的围垦式景观体系的全面形成；3．明清以来水网如织、陂塘密布的更新或精细化景观形态的最后定型。下面笔者试结合嘉兴地区史志资料对这三个阶段及三种景观特征进行简要的说明。
(一)先秦至南北朝以“三江五湖”为标志的原生态景观形态(original natural landscape)
杭嘉湖地区地处长江下游，其文化景观特征在总体上与历史时期江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一致。长江横贯东西，长达数千公里，广义的“江南”(即长江中段以南)涉及的地域极其广袤。先秦到秦汉时期，相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长江以南地区常被称为“楚、越之地”，农业生产相对滞后，当地居民又以荆越民族为主，故而不少汉族士大夫长期将“江南”视为畏途，《楚辞·招魂》篇末有云：“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文选》注文云：“江南土地僻远，山林险阻，诚可以哀伤，不足处也。”因这两句诗句极为凄侧哀婉地道出了诗人心中的感伤情怀，成为后世才人骚客反复引用的名句。两汉史学家司马迁与班固在其著作中重复表达了对这一地区的消极观感：“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应该说，中原士大夫对江南地区的悲观情绪，不仅出于对江南气候的畏惧，也出于对于当地民族构成问题的疑虑。《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之言日：“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即当时江南地区(从今天的江浙地区到岭南)居民以百越民族为主，汉族人士难以适应，可谓情有可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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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缪启愉：《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44—45页。
秦汉乃至南北朝时期，杭嘉湖地区的水体景观组成并不特别复杂。当时太湖与周边地区的水域景观格局就是所谓的“三江五湖”。而关于古籍中“三江五湖”的地理方位，古今学者众说纷纭。如在《尚书·禹贡》一文的分区中，今天的杭嘉湖地区属于“扬州”。《禹贡》称扬州“其泽薮曰具区”，“其浸曰五湖”。太湖，古称“震泽”或“具区”，应该说，并不能代表五湖。在上古时期原始农业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杭嘉湖平原一带，浅水沼泽面积远远大于今天，因而学者们指出，当时所谓“震泽”绝非仅指今天太湖水域。对于《禹贡》中的“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之语的解析，清代学者朱鹤龄在《尚书埤传》一书中指出：“吾意今吴越之间，凡滨河而沃衍者，皆古震泽地，特世代荒远，川隰更移，其故迹不可详耳……盖川浸通流，今古不改，薮泽稀水，最易淀淤，历数千年而湮没不可考，无足怪者，奚独具区为然耶?”①现在不少学者倾向于将三江视为太湖通海的三条干流，即吴淞江、娄江与东江，而其中东江在湮塞之前是经过今嘉兴地区流入杭州湾。
先秦时期，嘉兴地区处于吴、越两国的交界地区。“泽国”之谓，本意即指滩涂、沼泽及浅水区在自然地貌的构成上占有相当可观的比例，故《禹贡》关于扬州有“厥土惟涂泥”之语。可见，嘉兴地区原始农业生产条件并不优越，在先秦时期甚至成为吴、越两国之间的瓯脱之地。如清代《嘉兴府志》称：“禾郡地名，其见于《春秋》、《国语》、《越绝》诸书者，曰槁李，曰御儿，曰平原，三者而已，皆在嘉兴一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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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自吴、越兵争，三江播荡，地荒而不治，民徙而失业，数百里之间，靡然榛莽，可见春秋当日嘉兴实为吴、越分界，所以战争多在椒、笠泽(太湖异名之一)……盖不独两国兵争荡为墟莽，其实，杭、湖二府春秋时尚未开辟，自越之会稽(今绍兴市)至吴之檇李(今嘉兴市南)，三、四百里，旷无人居，不在版图之内。”②
在当时的文人墨客眼中，太湖之广袤似已难以言语表述。如《越绝书》称太湖“周三万六千顷”，恐怕只是推算而已。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湖”云：“大陂也，从水，胡声。扬州有五湖浸，川、泽所仰，以灌溉也。”三国时期吴国人杨泉所作《五湖赋》集中代表了当时人对太湖及周边地区水域景观的直观印象：
……受三方之灌溉，为百川之巨都，居杨(通扬)州之大泽，苞吴越之具区。南与长江分体，东与巨海合流，太阴之所毖，玄灵之所游，追湖水而往还，通蓬莱与瀛州。尔乃详观其广深之所极，延袤之规方，邈乎浩浩，漫乎洋洋，西合乎濠汜，东苞乎扶桑，日月于是出入，与天汉乎相望。左有苞山(即今太湖中洞庭西山)，连以醴渎，……右有平原广泽，蔓延旁薄，原隰陂阪，各有条格……③
在这里，作者直接将太湖与东海视为一体，浩浩荡荡，其无垠之状已呈无可比拟之状。文中所称太湖之右的“平原广泽”应指今天杭嘉湖地区。这里的“广泽”应指面积广大的泽卤之地，即沼泽不适耕种之地。当时平原广泽的原始景观特征为“原隰陂阪，各有条格”。这种条格景观形态，应该是千百万年水流冲刷所形成的自然生态特征。现存文献记述虽然疏阔、简单，但这些记载中呈现的概貌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实的状况。
(二)唐五代直到宋元时期的围垦式景观(cultivated landscape)的全面形成
我们从嘉兴地区政区建置的情况也可看出其农业开发的演进轨迹。嘉兴地区在古代属吴越之地，秦汉时期，这一地区仅有由拳与海盐二县，至三国时始改由拳为嘉兴，境内依然只有二县。隋朝时曾废嘉兴县，至唐朝时复置，后因人口繁盛升为望县。五代时改为秀州，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升为嘉兴府，元朝时改为嘉兴路。明朝复设嘉兴府。宣德五年(1430年)，嘉兴府所辖由四县增至七县。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嘉兴籍学者谭其骧先生曾撰文指出：“嘉属之平湖、嘉善、桐乡亦迟至明代始立县者，殆由于其地介湖、海之间，古代三江(太湖下流有松、娄、东三江)易塞，湖水辄弥漫无归，盐潮日至，滨海多斥卤之地，故生聚较难；唐、宋以来浙西水利日修，三江宣泄无阻，杭州湾北岸之海塘逐渐告成，斥卤化为良田，天然之患既除，生民乃得以滋息，更历数百年，新县遂因而析置焉。”④可以说，唐宋时期是杭嘉湖区域开发的第一个重大飞跃时期，为明清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其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农田水利事业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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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朱鹤龄：《尚书埤传》卷5，四库全书本。
②[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6之中《春秋列国地形犬牙相错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59页。
③[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9—179页。
④谭其骧：《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长水集》上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4—416页。
嘉兴地区大规模的农田改造，即开始于唐代，这对当地农业生产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安史之乱”后，为了尽快摆脱全国经济的凋弊局面，从广德初年(763年)开始，唐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屯田垦荒活动。“择封内闲田荒壤，人所不耕者为之屯。”唐人李瀚《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一文对大理评事朱自勉所领导的嘉兴地区的屯田活动进行了较好的记述，史料价值颇高。在序文中，李翰特别强调了嘉兴地区屯田活动的重要意义：“浙西有三屯，嘉禾为大。乃以大理评事朱自勉主之。且扬州在九州之地最广，全吴在扬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吴之壤最腴，故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李翰之文字未免有夸饰之处，但从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朱自勉农田整治工作的重点及特征。“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公画为封疆属于海，溶其畎浍达于川。”可见屯田涉及地区覆盖嘉兴全境，而首要任务便在于疏通河道，保证积水不滞，泄水不阻，进而化沼泽为良田。其颂文生动描述了当时农田景观的改变：
……嘉禾之田，际海茫茫，取彼榛荒，画为封疆。朱公莅之，展器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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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事既饬，黎人则康，我屯之稼，如云漠漠，夫伍棋布，沟封绮错……畎距于沟，沟达于川，故道既湮，变沟为田，朱公濬之，执用以先。浩浩其流，乃与湖连。上则有涂，中亦有船。旱则溉之，水则泄焉，曰雨曰霁，以沟为天，俾我公私，永无饥年……①
细读此文，可知李翰并非耳食为计，敷衍成文之辈，他对当时农田整治效果的描述实多出于亲身的观察与思考。“嘉禾之田，际海茫茫”，当时捍海塘之建尚在起步阶段，嘉兴地区的农田耕地毗邻大海，且受海潮影响十分严重。朱自勉倡导的农田整治工作集中于疏浚沟渫。“畎距于沟，沟达于川，故道既湮，变沟为田，朱公溶之，执用以先。浩浩其流，乃与湖连。”畎、沟之本意，均为田间水道，改造沮洳斥卤之地的前提就是排于积水，利用畎沟与太湖水系相连，构造稳定的河道及排泄系统，“以沟为天”一语十分精辟地道出了当时整治工作以疏泄为主的时代特点。元朝王祯所作《农书》即主张江南围田的兴起，主要得益于屯戍制度。他指出：“凡边江近湖，地多闲旷，霖雨涨潦，不时掩没，或浅浸弥漫，所以不任耕种。后因故将征进之暇，屯戍于此，所统兵众分工起土，江淮之上，连属相望，遂广其利。亦有各处富有之家，度视地形，筑土作堤，环而不断，内地率有千顷，旱则通水，涝则泄去，故名曰围田。”②可见，圩田之初建，面积广大，是大规模统筹协作的水利整治工作，绝非一家一户所能负担。
五代后期及南宋时期，政治中心的南移增加了对杭嘉湖地区农业发展的倚重，也大大促进了杭嘉湖地区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如元朝人任都水在《水利议》一书中总结：“钱氏及宋南渡，全藉苏、湖、常、秀数郡所产，以为国计，常时尽心经理，高田、低田各有制水之法，其间水利当兴，水害当除。合役军民，不问繁杂；合用钱粮，不吝浩大，必然为之。又使名卿重臣，专董其事，……又复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浦，田连阡陌，位位相接，悉为膏腴之产，以故二三百年之间，水灾罕见。”③杭嘉湖地区水网密布，河道纵横的水田景观特征也至此时可谓规模初具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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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董浩等：《全唐文》卷43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375—4376页。
②[元]王祯：《农书》，第41页。
③光绪《嘉兴府志》卷29《水利篇》。
④何勇强：《论唐宋时期圩田的三种形态——以太湖流域的圩田为中心》，《浙江学刊》，2003年第2期，第105—112页。
对于海盐、平湖等沿海县区而言，修建捍海塘，截住海潮侵袭是维护农田，保障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从唐朝开始，嘉兴地区已有修建捍海塘的尝试，如《至元嘉禾志》记载海盐县境内有“太平塘”：“旧名捍海塘，在县东二里。考证：西南至盐官县(治今海宁县西南)，东北接华亭县(治今上海松江县)界，防海水涨溢，故名捍海塘。”但当时限于技术水平，往往沿海岸起筑土塘，抵御咸潮的能力非常有限，处于屡修屡毁的循环之中。正是在这种无奈的状况下，当时的人们却大量修坝筑堰，努力阻挡或削弱海水对境内土地的进一步损坏，这也是一个景观建设的时代特征。如宋人范成大《吴郡志》卷19称：“今秀州滨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盐一县，有堰近百余所。”元朝人徐硕《至元嘉禾志》卷5考证云：“海盐，海奠其东，水无源流，独藉官塘一带以灌十乡之农田，十日不雨，车戽之声一动，则其涸可立而待，而又下通太湖，松江之水倾注而去，犹居高屋之上建瓴下也。是以堰闸之设，视他邑尤为急务。”故而在两宋时期海盐县境内所修闸堰数量最多。《至元嘉禾志》所载堰坝也以海盐县为数最多，合计达70座(见表1)，而松江府则只有19座。
同时，从唐五代到宋元时期，海潮的不断侵蚀与海塘防护能力的孱弱，造成嘉兴沿岸地区发生严重的内坍现象，沿海景观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万历《嘉兴府志》卷8称：“海塘去郡城百里，而远亘海盐、平湖二县之境，延袤百七十里，南与会稽、四明相望。《宋志》：‘海盐东南五十里有贮水陂，南三里有蓝田浦，东三里有横浦，东通顾邑，南入海。又有三十六沙、九涂、十八冈及黄盘七峰，布列海埂。’今县治去海仅半里，旧陂塘之迹，悉沦于海，而金山相去益远。”明清时期海塘建设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扭转这种“人退海进”的严峻局面。
(三)明清以来水网如织、陂塘密布式精细化景观形态(即整治景观，tamed landscape)系统的最后定型
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农业开发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巨大的成就。以农田开发为例，据研究者的分析，按照嘉靖《浙江通志》记载，全省官民田、地、山、荡等项总计为43890418.6亩，其中田、地、园的面积占30244052.4亩，按雍正《浙江通志》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年)全省田、地、山、荡等项总计为46123672亩，其中“实在”田、地和“实在”屯田、屯地为32300349亩。根据浙江省计经季研究所和浙江省国土整治办公室1986年12月编印的《浙江国土资源》记载，浙江目前耕地面积(包括水田和旱地)为2708.95万亩，园林面积为544.81万亩(均为统计数)，合计为3253.76万亩。前后数字如此接近，可见明清时期浙江耕地开发已相当广泛、深入①。其中嘉兴地区又可为其平原水乡地区的典型。研究者明确指出：“明代地籍中的山、塘、湖、荡、滩等都是非耕地，它们之所以与田、地一块登记，是因为这些土地也要承担一部分赋税。从地方志的记载来看，这些土地类型是否被征税，不仅与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关，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杭嘉湖平原一带，土地利用水平最高，田种稻，地种桑，山产茶，水荡养鱼放藕，无处不田，也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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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志庭：《浙江地区开发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23页。
不赋。如嘉兴府，课以赋税的土地有田、地、山、荡、滩、浜、港、泾、溇、埂、潭、河、池、水面、荡田、涂、壕等共18种。”①可以说，明清时期杭嘉湖地区不仅做到了无田不耕，而且向非耕地要收益的努力也已经取得了不少的进展。
必须看到，促进与保障农业开发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是基于明清时代水利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当时，兴修水利、整治水道依然是各级地方官员的首要工作。如明人赵文华十分精辟地指出：“郡境川原平衍，厥土涂泥，膏腴硗瘠，一视诸水，故抚监以通渠定泽为上功，守令以沟洫田畴课殿最。”②至于水田维护的具体措施，明代嘉善人周鼎所作《水利议》一文作了较为详尽的解释。他指出：“水之为利大矣，其为害亦不小，在反其所为害者以为利耳!本邑地势卑下，积旬淫雨辄内外交浸，虽竭力车戽，人若不能胜天，一围之中，又不能无高下，沿边可车，腹心则力不能及，虽尝界为里塍，奈无土可增。揭取旁近田面才四五寸，则瘦削不可以稼。彼远田众分其利，而独损其近者，往往碍此则莫之为策也。窃谓或五百亩，或三百亩为率，凿深沟广二丈，旁为塍，内广八尺，袤一百二十丈，不过坏田四五亩，而四五百亩皆无内浸之忧。”③砌土为围，取土问题相当关键，深凿沟渠，既畅水流，又利取土，可谓一举两得之良策。如明朝正德年间，嘉善县丞倪玑就在兴修水利方面作出了令人称道的成绩。倪玑到任伊始，便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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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水利为要务，意识到“县治以南，地势高亢，不有所蓄，吾民其病旱乎；迤弱水所委输，不有所泄，吾民其病涝乎?”然而，比较而言，“大都以涝为尤急也”。于是，“首浚于河及所支曲，俾罔壅塞。自思贤乡至奉贤乡二十八所，以丈计者，三千八百六十有奇。又筑圩岸，益卑削为高坚，自三十三都至四十都三百八十二所，以丈计者，一万五千二百。若圩之尤下者，仍筑圩岸其中，俾有守分。自下保东区至奉九北区，亦一十五所，以丈计者，六千四百九十。高亢之地，并加疏辟，又潴为陂塘，散为沟洫，使具脉络……”④水利工程的功用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其效益的保持在于持续的维护，可以说，倪玑所领导的水利改造活动不过是明清时期嘉兴地区众多水利兴建活动的一个典型例证而已，然而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官民对于水田治理与水利开发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而成熟的经验与对策，嘉兴地区的水利水网建设正是在这样的维修与改建过程中不断完善起来，从而为农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保证。
与唐宋时期相比，造成明清时期水域景观向精细化方向发展的最主要动力之一是分圩的趋势。围田(圩田)兴建初期，每圩所占面积相当广大，动辄日围田千顷，这种状况对于抵抗水旱及农田管理都是不利的。由于史志资料较为详实，不少研究者在分圩问题的研究中常常将嘉兴地区作为重点考察对象。如日本学者滨岛敦俊教授在圩田研究中特别注意到景观形态问题。其立论的主要依据出于嘉兴秀水县的资料，如当时秀水县各圩是以“千字文”来命名⑤。研究者也对嘉兴地区分圩前后数量变化进行了探讨，如万历《秀水县志》载其县有圩共576个，合计有584786亩，平均每圩为1015.25亩。又光绪《平湖县志》载明天启年间平湖全县共有83个大圩，622个小圩，总计田荡434727亩，平均每大圩田荡5054.97亩，每小圩田荡656.69亩。至清乾隆五年(1740年)已被分割为1129圩，共有415764亩，平均每圩有田368.26亩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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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社教：《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6—77页。
②[明]赵文华：《嘉兴府图记》卷7《物土篇二》按语，嘉靖二十七年刊本。
③[清]江峰青等：《嘉善县志》卷2《水利篇》，光绪刊本。
④光绪《嘉善县志》卷2《水利篇》。
⑤[日]滨岛敦俊：《关于江南“圩”的若干考察》，《历史地理》第七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⑥魏嵩山：《太湖流域开发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94页。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与农业开发、水利建设等相应的水域景观也得到极大的丰富。现存嘉兴地区河港圩田数量较早、较完整的一组统计数据出自明朝嘉靖年问赵文华所编《嘉兴府图记》(见表2)，尽管表中所记数量已相当可观，但据后世学者的观点，似乎远不能反映当时的真实状况：“案赵《图记》论列各县各乡原隰形势，颇得要领，惟郡境水道至繁，自长川巨浸，以及支浜曲汊，不啻千万!计《图记》所开，为数甚略，或当日仅就里胥册报书之，难以凭准，但《袁志》、《吴志》相沿，登载已久，一时无从更正。”①
明清时期又是海塘建设的重要时期，四百多公里的江南海塘已全线形成，如经过明朝一代的努力，基本奠定了今天海塘的规模与形制。以海盐为例，“海盐石塘筑法有二，其一为陂陀塘，改叠砌为竖石斜砌，垒碎石于内支之。成化十三年(1447年)杨碹所定也。一为鱼麟塘，纵横叠石，下阔上缩，累十七层，嘉靖二十二年(1542年)黄光升、宏治(应为弘治)中王玺之而变通也。二法最善，至今犹沿之”②。可见嘉兴地区海塘最基本的两种筑法与形制都在明代得到了实施。明清时期海塘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摆脱不了屡建屡毁的厄运。据光绪《嘉兴府志》卷30所列资料初步统计，仅有明一代，嘉兴地区捍海塘遭到较大规模损毁的灾害事件竟达19次之多。最严重的一次发生于万历三年(乙亥)五月，当时，“大风潮，塘尽崩，水出地二丈余，溺死三千余人，县河皆成成流”。海盐人董份描述当时惨况云：“(盐邑)数被患，视濒海诸郡县尤剧，而塘辄易败，明兴，数苦之矣。乙亥，飓作涛，溢入，而塘败十六七，民漂不可胜计，数十里家室为墟，而浙西数百里间，水微卤，有海鱼游焉。”③就是在这种恶劣状况下，江南人民表现出了非常坚韧的精神，屡毁屡建，为维护沿海地区的农业生产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清代的海塘建设继承了明代的诸多成功之处，并进行了不少的完善工作，完成工程的数量与技术上的成就，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④。如据道光年间纂修的《续修海塘新志》，清代后期的海塘结构更加严密合理，其主体主要有鱼鳞大石塘、条块大石塘等，又辅之以塘后土堰、土备塘、备塘河、备塘石闸等设施⑤。此外，还应该看到，捍海塘的建设，对于改变江南地区的水系格局产生了至关重要影响。如明朝人士郑若曾指出：“海塘之制，本为捍御咸潮害稼而设，……其长起于嘉定之老鹳嘴以南，迄于海宁之澉浦以西，高如地(应为城字之误)垣，内外皆有塘沟相夹。自设此塘之后，而松、嘉、杭无人海水口。《禹贡》日‘三江既入’，今三江之中，东江独湮，漫无可考，职此之由也。”⑥不容否认，东江的改道与湮废，与海潮的频繁侵袭也有一定的关系，而捍海塘的长期修建，直接改变了境内河流的人海路线，对于改变“三江五湖”水系格局的作用更为直接与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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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嘉兴府志》卷27《水利篇》。
②光绪《嘉兴府志》卷30《海塘篇》。
③光绪《嘉兴府志》卷30《海塘篇》。
④周天麟、俞美璋：《杭嘉湖地区历代海塘工程的状况与发展》，《嘉兴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增刊，第81页。
⑤[清]富呢扬阿等：《续海塘新志》卷4《工程篇》，道光年间刊本。
⑥《郑开阳杂著》卷2《论海塘之设》，陶风楼，1932年石印本。
三 结 语
任何门类的景观体系的形成，都是客观历史发展的结果。在人类长期繁衍生息的区域内，大多数景观不可避免地逐渐演化为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对原始自然环境再加工后的具象化作品，事实上表现为人类生产劳动实践成果的外在形态。众所周知，原始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发祥的自然地理基础，本身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物质系统，是自然界亿万年演化的结果，但是，对于人类的生存繁衍而言，原生态自然环境并不是完美无暇的，不可能完全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就是人类按照自身的要求与愿望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日积月累，作为其成果的外在形态展现，原始及原有的景观风貌必将被不断刷新。因此，我们在进行历史时期景观问题研究之时，既不能忽视自然地理基础特征，也需要结合当地人民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来加以考察，这样才能对景观进行综合而全面的考察与分析，从而避免孤立地就景观论景观。
历史时期江南地区景观形态的变迁，与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及水利建设密切相关。嘉兴地区的早期原生态风貌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客观地理环境及自然演变过程，如地势低平，降水丰富，毗邻湖、海等宏大水域，咸潮涌溢，沼泽广布。对于区域开发及农业生产而言，嘉兴地区的原始生态环境显然毫无十分优越可言。就泽国水乡而言，农业生产面临的首要问题，莫过于水利事业的兴建。可以说，杭嘉湖地区特别是嘉兴地区的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嘉兴地区的农业开发与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水利工程建设的推动，如京杭大运河的疏通、捍海塘的修建、难以数计的水道疏浚、大面积圩田建设以及大批桥梁的构建等等，不仅全面地构建起杭嘉湖平原水网体系，为这一地区的农业开发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这种发展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地区的水域景观面貌。可以说，明清时代嘉兴地区的水域景观系统在某种意义上又可称之为“水利景观”(irrigation landscape)体系。
从原生态为主的水域景观逐渐向精密化景观的演变，在一个侧面反映了江南地区水利建设、农业发展乃至社会公益事业取得的成就。而江南农业生产的巨大成就与水域景观体系的建立，远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一漫长而艰苦的历程不仅较为典型地反映了人们社会生产实践对于自然地理环境变迁的重大影响，也从一方面展示出江南人民建造家园的艰巨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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