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番禺-广州城址二千多年不变说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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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广州城址二千多年不变说商榷

广州城址二千多年不变说商榷
吴宏岐
[提 要] 目前学术界大多认为自秦代修建今天广州城前身番禺城以来，广州城址二千多年来就未曾发生过变化。实际上，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灭南越国后，南越国的番禺城曾被毁弃，另于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改置番禺县城，一直到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才迁回旧治，其间共计327年，岭南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政治中心是在今广州城南的新番禺县城，所谓广州城址二千多年不变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关键词] 广州城 汉番禺城 城址迁徙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 广州城址二千多年不变说的诸种论断
目前研究广州历史文化、城市发展史或城市历史地理的学者，大多都坚持一种说法，即认为自秦代修建今天广州城前身番禺城以来，广州城址二千多年来就未曾发生过变化。这种学术观点可简单地概括为广州城址二千多年不变说。
研究广州历史文化的学者普遍都持着广州城址二千多年不变说的观点，或说“自公元前206年越佗在广州建立南越国以来，从来没有衰落过”；[1]（P326-332）或说“自秦汉以来，广州长期是郡治、州治、路治、府治、省治的所在地，为广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枢”，“历经两千多年，广州中心城址一直不变，成就了众多的寻古访幽处”；[2]（P2-4）更有既说“任嚣始建的番禺城，应是广州地区最早的城。任嚣筑番禺城的年代，应是秦平岭南并在此建南海郡之时，即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距今已有2210年历史了”，同时又说“从越佗建立南越国建都番禺起，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及宋元明清，广州城由小到大，逐年扩展，其间虽然几经沧桑，饱受战火和天灾人祸的侵袭，但是广州城址一直未变。”[3]（P213-221）上述诸说之中，关于广州城始建年代虽然有公元前206年南越国建都番禺城和公元前214年秦南海尉任嚣筑任嚣城的争论，但其共同的论断是都认为二千多年来，广州中心城址不变，历久不衰，因而为今天的兼有国家历史名城和三朝（指南越国、南汉国和南明王朝）古都双重身份的广州城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近年来，研究广州城市发展史或城市历史地理的学者，虽然已多将广州城的始建年代统一论定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但也对广州城址二千多年不变说深信不疑，并力图探索其形成原因、历史影响及其在中国城市发展中上的独特性。如司徒尚纪教授就认为“广州作为岭南行政中心，虽然肇建于秦，实际上应奠基于南越国。尔后，广州这个政治中枢地位从未间断和动摇”；[4]（P228-238）“名城广州即因背倚白云、越秀二山，前临珠江河曲凸岸所形成负阴抱阳聚水格局，加之主次山丘摆布得宜，地势高旷，备用地宽广等地理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由此选定城市的中心位置即今北京路与中山四路、五路交界地带，二千年未曾有变化，成为城市扩张的核心和依托，极利于城市发展壮大，这在全国名城中是罕见的”；[5]（P350-358）周霞博士新近更论述说“广州从公元前214年建城起，迄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广州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城市，其发展从时间上看没有中断，从空间上看没有转移，城市功能长期稳定且富有特色，是中国城市中不多见的典型案例”。[6]（P1）
笔者认为，城市的发展演变不仅深受区域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而且还要受到是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种因素的影响，从中国城市发展史规律来看，城址不断变化、城市形态与结构不断演变，正是各类城市尤其是古代都城或区域政治中心城市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如果诚如上述学者所说，广州从公元前214年建城迄今的2200多年间，中心城址一直不变，并且历久不衰，那么不仅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恐怕在世界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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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独特而重要的现象了，理应值得多种学科会同在一起对之进行专门性的研究和探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历史文献记载、考古材料等方面来看，自公元前214年秦南海尉任嚣筑任嚣城以来的2200多年间，广州城的发展确实相对而言比较稳定，为名城广州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和精神文化遗产，但其间不仅曾经发生多起城市毁坏事件，如汉武帝平灭南越国和北宋平灭南汉国时的焚城，元初的毁城等等，更应引起注意的是，两汉时期的大多数时间内，作为今天广州城前身的秦及南越国的番禺城实际上只是一片废墟，当时岭南区域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海郡治番禺城乃是在旧番禺城南50里处的今广州市番禺区境内，其地虽然仍属广州市辖区，但与广州旧城区却毫无关系。这就是说，所谓的广州城址二千多年不变说是颇值商榷的，那种认为广州从公元前214年建城起，“其发展从时间上看没有中断，从空间上看没有转移，城市功能长期稳定且富有特色”的说法，更是缺乏充分历史事实根据的错误论断。
二 历史文献关于汉番禺县城的记载
番禺县是秦代所设南海郡的治所，当时岭南地区最为重要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所在地。西汉南海郡属交趾刺史部，东汉南海郡属交州刺史部，亦皆治于番禺。关于秦、汉番禺县的治所，历来学者多认为在今广州市旧城一带。如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即说：番禺为“潘虞二音。今广州。”[7]（卷129《货殖列传》《正义》，P3269）唐时广州治在今广州市旧城区。后来的学者多从其说，在历史地名考证及标识方面最具权威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亦将秦、西汉、东汉南海郡治番禺县均标绘在今广州市旧城区的位置上。[8]（p11-12、35-36、63-64）然而，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所记略有不同：“废番禺县，州南五十里，秦汉旧县，属南海郡。”[9]（卷157《岭南道一·广州·南海县》，P8）秦南海郡治及南越国都番禺县应该是在今天广州旧城区中山四路、五路一带，已得到考古发现的不断证实，所以《太平寰宇记》所说的位于旧城南面的秦汉番禺县城，应该是指两汉时期新置的番禺县城。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是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发兵攻打南越国的，但路途不近，加以南越国军队的抵抗，一年后即元鼎六年（前111年）冬，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才分兵进至番禺城下后，“楼船自择便处，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楼船力攻烧城”。[7]（卷113《南越列传》，P2976）楼船将军杨仆烧番禺城一事，已得到考古学证据。越王宫殿遗址正好有火烧过的炭屑和红烧土层堆积在瓦片层之上，厚达10厘米，反映当日火势很大，也说明王宫是毁于火的。[10]（P214）王宫既被火焚，整个番禺城大概毁坏殆尽，这可能是当年汉武帝在别处另行改置番禺县城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汉番禺县城问题，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黄佐编纂的《广东通志》记载说：“番禺县治，汉始建于郡城南五十里，今龙湾、古坝之间。”[11]（卷28《政事志一·公署上》，P681），但清人顾祖禹则说：“汉平南越，改筑番禺县城于郡南六十里，为南海郡治，今龙湾、古霸（按“霸”为“壩”即“坝”字之误，下同）之间是也，号佗故城曰越城。后汉建安十五年，步骘为交州刺史，以越城就圮，乃廓番山之北为番禺城，后又迁州治于此，自是不改。”[12]（卷101《广东二·广州府·番禺县·广州城》，P656）两说所载里数虽有一些差异，但共同之处是都认为汉番禺县城是在广州城南五十里或六里，具体地点则是在“龙湾、古坝之间”。
三 汉番禺县治故址的重新考证
关于汉番禺县治问题，曾昭璇教授同意明人黄佐的郡南五十里之说，但又认为黄佐将县治定在今龙湾、古坝间“显然是按里数求得”，并考证应在今广东顺德简岸一带。[10]（P219-225）曾昭璇先生的考证确有新意，但在历史文献依据方面却显得有些不够，所以其说既出，学界响应者不多。
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泿水东别迳番禺，《山海经》谓之贲禺者也。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问云：何以名为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与番禺县连接，今入城东南偏有水坈陵，城倚其上，闻此县人名之为番山，县名番禺，倘谓番山之禺也。”[13]（卷37《泿水》，P652）其中之“水坈陵”，指的应是多面临水，或被水所环绕的一片高阜地区。[14]（P97-113）但是在今广州旧城区范围内找不到任何与《水经注》所载“水坈陵”直接相关的地名，这说明这个历史地名可能原来就不在今广州旧城区。笔者近检上世纪80年代初所编绘的有关地图，广东省番禺县（即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东北、西北方向颇多与“水坈陵”有若干联系的地名，东北方向有旧水坑、新水坑、横坑、坑头、驼背坑、金坑等，这些地名多系村名，大致分布在一个呈南北向的大型洼地内，洼地北向开口，紧靠珠江河道，东、南、西三面地形稍高，为低矮的丘陵地形；西北方向则有官坑、深坑口等涉“坈”地名，也分布在一个略呈圆形的洼地内，洼地中间尚有一些高地。在这两个洼地之间，也就是市桥正北方向，则有一个相当明显的高地丘陵区，大致呈南北走向分布，其中北部的植地庄一带地势最高，海拔为146米。[15]（P8）如果细读地图就会发现，这两个洼地过去实际上可能是连在一起的，在市桥北面形成一个大型的洼地区。市桥北面以坑为名的地名比较密集，为广州附近地区所少见，似皆为古时大型水坑（即“水坈”）的地名遗存，如在市桥东北4公里的旧水坑和5公里新水坑，据说都是“南宋末年成村，因地居山坑水圳的环绕台地”而得名，[16]（P460）可见年代之久远。历史地名遗存及地形上的种种迹象表明，市桥北尤其是植地庄一带的高地，很可能就是《水经注》所说的古“水坈陵”的所在，也就是汉番禺县治故址大致的方位。
除了历史地名遗存和地形特征而外，还有其它一些旁证可支持笔者的这个新推测：
（1）市桥北一带正好在广州南“五十里”或“六十里”，开发历史也相当悠久。《广州市地名志》说旧水坑、新水坑是“南宋末年成村”，但实际上这一带此前即是陆地，近年来番禺区北部已有多处东汉墓群被先后发现，可见市桥镇北一带至少自东汉时起就是人烟密集之地。1997年和1998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对市桥西北的沙头、屏山的东汉墓群进行了发掘，尤其是屏山二村的东汉墓群中的砖室壁中还清理出一些铭文砖，其中CM1：89的铭文为“番禺都亭长陈诵”，这为判断汉番禺县的地址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但研究者据之推测汉武帝时期“南迁的番禺新城应在现番禺市桥、钟村、沙湾镇一带”，[17]（P161-190）论证略显粗略，因为番禺区北境珠江水道中的一个江心洲小谷围岛也发现100余座西汉晚期至东汉末期的墓葬，表明东汉时这里也是一处重要的墓区。[18]（P88-106）可见如将汉番禺县推定在今番禺区北部市桥北一带，与汉墓群的分布形势比较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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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可能更准确一些。
（2）市桥北一带地处水道要冲之地。司马迁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7]（卷129《货殖列传》，P3269）班固也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19]（卷28下《地理志下》，P1670）番禺县城址在元鼎六年（前111年）改置后，商贸仍然如此发达，这显然得益于优越的水上交通条件。市桥镇一带北近沥滘水道，东邻莲花山水道和狮子洋，南有沙湾水道，这些水道历来即为内河水运及海外交通的重要通道，至今仍有通航之利，古时诸水道更为宽阔，交通之利当更为显著，这当是番禺县城虽经迁徙而不致完全衰落的原因所在。
（3）市桥北一带最符合所谓“沮洳难居”的环境。嘉靖《广东通志》称：“初，州治在番禺城南五十里，西接牂牁末流，沮洳难居。（建安）二十二年，（步）骘徙治尉佗故都，筑立城郭，民用绥集。”[11]（卷44《列传一·名宦一·步骘》，P1093）清人仇巨川《羊城古钞》也说：“初，州治在番禺，故城西接牂牁末流，沮洳难居。（步）骘徙治尉佗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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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立城郭，民用绥集。”[20]（卷5《名宦·步骘》，P382）可见“沮洳难居”的环境，是后来步骘徙治番禺于旧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客观地说，珠江三角洲地区河网如织，符合“沮洳难居”的环境地方一定比较多，但必须结合方位、里数、形势等其它条件才能得到确定。笔者认为，若以“沮洳难居”而论，市桥北一带最为符合。一则这一地区旧时本身就是诸多水坑分布区，现在水坑多已湮废，但仍有诸多小河交错其间，古时水网当更为复杂一些，颇符合“沮洳难居”之说；二则如前已述，市桥北一带北近沥滘水道，东邻莲花山水道和狮子洋，南有沙湾水道，这些水道历来即为内河水运及海外交通的重要通道，所以使得番禺虽经改置而不致于衰败，并且还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对于内地政权统治者而言，如从北面的秦番禺旧治即今广州旧城一带南下，则需要三渡珠江河道（今广州市河南地区即海珠区南北皆为珠江河道，海珠区以南、番禺区北境的沥滘水道亦为珠江支津），陆路军事交通方面不是十分便利，此地现在仍然以轮渡或桥梁过人，古时江面更为宽阔，陆路交通之不便可想而知，这可能加强了当时人们从广州南到番禺而产生的“沮洳难居”的印象。
四 东汉末年步骘徙治番禺问题的再探讨
关于东汉末年步骘徙治番禺县城一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述甚详：“建安中，吴遣步骘为交州，骘到南海，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海怪鱼鳖，鼋鼍鲜鳄，珍怪异物，千种万类，不可胜记。佗因冈作台，北面朝汉，圆基千步，直峭百丈，顶上三畮，复道回环，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台。前后刺史郡守，迁除新至，未尝不乘车升履，于焉消遥。骘登高远望，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乃曰：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迁州番禺，筑立城郭，绥和百越，遂用宁集。”[13]（卷37《泿水》，P652）另据《三国志》记载：建安十五年（210年），步骘“出领鄱阳太守。岁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将，领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节、征南中郎将。刘表所置苍梧太守吴巨阴怀异心，外附内违。骘降意怀诱，请与相见，因斩徇之，威声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宾，自此始也。”[21]（卷49《吴书·步骘传》，P1237）可见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确曾遣步骘为交州刺史，希望其移治南海郡番禺县，进而控制交州形势，但步骘似乎次年即建安十六年（211年）才到任上。按照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步骘绝不可能于孙权委任交州刺史的当年即建安十五年（210年），就在南越旧都之地大兴工程以为交州的新治所。以笔者的意见，建安步骘“迁州番禺”可能分作两步，建安十五年（210年）是将交州从其原治所即苍梧郡广信县徙置于汉武帝曾改置的南海郡番禺县之中（此事大概实际上是在建安十六年即211年才落实的），待岭南形势粗定之后，乃采用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的建议，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又将交州治与南海郡、番禺县一道北徙于赵佗旧治处，并在南越国都番禺的废墟之上“筑立城郭”，以为官署之用。
如果上述考证不误的话，那么从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灭南越国后改置南海郡治和番禺县县治，到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交州刺史步骘重修番禺城，共计327年间，作为今广州城前身的秦及南越国的番禺县城曾被毁弃，西汉、东汉二代的大部分时间内，岭南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政治中心实际上是在今广州城南五十里的番禺区市桥北一带的新番禺县城，所谓广州城址二千多年不变的说法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当然，这只是如实地揭示了古都广州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性，丝毫不损其“古老性”，因为一则番禺区市桥北仍在今广州市境，二则即使除去两汉时期曾被毁弃的327年，古都广州旧城的建设史仍有近2000年，而这正是现代广州城赖以发展的基础和这座古都之所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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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学术研究》2006年第5期
转载自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网站http://yudi.jnu.edu.cn/FileInfo.asp?Id=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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