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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长安北京成为封建社会前后期都城的内在因素
高福顺
《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4期
内容提要:古代都城的选择受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以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对长安和北京两大古都的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地理因素和军事地理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长安和北京都具备建都的优越地理条件。但古都所在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还随着统治范围内的社会人文基础、社会经济矛盾和民族之间矛盾等的变化而相应地发生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关键词:长安 北京 都城 封建社会
在历史上,长安和北京都曾是都城。长安位于黄河中游的关中平原上,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的都城。自西周开始,先后有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0个王朝在此建都,是我国历史上建都王朝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都城,前后达1077年。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部的北京小平原上,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都城。北京初为燕国的都城。秦统一全国至北宋,北京一直是中原王朝北方的重镇,是联结汉族与北方民族的纽带。自宋以后,北京一跃成为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的都城,其建都时间仅次于长安,前后达903年。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朝代选择长安与北京为都,立都时间又如此之长呢?我们认为是与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的。本文拟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对长安和北京建都的地理背景,以及社会人文基础、社会经济矛盾和民族之间矛盾的变化作一比较分析,从而探究他们的共同性和特殊性,这对于探索古都演变的规律,促进现代化城市建设,都具有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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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一、长安北京形成古都的自然地理因素
古代中国作为以农立国的国家,在选择都城时自然地理条件往往首先受到重视。在都城选址的自然地理诸要素中,地理位置的选择甚为重要。《管子·乘马篇》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古代统治者之所以往往把都城都选择在“广川之上”或“大山之下”,是因为他们从有利于控制全国的角度着眼的。从这一点上来说,长安和北京都是适宜于古代建都的地方。从我国的地理大势来看,总体说来是西北高而东南低,这样长安和北京的地理态势都显得较为高亢,有“俯瞰”中原的味道,因而古人对建都长安和北京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在评价关中时说:“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执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②“陛下人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捬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按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摭其背也。”④可见,长安具备“广川之上”的地理条件。北京虽未处在“广川之上”,但却处于“大山之下”。《读史方舆纪要》卷10《直隶方舆纪要序》记载:“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金史》卷96《梁襄传》在论立国都时说:“燕都地处雄要,北依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可见,北京从地理位置上说,也是一统天下的理想之地。
水资源条件是建都时必须重点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占代,人们选择城邑时都毫无例外靠近河流。④这是因为近河地区交通便利,水源充足,而且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又适于原始农业耕作,因而是人们理想的居所。《管子·乘马篇》云:“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在这个意义上说,城邑选址一定要选在高亢之处,但不能离水源太远,要有足够的用水;反过来说,城邑选址又不能离水源太近,否则容易遭受水害,还得需要修筑防洪设施,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水资源条件方面,古都长安具有非常优越的条件。《西安府志》卷5记载:“长安之地,潏、滈经其南,泾、渭逵其后,灞、浐界其左,沣、潦(即涝河)合其右。”在历史上,素有“八水绕长安”之称。这些河流分别流经都城长安的东境、西境、南境和北境,把长安城围在中心,这为长安的用水提供了便利条件。秦、汉、隋、唐各朝在营建长安城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八水绕长安”的有利条件,有计划地分别从城东、城南和城西开凿了许多人工渠道,如龙首渠、永安渠、清明渠、漕渠、黄渠以及横穿长安城的水渠等,引水入城,不仅有计划地解决了都城的用水问题,而且还进一步美化了城市环境,给古都长安城平添了几分姿色、几分魅力。⑤相对于长安而言,北京地区有永定河、潮白河、温榆河、拒马河和洵错河等分布于北京平原上,这有利地保证了古都北京的水资源供应(从大一点范围来说,北京处于海河水系上。海河水系由潮白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组成)。据《北京史》记载:“蓟城(北京)处在许多水道的环绕之中。在蓟城城南七里,今天的永定河之北,是当时灅水(永定河)的河道。今西直门外紫竹院公园的湖泊,就是当时高梁河的源头。高梁河绕过蓟城的北面和东面,向东南贯注于流经蓟城南面的漫水。蓟城南面的清泉水,是游人赏玩的场所。”⑥为了解决北京的漕渠水运问题,自曹魏政权开始,先后有许多朝代或政权在此修建水利工程,如曹魏时期的泉州渠、戾陵堰、车箱渠,隋代的永济渠,辽代的“肖后运粮河”,金代的“漕渠”,元代的通惠渠等。⑦这些水利工程进一步地保证了古都北京的水资源供应和水运问题。
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广阔的平原,也是古都形成的重要地理因素之一。从气候上看,虽然历史时期的气候每隔400—800年间有冷暖波动,摆动范围为1~20C,⑧基本上没有影响长安和北京处于暖温带、温带这样的格局,所以处于欧亚大陆东部季风区的长安和北京,夏季温暖湿润,雨量充沛,雨热同季,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同时也便于人类的活动。从土壤状况看,“秦川”上部的黄土、次生黄土等覆盖物是由横贯中部的渭河及其支流冲积、淤积而成,这种土壤优点极多,甚是肥沃,⑨这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北京的土壤状况与农业规模虽不及关中地区,但也算是平畴沃野,也能为古都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用地。⑩
二、长安北京形成古都的经济地理因素
经济地理因素在古都形成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对于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来说,选择都城就必须考虑经济地理的优劣。在经济地理条件上,长安具有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广阔的川原,这为农业生产创造了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同时,历代水利工程的建设,又为这里的农业经济提供了安全保障,致使关中地区农业经济相当发达,是古代天下最富庶的地区。司马迁说:“关中自汗、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⑾。到了唐代,关中的土壤仍是全国最为肥沃的。《新唐书》卷53《食货志》记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可见,长安及其周围地区的农业经济十分发达,这为古都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北京地区的经济地理条件也不亚于关中地区,《战国策》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粟,此所谓天府者也。”隋唐时期,北京地区的农业经济达到了空前水平,成为“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⑿的富庶地区,但是,由于北京平原的面积过于狭小,加之北京又是历朝历代的北方军事重镇、南北交通的枢纽,经常驻有重兵,粮食往往不能自给,军粮常需转输。这与古都长安有相似之处。古都长安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关中平原尽管适宜于农业的经营,其产出也很大,“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⒀。这种情况,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初露端倪,到了隋唐时期依然未能改善,反而更加严重。由于漕运关中,要经过黄河的三门天险,甚至出现了“用斗钱运斗米”的情形,其漕运耗费之大可见一般,这对长安逐渐失去国都地位有很大的关系。相对而言,北京在漕运方面要优于长安。北京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它非常容易地能与黄河中下游、长江三角洲地带的“粮仓”通过京杭大运河有机地联系起来.漕运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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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满足京师用粮、用物的需要。只要保证运河的正常水量,其余的事情就不必更多地去考虑了。另外,北京还具有便利的海运条件,进一步保证了京师的物资供给。
当地物产的富饶与否,对古都的形成也能起到重要的影响。因为物产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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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地区不仅土壤肥沃,农田水利发达,农业经济高度发展,而且物产丰富,又处于东西方的交通大道上,因而极利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汉代张良在论立国都时说:“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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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颜师古注曰:“财物所聚谓之府。言关中之地物产饶多,可备赡给,故称天府也。”⒁而东方朔更是一语道破:“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雒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印足也。又有秔稻梨粟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⒂元代骆天骧在评价关中时说:“长安,厥壤肥饶,四面险固,被山带河,外有洪河之险,西有汉中、巴、蜀,北有代马之利,所谓天府陆海之地也。”⒃这样的物产配以便利的交通,为古都长安成为商业都会和手工业中心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北京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成为北方的一大经济都会。《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粟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貊、朝鲜、真番之利。”《日下旧闻考》引《读书一得》云:“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扼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⒄侯仁之先生在《北京史话》中认为:“自古以来,一直到唐朝末年,只要社会政治条件比较稳定,随着生产的发展,中原的汉族与东北游牧部族之间的来往贸易是相当频繁的,而联络这种交往关系的枢纽,正是蓟城。”⒅《北京史》的作者与侯先生的看法一致,认为幽州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唐代国内商业贸易上的重要地位。隋唐时期,北京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封建生产方式为主导,以农业经济为主要内容,多种经济并存的封建地方经济体系,出现了“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的繁荣局面,这为都城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三、长安北京形成古都的军事地理因素
历代王朝或政权在选择都城时,对于军事地理因素也都十分重视,必须考虑地理上的安全。从关中的军事地理来看,长安具备了“山川以为固”的优越条件。它三面环山,东临黄河天险,山川形胜十分险要,“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⒆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关中地区的南面是巍峨高耸、重峦叠嶂的秦岭,西起宝鸡,东达潼关;西、北两面是由蜿蜒起伏的北山山脉组成,如陇山、岍山、岐山、梁山、九峻山、嵯峨山、紫金山、尧山、黄龙山等,西起于陇县,东达于黄河,自西北而东北,布列而峙。在这些险阻中,又有函谷关、潼关、临晋关、蛲关、武关、大散关、陇关、萧关等关口要隘,真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展”。所以说,“秦,形胜之国,阻河山之险,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同时,关中地区扼东西交通要冲,在关中地区立足,既可以防御或组织出击主要来自西北地区各游牧民族贵族统治集团的侵扰,以屏蔽黄河中下游的农业地区,又可以居高临下,控制中原。
从北京的军事地理上看,它也有其特殊的形胜所在。杨文敏在评价天下形势时说:“天下山川形势,雄伟壮丽,可为京都者,莫逾金陵。至若地势宽厚,关塞险固,总扼中原之夷旷者,又莫过燕蓟。虽云长安有崤函之固,洛邑为天下之中,要之帝王都会,为亿万年太平悠久之基,莫金陵、燕蓟若也。”⒇许亢宗在《宣和乙已奉使燕云行程录》中亦云:“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峦复岭中有五关,居庸可以行大车,通转粮饷;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马,不可行车。外有十八小路,尽兔径鸟道,止能通人,不可走马。”[21]北京地区西有太行山和井陉、紫荆关、倒马关等关隘,北有军都山和燕山以及居庸关、喜峰口、古北口等关隘,东以大海为限,唯有南面直视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与关中一样,具有非常优越的军事地理条件。
通过对长安和北京两个都城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地理因素、军事地理因素是历代王朝或政权选择都城必须重视的基础条件,对都城的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但都城所在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制约都城的社会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城的选择与迁移是客观条件使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人文地理现象。
注释:
①如果再加上新莽、刘玄的汉、赤眉、东汉献帝、西晋惠帝和愍帝、黄巢的齐、李自成的大顺等7个,则有17个王朝或政权在长安建都;如果再加上战国时的燕(蓟)、韩广的燕国、藏荼的燕国,彭宠的燕国、前燕、五代时刘仁恭的燕国等7个,在北京建都的王朝或政权则达到12个。
②《史记》卷8《高祖本纪》。
③《资治通鉴》卷11《汉纪三》。
④郑连弟:《历史上的城市与水》,《城乡建设》1988年第4期。
⑤张永禄:《唐都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⑥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51页。
⑦侯仁之:《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
⑧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⑨高福顺、李彦平:《古都长安形成的地理基础》,《长春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⑩高福顺:《论北京古都形成的地理基础》,《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⑾《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⑿杜牧:《樊川文集》卷5《战论》。
⒀《新唐书》卷53《食货志》。
⒁《汉书》卷40《张良传》。
⒂《汉书》卷65《东方朔传》。
⒃《类编长安志》卷1《杂著·总叙》。
⒄⒇《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第76—77页。
⒅侯仁之、金涛:《北京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页。
⒆《汉书》卷99《刘敬传》。
[21](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0所引。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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