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成都平原农耕文化的历史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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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成都平原农耕文化的历史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于开红
重庆三峡学院
《农业考古》2006年4期
在成都平原几千年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曾几何时，其先进的农耕文化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它为成都平原灿烂辉煌的历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经济的发展，农耕文化的内涵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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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着变化。
一、农耕文化朴实性思想的历史变迁
朴实性作为成都平原农耕文化的重要特征，是指它的内容以及研究方法都比较简单朴实，是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等的简单描述，并不具备现代社会下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的试验方法，是当时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共识。而一旦一种思想意识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普遍认同，它就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指导性。正因如此，这种朴实的农耕文化成了当时成都平原人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的有力工具，广泛运用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尚处农业社会时期的成都平原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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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作用。
第一，农耕文化的朴实性思想是成功建筑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重要思想保证。战国末期，秦国蜀守李冰及其儿子治理岷江水患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方面在于他们吸取了前人的治水经验；另一方面则在于他们在治水过程中巧妙地结合了当时成都平原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是成都平原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耕文化朴实性的重要代表。它是成都平原人在当时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巧妙地运用事物之间的联系来解释自然和社会未知领域的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在当时看来是非常先进的，而相对于当前的科学理论而言它却是一种非常朴实的农耕文化。这种朴实的农耕文化是当时成都平原上的主要制度安排，它指导和规制着整个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李冰父子将阴阳和五行巧妙的运用到对江水的治理中，按照学说中的“土胜水”、“水土相克”、北斗星“齐七政”和“杓星”“主西南(1)”等朴实的思想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治水理论，从而建筑起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将上游来势凶猛的岷江水分为内江和外江，从此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为全国著名的“天府之国”。
第二，农耕文化的朴实性思想是人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指导。宋王朝时期，成都平原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就主要得益于朴实的农耕文化对人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从需求理论的角度思考，需求的多寡以及需求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人们的需求心理偏好的影响，而需求偏好正是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在需求方面的集中体现。不同的需求偏好决定了不同的需求。同样，对于教育的需求偏好就决定了教育发展的不同方向。宋王朝时期，成都平原上的“士大夫虽好学，但多以静退相高，淡薄荣利，读书的目的为修身固道而已(2)”，这与成都平原流行的道教思想是统一的，也正是这种朴实的农耕文化形成的教育偏好使当时成都平原人对功利性质的科举并无明显的需求，“不事科举反而成为时尚(3)”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相反，在当时宋王朝的其他地方，“望子成龙”、“福荫子孙”、“光宗耀祖”等功利性的教育需求偏好就决定了其对科举考试的乐此不彼。但是，成都平原朴实的教育需求偏好并没有妨碍其教育事业的发展，反而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在当时，文人贤士大都乐于兴办书院，而他们兴办书院的主要目的不再局限于应付政府的科举考试，而是传授文理学说或修身养性。这样一来，教育的内容比以前就更加广泛和丰富，同时受教育的人群也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加。致使在宋王朝时期成都平原的书院得到了最为迅速的发展，数量和规模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如成都的沧江书院、眉州的东馆书院以及涪州的北岩书院等。诸如苏轼、苏辙这样的著名学者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二、农耕文化自私性思想的历史变迁
自私性是小农的典型特征，也是农耕文化的重要特征。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小农出于自身需求的最大限度满足，从自私的角度保护和扩大自身的财产是人性的必然驱使。这种情况在秦汉时期的成都平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农耕文化的自私性为秦汉时期成都平原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从当时的环境分析，成都平原人的自私性主要体现在土地私有观念上。
第一，农耕文化的自私性思想是促使土地私有制最早在成都平原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秦国移民以前，成都平原沃野千里，人人都可以开垦到足够的土地，土地私有观念并不是非常的突出。但是，随着秦人的南下，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外来人口占据。第一生产资料的减少直接威胁着生存安全，于是，成都平原的原著居民就不得不考虑土地的安全性问题。由此，自利思想开始得到加强，土地私有观念在成都平原产生并确立了起来。一方面土地原始产权的确立，既保护了土地的私有性又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正如舒尔茨指出：“一旦有经济利益的刺激，小农便会为追求利润而创新(4)”；另一方面通过搭便车侵占他人土地的行为得到了遏制，促进了人们对荒芜田地的垦殖，使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进而出现了“溉田畴之渠以亿计，然莫足数也(5)”的恢宏场面，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在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土地私有制被上升到国家法律的地位，并在全国推广开来。从而，成都平原上一次重要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吻合取得了成功。发展至西汉，成都平原的土地私有制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土地买卖也日趋成熟，土地集中现象逐渐明显，大土地私有制初现端倪。
第二，农耕文化的自私性思想是导致大土地私有制在唐朝时期得以合法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而作为农业社会主流文化的农耕文化，其核心问题也是围绕土地展开的。秦汉时期成都平原人民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外来移民的侵犯而自发地形成的土地私有观念，进而发展起来的大土地私有制是对成都平原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发展。同时，因为它对封建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在唐朝时期终于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肯定，遂上升为国家意志，完成了成都平原上又一次重要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吻合。这一次的制度吻合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在于大土地私有观念代表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符合当时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支持。按照科斯的产权理论，土地私有化产权的界定节约了因模糊产权而产生的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对于交易的各方都是有利的，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因此，大土地私有制的最终合法化，一方面，使土地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化，促进了土地资源的集中和整合，使大量的土地集中到那些有足够经营能力的“庄主”手里，有利于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经营和集中管理，实现土地效用的最大化；另一方面，提高了土地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减少了资源的无为浪费和闲置。由于现有土地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现有的土地不断集中到对其效用评价最高的所有者手里，导致了大量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对长期闲置的大量荒芜土地的垦殖，从而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扩大了耕地面积，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例如，荣州人张武等，就在成都平原的眉州请田开荒，并建立水利设施，灌溉田地二百余顷。像张武这样的人在当时的成都平原非常普遍，一时间，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成为全国农业发展最快也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唐人更是称这里是“土地膏腴，物产繁富”的天府之地。当时的著名诗人陈子昂说，成都平原“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济中国”，足以证明当时成都平原的富庶程度。
第三，农耕文化的自私性思想是导致整个平原经济结构在清朝中后期畸形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成都平原不同于中国其他几大平原，它是处于四川盆地盆底的一块狭小平地。在农耕社会时期，由于交通、信息的落后，成都平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因此，农耕文化的自私性虽然是小农自私性的产物，但是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其行为存在外部正效应，在促进小农自身利益扩大的同时，扩大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但是，从清朝中后期开始，由于外敌的入侵，改变了成都平原相对独立的状况，价廉物美的“洋货”充斥着整个成都平原。农耕文化自私性的负面效应开始显露出来。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们不约而同地抛弃了传统家庭作坊生产出来的产品，纷纷追逐“洋货”。从而出现了外来商品“即僻壤穷乡，亦畅销无滞(6)”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成都平原曾经繁盛一时的家庭手工业趋于凋敝，如什邡地区，过去“妇女纺绩缝织为普遍职务，自洋纱而来而纺车声渐息(7)”。没有了家庭手工作坊的经济收入，大量农户为了维持生计开始大批地种植鸦片，小农意识的自私落后性和狭隘性在这个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据史料讲，“当时鸦片价格昂贵，一两约值白银一两三四钱，种植罂粟比种植农作物的收入高许多”(8)，所以“细民渔利，往往弃麦而种之(9)”。鸦片的种植一方面过分地排挤了日趋衰败的传统农业生产，使农业畸形化发展，更加恶化了本已千疮百孔的成都平原经济和社会，导致整个社会也畸形化发展；另一方面，鸦片大量种植和交易的更大外部负效应是使农耕文化的主要载体一人——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从而给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三、农耕文化封建性思想的历史变迁
农耕文化的封建性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得到了发展，到了秦汉时期就更为成熟，如道家思想(无为而治等)、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等)等等，在成都平原已经非常流行，并成为人们日常行为规范的重要约束力量。因此，在封建社会里发展成熟的农耕文化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封建的烙印。这些封建的思想观念对人们的行为规范形成了一种看不见的软约束，并成为人们评判他人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同时，由于在封建的农业社会里强制性的制度机制(如法律机制)并不健全，社会经济秩序的维持主要依赖的不是法律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而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意识形态，人治胜过了法制。在这样的一个人治社会里，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远远地胜过了正式制度，封建的农耕文化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时统治性的制度。
第一，封建的等级制度是制约成都平原丝织业快速发展重要的一个重要因素。唐朝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峰，封建的农耕文化也在这个时期发展成熟，阶级性是当时农耕文化封建性的重要表现之一。针对不同的阶级制定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繁复的限制性规则是统治阶级统治整个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当时有一个重要的等级制度对成都平原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就是封建的章服等级制度。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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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从秦汉时期开始就是中国的重要纺织中心，丝织业特别的发达，这一点从前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发达的丝织业为成都平原人优先享受丝织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但是由于章服等级制度的限制，丝织品一直是中央政府垄断贸易，并且只有皇亲国戚或高级的朝廷命官才能享用。原本属于一般消费品的丝织品，由于中央政府的等级制度限制，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普通的成都平原人即便能够生产也不能作为己用。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也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直到唐朝中后期，由于安史之乱的打击，皇权式微，限制性的等级制度受到了极大地破坏，章服等级制度也随之逐渐崩溃，丝织品的垄断贸易被打破，市场重新回复到自由竞争状态，丝织品也由奢侈品恢复为一般消费品，成都平原人终于可以自由地追逐“旧时王谢堂前燕”，一时间需求陡增。大量的需求使丝织品的产出和规模得到迅速的扩张，极大的解放和促进了成都平原丝织业的生产力。史书上也记载，安史之乱后，由于人们对高级丝织品的大量需求，导致专门从事织造的手工业者迅速增加；机织技术不断改进，生产率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第二，封建迷信思想是成都平原茶叶生产和茶叶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封建迷信是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种不科学的思想意识，是人们对认识和了解未知世界的强烈需要而形成的错误观念，这一点是与农耕文化朴实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样，作为人们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迷信也对人们日常行为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种指导可能导致一个荒谬的结果，也可能导致一个合意的结果。如五代至宋朝期间成都平原的茶叶生产和茶叶贸易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益于农耕文化的封建思想。成都平原人对茶叶的需求最初是从道教人士开始的，而他们种食茶叶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获利，而是为了从茶叶中提取出能羽化成仙的“仙丹”，带有明显的封建迷信色彩。据当时的文献记载，“蒙顶上的中顶茶，在春分时节，俟雷鸣之时，并手采摘，三日而止。若获一两，用本地水煎服，即能祛宿疾；得二两饮后，就能不生百病；得三两饮后，就能脱胎换骨，返老还童；得四两饮后，就能成仙。因此，人们把蒙顶茶当作能除病祛疾、延年益寿、返老还童、羽化成仙的灵丹妙药。(10)”正因为在封建社会时期人们对解释某些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的知识严重匮乏，追求长生不老成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愿望。道教的这种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思想正迎合了当时的大众心理，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从而导致了茶叶生产和茶叶贸易在成都平原的许多地方(如彭州、眉州、蜀州、邛州等地)迅速发展兴盛起来。
四、农耕文化闲散享乐性和兼容性思想的历史变迁
第一，农耕文化闲散享乐性思想是推动农耕社会非农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得益于良好的地理、气候环境等，成都平原人的农耕时间远少于全国其他地区，相应地，闲暇时问就远多于其他地区。这就使得当地人有了更多的时间去从事非农耕活动，农业副业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比如纺织业等。一方面因为栽桑养蚕付出的成本较少，收益大，人们都乐意在闲暇时间从事丝织业；另一方面因为衣服是生活的必需品，需求量大，按照需求决定生产的原理，当时最主要的副业就非它莫属了。到西汉时期，成都平原就已经发展成了全国的纺织中心。男耕女织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所谓“一夫不耕或受饥，一女不织或受寒(11)”，就清晰地体现了当时丝织业在成都平原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到西汉晚期，成都平原的丝织业已经是“覆衣天下(12)”，成为全国著名的“锦官城”，社会经济的发展远远高于全国其他许多地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劳动技术也得到了改善和创新，劳动技术的改善和创新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成本的降低，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成本的降低带来的是一个单位的劳动可以获得比以前更多的收益，收益的增加使人们可以追求更多的享受。于是，花卉种植等休闲产业在成都平原逐渐发展起来了。特别是五代时期的成都平原，在前后蜀的统治之下，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休闲享乐的风气更加严重，以种植花草来美化生活、休闲享乐成了当时的一大时尚。正如杜甫在《江畔独步寻花》中写道：“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13)，”当时的成都因为城里城外到处种满了芙蓉，而被带上了“蓉城”的桂冠。人们对花卉种植和欣赏的热衷，带来了花卉交易活动的兴起和繁荣，并逐渐发展成为每年春季蚕市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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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都平原商业交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补充和促进作用。
第二，农耕文化兼容性思想是导致农业生产方式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元末明初，连年的战争使得成都平原的人口急剧减少，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移民，这就是有名的“湖广填四川”。这些外来移民与当地人的不断融合，形成了新一代的成都平原人，至今在成都平原的洛带等地还生活着大量的客家人。外来人口的融合，使成都平原原有的农耕文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既继承了原来农耕文化的思想，又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精髓，其中就包括了浙江安徽一带的商业文化，从而推动了成都平原社会经济在明末清初时期的短暂恢复和发展，以及商品经济的萌芽。在这种的融合了新元素的农耕文化影响下，人们不再局限于只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的小农，他们开始把填补闲暇时间的非农耕活动扩大发展成为专门以获利为目的的家庭手工业，这就直接导致了传统自然经济的解体。比如在新津等地就出现了“男女多纺织”、“男女皆优为之(14)”的新型工作方式，打破了男耕女织的传统观念，使纺织业与农业逐渐分离，成为了相对独立的产业。同时，人们的耕作观念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在种植一般农作物之余种植一些具有经济价值的农作物成了当时普遍的现象。比如郫县等地的人们就学会了“锄田先种淡巴菰(15)”，使得当时的福建人李馨发出了“最与吾乡风土近(16)”赞叹。
总之，农耕文化的变迁直接导致了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繁荣，从而带来了整个成都平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成都平原在清朝前期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注释：
(1)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二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63页。
(2)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71页。
(3)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71页。
(4)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4月版，第2页。
(5)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53页。
(6)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五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16页。
(7)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五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71页。
(8)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五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20页。
(9)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五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20页。
(10)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44页。
(11)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二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86页。
(12)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二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88页。
(13)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三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44页。
(14)张学君，张莉红：《成都市史》，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
(15)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四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67页。
(16)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第四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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