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论春秋时期楚人在淮河流域及江淮地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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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春秋时期楚人在淮河流域及江淮地区的发展

徐少华
载《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第三辑》
淮河流域及江淮地区，是春秋时期楚人重点开拓的地区之一，也是当时楚与吴、越长期争夺、拉锯的战场，而最终为楚所有，并成为楚人其后向泗、沂流域和长江下游江浙地区发展的跳板与基地，战国晚期又成为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楚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及楚文化的传播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本文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对春秋时期楚人在江淮地区的拓展加以认真梳理和探讨，以期弄清楚人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历程和疆域消长形势，为进一步研究楚人在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演变奠定有利的基础。
一
据史籍记载和出土资料，在春秋中期楚人势力进入以前，淮河中下游地区基本上是东夷集团偃、赢族系的分居地。相对而言，以“徐”为“方伯”的赢姓族团多居处于淮河中下游以北地区，而淮河中下游以南，主要为偃姓部族群舒系统所分布，即徐旭生先生早年所分析的：
当日淮水南，大江北，如今霍邱、寿县、六安、霍山、合肥、舒城、庐江、桐城、怀宁等县，西不过霍山山脉，东不过巢湖，这一带平坦的地带，除了六、蓼、钟离各国之外，全属群舒散处的地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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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徐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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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四章，三：对于徐偃王史迹的探讨，文物出版社，1985年10月新1版，第181页。
西周中晚期，偃、赢两系族人部分溯淮而上，在淮河上游地区定居立国，如江、黄、樊、养诸国，与周人的同姓、姻亲及其他异姓封国杂错分布，互相依存，互相交流，又互相制约，从而形成淮河上游地区这一过渡地带复杂的民族环境和文化特色①。
春秋早期，楚文王在征服申、吕，立足南阳盆地之后，即东向经略淮域，《左传》庄公十年(公元前684年)载楚文王利用息、蔡之间的矛盾，进入淮域伐蔡(即今河南上蔡县)，“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4年后，楚又再次伐蔡，直入其都②。1987年，湖北宜城所出《蔡大膳夫篮》诸器，当为楚人两次伐蔡所获之物证③。与此同时(约鲁庄公十年冬至十二年间，公元前684—682年)，楚文王乘势灭息(在今河南息县西南、淮河北岸)，并设县治民，在方城外、淮河上游地区建立前沿据点，《左传》哀公十七年载楚大夫子谷对楚惠王说：
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
杜预注：“楚文王灭申、息以为县”，“开封畛北至汝水”即可为证。
庄公十六年(公元前678年)，楚师北上，“伐郑，即栎”，栎即今河南禹县，位于郑都西南90里，为郑国别都④。这时楚之声势已越过汝水，北至颍水上游南岸，而处于淮河上游、今河南信阳附近的樊、番等国约在此间(或稍迟)为楚所并，或灭或迁，故地入楚⑤。
楚成王即位后，首先稳定内部，并有效地控制了整个江汉地区，不顾周天子“镇尔南方夷越之乱，元侵中国”的劝告⑥，挥师北上，目标首先指向郑国，鲁僖公一至三年(楚成王十三至十五年，公元前659—657年)，楚人连续三年伐郑，以图征服整个郑国，控制中原腹地，但因郑国内部稳定，无懈可击，楚未达到目的。
这时，齐桓公(公元前686—643年在位)霸业日盛，屡次以诸侯之师出兵救郑，同时又与淮河流域的江、黄、徐等国加强联系，以限制楚人的东向扩展，在此基础上，齐桓公于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春率领齐、鲁、宋、陈、卫、许、郑、曹等八国之师伐楚，次于陉，迫楚定盟于召陵(两地在今河南郾城县以东和东南⑦)。由于齐国势力的强大和中原列国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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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说详拙作《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上编第三章：淮河上中游两岸列国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71—150页。
②参阅《左传》庄公十四年。以下凡以鲁公纪年，皆引自《左传》，不另注。
③参阅襄樊市博物馆：《湖北宜城出土蔡国青铜器》，《考古》1989年第11期。
④参阅《左传》桓公十五年杜预注；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卷1，桓公十五年“栎”条，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1册，下同。
⑤参阅拙作《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上编第三章，第一节和第八节，第71—80页和第123—138页。
⑥参阅《史记》卷40《楚世家》。
⑦参阅《左传》僖公四年[经]杜预注；《读史方奥纪要》卷47，许州郾城县“召陵城”条。
合行动，使楚国北向发展受到遏制，位于淮水上游地区的江、黄、道、柏诸国亦“方睦于齐”①，而连襟抗楚。
召陵之盟，使楚向中原的发展受阻，然楚之实力并未受到损伤。面对不利的形势，楚成王审时度势，避实就虚，兵锋东转，再次经略淮域。鲁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楚令尹子文率师灭了位于淮河上游南岸的弦国(在今河南罗山县东、光山县西北)；僖公十一年(公元前649年)冬，楚人伐黄(在今河南潢川县西北)；次年夏“灭黄”②。淮河上游地区大多纳入楚之版图，而此前以齐为首所建立的中原与淮域诸国抗楚联盟也随之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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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左传》僖公五年。
②见《左传》僖公十一年和十二年。
二
楚人在淮河上游地区立足之后，继续挥师东进，向淮河中游拓展。据《史记》卷40《楚世家》记载，楚成王二十六年(公元前646年)“灭英”③。英氏所在，早年无说，清人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说：“江南六安州西有英氏城”④，清代“六安州”即今安徽省六安市，则位于清六安州西的“英氏城”就当在今安徽六安与金寨之间，处于淮河中下游之间、群舒之西端。
《左传》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楚人伐徐”，并“败徐于娄林”，此“徐”，流行说法认为是淮河下游以北、今安徽东北境之故徐国；娄林，杜预注说是：“徐地，下邳僮县东南有娄亭”，即今安徽泗县境内的徐国故地。今人何浩先生结合当时的形势分析，认为此“徐”应该是指楚境英氏以东的群舒，而“娄林很可能是群舒西境的一处地名，不会远在徐国中心”⑤，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楚于去年“灭英”后，锋芒更东向直指群舒。
鲁僖公十七年春，“齐人为徐伐英氏，以报娄林之役也。”此年为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四十三年，也是齐桓公在位的最后一年。从《左传》记载僖公十五年楚伐徐时，齐桓公即率列国之师“伐厉，以救徐”，次年又“伐厉不克，救徐而还”，今年又“为徐伐英氏，以报娄林之役”连续三年南下的情况来看，齐桓公在世时，不但集合中原列国阻止楚人的北上，还广泛联络东夷列国，联手防止楚人的东向发展。一方面由于齐去淮南太远，鞭长莫及；另一方面到了齐桓公晚年，霸业渐衰，已无法顾及淮域列国，阻止楚国的东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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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按《楚世家》载此年“灭英”，然《左传》僖公十七年又说“齐人为徐伐英氏，以报娄林之役也。”杜预注：“英氏，楚与国”，说明楚成王二十六年灭英之后，又复其国，以为附属，以至三年后受到齐国的侵伐。
④参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5《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英氏”中华书局，1993年6月第1版，下同；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卷1，僖公十七年“英氏”条亦作此说。
⑤参阅何浩：《楚灭国研究》中编之“巢国史迹钩沉”，武汉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84—202页。
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以齐为首的诸侯连盟也随之解体，楚人又转而挥师北上，经略中原。与此同时，经过十九年流亡生活的晋文公，于公元前636年(鲁僖公二十四年)返晋即位，在迅速稳定内部、整顿军政之后，次年即出兵平定周王室的内乱，接着南下与楚争夺中原列国，从而导致公元前632年(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五年、楚成王四十年)晋楚之间的城濮之战，楚师大败，国力损伤，原附属于楚的陈、蔡、郑、许、曹、卫诸国纷纷倒向晋国①，晋文公取代齐桓公，成为中原新霸主。
城濮之战后的楚成王晚年，楚人基本上没有大的对外行动，楚穆王弑父自立之后的最初几年，注意力又转向东方，经略淮域，鲁文公三至四年(楚穆王二至三年、公元前624—623年)，伐江国而灭之，使楚在淮河上游两岸境土以息、樊、弦、黄、江等故邑为据点连成一片。文公五年，楚人以“六人叛楚即东夷”为由，“灭六”，接着又于是年冬“灭蓼”②。古六国在今安徽六安市北③，蓼国在今河南固始县城一带④，与蓼邻近且为周公之裔的蒋国，亦约在此时入楚为县。
《左传》文公十二年(楚穆王十一年、公元前615年)：
群舒叛楚，夏，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遂围巢。
既言“叛楚”，则此前必曾附楚，时间当在文公五年灭六之时。“群舒”，杜预说：“偃姓，舒庸、舒鸠之属”，为东夷中一血族相同、居地相近的群体，“舒”当时其中较大的一支或其首领，其地望约在今安徽六安市东北地带⑤。宗、巢，杜预注：“群舒之属”，亦是偃姓；宗的地望，史书无载，从楚人一并执舒子和宗子的史实来看，当与舒相近，亦应在今六安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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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史记》卷40《楚世家》，卷39《晋世家》。
②参阅《左传》文公五年；《史记》卷40《楚世家》。
③参阅《左传》文公五年杜预注；《大清一统志》(嘉庆本，下同)卷133，六安州古迹“六县故城”条。
④参阅《汉书》卷28《地理志(下)》六安国“蓼”县班固原注；《左传》文公五年杜预注。另详拙著《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第三章，第七节一：东蓼地望决疑，第118—121页。
⑤关于“舒”之地望，流行说法将其定于今安徽省舒城县，然据《初学记》卷8，淮南道第九“庐国、舒城”条引应劭《汉书注》和《史记》卷40《楚世家》楚庄王“灭舒”句下《集解》引杜预语并言“庐江六县东有舒城”，汉晋六县在今六安市北，则位于汉晋六县东的古舒城就应在今六安市东北地带。
近。“巢”是这一带有名的古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杜预曰：“巢，吴、楚间小国。庐江六县东有居巢城。”当在今六安市东北地带①。
鲁文公十四年，楚庄王立，令尹子孔(成嘉)等再袭群舒而伐舒蓼，因国内生变而还。
《左传》宣公八年(楚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01年)：
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
群舒叛服无常，以至楚人一再讨伐，最终一并纳入了楚之疆土。舒蓼，文献中常将其与文公五年所灭之“蓼”相混，应加辩析，其所在，我们认为当在今安徽六安市北境与霍丘县南部一带②，北去寿县(即战国楚都寿春)不远。至此，淮河中游以南的群舒，或灭或服，大都被纳入了楚国的势力范围，同时亦与吴、越有了初步的接触。
宣公十二年“楚子灭萧”，杜预注：“萧，宋附庸国。”又说：“萧，宋邑，今沛国萧县。”在今安徽萧县西北十里③，这时楚乘问鼎中原之势，兵锋远及淮泗地区。
其后一段时间，由于楚庄王忙于中原争霸，又暂时停止了对淮域的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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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说详何浩：《楚灭国研究》中编之“巢国史迹钩沉”，第184—202页。
②参阅拙作《古蓼国历史地理考异》，载《历史地理》第十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
③参阅《春秋》庄公十二年杜预注；《读史方舆纪要》卷29，徐州萧县“萧城”条；《春秋大事表》卷5《列国爵姓及存灭》“萧”条。
三
楚人在淮河中游立足未稳，位于长江下游的吴、越亦随之兴起，并由南向北，由东向西进入了这一地区，与楚人势力在此交汇碰撞，从而引发了三国之间在这一地区持续一百多年的争夺和拉锯，最后以楚人全面、稳定控制这一地区而告终。如果说齐、晋、楚、秦的中原争霸具有“国际”影响和目的的话，楚、吴、越三国(尤其是楚与吴)在淮域的争夺，则具有明显的区域意义和特征，可以说是中原争霸在南方地区的预演和翻版。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楚略强于吴，大致从鲁成公七年至襄公二十八年(楚共王七年至康王十五年、公元前584—545年)。
楚庄王后期，楚在中原的霸业达到鼎盛；楚共王初年，仍庄王之余烈，还能继续维持在中原的地位。共王初年以后，晋、楚间的形势渐生变化，晋国一方面“作六军”，进一步加强了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利用楚国的内部矛盾和弱点以制楚。而楚国这时共王年少，掌握军政大权的令尹子重、司马子反刚愎自用，排除异己，使晋人有机可乘，渐复主动，多次南下，与楚争夺中原诸国，而尤以郑宋为重点。
鲁成公七年，楚申公巫臣投奔晋国，楚子重、子反杀其族，分其室以报私怨，致使巫臣为晋策划，联吴以制楚，并亲自出使吴国，助吴王寿梦改革军制及战术，使吴国军力增强，于是：
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①
此间所涉及的一系列地名，巢的地望已见上述，在淮河中游以南；徐即古徐国，其所在历来有数说，经陈伟先生考证，应在今洪泽湖西北岸、江苏泗洪县东南的半城镇一带②；州来，杜预注曰：“楚邑，淮南下蔡县是也。”即今安徽省凤台县③，位于淮河中游北岸。随着吴国的逐渐强大，在淮河中下游地区展开广泛的攻势，使楚国在东方受到牵制与压力，再不能如过去那样顺利扩展，北向中原的争霸活动，也因力量分散而受到影响。公元前575年，楚晋“鄢陵之战”，楚师大败，楚共王受伤，主帅司马子反自杀，使楚在中原的霸业告以终结，与这一局势不无关联。
鲁成公十七年(公元前574年)：
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道吴人围巢，伐驾，围厘、虺，遂恃吴而不设备。楚公子橐师袭舒庸灭之。
舒庸，为群舒之一，一般认为在今安徽省舒城、庐江至巢县之间④，然从上所引有关文献记载，群舒早年应在今六安市附近，相对于舒和舒蓼而言，舒庸可能略为偏南，其地望亦不出六安市附近，与巢相去不会太远，故“道吴人围巢”较为近便。驾、厘、虺三地，杜预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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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左传》成公七年；另参《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
②参阅陈伟：《楚东国地理研究》地望编，第二章第一节：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43—47页。
③参阅《春秋大事表》卷5《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另详牛平汉：《清代政区沿革综表》安徽省凤阳府，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
④参阅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三年[经]“徐人取舒”句下注，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2版，下引杨伯峻先生注皆出此书。
是楚邑，但未指明所在，杨伯峻先生引《春秋大事表》说在今安徽庐江和无为县境内①，恐过于偏南。若巢与舒庸在今六安市附近，则驾、厘、虺三地就应去其不远，当不出今六安与舒城之间。
襄公三年(公元前570年)：
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以侵吴。吴人要而击之，获邓廖。……吴人伐楚，取驾。驾，良邑也。邓廖，亦楚之良也。
子重伐吴，当是对成公十七年吴人围巢、伐驾之举的回击，表明这时楚吴之间的争夺日趋激烈。鸠兹、衡山，杜预注说在当时丹阳无湖县(今安徽芜湖市)东和吴兴乌程县(今浙江湖州市南)南；清代学者对鸠兹无异说，但认为将衡山定在乌程过远，故转而定衡山于安徽当涂县东②，与芜湖相去不远；今人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即从此说，值得商榷。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吴楚之争，主要集中于淮河中下游地区，尤以淮河中游以南、江淮之间为重点，这从楚人伐吴，克鸠兹、衡山之后，吴人反击，伐楚而取“驾”的史实即可概见。驾约在今六安、舒城之间，鸠兹、衡山当与其相去不远。张胜琳先生认为，鸠兹在今安徽霍丘县东，而衡山约在今安徽凤阳县境内③，两地都在淮河中游以南。此说虽还不能确认，但较流行说法更接近实际。
襄公十三年(公元前559年)“吴侵楚，养由基奔命，子庚以师继之。……战于庸浦，大败吴师，获公子党。”庸浦，杜预注：“楚地”，未言所在，清人认为在“无为州南”④，即今安徽无为县南滨江之地，可备一说。从以“庸”相称分析，也可能是“舒庸”附近某一滨水之地，亦应在安徽六安、舒城一带。
襄公十四年：
秋，楚子为庸浦之役故，子囊师于棠以伐吴，吴不出而还。子囊殿，以吴为不能而弗儆。吴人自皋舟之隘，要而击之，楚人不能相救。吴人败之，获楚公子宜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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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上书成公十七年“伐驾，围厘、虺”句下注。
②参阅《春秋地理考实》卷2，襄公三年“鸠兹”、“衡山”条；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巷11，吴地“鸠兹”、“衡山”条，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第176册，下同。
③参阅张胜琳：《吴楚淮域之战若干相关地名地望略考》．载张正明主编《楚史论丛》(初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第122—128页。
④参阅《春秋地理考实》卷2，襄公十三年“庸浦”条；《春秋地名考略》卷9，楚地“庸浦”条。
棠，据唐、宋文献记载即当时的扬州广陵郡六合县①，在今江苏省六合县北②，南去长江不远。“皋舟之隘”，杜预注“吴险阨之道”，其所在，历代学者均无说，从当时子囊师于棠伐吴，因吴不出而还，反遭吴兵伏击的情形来看，此隘道应在棠之西或北边某地，去棠不会太远。
就在这一年，“楚子囊还自伐吴，卒。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③说明这时吴对楚国的威胁越来越大。
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无功而还。”同年稍后“吴人为楚舟师之役故，召舒鸠人。舒鸠人叛楚。楚子师于荒浦，使沈尹寿与师祁犁让之。”杜预注：“舒鸠，楚属国”，“荒浦，舒鸠地”；杨伯峻先生认为舒鸠在“今安徽舒城县”，应是群舒中偏南的一支，去吴稍近，故灭于楚的时间也最晚。“荒浦”若是舒鸠地，应在其西或北不远处，为楚师伐舒鸠所途经。
襄公二十五年：
舒鸠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离城，吴人救之。……吴师大败。遂围舒鸠，舒鸠溃。八月，楚灭舒鸠。
离城，杜预注“舒鸠城”，未言所在；清人说在舒城县境内④；杨伯峻先生注：“当在今舒城县之西，为楚军至舒鸠所经之邑。”当是。同年：
十二月，吴子诸樊伐楚，以报舟师之役。门于巢。……牛臣隐于短墙以射之，卒。
襄公二十六年“楚子、秦人侵吴，及雩娄，闻吴有备而还。”雩娄，杜预注：“雩娄
县，今属安丰郡。”认为即西晋安丰郡之雩娄县，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的史河西岸⑤。
就这一阶段的形势而言，楚境向东虽有缓慢发展。并在与吴的争夺中具有一些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优势逐渐消失，而吴对楚的牵制与威胁却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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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通典》卷181《州郡十一》扬州广陵郡“六合”县条；《太平寰宇记》卷123，扬州“六合县”条。
②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20，江陵府六合县“棠邑城”条；《大清一统志》卷73，江宁府古迹“堂邑故城”条。
③参阅《左传》襄公十四年。
④参阅《春秋地理考实》卷2，襄公二十五年“离城”条。
⑤参阅《水经注》卷32《决水篇》；《大清一统志》卷222，光州古迹“雩娄废县”条。
四
第二阶段：楚吴相持，大致从鲁襄公二十九年至昭公十六年(楚郏敖元年至平王三年、公元前544—526年)。
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晋楚举行“弭兵”和会，两国关系有一定的缓和。在伐楚围巢时吴君诸樊被射死后，不到四年时间，吴君馀祭又在此年伐越时被越俘所刺杀，使吴国再度受到重创。而楚国此间也因楚康王死后，内部动乱，无暇外顾，以至淮域之争暂停了几年。
楚灵王篡位后，因国内“多难”，人心不稳，一方面继续与晋讲和，结以姻亲；同时联络中原、淮北诸与国重点对吴，争夺淮域。
《左传》昭公四年(楚灵王三年，公元前538年)载：
秋七月，楚子以诸侯伐吴。……使屈申围朱方，八月甲申，克之。执齐庆封而灭其族。……遂以诸侯之师灭赖。……迁赖于鄢。楚子欲迁许于赖，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而还。
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箴尹宜咎城钟离，菊启强城巢，然丹城州来。东国水，不可以城，彭生罢赖之师。
朱方，杜预注：“吴邑，齐庆封所封也。”未言所在。裴驷《史记集解》引《吴地记》曰：“朱方，秦改曰丹徒。”①认为在秦汉时丹徒县，即今江苏镇江市东南不远②；杨伯峻先生亦从此说③。今按，从此前后楚吴相争主要集中于淮河中游地区的形势，以及此次以诸侯之师伐吴克朱方后又回师灭赖的史实来看，赖在今河南息县东北的包信镇一带④，朱方不应远至长江下游以南的镇江附近，而应在淮河中下游地区。张胜琳先生据《春秋公羊传》的有关记载，认为朱方与钟离当为一地⑤，虽未必确论，但说朱方在淮河中游地区，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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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吴予庆封朱方之县”句下《集解》。
②参阅《大清一统志》卷91，镇江府古迹“丹徒故城”条。
③参阅《春秋左传注》昭公四年“使屈申围朱方”句下注。
④参阅拙著《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上编第三章，第七节二：褒信之厉考异，第196—198页。
⑤参阅张胜琳：《吴楚淮域之战若干相关地名地望略考》，载张正明主编《楚史论丛》(初集)，第122—128页。
吴师所入的楚三邑，棘在今河南永城县南，栎在新蔡县北，麻约在两者之间①；夏汭在今安徽凤台县西南②。吴师这时由淮北西进，越过楚人在淮南的防线，绕到了背后，对楚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以至楚人慌忙增筑钟离、巢、州来三城以加强防守。钟离，流行说法认为在今安徽风阳县或以东的临淮关，值得讨论，经石泉先生考证，应在今凤台县西北③；巢在今六安市东北，州来在今凤台县(见上述)。由此可见，这时楚吴争夺的重点仍在淮河中游地区。次年：
冬十月，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以报棘、栎、麻之役。为蔿射以繁扬之师，会于夏汭。越大夫常寿过帅师会楚子于琐，闻吴师出，蔿启强帅师从之，遽不设备，吴人败诸鹊岸。……
楚师济于罗汭，沈尹赤会楚子，次于莱山。菊射帅繁扬之师，先入南怀，楚师从之。及汝清，吴不可入。楚子遂观兵于坻箕之山。是行也，吴早设备，楚无功而还，以厥由归。楚子惧吴，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蔫启强待命于雩娄，礼也。④
繁扬，又作繁阳，杜预注：“楚地，在汝南鮦阳县南。”⑤即今安徽临泉县西南、河南新蔡县以北地带⑥，此地驻有楚师，当是楚在淮域的基地之一。琐，杜预曰：“楚地”，未言所在；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引《汇纂》说在清代霍丘县(即今安徽霍丘县)东⑦，或是。鹊岸，杜预注：“庐江舒县有鹊尾渚”，说在汉晋舒县(即今安徽舒城县)境内；后世学者则更将其定于今安徽无为县南至铜陵市北的长江两岸地带③。从当时楚师先会于夏汭，再与越师会于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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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棘”之地望，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杜注和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卷2，襄公二十六年“棘”条。“栎”见《左传》昭公四年杜注；《读史方舆纪要》卷50，汝宁府新蔡县“栎城”条。“麻”，杜预无注，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引《汇纂》说在安徽砀山县东北，同时又提出湖北麻城说。今按，麻城远在淮南的大别山以南，与此次吴师伐楚，棘、栎均在淮北的形势不符；砀山一带过于偏北，当时为宋地，不属楚，此“麻”邑应在棘、栎附近，今永城、新蔡之间。
②参阅俞正燮：《癸巳类稿》“夏汭考”，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何浩：《左传“夏汭”考》，《江汉论坛》1987年第8期。
③说参石泉：《关于芍陂(安丰塘)和期思一雩娄灌区(期思陂)始建问题的一些看法》及注[20]，载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等编《芍陂水利史论文集》，1988年4月内部发行，第67—85页。
④参阅《左传》昭公五年。
⑤参阅《左传》襄公四年杜预注。
⑥参阅《大清一统志》卷216，汝宁府古迹“繁阳亭”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五年。
⑦参阅《春秋地理考实》卷3，昭公五年“琐”条；另参《春秋大事表》卷7之4《列国都邑》楚地“琐”条。
⑧参阅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五年“鹊岸”注。
后，即为吴人所败的情形分析，鹊岸不应远至舒城一带，更不能远至长江两岸。张胜琳先生据《水经注》将其定于今安徽定远县西北的古鹊甫溪一带①，比较符合实际。
罗汭、莱山等地望，杜预至宋明学者均不言所在，清人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认为“罗汭”在清代信阳罗山县(即今河南罗山县)境之罗水近旁；“莱山”或即光州光山县(今河南光山县)南百五十里之天台山；南怀、汝清“应在今江淮间”；“坻箕之山”在无为州巢县(今安徽巢县)南三十里②。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皆从此说③。从当时楚师的军行路线和回师后分别以两支军队驻于巢和雩娄的态势看，除“坻箕之山”的定位过于偏东南外，其他地望的考定大致可从。楚人防守的重点仍在江淮之间、原群舒故地。
鲁昭公六年(楚灵王五年、公元前536年)：
徐仪楚聘于楚，楚子执之，逃归。惧其叛也，使蔿泄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溪。吴人败其师于房钟，获宫厩尹弃疾。子荡归罪于蔿泄而杀之。
徐国在今江苏泗洪县东南(已见上述)，位于淮河下游以北，是东夷集团偃、赢列国之长。此时聘楚，逃归后楚又惧其叛楚而伐之，说明徐国这时在楚、吴之间仍作骑墙观望之态，故为楚所担忧。乾溪，杜预注：“在谯国城父县南，楚东竟。”即今安徽毫县东南④。房钟，杜预说是“吴地”，未指明地望，后世学者言在今安徽蒙城县境⑤，位于乾溪至徐国的途中，可信。由此可见，吴国势力由徐地沿淮西进，直逼楚东境的焦、夷、乾溪至州来一线。
豫章，《左传》出现多次，其位置所在，历代学者有许多讨论⑥，难以定论。细读《左传》，我们觉得文中多次所言的“豫章”并非同一个地方，也不是指一个范围广大的地域，从此次楚师伐吴先至“豫章”，再次于“乾溪”，而后败于“房钟”的史实来看，此“豫章”不可能远在江汉地区，也不可能在淮河中下游地区，而应是距乾溪、房钟不远的淮河上游地区的某一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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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张胜琳：《吴楚淮域之战若干相关地名地望略考》，载张正明主编：《楚史论丛》(初集)，第184—202页。
②参阅《春秋地名考略》卷9，罗汭、莱山、南怀、汝清、坻箕之山诸条。
③参阅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六年。
④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21，江南3，毫州“乾溪”条；《春秋地理考实》卷3。昭公六年“乾溪”条。
⑤参阅《春秋地理考实》卷3，昭公六年“房钟”条；《春秋地名考略》卷11，吴地“房钟”条。
⑥参阅《春秋大事表》卷4《列国疆域》“春秋时楚豫章论”；《春秋地理考实》卷3，昭公六年“豫章”条；《春秋地名考略》卷9“豫章”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六年“师于豫章”句下注。
鲁昭公八年(公元前534年)，楚灵王借陈国内乱之机，再次灭陈为县，“使穿封戌为陈公”。次年，将许由叶东迁于夷(即城父)，并以州来所属淮北部分田地益许；接着又迁原城父之人于陈，将城父在濮水以西的部分田地益于迁陈的城父人；然后再迁方城外(即汝颍地区)人于许(即叶)地。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楚灵王诱杀蔡灵侯于申，灭蔡为县，“使弃疾为蔡公”；随之将淮域属楚的诸小国许、沈、胡、申、道、房等一并迁于楚之内地的荆山附近安置①。楚之灭蔡，杜预认为是因为蔡近楚，“故楚常恨其不服”，除蔡之外，它国莫不如是。面对吴势日盛所带来的压力，楚灵王在淮北汝、颍一带所进行的一系列灭国迁民行动，其目的显然在于清除这一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以防形势不利而生变，并尽力打乱这一地区旧有血族体系，加快楚化进程②。
楚灵王在实行这一大规模的灭国迁民之后，马上“大城陈、蔡、不羹”，以加强淮北汝颍地区的防御。鲁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楚子次于乾溪，以为之援。”楚灵王在调整、稳定后方之后，注重了在淮北的行动和防守。
由于楚灵王役赋无度、肆意专杀，加之大规模的迁国移民，使得国力疲惫，民生日艰，以至政局动荡，人心思变。楚灵王最终在众叛亲离的内乱中垮台，被迫自杀。 楚平王夺得政权后，马上“封陈、蔡，复迁邑”，以结好诸侯，使一些已灭之国的遗民返回淮域故地复国，以争取更多的支持；同时极力稳定内部，息兵安民，以挽救危险的局势。《左传》昭公十三年说：
吴灭州来。令尹子旗请伐吴，王弗许，曰：“吾未抚民入，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而用民力，败不可悔。州来在吴，犹在楚也。子姑待之。”
昭公十四年又载：
夏，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且抚其民。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赦罪戾，诘奸匿，举淹滞。礼新叙旧，禄勋合亲，任良物官。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
在吴灭州来的压力下，楚平王仍息兵不动，一方面表明楚平王初年的求稳策略，另一方面也说明这时楚国的内外形势不容乐观，不宜采取大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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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左传》昭公十三年。
②参阅晏昌贵：《楚灵王迁国移民考》，《江汉论坛》1990年第12期。
五
第三阶段：楚弱而吴盛，大致从鲁昭公十七年至定公十四年(楚平王四年至昭王二十年、公元前525—496年)。
楚平王初年所实行的一些抚民安国措施虽收到一定的效果，给楚国带来了几年的相对稳定，然而不久就由于近奸臣、信谗言、废忠良，以及“宫室无量”和大规模筑城为守，致使“民人日骇，劳罢死转，忘寝与食”①；加之北方“晋、郑方睦”，与楚的关系又趋恶化，使楚国重又陷于内外交困的局面，给吴国以可乘之机。
《左传》昭公十七年：
吴伐楚。阳訇为令尹，卜战，不吉。……战于长岸，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馀皇。……楚人从而杀之，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馀皇以归。
此战吴楚两败俱伤，《春秋》载曰“楚人及吴战于长岸”，杜预注：“吴、楚两败，莫肯告负，故但书战而不书败也。”“长岸”，杜预只说是“楚地”，并未指实；清代学者认为指当时安徽当涂县(即今安徽当涂县)西南三十里的西梁山一带的长江两岸②，今人杨伯峻先生亦作此说③。从春秋中晚期楚吴之争及一系列战例来看，基本上都发生在淮河流域与江淮之间，并无确切发生在长江下游两岸的实例，因此，我们认为“长岸”不大可能在今安徽当涂县西南的长江两岸，而应是淮河中下游两岸的某一地点。
鲁昭公十九年，“楚人城州来”，说明六年前吴灭州来后不久即撤离，可能是出于州来近楚，难于固守，故吴人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同时，楚还城郏和城父(北城父)诸邑，以加强东、北两边的防守。然这时楚之形势已非，在淮域的争夺中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鲁昭公二十三年(楚平王十年、公元前5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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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左传》昭公十九年和二十七年载沈尹戌语。
②参阅《春秋地理考实》卷3，昭公十七年“长岸”条；《春秋地名考略》卷9“长岸”条；《春秋大事表》卷7之4《春秋列国都邑》楚地“长岸”条。
③参阅《春秋左传注》昭公十七年。
吴人伐州来，楚蔿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人御诸钟离。子瑕卒，楚师熸。吴公子光曰：“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胡、沈之君幼而狂，陈大夫啮壮而顽，顿与许、蔡疾楚政。……七国同役而不同心，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吴子从之。戊辰晦，战于鸡父。……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楚师大奔。
楚虽以七国之师救州来，然因诸国“疾楚政”，“同役而不同心”，结果大败于鸡父。鸡父，杜预及杨伯峻先生将其定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但与当时楚救州来而吴人御诸钟离的形势不符，石泉先生将其改定于淮水以北的今安徽凤台县西北①，比较符号当时交战的实际。
同年，吴师又乘虚入郹(在今河南新蔡县境②)，“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于是，楚新上任的令尹子常赶快“城郢”，说明吴对楚的威胁之大，使子常深感事态发展的严重性。昭公二十四年：
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越大夫胥犴劳王师于豫章之汭，越公子仓归王乘舟。仓及寿梦帅师从王，王及圉阳而还。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
圉阳，杜预言“楚地”，不明所在；清人说在当时巢县(即今安徽巢县)南境③，值得怀疑。当时吴楚之争，多在淮域而非江域，此年楚为舟师略吴疆亦然，这从楚王及圉阳而还，吴师乘楚“边人不备”而灭巢和钟离的史实即可概知，巢在安徽六安市东北，钟离在凤台县附近，两邑皆处边地，说明当时的吴楚之“边”就在巢至钟离一线以东和南不远，“圉阳”若属楚地，亦应在此“边”附近，不可能远至今巢县以南。
次年，楚平王即令蔿射“城州屈，复茄人焉。城丘皇，迁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巢，去年被吴所“灭”，今年又为楚所“城”，可见吴人仍是取而不守，以使楚师“奔命”；卷，杜预说：“卷城在南阳叶县南”，在今河南叶县西南④；州屈和丘皇，杜注未言所在，清人高士奇推测州屈在安徽凤阳县(即今安徽凤阳县)西，丘皇在当时的信阳州(即今河南信阳市西部)境内⑤；杨伯峻先生即从此说⑥，近是。楚平王这时又重复楚灵王晚年的作法，不稳定内部，不调整战略，仅在淮河上中游地区迁民筑城以为守，“使民不安其土”，以至遭到子太叔的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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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石泉：《关于芍陂(安丰塘)和期思一雩娄灌区(期思陂)始建问题的一些看法》及注[20]，载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等编《芍陂水利史论文集》，第67—85页。
②按郹即郧阳，《左传》昭公十九年杜注“蔡地”，未言所在。清代学者认为在当时的新蔡县(即今河南新蔡县)境，或是。说参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卷3，昭公二十三年“郹”条。
③参阅《春秋地名考略》卷9“圉阳”条。
④参阅《春秋地理考实》卷3，昭公二十五年“卷”条。
⑤参阅《春秋地名考略》卷9“州屈”，“丘皇”条。
⑥参阅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十五年。
楚平王死后，楚昭王年幼继位，令尹子常(囊瓦)主持国事，然“子常贿而信谗”，专杀贤良无辜，深令国人痛绝，使本来就极为不利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左传》说：“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①，即可说明。鲁昭公二十七年：
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掩馀、公子烛庸帅师围潜。……楚莠尹然、工尹麇帅师救潜。左司马沈尹戌帅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与吴师遇于穷。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汭而还。左尹郤宛、工尹寿帅师至于潜，吴师不能退。
潜，杜预注：“楚邑，在庐江六县西南。”汉晋六县在今安徽六安市北，则位于汉晋六县西南的楚潜邑，就应在今安徽六安市与霍山县之间②；穷，约在今安徽霍丘县西南③；沙汭，即故沙水入淮处，在今安徽怀远县城附近④。由此亦见吴楚之争仍然集中于淮河中游地区，两国交兵的前沿约在霍山、六安、凤台一线附近。
昭公三十年(楚昭王四年，公元前512年)，吴掩馀、烛庸二公子奔楚，楚“大封而定其徙”，使居养而城之，并取与养邻近的城父(即夷)与胡田以益之，“将以害吴也”，因而激怒了吴国。是年冬，吴人执钟吾子，接着伐徐，以水灌城而灭之，徐子章禹奔楚，楚城城父以处徐子。这时，新得王位的吴王阖庐(即公子光)采用楚亡臣伍员(子胥)分兵出击以疲楚师，然后伺机入楚的谋略，“楚于是乎始病”⑤。《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秋，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楚沈尹戌帅师救潜，吴师还。楚师迁潜于南冈而还。吴师围弦。左司马戌、右司马稽帅师救弦，及豫章。吴师还。始用子胥乏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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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左传》定公四年。
②参阅《春秋地理考实》卷3，昭公二十七年“潜”条；陈伟：《楚东国地理研究》地望篇第三章，第三节：潜与南冈，第67—70页。
③参阅《春秋地名考略》卷9“穷”条。
④参阅《春秋地理考实》卷3，昭公二十七年“沙汭”条。
⑤参阅《左传》昭公三十年。
“夷”即城父，在今安徽亳县东南古城村①；南冈，约在今霍山县城一带②，与“六”邑相近。由此说明，吴师此时是兵分两路，在淮南和淮北分头出击，以牵制、疲惫楚师。鲁定公二年(楚昭王八年、公元前508年)：
桐叛楚，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秋，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获楚公子繁。
桐，杜预注：“小国，庐江舒县西南有桐乡。”约在今安徽舒城与桐城之间③，与舒鸠氏相去不远。舒鸠，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为楚所灭，此时又见其活动并依附于吴，或灭于楚后又为吴所复国，其与桐等小国在吴、楚长期的争夺中仍能生存下来，可见其族系生命之顽强。
与此同时，蔡昭侯、唐成公朝楚，先后被令尹子常因索贿不成而被扣留在楚三年，饱受欺辱。蔡昭侯回国后，立即朝晋，并以其子和大夫为质，请以伐楚。至此，楚国人心丧尽，众叛亲离，于外四面受敌，孤立无援；于内奸臣误国，政局动荡，完全陷于交困的深渊。
鲁定公四年(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冬，吴、蔡、唐联兵伐楚，由于楚内部不和结果大败，吴师连连取胜，五战及郢，直入楚都，楚昭王仓皇出逃，涉沮、济江而奔随，是为楚立国以来最为严重的失败，也是春秋史上的突出政治事件之一④。
关于吴师入郢的军行路线及相关战地，千年流行说法曾有一系列颇为费解的解释，对此，石泉先生结合当时的战争形势和原始史料，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探讨，认为吴师由淮油(今汝洪河入淮处)舍舟陆进，经蔡国(今河南新蔡)而沿淮西进，越过楚方城南段隘口(即“城口”三塞，而非流行说法所言位于淮河以南，桐柏、大别山交接地的古义阳三关)，于南阳盆地会合唐师，再西南至今湖北樊城一线与楚夹汉对阵，由此突破楚军防线，南下直人郢都。吴楚两军交战的一系列战地，如大别、小别、柏举、清发、雍澨等，主要分布于汉水以北、方城山西南的唐白河(古淯水)下游两岸，而不是流行说法所言的今汉水以东、大别山以南的广大平原、丘陵地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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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读史方舆纪要》卷21，亳州“城父城”条；《大清一统志》卷128，颍州府古迹“城父故城”条。
②参阅《春秋地名考略》卷9“潜”条；陈伟：《楚东国地理研究》地望编第三章，第三节：潜与南冈，第67—70页。
③参阅《春秋地理考实》卷3，定公二年“桐”条。
④参阅《左传》定公四年；《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和卷40《楚世家》。
⑤参阅石泉：《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载所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55—416页。
随着楚国的失败，多年来一直依附于楚的胡国(在今安徽阜阳市一带)“尽俘楚邑之近胡者”，弱小的顿国(在今河南项城县西南)也背楚绝陈而附晋①；直接与楚交兵的蔡、唐等在联兵败楚后必定乘机扩充地盘，凡此，均足以反映这时楚国势力的衰落。
吴师入郢，楚国几至灭亡，面临严峻的形势，楚人一方面集中兵力以救亡，一方面求援于秦国，加之这时东边的越国逐渐兴起，乘吴境空虚之机进攻吴国，而吴国内部因争权夺利出现分裂，损伤了实力。次年夏天，楚秦联军才赶走吴人，楚昭王回归入郢，并乘势灭了南阳盆地的唐国。
鲁定公六年(楚昭王十二年、公元前504年)春，郑师南下灭许，时许在容城，即今河南叶县西，郑人涉颍济汝，深入楚境直逼楚方城口外灭许，可见楚国仍处于大患未愈的低谷中，《左传》说是“因楚败也”，是可说明。同年：
四月己丑，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为矣。”于是乎迁郢于郡，而改纪其政，以定楚国。
吴师退去后，楚以舟师、陵师(即陆师)在淮域全面设防，结果舟师先为吴太子所败，同时吴师还攻取了附庸番国(约在今河南固始、潢川、光山之间②)并俘获了潘子臣及楚大夫等七人，随后司马子期所率领的陆师又败于繁扬(即繁阳，在今河南新蔡县北)，楚惧怕吴师再次入郢，不得不迁都于都，以避吴之兵锋，足见这时吴盛楚弱的情形。淮河中上游地区原为楚所据有的城邑，不少当被吴所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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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故事第十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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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左传》定公十四年、十五年。关于古胡国、顿国的地望，见拙著《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上编第四章，第五节和第九节，第179—182和213—215页。
②参阅《史记》卷40《楚世家》。1978年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大墓，出土有9件“番子成周”编钟(见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我们认为钟铭之“番子成周”即《左传》所载的“潘子臣”，“番子”即番国之君，“成周”、“臣”或一名一字，或记载之出入。说参拙著：《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上编第三章第八节，第123—138页。
六
第四阶段：楚势复苏，逐渐收复、全面统治淮域，从鲁定公七年至悼公二十年(楚昭王十三年至惠王四十二年、公元前503—447年)。
鲁定公五年，越人曾乘吴师在楚之机攻人吴国，迫使吴师撤兵回援，此后吴越关系日益紧张。定公十四年(楚昭王二十年、公元前496年)吴越再次交战，吴王阖庐受创而死，“吴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①。楚则自定公六年惧吴徙鄀以来，经过八、九年的“改纪其政”和休养生息，国力又有了一定的恢复，加之联越制吴的策略渐有成效(楚昭王妻就是越女)，使楚国得以重新建立其对淮河上中游地区的控制权。鲁定公十四年，楚乘吴越即将开战之际，与陈联兵灭了顿国；第二年春，又灭了胡国。
鲁哀公元年(楚昭王二十二年、公元前494年)：
楚子围蔡，报柏举也。……夫屯昼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间而还。蔡于是乎请迁于吴。
这时大大缩小了蔡国的境土，使之局限于新蔡以南、淮汝之间的狭窄地带内②，而位于淮河上游以北、汝水中下游的蔡国故地以及所取之沈地，当全部被楚合并。
与此同时，吴王夫差进军攻越，大胜，越王勾践降服，成为吴之属国，吴国声势又振，于是蔡国在吴国的支持与帮助下，“迁于州来”(今安徽凤台县)③。
哀公六年(楚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489年)，吴伐陈，楚昭王救陈，卒于城父(即北城父，在今河南宝丰县东、平顶山市西北④)，楚师退，陈亦附吴。这时，北方的齐国在齐景公死后，嗣君弱，大臣争权，内政不稳，吴于是北上争霸，使楚国东、北边境的压力有所缓解。
哀公九年，楚师伐陈，陈国成了吴、楚争夺的目标。是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首次在下游沟通江、淮，以为北上争霸创造条件。
此后，吴国一方面忙于北进，于鲁哀公十一年大败齐师于艾陵(今山东莱芜)，两年后，又与晋黄池争盟；另一方面，越王勾践经过十年的积聚，国势再振，乘吴师主力北上之机，抄吴后路，攻入吴都，使吴王仓促回师救援，应付国力日强的越国，再也无力与楚相争了。
鲁哀公十三年(楚惠王七年、公元前482年)，“楚公子申帅师伐陈”。哀公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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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史记》卷40《楚世家》。按，吴越交战，阖庐受创而死，《左传》载于定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96年，《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相同，《楚世家》误后一年。
②说详石泉：《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载《文史》第六辑，中华书局，1979年6月版。
③参阅《左传》哀公二年；《史记》卷35《管蔡世家》。
④参阅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哀公六年。
夏，楚子西、子期伐吴，及桐汭。陈侯使公孙贞子吊焉，及良而卒，将以尸入。……吴人纳之。
自楚平王后期以来的四十余年间，特别是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师入郢以来，楚国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无力与吴国正面交锋、抗衡。经过吴师人郢的重大挫折，和子西等“改纪其政”的切实行动，使楚国国力逐渐恢复。而这时吴国因北上争霸损耗巨大，又遭越国背后打击，腹背受敌，元气大伤，使吴盛楚弱的局势发生了转变，因而楚人抓住时机，主动出击伐吴。
桐汭，杜预注：“宣城广德县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人丹阳湖。”晋宣城广德县在今安徽广德县西南，因而流行说法便将“桐汭”定于流经今安徽广德、郎溪诸县境的桐水流域①。今按，春秋中晚期的吴楚之争，长期集中于淮河中游偏西地区，极少涉及到长江下游两岸，这从上述有关两国交兵的实际即可概见，何况这时楚势刚刚复苏，初次伐吴不可能远至长江以南的安徽广德一带。张胜琳先生认为此“桐汭”当在江淮之间，与定公二年和杜预注所言的古桐国、桐乡有关②，较流行说法更为合理。若然，则“桐汭”就应在今安徽舒城与桐城一带。
哀公十六年，楚令尹子西召回在吴的楚太子建之子王孙胜，使为白公。不久，“吴人伐慎，白公败之”，白公以献战利品为由，入朝发动叛乱，“杀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因叶公子高帅方城外诸县之师入朝勤王，才得以平定叛乱，使民安“国宁”。
白公所处之地，《左传》曰：“召之使处吴竟，为白公。”杜预注：“白，楚邑也。汝阴褒信县西南有白亭。”在今河南息县东北③；令尹子西说“舍诸边竞，使卫藩焉。”两相对照，当时的白邑，不应属“吴竞(境)”，若然子西何能让王孙胜“处”之呢?杨伯峻先生认为“吴竞”即指“楚与吴接界之境，非吴境内也。”④较为合理。
又《史记》卷40《楚世家》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胜于吴，以为巢大夫，号白公。”同书卷66《伍子胥列传》又说：“遂召胜，使居楚之边邑鄢，号为白公。”与《左传》有异。今按，以春秋时期楚县大夫称“公”的惯例，“白公”即楚白县之县公，王孙胜既号“白公”，其居邑就应在“白”，而不应在“巢”或“鄢”；更何况，当时“白”邑已在吴楚边境，其东边的州来又为吴之同盟蔡国所居，“巢”邑此时还未必为楚所收复；从相关文献记载和吴楚争战的史实来看，在淮河上中游地区，并未见另有一“鄢”邑存在，加之《史记》两篇记载互有出入，《左传》所载当更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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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春秋地理考实》卷3，哀公十五年“桐汭”条；《春秋地名考略》卷11“桐汭”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哀公十五年。
②参阅张胜琳：《吴楚淮域之战若干相关地名地望略考》，载张正明主编：《楚史论丛》初集，第122—128页。
③参阅《水经注》卷30《淮水篇》；《春秋地理考实》卷3，哀公十一年“白”条。
④参阅《春秋左传注》哀公十六年。
吴人所伐之“慎”，杜预说：“汝阴慎县也。”在今安徽颍上县西北约四十里、颍水左岸①，东(略偏南)去州来约100里。吴人伐慎，当由州来出师西进，白公迎敌当由西而东，正与白公之邑在慎之西南的形势相合。若白公居巢，在慎东南，吴人深入白公之后方，而白公再回师西北渡淮败吴，显与情理不合。
《左传》哀公十七年(楚惠王十一年、公元前478年)载：
三月，越子伐吴。吴子御于笠泽，夹水而阵。……越子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
楚白公之乱，陈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宁，将取陈麦。……陈人御之，败。遂围陈。秋七月己卯，楚公孙朝帅师灭陈。
陈国因吴的压力不得已背楚附吴，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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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错误的估计形势，因白公之乱乘机侵楚，然在吴被越所败，失去保护伞之后，陈国最终为楚所兼并②。
鲁哀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73年)，越灭吴，使春秋中期以来吴楚长期争夺淮域的斗争遂告结束，楚人来自东边的巨大压力和威胁得到缓解。趁此时机，楚势迅速沿淮东进，于楚惠王四十二年(鲁悼公二十年、公元前447年)再次灭蔡③，逐渐收复了春秋晚期为吴所占领的淮河上中游两岸原属楚“东国”的大片土地，至此，整个淮河上中游地区最终一统于楚，成为楚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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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水经注》卷22《颍水篇》；《大清一统志》卷128，颍州府古迹“慎县故城”条。
②另参《史记》卷36《陈杞世家》和卷40《楚世家》，同书卷14《十二诸侯年表》误后一年，应更正。
③另参《史记》卷35《管蔡世家》和卷40《楚世家》。
结 语
春秋时期，楚人在江淮地区虽有长足的进展，其阶段性亦较明确，过程曲折往复，总的说来，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从楚人的战略目标来看，重点在于经略中原，北上争霸，每当北上遭遇强劲对手的阻碍或重大挫折时，楚人便兵锋东转，经略淮域，如楚成王在齐桓公伐楚，立召陵之盟；城濮之战大败于晋；楚共王于鄢陵之战再败于晋等几次失利后，北上遇阻，但在淮域却有较大发展的史实即可概见。比较而言，楚人对江南的开发则相对滞后，其规模、声势远不如开拓淮域之大，更不能与经略中原相提并论，这种现象，既与各个地区的开发水平和文化基础相关；也与各自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联。江南地区当时开发水平较低，经济、文化根基较薄，又地处楚国的后方，一时还无人相争，一直放在次要地位，投入的精力与代价也相对较少。因而，就楚国的整个发展战略而言，在以江汉基地为中心，重在经略北方，争霸中原；次为经略东方，开拓淮域；再次才是开发江南，抚有蛮夷。
(二)就楚人经略淮域的几个阶段来说，春秋早期首先是在淮河上游灭息设县，建立据点，站稳脚跟；春秋中期在淮河上中游地区有较大的拓展，州来、巢、群舒以西地带基本上为楚所据有。随着吴越势力的迭兴，春秋晚期楚在淮域的形势则一波三折，晚期前段，楚国实力略具优势，向中下游地区虽有缓慢的推进，但基本上处于长期拉锯，彼此消长的局面；晚期后段，吴盛而楚弱，吴师长驱直入楚郢都，淮河上中游地区原来属楚的城邑、据点，如州来、巢、番等不少转而为吴所据有，楚在淮域的势力大大缩小，直到春秋末年和春战之际，随着楚国国力的复苏，同时由于东方越国的兴起，从背后消弱、牵制了吴国的实力，并灭吴而代之，才最终解除了吴国对楚国的压力。因越灭吴后“不能正江淮北”，楚人还乘虚“东侵，广地至泗上”①，从而为战国时期楚国进一步向江淮下游及泗、沂地区的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原载《人文论丛》2002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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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史记》卷40《楚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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