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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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特征

邹逸麟
中华文史网
中国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国家，历史上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在祖国土地上劳动生息的范围及其所建立的政权的疆域和政区，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政区的一部分。这一观点在今天似乎是没有异议的，但其中所包含广泛内涵和深邃的历史背景，需要作一简要的阐述。
今天中国国家疆域的形成是有其悠久的历史过程的。“中国”这个概念，在历史上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这个“中国”是指国都、京师。《诗经•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礼记•中庸》：“是以名声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这里的“中国”是华夏活动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因为我国阶级社会初期，华夏族多建都于黄河中游地区，故称这个地区为中国，称陕北、晋北和冀北地区的民族为北戎、山戎，称东部沿海地区和南部长江流域为东夷、南蛮。以后华夏族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夷戎的华夏化，黄河下游地区也包括在“中国”一词的范围之内。春秋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周王朝及晋、郑、齐、鲁、宋、卫诸国都自称“中国”，而将秦、楚、吴、越视为夷狄。《史记•楚世家》：“秦为大鸟，……垂头中国。”《索隐》：“言欲吞山东。”春秋时代秦国僻在西隅，“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但对西戎还是“中国”自居，楚国在西周末年自称“蛮夷”，到了春秋末年以“华夏”自居，其他中原诸小国，都已华夏化了。秦汉以后，随着华夏族、汉族统治地域的扩大，“中国”一词指统一王朝的全部疆土。《史记•南越列传》：“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赵)佗弗诛。”以后凡当处于分裂时期，则中国多指黄河流域。《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亮说权云：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两晋南北朝时期，东晋人将十六国看成夷狄，南朝人骂北朝为索虏，北朝人骂南朝人为岛夷，都自称中国。唐朝统一，没有这种分野，视这个时期为南北朝，李延寿修南北史，一视同仁，双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宋朝把辽、金、西夏视为夷狄，而元朝则将宋、辽、金、夏均视为中国。明朝人把蒙古视为鞑虏，东北女真为建虏，而清人则将蒙古、新疆、西藏、台湾均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从一部记述大清帝国全国总志《大清一统志》即可知。由此可见，“中国”一词有其发展的过程，其含义也不断扩大。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侵华前的中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一词作为我们国家主权所达到的范围，是鸦片战争后几十年，中华民族民族意识加强后逐渐形成的。因此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就应以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范围的中国为中国，凡历史上在这个范围内的一切民族和政权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过去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历史上中原王朝、正统王朝统治范围为中国，其他就不是。这种观点无疑是错的，我们不是宋朝人，不是明朝人，我们是现代中国人，我们不应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天中国的范围就是历史上的中国，这也不对，这岂不是承认帝国主义侵华的合法性了吗？总之，我们要分清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中国是中国，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否则许多问题就讲不通。
那么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呢？
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在古代形成三大经济区：(一)内蒙古高原以南，大致上即阴山、长城一线以南，青藏高原边缘以东至海，为东部季风区，其自然条件适宜于农业，是汉族聚居的农耕区；(二)大兴安岭以西，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和阴山、长城一线以北为干旱和半干旱区，降雨稀少，分布有草原植被，为游牧民族聚居的畜牧区；(三)青藏高原高寒地带由于空气稀薄、气候寒冷、植被稀少，当地居民从事狩猎、采集和原始农业的混合经济；大兴安岭以东、长城以北的东北地区，由于气候寒冷，人口稀少，森林密布，17世纪以前当地居民主要从事渔猎、采集和少量农业的混合经济区。概而言之，我国历史上可分为农耕、畜牧和渔猎三大经济区。历史上民族、政权之间势力和疆土消长，实际就是这三大经济区的交融和消长。
这个发展过程，有几个重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战国秦汉华夏族政权疆域的形成和开拓期。春秋时期处于中国分裂状态，见于《左传》的大小国家有120多个， 而其时四周夷狄却伺机强大，交侵华夏，所谓“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如线。”(《公羊传》僖公四年)南北四方夷狄十分强大，中原诸国都受到威胁，甚至为其所灭。战国时期中原形成七雄，纷纷向四周开疆拓土，置郡县，筑长城。当时中原华夏族农耕区的最大威胁是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所谓“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史记•匈奴列传》)北部的赵国原有山西中、北部，河北中部和西北部，北界至今桑乾河一线。赵武灵王时“胡服骑射”，北击林胡、楼烦，疆土拓至河套北面阴山一带，置云中、雁门、代郡，筑长城起自代(今河北蔚县)西傍阴山山脉至高阙(今内蒙古临河县东北狼山口)。燕国原有河北北部和辽南一带，燕昭公时东击东胡，却地千里，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筑长城西起造阳(今河北张家口附近)东经辽东，又东至满潘汗(今朝鲜清川江一带)，与朝鲜分界。秦国拓地最为显著，秦襄王时灭义渠等戎，而置陇西、北地二郡(今甘肃东部)，拓地至泾渭河上游和洮河流域，筑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沿洮河而上，至今陕北黄河西岸止。楚国在战国时十分强大，向北拓地至淮河流域，向南越过洞庭湖到了湘、资、沅、澧流域，向西占有湘西、鄂西地区，设置了巫郡、黔中郡，势力还远达广西乐平一带。前279 年左右楚顷襄王还派庄蹻由黔中郡向西南进入贵州夜郎国，直至滇池。总之，到了战国后期七国的范围，东北超过了鸭绿江，西面抵达了洮河流域，北面到了内蒙古、河北、山西北部和辽宁南部，南面到了浙南、赣北、湖南全省、贵州、四川一部分。为秦朝统一后的疆域打下了基础。
公元前2世纪前后秦皇、汉武时期汉族王朝统一不久，经济发达，国势强盛，为了保持和巩固已有农耕区的统治范围，向四周开疆拓土，蒙恬、卫青、霍去病数次出兵，远征匈奴，匈奴远遁。汉族王朝的疆土北面到了河套、阴山，西面到了河西走廊、青海湖边，包有原为匈奴民族畜牧区的鄂尔多斯高原。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属干旱半干旱区，可耕可牧，适宜于半耕半牧。汉族政权占有这一大片空旷地区以后，大量移民，屯垦戍边，多达数十万、上百万，大大超过原有的匈奴人口。大批汉民一到便将可耕地尽辟为农耕地。由于汉民子孙繁衍，和当地游牧民族的汉化，自此以后，河套、银川平原、河西走廊的绿洲便成为传统的农耕区。汉武帝时还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远征大宛，西域诸国纷纷来朝，西汉王朝的势力进拓至新疆地区。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任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进行屯田。秦汉王朝向东北则拓土至朝鲜中部，这里原先也是农耕区。
与此同时汉王朝势力南下据有了闽、浙、粤原先越人居住的沿海地区，西南控制了西南夷族聚居地，开拓至云贵高原、越南北部，这里原先是处于高山深谷中的分散的民族政权、小国，又从事原始的农业，因此未遇到多少反抗，在国势并不十分强大的东汉时期，还开疆拓土至云南西南部的保山地区置永昌郡，这是西南哀牢夷归汉的结果。
总之，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400年， 是中国中原王朝疆域奠定的关键时期。从战国以来农耕区已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秦皇汉武逐匈奴，筑长城，置边郡，对北方主观上并无领土要求，一是为了保护农耕区，正如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信中所说：“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史记•匈奴列传》)二是打通和巩固对中亚和西南亚的交通，因为在汉武帝前中原人民与中亚和西南亚已有往来。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第一个由汉、匈奴、羌、百越、朝鲜、西南夷共同组成的多民族统一国家。
第二阶段：汉族政权疆域北缩南展期。这个时期大约从东汉前期公元初开始，先有匈奴族的南进，以后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的附汉。这说明居于蒙古高原南部的匈奴，因长期与汉族交往，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愿意与汉族一起生活，于是公元2 世纪开始就有大批匈奴入居今陕北、晋北和冀北地区，与汉民共处。接着在蒙古高原上鲜卑族的统一，成为北部中国一强大的政治势力，不断地侵扰汉王朝北部边境；以后又有柔然、突厥的兴起；西面则有羌人的东侵，成为东汉一代的外患，曾一度威胁到长安的安全。于是东汉先是将沿边诸郡的郡治内迁，以后终于守不住了，放弃了沿边诸郡，北部边界内缩至陇东、陕北和晋北一带。换言之，就是原先半农半牧区又恢复了游牧民族所居而从事畜牧业。进入4世纪，东汉以来入居北中国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纷纷在黄河流域建立政权，即历史上所谓五胡十六国时代。这些民族政权的领袖人物，都受到汉化教育，文化上推崇儒学，经济上重视农耕，制度上沿袭汉魏。虽然这些政权统治集团是游牧民族，但被统治的广大人民还是以汉族为主，而政权性质基本上保持了汉魏以来的传统，不过多了农牧民族交融、多种文化融合的特色，例如北齐时邺都城内推行双语(汉、鲜卑)制，充分体现公元4世纪至6世纪末隋统一的300年内，黄河流域成为一个民族的大熔炉，农耕、渔猎、游牧民族进行长期交流和融合，为隋唐统一政权的胡化奠定了基础。
这个时期的南方情况则又不同。东汉末年以来因为黄河流域战乱连年，北方人口开始南迁，特别是晋末永嘉之乱，晋室南渡，大批世家大族、官宦士庶举家南迁江淮流域，设置侨州郡县，南方人口骤增，平原地区人口已经比较密集，于是向丘陵山区进发，浙、赣、湘、鄂丘陵山区原先是越、蛮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东晋南朝时期汉族人口大量进入，同时也带来了生产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三国东晋南朝在这些地区设置了很多郡县，反映汉族王朝统治势力的向南扩展，农耕区的扩大，从而也使原先的蛮夷汉化。当时在西南地方民族势力强大的，有原由三国蜀汉控制的西南南中地区的“爨”(火换为贝)族的独立，和林邑建国的北进，使汉族王朝控制的越南北部内缩。
这个时期虽然从现象上看，汉族王朝的疆土在北部有所缩小，但从民族交流、融合角度看，则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过程。南方因为没有一股强大的民族势力能与汉族相抗，因此汉族王朝势力的入进，虽然遇有反抗，但最终还是汉王朝的控制得到最后胜利。
第三阶段：隋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鼎盛时期。隋唐政权是黄河流域经过300 年的民族交融和南方蛮夷汉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唐代在安史乱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高峰，国势强盛，北征突厥，东灭高丽，西平吐谷浑，疆土空前开拓。由于唐代政权是吸收了多民族、多元文化建立起来的政权，因此与宋、明不同，在民族政策上是兼容并蓄，李渊说：“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旧唐书•高祖纪》)李世民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通鉴》贞观二十一年)政治上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朝廷里不泛蕃将，许多带兵的是胡人，如阿史那社尔、契必何力、黑齿常之、哥舒翰、安禄山等等。对新辟的原少数民族聚居疆土采取羁糜府州制度，上设由中央派员的六都护府管辖，下设若干羁糜都督府、府州，这些机构的长官均由原部族首领担承，可以世袭，采取与直辖府州的农耕区不同政策，羁糜地区不纳赋税。这种政策加强了民族的团结，促进了民族的合作，中华民族的阵营大大地扩展。文化上更是无汉胡之防。向达先生说：唐代“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洛阳城内“家家学胡乐”(王建《凉州行》)。其他生活习俗如家俱、服饰、食品、音乐艺术等等方面，更表现汉胡融合的特色。同时唐代文化包括政制体制对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以及东南亚凡是农业文化的国家都有极大影响。8世纪初安史之乱爆发和以后一百多年断续的战争，使唐王朝元气大伤，最终内部分裂为五代十国，边境上少数民族乘机强大，建立了与汉族王朝对立的政权，从他们采取的统治制度，如中央官、地方官的设置，明显受到汉王朝的影响，使其民族意识加强，东北的高丽，南面的越南，纷纷脱离中国而独立。
第四阶段：两宋时期。前后300年，中国出现大分裂， 先后分为十一个政权：北宋、南宋、辽、金、西夏、南诏、大理、西辽、吐蕃诸部、西州回鹘、喀喇汗国，这些国家是由汉、契丹、女真、回鹘、党项、白蛮、吐蕃等族所建。于是出现了疆土交错、纷陈繁复的政治局面。这种局面的产生是因为隋唐统一时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有了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双向交流，使周边少数民族加强了民族意识和政权意识。当汉族王朝一旦国势衰落，周边少数民族即伺机奋起，加强了疆土的开拓、政权的建设和经济的开发。虽然晚唐以后，中国逐渐趋于分裂，但整个中国的社会进步并未停止。辽、金、西夏、大理等政权的政治体制，明显吸取了汉族政权的统治经验，较原有松散的统治方式有明显的进步，是成熟的汉文化对边区民族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同时少数民族的文化对汉民族也有较大的影响。这种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融，为元统一帝国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第五阶段：元明统一帝国的重建和再度分立时期。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疆土拓展期，将原来分裂的10个政权统一在一个帝国范围之内。与汉唐不同的是由边区游牧民族占有全部狩猎区和汉族农耕区，因为是少数民族将其原根据地的广大边区加入了统一的大家庭，故其疆域十分辽阔。《元史•地理志》：“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过之，有

中国历史成语故事中的四个词语

难以里数限者矣。”其最大的贡献是将西藏地区的吐蕃收入王朝的直属版图，这对中国疆土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总之，元帝国的统一，使自8 世纪以来，分裂了四个世纪的中国又重新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将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蒙古人、色目人(包括畏吾儿人、西域各部人)的农耕、渔猎、游牧三区溶为一体，加强了各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无疑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是元朝统治者虽然统一整个中国，却采取了民族分化和民族压迫、岐视政策，如根据不同民族和征服先后，把全国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在官吏任用、法律地位、科举名额和待遇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均有种种不平等规定。这种民族分化和岐视政策，引起了汉人、南人中上层分子的强烈不满。因此，元朝统治不到一百年即崩溃，代之而起的明朝时期，中国又分明朝、鞑靼和察合台后裔的亦力把里等几个政权，使游牧、渔猎和农耕三大区又处于长期分裂的状态。
第六阶段：中华帝国疆域的最后形成——清帝国的建立。18世纪中叶形成的清代疆域是秦汉以来中华各民族数千年长期交往、融合的结果。清帝国的疆域分为三个部分：以狩猎为主的女真区、以畜牧为主的蒙古区(包括青藏高原)和以农耕为主的明朝区。清代的统一前后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分为几个步骤：一，从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至1619年先后统一了女真诸部。1636年漠南蒙古归附清朝。1642年外兴安岭以南整个黑龙江以东地区全部归入清朝版图，统一狩猎区，清朝完全消除了后顾之忧。二，1644年攻下北京，明亡。1659年平三藩，消灭南明势力，1683年收复台湾，统一农耕区。三，1688年喀尔喀蒙古降清，此后外蒙古为清朝直属领土。四，17世纪中叶中国西北部出现了以准噶尔部为核心的漠西蒙古，其强盛时，地跨葱岭东西，天山南北，东抵哈密，西达中亚，曾一度进军西藏，占领拉萨。其势力范围不下于清朝，军事上具有游牧民族特性，骁勇善战，并向外勾结沙俄势力，觊觎中华，对清朝政府具有生死存亡的威胁。清廷康、雍、乾三朝前后经过了多次战役，历时近一百年的时间，先后消灭了准噶尔、回部大小和卓的割据势力，统一西北边疆，有力地抵制了沙俄的扩张，奠定了近代中国西北疆域，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功绩。
清代自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即有谋图天下之雄心。此后统一大漠南北蒙古，进关与朱明争天下，平南明，削“三藩”，收复台湾，平准噶尔、回部，最终统一全国，前后经历了140余年，大小战役数十百次，艰苦卓绝，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为今天中国的疆域奠定了格局，其功当彪炳史册，永不可没。
总结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过程，可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主要指农耕区，早在二千年前的秦汉时代已统一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早期农耕是比较先进的产业，农耕民族成熟得比较早，发展比较快。从西周、春秋、战国到秦汉，以华夏族为核心和杂居在华夏族之间的各少数民族的交流、融合而逐渐壮大，同时周边夷狄的华夏化，最终形成了以农耕为主的统一政权。由于这种变化是以农耕区为范围，以农耕业为基础的，所以容易认同，变化的过程也是渐进的，平和的，形成以后反复较少。
二、我国历史上政权分裂最久，反复最大之原由，即为农耕、渔猎、游牧三大区的对立。农耕区成熟最早，游牧区次之，渔猎区再次之。因此综观二千多年来的历史，大致前一千年(唐代以前)，与农耕政权对立最强大的势力主要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先后有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这一时期，汉族政权势力占主导地位，当汉王朝占有游牧民族地区后，往往采取农耕方式，开辟草原，于是将先进的汉文化传到了草原，同时也大量吸收了游牧民族的文化，唐代文化可为代表。游牧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入居汉王朝地区后，也愿意吸收汉文化，逐渐形成了双向交流，使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阵容不断地扩大。后一千年，边区少数民族因长期接受汉文化，也逐渐成熟起来，加

中国历史故事张作霖

强了民族意识和政权意识，如东北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由于森林茂密，气候寒冷，人口稀少，长期处于落后的渔猎、采集经济阶段，一直到8 世纪才出现比较成熟的渤海政权。以后的女真亦源于此。西南的吐蕃也在这时形成强大的政权。这时游牧、渔猎民族对农耕业和农产品也产生了兴趣，如契丹、女真、蒙古都有一定的农耕业，同时对耕地的要求也较以往明显。这些民族的强大，逐渐在历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吐蕃曾一度为唐帝国强大劲敌，占有过河西走廊，威胁到都城长安；契丹曾占有三分之一的北中国；女真占有了全部北中国，而蒙古最终占有了全部中国。这些民族在入主中国的同时，也将他们的根据地畜牧区、渔猎区带进了中国，使中国的疆域不限于农耕区，而有了三大区，实为对中国疆域的重

与诚信有关的中国历史故事

大贡献。在此数百年内，畜牧区、渔猎区和农耕区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对双向交流、互相融合产生过重大影响，为清帝国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三、清代的统一并非完全靠军事实力。清廷以渔猎区势力为代表，先笼络内外蒙古，然后再统一农耕区，最后平定西北维吾儿、回部，最终将农耕、畜牧、渔猎三大区统一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一，自17世纪以来，沙俄的东侵和中亚势力的东扩，西北民族因外来势力的干拢和宗教势力的影响，分裂意识较强。然该地自西汉以来即受汉族王朝的统治，当地人民与内地农耕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欲分裂，民心不从。且西部历来为中国军事镇守要地，故清廷不惜化将近一百年的时间，竭尽人物财力，最终将西部纳入中国的版图，巩固了中国西部疆土，对中国社会稳定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时准噶尔势力不可一世，其统治地域不下于清朝。试想如无强有力的手段，东南江山可能为准噶尔所有，则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必将出现大倒退，人民将沦入黑暗残暴的统治之下，其命运当可想而知。其二，台湾自古为中华民族之一高山族的居地，明清以来大批大陆沿海居民迁入该地，对传播中华经济文化起着重要作用，然其地远悬海外，与大陆联系不强。明末郑氏驱逐荷人、葡人，据有台湾，然其势孤力单，地位终究不稳，清廷一举攻下台湾，设立府州，与内地同制，使中国第一大岛与内地融入同一大家庭中，成为国际上共识，可谓是清廷一大功绩。其三，清廷统一农耕、游牧、渔猎三大区，并非以统一模式进行统治，而是根据不同民族、地域特点，分别以不同的统治政策和制度，取得较好效果，其中经验值得研究。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入侵，加上清廷政治腐败，经济衰退，国力颓落，割地赔款，成为国耻。然其前期对中国疆域的缔造功绩是不可埋没的。
四、自汉朝开始，汉族王朝曾多次统治过非农耕区，开始基本上采取农耕区同样的统治方法，设置郡县，开辟农田。唐代以后，汉族王朝采取了羁糜政策，即唐宋设置的羁糜都督府、羁糜府州。不上户籍，不纳赋税，由当地民族头人自行管理。即不同民族区和产业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政策。这种方法对边区民族有很大的启发，契丹、女真有了农耕区后，也采取不同的统治政策，农耕区置郡县，而其根据地则采取原来的统治方法，如契丹的头下军州和女真的猛安谋克。元明对西南少数民族区则采取土司制度，也即在这些地区由当地民族的头人自行管理，不改变原有的统治体制，不纳税赋，进行自治。清廷在这方面总结了历史上的统治经验，采取了多样的统治政策，对蒙古、西北新疆也采取不同统治政策。这种政策对团结各民族，巩固中华大家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南方面因基本上是农耕区，时间一长，比较成熟，于是自雍正年间开始改土归流，而北方畜牧区，因自然条件，继续采取游牧民族习惯的管理办法。这就使清朝有三百年疆土的稳定，是中国历史长期对不同生产区域采取不同统治经验的总结。
五、综观历史，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是二三千年来生活在这

中国历史故事英文翻译

块土地上的所有民族共同缔造的，每一个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个政权，每一个民族活动的范围都是历史上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奠定今天中国疆域规模的，不仅是汉族，而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某些时期边区少数民族贡献更大。由此我们应该认识到现代化的中国完全应该施行民族平等政策，决不能搞大汉族主义。今天的中国文化也不是汉族文化，而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华文化。例如我们从音乐、服饰、饮食和其他习俗都可以看到多民族融合的痕迹。因此我们说今天的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国家，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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