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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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

【数据库】1998年
【文献号】3364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2
【原刊页号】64～74
【分类号】K3
【分类名】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199807
【标题】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
【作者】曹树基
【作者简介】作者曹树基，1956年生，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正文】
太平天国战争对于人口的影响，是历史学界颇为关注的问题。这场战争给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带来了重大损失。由于战争的中心位于苏南，苏南又是中国早期工业化进展最快的地区，因此，该区战后的人口变动就格外引人注意。
王业键曾专文讨论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注：王业键：《太平天国叛乱对苏南人口的影响》， Paper　on China,Vol.1 9(1965),Appendix, Table.）， 以后王树槐对王业键的估计略有修正（注：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江苏省（1860—1916 ）》，台北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48号。）。近年又有王育民撰文讨论太平天国时期的人口损失问题，对苏南人口的讨论尤为仔细（注：王育民：《太平天国时期“人口损耗逾亿说”辩证》， 《学术月刊》1993年第6期。）。笔者也曾对苏南人口的损失发表过意见（注：葛剑雄、吴松弟、曹树基：《简明中国移民史》第8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然而，按照姜涛的观点， 这些研究都存在问题，其原因在于各家据以立论的数据都不是真实的人口数：《嘉庆一统志》中江宁等四府二州的人口实为“男丁”，而战后户部清册中的江苏人口不包括苏州等四府一州的人口。根据不真实的人口数据所作研究当然是不可靠的，姜涛的发现对了解清代江苏人口的真相，功莫大焉。遗憾的是，由于存在种种困难，他没有进而解决这个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存在资料的缺陷，所以，对战争中的人口损失进行定量研究是相当困难的（注：姜涛：《近代中国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1—72、155、163—164页。）。
笔者却以为在了解了资料性质的前提下，可以采用一些人口分析的技术，求出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苏南人口的损失数。这一研究，既可以为我们对太平天国前后其他区域的人口研究提供一个参照的范本，也可以为历史人口学的研究积累经验并提供方法。
一般说来，我们研究战争对于人口的影响，只要掌握战前和战后的人口数就可以了。尽管战前人口的数据残缺不全，但我们仍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加以修复。而战后人口数据的复原，则可以通过战争中人口损失比率和战前人口数的分析来完成。在此基础上，我们不仅能够求得战争中的人口损失数，还可以展开对于江苏各区域人口变动规律的讨论，并将讨论的时间延续到1953年。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一个较长的时段中把握这场战争对于本区域人口及社会的影响。
一、太平天国战争前的苏南人口
一般说来，《嘉庆重修一统志》中所载各地嘉庆年间的人口数是比较准确的，它不再是清代前期以“人丁”为统计单位，而是以“人口”作为统计对象，具有现代人口统计的意义。江苏则不然，姜涛指出江苏的统计数据问题最大，其人口总数低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的册报人口，其原因是在江苏的江苏和江宁两个布政使司中，存在不同的统计口径。江苏布政使司所属四府一州（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和太仓州）所报数字为人口数，而江宁布政使司所属江宁等四府二州（江宁府、扬州府、淮安府、徐州府、海州、通州和海门厅）的数据不是人口，而是“人丁”，并且是嘉庆初年的“人丁”。按照何炳棣的解释，“人丁”并非人口，是一种纳税单位，清代嘉庆年间，人口统计中已经普遍摒弃了“人丁”而采用“人口”（注：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看来江宁布政使司是一个例外。姜涛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批露证明过程，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一假说进行检验。
先讨论江苏布政使司辖区中人口数字的内涵。
同治《苏州府志》卷十三记载嘉庆十五年（1810年）、二十五年（1820年）和道光十年（1830年）的人丁数分别为319.8万、338.8 万和341.3 万，同时又记嘉庆二十五年苏州全府男丁女口总数为590.8万。将《嘉庆一统志》中的苏州府丁口“原额”43.9万和“滋生”部分的 547.6万相加，即为591.5万，与府志记载的人口数基本相同。 可见《嘉庆一统志》中苏州府的人口数不是“丁”而是“口”。何以《嘉庆一统志》中苏州原额“丁口”与滋生“丁口”相加竟然与地方志中人口数相等，则不清楚。一般说来，“原额丁口”在人口统计中是不用考虑的。本文采用《嘉庆一统志》中的数据以供分析。
光绪《松江府续志》卷十四记载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男丁数为1307614，女口数为1056799，另有男幼童81288名，女幼童37273名，合计人口为248.3万。从男丁与女口的比例来看，松江府成年男女的性别比为124，表明这一数据有相当的可靠性， 而幼年男女之间性别比差距太大，是调查者对幼年女童的户口登记根本不重视所致。《嘉庆一统志》中记载的松江府滋生“丁口”数264.6万，与《松江府志》记载相近，这可能是《松江府志》对幼童登记出现差错而引起的。地方志与《嘉庆一统志》记载的近似，说明后者数据是人口而不是“人丁”。
光绪《嘉定县志》卷四云：“我朝康熙间，续生人丁著令永不加赋，驯至嘉庆，户逾十万。今且十减其五，无亦粤寇之余，流徙涣散，二十年休养，未足复生聚之旧欤”。嘉定县在嘉庆年间“户逾十万”其本身就说明“户”是人口统计的单位。在《嘉庆一统志》中，嘉定县所属之太仓州丁口共177.9万，州辖五县：镇洋（并入今太仓）、太仓、嘉定、崇明和宝山，本世纪30年代，此四县人口总数为110万， 嘉定占其22％（注：江苏省政府调查，见《中国经济周刊》24卷20期， 转引自胡焕庸《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民国年间的统计数据多不可信，此取相对值以供比较。下文引民国江苏各地人口数均据此，不另说明。）。1953年四县人口增至119万人，嘉定县占24％，可见嘉定县人口比例与其他县相比变化不大。只是嘉定深受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人口死亡较多，而崇明则不然。据此估计战前嘉定人口在太仓直隶州中的比例一定要高于22％—24％的比例，可能达到30％左右。如此，太仓直隶州的总人口可能为35万户，170万人，与《嘉庆一统志》的记载相吻合。由此可见，嘉庆年间太仓州的人口统计是人口而不是“人丁”。
据当时人的观察，镇江府属溧阳县“道咸之间实在男丁四十余万，城陷后逃亡杀掠，至同治四年册报实在男丁满四万云”（注：周湘：《溧灾纪略》，光绪《溧阳县续志》卷一六。），表明统计单位是“男丁”而不是人口。道光十四年（1834年），该县人丁346443，按照上引同治《苏州府志》的记载，从嘉庆十五年（1810年）至道光十年（1830年）苏州府“人丁”年平均增长率为3.4‰，20 年后的“道咸之间”，该县人丁约为37万，根本不像周湘所称已达“四十余万”。又知镇江府属丹徒县（今镇江市）咸丰九年人丁数为 33万（注：光绪《重修丹徒县志》卷一二。），与溧阳人丁数相近。本世纪30年代镇江县人口达52万，而溧阳仅32万，镇江人口已大大超过溧阳了，此时镇江四县人口总数为155万。1953 年镇江四县一市人口为176万，镇江市、丹徒县的人口合计为53.6万， 溧阳县人口为40.3万，两地人口的比例大致是稳定的。近代以前镇江城市尚未发展，丹徒县人口略少于溧阳，近代以来，有周边人口向镇江集中的趋势。扣除这一因素，可以认为战前镇江府各县人口的数量是大体相当的。如此，道光末年镇江府“人丁”数约为140万。然而，在《嘉庆一统志》中，镇江府丁口为223.5万，道咸之间，其丁口可能增长至 247.5万，其中男丁140万，女口约为108万，性别比为130，处于苏州府的性别比值134和松江府的性别比值124之间。显然，《嘉庆一统志》中的镇江府人口数也不是“人丁”而是人口。
常州府可以江阴县为例。据光绪《重修江阴县志》卷四，道光十九年（1839年）该县人口为97.8万，其中男性56.5万，女性41.4万，是为人口而非“人丁”。
至此我们已经证明，《嘉庆一统志》中江苏布政使司的各属府、州的“人口”数就是人口，不是“人丁”。从苏州的例子中，我们还证明，嘉庆、道光年间江苏布政使司辖府、州中所谓的“人丁”也已不是清代前期的“纳税单位”，而是“男子”数。松江府的“男子”包括了大部分的男子，所谓的“男幼童”只占全部男人数的5.9％，使人猜想可能指男性婴儿。故其“男丁”不可理解为“成年男子”。所以，“人丁”的增减实际上就是“男子”数的增减，其增减的幅度可大致看做是人口变动的幅度。
再来看看江宁布政使司辖区“人口”数。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江宁府属溧水县“男丁”数为18.5万（注：光绪《续修溧水县志》卷六。），同年高淳县“男丁”数为18.9万（注：光绪《高淳县志》卷七。）。以年平均增长率 3.4‰的速度回溯至嘉庆末年，二县合计有“男丁”34万左右。江宁府属县还有句容、上元、江宁、江浦和六合五县，本世纪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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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江宁和南京市共有人口238.2万，溧水、高淳占其14.3％；1953年这六县一市有人口304.5万，溧水、高淳二县占其16.4％。可以这样说，溧水、高淳两县人口在江宁府总人口中的比例大约在15％左右。假定嘉庆末年溧水、高淳两县男丁占江宁府男丁的16.4％，则当时江宁府的人丁数则约有207.3万。与《嘉庆一统志》记载的江宁府丁口187.4万相差不多，可见， 《嘉庆一统志》中江宁府的“丁口”实为“男丁”而不是人口。
光绪《海门厅图志》卷十一记载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该厅“丁口”为78.3万人，同治八年（1869年）增加到84.7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3.4‰，以此速度回溯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海门厅“丁口”应为72万左右。《嘉庆一统志》中记载的海门厅“丁口”只有24万，因此，可判定这24万“丁口”实际上是“男丁”，即人口的一部分。又由于此“男丁”数与该县实际人口之间的差距约为3倍，故此“男丁”很可能为“成年男子”数，不包括幼童。
道光三十年（1850年）通州如皋县有113.7万口， 至同治四年（1865年）增至117.2万口（注：同治《如皋县续志》卷二。），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9‰，可推测嘉庆末年的口数约为107万。《嘉庆一统志》记载的通州“丁口”只有 98.3万，通州辖如皋、泰兴和通州（今南通市）三州县，民国年间如皋人口数相当于三县人口的39％，故嘉庆末年通州人口应为274.4万。显然， 《嘉庆一统志》所载通州“丁口”的确是“丁”而不是“口”。另外，通州“人丁”与实际人口的差距也就在2.8倍，与海门接近。
同治《宿迁县志》卷九记载道光九年（1829年）全县有51.4万丁，咸丰十年（1860年）有76.1万丁。徐州府辖有8县， 宿迁仅为八县之一，徐州府的“丁”当有300万至400万。《嘉庆一统志》中所载徐州府人口数仅为184万，显然是指“男丁”。相反，宿迁县之“丁”则是人口。从道光九年至咸丰十年，宿迁县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2.7‰，不合情理。另外，1953年宿迁县人口仅有58.6万，道咸之间似乎不可能达到50万至70万之众。正因为同治《宿迁县志》的记载存在问题，所以我们不能据此准确推测徐州府的人口数。
这样，循着姜涛提出的思路，我们证明了嘉庆年间江苏省两个布政使司确实存在两个不同的人口申报系统，也存在两个不同的申报单位。江宁布政使司所报的“丁口”单位看起来仍是乾隆以前常用的“人丁”，但已经不是“纳税单位”，而是“成年男子”了。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额，而是随总人口增减而变化的。江苏布政使司存在两种人口统计单位，即人口和“人丁”，人口指全体人口，人丁指“男子”，但不专指“成年男子”。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准确使用清代中后期江苏省的人口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剩下的问题是，何以江宁布政使司会采用“男子”作为统计的单位？要知道，从乾隆后期开始，人口调查就已经从“丁”转为“口”了。将《嘉庆一统志》与《嘉庆会典》及户部清册所载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发现，江宁布政使司事实上也存在另外一个统计口径——“人口”。在《嘉庆一统志》中，江苏和江宁两个布政使司辖区分府州“人口”合计为2645.8万，其中江苏布政使司辖区合计为1603.0万，江宁布政使司辖区合计为1042.8万。《嘉庆会典》中的嘉庆十七年（1812年）江苏人口数为3784.4万，扣除《嘉庆一统志》中记载的江苏布政使司辖区人口，余2181.4万为江宁布政使司辖区人口，是《嘉庆一统志》中江宁辖区“男丁”数的2.09倍。同样在户部清册中，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江苏人口为3951万，扣除上述江苏布政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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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人口，余2348万为江宁辖区人口。这证明嘉庆年间江宁布政使司的人口调查与全国其他地区是同一口径的，只是结果不见于《嘉庆一统志》罢了。
根据海门和如皋的经验，将各府“丁数”乘上2.8倍至3.0倍，则为当地人口数。由于海门和通州地处苏北东南一隅，这一比例能否代表整个江宁布政使司辖区，很难肯定。以上揭苏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4‰的速度计算，咸丰元年（1851年）苏州布政使司辖区人口数约为1822.9万，是年户部清册中江苏的人口数为4430.3万，扣除江苏布政使司辖区的人口数，所余2607.4万为江宁布政使司辖区人口。据此可知，江宁布政使司辖区人口从嘉庆二十五年的2304.7 万增至咸丰元年的2607.4万，年平均增长率为4.1‰。这一时期江苏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3.8‰，江宁布政使司辖区高于江苏布政使司辖区。
在计算江宁布政使司辖区人口时，我们还应将通州与海门厅排除在外。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江宁四府一州的人丁数为920.5万， 人口数为1958.3万，至咸丰元年（1851年），此四府一州的人口数为2224.5万，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25‰。
以年平均增长率为4.25‰计，咸丰元年江宁布政使司辖区通州、海门以外的男丁数约为1045.4万，同期人口数为2224.5万，人口数为“男丁”数的2.13倍。即1个男丁，相当于有2.13人。这一比例与根据《嘉庆一统志》和《嘉庆会典》所作分析相当接近，也可见海门和如皋的这一比例偏高。
二、战争中的人口死亡率和战后各府人口
太平天国战争后，江苏的人口数存在很大的问题。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户部清册中，江苏省人口仅有1982.3万。姜涛经过对户部《清册》的仔细研究，发现同治末年恢复造报的，仅有江宁布政使所辖的府州，而江苏布政使所辖的地区则不在其内（注：姜涛：《近代中国人口史》，第71—72页。）。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们以为战后的统计数是地方政府为朝廷对战乱区进行赈济或豁免赋税而上报的，一般说来不会隐瞒，却不曾料及这一数据是不完全的。看来，轻信官修史书的记载的确是很危险的。
依据地方志进行战后人口数量的分析，也存在记载单位不一致的问题。但是，在经过本文上述各府人口数字的分析以后，我们有可能洞悉这些数据的内涵了。在江苏布政使司所辖没有战前战后“人口”数据的地区，我们采用“人丁”的增减来进行推测，这是因为清代后期江苏布政使司所辖地区人口统计中的“丁”或“男丁”已经部分具备了人口统计的意义。计算的方法之一：在“丁”数之外加上女口，就可以得出全体人口数。男丁与女口之比，依上文中例子，可以定为130，即每100个女人就有130个男子；方法之二：仅考虑“丁”的增减，并假定“丁”的增减幅度大体反映了人口的增减幅度，从而求出战后的人口数。由于各地男女性比例可能存在很大差异，所以笔者更趋向于第二种方法的计算。依上述实例推测，每“男丁”约等于2.13人。
另外，战后的人口统计还存在一个时点不一致的问题。姜涛认为“战后的有关统计，不仅单位（人口、人丁）不统一，时点也很不一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他似乎夸大了这种误差。因为，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并不很高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不可能导致大的人口差异。尽管如此，按照人口学的要求，我们设定一个统一的时点，以供讨论和比较。苏南各地方志有关战后人口的记载，多在同治四年（1865年），在此以后的记载，依人口自然增长率回溯，就可将战后的人口统计时间大致统一起来。
兹将战后各府人口叙述如下：
苏州府。同治《苏州府志》卷十三记载，同治四年（1865年）全府人丁数为128.8万，较咸丰元年（1851年）的365万减少了65％，咸丰元年的人丁数根据嘉庆年间的人丁数依年均增长3.4‰的速度推得。据表1，咸丰元年苏州府人口数为654万，战争中损失65％，同治四年仅余人口229万，人口损失425万。
松江府。据表1，咸丰元年（1851年）松江府人口约为316万，据光绪《松江府续志》卷四，同治三年（1864年）松江府男妇为263万， 人口减少10.2％，达30.0万。
太仓直隶州。太仓直隶州所辖五县所受兵燹程度不一。由于长江阻隔，崇明县与兵火无缘，人口无损。嘉定县人口损失如上引资料所述，约在半数。太仓州镇洋县嘉庆二年（1797年）有人口20万，咸丰元年（1851年）可能达到24万，同治八年（1869年）仅存13.2万，推测同治四年（1865年）的人口数约为13万（注：宣统《太仓州镇洋县志》卷七《赋役》。）。人口损失率为46％。《嘉庆一统志》中太仓直隶州人口总数为178万，至咸丰元年应为197万，崇明以外各县人口总数可能有131万，战争中的人口死亡率为40％，死亡人口约为52万。
镇江府。镇江府各县在战争中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已知丹徒县咸丰九年（1859年）丁数为33.2万，回溯至咸丰元年（1851年），约为32.5万，同治六年（1867年）仅存10.8万，人口损失67％。溧阳县于咸丰元年丁数约36.6万，同治四年仅存4万，人丁损失89％。合计两县人丁损失率为78.6％。咸丰元年镇江府人口约为247.4万，若人口损失 79％，则达195.5万。
常州府。根据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八的记载，道光十年（1830年）两县合计有人丁59.8万，至咸丰元年（1851年），应有人丁64万，同治四年（1865年）两县仅余人丁21万，人丁损失率为67％。又据光绪《重修江阴县志》卷四，道光十九年（1839年）该县人口为97.8万，至咸丰元年，约有人口101.5万，同治三年降为10.2万，光绪二年（ 1876年）复上升为30.9万，其中男性为17.7万，女性为13.3万，可见光绪二年的人口数较为可信，而同治三年的数据则不可信。据此数上溯，同治四年人口约为29.9万，战争中的人口损失率达到70.5％。然而，在当时长江北岸的靖江县，由于未受战争影响，人口却在增长（注：同治《靖江县志》卷四。）。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常州府人口数约为389.6万，至咸丰元年可达431.4万，设其靖江人口占全府8县人口的八分之一，余七县则有人口约377.5万，人口损失约为69％，则达260.5万人。
江宁府。已知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江宁府丁数为 187.4万，若以人口为“丁”的2.13倍的比例折算人口，为 399.2万人。至咸丰元年，就有人口 452.9万。依溧水和高淳之例，可推测江宁府之人口损失比例：已知道光二十七年（ 1847年）两县“男丁”数为 37.4万。咸丰元年可达37.8万，同治十三年（1874年）两县仅存“男丁” 9.2万，估计同治四年（1865年）仅有9万，人口损失率为 76％。由于江宁府为太平天国战争的中心，各县受损程度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即使江北两县也不例外。因此，可以推测该府战争中损失人口达到了344.2万。
地处长江北岸的扬州府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蒙受了重大的损失。然就其范围来说，仅涉及该府西南部的仪征、甘泉、江都三县。以甘泉县为例，该县嘉庆十四年（1809年）的“丁口”数为66.6万，光绪七年（1881年）减少为 24.0万（注：光绪《甘泉县志》卷四。）。将时间定于咸丰元年（1851年）和同治四年（1865年），甘泉县的人口损失率高达72.5％，与江宁府的人口损失率相当。设此三县占扬州府八县总人口的八分之三，则扬州府战争中人口损失率达 27％。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扬州府的丁数共计326.8万，折算成人口约为696.1万，至咸丰元年应有人口约为789.8万，死亡人口占27％，则达到173.8万。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至今为止还没有从地方志或其他文献中找到江宁、扬州等地每户男丁与人口比值为1：2.13的证明， 所以上述有关计算实际上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即咸丰元年江苏各地的人口总和与户部清册中江苏人口总数4430.3万应当吻合。从人口学的角度看，这一比例意味着每1个男丁对应0.8个妇女和0.33个幼童。假设一个家庭有二个成年男子，则意味着这个家庭有1.6个妇女和0.66 个儿童，共4.26个人口。妇女和儿童的人口可能被低估，实际的家庭人口接近5人，这也符合我们关于中国家庭规模的基本知识。
三、人口变动的区域特征
在讨论问题之前，必须首先澄清人口变动的几个基本概念。我们注意到，在战争波及地区的人口减少的同时，战争未波及地区的人口仍呈增长的趋势。清军将战争有效地遏止在扬州以南的地区，苏北地区之大部得以保全，非战区的人口仍保持持续的增长。兹将各府人口的变动列于表1。
表1.　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江苏省人口的变动　单位：万人

府州厅　　1851年　　1865年　 人口变幅　　人口增减　　 1953年

　　　　　　人口　　人口　　　(%)　　　　　数量　　　　人口

苏州府　　654.1　　 228.9　　　-65.0　　　-425.1　　　313.2

松江府　　293.0　　 263.0　　　-10.2　　　 -30.0　　　198.6

太仓州　　196.9　　 145.0　　　-26.4　　　 -52.0　　　119.4

镇江府　　247.5　　　51.9　　　-79.0　　　-195.5　　　187.9 *

常州府　　431.4　　 167.2　　　-61.2　　　-260.4　　　442.3

江宁府　　452.9　　 108.7　　　-76.0　　　-344.2　　　304.5

扬州府　　789.8　　 616.0　　　-27.0　　　-173.8　　　652.8

小　计　 3065.6　　1580.7　　　-50.9　　 -1481.0　　 2216.7

海门厅　　 79.1　　　83.8　　　 +5.9　　　　+4.7　　　136.7

通　州　　303.8　　 311.4　　　 +2.5　　　　+7.6　　　415.4

淮安府　　395.8　　 418.2　　　 +5.7　　　 +22.4　　　598.2

徐州府　　444.7　　 469.9　　　 +5.7　　　 +25.2　　　544.1* *

海　州　　141.3　　 149.3　　　 +5.7　　　　+8.0　　　212.2

小　计　 1364.7　　1432.6　　　 +5.0　　　 +67.9　　 1906.6

合　计　 4430.3　　3013.3　　　-32.0　　 -1413.1　　 4125.3

府州厅　　 1865—1953年

　　　　　 平均增长‰

苏州府　　　 3.6

松江府　　　-2.0

太仓州　　　-0.5

镇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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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常州府　　　11.2

江宁府　　　11.9

扬州府　　　 0.7

小　计　　　 3.9

海门厅　　　 5.7

通　州　　　 3.3

淮安府　　　 4.1

徐州府　　　 1.7

海　州　　　 4.0

小　计　　　 3.3

合　计　　　 3.6

资料来源：1851年和1865年人口数见上文分析；1953年人口数见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说明：* 扬中县由原镇江府丹徒、丹阳二县和原通州泰兴县划设，为保持1851年、1865年和1953年三个年份政区辖境的一致，以利比较和计算，在此将1953年扬中县人口数的1／3划归通州。
* * 新沂县由原徐州府和海州的属县划出部分地区设立，所以将此人口数的各50％分属徐州府和海州，以利比较和计算。
合而计之，江宁、扬州、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六府和太仓直隶州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共减少人口1481万。同一时期，苏北地区人口净增加了67.9万，这是按照战前苏北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所作出的估计。减少人口与增加人口相互抵消，人口仍减少了1413万，战后人口约为战前人口的68％。两种估计方法差别不大，就在于我们将战后人口计算的标准时点定于战争刚刚结束的1865年。假如设定的标准时点距战争结束期太远，战后人口的自然增殖将影响我们的估计值。这两种估计方法中，我们选择减少人口作为最后的估计值。
从表1中还可以看出，太平天国战前苏北人口已经达到了2154.5万，占全省人口的48.6％。这一比例是否存在高估的可能？我们不妨对《嘉庆一统志》中苏北地区扬州、淮安、徐州和海州四地的“丁口”数作一检测，并与民国及1953年各地人口数进行检验，以确定资料可信程度。
表2.　嘉庆年间至1953年扬州等四地男丁及人口分布　单位：万人

地区　　嘉庆年间　　比例　 民国时期　比例　1953年　(比例)

　　　　　男丁　　　(%)　　　人口　　(%)　　人口

扬州　　 326.8　　 44.6　　538.7　　34.1　　562.8　　29.4

淮安　　 163.8　　 22.3　　426.9　　27.0　　598.2　　31.2

徐州　　 184.0　　 25.1　　424.3　　26.8　　544.1　　28.4

海州　　　58.5　　　8.0　　190.5　　12.1　　212.2　　11.0

合计　　 733.1　　　100　 1580.4　　 100　 1917.3　　 100

资料来源：《嘉庆一统志》；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附表《全国人口统计表》：1953年中国分县人口统计。
就表2中三个时期的四地人丁及人口的比例关系进行分析， 可以看出徐州府三个时期的人丁、人口比例最稳定，仅略有增加；淮安则呈增加的趋势，这可能与滨海地区的开发有关；嘉庆年间扬州府男丁的比例最为可疑，所占份额大大高于民国和1953年。然而，如上文所述，由于扬州地区西南部的仪征、甘泉、江都三县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饱受摧残，人口减少比例占总人口的27％，若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扬州男丁中减去27％，则其男丁比例占四地男丁的37％，与以后两期的比例数接近。战后扬州人口大量迁往苏南垦荒，民国年间又大量迁往上海，因此，表2中扬州人口比例的下降可能与此有关。据此可知，表1对于战前苏北人口的估测大体是正确的。
在概念得到明确界定、资料的可靠性得到证实的前提下，就可以讨论战后一个较长时期的人口变动特征了。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江苏各府中， 松江府和太仓州的人口增长有些异常。松江府的人口呈负增长，可能与人口流入上海有关。太仓州辖之宝山县之若干乡镇划归上海，也是导致太仓州人口统计较少的原因。将松江和太仓排除不计，以苏州府为例，战后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3. 6‰，仅比战前的水平略高一些，这可能与苏南东部地区战后无移民迁入有关。镇江、常州和江宁三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0‰—12‰，是由移民所引起（注：关于太平天国战后的移民，参见葛剑雄等著《简明中国移民史》第8章中的有关论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于战后苏南地区的人口数字，有相当的信心。
在移民集中的区域，土著与移民之间往往展开生存竞争，两类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有趋同的现象（注：对于这一理论，可参见曹树基《明清时期移民氏族人口的增长——长江中下游地区族谱资料分析之一》，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假定江宁府的108.7 万土著人口从1865年开始以7‰的速度增长（注：至于两类人口的年平均自然增长率究竟为多少，这里只是一个估计值：高于无移民地区的人口增长水平，却低于移民地区的总人口增长水平。），1953年土著后裔约200万，是年江宁地区实际人口为304.5万，其中约104.5万为移民后裔。扣除南京建都以后迁入的移民及后裔40万，太平天国战后迁入的移民为64万，以同样的增长率回溯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我们以此点作为移民人口计算的标准时点），有移民人口约41万左右。镇江、常州两府战后合计土著人口约219.1万，以7‰的速度发展人口，至1953年可达400万，1953年两府实际人口为630.2万，则移民后裔达230万。民国时期常州地区无锡、常州等城市崛起，1953年人口合计为87.8万，设其中半数为来自外地的移民，太平天国战后移民后裔约为 190万。再以同样的增长率回溯，至1889年，移民人口约有122万。
1865 年三府土著人口约为327.8万，以上述增长率，1889年增加至385 万。同年三府移民人口及后裔约有163万，总人口为573万，移民占三府总人口的 28.4％。假若将土著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定为5‰，则1889年的移民人口及后裔可达到260万左右，占总人口的45％。 由于没有这一区域人口原籍的调查，这一估计还是相当粗略的。按照现有数据所作统计表明，战后的1889年，苏南地区接纳了大约160万—260万移民人口，占当地人口的28％—45％。移民主要来自安徽、湖北和苏北，设外省移民占移民总数的一半，苏南战后接纳的外省移民大约为80万— 130万。据表1，苏北人口从战后至1953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7‰，是因大批人口外迁之故，其中包括迁入苏南者。尤其是扬州府人口的增长率仅为0.7‰，几为停滞，假设战后扬州府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1953年应有人口872万，

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故事

实际人口仅有653万，有 220左右的人口（含后裔）外迁了。除部分迁入上海外，还有部分迁入了苏南，只是目前我们还无法求出他们迁往各地的人口数量。
这样一个繁杂的推论，尽管还缺少确切的根据，但由于我们都只假定了上限或下限，所以我们认为苏南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接受的外省移民仅为百万左右，与战争中损失的1480万人口相比，移民补充人口仅占减少人口的7％。苏北人口向苏南的移动， 是人口从密集区向稀疏区的移动，这就是从全省范围观察，战后人口增长与战前大体相同的缘由。当然，就宁、镇、常三地而言，1889年这三地移民约占当地人口总数的比例甚大，他们的迁入对于这一区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再就江苏全省的人口数论之，据表1，战后同治四年（1865 年）的江苏人口为3013.3万，又知1933年江苏省人口（包括南京市，但不包括上海市）为3294.7万，1953年为4125.2万，两个时期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1.3‰和11.9‰，显然，1933年的江苏省人口数被严重低估。这也就是本文仅采用民国数据作为相对比例关系分析的理由。从1865年至1953年，江苏省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6‰。 若加上上海人口中原有江苏人口的数量，战后至1953年的江苏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能达到战前3.8‰的水平。在净减少人口达到总人口三分之一的情况下， 江苏人口竟然保持与战前一致的增长速度，这至少说明就全省而言，战后并无补充人口的需要，这也意味着太平天国战争确实是对江苏过密人口的一种抑制。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在这一区域的率先发展，与太平天国战争对其人口的抑制当然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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