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六朝时期的水陆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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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六朝时期的水陆交通

何德章
载《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第二辑》
先秦两汉，黄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高于长江流域，秦汉统一政权针对军事行动、政治控制、财富转运而进行的水陆交通建设，亦主要围绕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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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都城长安(咸阳)与洛阳展开，与黄河流域交通建设相比，秦汉时期在南方进行的交通建设非常有限，可数者惟秦开灵渠、汉凿峤道数事而已。《史记·货殖列传》称：“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集解》引应劭曰：“董，少也。更，偿也。言金少少耳，取之不足用，顾费用也。”原司马迁之本意，并非是说物少，而是相对于汉都长安，地方偏远，交通不便，物产虽丰，开采不易。六朝都于建康，在江南腹地广设行政机构，随着各地郡县行政机构设置，当地对外交通自然会逐步发展起来。《宋书》四卷《州郡志》列有各州到建康的水陆路程，以及各州下属郡县至州治、至京城建康的水陆路程，应是当时官方“驿道”里程的记录。大致反映了刘宋后期统治下的各州内部的交通状况，以及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方水陆交通网络情况。《州郡志》所列水陆路程，由于传写错谬，有的肯定不准确①。但这些记录还是反映了六朝交通发展的一些特征。
一、江河水路交通及其特征
这是南方地理条件决定的，长江、淮河、珠江及其支流构成了六朝交通的主干。除了当时山东半岛没有直接的水路通向建康外，其他地区基本上都有水程记录，而湘江流域、今云贵川三省、两广地区各州内部虽有陆路路程的记录，但从这些地方抵达建康基本上都以水路为主，所以《州郡志》根本没有这些地区各州郡至建康的陆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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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州郡志二》“江州·安成郡”说：“去州水三千三百，陆三千六百。去京都水三千七百，无陆。”安成治今江西安福，其至建康水路当沿今赣江支流泸水下赣江，再沿赣江至州治即今江西南昌市，再沿赣江至长江而达建康。但志称江州“去京都水一千四百”，则安成郡去京都水路应为四千七百之误。
水运载重量大，耗费小，水路是南方最可利用的自然行成的交通线，但顺流而下与逆水行舟，情形大不相同。就长江于流沿线来说，六朝时，从建康到长江中游重镇江陵，由于水量充沛，船行无阻，公私上下行旅自然以水路为主。但沿江溯流，船行甚慢，可以想像。这一时期史料很少有关于行旅行程与相关时间的记录。东晋义熙八年(412)刘裕率军从建康出发至江陵讨刘毅，史书留下了准确的时间记录，弥足珍贵。《宋书》卷2《武帝纪中》说：“九月壬午，发自京师。遣参军王镇恶、龙骧将军蒯恩前袭江陵。十月，镇恶克江陵，毅及党与皆伏诛。十一月己卯，公至江陵。”同书卷45《王镇恶传》说：
高祖谋讨刘毅，镇恶曰：“公若有事西楚，请赐给百舸为前驱。”义熙八年……九月，大军西讨，转镇恶参军事，加振武将军。高祖至姑孰，遣镇恶率龙骧将军蒯恩百舸前发，其月二十九日也。戒之曰：“若贼知吾上，比军至，亦当少日耳。政当岸上作军，未办便下船也。卿至彼，深加筹量，可击，便烧其船舰，且浮舸水侧，以待吾至。慰劳百姓，宣扬诏旨并赦文、及吾与卫军府文武书。罪止一人，其余一无所问。若贼都不知消息，未有备防，可袭便袭。今去，但云刘兖州上。”镇恶受命，便昼夜兼行，于鹊洲、寻阳、河口、巴陵守风凡四日，十月二十二日，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
大军征江陵，不仅王镇恶所统前锋为水军，刘裕必亦水道而往。义熙八年九月戊辰朔，壬午为农历九月十五，十一月丁卯朔，己卯为十三日。刘裕于九月十五日兵发建康，当月二十九日在姑熟(今安徽当涂)，如无休停，用时14天，王镇恶从姑熟至江陵用时24天，其间待风信四天。从建康至江陵，王镇恶轻舸疾进，共用38天，刘裕中军持重，安流平进，用时58天。据《州郡志三》，江陵至建康水程3380里，平均日行约90里，而刘裕日行约60里。90～60里应是当时从长江下游上溯一日行程的上下限，这相对于陆路交通来说，无疑较慢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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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仍以军事行动为例，骑马轻装疾行一日一夜可行300里。见《三国志》卷32所记曹操追击刘备事。
而这还只是长江中下游的情况，三吴各郡虽均有水路至建康，但经过人工贯通溪流、湖泊而形成的水道，往往需人牛力牵引才能行使，遇旱无水，则断行旅。赣江为六朝达于岭南的重要水道，而“南康灨石旧有二十四滩，滩多巨石，行旅者以为难”①。鄱阳湖中风涛亦常阻行旅②。《搜神纪》卷11“葛祚碑”条说：“吴时，葛祚为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立庙，行旅祷祀，槎乃沉没，不者槎浮，则船为之破坏。祚将去官，乃大具斧斤，将去民累。明日当至，其夜，闻江中汹汹有人声。往视之，槎乃移去，沿流下数里，驻湾中。自此行者无复沉覆之患。衡阳人为立碑日：‘正德祈祷，神木为移。’”撇开这一故事的神秘色彩，我们可以看到是当时人们对于湘江衡阳段加以整治以利航行的事实。
六朝从建康至成都水路，可由长江上溯至今重庆市转嘉陵江，在宕渠(今重庆合川)溯内江(即涪江)至巴西郡(治今四川绵阳)取陆路，或从重庆沿长江上溯至今四川l泸州市，转溯中江(即今沱江)而至牛鞞(今四川简阳)上岸陆行，亦可从长江再上溯至犍为(治今四川宜宾市)，转溯岷江直达③。但峡江溯流，百丈牵引，非凭风信，建康至成都，水程万里④，非周年不达⑤。因而北方政权稍一强盛，进图蜀地，建康政权鞭长莫及，可轻易得手。前秦夺取益州，东晋政权即基本上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加以阻止。南齐时欲于蜀地采铜铸钱解决钱荒，虽铸得千余万，终因“功费多”而止，所谓功费，主要还是运输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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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书》卷1《武帝纪》。《水经注》卷39《赣水注》说：“豫章水导源东北流，迳南野县北。赣川石阻，水急行难，倾波委注，六十余里。”南野为今南康市。
②《水经·赣水注》说：“(庐)山庙甚神。能分风擘流，住舟遣行，过必敬祀而后得去。”庙神之兴乃因行路之难。《搜神记》卷4“张璞”条说(万有文库本)：“张璞，字公直，不知何许人也。为吴郡太守。征还，道由庐山。子女观于祠祀，婢使指像人以戏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梦庐君致聘……妻觉，怪之，婢言其情，于是妻惧，催璞速发。中流，舟不为行。阖船震恐。乃皆投物于水，船犹不行。或曰：‘投女则船为进。’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灭一门，奈何?’璞曰：‘吾不忍视之。’乃上飞庐卧，使妻沉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璞见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于当世也!’乃复投己女。”同卷“青洪君”条说：“庐陵欧明，从贾客道经彭泽湖中，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为礼。”
③《宋书》卷48《朱龄石传》：“九年，遣诸军伐蜀，令龄石为元帅，以为建威将军、益州刺史，率宁朔将军臧熹、河间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刘钟、龙骧将军朱林等，凡二万人，发自江陵。寻加节益州诸军事。初，高祖与龄石密谋进取，曰：“刘敬宣往年出黄虎，无功而退。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而料我当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备内道。若向黄虎，正眵其计。今以大众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敌之奇也。”而虑此声先驰，贼审虚实，别有函书，全封付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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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函边曰：“至白帝乃开。”诸军虽进，未知处分所由。至白帝，发书。曰：“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于中水取广汉，使赢弱乘高舰十余，由内水向黄虎。”
④《州郡志四》记建康与成都之间水程为9970里。当以“外水”人蜀水程为准。
⑤《魏书》卷65《邢峦传》载，北魏宣武帝初．邢峦上表图蜀，首称：“扬州、成都相去万里，陆途既绝，唯资水路。萧衍兄子渊藻，去年四月十三日发扬州，今岁四月四日至蜀。水军西上，非周年不达，外无军援，一可图也。”
至于东晋南朝统辖云贵的宁州，与建康问往来水路，大致主要利用乌江、金沙江及其支流进入川江，或由群柯江转湘江、赣江而达①，至于《宋书·州郡志》所记宁州及宁州各郡至建康的水路具体取道，已难详知，但从所列多达16000的行程看，上行时困难程度当远甚入蜀。
正因为溯水艰难，处理政治经济中的紧迫问题，陆路则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宋书》卷1《武帝纪上》称刘裕败卢循于建康城下，卢循率水军西走，“公知其必寇江陵，登遣淮陵内史索邈领马军步道援荆州。”同书卷47《檀祗传》亦称：“循退走，祗率所领，步道援江陵，未发，遇疾停。”又同书卷87《萧慧开传》说：刘宋中期，益州刺史萧慧开为政残暴，激起民变，围困成都，“时天下已平，太宗以蜀土险远，赦其诛责，遣惠开弟惠基步道使蜀，具宣朝旨。”及城围得解，复“遣惠开宗人宝首水路慰劳益州”，轻行“宣朝旨”以解燃眉之急，则由“步道”，事平慰劳，须携礼币，则循水路。可知从建康入蜀陆路快于水路，而要携带沉重的行李，则水路虽慢而为便。
二、跨地区陆路交通的缓慢发展
与利用自然水道进行水路交通相比，南方陆上交通的发展更能反映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从《宋书·州郡志》所记途程看，湘江流域、两广地区基本上没有至建康陆路交通的记录，表明这些地区行政机构还基本上沿海、沿江而设，山地开发的水平还非常有限。与此相对应的是，江浙水乡水行更便，却均有陆路相通，赣江流域与湘江流域地理特征相近，但赣江流域各郡多有至州、至京都的陆上交通，这与六朝时期赣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湘江流域不无关系。从相关史实我们知道，六朝后期，皖南及闽浙赣山地，业已形成较为便利的跨地区的陆上交通线。
《三国志》卷48《孙皓传》：天纪三年(277)，郭马于广州发动叛乱，孙皓命滕循为率众万人，“从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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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马”，与郭马将王族在始兴(今广东韶关)遭遇。这是“东道”第一次见于六朝史籍，证以东晋南朝史实，可知所谓“东道”又可称为“岭道”、“峤道”，是一条联系闽浙赣及岭南的重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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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州郡志四》记宁州绝大部分郡均与水路至建康。秦汉以蜀郡为中心开“西南夷”，自然会影响云贵地区道路取向的选择，诸葛亮征“南中”，“渡泸”而往，世所习知；《宋书》卷52《袁湛传袁豹附传》称东晋末朱龄石人蜀伐割据者谯纵，袁豹为作檄文，列数入蜀诸军，谓“振威将军朱客子．提宁州之锐，渡泸而入”。泸水即金沙江。《汉书》卷95《西南夷传》称汉使唐蒙至夜郎，知从夜郎“道西北牂柯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及汉伐南越，唐蒙献策：“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汉时已通之水路，在重水路的六朝时期当亦沿用。
东晋末，卢循从广州起兵沿赣江、湘江两路南下，以水军进攻建康，失败后，卢循“于左里奔走，而众力犹盛，自岭道还袭广州”①。左里地在建康附近，卢循经由“岭道”从建康奔广州，庾悦奉命为江州刺史率兵追击，其前锋虞丘进“统马步十八队，于东道出鄱阳，至五亩峤。循遣将英纠为上饶令，千余人守故城，(虞丘)进攻破之。循又遣童敏之为鄱阳太守，据郡，进从余干步道趣鄱阳，敏之退走，追破之，斩首数百。”②这一史实说明，始于建康的这条“东道”或“岭道”，在今江西境内，要通过今天同名的上饶与余干两地。《宋书》卷1《武帝纪上》则记此事说：“江州刺史庾悦至五亩峤，贼遣千余人据断峤道，悦前驱鄱阳太守虞丘进攻破之。”则这条道路亦称为“峤道”，岭、峤相通，峤道、岭道都是说这条道路翻山越岭。陈朝时，陆山才以监江州事的身份镇守豫章，俘获叛将，“自鄱阳之乐安岭东道送于京师”，“复由乐安岭绥抚南川诸郡”③。乐安当今江西婺源。刘宋中期，臧质于江州起兵反，颜师伯被建康朝廷任命为宁远将军，东阳太守，“领兵置佐，以备东道”④。则今浙江金华亦为“东道”所经之地。从鄱阳出发，从金华则可达于宁绍平原、太湖流域，宋明帝时，江州刺史刘子勋反，“遣临川内史张淹自鄱阳峤道人三吴，台军主沈思仁与伪龙骧将军任皇、镇西参军刘越绪各据险相守”⑤。据《宋书》卷84《孔觊传孔璪附传》刘越绪据险相守之地为定阳县，即今浙江江山县。梁末，萧大连为东扬州刺史，驻会稽，侯景之乱，“趣东阳之信安岭，欲之鄱阳”⑥。信安为今浙江衢州。总之，这条始于今江西波阳的岭道，经今江西余干、上饶及浙江江山、衢州、金华可达三吴，经江西婺源而人皖南，可通建康。东晋末江州刺史的刘毅“表求东道还京辞墓”⑦，不走至建康1900里的水程，而行江州治所至建康2100里的陆路，可知这条道路东晋末已畅通无阻。陈朝时，东阳豪族留异与荆州活动的王琳相勾结，对抗陈朝。陈文帝指责他说：“别引南川之岭路，专为东道之主人，结附凶渠，唯欣祸乱。”“南川I”为赣江的别称，这条“岭路”之所以被称为“东道”，乃因为可以直通三吴，而三吴大致在建康之东之故。陈初，“王琳据有中流，白海道及东岭奉使不绝”⑧。王琳兵据江州，欧阳颁时任广州刺史，其使人从“东岭”自建康，即从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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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书》卷49《孙处传》。
②《宋书》卷49《虞丘进传》。
③《陈书》卷18《陆山才传》。
④《宋书》卷77《颜师伯传》。
⑤《南齐书》卷1《高帝纪上》。
⑥《陈书》卷35《留异传》。
⑦《宋书》卷50《胡蕃传》。
⑧《陈书》卷9《欧阳颁传》。
南下，循“东道”“岭路”以达①，可以说，“东道”亦是沟通今广东、福建的重要道路。
南朝时，由今浙江、江西通往福建的陆路也有所发展。《宋书·州郡志二》称江州建安郡(治今福建建瓯)与江州及建康之间有水路相通，但“并无陆”。晋安郡(治今福建福州市)亦只有水程记录。当时地处福建的这两个郡还没有较为通畅的陆路通往今南昌及南京是可以肯定的，或者说当时这两个郡要到州治和建康还只能利用自然河道断续行进。梁末陈初，情况已大有改变。临川(治今江西南城)豪族周迪受到陈朝进攻，“脱身逾岭之晋安，依于陈宝应。宝应以兵资迪……复越东兴岭，东兴、南城、永成县民，皆迪故人，复共应之。世祖遣都督章昭达征迪，迪又散于山谷。”“昭达仍度岭，顿于建安，与陈宝应相抗，迪复收合出东兴。”②东兴、永成二县均在今江西黎川境，周迪与章昭达率军所穿越的东兴岭即武夷山脉一段，章昭达于临川败周迪，越岭而屯建安，军行无碍，表明江西、福建之问陆路已通陈初，晋安豪族陈宝应效忠陈朝，“时东西岭路，寇贼拥隔，宝应自海道趋于会稽贡献”⑧。则其时由晋安赴建康不仅可以利用海道，还有“东西岭路”可通，而且是至建康优先选择的道路。
陈朝时，湘州刺史华皎反，朝廷的讨伐计划为：“是时虑皎先发，乃前遣明彻率众三万，乘金翅直趋郢州，又遣抚军大将军淳于量率众五万，乘大舰以继之，又令假节、冠武将军杨文通别从安成步道出茶陵，又令巴山太守黄法慧别从宜阳出沣陵，往掩袭，出其不意，并与江州刺史章昭达、郢州刺史程灵洗等参谋讨贼”④；“以中军大将军、司空徐度进号车骑将军，总督京邑众军，步道袭湘州。”⑤《陈书》卷12《徐度传》说他“自安成郡由岭路出于湘东，以袭湘州，尽获其所留军人家口以归”。主攻方向为溯江而上的水军，步军从建康出发，应沿上述“东道”至鄱阳，进入赣东，从今江西安福、宜春穿越罗霄山脉中的“岭路”，至湖南茶陵、醴陵，“步道”进攻长沙，这既表明其间陆路已通，而步兵作为奇兵，可以“出其不意”，说明当时湘赣间的陆路交通还相当困难，所以华皎疏于防范。
《州郡志》未记录益州及益州各郡至建康的陆程，但从前述刘宋中期遣萧慧基“步道使蜀”事，知从建康入蜀陆路比水路更为便捷。田余庆先生在《东三郡与蜀魏历史》一文中⑥，通过对汉末西城(即六朝魏兴，治今陕西安康)、上庸(治今湖北竹山)、房陵(治今湖北房县)三郡历史地理的考察，指出这三地汉代大部分时期属于益州刺史部汉中郡属县，东汉末升格为郡仍属益州，诸葛亮《隆中对》中向刘备所进“跨有荆益”之策，最初的实际意义即从当时治于襄阳的荆州，进取此三郡。田先生细致入微的分析，实际上提示了六朝通蜀的陆路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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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案：“东岭”即“东道”、“岭路”之合称，而非专指一地，还有其他史实可资证明。《陈书》卷18《袁泌传》：“京城陷，退保东阳，景使兵追之，乃自会稽东岭出湓城，依于鄱阳嗣王萧范。”同书卷21《王固传》：“荆州陷，固之鄱阳，随兄质度东岭，居信安县。”
②《陈书》卷35《周迪传》。
③《陈书》卷35《陈宝应传》。
④《陈书》卷20《华皎传》。
⑤《陈书》卷12《徐度传》。
⑥收于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版。
据《州郡志三》，刘宋时，魏兴、新城(即汉代上庸)、房陵三郡隶属于治汉中的梁州，并有水路通京城建康，而州治通建康的水陆路程并缺。从魏兴亦有有水路通州治。可知六朝时汉中、建康间的水路虽行程艰难，但确实存在①。《州郡志三》记上庸“去州陆二千三百”，新城“去州陆一千五百”，而未记魏兴去州的陆程，但魏兴距汉中更近便，没理由无陆道相通，很可能是《州郡志》失载。
《州郡志三》未记梁州及魏兴等三郡与建康间的陆程，但从其他史实可知，汉中、建康间确有陆路，与水路一样，襄阳仍是这条陆路上的重要中转地。东晋前期，庾翼上书朝廷请求经略襄阳即说：“计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②《南齐书》卷51《崔慧景传》称：“建元元年(479)……以慧景为持节、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军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将军如故。敕荆州资给发遣，配以实甲千人，步道从襄阳之镇。”《梁书》卷17《王珍国传》亦称：“(梁天监)五年(公元506年)……出为使持节、都督梁秦二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南秦梁二州刺史。会梁州长史夏侯道迁以州降魏，珍国步道出魏兴，将袭之，不果，遂留镇焉。”南齐初崔慧景、梁初王珍国出镇汉中，均从取从襄阳取“步道”而往，二人所以不行水路，是因为发生北魏进挠汉中的特殊情况，陆路行进速度较快，史传特别说明二人所走为“步道”，反证当时从襄阳至汉中水路为常道。
《州郡志三》记晋寿(治今四川广元)去梁州治所陆程1400里，而《魏书》卷65《邢峦传》亦称“巴西、南郑相离一千四百，去州迢递”。巴西治今四川绵阳市，南郑即汉中，虽路程“迢递”，往来无碍，由汉中入蜀，陆道较为通畅。当汉中为北方所据，由建康入蜀之陆路遂断。前述梁初王珍国出镇汉中，因梁州长史夏侯道迁“以州降魏”，只得留镇魏兴。梁失汉中，便失去一条通往益州的快速通道，这便是邢峦上表北魏朝廷，所称“扬州、成都相去万里，陆途既绝，唯资水路”，可借机图取全蜀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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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44《蒋琬传》：“琬以为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竞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会旧疾连动，未时得行。而众论咸谓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田余庆先生曾引以说明三国时三郡道路交通情形，东晋南朝当亦如此。
②《晋书》卷73《庾亮传庾翼附传》。
三、六朝时代海道的利用及局限
六朝立国南方，长期跨有黄海、东海、南海，边海之地甚多，与两汉相比，海道对于六朝财富运输与政治控辖具有重要的意义。孙权利用海道扩张势力，“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直洲。”并抵达今台湾，又曾“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将兵万人”浮海至辽东①。为治史者所习知。
从史实上看，六朝海路使用较两汉有所发展，但六朝从建康至交、广，所取道路主要还是溯江经赣江、湘江以达，或循前述“东道”越岭，走海路往往是不得已的选择。 吴建衡元年(公元269年)派军与西晋争夺交趾，“遣监军虞汜、威南将军薛珝、苍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阯”。结果“李勖以建安道不通利，杀导将冯斐，引军还”②，李勖走海道并未成功。而陶璜等则从荆州至合浦，“从海道出于不意，径至交耻”③。步骘从鄱阳太守任上改任交州刺史，“便道南行”，离任时，“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④。他轻行赴任时所走“便道”，当即溯赣江南下逾岭，当其率众而还，道经长沙，表明经湘江越岭往来，是孙吴时建康与交趾间交通的常道，亦即陶璜率众前往交趾之道。需要说明的是，陶璜从合浦即今广西合浦出兵交趾(今越南河内附近)，乃“出其不意”，并非正途。如《三国志》卷49《士燮传》及卷52《步骘传》所记史实表明，交趾与今两广经常使用的道路还是陆道。《后汉书》卷33《郑弘传》称郑弘于东汉章帝时任大司农，“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唐李贤注“至今为常路”之“今”说：“今谓范晔时也。”至刘宋时，零、桂峤道仍为建康与交趾间的“常路”，则海路使用有限断然可知。
六朝时一些有关利用海道的史实，常被用作海道畅通的证据，事实并非如此。东晋前期，“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⑤。东土即会稽等地，这里的百姓规避赋役逃往广州，自然不可能选择更为快捷但有官司巡检的“东道”，只能赴海以卜生死。东晋末，孙恩于会稽以道教合众起兵，被朝廷搜捕追击，不得已浮海抄掠，其余部后在卢循的带领下从永嘉(今浙江温州)海道“泛海到番禺，寇广州，逐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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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卷47《孙权传》。
②《三国志》卷48《孙皓传》。
③《晋书》卷57《陶璜传》。
④《三国志》卷52《步骘传》。
⑤《晋书》券73《廋亮传庾翼附传》。
史吴隐之，自摄州事”，亦是“窘急”情况下的行为①。后卢循于广州起兵，并未从海道还至三吴，利用道教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南康山中聚材造船，沿赣江而下直取建康。及卢循败还广州，刘裕“遣(孙)季高率众三千，泛海袭番禺。初，贼不以海道为防，季高至东冲，去城十余里，城内犹未知。循守战士犹有数千人，城池甚固。季高先焚舟舰，悉力登岸，会天大雾，四面陵城，即日克拔”②。《宋书》卷1《武帝纪上》说：“初，公之遣季高也，众咸以海道艰远，必至为难。且分撤见力，二三非要。公不从。敕季高曰：‘大军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虏。卿今时当至广州，倾其巢窟，令贼奔走之日，无所归投。’季高受命而行，如期克捷。”陈初，晋安(治今福建福州市)陈宝应因“东西岭路”受阻，才“白海道趋于会稽贡献”；广州刺史欧阳頠因王琳阻断长江，方“自海道及东岭奉使不绝”，均

中国历史的名人故事简介

已见前述。陈宝应地处沿海，习于海路，于梁末动乱中“白海道寇临安、永嘉及会稽、余姚、诸暨，又载米粟与之贸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并奔归之，由是大致赀产，士众强盛。”③仍将“东西岭路”作为通向建康的最佳道路。后陈朝遣章昭达率军越东兴岭经建安进攻晋安，命“余孝顷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诸军自东道会之”。余孝顷所走即为海道，与东晋末孙处攻广州一样，仍是出其不意的偷袭行为④。
六朝至交、广，海路非正途，那么《宋书·州郡四》所记交州、广州及其治下各郡通往建康的水路，便不可能是海程，而是内陆间断水道相加的结果，至于交广各地何者至始兴下赣江，何者通过灵渠下湘江，从而得到《州郡志四》所记水程，则难遽断⑤。广州与建康间，通过始兴(韶关)以远一段岭路联络赣江与珠江支流形成水道⑥，应是广州“去京都水五千二百”的依据。
正因交、广至建康海道不畅，内陆水路不能直达，六朝海外贸易虽日益繁荣，东南亚商船从地理上看可直达建康，确亦有东南亚海船进至建康，乃至溯江而至江陵的史实，但对外贸易的主要地点还是广州、日南、交趾，并非建康这一奢侈品需求量最多的政治中心。
原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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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卷100《孙恩传》、《卢循传》。
②《宋书》卷49《孙处传》。
③《陈书》卷35《陈宝应传》。
④《陈书》卷10《程灵洗传程文季附传》、卷18《陆山才传》均称：“余孝顷自海道袭晋安。”
⑤《汉书》卷6《武帝纪》记汉武帝元五年出军击南越，“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汉时大军出征水路，六朝仍当沿用。
⑥《宋书》卷49《孙处传》称孙处自海道袭取广州，“循父嘏、长史孙建之、司马虞尫夫等，轻舟奔始兴。”证明从广州水行可直达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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