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中国文明的自然地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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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文明的自然地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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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心文化讲座
讲者：周振鹤教授
日期：27.6.2001
中华文明是世界五大文明中唯一一个延续到今天的文明。这一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与其地理基础有很大的关系。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地理大势与世界的其它地区有互相隔离的态势。东面是大海，对于航海技术不发达的古代而言，大海是畏途。西南面是青藏高原，这是世界屋脊，高寒山区，是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北面与西北是沙漠戈壁，也是另一种隔断外部联系的天然障碍。当然大海、沙漠与高山并不能完全隔绝中国与外域的交通，海上可以行船，戈壁有绿洲骆驼，高山有山口可以通过，还是能保持一线联系，但从大的范围来讲，到底是交通不便，往来受阻。所以中国的文明基本上是在本土独立发展起来的。
疆域：从中国本身来看。中国疆域辽阔，陆地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总面积6.5%。北起漠河以北的黑龙江江心，南至南沙群岛曾母暗沙，跨距5,500公里(六个温度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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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西到帕米尔高原，相距5,200公里(四个时区)。中国还有宽阔的海域与众多的岛屿。
地理区位：处于中纬度与大陆东岸的地理位置。从北纬53°31′到4°15′，从东经；
地貌类型：中国的地貌形态多样复杂，平原、高山、丘陵、盆地、高原，一应俱全。基本上是起伏多山的地形。山地高原丘陵占国土总面积65%。陆地地貌大势基本上由三个阶梯组成，由西而东，逐渐下降，即由青藏高原下降为中部山地，再下降为东部平原丘陵。最高阶梯青藏高原230万平方公里，海拔高4000米，是为世界屋脊(12座8000米以上高峰，我有7座)；中间阶梯即陆地的大部分是东西向与南北向，与北东向、北西向等山脉交错成网络状，其间是形状不一的高原、盆地或平原；东部大陆边缘则是弧状、岛弧状山地与平原、丘陵相间(第四个阶梯是岛屿与大陆架)。
气候特征：温度与降水是两大要素。从北到南，中国跨越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与赤道带等六个不同的温度带(青藏高原在外)；由东而西，因距海远近，降水量的差异，又有湿润(降水大于蒸发，天然植被为森林，占国土面积32，2%)、半湿润(降水蒸发平衡，森林草原，14，5%)与半干旱(蒸发超过降水，干草原，21，7%)与干旱(蒸发远过降水荒漠草原与荒漠，30，8%)逐渐变化的态势。降水量基本上可以400(有人以5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标志，此线大致是东北西南走向，以东为湿润区，以西为干旱区。
夏季较世界各地同纬度地区要热，冬季则较冷。(比较英国与东北的位置，黑龙江的呼玛县与英国伦敦纬度略似北纬51°-52°，而伦敦一月气温3.7°C，与江南的上海杭州近似，而呼玛则低至-27.8°C；天津与里斯本纬度相仿，前者一月的平均温度与极端低温是-4.1°与-22.9°，而后者却是9.2°与-1.7°)
植被与土壤是另两个重要地理因素，地理学家将种种的地理因素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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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做出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域的角度看来，中国的本土可以分成三个大区域。一是东部季风区，一是西北干旱半干旱区，三是青藏高寒区。除去青海、西藏、新疆、甘肃、宁夏与内蒙古以外，中国的其它部分都属于东部季风区，其面积约占中国幅员的45%，人口则占中国人口总数的95%，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中国主要的农业区。季风区的特点是随着季节的不同，这一区域的气候受到季风的深刻影响。
中国的文明则在上述地理背景下发展起来，而且古人对地理环境也早有深刻的认识。地理因素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趁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而产生两种对立的思想，一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一是人定胜天的理论。这两种思想，中国与外国都有。都有偏颇。远的不说，文艺复兴晚期学者，法国人让·博丹(1530-96)认为：“一个民族的心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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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于该民族赖以发展的自然条件的总和。”因此他不但把人的心理、气质的差异归结为纬度高低所造成的温度差异，还归结为经度(即距海远近)造成的湿度差异。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兴起，著名的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更加强调气候对人类社会的作用：“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力量与勇气，居住在炎热天气下的民族秉性怯懦，必然引导他们落到奴隶的地位。而寒冷的气候则赋予人们的精神与肉体以某种力量，这种力量和勇气使他们能够从事持续的、艰难的、伟大的和勇敢的行动，使他们保持住自由的状态。”中国古代也有类似观点，先秦的《礼记·王制》曰：“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也有以水土来说明各地人性的差异的例子。
虽然我们不认为地理环境决定文明发展的进程，但不能否认地理环境对文明进程的重要作用。应该说地理环境为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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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并成为人类将其化为现实性的选择动力。当然其背景则是该民族原来的文明基础密切相关，而这一文明基础又是由地理因素所决定。农耕是华夏民族的基本生产方式，因此只要是气温与降水量合适的地方都被开垦为农田。进一步的发展，则在降水量虽然很不充足，但有灌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发展农业。秦代的河套地区，汉代的河西地区，都在干旱区内，但都有灌溉之利，所以都成了农耕区。但倒过来看，匈奴是游牧民族，对于同样的河套与河西地区，他们却是将其作为游牧区。这里显然有潜在的不同的指导思想，而这种指导思想的产生，是因为两种民族的基本生活区的地理环境有差别。华夏民族以中原为主要栖居地，这里是适合的地区，因此发展出农耕的思维来。匈奴则兴起于草原地带，长期以畜牧为生，因此对于其它地区，也想要以畜牧的生产方式去覆盖。因此对于同一地理环境，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认识。(荷兰的例子)
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政治区域的范围也会受到影响。秦代的疆域则与除东北地区以外的整个东部季风区相符合，不过多出一块河套地区而已。这一疆域范围正是最适宜发展农业的地区，这是农业民族对自然环境的深刻认识的反映。秦代的长城北部与西部走向大体与小于400毫米的降水线相重合。古人说，长城是天所以限胡汉也。胡即匈奴。这个界限其实是农业与牧业生产方式的界限。而长城也就农耕民族疆域的极限，越过这个极限，是不宜农耕的地区，就既不是秦王朝也不是明王朝所觊觎的疆土。但在秦以后，在明之前都有过游牧民族或亦农亦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历史，最终并发展为清代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帝国。各种生产与生活方式都充分利用了多样性的地理条件。除了在黄河、长江、珠江以及黑龙江流域仍旧是农业地区以外，在青藏高原，是有高寒山区特色的亦农亦牧方式，在蒙古草原则是以牧为主的产业，在西北沙漠绿洲中也有另一种形式的亦农亦牧形式，这是从秦汉时代就已了解的居国与行国的并存形态。
而且进一步而言，即在东部季风区中，虽然是比较纯粹的农耕地区，但也有其多样性。不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环境有别，就是长江的中游与下游也有显著的不同。在战国时代成书的《禹贡》里，就把当时天下的土壤分成不同的九类，这也是地理差异的表现。起码就有旱地农业与水田的差别。因此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就孕育出秦、晋、齐、楚、吴越与巴蜀等不同文化类型。至于东北北部虽然也是在东部季风区内，但由于气温较低，植被较好，这里一直是一种采集狩猎与农牧相并存的经济形态。既与中原农耕区不同，也与蒙古新疆有别，占据了中国的金朝与统一全国的清朝都是由此发祥的。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才大规模地进行农垦工作，所谓北大荒与南大荒才成为粮仓，但这一改造对于自然环境是否合适，尚未有定论。
于是从全国范围来讲，是三种农业经济区，一是东部农耕区，一是西北畜牧区，一是高寒农牧区。在东部农耕区中，又以秦岭—淮河为界，分为北部旱作区与南部是稻作农业区。不但先秦如此，不但秦汉统一帝国如此，即在今天还依然是这个基本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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