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历史-金允植、鱼允中与“壬午兵变”的善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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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金允植、鱼允中与“壬午兵变”的善后处理

内容提要：“壬午兵变”是朝鲜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对朝战略，改变了东亚历史的进程。以金允植、鱼允中为代表的朝鲜人，出于国家总体战略的考虑，为了维持中朝宗藩关系，防范日本入侵，保护改革事业不致中断，精心设计了一个以铲除李昰应为中心的处置方案，并说服清政府成功实施。事实证明，朝鲜人才是筹划处置“壬午兵变”的始作俑者，清政府只是充当了金允植、鱼允中计策的执行者。朝鲜在清政府干涉朝鲜内政、强化属国政策的历史拐点中发挥了主体性作用。
关键 词：壬午兵变 金允植 鱼允中 宗藩关系 中日朝关系
“壬午兵变”是1882年7月发生于朝鲜王朝内部的一场变乱。在这场兵变中，日本在朝人员被逐杀，使馆遭冲击，驻

退避三舍的中国历史故事

朝公使仓皇逃离；朝鲜国王被软禁，朝臣遭屠杀，顽固派首领大院君李昰应重执国权。为了平息事端，清政府先诱捕李昰应，将其押解到中国，安置于保定府，后派兵进驻汉城，剿杀首犯，驱散胁从，稳定了朝鲜政局。对于清政府在“壬午兵变”后的举措，韩国史学界多有诟病，认为“清朝便以壬午兵变为契机，积极干涉朝鲜的外交和内政”。①日本学界大多是从外交史的角度解析“壬午兵变”，指斥清政府的干涉是造成日本对朝政策调整的原因。②至于清政府出兵干涉“壬午兵变”的原因，则几乎没有提及。③中国学界更多地关注了清政府在“壬午兵变”后的举措，少有探讨清政府干涉朝鲜内政的原因。④表面看来，日韩学界的说法不无道理，但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隐藏在背后的远比呈现出的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再有，就是当时的中朝关系也并非像今人理解的那样单纯。揆诸史料可以发现，在历史表象的背后，策划处置“壬午兵变”的始作俑者，恰恰是以金允植、鱼允中为代表的朝鲜人。本文试就该问题进行探讨、剖析，以期还原历史的真相，从而阐明朝鲜在清政府干涉朝鲜内政、强化属国政策的历史拐点中的主体性作用。
一、鼓动中国迅速派兵赴朝
1882年7月23日，汉城旧军因分发军粮事件发生变乱，由于朝鲜政府处置不当，致使变乱升级，衍化成一场破坏性极强的暴动。暴动的主体除军人之外，增添了众多的城市贫民；逐杀的对象由朝廷命官变成了在朝的日本人；攻击的目标由日本驻朝使馆变成了国王的住地——王宫。暴动造成了王叔李最应以下众多官员被杀害，7名日本人死于非命，日本驻朝公使仓皇出逃，国王李熙被软禁，顽固派首领李昰应重执国权。这就是朝鲜历史上的“壬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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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变”，又称“壬午军乱”“汉城士兵起义”。
清政府获悉“壬午兵变”的消息是在1882年8月2日。7月31日，驻日公使黎庶昌电告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称“(日本)外务大辅来告：中六月初九(公历7月23日)，高丽乱党突围日本使馆，打死一人，伤数人，日使花房等逃至仁川，又被高兵围阻，后得上英船载至长崎。现拟派兵船三只前往查办此事。特电知”。⑤这是目前中国记载“壬午兵变”的最早史料。8月2日，张树声向总理衙门转达了黎庶昌的两封电文，清政府首次获知“壬午兵变”的发生。
如何处置“壬午兵变”是摆在清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8月1日，驻日公使黎庶昌提议，“日本兵船即赴高丽，中国似宜派兵船前往观变”。⑥受黎庶昌提议的启发，张树声8月2日在致总理衙门函中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高为中国属邦，日人既经来告，中国既知此事，谊不可若罔闻知”。为此，“已饬统领北洋水师丁提督汝昌预备快船两号、兵船一号，在此伺候。如需派往，自可借筹议中高商务为名，不必牵及此事。惟高人之求助，日人之以问罪高人相语，皆在意中。此时相机因应，或竟可为作调人”。并提议指派“熟习交涉事宜能达权变之文职大员”马建忠或前驻日公使何如璋前往。⑦据此可知，“壬午兵变”发生后，虽有驻日公使黎庶昌的派兵赴朝之请，但在以何种名义派兵、派兵赴朝的目的何为等问题上，作为全面主持清政府对朝外交的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还是颇为谨慎的，这反映了此时清政府并不希望直接插手朝鲜内乱，而是想以“调停”朝日争端的身份介于其中，且前提是须有朝鲜人的主动求请。清政府这种态度不明的状况直到8月7日才有了重大转机。是日，清政府发布上谕，鉴于乱党围攻日本使馆，劫掠王宫，且日本出兵在前，为履行宗主国权力，防止事态恶化，“护持”有约之国日本的在朝利益，“著张树声酌派水陆两军，迅赴事机”。“该督务当悉心调度，并饬丁汝昌、马建忠相度机宜，随时禀商办理，以冀有裨时局”。⑧
揆诸史料可以发现，清政府在获悉“壬午兵变”的一周内，反应是迟钝的，应对举措是茫然无序的，处置策略是模糊的。促成清政府由延宕到迅速、由模糊变明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朝鲜人金允植、鱼允中参与了“壬午兵变”善后问题的讨论。他们的意见改变了清政府犹豫不决的态度，促成了清政府派兵赴朝。
金允植(1835-1922)⑨：字洵卿，号云养，朝鲜近代史上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从政早期亲近中国，是“事大党”的领袖。“壬午兵变”发生时，他正以领选使的身份，驻守天津，管理在天津机器局学习的朝鲜留学生，与中国官员相处融洽，关系密切。鱼允中(1848-1896)⑩，字圣执，号一斋，思想敏锐，见识超群，曾作为“朝士视察团”的一员考察日本。1881年访问中国，与中国官员多有接触，思想上主张亲清、“事大”，受到同僚及李鸿章的称赞。(11)“壬午兵变”发生时，以问议官的身份滞留天津。由于联系渠道狭窄，真相不明，金允植、鱼允中就成为清政府了解朝鲜内情的唯一信息来源，他们的意见自然也就成为清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换言之，从事后的发展来看，金、鱼两人的意见主导甚至左右了清政府应对“壬午兵变”的大政方针，促成了清政府最终决定出兵朝鲜。
综合金、鱼两人的观点，其主要意见有二：一是清政府迅速出兵赴朝平叛；二是清政府军队登陆地点由鸭绿江口改为仁川。1882年8月1日，金允植拜访津海关道周馥，在未明变乱主谋的前提下，强调指出，变乱决非出自国王之意，最理想的办法是“自敝邦查捕乱首，明正典刑，以谢日人”。担心如果处置不当或迟缓，日本会以此为借口，趁机要挟，事态将难以收拾。(12)这是金允植第一次在“壬午兵变”问题上的表态。8月2日，金允植、鱼允中再次拜会周馥。经过一夜的商讨，联系前一年发生的“安骥泳暴动”，其实他们已经大致锁定了“壬午兵变”的幕后主使，只是缺乏证据，慑于尊威，不便说出而已。但此次谈话，金允植一改前一天由朝鲜自行处理兵变的基调，变为恳请清政府迅速出兵赴朝平定变乱，理由是担心日本人借端滋事，乘机要挟。“若内忧滋蔓，不能即定，日本人乘便下岸，名曰替我定乱，嗣后要挟将无所不至矣。与其借手于日本，不如自中国主持，扶护调停，事面正大，宜急派人往拨。敝邦事机若乱党即散，次第就捕，则幸矣。若不然，乞即派兵船几只，载陆军千名，昰夜东驶，毋在日人之后。机会甚急，恐不可缓。”(13)急迫之情，溢于言表。
此时清政府对朝鲜奉行的是“不沾不脱”政策(14)，即在保有宗藩关系的前提下，绝不主动介入朝鲜事务。因而对于朝鲜人的乞兵平叛之请，清政府与官员以谨慎的态度对之。周馥当场表示：“水陆并进事大，不可轻议。”转而又称，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现拟派丁汝昌带舰东巡，到鸭绿江边侦探情况，只待总理衙门批准，即刻成行。当周馥提出需要一名朝鲜人随舰前往，帮助侦探时，金允植迫不及待地表示“派人附搭丁军门之船谨当如教”，但对先侦察后派兵的方案，提出了反对意见，主张军舰东巡，即可搭载陆军同行，不必待侦察情况后再派出陆军，认为这样会贻误战机。他说：“水陆今宜一面送探，一面戒严，待探事回来即便起碇。若少迟则恐机失矣。一着之误，贻悔无穷，望加深思。”周馥对此予以拒绝：“总在探知回来，更议方便耳！”(15)
8月3日，当金允植对清政府不能迅速出兵而忧心忡忡之时，周馥告知：“此党若逐使以后转图不轨之事，滋蔓难制，中国当一举灭之，祈放心！”金允植闻讯大喜，表示“虑无所不到，亦不能逆睹，日夜忧焦，不遑寝食，今闻此教，不胜感泣之至”。声称，决定派鱼允中随舰赴朝，并且鱼允中现已到达大沽口等候出发。周馥对此批评道，对于拟派丁汝昌带舰东巡之事，总理衙门尚未回复，朝廷更无谕旨，鱼允中作为向导现已赶赴大沽口未免操之过急。随后，金允植以便于了解真相为由，对清政府军舰的赴朝地点提出了修改建议。他提议，军舰不应当赴鸭绿江口，而应该直接开到仁川。他说：“船到鸭绿江边去义州不远，然义州距汉城稍远，恐探事未真，若得直往仁川则甚好。”为促成清政府军队成行，金允植使用了激将法，声称欲雇用一艘轮船直接前往仁川侦察情况。周馥对此极为不满，严称无船可雇用，等待总理衙门指示再作决定。(16)
8月5日，在津海关道署，金允植与周馥就清政府军队出兵数量以及中国出兵是否会引发中日冲突等议题进行了详细交谈。当周馥问及清政府如果出兵，当派兵几何时，金允植称：“陆军亦载水舰以往，不必从旱路而进。且但平内乱，不过乱党几名，不须多发”(17)，“不过步兵千人，足以办事”。(18)当时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采取的对日方针是不刺激、不冲突，淡化中日矛盾。出兵朝鲜是否会引发日本出兵，导致中日冲突，成为清政府最大的担忧。交谈中，周馥流露出深深的顾虑，担心朝鲜乱党逐杀使臣，很可能会招致日本出兵朝鲜。“若如此，则中国欲剿灭贼党，得无有碍乎？”对于周馥的担心之处，金允植给予了全面的否定。他认为，决无此种可能。尽管不排除乱党会有结好邻邦、巩固势力的考虑，但总体而论，乱党毫无远见，只重眼前，遭其冲击的国王李熙则是一位素有远志、注重邦交的贤明国君，乱党所为恰恰是逆天而行，大拂天朝、日本之意。清政府出兵赴朝平叛，符合日本利益，因而万无引发中日冲突的可能性。周馥对金允植的意见表示了谨慎的乐观。据黎庶昌电称，“壬午兵变”发生后，日本外务卿井上馨曾向中国驻日公使表示，眼下派陆军赴朝保卫使馆，是日本的权利，并非为了打仗，“辞气平正”。周馥认为，这并不能表明日本出兵朝鲜并无野心，“其计固未测也”。(19)金允植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兵变使日本使馆及人员蒙受巨大损失，日本此次出兵理所当然，“岂有袖手而观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日本决无“怨寡君之心”。针对周馥最担心的日本有无剿灭乱党，特别是有无干预国王废立的问题，金允植采用了欲擒故纵的策略，夸大了日本的威胁，诱发清政府出兵朝鲜。他认为，乱党逞志，决无乞和之理，必定会与日本开战。一旦开战，日本军队势必上岸入城，驱逐乱党，这时“日人之干预国事，又未可知”。并言之凿凿地称，这就是我等为何在兵变发生之初就主张中国抢先出兵朝鲜的缘由。“若中国兵出，不至打仗，自有善处之道，他国则不能也。”(20)无奈，周馥并不为其所动，仍是坚持既定方针，拒绝即刻出兵，待海军探测情况后再作决定。但又表示，将会重视金允植所提建议，“俟师船探信回，当密陈于制军(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照此意妥行也”。(21)当闻知久负盛名的马建忠将赴朝办理交涉事务，尤其是看到北洋海军的调兵令，先由丁汝昌、马建忠率3艘战舰东渡，其余10艘待命而行之时，金允植“看毕起立，称谢无数”。(22)事态向着金允植期待的方向发展。从事后局势的发展变化来看，金允植的此次建议，加速了清政府出兵的决策过程。就在当天，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根据周馥的汇报，结合驻日公使黎庶昌的来电，致函总理衙门，称：“续接纯斋(黎庶昌，字纯斋)本日来电，有王宫同日被击之语，则朝鲜乱党欲谋不轨，果不出该陪臣金允植等所虑。中国兵船尤不日不速往镇压。”(23)8月7日，清政府根据总理衙门的上奏，发布上谕，决定出兵赴朝平叛。张树声即于当日指派丁汝昌率舰赴烟台，迎接自上海北上的马建忠，8月9日径赴朝鲜，10日停泊仁川口外，实施抵近侦察。鱼允中乘坐“超勇”号随舰东渡。同时，调派驻扎登州的淮军吴长庆部做好入朝准备。
8月9日，金允植与周馥就清军入朝线路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此时清政府已接受金允植的建议，放弃赴鸭绿江侦探的计划，改为由仁川登陆。为此，金允植详尽地介绍了仁川港口及附近的地理概况、水文特征。他说：“自仁川进京之路有数处，一路稍平，而迤行几里；一路险而稍近，须得本国人向导，乃可进兵。”仁川港水浅滩多，兵舰无法驶入，大兵舰须于20里外抛锚，“须得小船多只，载兵而渡。想此时浦港无一船只，是所闷虑。如有小船，船可以行浅港者则甚好，岸上守兵须以炮火制之”。(24)并结合朝鲜山多路险的地貌特征，提醒清军登陆后须派出前哨，侦察敌情，“节节进兵”，万不可轻敌冒进，挫伤锐气。周馥对此深表赞同，称赞金允植“才识可赞助军前”，并约请其随军前往，担任向导。金允植当即同意，“但欲随行军中，须得一微衔，以便出入戎账[帐]。且于到国之后，须有自护之权，似可防患”。周馥则出于减少敌对、保全其身家性命的考虑，婉拒了金允植的请求，建议“或制军许去，可匿身师舰，参谋划，勿上岸可也”。金允植表示接受，当“依所教依庇丁军门账下，如有所询，当竭知而对”。(25)
为了进一步落实清军入朝，驳斥日本对清朝出兵朝鲜的责难等问题，金允植继续发挥清朝编外“高参”与“顾问”的作用。8月10日上午9点，金允植应周馥之约，在津海关道署与即将率兵赴朝的广东提督吴长庆笔谈。何时出兵、出兵多少，自然是金允植最为关心的问题。吴长庆对此给出了满意的回答：“大兵船三只，丁军门先已带出，现有烟台、旅顺口等处及南洋调来之船十只，合十三只，陆兵四千，悉归吴小轩(筱轩之误。吴长庆，号筱轩)统辖，明日十点钟发船。”(26)金允植闻讯大喜，表示愿意随舰前往，以备顾问。吴长庆以鱼允中已随丁汝昌赴朝为由，谢绝了金允植的请缨，让其留守天津，以供咨询。8月13日，在北洋大臣官衙，金允植与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津海关道周馥进行笔谈，就朝鲜内政进行了详细探讨。交谈中，驻日公使称黎庶昌电报到达，内称：“日本人以中国不合派兵，请再思。”金允植对此进行了激烈批驳。他认为，日本借朝鲜为“自主之国”之名，指责中国出兵朝鲜，“代为办理”，违背了国际公法的原则。表面看来，似乎有理，实则不同，因为乱党控制下的朝鲜“已背盟绝约，何可以公法论乎？”张树声剖析道：“日本欲借端而干预贵国事。若中国兵出，恐有不便，故耳！”进而言之，如果日本军队已经登岸，且与乱党暗中勾结，将对大局极为不利，表现出某些忧虑。为打消清朝的顾虑，促成清军尽快入朝，金允植极尽鼓动之能事。他称，乱党素无远见，一贯仇视、藐视外国，徒有乱象，并无战力，一经炮火，必定“树倒猢狲散”。如果日本人施以计谋，诱以利益，难保乱党不与日本连为一气。为防止意外发生，力保大局平稳，中国应在“弹压乱党”“调停日人”的名义下迅速出兵，掌控朝鲜局势。随后，金允植提供了一个平定叛乱、稳定朝鲜政局的周密计划，张树声对此连声叫好，称赞“高论极是”，并主动提请“歃血为盟”，宣称：“军事不可悬度，愿君与一斋(鱼允中，号一斋)同设击楫之誓，毋徒新亭之泪也。”金允植虽觉此事甚难，但虑及“宗社为重”，其他也在所不惜，当即慷慨表示：“微躯何足惜而至于下泪乎？一则保存吾君，一则欲无碍于吾君面上。”(27)
至此，金允植、鱼允中的游说收到了奇效，期待变成了现实。8月13日，清廷再发上谕：“朝鲜乱党滋事，张树声已派提督丁汝昌等，酌带兵船驰往查探，并添派提督吴长庆统率所部六营，克期拔队东渡，所筹甚合机宜。即著饬令吴长庆等相机因应，妥筹办理。”(28)16日，丁汝昌奉命“展轮遄发，与吴筱轩一军迅速东渡”。(29)大队人马、军需物资接踵而至。金允植也随军回到了朝鲜。(30)
二、指证李昰应为“壬午兵变”的幕后主谋
李昰应是“壬午兵变”的幕后主谋，这是中日韩学术界的共识。(31)学术界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记载“壬午兵变”的大量史料的印证。遗憾的是，尚无人对这些史料进行梳理、排列、比对，提供一个史料翔实、令人信服的证据链。与此相关，是谁最早提出了这一观点，并得到了他人的依附，最终成为一个定论？依笔者所见，最早提出李昰应为“壬午兵变”的幕后主谋的是朝鲜人金允植、鱼允中，中间经过黎庶昌、马建忠、薛福成等人的唱和，后经周馥、张树声、李鸿章等人的认可，最后成为清政府的结论。
现存史料显示，中国人比较早地提出李昰应为“壬午兵变”的幕后主谋这一命题的是黎庶昌、张树声、马建忠、薛福成等人。1882年8月8日，驻日公使黎庶昌致电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声称：“高丽乱党杀王妃及闵氏大臣等十三人，王无恙，王父大院厅(当为“大院君”之误)执政。”(32)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且以含混的语言指证大院君为“壬午兵变”的幕后主谋的史料记载。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则是最早明确指证大院君为“壬午兵变”幕后主谋的中国人。8月9日，张树声致函总理衙门，明确提出，综合各方面信息，“李昰应果为乱首，欲坏通商之局，王虽无恙，势无能为”。(33)8月11日，先期赴朝侦探的马建忠致函张树声，“初九日之事，系国王生父兴宣君李昰应率众倡乱”。(34)12日，薛福成在《上张尚书论援护朝鲜机宜书》中，将李昰应直接指认为兵变的主谋，提议“王师既到，宜为书声明专讨乱党违命启衅之罪，檄召李昰应赴兵船问状”。(35)
然而，上述所有中国人关于大院君为“壬午兵变”主谋的说辞，都晚于朝鲜人金允植、鱼允中，并且都受到了金、鱼两人的影响，大有先入为主之嫌。揆诸史料可以发现，金允植、鱼允中指证大院君为“壬午兵变”主谋一事，经历了一个由吞吞吐吐到坚定决绝的过程。8月1日，周馥与金允植就“壬午兵变”问题进行了第一次笔谈。在这次交谈中，金允植以身在异国他乡为由，拒绝指证兵变主谋，声称：“乱党为谁，在此无缘知得。”(36)8月2日，金允植、鱼允中在与周馥的第二次交谈中，尽管没有挑明，但已经开始将大院君李昰应作为兵变主谋的嫌疑人。为了敦促清政府迅速派兵入朝平叛，金、鱼两人声言，此次兵变绝非空穴来风，是去年李载先、安骥泳未遂政变的重演，“非系一时乱党之所为”。(37)尽管金、鱼两人没有说明李载先是大院君李昰应的长子，但实质上他们已经将李昰应锁定为兵变主谋的怀疑对象。8月5日，周馥与金允植、鱼允中举行了第三次笔谈。据张树声称，交谈伊始，金、鱼两人“词意甚危，似有难言之隐。比属周道与金允植往复追询，始据尽露底蕴，知其国向日乱党，实李昰应为首，即该国王本生之父”。(38)这是朝鲜人金允植、鱼允中首次指认大院君李昰应为“壬午兵变”的幕后主谋，自然也就是清政府第一次知道大院君李昰应与“壬午兵变”的关系。从时间上看，它比黎庶昌、马建忠、薛福成、张树声都要早。而事实上，所有这些人关于大院君李昰应为“壬午兵变”幕后主谋的说辞，都是对金、鱼两人观点的附会、传播而已。在这些人当中，马建忠是亲临朝鲜的第一人，但他所有探知关于“壬午兵变”消息的渠道基本上都来源于向导官鱼允中。据史料记载，8月10日晚10时，丁汝昌率领的3艘侦察兵舰抵达朝鲜汉江口，马建忠随即指派随舰前来的向导官鱼允中“遣人登岸至花岛，将所开各节打探着实，连夜回报”。(39)11日凌晨两点，鱼允中向马建忠汇报了搜集到的情报，并受命翌日派出亲信进入汉城侦察，设法让国王派高官前来商讨事宜。(40)当日12时，马建忠在“威远”号上听取了鱼允中的禀报，祸首直指李昰应。鱼允中称，李昰应本是国王李熙之父，国王幼龄践位，李昰应代摄国政，大权独揽，唯我独尊。国王亲政后，李昰应痛感失意，为夺回权柄，豢养死党，曾经数度寻衅。国王碍于亲情，免而不咎，遂使李昰应有恃无恐，最终发展到煽动兵变，酿成巨祸。(41)马建忠据此对“壬午兵变”的前因后果，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较好地完成了先期奉命入朝侦察的任务，其侦察报告的撰写自然也就以鱼允中的汇报为资料依据。11日，马建忠指证李昰应为兵变祸首的侦察报告由此出台：“初九日之变，其为昰应借清君侧之名，剪除国王羽翼，徐以窥伺藩位无疑。”(42)鱼允中也于当天致函周馥，宣称李昰应为祸首，“乱魁即此人”。(43)8月15日，丁汝昌带着马建忠的侦察报告，“自朝鲜乘‘威远’船驶回津门，面禀一切”。(44)于是，在清政府此后涉及“壬午兵变”问题的历史记载中，出现了一连串的“据此”。同一天，张树声致函总理衙门，据马建忠禀报，“李昰应借减饷事为端，率众倡乱，酖杀王妃”，“假清君侧之名，窃据大柄”。(45)8月18日，清廷发布上谕称：“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暨张树声先后奏称，朝鲜乱党滋事，突围日本使馆，伤毙人命。朝鲜王宫同时被劫，系该国王之本生父李昰应为首。”(46)就连9月3日才从合肥赶到天津的李鸿章，在听取了张树声等人的汇报后，也认定李昰应“实为祸首罪魁”。(47)有关李昰应为“壬午兵变”幕后主谋的定论至此形成。
溯顾李昰应为“壬午兵变”幕后主谋定论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这一定论经过了一个由异地臆测到实地侦探的演变历程，从个人的推断，中间经过数级政府机关的层层肯定，最后上升为清政府的定论。逆向倒推则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即朝鲜人金允植、鱼允中几乎是清政府所有有关“壬午兵变”信息的来源地，金、鱼两人始终处在兵变信息漩涡的中心位置。据此完全可以这样说，暂且不论金、鱼两人的观点是否符合事实，单从其观点所产生的效应来看，金、鱼两人的观点、倾向性意见，左右甚至是操纵了清政府的判断，规划了清政府处置“壬午兵变”善后问题的政策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马建忠、薛福成、黎庶昌、张树声，还是总理衙门乃至清政府的决策中枢军机处，都成为了金、鱼观点的附会者、传播者。端坐前台的是清政府，蛰伏幕后的则是朝鲜人。金允植、鱼允中指证李昰应为“壬午兵变”幕后主谋的进程，获得了阶段性胜利。
无论是中华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案件的审理都讲求证据，强调事实，盛行当庭对质。前述指证李昰应为“壬午兵变”幕后主谋的全部过程则是只有原告、没有被告的审理。可以说，这是一场缺席的审判，其结论尚待核实、评估。因而，指证李昰应为“壬午兵变”幕后主谋的案件审理工作仍将继续，并且呈现出白热化的趋势，所有的证人、证词都在向着不利于李昰应的方向演化。因为指证者除金允植、鱼允中之外，又增添了朝鲜人赵宁夏。被告李昰应也站在了应有的位置上，实施了绝地反击，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
李昰应的无罪辩护，从他进入中国起就已经开始了。9月6日，李昰应致函旅顺港坞工程总办、道员袁保龄，详述“壬午兵变”的起因，是因提调闵谦镐克扣军饷、未能及时发放军粮所致。自己是应国王之请，于危难之中出面，安抚了乱民，稳定了大局，应是平乱功臣，而非祸首。至于戕杀大臣一事，纯为平息民愤而为，“大抵被害之诸臣多年误国，触其众怒，致此乱作”。(48)针对李昰应“为人狡枭，势能挟众以逞”的性格特征，清政府高度重视调查取证工作，组成了高级别的预审会。9月11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举行问讯会，但毫无结果。9月13日，津海关道周馥、道员袁保龄、道员马建忠联合会审。李昰应凭借宦海沉浮的丰富经验，机敏地应对种种盘问，大谈执政十年的丰功伟绩，痛诋时政，将兵变的爆发归咎于四起的民怨，洗刷兵变祸首的罪名，为自己作无罪辩护。最为叫绝的是，他把国王李熙当成了挡箭牌，利用清政府官员无法向朝鲜国王调查取证的特殊条件，将其进入王宫说成是应国王之召，将闵谦镐、金辅镐被杀后家产充公，以裕军饷，说成是奉国王之命。当遇到难以回答的诘问时，李昰应则以一副冤屈者的姿态，当庭咆哮，声称愿与传言者，“同庭对质，黑白可辨矣”。经过如此一番渲染、辩解，李昰应不仅不是兵变的祸首，反而成了平定乱局的功臣。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就连足智多谋的马建忠一时也无法奈其何，只能用似是而非的话语，自圆其说，称“以执事居疑似之地，故人言如是”。(49)
其实，早在清政府宣布李昰应为“壬午兵变”幕后主谋之前，精通法律的马建忠就对金允植、鱼允中的指证提出了质疑。8月14日，马建忠问：“兵闹之事果为减粮耶？抑太公阴使之耶？”鱼允中答：“兵闹始也阴约之，中也激之(有通文，倭人见之)，末也指使之。”(50)8月16日，马建忠为将李昰应之案办成铁案，明显感觉证据不足。他说：“彼人之罪，虽已可指，奈无实据，碍难下手，则如之何？”鱼允中辩称：“赵(赵宁夏)、金(金宏集)与中，亦连连署作据。”清军登陆后，也可“使国民作据，亦可闻国民起公愤，发文八道，约以七月十七日会击此贼”。另外，其散发的通文也是罪证之一。(51)马建忠对此仍是心存疑虑。与李昰应当庭过招的受挫，验证了马建忠最初的担心绝非多余。因而，收集证据，用事实说话，就成了坐实李昰应为“壬午兵变”幕后主谋的关键所在。这个任务，再次落到了朝鲜人金允植、鱼允中的身上。
作为信息的提供者，金允植、鱼允中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为了尊严、信誉，也为了身家性命，金、鱼两人自然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证据的搜集、整理之中。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10月16日，鱼允中向周馥提供了一份长达数千字的控告书，堪称指证李昰应为“壬午兵变”幕后主谋的重磅炸弹。史称“鱼允中遂录乱事颠末一纸，又胪举李昰应平昔罪状一纸，大致与职道等所访情形相同，而详切过之”。(52)在控诉书中，鱼允中详述了“壬午兵变”发生的过程及与李昰应的关系，指出李昰应“为人刚鸷奸险，欺天罔人。秉政十年，流毒一邦”，发动兵变，阴谋篡权，蓄谋已久。从还政于国王之日起，李昰应就在做着夺权的准备，其家丁皆选自军人，与军队保持密切联系。其子李载先与安骥泳、权鼎镐、李哲九等勾结成伙，密谋于1881年10月暴乱，只因事泄未遂。李昰应遂传文其骨干，约定今年7月28日再次起事。7月23日旧军闹粮饷事件打乱了其计划，李昰应遂乘势而为，借机发难，唆使乱党，枪杀政敌，导引乱军，冲击王宫，逼迫国王授权于他。(53)由此判定，李昰应就是兵变的幕后主谋，言之凿凿，事实昭昭，不容抵赖。
为了进一步佐证结论，强化观点，鱼允中在控诉书中详细罗列了李昰应24条罪状，称：其代摄国政，“百事专擅”；大兴土木，勒索民财；抢夺民田，富可敌国；贪婪美色，淫乱王宫；任人唯亲，安插耳目；滥发货币，民不聊生；卖官鬻爵，“坏了名器”；“贪墨成风，剥割为事”；巧设名目，侵夺民财；家室豪华，奢侈腐化；嫖娼狎妓，“荒杂无伦”；暗杀政敌，排除异己；火烧王宫，图谋篡国；散布谣言，诋毁王妃；埋设蛊惑，诅咒王妃；杀人灭口，“草草磨勘”；密谋废立，欲登大位；策划兵变，冲击王宫；杀兄弑亲，灭绝人伦；唆使乱党，诟骂王室；封官许愿，收买乱民；派出刺客，追杀王妃；冲击使馆，为国构祸；抢掠民财，滥杀无辜。(54)通篇读来，给人一种触目惊心之感，极具冲击力。但细细品味则可以发现，该控诉书只能称是李昰应的罪状书，距离认定其为“壬午兵变”幕后主谋还有一段距离，因为其中能够真正坐实的证据并没有几条，并且多是道听途说，传言附会，充其量是间接证据，而非直接证据。
清政府在指令金允植、鱼允中搜集证据的同时，还令人亲自进行调查取证。9月9日，马建忠与前来中国商讨善后问题的朝鲜兵曹判书赵宁夏进行笔谈，了解李昰应与兵变的关系。赵宁夏宣称，仓储官员克扣军粮是“壬午兵变”的导火线，由于处置不当，致使冲突加剧，演变为大规模的暴乱，李昰应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李昰应为了压制外戚势力，执掌国权，竟然唆使乱民惨杀政敌，尤其是闵姓官员；更为了铲除死敌闵妃，李昰应不惜引导乱民冲击王宫，逼迫国王授权于他。由于赵宁夏是乱民围困国王的目睹者，“乱军围王数十匝，其时只有二宦与宁夏而已”(55)，其证词自然具有某种权威性，这为清政府坐实李昰应为“壬午兵变”的幕后主谋提供了有力证据。
遗憾的是，赵宁夏与金允植、鱼允中一样，因慑于李昰应身份特殊和淫威，为免遭日后报复，虽向中国极言李昰应的斑斑劣迹，但皆不敢出面当庭指控，再加上李昰应“语多狡展，坚不吐实”。(56)这就使得所有对李昰应为兵变幕后主谋的指控具有极大的片面性，无论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都难以相互认证、比对，从而无法形成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证据链。入朝军官袁世凯对此曾有过言说。他对朝鲜迎接官金晶熙说：“太公已经廷讯，言大王任用闵谦镐，激变士卒，与他毫无干涉。词颇不曲。在保定府禁守，即使不曲，我辈岂肯甘心乎？廷议必不负我辈，亦不使大王复失大权也。此案终不可翻也。”(57)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定律，就这样降临到李昰应的头上。9月23日，清廷在证据并不确凿的情况下颁布谕旨，宣布了李昰应的罪名：“既不能于军人往诉时晓谕禁斥，又不能于入总庶务后讨捕乱党，实属谬妄。”(58)朝鲜人金允植、鱼允中、赵宁夏等人对李昰应的指控大获全胜。
三、设计逮捕、处置李昰应
李昰应是“壬午兵变”幕后主谋的结论，自金允植、鱼允中提出后，很快成为清政府各级官员的共识。此后，清政府在搜集证据、落实指控的同时，围绕如何处置李昰应，迅速平息朝鲜内乱，平复朝日纠纷，避免中日冲突，进行了广泛的调研。金允植、鱼允中等朝鲜人再次走到了前台，扮演起“军师”的角色。
1882年8月5日，金允植在津海关道周馥首次向他咨询时，就提出了处死李昰应的建议。金允植认为，李昰应利用兵变，幽禁国王，残害政敌，已使朝鲜怨声载道，纲纪紊乱；唆使乱党，冲击使馆，戕杀日本使臣，挑起朝日争端，必然招致日本的武装报复。当下稳定朝鲜局势的良策，除中国抢在日本之前，派兵入朝，掌控朝鲜大局的主动权之外，上善之策莫过于处死李昰应，以解除朝鲜面临的内外困局。具体实施办法是，中国乘李昰应“方新得柄，人心未定”之机，派出一千人马，“亦不必打仗，以弹压乱党，镇守王京为辞，先致书于政府，晓谕勿惊，则必不敢动。既入京城，便可围住其第，以康穆王妃数其罪，而赐之死，则名正言顺，为国除害”。因此事非同小可，周馥不敢做主，只答应上报张树声，由其定夺。如能批准，便“知会统兵大员，照此意行之”。(59)后因此计过于歹毒，不符合清政府仁德治天下的理念，加上李昰应身份特殊，一旦泄露，后果难料，因而没有被采纳。但是，从事态的发展来看，清政府否定的只是金允植所提建议的结果，其所提具体的实施办法则被接受。可以说，金允植所提方案就是后来清政府抓捕李昰应方案的雏形。
朝鲜人在不断补充、完善抓捕李昰应的方案。8月9日，金允植向周馥献计，为避免引发恐慌，中国军队入朝后，暂驻城外，“先为下谕，饬兴宣(李昰应为兴宣君)前来军前面问事状。若来则不死，不来则举兵讨灭，玉石俱焚。若天威震叠，则彼亦知所畏惮”，一旦前来，即刻实施抓捕。周馥对此大为欣赏，称“君才识可赞助军前，将启制军派往何如？”(60)8月13日，张树声、周馥约请金允植到北洋大臣官衙，咨询平复朝鲜乱局事宜。针对张树声中国大军“直入都城”可能引发恐慌生变的担心，金允植贡献了一个稳妥、周密的计划。他认为，张树声的担心不无道理，倘若清军直达京城，很可能会引起骚乱，发生变故。最稳妥的办法是，第一步，先以好言相约，邀请乱党之首走出京城；第二步，如果拒绝，“彼不肯来，宜连用好言抚之，谕以勿惊”；第三步，清军乘机“节节进兵，逼住城外”，把守汉城四门，严禁外出，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态势；第四步，乱党既得罪于日本人，清军又兵临城下，为保全自身，必得归附中国，国王获救。张树声对此连声叫好，“高论极是”。随后，周馥提议，“军事不可悬度，愿君与一斋(指鱼允中——引者注)同设击楫之誓，毋徒新亭之泪也”。金允植虽觉此事甚难，但虑及“宗社为重”，其他也在所不惜，当即应诺，“微躯何足惜而至于下泪乎？一则保存吾君，一则欲无碍于吾君面上”。(61)8月19日，张树声函告总理衙门，建议朝廷抓捕李昰应。他称：“大军抵境，震以天威，李昰应或不敢肆其顽梗，即宜设法诱捦，奏请圣裁。”(62)8月23日，清廷颁布谕旨：“著该督(即张树声)饬令吴长庆酌度情形，稳慎进扎，务将李昰应获致。”(63)从此，诱捕李昰应就成为清政府出兵前的既定方略。
从清政府确定诱捕李昰应策略形成的过程来看，是朝鲜人向他们提供了一个完备可行的方案。主谋显然就是金允植、鱼允中，清政府只是充当了朝鲜人计谋的实施者而已。现存史料表明，中国人当中最早提出抓捕李昰应的是马建忠，其次是驻日公使黎庶昌。8月11日，马建忠从朝鲜致函张树声，内称：“初九日之事，系国王生父兴宣君李昰应率众倡乱，直入王宫劫杀王妃，逼归太王妃。国王虽未见废，已幽囚不与外朝相接。”为防止事态扩大，马建忠建议朝廷速派军队，“乘迅雷之势，直趣王京，掩执逆首”。(64)8月16日，黎庶昌致电张树声，声称：“毒杀王妃及世子妃，皆大院君之谋，此为父篡其子，我陆兵直当执大院君，诛乱党。”(65)据此可知，马建忠所提抓捕李昰应的建议，在时间上要晚于金允植一周之多，黎庶昌则晚11天之久。在抓捕方案的细节上，马建忠、黎庶昌所提方案更是简陋、粗疏，不具可操作性，与金允植的不可同日而语。再有就是，比较中朝两国所提方案则会发现，马建忠、黎庶昌所提方案笨拙、直接，徒具匹夫之勇。金允植所提方案则灵巧、婉转，充满智慧。这就是清政府最终采纳金允植所提“诱捕方案”，而抛弃马建忠、黎庶昌所提“抓捕方案”的要因所在。
方案既经确定，剩下的就是组织实施了。此后清政府所有的行动，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都围绕着“诱捕”李昰应而展开。出兵令下达之后，数千清军陆续开赴朝鲜，在距离汉城不到百里的仁川登陆，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态势。赵宁夏、金宏集的到来，为丁汝昌、马建忠实施“诱捕方案”提供了契机。8月13日，马建忠明知其是李昰应的说客也不揭穿，而是利用朝鲜害怕日本公使进京的心理大做文章，向朝鲜政府主要是李昰应施加压力，逼其就范，实施诱捕计划，声称花房公使本欲进京，经劝阻方得以暂留仁川数日。如要迅速结案，减少损失，必须国王出面，派出大员赴仁川解释兵变缘由，向日本谢罪，消减日本的愤怒之情，届时中国再从旁劝解，以期速成。否则，就需要大院君亲自出面办理。随即，马建忠提议：二君中一人速回京城，汇报中日两国的态度，请大院君亲临仁川交涉，并以清军提供保护为后盾，大包大揽，担保日本必不敢加害于李昰应。否则，后事难料。赵宁夏回称：“所教切至感极。仆来时国王有命，兼承大院君旨意，若蒙大人如何指教，则飞告商办为定，谨当依教回京禀过。”(66)诱捕计划迈出了第一步。
然而，为人狡诈的李昰应又岂能轻易相信。兵变发生之后，中日两国反应强烈且迅速，纷纷派出军队到达朝鲜附近海域，朝鲜国内反对势力纷纷以各种方式反抗，李昰应感受到了空前危机。为求自保，更为争取主动，他采取了三项投石问路之策，试探清政府的动向。其一，8月2日，李昰应假借国王的名义，指派义州通事朴永祈、白文彬由陆路出发，24日到达天津，向津海关道周馥投递国王咨北洋大臣文，将自己美化为一个除暴安良的英雄，“定乱之功，专归国太公一人。国太公者，即所称大院君李昰应也”。张树声断言，李昰应“初以拒绝外交之议，煽动徒党，以逞其私，一旦大权独揽，阴惧朝廷声罪致讨，为此粉饰之词，以求自固之计。此次咨文，自即系李昰应所为”。(67)遂于8月26日虚言赞赏李昰应，“亲冒铳矛，定乱俄顷，解散凶徒，本署大臣实深佩慰，即当转奏天听”，还望国太公出宫至城外，“亲赴大营”，迎接慰问入朝中国军队，共商善后之策。(68) 其二，8月2日，指派赵宁夏致函丁汝昌、马建忠，痛陈兵变之惨状，称颂“变起之初，势不可遏，幸赖国太公不避锋镝，亲入重围，晓谕分义，遂令顽蠢感戢退散，此实宗社生灵之福也”，表达恭顺清朝，维护宗藩体制之诚意，将自己打扮成中朝关系忠诚卫士的模样。(69)其三，派出朝廷重臣，抵近侦察。8月13日，李昰应以“内乱未定，不得跬步离汉城”(70)为词，派遣赵宁夏、金宏集赶赴仁川清军大营，以速结朝日纠纷为由，邀请清军早日进入汉城，借以试探清政府的意向。马建忠采取欲擒故纵之策，婉言谢绝。(71)
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李昰应为求自保，可谓是殚精竭虑，绞尽脑汁。无奈的是，清政府的大计已定，前方、后方通力合作，联袂上演了一出智斗剧，舒缓了李昰应的紧张心理，从而为实施“诱捕计划”创造了有利的环境。8月22日下午，马建忠以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已赶赴汉城为由，在副将张光前率领200名士兵的护卫下，向汉城进发。23日，进入汉城，住在李昰应指定的南别宫，“复与谬为亲近”，赶往其家中，拜会李昰应，“先以好言相接，释其疑虑”，“彼果深相倾信”。(72)25日，“吴长庆已率大军驰至城外驻扎，丁汝昌亦将后路部署妥帖，率水师百人前入王京”。此时，清军进入汉城已达1营3哨。26日上午，“吴长庆率队亲入王京，先晤李昰应，以礼周旋”。下午3点以后，李昰应前来城外清军大营答谢。“丁汝昌、马建忠皆先集城外，往复笔谈，延至日暮。先以计遣其护从，丁汝昌亲率小队以肩舆拥李昰应就道，连夜冒雨遄行”。27日清晨，登上停泊在仁川口外的“瀛洲”号兵舰。9月2日，由该舰管带叶伯鋆负责解送至天津。(73)李昰应最终落入了清政府事先设计好的圈套。随后，吴长庆在朝鲜国王的授权下，率军剿灭了乱党，稳定了朝鲜局势。朝鲜人金允植、鱼允中所献计策再显神威。
诱捕计划成功后，如何处置李昰应的难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就现有的史料来看，朝鲜人积极参与其中，建言献策，在最终促成对李昰应的处置决策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9月2日，李昰应被解送至天津。张树声先指派刺史潘青照为护解委员，负责照料李昰应的生活起居，继而于9月4日致函总理衙门，内称：“李昰应航海劳乏，精神委顿，俟调养数日，即行派员解送进京，其应如何处置之处，伏俟谕旨饬下遵行。”(74)9月5日，因李鸿章即将到任，清廷遂改变计划，中止解送李昰应，将其暂行安置在天津，交由李鸿章、张树声联合会审，弄清兵变起因，等候朝廷指令。巧合的是，当谕旨到达天津时，李昰应已在潘青照的反复劝说下，乘坐小船，离津赴京，张树声只得急令返回。
随着李鸿章于9月5日到津，9月7日接任北洋大臣职权，他成为处置李昰应的主要负责人。到任后，李鸿章一面忙于讯问李昰应，急于完成朝廷下达的“究出该国变乱缘由及著名乱党”的任务(75)；一面广泛调研，筹商处置李昰应的方案。在这一过程中，朝鲜人金允植、赵宁夏、金宏集等人再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9月6日，金允植就吴长庆同意赵宇熙、李建昌为朝使赴华护行官一事，向马建忠表达了反对意见，强烈要求中止其行动。他认为，赵宇熙、李建昌是李昰应的“血党”，他们赴华是李昰应之子李载冕哭诉国王的结果，其进京目的，一为李昰应“翻案”，二为“采探吾辈踪迹”。此二人巧舌如簧，“素有辩才”，且与清朝官员多有结交，一旦成行，势必触及对李昰应的定性问题，可能会“前功尽弃”，危及出谋划策者的身家性命，故“望十分慎之”。9月7日，金允植面见吴长庆，详细解释“护行官”是官员而非“仆从”(76)，从而成功阻止了赵宇熙、李建昌的赴华行动，挫败了李昰应余党的阴谋。当天，马建忠返回天津，向李鸿章汇报了朝鲜的近况。金允植的态度自然成为李鸿章通盘考虑的一个重要选项。9月8日，李鸿章会见了赵宁夏、金宏集、李祖渊一行。此三人来华的主要任务是奉国王之命，与李鸿章等会商“壬午兵变”的善后问题，顺便传递国王的旨意，乞求释放李昰应回国。会谈中，李鸿章与赵宁夏等人围绕国王乞放李昰应是否出于至诚，若李昰应回国如何处置，李昰应重掌国政国王能否自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起初赵宁夏等人闪烁其词，言不由衷，后在李鸿章的反复追问下，终于道出实情：放李昰应回国弊大于利。赵宁夏称：“论情私则以释回为是，至于公义则非。”李鸿章随即表态，“中国自有留之释之之权，要在卿等一言”。“今日卿等所言，公私分明”，“所论尚正”。“今若留大院君不归，安置别所，贵国王随时派人存问，以俾恩义两全，然否？”赵宁夏连称：“下教感公义私情可以两得其全矣。”(77)朝鲜人的意见再次影响甚至左右了清政府的决策。9月15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对李昰应“似宜请旨安置保定省垣，优给廪饩，严密防闲，并祈特颁明诏，由鸿章等移行该国王，俾国人知其永不得归”。(78)9月23日，清廷颁布谕旨，“李昰应著免其治罪，安置直隶保定府地方，永远不准回国。仍著直隶总督优给廪饩，严其防闲”。(79)为此，李鸿章指派周馥、袁保龄、马建忠制定了《看守朝鲜大院君李昰应章程八条》，对住地、警卫、购物、人身行动自由、待遇、督察等方面进行了严格规定，委任候补道沈能虎为看守委员，总揽一切。9月27日，李昰应被解送至保定府清河道旧署，从此开始了长达3年之久的软禁生活。(80)由“壬午兵变”而引出的李昰应案终于落下了帷幕。
四、“他者”的胜利
目前学术界对“壬午兵变”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车载斗量。仔细比对则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韩国，学术专著也好，学术论文也罢，尽管存在观点上的歧异，但就研究路数而言，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皆把朝鲜本身当成一个消极无为的被动客体，朝鲜社会的任何一点进步或变化，都被视为中国或日本冲击的结果，是对中日冲击后的一种本能反应。此种研究模式其实就是对欧美研究范式的一种照搬照抄，所不同的是欧美学术界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或日本，而中日两国则将这套理论或框架移植到了朝鲜罢了。至于这种“冲击——反应”研究模式的弊端，美国学者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81)一书中已经做过深入检讨，在此无需赘言。中国学者葛兆光所提“从周边看中国”的理论命题，与柯文的学术见解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在强调本国历史的重要性，提醒人们要从本国自身来解读本国历史，认为本国近代社会进步的源泉在于本国社会自身而非异国。理论创新方面的“自我矮

新中国历史成就故事简短

化”，带来的必然就是对已有观念的机械模仿和生搬硬套。中日韩三国史学研究者大多都在有意或无意之中将中日两国当成了决定朝鲜近代命运的主宰力量、“我者”，而将朝鲜本身视为了一个被动客体、“他者”，颠倒了主宾关系，夸大、渲染了“我者”的作用，弱化、忽视了“他者”的主观能动性。这种角色错位的思维方式、研究定式，违背了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性规律，有悖于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的发展规律，将学术研究带入了歧途。就朝鲜近代历史的演进来看，它既受到全球化、一体化趋势的簇拥，又有来自中国的劝导，日本的示范、刺激，更有本民族的自觉求新、求变，是在被动中起步的，自觉中进行的。是历史的合力，推动了朝鲜近代历史的发展变化。考究19世纪60年代直至甲午战争前后的朝鲜历史则会发现，在这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表面看来，在东北亚历史舞台上，中日两国扮演的是主角，是“我者”，朝鲜居于配角、从属的位置，是“他者”。事实却并非如此。在这层历史表象的背后，朝鲜因素至关重要，影响甚至于左右了中日两国不同时期的对朝政策。日本为了实施“西进战略”，自明治初年起决定重续断绝已久的对朝关系，但因国书的称谓问题而屡遭朝鲜拒绝。1876年借口“江华岛事件”，诱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及其附属条约，获得了治外法权、无关税通商贸易权等权益。更为严重的是，该条约将朝鲜视为“保有同日本国平等之权”的“自主之邦”(82)，为日本否定中朝宗藩关系，独霸朝鲜提供法理依据。为应对日本在朝鲜的举动，实现“保藩固边”的战略，清政府决意调整对朝鲜事务“向不过问”的传统，于1879年8月21日颁布密谕，劝告朝鲜与西洋各国立约通商，借用欧美列强的势力，牵制日本，防止日本对朝鲜的独占。1880年10月，清政府驻日参赞黄遵宪撰写的《朝鲜策略》由修信使金宏集带回朝鲜，促成了朝鲜外交政策的改变。11日，国王李熙召集重臣，召开御前会议，研讨《朝鲜策略》所提问题，规划朝鲜未来出路。以领议政李最应为代表的官员，充分意识到朝鲜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险性，主张在“可信者信之，而可以采用”(83)的前提下，采纳黄遵宪的建议。国王李熙对此深表赞同，并严惩顽固派，决定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同意与西洋各国立约通商。至此，中朝两国在战略步调上实现了基本的一致性。朝鲜由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的历程显示，朝鲜政府虽有被动的成分，但它并非盲目地全盘接受他国的说教，而是按照自己对时局的理解，有选择地制定自己的治国安邦策略，从而带动了邻国的内政外交方针的改变。
“壬午兵变”的处置，就是一起典型的“他者”的胜利。以金允植、鱼允中、赵宁夏为代表的朝鲜人，积极参与、筹划“壬午兵变”的处置，无非是出于3种原因或考虑，即维持中朝宗藩关系、防范日本入侵、保护改革事业不致中断。而在实施的过程中，充斥着“他者”与“我者”的角力，上演着“他者”与“我者”的斗智。
揆诸史料可以发现，金允植、鱼允中处置兵变的各项策划，都是在维持中朝宗藩关系的旗帜下进行的，将中国出兵入朝平叛、抓捕甚至“赐死”大院君李昰应，称为宗主国的权力与义务，奉中国若神明，神圣不可亵渎。金允植曾称：“伐叛讨逆，扶危定乱，并自中国主之，即敝邦之深愿也，至幸也。”(84)作为治史者，在肯定其出于某些真诚的同时，更应该看到朝鲜人维持中朝宗藩关系的真正动因。从19世纪60年代起，在经受了英法美等欧美列强的轮番攻击之后，朝鲜李氏王朝深感独木难支。为求自保，到19世纪70年代初，朝鲜李氏王朝确立了国家生存战略，在维持中朝宗藩关系的旗号下，亲近中国，依靠中国，适度改革。可以说，此时与传统中朝宗藩关系的内涵截然不同，朝鲜将中国视为抵御外来侵略的挡风墙、避风港，带有明显的投机与实用的考量。为了让中国走出幕后，旗帜鲜明地站在朝鲜一边，朝鲜竟以不懂国际惯例为借口，曝光中国指导朝美外交的内幕，向全世界昭示中朝关系的特殊性，即中国为朝鲜的庇护神、保护者。朝鲜的用意，清政府焉有不知之理。1871年11月13日，总理衙门密奏朝廷：“朝鲜之上中国文件，居然自行抄给美国，全不隐避，窥其用意，其所谓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85)朝鲜正是利用了清政府“保藩固边”的对朝战略，趁机大做文章，将己国利益与清政府的战略捆绑在一起，借以图存。金允植“在中国为属邦，在各国为自主，名正言顺，事理两便”(86)的话语最典型地展现了朝鲜强化中朝宗藩关系的真正意图。1882年2月14日，身在天津的金允植致书朝鲜国王，内称：“我国之为中国属邦，天下所共知也，常患中国无着实担当之意，以若我国孤弱之势，若无大邦之作保，则实难特立。今李中堂即中国掌兵大臣也，幸而担去我国之重，毅然自任，既已声明于各国，大书于约条，异日我国有事，若不竭力救之，必贻天下之人笑。天下人见中国之担任我国，则各国轻我之心亦从而小沮，且于其下以均得自主继之，是则与各国相交，无害用平等之权矣。不触失权之忌，不背事大之义，可谓两得。”(87)鱼允中在日本考察时，“日人以独立指本邦，中大言折之曰：‘为自主则可，独立则非也，有大清焉。自来奉正朔修候度，何可曰独立’。彼乃不复言，至誊于日报矣”。(88)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朝鲜政府在外交策略上，游走在“自主”与“事大”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坐享自主之成。遇有棘手事务，打出“属邦”的金字招牌，全部交由宗主国操办。表面看来，清政府的在朝势力明显加强，对朝影响急剧扩大，中朝宗藩关系得以强化，但显然不能说，这仅仅就是“我者”的胜利。
防范日本入侵，是金允植、鱼允中等人参与策划处置“壬午兵变”的重要考量。朝鲜对日本的疑惧由来已久。丰臣秀吉兴兵侵略，已成为朝鲜挥之不去的梦魇与族群的惨痛记忆。因战争造成的民族隔阂虽经数百年风雨的洗刷，依然清晰可见。敌视、蔑视甚至丑化日本人也就成为绝大多数朝鲜人的常态。赵准永称：“男女类多敏慧，质柔而性偏，惟财是射，不顾信义。”(89)姜文馨断言：“心怀疑猜，言不出于肺腑，外若可亲，内实难测。”(90)沈相学谓：“形体则无雄伟壮健者，言语举皆低细，外若柔和，内实燥狭，虽舆儓下贱之类，别无粗恶之态。”(91)近代朝鲜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大抵如此。金允植、鱼允中对日本人也素无好感。金允植称：“日人之性如妇女，难远难近。”(92)鱼允中道：“此国人心之难揣，自昔然矣。而习尚之变异，挽近甚矣。外似宽柔，而内实偏隘；言似谦恭，而意亦骄傲。若其乐易之情，寔由轻浅之态，而至如重厚沉深者，罕有接矣。”(93)19世纪70年代以后，朝鲜人深切感受到日本入侵的危害。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日本获得了在朝鲜单方面领事驻扎权和领事裁判权，并利用朝鲜人对国际公法的陌生，享受了长达五年之久的免税贸易权。从此，“日本的大陆政策便迈出了第一步”。(94)尤其是在“朝士视察团”大规模考察日本之后，朝鲜人在惊羡明治维新巨大成就的同时，觉察到面临日本侵略的潜在危险。(95)鱼允中就曾不止一次地提出“邻国之强，非吾国之福”的思想，针对国王的担忧，明确表示：“对其无他意与否，在我不在彼。我得富强之道而行之，彼不敢有他意；不然而彼强我弱，难保无他事矣。”(96)1882年3月29日，金允植酒后与天津机器局总办许其光交谈时，披露心迹，表达了对日本人的憎恶之情。他称：“小民无端切齿，常恐生衅。”如果中国出兵讨伐日本，朝鲜必定鼎力相助，“上国若有致讨之举，岂敢顾友谅乎？但患力不足耳！”(97)防范日本入侵，成为朝鲜政府19世纪80年代初期的重要战略决策。同时，朝鲜又深知，以己之力，是难以防范日本入侵的。日本侵略台湾、吞并琉球的现实，进一步加重了朝鲜的危机感。为此，朝鲜将防范日本纳入其国家总体战略之中，借用中国力量，抗衡日本，保全自己。朝鲜防范日本入侵的策略，正与清政府自19世纪70年代后确立的对日方针相吻合，中朝两国在对日问题上达到了高度一致。为了刺激中国，朝鲜人时常夸大日本的威胁。1882年3月，金允植向清政府官员表白，“日人最可愤者轻侮中国。近与敝邦外若情好甚笃，然其实欲揽东洋大权，跨中国之上也”。(98)“壬午兵变”发生后，金允植、鱼允中预见到日本必然会勒索、要挟朝鲜，扩大在朝权益，遂沿袭既定方略，筹划处置方案。当清政府还在为是否派兵入朝，当丁汝昌、吴长庆和马建忠还在为何时进入汉城，何时抓捕李昰应而犹豫不决之时，金允植、鱼允中均以“先于日本之前”相刺激、怂恿，否则，后果难料。从事态的发展来看，金允植、鱼允中实现了所提出的全部计策。清军入朝并驻朝，抓捕李昰应，平定叛乱，保全了国王，稳定了朝鲜局势，极大地压缩了日本在朝的利益空间。朝鲜人这个“他者”，再次成为赢家。
保护改革事业不致中断，是金允植、鱼允中筹划处置“壬午兵变”的深层原因。19世纪七八十年代，朝鲜在清政府对朝战略的影响下，在何如璋、黄遵宪《朝鲜策略》的鼓动下，也在日本明治维新的示范下，仿照中国的洋务运动，开始了有限度的改革，成立了类似中国“总理衙门”的“统理机务衙门”，主导全国的改革事务；派出了64人的“朝士视察团”，赴日本考察国政；选派60多人的学徒进天津机器制造局，学习近代科技与技艺；成立“别技军”，在日本教官的训练下，操练西式兵典；使用清政府提供的新式武器装备，组建步兵、炮兵、骑兵；在清政府的指导下，与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签订《修好通商条约》，迈出了步入近代国际社会的第一步，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金允植、鱼允中作为朝鲜“事大党”的领袖、稳健开化派的代表，都是国王李熙亲政后的受益者，权高位重，在治国安邦问题上，反对大院君李昰应施行的极端保守国策，皆秉承依靠中国，在保持政治体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开放的理念。鱼允中曾对日本全盘西化表示了质疑，称“西国其学焉，邪教之事；其事焉，功利之贪，而惟以奇技淫巧为第一务也”。(99)金允植同样对日本明治维新多有抨击，称日本“悦洋人之道，尽化其鬓发、衣冠、典章、法制，但恨不能目深鼻高耳！且百年以来颇尚文风，今则扫除文字，专习洋文，是秦政复起也。东洋山川亦有神祗，必不乐此举措也”。(100)认为日本学习西洋，纯是数典忘祖之举，直令东方蒙羞，“日人之善学人为，诚如西人所云。然若不变其衣冠、正朔，何至自取侮辱乎？日人之纳侮，亦东洋之耻也”。(101)但多年出使中国、日本，接待洋人和游览上海、天津、东京、京都等近代城市的经验，又使金、鱼深谙，欲图生存，必须变法，否则，朝鲜极可能重蹈越南的覆辙。当国王李熙发起朝鲜“洋务运动”之时，身为闵氏集团要员的金、鱼，自然站在了国王一边，成为运动的拥护者。“壬午兵变”发生后，国王李熙被幽禁，支持改革变法的重臣被戕杀，极端顽固、守旧的李昰应重新执掌权柄，改革事业面临着夭折的危险。如不尽快阻止，朝鲜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正是出于民族大义的考虑，金允植、鱼允中和赵宁夏等人，施展纵横捭阖之术，说服了清政府，成功实施了以铲除李昰应为中心的计策，取得了“他者”的胜利。至于金允植、鱼允中极力劝阻释放李昰应回国，内含维护既得利益、保护身家性命的因素，完全可以理解，自不待言。
①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②山辺健太郎：《日本的韓国合并》，東京，太平洋出版社1966年版；中塚明：《日清戦争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68年版；彭沢周：《明治初期日韓清関係研究》，東京，塙書店1969年版；森山茂德：《日韓合并》，東京，吉川弘文馆1992年版；高橋秀直：《通往日清戦争之路》，東京，東京創元社1995年版；崔碩莞：《走向日清戦争的歴程》，東京，吉川弘文馆1997年版；冈本隆司著，黄荣光译：《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③田保橋潔：《近代日鲜関係研究》上册，東京，宗高書房1940年版，第830—875页：以黎庶昌、张树声为主线，以日本因应“壬午军乱”的动向为背景，剖析清政府对朝干涉政策，是目前为止日本学界有关记述“壬午军乱”最翔实的研究成果。书中虽然谈及朝鲜因素对清政府出兵朝鲜施加了影响，但也仅仅简单提及，并且其对中文史料的解读尚待缜密、细化。
④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该书是研究近代中日朝三国关系的力作，书中也仅在清政府出兵入朝问题上，提及了朝鲜人的献言。至于朝鲜人在诱捕、安置李昰应中的作用根本没有涉及。
⑤《署北洋大臣张树声函》(光绪八年六月十九日)，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734—735页。
⑥《出使日本黎大臣寄直督张》(光绪八年六月十八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735页。
⑦《署北洋大臣张树声函》(光绪八年六月十九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734页。
⑧《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上谕》，《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765页。
⑨金允植是韩国史学界颇有争议的人物。有学者认为，金允植是一个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封建文人，最终倒向日本，成为亲日派，其污名实难洗清。更多的学者则认为，金允植是韩国现代化建设的先驱者，主张在“东道西器”的原则下，“开化”、变革，是“事大党”的领袖、稳健派的代表；在日本殖民侵略时期，金允植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表现出了朝鲜民族的不屈气节，其所谓“亲日”是有原则和底线的。
⑩韩国学界有关鱼允中生平思想的研究，主要有：姜仙淑：《一斋鱼允中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韩国仁荷大学，1983年；崔震植：《韩国近代的稳健开化派研究——以金允植、金弘集、鱼允中之思想与活动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韩国岭南大学，1991年；金芝英(音译)：《鱼允中之经济思想》，果川韩国史学会《史学研究》51号，1996年。
(11)张礼恒：《朝鲜人眼中的日本明治维新——以1881年“朝日视察团”鱼允中的记录为中心》，《东岳论丛》2014年第11期，第16—24页。
(12)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首尔，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第373—374页。
(13)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第375页。
(14)1882年3月28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汇报有关朝美立约谈判的过程。他称：“鸿章先属周道将此意讽示薛斐尔，谓约内必须提明中国属邦，政治仍得自主字样，意在不沾不脱。”《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548—549页。
(15)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第375—376页。
(16)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第377页。
(17)《津海关道周馥与朝鲜陪臣金允植、鱼允中问答笔谈》(光绪八年六月十九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750页。
(18)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第379页。
(19)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第380页。
(20)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第381页。
(21)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第381页。
(22)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第382页。
(23)《署北洋大臣张树声函》(光绪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751页。
(24)《津海关道周馥与朝鲜领选使金允植问答笔谈》(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781页。
(25)《津海关道周馥与朝鲜领选使金允植问答笔谈》(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783页。
(26)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第383页。
(27)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第386—387页。
(28)《光绪八年六月三十日上谕》，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785页。
(29)《马道建忠自朝鲜来禀》(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789页。
(30)金允植何时回国尚无确切史料，但据“金允植七月初七日(1882年8月20日)在朝鲜与津海关道周馥书”判断，金允植回国当在8月16日后。《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920页。
(31)张礼恒：《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间的中朝关系》，社会科学文献

中国历史故事第十六集感悟

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172页。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91页：“主张斥邪政策的大院君便唆使、煽动旧军士兵发动反日运动。”姜万吉：《韩国近代史》，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暴动的军人向被闵氏政权赶下台的大院君，提出了给予帮助的请求。大院君则利用了这次军人暴动，把它视为自己再次掌权的一个机会。”
(32)《出使大臣黎来电》(光绪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773页。
(33)《署北洋大臣张树声函》(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773页。
(34)《马道建忠自朝鲜来禀》(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789—790页。
(35)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36)《津海关道与朝鲜使臣笔谈问答》(光绪八年六月十八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749页。
(37)《津海关道周馥与朝鲜陪臣金允植、鱼允中问答笔谈》(光绪八年六月十九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750页。
(38)《署北洋大臣张树声函》(光绪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768—769页。
(39)《鱼允中来威远舰与马建忠笔谈》(光绪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797页。
(40)《鱼允中来威远舰与马建忠笔谈》(光绪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799页。
(41)《招鱼允中来船笔谈》(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802—803页。
(42)《马道建忠自朝鲜来禀》(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790页。
(43)《鱼允中在朝鲜与津海关道周馥书》(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920页。
(44)《署北洋大臣张树声函》(光绪八年七月初二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788页。
(45)《署北洋大臣张树声函》(光绪八年七月初二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788页。
(46)《光绪八年七月初五日上谕》，《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796页。
(47)《北洋大臣李鸿章函》(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867页。
(48)《李昰应舟中遣崔性学送呈袁道保龄节略》(光绪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921页。
(49)《津海关道周馥、候选道袁保龄、马建忠与朝鲜大院君李昰应笔谈问答清折》(光绪八年八月初二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922—926页。
(50)《鱼允中来威远舰与马建忠笔谈》(光绪八年七月初一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852页。
(51)《鱼允中来威远舰与马建忠笔谈》(光绪八年七月初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855页。
(52)《北洋大臣李鸿章文》(光绪八年九月初七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995页。
(53)《北洋大臣李鸿章文·照录清折》(光绪八年九月初七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995—998页。
(54)《北洋大臣李鸿章文·照录清折》(光绪八年九月初七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998—1002页。
(55)《候选道马建忠与朝鲜兵曹判书赵宁夏问答笔谈》(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929—930页。
(56)《军机处交出李鸿章抄折》(光绪八年八月十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936页。
(57)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58)《光绪八年八月十二日上谕》，《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938页。
(59)《署北洋大臣张树声函》(光绪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770—771页。
(60)《署北洋大臣张树声函》(光绪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782—783页。
(61)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第383—387页。
(62)《署北洋大臣张树声函》(光绪八年初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796页。
(63)《光绪八年七月初十日上谕》，《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806页。
(64)《马道建忠自朝鲜来禀》(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790页。
(65)《出使日本黎大臣来电》(光绪八年七月初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797页。
(66)《马道建忠与赵宁夏、金宏集笔谈》(光绪八年六月三十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848—850页。
(67)《军机处交出张树声抄折》(光绪八年七月十五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830页。
(68)《军机处交出张树声抄折》(光绪八年七月十五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832—833页。
(69)《朝鲜国赵宁夏致丁提督汝昌、马道建忠书》(光绪八年七月十二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825页。
(70)马建忠：《东行三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71)《赵宁夏、金宏集来舟与马道建忠笔谈》(光绪八年七月初二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852—853页。
(72)《照录丁提督汝昌、马道建忠来禀》(光绪八年七月十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876页。
(73)《军机处交出张树声抄折》(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863—864页。
(74)《军机处交出张树声抄折》(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865页。
(75)《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上谕》，《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863页。
(76)《向导朝鲜金参判允植讯》(光绪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889—890页。
(77)《李鸿章与朝鲜大官赵宁夏、金宏集、李祖渊笔谈问答》(光绪八年七月二十六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892—893页。
(78)《北洋大臣李鸿章函》(光绪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888页。
(79)《光绪八年八月十二日上谕》，《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第942页。
(80)1885年9月27日，李昰应在护还委员袁世凯的伴送下，“自天津乘坐小轮船前往大沽口，换坐兵轮伴送回国”。郭廷以、李育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1948页。
(81)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现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
(82)《日本国公使森有礼面递和约》(光绪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313页。
(8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257—5258页。
(84)《津海关道周馥与朝鲜陪臣金允植、鱼允中问答笔谈》(光绪八年六月十九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750页。
(85)《筹办夷务始末》(七)，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影印本，第7745页。
(86)《附录抄上谈草封书》，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第241页。
(87)《附录抄上谈草封书》，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第250-251页。
(88)《津海关道周馥函》(光绪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卷，第593页。
(89)赵准永：《闻见事件》，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首尔，韩国国学资料院2001年版，第2篇，第12卷，第600页。
(90)姜文馨：《闻见事件》，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第73—74页。
(91)沈相学：《日本闻见事件》，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第238页。
(92)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第256—257页。
(93)鱼允中：《东莱御史书启》，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第578—581页。
(94)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59页。
(95)详见张礼恒《朝鲜人眼中的日本明治维新——以1881年朝士视察团鱼允中的记录为中心》，《东岳论丛》2014年第11期，第16—24页；《甲午战争前朝鲜人眼中的日本陆军——以“朝士视察团”的记录为中心》，《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36—44页。
(96)韩国学文献研究所编：《鱼允中全集·从政年表二》，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9年版，第122页。
(97)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第263—264页。
(98)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第264页。
(99)鱼允中：《东莱御史书启》，许东贤编：《朝士视察团关系资料集》，第2篇，第12卷，第581页。
(100)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第265页。
(101)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天津谈草》(93)，第289页。
（转引自《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2016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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