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显荣-辜显荣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充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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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辜显荣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充当的角色

辜显荣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充当的角色
——以辜显荣的部分信函为例
王键
发布时间：2012-4-27
摘要：日本占据台湾50年，为推行其统治之策，日本在台湾社会特意扶植了一批“亲日台人”，其中，辜显荣最具代表性。他不仅在日本侵台之初，就充当日本侵台军队的“带路人”，而且在其后的生涯中，始终积极为台湾总督府“治理”台湾出谋划策。辜显荣为日本可谓“竭尽全力”，他通过与中国上层政治人物的一系列面谈及信函联系等方式，竭力诱惑这些人物“臣服日本”，永远充当日本的附属国。从辜显荣的部分信函可以看出，辜显荣确实为日本军国主义吞并中国大陆“呕心沥血”，凸现出中日近代关系史上一段极为特殊的博弈过程。
关键词：傅兰雅/狄考文/阿拉伯数字/元素汉译
一、日据台湾与辜显荣的发迹
辜显荣，1866年2月出生在台湾彰化鹿港镇。8岁起随清朝进士黄玉书研读经典，一直到15岁。辜家祖籍福建，清康熙年间迁居台湾。辜显荣成年后的经历说法不一。有经营杂货店与当台北贵德街茶行临时工等多种传言。总之，在日据台湾之前，辜家不是富商巨贾，即使经商，也只能算是个小商人。对于他家如何从彰化鹿港迁到台北，他曾经商还是做临时工，至今未有可靠证据，但日据台湾改变了辜家的命运却是事实。
1895年4月17日，清廷全权代表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署《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割让日本。同年6月，清廷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与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基隆港完成“交割”手续。6月3日，日军占领基隆，并向台北进军。当时的台北一片混乱，清廷所有文武官员纷纷逃离，土匪盗贼横行，局势混乱。为保存既得利益，台北的士绅商贾集体拟好一份欢迎日军进驻台北的“请愿书”。由于当时无人敢冒险前往，此时的辜显荣便“自告奋勇”，只身前往“出迎”侵台日军①。在辜显荣的“引领”下，6月8日，日军顺利进占台北。6月17日，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台北宣布台湾及澎湖列岛“归入大日本版图”，并定此日为所谓的“始政日”，自此进入日本占据台湾50年的殖民地时期。由于辜显荣“出迎”日军的“卓越表现”，桦山资纪总督及总督府民政局长水野遵等对其大加赞赏，并“期待”其继续为日本统治台湾“竭尽全能”。随后，辜显荣积极出谋划策，协助日军围剿抗日义军，成为台湾第一号“汉奸”。因其在与台湾总督府的“合作”中“呕心沥血”、“尽职尽责”②，赢得日本侵略者的青睐。1895年12月2日，桦山资纪总督特命水野遵携辜显荣赴东京接受日本政府授勋，并令其在日本国内游览，有意“栽培”，一直停留至1896年1月才返回台湾③。辜显荣亦始终对水野遵抱有“知遇之恩”④。
日据初期，殖民地统治秩序尚未确立，岛内较为混乱，总督府接受辜显荣等人的建议，仿清制重设保良局⑤，以“沟通上下之情，使上无滞政、下无遁情，并防止谣言之传播，以求安堵良民”[1]116。设立当初的主要功能就是协助日军“平定”抗日烽火。1895年8月5日，在大稻埕设立保良总局⑥；8月8日，保良总局举行开局仪式，颁布“保良局章程”(12款)；同日辜显荣被任命为台北保良总局长、兼任鹿港保良分局长，充当总督府镇压岛内台湾民众抗日斗争的“帮凶”。之后，陆续在全岛设立保良分局。至8月底，分局已多达20余处；10月更增至30多处。其分布并不限于台北地区，在宜兰、桃园、新竹、台中、彰化、鹿港、北斗、嘉义、台南等也设有保良分局[2]。这些机构成为台湾总督府平定民众抗日斗争、确立殖民地秩序的重要助手。保良局将台湾民众分为“良民”和“土匪”两种，对所谓的归顺者发给“良民”证牌，对抗日义士则实行杀戮政策。以解决“民匪杂居”的治安难题。可以说，如果没有辜显荣等的协力配合，台湾总督府是根本没有办法镇压岛内的抗日运动的。正如台湾总督府陆军宪兵部长荻村原贞固的报告指出：“(保良局)各分局均由该地豪族主持，在混乱之际，此举尚未明显的发挥使良民喜而匪类恐之功，惟对于绥抚人民，尤其是数次协助本部侦报及捕获匪徒，诚已功绩不少，实应颁发奖金鼓励”[1]168。10月2日，总督府颁发250元奖金给保良总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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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奖励[3]。辜显荣为侵台日军立下“汗马功劳”。
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辜显荣主动为日本海军充当海上侦察员，冒险驾船侦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航行动向，因而立下“显赫战绩”，受到日本政府及总督府的大力嘉奖。日本天皇赐予他勋五等双光旭章，以及“从军记章”，并被任命为日本“帝国舰队台北支部”的“嘱托”(顾问)[4]129。1921年，为争取更多的自治权利，台湾开明士绅林献堂⑦发起“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以非武装方式与总督府进行抗争。在总督府的唆使下，辜显荣纠集板桥林熊征、李巡禧等亲日士绅组成“公益会”与之进行对抗，以配合总督府压制台湾民众的殖民统治。
再以辜显荣参与总督府创办保甲制度为例，来考察其为总督府甘效“犬马之劳”的过程。1898年11月，在后藤新平民政长官的一手推举下，辜显荣充任“总督府嘱托”，并得到台湾总督府赐赏的1000元津贴。同月，辜显荣在台中县召集地方绅士，成立“协助日军围剿抗日义士”的自卫组织，募集数百人的“壮丁”协助日军搜查“匪徒”，在山间要地56庄协力“剿匪”[5]52。这是总督府利用辜显荣执行后藤新平策定之“以台治台”计谋的开端。1899年5月8日拂晓，以陈秋菊为首的700多名抗日义军突袭台北大稻埕。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紧急召集辜显荣共商“剿匪”之策。此时的改良局已趋解体。据称，辜显荣极力向后藤新平推荐的就是强化“保甲”制度，以各地之“协力”来助台湾总督府“剿匪”。后藤新平进行一番调查并在取得儿玉总督的准可后，随即令辜显荣创设“保甲总局”，并任辜显荣为总局长。辜显荣要求台湾总督府提供军装500套、枪支500枝及10万发子弹，以备自卫之用。最初，他的此举为台湾总督府及驻台日军坚决拒绝，但在后藤新平的斡旋下，最终由儿玉总督下令，供给“保甲总局”以枪500枝、10万发子弹。辜显荣也不遗余力，广泛募集17到50岁的当地男子组织“壮丁团”，并纠集各庄创立“联庄保甲局”，对协助台湾总督府镇压“抗日义军”起到了相当的效果[5[53。
台湾总督府采用辜显荣等人的建议，强化以“自治”、“壮丁团”等为主要内容的保甲制度。但总督府绝不会让他们真正“自治”，而是由日本警察严格控制保甲和壮丁团。为使保甲制度发挥作用，在保甲条例中订有“刑罚连作责任”和“保甲规约连作责任”等规定。“壮丁团”互相推选团长、副团长，壮丁团经费均由保甲内各户均摊，保甲职员及壮丁团员均无报酬，强迫台湾民众成立保甲制度及壮丁团等，实施“以台治台”的统治策略，可谓“一箭双雕”。由此，台湾总督府节省下巨额的行政经费。这也是后腾新平执意推行保甲制度的最大目的之一。“虽然儿玉和后藤利用保甲制度和壮丁团维持治安，并不表示他们是天才的设计师，实际上是当地的‘土人’辜显荣，给予日本统治者启发的”[6]。
鉴于辜显荣对日本的“奉献”，台湾总督府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其诸多“特殊关照”。在政治上，1920年9月1日，辜显荣出任台中州协议会会员；1921年6月1日，出任总督府协议会会员[4]180。除总督府指定的保良总局长一职外，还担任彰化银行总经理兼董事、台湾地所建物株式会社总经理兼董事、《台湾日日新报》总经理兼董事等。在经济上，辜显荣先后获得总督府给予的大片官有地以及种种专卖特权等，其财富急剧增加。如1902年获得二林鹿港1500甲官有地，1905年获得阿缑厅一万甲官有地，以及474甲盐田。1907年在总督府的威权保护下，辜显荣先后强占了彰化厅、斗六厅以及嘉义厅等地的大片田园。辜显荣在台湾总督府的威权支持下，以所谓“无主开垦地”为借口，以无偿强迫方式将鹿港近郊一带土地上从事农业种植近百年的大批农民迁出，以供辜显荣的盐务总馆开辟盐田，共掠得计得有250甲的盐地。另外辜显荣还以同样方式无偿掠得200余甲土地作成为辜家的蔗园。1896年总督府给予其樟脑、鸦片、烟草等的专营特权；1897年在鹿港创立“大和行”本店，后在台北市设立分店，并扩展至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以等地，甚至在日本东京也设立新桥分店，主要贩卖台产食盐及樟脑等物产。
1899年4月26日，总督府颁布修改后的《台湾食盐规则》(律令第二十五号)，成立盐务总馆并指定辜显荣为“全台官盐批发总馆业务总管”，辜显荣即设立盐务总馆和分馆，包办了全岛食盐的经销权；由此辜显荣掌管了全台食盐的专卖经营大权。辜显荣将食盐的制盐、运输、行销全部一手包办，后来发展到有20家总馆，80家支馆的庞大专卖事业，统由辜显荣及其家族管辖。日据时期经营鸦片专卖有着庞大的利益，总督府将此有厚利特权的大盘商、零售商规划给各地的御用绅士及协助对付台湾抗日义军的人士以为犒赏。当然首先获得利益的人物便是辜显荣等亲日份子。如此销售鸦片的人数获得总督府与亲日御用绅士的双重控制。许多想分一杯羹的人，他们唯一能做的是成为抗日义军的告密者，这样让台湾抗日运动受到极大的伤害，当然专卖利益也是一大项目。这可谓总督府的如意算盘，一举数得。总督府还决定启用辜显荣、杨吉臣等本地富绅来协助“鸦片渐禁政策”的实施。1897年6月，杨吉臣被总督府指定为彰化地区的鸦片烟膏中盘[7]87。1903年11月16日，在总督府专卖局鸦片课长阿川光裕的建议下，总督府正式指定辜显荣为鸦片烟膏的总零售商[4]145。涵盖中盘、零售商的所谓“鸦片烟膏经销商，……是对台湾统治有所贡献者……于经销者之职责外，更负有其他重要使命”。总督府对鸦片烟膏经销商的数量是严格控制的，几乎一直维持在60人左右，其分配比例大致上是每一个警察署或警察分署范围内设置一位。比如在台北市内中盘的指定经营区域，即分别为南警察署辖内、北警察署辖内、万华警察分署辖内。[7]29另外，在乡村地方则以郡警察课为单位，每一个警察课指定一名中盘[7]281。每45名吸食者设一名零售商。由于获利颇丰，一些台湾富绅不惜手段、纷纷争夺之。如此，总督府“单仅透过鸦片专卖制度，坐等利益争夺者竞相希望成为御用绅士，即可得到更忠诚的统治协力者。此实为日本‘成功’统治台湾的秘密之一”[8]120。而辜显荣则就此成为总督府的“更忠诚的统治协力者”。1909年11月，总督府正式批准辜显荣为鸦片烟膏的总批发人⑧。
一次世界大战后，鉴于日本国内资本并不发达，一时无法大量进入台湾糖业界，因而非常需要台湾本地资本的参与。因之，辜显荣积极响应后藤新平投资制糖业的“劝诱”，率先向台湾制糖业投资15万元，先后设立拥有机械化设备的五家制糖工厂⑨，1919年又增资创立大和制糖株式会社[5]]300。根据辜显荣的回忆，1898年后滕新平就任总督府民政长官后，因为每年总督府经费尚需中央补助而急于振兴糖业捻出财源，除请新渡户稻造策划外，并输入300吨制糖机械设备、由爪哇输入改良蔗苗在台湾试制试种，需要50万元的资本设立新式制糖工厂，要辜显荣帮忙。在台南士绅无意投资制糖业的情形下，辜显荣积极配合后滕新平的策略，率先投入15万元，在台南试种爪哇蔗，并设了18家机械工厂[5]299。虽然这300吨制糖机械设备最后是由三井财阀出资设立的“台湾制糖株式会社”接受而非台湾本地资本，但辜显荣的回忆，透露出日据初期“在日本帝国本身经济力不够充裕的条件限制下，开发台湾产业不得不请台湾人协助的讯息”[9]。以台湾本地资本充当总督府前期开发资本的补充部分，充分体现出后滕新平殖民地统治手法的“高明”，更显露出辜显荣甘当日本走狗的卑劣本性。
日据时期辜显荣的“福运”并非一直顺畅，由于其经营制糖业获取暴利，并对日本糖业资本形成“一定威胁”，故受到总督府对其从事糖业的严厉限制。由于总督府糖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扶持日本资本垄断岛内糖业界，故在1918年11月，在总督府总务长官⑩下村宏的“劝诱”下，辜显荣被迫将其“囤积的食糖让出给日本糖业界”(11)。1921年2月—5月，再次受到总督府对其的“劝诱”，开始由糖业界撤出(12)。这样，在总督府与日本糖业资本的联合施压下，辜显荣的制糖企业先后被日资企业所兼并，如斗六和五间厝的制糖厂为“大日本制糖株式会社”兼并；嘉义和水窟头的工厂为“东洋制糖株式会社”兼并；台中和溪头的工厂被“明治制糖株式会社”合并，辜显荣只能就任名义上的监事[5]96。
不过，由于辜显荣是总督府精心培育的“模范皇民”，在其渐次退出制糖业之后，总督府仍对其予以多方支持。如支持其在木材开发、渔业捕捞、铁路建设等方面继续进行投资经营。辜显荣随即创立“大裕行”，经营台湾产茶叶的贩卖；1920年12月20日，创办“集成材木商行”，派施家栋为主任，开始经营木材，砍伐岛内林木、供应日本市场，以及由福建、广东等地输入原木，获利颇丰[4]176。在总督府的特许下，1922年2月，投入200万元，创办“大丰拓殖株式会社”，辜显荣出任会长(董事长)，主要经营农业化肥的进口、红塘的出口等业务；同年11月，投入80万元，创办“中部渔业公司”，1925年创立“大和兴业株式会社”，辜显荣出任会长(董事长)。1933年创立“大和拓殖株式会社”等，
为了维系其既得利益，辜显荣对日本人投其所好，尽量满足总督府和日本资本的欲望，如其设立的“大和兴业株式会社”、“大和拓殖株式会社”等企业均为日式名称。这些企业在名义上辜显荣担任会长(董事长)或社长(总经理)，实际上聘请日本人为公司顾问，或经理，或会计等，以借助总督府的“特权”来赚钱。另外，辜显荣也拉拢一些本地士绅参与他的商业和产业资本，形成以其为首的辜系势力集团。由于辜显荣对总督府的“无比忠诚”，辜显荣得到历届台湾总督的大力扶持，所以辜氏家族实力规模不断扩张。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除积极协助台湾总督府发展军需产业，为日军提供战争物资及兵源外，辜显荣还协助日军在岛内招募“随军慰安妇”，欺骗大批台湾良家妇女从军，以供应日军的“特殊需求”等(13)。由于其协助台湾总督府的“业绩”颇多，1923年辜显荣被台湾总督府嘉奖台湾人最高级的三等瑞宝章，1934年7月2日，又被日本政府封为第一位出身台湾的日本贵族院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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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议员(14)。
在日本统治台湾的50年间，辜显荣作为协助配合总督府殖民统治的典范，在经济、政治上享受莫大的特权，获得巨大的利益。到1930年代，辜显荣家族的产业遍及全岛各地，是“台湾最大的直接依靠总督府政治权力而成长起来的官僚买办性资本”[10]。1936年6月17日，是台湾总督府成立42周年之日，辜显荣率领台湾众多“御用绅士”前往总督府，拜见中川健藏总督。辜显荣作为台民总代表致辞称：“在此第四十二年执政纪念日，鄙人等为铭谢皇恩的浩荡，前往台湾神社奉祭谢恩仪式。鄙人等同时也感戴阁下以及历代总督对台岛人民的爱护，以及在统治上所费的心血……”[4]381。为“表彰”辜显荣的犬马之劳，台湾总督府特别“恩赐”他仿台湾总督府的巴洛克式建筑，在家乡鹿港建造一栋富丽堂皇的宅邸，可见其与日本殖民者的“关系”之深非同一般(15)。
日据台湾以后，台湾总督府对台湾土著资本多方排挤、采取限制甚至是歧视性的政策法规，使本地土著资本逐渐衰落。同时，出于维持台湾统治需要，台湾总督府还笼络并积极扶植了以鹿港的辜家(辜显荣家族)、板桥的林家(林熊征与林本源家)、基隆的颜家(颜云年家族)及高雄的陈家(陈中和家族)为代表的本地买办特权家族。台湾总督府“以专卖凭证和授予其他经济特权换取他们的效忠”[11]。另外，台中雾峰的林家(林献堂家族)也以不同的方式，在接受台湾总督府殖民政策的扶植下，与辜家等四家并驱成为台湾五大特权家族(16)。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获得飞速发展，台湾殖民地经济也随之大有起色。台湾学者涂照彦指出，战时繁荣也给本地地主资本带来了巨额的利润和财富。由于当时总督府在减低所得税的同时把土地税提高60%，这些财富大部分都被投入新式工业而较少用于土地的兼并。这一时期出现的本地大型企业，多数属于辜显荣等五大特权家族所有。台湾学者涂照彦将辜显荣定义为买办性资本(17)。
简而述之，辜显荣为侵台日军引路，让他从此成为台湾历史上的争议人物，有人骂他是台奸、汉奸，但也有人为其辩护。无论如何，辜显荣“投身”日本殖民者，从此为辜家开启了通往权贵之门。在辜显荣1937年去世之前，与历届总督及民政(总务)长官均维系着“良好关系”。由于其拥有政治、经济上的诸多特权，辜显荣最终成为日据时期台湾本地资本的首富。台湾文史工作者翁灿耀表示，日据时期“辜显荣的企业包山包海，那时候真的是富可敌国，几乎是中国大陆的胡雪岩和盛宣怀两个的综合体”[12]。1937年辜显荣病死于日本东京，年72岁。其巨大产业由其子辜振甫(18)继承。
二、充当日本“掮客”、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由上可知，日本占据台湾是辜显荣得以发迹的最重要背景，辜显荣本人亦以“皇民领袖”自居，甘愿为日本主子“效劳”。辜显荣不仅成为台湾总督府在岛内实施殖民地统治的“重要帮手”，且积极充当了日本侵略大陆的“急先锋”。
民国初年的中国“仍处于向现代化转型的艰难过程中”[13]375，政治生态反复跌宕。1915年12月，袁世凯逆历史潮流，恢复帝制，建立洪宪帝国，行君主立宪政体。至1916年3月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一命呜呼。此后中国陷入长期混战的局面。1921年4月7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13]353，欲推行北伐革命；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在北京复职“中华民国大总统”，对此，东北之奉系与西南各省军阀都“表示静默，以待时变”[14]，国内局势依旧严峻。是年6月15日晚，忽发生粤军总司令陈炯明(19)下令炮轰总统府，驱逐孙中山的广州事变。此时，台湾总督府秉承日本政府与军部的旨意，密令辜显荣速与陈炯明联络，以图居中调停、借机攫取利益。辜显荣奉命即给陈炯明发去信函称：
炯明先生伟鉴………曾荷赐书，耿耿私衷。籍奉手教，并议卓见，志诚谋国，擎周划详，展诵之余，感佩莫名。弟衰朽龙钟，不学无术，仍蒙远辱下问，宁不感焉？爰就管见所及，略陈愚见一、二，尚祈鉴谅。
中山先生倡导革命推翻满清，天下革命之后，苟能偃息内争协力图治，则何至今日中国仍动荡如斯？10年以来，军阀专权，彼此倾轧，因循弊政，排斥异己，致使今日民穷财尽，国权沦丧，有识之士莫不深抱忧念也。但愿阁下高揭义举，使天下耳目为之一新，此诚一大快事耶。
惟，凡事须先定名，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谐也。名既正矣，则正正之旗，堂堂之鼓，何往而不服乎？……尊敬贤明之士，延揽各方人才，共襄和衷，此乃革命之真谛。若图逞一时之勇，负屿与天下抗，此非智者之道也。阁下高明睿智，素所钦佩，谅胸中自有成竹，定能善筹帷幄，固勿待弟之哓哓耶。尚乞　明鉴　肃此奉达　并颂戎安
弟　辜显荣　敬上
大正十一年三月十五日(1922年3月15日)[4]185
辜显荣在信函中对孙中山先生进行无端攻击，指责中山先生推行之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内政仍“彼此倾轧，因循弊政，排斥异己，致使今日民穷财尽，国权沦丧”。同时极力怂恿陈炯明“高揭义举，使天下耳目为之一新”。其意图在于挑唆中国继续内乱，其“惟恐天下不乱”之图谋昭然若揭。陈炯明接到辜显荣的来函后，旋即发出致辜显荣的回函称：
耀星先生大鉴：
客岁面识颜乘六均以来，仰悉足下鸿名久矣。只因海天遥隔，迄未拜晤尊颜，至为怅歉。
年来中国战乱频仍，疮痍满目，肇因于一群无耻之徒，甘作俄为伥，高倡阶级斗争，扰乱社会秩序。迩来变本加厉，利用诈取巧夺手段，占据武汉与赣、闽，赤焰滔滔，眼见中原行将大乱矣。谅足下闻此讯息，亦必深为感喟也。
弟痛心桑梓，不忍坐视人民涂炭，现在召集旧部，重整旗鼓，誓灭赤寇以救苍生！然独力难为，冀望海内外有志之士，连结一心，共同完成此使命。兹以立哲均赴台之便，谨修寸笺，敬侯兰居。伏望先生时赐教书，是所切盼。
专此，即请　台安　诸维
心照不宣
弟　陈炯明　敬启
民国十一年四月一日(1922年4月1日)[4]186
1923年陈炯明粤军为革命军(滇、桂、粤联军组成的西路东征军)击败，退守东江。1925年蒋介石率黄埔军校学生军两次东征，彻底打垮陈炯明部。1923年1月15日，陈炯明通电“宣告解职，完全下野”[15]。辜显荣的阴谋未能得逞。
不过，辜显荣还与中国军阀的众多头目相继建立了关系。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23日，直系重要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3日，吴佩孚率领直军残部由大沽口南下，历时50余日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军溃败而告终。11月24日，皖系首领段祺瑞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6]。段祺瑞、冯玉祥遂成为日本极力拉拢的对象。1925年5月15日，辜显荣到大陆，接受段祺瑞政府经由日本驻华大使馆颁发的勋二等“大绶嘉禾勋章”，同时还被段祺瑞执政府聘为实业顾问。执政府特意设立大同公司，欲与代表日本利益的辜显荣共同开发立大陆矿业事宜。辜显荣还到张家口与冯玉祥晤谈，进行拉拢。所到之处，极力兜售其“中日亲善”的言论。回台之后，辜显荣继续加紧拉拢段祺瑞、冯玉祥等人，遂特意派人赴北京，送上珍贵礼物并致信函。辜显荣致函段祺瑞称：
段执政阁下勋鉴：
叩禀者显荣于五月间，蒙承电召晋京奉谒，备承诸多优遇，感激之情匪可言宣。显荣返国后即具笺奉文，谅荷重鉴(意指返国后已写了道谢信)。兹值有人赴京之便，顺附奉上黑沉香、龙须炕席……伏乞哂纳。草草匪贵，祈念千里毫毛。值此万方多故之际，惟祈阁下为国珍重，以符四五千万苍生望之殷。则显荣虽居偏岛，亦披宠光也。遥念丰仪不胜依依。谨具以闻并叩政安
辜显荣顿首
大正十四年九月十五日(1825年9月15日)[4]249
辜显荣同时致函冯玉祥称：
焕翁元戎麾下，敬肃者显荣以海东下士(意谓微不足道的人)，荷蒙段祺瑞执政隆情厚意电召赴京，又复蒙将军厚爱邀约出关，参见柳营盛大之军容，一时令人叹而观止，此诚显荣毕生之荣幸也。更蒙优渥礼遇，不知何以言谢高情厚谊耶，惜乎时间仓促，未及久留而长聆雅教，何憾如之？
迩来日本各大报均大事刊载：将军持亲日意向，严拒共产党人之浸化，并在所辖之各省中彻底肃共云云，益令显荣佩服将军之胆识。恳望秉持此衷贯彻始终，则黎民甚幸，社稷幸甚。
回忆显荣趋访军门时，将军之威容历历如昨，令人缅怀难忘，值此有人赴京之际，托带粗品龙须席一套以及……聊表寸心，尚祈哂纳。遥想塞外风光，正是秋高马壮之季节，临风依依不尽向往，专此拜肃， 并请　戎安
辜显荣上言
大正十四年九月十五日(1925年9月15日)[4]248
在北洋军阀中，段祺瑞一直被视为“亲日派”，但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步骤的实施，他逐渐认清日寇欲灭中华之野心，最终摆脱日本的纠缠(20)。冯玉祥亦逐渐认清了日本对中国的领土野心。自1930年中原大战失利后，他先后隐居山西汾阳和泰山(21)。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全境并向华北进犯；1933年5月，冯玉祥率部下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并宣布“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求取中国之独立自由”[17]，此举显示出冯玉祥坚决与日寇抗战的决心。事实证明，辜显荣拉拢段祺瑞、冯玉祥等人，企图使其“亲日”的行径是徒劳的。
1933年10月，国民党反蒋人士陈铭枢、李济深联络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前敌总指挥蒋光鼎等酝酿组织反蒋政权。10月26日，19路军代表陈公培与中共与红军签署《反日反蒋的初步协议》(全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第19路军抗日作战协议》[18])。11月20日，陈铭枢、李济深等爱国将领在福州举行临时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出任政府主席，公开树起抗日反蒋的旗帜。这就是著名的“闽变”(22)。由于孤立无援，并鉴于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存有幻想，竟暗中向台湾总督府提出“军费与军粮援助”之求。
日本一向视福建省为其势力范围，1898年4月22日，曾向清政府提出“不将福建省割让或租借与其他国家”的要求[19]。此时，台湾总督府秉承日本政府与军部的旨意，即刻拨款300万元，密令辜显荣对陈铭枢等“闽变”领导人进行拉拢与收买。同时台湾总督府与日本海军共同计划以“保护日侨”名义派出兵舰到福州港，妄图将福建也顺势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11月21日(“闽变”翌日)，日本海军6艘驱逐舰由马公港驶往福州、厦门海面进行威胁。11月22日(“闽变”第三天)，日本驻福州总领事宇佐美致日本外务省电报称：“新政府如有侵犯日本权益，则将采取断然处置”。蒋介石获知日本企图后，立即令驻日公使蒋作宾与日本政府交涉，“劝说”日本政府不要介入“闽变”。同时派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秘书长李泽一前往台湾与辜显荣接触，请他出面劝日本不要支持陈铭枢。在总督府的策划下，为在表面上应付蒋介石，辜显荣致函蒋介石称：
蒋公介石总座钧鉴：
顷晤李先生泽一，就勋履延鸿。旌旗镇蜀，共氛日蹙，奂缟难穿。行见一鼓荡平，薄海欢腾，佧颁布已。承赠尊影，逾锡百朋，似此飒爽英姿，晨昏可仰。
巍峨德业，蓬荜生光。私衷感义，何可言宣！李先生抵此，大展骥足，活泼有为。或访政界，或说军部，对少壮将校之应对尤见擅长。专对才高，官民好感。倘假以时日，必能事半功倍，效应樽俎。窃为遴选得人者喜之。
伸谢悃，敬颂祺绪维珍获
辜显荣敬上
昭和八年三月九日(1933年3月9日)[4]257
就在辜显荣与蒋介石信函来往同时，暗中又派其大女婿黄逢平携带信函与数万元现金，与“闽变”领导人陈铭枢等人在香港秘密接触。对于辜显荣的“财力相助”，陈铭枢致函辜显荣表示谢意称：
耀翁先生惠鉴：
令婿黄逢平兄抵港，得诵手教并惠赠万金，深感高谊切实匡助，难以言宣心中之感铭。大札中追述往事，承蒙过奖矣。然图谋中日提携，为东亚种族树立大联合根本之策，此志迄今未尝稍懈也。惜当日孙氏(指中华民国国父)破坏此策，转向苏俄容共，遂与吾人大计相左，今其结果祸国殃民见诸事实，莫可挽救。
近年以来国人痛恨孙党制造内乱摧残国脉，莫不誓与偕亡。而其内部四分五裂，实已屈自行崩溃之期矣。设无九一八事变转移国人心理，南京伪政府早已覆亡。今其内讧未稍息，蒋氏亦失统驭能力，徒以东三省问题制造一致对外之空气，得以苟延残喘而已。
尊论所虑以及叮嘱隐忍持重，深令弟感佩仁兄之高明远见。吾侪见解相同；中日问题不论其如何纠结，总须寻出新略径以求和平解决。为免蚌鹤相争，终为白色人种得利。否则中国固不幸，日本前途亦为得也。弟认为南京伪政府对外既无办法应付，对内又日肆凶残，如不早日使其倾覆，则内政外交均无从改善也。
年来纠合南北领袖，以恢复五族共和，谋解中日纷争为号召。尚幸各省实力派及昔日袍泽，现握有兵权者均已觉悟，暗中联结往来规划已久矣。因此欲颠覆南京伪政府，殆无问题。其所以待机至今迟迟未举事，乃因外交问题尚未解决故也。盖推倒伪政府之后，自当谋及中日和平，若事前未有妥善之接洽，临时必多格，甚或因事势所不许可，导致无转圜之余地，原为推倒伪政府解决中日纷争，转而自陷国内之纷争，此废物人所乐见也。故今日之事，一为解决内政，须谋推倒伪政府之势力者……吾人持此态度，正为图谋中日和平必须寻得和平之途径，然后致力于推倒和平障碍之伪政府方有代价。区区之意，未悉高明以为然否？不尽之言，另托黄兄(逢平)代达此布臆顺颂道祺附致相片一帧，菲品数事藉表谢忱。统
希惠存诸维
心照弗宣
弟陈铭枢敬启
民国二十二年四月一日(1933年4月1日)[4]258
为忠诚执行日本政府的旨意，辜显荣同时与蒋介石以及陈铭枢等“闽变”领导人多次秘密接触。无须赘言，日本政府的目的就是削弱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搞乱中国内政，以谋取更大之政治经济权益。在台湾总督府承诺提供300万元资助的条件下，陈铭枢与代表日本利益的辜显荣签订了秘密条约(23)。这一期间，为拉拢、诱惑“闽变”领导人，辜显荣先后三次致函陈铭枢，辜显荣第一次致陈铭枢信函称：
铭枢先生伟鉴：
和以前阁下驻军潮汕时，曾蒙赐函，令弟耿耿不忘，甫由蔡成仁、张文理二君携来大札。阁下爱国之情操溢于言表，殊令人感动，更蒙不弃垂询愚见，爰就愚衷坦陈奉述，俾供阁下洞鉴。
孙中山首倡革命，推倒满清使天下耳目一新，其劳虽多，但其创造之三民主义，却是贻祸至今。蒋介石更布其后尘，墨守成规不变，而不能及早改弦易辙，解决人民于水火之中。施行恶政，只会用联络手段营结私党，排斥异己，致使地瘦民贫，偌大锦绣河山弄得岌岌可危，诚令有识之士共深抱痛也。
足下为赴国难，高揭义旗，亦是一大快事，但是福建蕞尔之区，地方既偏僻，民情又懦弱，不仅无可用之兵，亦无可筹之饷，如不藉外援则难以成事也。尚望阁下深思熟虑，善加筹谋。为今之计，务须内修政治以安抚百姓，加强保护外商以通邻好，开诚布公联系同志，则成功可期矣，若只负隅顽抗天下，则非智者之道也。素仰足下明哲行事成竹在胸，深信能善处此事，更无需弟之赘言也，区区微意，谨以奉答所知，伏祈鉴察
弟辜显荣顿首
昭和八年十月二十五日(1933年10月25日)[4]262
辜显荣在给陈铭枢的信中，大肆攻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贻祸至今，蒋中正步其后尘，缪守不变……徒以笼络伎俩，排斥异己，以致地削民贫”，其逻辑十分荒谬。1933年12月10日，辜显荣再次致函陈铭枢称：
真如先生大鉴(真如是陈铭枢的字)：
前附与蔡成仁、张文理君携奉之寸笺，谅已核阅。据此间新闻报载，闽、粤已取得谅解。如此一来，阁下当无内顾之忧，大可挥军北上，此诚可喜之现象耶。但闽省人士鼎力相助者不多，此亦憾事也；为竭尽心意，此间派遣山县初男赴闽协商要务，着眼点于说服闽省人士共同效力外，收编闽省南部士军，抚平内患。弟深信阁下高瞻远瞩，定能明悉此中利弊之所在，而有所取舍也。
阁下新政府，倘不伤及日本之权益，不行共产党徒之横暴，军部自当善意相待而无丝毫恶感也。
所最希望者，乃是新政府得以早日倒蒋而握有中国之主权，得与日本亲善提携，进而开拓中国之利源，增进日华两国人民之幸福，实行大亚细亚大同联盟政策，使之欧美列强，不敢再鄙视我黄种民族也。是以不惮派人前往协商，届时恳望当局诸公，披以诚意相与接洽，是所至幸。肃此敬启即请台安，并祈荃然不宣。
弟辜显荣顿首
昭和八年十二月十日(1933年12月10日)[4]262
同日，辜显荣第三次致函陈铭枢称：
真如先生大鉴：
此次日人山县初男氏与林世源氏，前往贵地福建会商要务，弟特为其具函，嘱转呈阁下作为引见；彼等到达时，祈望坦怀接纳推诚相待，则必能使新政府地盘更为巩固。
盖台湾当局之所以如此殷切关怀，乃因闽台仅一衣带水之故，非抱有侵掠之野心也，闽省之乱，影响台湾至巨至大，是故断不容第三国介乎其间，为此屡次派员前往视察，综合目前之情况而言，广东、西南一派，现出虎视眈眈之势，华北各派则袖手旁观，在此情况下唯有福建独力与中央搏斗而已。中央军虽极度疲敝，但若长驱直入，亦属堪虑，万一各地土军趁势作起内乱，则闽局更不堪设想矣。既然当地军部(指日军)对新政府具有十分之热诚与好感，倘能与之和衷共济，必有十分之效果可卜！弟荷承阁下知音之厚爱，谨此奉陈肺腑之言，惟愿明裁。
弟辜显荣再拜
昭和八年十二月十日(1933年12月10日)[4]263
辜显荣在信函中称日本军部“对新政府具有十分之热诚与好感，倘能与之和衷共济，必有十分之效果可卜！”意在鼓励陈铭枢“闽变”将领继续与蒋介石中央军鏖战，使中国军队相互厮杀、消耗国力，以减轻日本侵占中国大陆的阻力。经过日本政府的反复折衡，最终决定支持蒋介石。随后，日军舰艇协同蒋介石中央军占领厦门；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在福州登陆，向“闽变”政府进攻。在蒋介石中央军的攻势下，至1934年2月，“闽变”宣告失败(24)。日军撤出福建时，还将一张“闽变”政府的军事地图交由辜显荣转交蒋介石，辜显荣从此建立了与蒋介石的关系。由于蒋介石当时并不知晓辜显荣背后与“闽变”将领秘密接触的“卑鄙伎俩”，平定“闽变”后即派李泽一赴台，对辜显荣进行“宣慰”。辜显荣则以虚对应，并托李泽一转交其致蒋介石信函，除了对蒋介石进行阿谀奉承之外，还期待再次赴大陆与蒋介石晤谈，以继续其推行“中日亲善”的活动。辜显荣致函蒋介石称：
中正先生尊鉴：
荷承李泽一君转达钧意，中心无任感铭。
钧座在国事百忙之际，尚念及天涯远处之老朽，愧敢承当。……中国革命已历二十余年，迄今未有宁日，回顾祖国实令人痛心焦灼。此次福建用兵迅速平定群雄，使彼辈慑伏不敢再造次，此乃上苍欲界畀重任，钧座完成奠定之大功，拯救生民于水火耶，遥望祖国中心祝祷。惟愿钧座早成鼎业。……
李泽一君来台，多有招待未周之处，尚望鉴原。惟愿天假之缘，重游禹城，钦挹英风，实所深望。肃此鸣谢，并颂勋祺
辜显荣肃此敬上
昭和九年二月八日(1934年2月8日)[4]265
不明真相的蒋介石随即回函，对辜显荣的要求予以一一承诺：
耀星先生惠鉴：
李泽一君辉，携到惠书，并备述盛意及此次赴台，渥承款遇多所赞助。具审先生眷怀祖国独承孤忠，感泐之余弥深敬佩。此番闽变猝起，蛇蝎混集志在乱国，本欲不择手段而为之。而闽客密迩，竟使狡谋一无所逞，用得迅速敉平，所赖先生主持正谊隐加防杜，为力尤多。所俾益于宗邦者，诚非浅鲜也。海天遥隔，但有心仪。尚盼时通音问藉慰驰念。他日得机驾游中土，甚愿接席一快倾谈。不尽缕缕，并颂道祺
蒋中正
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1934年2月12日)[4]266
在这场关乎中国近代社会稳定的重大事件当中，辜显荣利用其特殊之“台湾籍民”(25)身份，周旋于中日两国要人之间，竭力施展其“雕虫之技”，以为其日本主子“效劳”。也因其与中国政界要人保持有密切联络这层关系，日本政府极为看重辜显荣的“能量”。为表彰其“效忠之劳”，日本政府特指令台湾总督府，于1934年将辜显荣敕选为日本贵族院议员，以鼓励其继续为日本“卖命”。
三、为日本侵略中国大陆顽固辩护的辜显荣
辜显荣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实施“以华制华”策略、以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工具。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2年3月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26)，12月日本政府设立“对满事务局”；日本随后不断扩大对中国华北地区的侵略。1933年5月，关东军逼迫中国政府签订《塘沽协定》；1934年6、7月再签订《秦土协定》及《何梅协定》等；这些协定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但日本军国主义并不满足，他们仍对国民党政府步步进逼，其最终目的是要“吞并”华北及整个中国。
就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之际，1934年12月10日，辜显荣赴东京出席日本帝国议会临时会议。赴日之前，台湾总督中川健藏、总督府总务长官平冢就向日本政府建议派辜显荣前往大陆游说中国政府政要(其实是进行诱降及分化活动)。因之，临时会议开幕翌日，辜显荣就接, 受日本枢密院指派，以日本贵族院议员之身份，匆忙前往大陆内地进行所谓“中日亲善”的活动。其实其宣扬“中日亲善”的真实目的，是以诱惑中国政府承认伪“满洲国”为奉皋，逼迫中国全面“屈服”日本，并伺机对国民政府内部进行各种拉拢分化活动。
辜显荣此次大陆之行约20多天，先后拜见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要人。辜显荣在大陆期间，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做了多方辩护。1934年12月14日、15日，辜显荣在上海(愚园路李泽一公馆)两次与国民政府秘书长杨永泰晤谈，大谈其“日华亲善”谬论，还指责大陆青年的反日活动。辜显荣认定虚弱的中国是无力抵抗日本的，竟称正是日本战胜了俄国，付出了巨大牺牲，“可知日本之于中国，只有恩耳，何怨之有？”[5]217接着辜显荣大力吹捧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辉煌业绩”，称台湾在清朝统治时“岁入只有二百二十万两银”，但自“归属帝国以后，岁入逐年增加……现在每年岁入已达一亿二千万元。若不扣除地方费用的话，则达一亿五千万元之谱。会有如此迅速的进展，当然是台人勤劳节约所致，但最主要的还是靠帝国政府的孜孜经营。帝国领有台湾后，首先是整顿台湾，然后是开发产业，奖励生产，范围广泛，无微不至”[5]213。他还以农业、卫生、教育等方面为例，对日本殖民统治台湾进行了吹捧。然后，他话题一转，以其“经验之谈”对杨永泰进行诱惑称“帝国统治台湾如此成功，使五百万台民齐受其惠，中国不仅要贺喜，而且也应该效法才对。因为台湾人本与中国人是同一民族，可施于台湾的，也可施于中国。假如中国能派员前来台湾视察，采用治台的方法来治理中国的话，成功是可以预期的……”。他接着诡称：“中国苟欲取法台湾，日本当竭力襄助，此乃日华必须亲善理由之一”[5]215。如此，辜显荣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行辩护、诱骗中国政要“屈从”日本的真实目的暴露无遗。
对于辜显荣吹捧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言论，因不甚了解其岛内实情，杨永泰并未有直接反驳。在辜显荣谈到针对日本侵略东北时，横加指责中国政府称：“……满洲事变的发生，中国方面也是犯了大过错的。犯了过错又不知改过……”杨永泰则代表国民政府明确指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对华政策，无处不用其‘武力’制压中国，‘武力’两个字几乎成了日本的另一招牌，使之中国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彷徨于生死存亡之间。就是到了现在，日本仍不放松，继续逼迫中国，欲使中国覆亡”。杨永泰坚决表示：“如果日本不改其狰狞面目，停止对中国的欺凌，不仅满洲问题不能获得圆满解决，‘中日亲善’的论调也是空谈的”[5]221。此刻，辜显荣竟公开恐吓称：“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是不会轻易放弃满洲的。中国既不能防患于事变未起之前，又不能解决于事变发生之后，一直拖延到现在才说要收回满洲，好像是自断其臂的人，想续接其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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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事”。他进一步诡辩称：中国“失去满洲是小事一桩，国亡才是事。……为今之计，中国一定要通权达变，将抗日仇日，变为亲日和日，获得日本的援助合作，一面扫荡共军，一面创新内政，这是中国救亡图存唯一的途径，除了这个途径，中国是难找出路的”[5]223。其汉奸之狰狞面孔显现全般。
是年12月19日，辜显荣在南京拜见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陪同会见的有国防部长何应钦、司法院长陈绍宽、外交部长次长唐有壬等。12月24日至21日期间，在日本驻华公使有吉的陪同(其实是对辜的监督)下，辜显荣再与杨永泰、李泽一等多次晤谈。
1935年1月1日上午9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杭州西湖接见辜显荣。出于礼节，蒋将自己一幅亲笔题名的照片送给辜显荣。洽谈中，蒋首先对日本的霸道行径进行了严正批判。蒋介石称“……王道是我们东洋的固有道德。如果日本愿以王道相见相亲，中国何乐而不为？唯过去日本之对华，则尽弃东洋之王道，而取西欧之霸道。满洲问题，即其行乎霸道之果也”[5]233。而辜显荣一再为日本的侵华行径辩护，表示日本资源有限，中国应体谅其艰难，中日问题即可解决，实现亲善。辜显荣称：日本“……仅百里之国，民多资乏，邻国又不许其迁往，资源不足其所需……如是者，责之以王道，誓犹进梁肉于患疾之人。梁肉虽美，然不适合不适于病者之口。王道虽善，终不能救迫切之邦，日本国情，有类是焉。是故日本虽宜行王道，然中国亦须体其艰难。如是，日华问题方可解决。……否则永久亲善，更无从而达矣”[5]234。
辜显荣离开大陆后，直接赴东京给其“主子”汇报。1935年1月14日，辜显荣在其大女婿黄逢平(也是其翻译)的陪同下，先后晋见日本参谋总长闲院宫亲王、日本海军军令部次长加藤等军部高官，详尽报告其“大陆游说”之经过，并递交报告书[5]332。
1935年2月6日，为配合日本的侵华国策，辜显荣又起草致蒋介石的信函，继续其“中日亲善”之老调重弹，他只字不提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暴行，假意“吹捧”并继续“欺骗”蒋介石称：
蒋公介石总座钧鉴：久钦伟范襄把寻晖，翘首京华弥深孺慕。上次赴华备承光宠，拜赐之下，既感且惭。元旦于武林别墅快接仪容，聆听卓抱，谨听之余，启益良多。所云东洋自有东洋道德，中国乃礼仪之邦。如帝国以王道相临，正如磁石引针，将无往而不合。倘弃王道而就霸道，必其格格不入修好难为期一节，言约义明，意无隔阂，彼此肝胆耿耿照人。
别后，托庇顺适。抵东以来历访各当局传达一切。自总理以下内外路海军各相均极满意。松井参议官特延少将亦列席倾听，俱表欢迎。参谋总长、军令部长、两宫殿下亦召见垂询，深蒙嘉许。正在奔走斡旋之间，事竟闻于九重。元旦十八日，圣上遂召外相于叶山面谕，此后必以诚意援助中国，使其完成统一。……
嗣后仍愿继续努力以副钧望，籍酬故国。中日两国诚能互相虚心坦怀，友如兄弟，务去从来障壁。内而协力扑灭赤祸，外而虔诚巩固邦交，化干戈为玉帛，整东亚平和之基，则中日两国幸甚，黎民幸甚。
肃次敬颂
勋祺
辜显荣载拜
昭和十年二月六日(1935年2月6日)[4]294
辜显荣在信函中谎称日本“必以诚意援助中国，使其完成统一”，完全是骗人伎俩。由于蒋介石业已看破辜显荣的“居心不良”，故久久没有复信。由于前台湾军司令松井石根即将赴大陆进行“战略考察”，无可奈何的辜显荣“厚颜”给李泽一去函，请其安排松井石根与中国政治要人见面。辜显荣在信函中诡称：
泽一先生惠鉴：
故国风雨飘摇，东亚局势危殆，看到如此情况，实在令人浩叹！此次我不自量力到京沪一游，想解开日华纠纷，承蒙您的照顾，并介绍许多党国领袖与我会叙，您的隆情厚谊，我是永远感铭的。……
兹者，帝国的真意已在公报上发表，近期中也将再召开拟定日华亲善政策，纵然一时不能获得全盘解决，也可稍宽陷恶的局面，我们应该顺应时势的转变，力求稳定方是。
前台湾军司令松井石根将军，于本月十三日抵此，我在舍下设宴款待，他将与本月十六日搭乘广东丸到中国南部一带视察，并为大亚细亚注意作宣传。在宴席上，觥筹交错中间，我们谈论了许多日、华时局和领导人等的闲谈。松井将军与袁公项(世凯)、蒋介石等人也很熟稔，很坦然地指出：
“论任务、手腕，介公不如项城，论战术则项城不如介公。两人都各有千秋，但也各欠一筹。所以不能统一中国”。我很同意他的看法，就是说：在战术上蒋氏难优于袁氏，但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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腕则略逊袁氏其所以不能统一中国的原因，乃是时势风潮有所转变的关系。设使蒋氏在当年，也未必能统一中国，袁氏在今天，可能还达不到蒋氏基业的一半呢！所以我对松井进言，说：
“在日华修交上，帝国应须认定蒋氏的存在，与蒋切实提携，缔交亲善，予以一切援助使其成功，纵然不加以援助，也得静观其变，勿加扰乱，时机一到，中国自然而然会统一。现在世界风云虽急，但只要日华两国互相推诚，彼此相依，英、美、仍等又能奈何？就是山崩地裂，大东亚的和平，还是可保无虞的”。
松井将军甚认同我的见解，依我看来，能为大东亚谋取幸福，能为中国解开倒悬之苦的人士，松井将军是不可或缺的人才，因此我再三地向他致意。他此次的行程顺序是：厦门、汕头、香港、广东、广西、再后一站是福州。希望国府方面能和他好好沟通，顺此奉告
并颂
台绥
弟辜显荣谨陈
昭和十年二月十五日(1935年2月15日)[4]297
其实，辜显荣在信函中借松井石根对袁世凯与蒋介石的评价，很巧妙地透漏出“招蒋降日”的弦外之音。1937年12月，就是这位松井石根将军指挥野蛮之日军，制造了骇人惊闻的“南京大屠杀”。进入1936年，“二二六事件”的爆发，预示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极度猖獗。为配合日本武力吞并中国，“荣添”日本贵族院议员的辜显荣再次给李泽一写信，以探测蒋介石的真实意图。辜显荣在致李泽一的信函中称：
泽一先生惠鉴：
暮云春树，殊殷怅念。去年游京国，得聆兰教，快慰生平。……
兹为东亚大局的事，弟关怀宗国，不揣固陋，谨此提出鄙见，尚祈赐教。弟现在所陈者，本欲于去年面见蒋介石先生时进言，奈因蒋先生贵体违和，我现在是垂暮之年，健康情形又不佳，但是总望在我有生之年，打开中日两国的僵局，完成中日缔和。
关心中日两国和平共处的天下志士，颇不乏其人，但环顾左右，我仍认为自己是最适任的人选。以下是弟的见解，尚望指正：
依弟看来，中国的现况是在奕盲目的棋。长江流域有共产党徒在扰乱，为剿共产党，国府花费庞大军费，致使国家的收支不能维持平衡，及至靠发行公债或借贷，寅吃卯粮。试问，这种情形又能维持多久呢？
国府既不愿坐视共产党的嚣张，一定要剿共，那就应该要健全税制，充实国库自给自足，才是长久之计。关于建立税制制度，日本也是花了很长的岁月，才研订完成税制制度的，中国如能师承日本，一定也可以提早完成的。
再看共产党方面，他们也在奕盲棋。当年苏俄的托洛斯基，强烈主张全世界共产化，史达林则主张：限于苏俄境内共产化。两雄相争的结果，托洛斯基被踢下了政治舞台。史达林于是拟订了第一、二次的五年计划。但这些计划不但未振兴国家的经济，而更使经济陷入泥沼。在自顾无暇的情况下，甚为共产盟主的苏联，只能“声援”而做不到“经援”，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为了“自保”，也只有蛮干胡干下去了。如此一来，和这些共产党徒做死缠活斗的蒋介石先生，也终有一天会弄得精疲力竭，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中国的前途显而易见，一定是越来越糟的，日中两国的领导层人士，应慎思熟虑这一点。
注释：
①根据有关史料记载，辜显荣抵达日军阵营后称“在台北的清廷官员全部逃跑了，目前已无一兵一卒，土匪趁火打劫，制造混乱。希望你们赶快进城镇压”。见罗吉甫《日本帝国在台湾—日本经略台湾的策谋分析》(台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公司，2004年版，第54页)。另据辜显荣本人的回忆，他前往基隆迎见日军，并登上“横滨丸”军舰与台湾总督府民政局长水野遵等日方官员见面，他声称：“当今，台北一带盗匪横行，如果不派遣军队，就不能平定匪徒。我希望尽早派遣军队去台北，即使是早一个小时也好”。见辜显荣翁记编纂会《辜显荣翁传》，杨永良译，台北，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2007年印行，第56页。
②如在台湾总督府颁布特别会计法之时，辜显荣即向儿玉源太郎总督提出将盐统由总督府实施专卖的建议，并提出下列的二大优点。一，可增加大量的收入。因盐是生活必需品；二，收揽人心。辜显荣对总督府的解释是：盐可收揽人心是因“台湾的土匪分为两种，一是汉人，另一是原住民。不管汉人或原住民绝大部分都依据山险来与日军作战。向来日军在山地作战损伤极大，短期又无法制胜。但是各位都知道人是要靠盐来生活的。如果缺盐将引起肌肉痉挛、头痛、呕心、下痢、全身懒散等症状。因此只要无盐则土匪很快将全失去战斗力。况且无法支撑过六个月。在山地原住民一向有食咸猪肉之嗜好，这项食品就是用盐来制作。若是我们切断所有盐的供应，那么所有在山地的战斗，没有超过六个月的，他们都会投降的。如果没有土匪，就会收揽人心。”辜显荣的建议得到儿玉源太郎总督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赞赏。见许介鳞：《儿玉、后藤如何利诱辜显荣？》——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网站www.Japanresearch.org.tw/director-17.acp。
③因为岛内发生多起抗日暴动，总督府民政局长水野遵令辜显荣协同总督府警视总长(警政署长)千千岩英一急返台湾镇抚叛党。见静思：《辜显荣传奇》，台北，前卫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④1903年，为报所谓“知遇之恩”，辜显荣纠集部分台奸，在台北圆山为总督府民政局长水野遵建立一座铜像。见静思：《辜显荣传奇》，台北，前卫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⑤早在清朝时期，台湾就设立有保良局，在府县之下常设保良总局，在各堡设立保良分局，有事随时开闭。保良总局经费每月由官府拨给百元，惟分局经费则由堡内富豪和殷商摊捐，或从堡内居民的收获物中征收一年的局费。局员由堡长选用足以信赖者，给予相当之津贴。见台湾总督府史料编纂委员会：《台湾史料稿本》第11卷，1896年10月11日，第119-120页。
⑥推举刘廷玉为保良总局正主理，禀生叶为副主理，李春生为会办。会员有进士陈登元，举人潘成清，贡生李树华、李种玉，监生林望周，禀生黄谦光，生员陈受益、魏秉文，富商王庆寿、潘光松、张梦星、陈景南等12人。见(日)伊藤博文：《台湾资料》，东京，秘书类篆刊行会，1936年印行，第469-474页。
⑦林献堂(1881年12月-1956年9月)：原籍福建龙溪。台湾著名士绅，民族运动先驱、著名诗人，名大椿，号澧园，字献堂。林献堂长期倡导台湾民族运动，以汉人本位的思想(一生不说日语、不穿木屐，坚持汉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从事抗日活动。1921年1月起林献堂发起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是年10月，林献堂仿照中国国民党制度设立台湾文化协会，林献堂担任总理。
⑧在总督府的扶持下，辜显荣长期经营鸦片烟膏这一巨大利益事业，前后约有20多年，至1921年，才因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卫生局长一再来台查询：为何有些鸦片是由台湾转口至菲律宾？才暂告式微，最后才禁绝。见静思：《辜显荣传奇》，台北，前卫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147页。
⑨辜显荣于1899年设立大泽糖厂(生产乌糖)；番薯庄糖厂(生产赤糖)；1902年并购蔡春海的顶寮糖厂；1905年合并三省庄大丰糖厂；1906年兴建连交厝新式糖厂；1911年再投巨资并购大排沙制糖公司，把麾下所有的小厂联成一体，成立了大和制糖工厂；1913年成立二林制糖工厂；1914年由并购了乌涂仔制糖厂，成为18个制糖厂的“辜氏糖业家族”；1918年还在东京成立了大和出张所。见静思：《辜显荣传奇》台北，前卫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175页。
⑩自1920年开始，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改称总务长官。
(11)辜显荣本打算在其囤积的食糖投机中，净赚一二千万元的利润……但在总督府下村总务长官的“劝告”下，只在囤积的食糖上加了二百万元的利润后，即将这批食糖转让给日本糖业界。见静思：《辜显荣传奇》，台北，前卫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12)1921年2月，日本糖业资本联合向台湾总督府施加压力，要求其放弃在糖业的投资；在总督府总务长官贺来佐贺太郎的“劝告”下，辜显荣迫于无奈，只好陆续释出各地的制糖权益。见静思：《辜显荣传奇》，台北，前卫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13)有关二战期间在岛内强征台湾慰安妇的情况，可参阅朱德兰：《台湾总督府と慰安妇》，东京，明石书店，2005年版。
(14)辜显荣获得日本贵族院敕选议员之时，在台湾总督府的策划下，岛内举办了盛大的庆贺活动……日本政府的永井拓殖务大臣，台湾的中川总督、平塚总务长官等，纷纷在报纸刊物上发表贺词。见静思：《辜显荣传奇》，台北，前卫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270页。
(15)辜显荣的故居即今日的鹿港民俗博物馆。
(16)有关台湾五大家族，参阅司马啸青：《台湾五大家族》，台北，玉山出版社，2000年版。
(17)涂照彦认为：台湾本地资本大体上有买办性资本和民族资本两种类型；属于前一类型有辜显荣和颜云年；属于后一类型的则为林本源、林献堂、陈中和三家。见涂照彦：《日本帝国主义下の台湾》，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年版，第433页。
(18)辜显荣共有8男4女，8男依次为辜孝德、辜皆的、辜斌甫、辜岳甫、辜振甫、辜伟甫、辜京生、辜宽敏；4女依次为辜敦治、辜注治、辜津治与辜秀治。辜振甫(1917年1月-2005年1月)为辜显荣之五子。1940年毕业于台北大学政治学系，后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深造。1961年-1994年任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1962年-1964年任台湾证券交易所董事长，1968年-1970年任亚洲太平洋商工总会理事长，1981年-1987年任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1985年任“行政院”经济改革委员会总召集人。1973年-2003年任台湾水泥公司董事长。1988年6月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90年4月被聘为“国统会”委员及“国是会议”筹备委员。1990年11月，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成立，辜当选海基会董事长。1991年被聘为“总统府资政”。1993年4月27日，辜代表台湾海基会与祖国大陆海协会长汪道涵在新加坡举行了举世闻名的“汪辜会谈”。
(19)陈炯明(1878年-1933年)；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3月参加黄花岗起义；1920年8月，被任命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1年5月，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政府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后因积极参与“联省自治”运动，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1922年4月，被孙中山免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总长三职。6月16日，陈炯明指使其部属叶举等头目派兵包围总统府，意欲把孙中山赶出广东。8月15日，陈炯明回到广州复任粤军总司令。1923年，被滇、桂、粤联军组成的西路东征军击败，率部退守东江；1925年，孙中山派蒋介石率黄埔军校学生军两次东征，彻底打垮陈炯明部。其后，陈炯明避居香港，期间将美洲洪门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担任该党首任总理。1933年9月22日在香港病故，死后返葬广东惠州西湖紫薇山。
(20)1924年11月15日，张作霖、冯玉祥等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926年4月20日通电下野，退居天津日本租界当寓公，自号“正道居士”；1931年9月日军侵占东北后，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曾经数次到津密晤段祺瑞，请段出面组织华北政府，但段祺瑞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1933年1月21日，在蒋介石的邀请下，段祺瑞悄悄离开天津，以脱离日本人的势力范围。1月24日段祺瑞移居上海。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在上海宏恩医院病逝，终年72岁。
(21)1930年中原大战失利后，冯玉祥秘密转入其部下宋哲元驻防地区居住。1931年夏宋部移防晋东南平、阳泉，此时冯玉祥带领千余官兵转到汾阳避居，为安全起见，他把居住地选在距县城十多里远的北部山区峪道河上游的赵庄村。在这段时间，冯表面上过着隐居的田园生活，实际在总结政治斗争的经验教训，积蓄力量，以图再举。他自己读书学习，还在县城开办小型军官学校训练骨干，其中有共产党员也秘密地参加了军校的学习。峪道河与陕北苏区接近，蒋介石鞭长莫及，冯选择此地隐居也为防备万一，如被蒋逼迫无路可走时，计划渡过黄河进入陕北苏区。参见有关冯玉祥隐居山西汾阳之过程，参见李蓼源：《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居晋日记述略》，载《文史月刊》，2007年第4期。
(22)有关1933年“闽变”之发起与失败过程，详见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内战与危机(1927-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2007年版，第280-284页。
(23)秘密条约的内容有三：1，保证消灭中国境内的抗日、排货运动；2，保障日人及满人的生命、财产、经商住居之安全与自由；3，废止美国与南京政府所订立的“在闽建筑机场”条约。见静思：《辜显荣传奇》，台北，前卫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此条约真实性有待核查。
(24)“闽变”失败后，日本驻福州和厦门领事馆办事的陆海军武官由原来的一二人，各增至10多人。到后来竟在领事馆设立陆军武官处和海军武官处，加紧对福建的全面渗透和掠夺。
(25)“台湾籍民”意即具有日本国籍的台湾居民(此称并不规范，属台湾学界之习惯说法)，其实，“台湾籍民”并不能享受与日本国民完全对等的国民待遇，在政治上、经济是及法律上仍有许多苛刻限制等，仍属于日本殖民统治的二等公民。
(26)在日本政府的旨意下，1932年关东军在沈阳召开炮制伪满洲国的“建国会议”。是年3月1日正式成立伪满洲国，以“大同”为年号，以长春为“首都”，改名新京，以溥仪为执政。1934年月3月1日，伪“满洲国”改称伪“满洲帝国”，年号改为“康德”。溥仪改称皇帝。10月1日，将热河省在内的原东北四省划为10个省。12月又把原来的兴安省，划分为东、南、西、北四省。实际分为14个省。至1941年，由19省1市所构成。1945年8月18日，溥仪颁发《退位诏书》。至此，伪“满洲帝国”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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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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