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1917年前俄国驻北京传教团办学活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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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17年前俄国驻北京传教团办学活动研究

1917年前俄国驻北京传教团办学活动研究
肖玉秋
发布时间：2015-4-30

内容提要：1822年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开办了第一所针对满洲镶黄旗俄罗斯佐领子弟的学校。虽然1858年俄国通过《中俄天津条约》攫取了在华自由传教的特权，但在此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俄国传教团仅在北京地区增开了两所学校。庚子之变以后，为适应在华传教活动的需要，俄国传教团不断扩大办学地域，增加学校数量。然而，由于俄国政府对在华传教投入不足，加之这些学校办学目的单一，缺乏有效管理，无力与西方教会学校和新式学堂竞争，往往难以为继，无果而终，其通过办学活动向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目标与实际效果相差甚远。
关 键 词：俄国/中国/东正教/学校

为了使已经融合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满洲镶黄旗俄罗斯佐领及其家庭成员重拾东正教信仰，俄国传教团在来京百年之后，开始通过开办学校吸引贫苦家庭子弟入学并施行洗礼。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之后，俄国人招生的对象已不仅限于俄罗斯旗人子弟，而在1900年之后，更将开办学校的地域拓展到了中国南北多个省份，并将其作为扩大在华宗教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本文拟利用俄国传教团当年用俄文在华出版的《中国福音报》等资料，尽可能全面总结俄国人在华开办教会学校的历史，揭示这些学校的运作机制和影响，以期深化对清代中俄关系史的认识。
雅克萨战争之后，在京俄国逃人和俘虏总数增至近百人，清廷因“罗刹归顺人颇多”，决定将原有的半个俄罗斯佐领扩编为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令其彼此相依，庶有资藉”[1]卷112，史称“俄罗斯佐领”，驻防于北京城东北角的胡家圈胡同。1715年俄国政府派遣首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团来京，为俄罗斯佐领提供宗教服务并受到清廷的礼遇。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正式规定俄国可派东正教传教团来京。从此，俄国政府在该条约的保护之下，定期向中国派出传教团。到1917年，俄国一共向中国派遣了18届传教团。由于东正教具有教权依附于政权的特性，俄国传教团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在俄国政府直接领导之下，兼具外交、宗教和中国研究等多重功能的机构，而开立学校是传教团实现其宗教功能的有效手段之一。
在1858年俄国通过《中俄天津条约》获得在华自由传教权之前，俄国传教团公开的主要使命乃是维持俄罗斯佐领的东正教信仰。然而，这些俄国人在获得旗人待遇之后不久，便背弃了原来的信仰。俄国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如提高传教士修养和道德影响力，鼓励传教士学习汉满语言，对受洗者施加小恩小惠，但始终未见明显成效。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有俄国人提出将开办学校作为一种慈善手段争取俄罗斯旗人的好感。第八届传教团领班格里鲍夫斯基是第一个倡议在北京建立东正教教会学校的修士大司祭。他曾经计划在北京的圣母大堂或奉献节教堂为俄罗斯佐领子弟开办一所学校。他建议“学校招收一定数量的学生，学习时间最好不超过5年或更短，因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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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和老人只是为了得到好处才会加入基督教。需要提供资金以维持这所学校，原因在于那些穷苦的父亲无法养活自己的孩子才会心甘情愿地将他们送进学校。由修士大司祭、修士司祭和修士辅祭担任俄文和汉文教师。他们都应去授课，如同耶稣会士那样，每人依令按时教授一部分知识”。格里鲍夫斯基的这份办学草案显示，他希望通过开办学校达到既培养东正教徒，又提高传教团自身水平的目的，因此提出“必须任命所有曾在神品学校学习过的神职人员担任教习，同时也要指派适合学习汉语并且最好在俄国就已经学过汉语的年轻人参加这一工作”[2]328-329。他认为，排除阻碍东正教传播障碍的最有效方式就是“设立神学校，以便仿效天主教传教士那样招收赤贫孤儿入学”，培养神职人员。因为他相信“中国神父使自己的同胞改信神圣的基督教的本领比俄国或罗马神父要大得不可比拟”[3]99。
但是，格里鲍夫斯基未能在其任内实现自己的计划。19世纪初俄国政府希望在对华外交中更加有效地发挥驻北京传教团的作用，并为此对该机构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整顿与改革。在1818年俄国政府向第十届传教团领班卡缅斯基颁发的指令中，明确要求传教团为俄罗斯旗人开办学校：“传教团应收留几个阿尔巴津(雅克萨——笔者注)男童，对他们进行教育，费用全部由俄国承担。如果贫困的阿尔巴津人父亲情愿将儿子送来接受教育，则由你从中挑选男童。修士司祭和修士辅祭教授他们俄文和神学，而你应尽力提高他们的道德素养。这样，在你的有效管理下，目下这些不太开化的孩童逐渐会变成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者。此外，他们还可以成为很好的翻译甚至新传教团的老师。”[4]根据这一指示，卡缅斯基于1822年在北京开办了第一所东正教教会学校，并招收7名俄罗斯佐领贫困家庭子弟入学[5]。俄国传教团每月向学生提供1两半银子的生活费，指派修士司祭魏若明负责学校管理。俄国政府拨款1500卢布用以维持这所学校的开支。卡缅斯基在1823年2月2日致圣务院的信中写道：“为了感召阿尔巴津人摆脱偶像崇拜，我们在圣母大堂开办了一个学校。”“上学的孩子们将逐渐成为其父辈最好的老师。”[6]魏若明也在后来回忆道，为俄罗斯佐领子弟办一所学校，就是要改变其父母姐妹对教堂的成见。1824年这所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到14人[5]。1849-1850来华第十三届传教团监护官科瓦列夫斯基在其《中国纪行》中对这所学校也有记载：“子弟学校教学生们学习斯拉夫语、汉语、圣经史、教理问答及唱圣诗。阿尔巴津人非常愿意把孩子送到子弟学校来，因为孩子将来可以进入唱诗班或成为观象台的观测员，能定期领到工钱，倒不是因为中国人必须要读书的缘故。”[7]202-203这段记录说明穷困潦倒的雅克萨战俘后裔将孩子送进传教团学校读书，并非为了祖先的信仰，而是为了将来能在俄国人那里谋求一份差事。
1858年俄国全权代表普提雅廷迫使清政府将允许在华自由传教的条款写入了《中俄天津条约》，俄国传教团的活动对象和范围有了扩大的可能。根据俄国政府的指示，自1861年起，北京传教团将专门从事传教活动，其外交职能由新设立的俄国驻华公使馆取代。面向俄罗斯旗人以外的中国人，在更大范围内开办东正教教会学校，成为俄国传教团在新局势下为拓展教务所必须考虑的工作。第十五届传教团领班巴拉第在一封致圣务院总监托尔斯泰公爵的信中写道：“将中国青年人培养成传教士将是驻北京传教团的一项工作。他们将成为在其同胞中传播东正教信仰最有效的工具以及新入教者的领导者。随着中国教民的增加，显然需要这样的助手，这是不容置疑的。”[8]然而，俄国政府并没有立刻实施更大规模的传教活动，而是暂时采取了观望的态度。圣务院在给北京传教团的指令中写道：“通过目前确定的布道活动方式传教团究竟能取得怎样的成绩？传教团未来的活动范围能有多大？该采取一些怎样的措施并下达一些什么指令？中国政府在容忍我方宗教方面能否如实履行条约？时间会告诉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圣务院不急于做出评论，而是待从外交部获得的信息足以为这些问题提供肯定而清晰的答案后，才会做出决定。”[9]显然，圣务院希望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情势明朗之后，特别是传教环境改变之后再开始在中国人中间传教。
据俄罗斯学者舒碧娜研究，固礼在担任第十四届驻北京传教团领班期间，于1859年10月为雅克萨人后裔建立了一所女子学校。他在一份报告中称创建女子学校是为了“在妇女中间培养优秀的基督徒和传播基督教的可靠助手”。他认为，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女子同时也将是贤妻良母。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样就可以为基督信仰提供最好的说明并促进其传播”。胁迫中国签订《中俄北京条约》的俄方全权代表伊格纳季耶夫在返回俄国后即建议沙皇和皇后向北京的女子学校提供帮助。俄国驻北京公使巴柳泽克的夫人也在俄国上层社会为这所学校募集资金。1861年沙皇家族向女子学校捐款2000卢布。俄国皇后于1864年再次向学校捐款500卢布，东西伯利亚总督府则向私人募集到1109卢布。1864年，俄国圣务院也决定每年向这所学校提供2000卢布的资金支持。1866年12月，沙皇命令从1867年开始拨款。从巴柳泽克的夫人于1862年写过的一份题为“关于北京女子学校的状况(从1861年8月1日到1862年1月1日)”的报告中获悉，1861年这所学校一共有18名年龄从7岁到17岁不等的女学生。她们几乎全部出自极端贫寒的家庭，由于生活所迫而被父母送到这里，其父母由此可以每月从传教团领到相当于2个卢布的银两。学校里除了学习女工之外，还学习圣史、旧约、新约、教理问答及汉语。此外，固礼还利用晚上时间为学生开设俄语课。1862年这所学校的第一届学生毕业[10]142-145。
北京通州东定安村是俄国人的一个传教据点。1861年俄国传教团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学校，最初只有7名学生入学。固礼试图用这所学校来巩固传教团与这个北京城以外最早的东正教基地的联系，并希望“成年人能从孩子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11]145。学生们学习的主要科目乃是读写汉字以及祈祷文。为了弥补弗拉基米尔因为教学而耽误的农活，传教团每年支付给他相当于50卢布的银两。
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初七日，江南道监察御史富稼发现俄国传教团擅自“贿诱人子女入馆传经”的事实，就此上奏朝廷“请旨饬下密查，严禁愚蒙而免煽惑”。富稼在奏折中写道：“奴才风闻该夷近日仍假济贫之端，乃便施惑众之举。家有稚子幼女者，诱人习教，先给三四百吊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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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供给。领人子女入馆曰当差，如无子女者少妇亦许之，每七日为一班。”由此可见，以金钱相诱惑，是俄国传教士在中国吸引学生的主要手段。而贫困家庭送子女入学，出于生活所迫，实属无奈。富稼意识到“从中显有鬼祟”，痛心疾呼“将子女服役于外夷，实属玩法灭伦之至”[12]844-845。富稼之眼光不可谓不锐利，言辞也不可谓不恳切，但内忧外患的清政府并没有采取禁止措施。
此为俄国传教团在华建立教会学校的第一阶段，其目的在于吸引生活陷于贫困的俄罗斯旗人及其他中国人受洗，并将一部分人培养成东正教传教士。尽管俄国政府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了自由在华传教的特权，但慑于中国人民的仇洋情绪，并未立刻对俄国传教团扩大在华宗教影响力给予有力支持和推动。尽管自19世纪60年代起，俄国传教团的任务不再仅限于维持俄罗斯旗人的信仰，还包括在中国国民中宣教，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只在北京地区增开了两所学校。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俄国传教团遭受重大冲击，馆舍被焚，教民被杀，但1902年俄国政府仍决定在中国建立主教区。新任主教英诺肯提乙到任后，除了奉命管理中东铁路沿线教堂之外，继续从事针对中国人的传教活动，尤其是1907年北满中东铁路沿线教务转归海参崴主教区管辖之后，中国教徒数量明显增长，东正教势力很快扩张到中国的许多省份。与此同时，中国东正教学校数量增加，目的是“为有需求的中国各地培养宣教士”[13]，希望中国青年人“通过受洗而成为正教信仰的传播者，从而将自己的父母和亲友争取过来”[14]。在大多数情况下，俄国人只要在中国某地传教，就会设法开办一所学校，作为宣讲东正教教义和培养当地传教士的重要手段。到20世纪初期，俄国人在直隶、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及浙江等地建立了规模不等且存在时间各异的东正教教会学校。自此俄国传教团在华办学活动进入第二阶段。
在完成了对庚子之变时被毁馆舍的重建之后，俄国传教团便立刻在北京开办了两所学校，一所为男校，一所为女校。1903年该男校已有29名学生，分大小两个班，大班学习圣经、详解教理问答、中国经典、俄文和教会斯拉夫文等课程，小班学习圣史、简明教理问答、汉文阅读、俄文文法启蒙、教堂唱诗等。女校由传教团的修女管理，开始有12名学生。女校主要学习书写、阅读、《圣经》、缝纫和手工。此外，俄国传教团还针对在其开办的工厂做工的童工开办夜校班，宣讲东正教教义。到1907年驻北京传教团附设学校的中国学生人数达到72人，如果加上40名参加夜校培训的学徒工，一共是112人。1907年9月3日传教团在北京又开办了一所神品学校，1908年该学校的学生人数增至17人，其他学校有62人，童工28人，共107人。1909年各类学校人数未变，但童工人数达到了40人。1910年神品学校有学生17人，男女学校共有学生70人，童工28人，总数为115人。1911年神品学校有17名学生，其他学校有58名，童工26人，总数为101人。1912年传教团在东直门外购置到一块地皮，随之盖起了房子，开办了一所学校，旨在吸收附近农村贫苦百姓的子弟，中国学生人数达到165人。同年又在安定门外的俄国坟地开设了专门招收低龄儿童的学校，在京学生人数增至225人[15]。1913年北京东正教教会学校的总人数为208人，其中包括男子学校大班15名，小班42名，徒工42人，女子学校37名，东直门外学校36名，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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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地学校36名[16]。这些学生均为贫苦百姓子弟，多为民人和没落旗人，也有少数俄罗斯旗人，他们为生活所迫而进入俄国人开办的学校，参加东正教教堂的祈祷活动，并在俄国传教团开办的各种工厂和作坊里做工。
在直隶省，北戴河的学校建立最早，时间在1902年，最初招生12人。1904年英诺肯提乙在永平府中心地带选购了一块地皮，建立了教堂，同时开办了一所学校。因为没有合适的老师，学校举步维艰。是年，他们还在台营镇开办了一所学校。两所学校存在了4年多，到1909年就关闭了。1916年再次在永平府办校，招收学生25名。1907年，建昌营的一个姓南的中国东正教徒在自己家中开办学校，不久关闭。1911年传教团在白家窝铺建了学校，起初招收了18名学生，但一年后就解散了[17]。通州东定安村的学校早在1861年就建立了，1900年被毁。1907年俄国人在东定安村重建了教堂，并在是年12月5日开办了学校，首批招收学生19名。1910年首次在通州县城建立了一所学校。此外，在西集和王家庄也曾建立过学校，但存时很短。1912年，传教团在西山门头村购置了一处有36间房的院落，建了一个讲道大厅、一处织布厂和一所可容纳20名学生的学校。1916年他们在卧佛寺附近的四王府村开过一所学校。在天津，1904年，俄国人曾将小关街的房子借给一个中国学校使用，希望能在课程中加入东正教内容，被李姓先生断然拒绝。随后俄国人自己开办了一所学校，自聘教师，招收贫困家庭子弟入学，传授东正教教义，发展教徒。1914年，天津东正教会学校学生人数曾达到20人[18][19]。
河南省的东正教势力主要集中在卫辉府、道口、彰德府、开封府、杞县和宁陵县等几个地区。卫辉府是俄国传教团在北京地区以外办学最集中的城市。第一所学校建于1906年1月，招收走读学生11名，秋季增至20人。1909年这里又建了几所学校。一所是寄宿学校，首批招收14名学生，另一所建在北门外，招收了20名学生，同时还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首批招收了15名学生。然而，到1913年卫辉府只剩下一所有15名学生的学校，其他学校因为难以为继而关闭了。此外，1909年在卫辉府的臧庄也曾建立过一所学校，存时不详。1909年3月卫辉府一名韩姓中国教徒来到道口，找到一处适合做学校的房子，招收了17名学生，半年以后学生人数增至40人，1911年有学生32名，1913年为24人。彰德府(今河南省安阳市)的学校创设于1909年，招收7名学生，第二年增至27人。由于这些学生大都来自周边农村，学校的活动难以正常开展，1912年学生人数锐减到10人。开封府的学校开办于1907年。1908年4月有30名年龄从8岁到20岁不等的学生在学。第二年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招收15名女童入学。1913年两所学校的人数均为21人。1908年年中一个姓周的东正教徒于杞县一处租来的房子里开办了学校。宁陵县于1909年首开学校，创办者为谢姓东正教徒，招收学生16人，1912年关闭[17][20][21]。
湖北省的东正教传播范围主要集中在汉口、袁家口、峰口以及仙桃镇几个地区。《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以后，俄国在汉口设立领事馆，同时设立了茶商办事处。俄国有几家著名的茶叶公司在这里长期从事茶叶的收购、加工和贸易。这里虽然早在1885年就修建起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但从未办过学校。袁家口的学校开设于1907年，招收学生10人，但很快就关闭了。1910年再次建校，招19名学生入学。这所学校同样好景不长，时断时续地勉强维持到1912年。1898年，汉口的东正教神父曾计划在峰口开办一所学校，由于没有物色到合适的老师而作罢。1902年11月英诺肯提乙来到峰口，从有意加入东正教的当地居民中选择了3人送到上海的学校学习，其中有一个姓高的人。1905年高神父从上海结束培训归来，担当起管理峰口教务的责任。1907年11月在高神父家开设学校，招收11名学生。1908年在校学生人数为12人，1910年为33人，1911年也为33人(男生25名，女生8名)。到1912年，学校经济状况恶化，只剩下15名学生，不久关闭。相比较而言，仙桃镇的东正教传播规模似乎更大一些。1902年传教团由北京派遣东正教徒赵国山回故乡仙桃传教。1905年后有葛神父和阿得利昂神父来到此地，曾经建立过教堂和学校[22]588。1909年，当地教徒陈氏兄弟在自家开办了一所学校和祈祷所。1910年春人数达到27人，1911年为35人(包括7名女生)，1912年为33人(包括5名寄宿学生)，1913年年底一度达到42人。此外，1911-1913年间在辛口、剅嘴(初招20名学生)、路官庙、黑流渡等村镇也曾建立东正教教会学校，但大都很快就夭折了。
江西省的东正教势力主要集中在九江牯岭地区。1911年在上海接受洗礼的索夫罗尼·王来到小池口，一年中为60人施洗。索夫罗尼·王同时还在这里开办了学校，但由于没有找到称职的教师而关闭。
当时江苏省的上海是俄国侨民集中的地区，俄国东正教在这里传播的规模比较大。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为了将东正教势力扩展到中国南部，英诺肯提乙来到上海购置房产并于次年开办了学校，最初招收了11名学生。1903年初学生人数达到24人，其中15名学生为寄宿生。1904年，又开办了一所小学校，招收幼童入学。到1906年上海的东正教会学校共有学生16名，1910年为40人。上海的学校为各地培养了数名传教骨干。1903年从上海学校毕业的两个海门学生回到家乡传教，在俄国传教士的支持下，于1909年开办了一所学校，1910年有学生22人，1914年曾达到60人(其中女生10人)[17][23]。
东正教在浙江省主要有杭州、宁波、石浦和台州几个据点，大都没有开办过学校。《象山近百年史事脞录》载，1913年上海主显堂派遣石浦人吴加祥(教名彼得)和冯玉莲夫妇回原籍传教，在城头墩设布道所(后迁文澜桥)，上悬“大俄东正教”木牌，发展教徒40余人，后又创办了学校[24]28。然而，在俄文文献中笔者尚未发现有关石浦建校的记载。
由此可见，义和团运动之后，俄国传教团借俄国在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扩张之势，迅速在地域和规模上拓展宗教影响。单就开办教会学校而言，到1915年，其在中国境内开办学校25所，学生人数达到680人，34名中国籍教师，4名俄国籍教师。次年，学生人数突破了700人[10]148。庚子之变后俄国传教团开办教会学校的活动看似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在许多地方却遭遇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以至于在开办不久后便关门停办了。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办学经费的不足和教师的匮乏。根据《辛丑条约》，俄国传教团获得清朝政府支付的1.8万两白银的赔款，但实际上并没有从俄国圣务院全额得到这笔款项。英诺肯提乙通过开办各种工厂和作坊所获得的盈利不足以支持数个省份的教务。当然，俄国传教团自身人员编制不足，传教士队伍不稳定，无法对各地学校实施有效管理，也是这一时期东正教教会学校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
俄国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有男校、女校和徒工学校之分，其中以男校为主。在俄国人的传教点上，大都有一所男校，只有部分地区有女校。仅有一小部分学生可以得到免收学杂费和食宿费的待遇，绝大多数学生只是免收学费，而食宿自理。徒工学校比较特殊，学生都是俄国传教团开办的各种工厂和作坊的工人，白天做工，晚上学习。
大多数教会学校通常只有一名教师，多由中国人担任。这些人既没有足够的中学修养，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西学教育，只是稍通文墨，粗解东正教教义。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并非从心灵上皈依了东正教，而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养家糊口的手段，每个月获得传教团给予的微薄收入。还有一些人则是为了祛病禳灾、延年益寿甚至求嗣得子。宁陵县有一个叫谢玉成(译音)的人因为久婚不育而突然得子，以为是神助天赐，决定开办学校，报答“上帝的恩典”[25]36-37。
教会学校的管理非常不正规。除北京的以外，其他各地的学校一般都是由中国籍教徒筹建、招生并自任教师。驻北京俄国传教团偶尔会派人前往巡查，为教师发放薪水，支付房租，并检验学生成绩。一旦俄国传教士长期不来，办学经费就会断档，学校只好关门。这种情况在当时经常发生。
由于俄国人开办教会学校以传播东正教为主要目的，因此教学内容以东正教教义为主，科学知识所占比重很小。以开封府学校为例，学生从早上7时开始上课，7—9点学习《祝文册》等神学书籍，9—10点祷告，10—11点吃午饭，11—1点练习书写，2—4点学习汉语，4—5点祷告，晚上复习教理问答等传教经典[26]。正如一位俄罗斯东正教神父所言：“这些都是东正教学校，不仅授课老师是东正教徒，而且学校的全部生活节奏都与每日、每周和每年的礼拜相关，上课与下课时都要祈祷，过节时学生们全部要到教堂礼拜。”[25]41-42下面是当年北京女子学校的一份课程表。



此表反映的只是白天的情况。实际上，女学生们在早上5点钟就要起床，梳洗之后全部要去参加圣体血礼仪，而后打扫卫生，喝一点稀饭，8点上课，晚上7点钟参加祈祷仪式，而后诵读祝文。星期六做大扫除。手工课的内容主要是学做针线活，缝制衣服和鞋袜[27]。为了弥补办学开支或谋取利益，传教团不仅盘剥在其工厂做工的童工，而且经常强迫学生从事体力劳动。这种做法曾经遭到学生们的强烈反对。因为不愿意替俄国人挑水种树，北戴河学校学生宁愿集体退学[28]。
关于教会学校学生们的学习成绩，《中国福音报》多有记载。每有俄国传教士前往各地巡视，回京后必须提交一份报告，其中不仅详述其行程中所见所闻，而且还记录了对学生的测试结果。由于学生构成极不稳定，学习时间难以保障，长则一年，短的只有数月，加上教师素质低下、经费不足和管理不善，教学效果非常不好。
教会学校的学生们毕业之后，一般有几种出路。如果有机会，他们可以成为俄国传教士的助手，或者成为诵经士和学校教习。个别成绩优秀者或可转入北京的神品学校继续学习。北京学校的学生，如果皈依了东正教，有可能在俄国传教团开办的工厂里谋得差事，即“在传教团获得工作”[25]35。有的学生曾参与传教团的译经活动，他们翻译的《圣金口伊鄂昂行传》(《ЖитиеСвятителя Иоанна 3латоуста》)和《事奉上帝是见天的吃食(官话)》(《Краткоеобъ яснение ежедневного церковного Богослужения》)曾在《中国福音报》发表[17]。一部分天资较好的学生在掌握了俄文和东正教义之后被晋升了神职，成为东正教神父，独立主持一方教务，如永平府的唐神父(米哈伊尔·唐)，上海的张神父(巴维尔·张)、卫辉府的臧神父(亚科夫·臧)、杞县的朱神父(约夫·朱)、峰口的高神父(伊凡·高)等。
俄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东正教对世俗政权的依附关系往往使之沦为俄国政府对外扩张的工具。在俄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中，传教始终未曾占据过主导位置。攫取领土和获取贸易特权才是俄国政府在中国的最大利益所在[29]。除了在经费和人员方面未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之外，俄国人开办教会学校陷入困境还与以下几个方面直接相关：第一，俄国人办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东正教徒和传教士，非为将中国学生培养成社会可用之才。这种出于单一传教动机的教育自然难以满足入学者通过接受教育而获取知识并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就读俄国教会学校的中国贫苦家

妲己和中国历史故事的异同

庭子女大多是为了获得微薄的收入。而当经费中断，无法继续实施利诱时，学校的生命也就终结了。第二，东正教教会学校教学体制不完备，办学层次低，运行不正规。综观俄国人所办学校，基本上都是小学，完全没有中学和大学。再加上教师素质低和教学内容上的缺陷，不具备人才培养的基本条件。第三，自中国洋务运动兴起之后，西方教会不断加强教会学校的世俗性质，传播近代科学技术，形成了从初等到高等完整而独立的教育体系，教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得到社会的认同，培养了一大批新学人才。因此，与西方教会学校相比，东正教教会学校毫无优势可言。第四，在清政府1904年颁布《学堂章程》和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新式学堂大量涌现并成为中国人主要的晋升渠道，也对东正教教会学校造成了冲击，如永平府因“城中走读学生更愿意在官办学堂就读。官办学堂的学生可以进入高等学堂学习”[17]，被迫关闭了东正教教会学校。在这种背景之下，俄国传教团在中国的办学活动，无论是对于中俄关系的演变，还是在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方面，均未曾产生明显的影响。
英诺肯提乙主教是20世纪初俄国传教团在中国境内开办教会学校的直接推动者和组织者。他企图通过开办学校，加快东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从而达到控制中国人精神的目的。他曾经这样解释他积极拓展教务的原因：“只有在中国加大传播东正教的力度，才能在未来使俄国免受蒙古人新的可怕的进攻。”[30]19世纪末，“黄祸论”在俄国甚嚣尘上，与此同时，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先是发表《来自东方的敌人》，宣扬中国的精神文化和佛教是对基督教世界的威胁，后又写出了《泛蒙古主义》一诗，声称欧洲将遭受以中国人为主的黄种人的再度蹂躏[31]276-332，408-426。这种虚构出来的中国威胁论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俄国侵略中国的借口。由此可以看出，英诺肯提乙在华扩张东正教的借口与俄国侵华势力鼓吹的“黄祸论”和“泛蒙古主义”如出一辙。因此，俄国传教团在华开办教会学校的活动，实际上是俄国向中国进行宗教和文化渗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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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2014年第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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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东正教-1917年前俄国驻北京传教团办学活动研究；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59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