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新事业：晚清的百科全书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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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建立新事业：晚清的百科全书家（续）

建立新事业：晚清的百科全书家（续）
李孝悌
4.新型文人
如果我们以科举考试作为衡量的标准，会发现大多数的百科全书作者其实都只具备初阶的秀才身份。马建忠、钱恂如此，曾经大量翻译日本近代医书，全面系统地引进日式西医知识与体系的丁福保(一八七四-一九五二)也是如此。①但钱恂仕途得意，马建忠受过完整的西方教育，回国后也颇能施展所长；丁福保则从一九○八年开始，在上海行医达二十三年之久，其后出任次子所创建的虹桥疗养院的董事长等职位，是一位以专业名家身份示人的现代专业人士，②在他身上已经完全看不出不第文人的色彩。相形之下，主编《百科新大辞典》的黄人，③主编《博物大辞典》的徐念慈④和编纂《万国近政考略》的邹弢更切近我们对这类新型文人的想象。李仁渊对包天笑所代表的这批新时代的江南士人的生涯模式，作了精要的勾勒：
一九○○-一九○六年间，包天笑从苏州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青州，最后回到上海定居，一路上从事的都是与传播“新学”相关的工作：到新学堂教书、办报纸期刊、翻译日文书、组学会听演讲、写小说投稿、在报社任记者编辑。然而不过在十多年前，包天笑还在科场奋斗，五岁入私塾，一八九○年落榜，一八九三年十八岁时考上秀才……但是在短短数年间，包天笑却全然转向新学，俨然成为地方上的新学领袖；反而是他在科举上表现杰出的母家亲戚，日后都没有特别的表现，抑郁而终。
从一个苏州的穷士子，到上海著名的小说家、报刊编辑与教育家，后来更被追溯为鸳鸯蝴蝶派的创始者之一，包天笑这几年的经历可说是部分江南士人的典型。⑤
就生涯模式而言，邹弢和包天笑所代表的这一批新型文人或江南士人，可以划入同一个范畴。但从出生的年代来看，邹弢比这群一八六○-一八七○年代出生的晚清士人更为年长，和一八四五年出生的马建忠及一八五四年出生的钱恂反倒属于同一年龄层。但换一个角度看，邹弢虽然因为编纂《万国近政考略》而受到薛福成的赏识，似乎可以和马、钱一样，跻身西学家之列，但他的西学知识，却没有为他在功名仕进、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上带来实质的帮助。更有意思的是，在他的传世作品和近代学界的研究中，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一个落魄潦倒的艳情小说和骈体诗文作者的旧式文人形象。邹弢一方面出生得早，和马建忠、钱恂同属一个时代；一方面又活得够久，不幸目睹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造成的“国粹消沉，不学少年方迷信语体……令人欲呕而学界偏奉为程序潮流”⑥的群魔乱舞的现象，让邹弢的旧式文人形象更显突出。邹弢死后由友人集资出版的骈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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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三借庐集》，虽然让邹弢作为反动、守旧文人的那一个面向格外刺眼，但如果将他放在清末的时代脉络下来考虑，不但《万国近政考略》充满了“进步”的新气息，即使他的自传小说《海上尘天影》，也在旧的情节框架和叙事结构下，处处呈现着出人意料的时代性情节。部分叙事甚至可以看成是《万国近政考略》的补编，可以当成百科全书的条目来阅读。
关于邹弢的生平，中国大陆的学者已经作了一些基本的考订，我这里根据这些资料和《三借庐集》中的记载勾勒如下，邹弢是江苏无锡人，生于道光三十年(一八五○)，卒于一九三一年。号潇湘馆侍者、瘦鹤词人、司香旧尉。生平嗜酒，又自号酒丐，充分反映出旧式文人的性格。同治五年(一八六六)随父亲迁居苏州。光绪元年(一八七五)考上秀才，此后十试秋闱皆不中。光绪六年至上海，任申报馆记者、主笔，在这里结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报人作家，⑦并投身王韬门下(见下文)，大大拓展了他的西学视野。光绪十四年，应山东巡抚之请，在淄川矿山供职。光绪十八年与风尘女子汪瑗相交，诗词唱和，恩爱非常。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赴湖南为幕，开始写作《海上尘天影》。光绪二十一年，邹弢返回上海，汪瑗已经从良。从《三借庐集》中的诗文，我们知道邹返回上海后不久，就在徐家汇置屋居住。⑧光绪二十六年成为天主教徒。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开始在启明女塾任教职。⑨
邹弢在启明女塾任职十七年，所从事的工作包括编教科书、速成文诀、尺牍课选和课本菁萃，颇能切乎一九○○年代和一九一○年代的时代需求，也反映了他作为新式文人的一面。但就和徐念慈等人创办的宏文馆一样，这些维新、启蒙的事业不但不能带来稳定的收入，反而常常让投入这个新兴市场的文人、知识分子倾家荡产，失败以终。宏文馆如此，金粟斋如此，叶翰的启智书局(10)和启明女塾亦复如此。根据邹弢自己的描述，他在启明编纂的教科书、课本，基本上是义务性质，六年内焚膏继晷，耗尽精神，增进了学校的声誉，最后却被学校弃如敝屣。邹因而破产，一九二三年被迫返回无锡故里，出任图书馆的馆长。(11)邹弢破产后返回故里，生活顿成问题，他过去在启明女塾的学生，几次发起募款活动，作为养老津贴。(12)邹弢在八十岁和八十一岁时写的诗文中，都曾感慨系之地提起此事：“特为销愁沽酒去，最难养老送钱来”，(13)“八一衰年未倒翁，让乡僻处守孤穷，平生已悔虚名立，到死还亏实惠通”。(14)
邹弢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际，对自己一生徒具虚名，却不能转换成实惠的感叹，对一位从年轻时代就致力于经济有用之学的读书人来说，当然不无一丝反讽的意味。相对于本文中提到的多数百科全书的作者来说，邹弢毕生为贫穷所困的窘境似乎格外突显，孙乃德和薛福成为《万国近政考略》写的序文中，更让我们体会到讲求时务的虚名无法转换为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源的悲哀。邹弢晚年放弃洋务，转回到旧式文人“徒务虚文”的老路子上，和经世之学无法带来任何个人的实质利益应该有极大的关系。孙乃德在光绪二十一年冬写的序文，放在这样的角度下来检视，让我们看到一个发愤苦读新学，经济情况却未因之改善的有志之士立志读书、出版的过程。
孙乃德首先感慨从道光末年以来，风气虽然日渐开通，朝野士大夫也都以讲求洋务为尚，但几十年下来，却功效不彰。究其原因，和士大夫考求不精，徒务虚文显然有极大的关系：“每岁考求洋务，而各国之山川地理、兵刑、风教，仍多未娴。岂稽考之未精欤？抑亦虚文之无当也？”相形之下，邹弢却是废寝忘食，全力投入洋务之学的编纂工作。
谱兄邹子翰飞，束发读书，不屑帖括章句之学，而于经济有用之书，切切参求，日手一编，竟忘寝馈。庚寅冬，有某大员重帑招致。时翰飞方闭户著书，辞而弗就。越二年，辑成《洋务新书》四十二卷，中有十六卷名曰《万国近政考略》。余力劝付梓，以心力相违，不克如愿。今翰飞自湘中回，因请之于黄爱棠大令、浦鉴庭上舍，集赀附益之，始得付之铅印。此书一出，吾知士林中之喜论时务者，靡不争先快睹。岂但有益时务而已哉！(15)
文中的“庚寅冬有某大员重帑招致”，就是另一位为本书写序的薛福成。光绪十六年，薛福成奉朝廷命令，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大臣，在上海等船，对携书求见的邹弢颇为赏识，劝他一起出洋。邹弢以亲老不能远游婉拒了薛的好意。薛的序文中对邹弢的清寒孤傲和困窘的遭遇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书中考据的确切，也颇为嘉许：
同乡邹翰飞茂才，王紫诠先生高足弟子也。年少蜚英，喜习经济，常抱刘子元疑古之癖，怀王景略治国之才。顾起身蓬茅，有相如壁立之贫，无元礼登龙之引，而又意气睥傲，以求人苟就为羞。于是起灭风尘，闭门著作。将平日所得于中西人士者成书十六卷，曰《万国近政考略》，皆征之近闻，与耳食无凭者相去霄壤……因嘱将书速付手民，以裨当世。按茂才于洋务颇有门径。惜处境多困，遭际艰难，今得是书以显之。坐而言者，何异起而行，请以余言，为后日之左券可乎？
薛序中的王紫诠即王韬，王韬在为《海上尘天影》写的序中，一开头也说本书是“门下士梁溪邹生”所作。(16)邹弢这个在传统氛围和制度下成长的不第文人，靠着一腔孤愤，自己的刻苦求索，而能得到洋务大臣的赏识，可见本书用力之深。薛福成也显然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为作者“处境多困”、“遭际艰难”的生活乃至日后的生涯发展带来帮助。但衡诸邹弢的后半生，这本中年出版的洋务专书，显然没有为他提供正途之外的另一种晋身之阶。
不论是薛福成对本书“相去霄壤”的评价，或孙乃德“此书一出，吾知士林中之喜论时务者，靡不争先快覩”的预言，都充分反映在日后的出版记录中。邹弢持书在上海请见薛福成在光绪十六年(一八九○)，孙乃德的序文作于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可见书成之后，到获得资助出版，中间隔了好几年。上海图书馆收藏了本书的三个版本，分别是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明道堂版，二十七年(一九○一)三借庐本，及二十八年(一九○二)上海书局版。“中研院”近代史所藏有光绪二十一年的版本，出版地不详，封面题为《泰西各国新政考》，内页题为《万国近政考略》，内容则完全相同。这些不同的版本加在一起，让我们可以推测此书在市场上显然有不错的需求，才会有不同的出版者年复一年的刊行。
《万国近政考略》的出版，是在邹弢赴湖南短暂游幕，重返上海定居之后。《海上尘天影》一书的删定完稿，也正在这一段时期。《海上尘天影》中之所以会出现大量有关时务的叙事——即王韬在序言所说“大旨专事言情，离合悲欢，具有宛转绸缪之致……且于时事一门，议论确切，如象纬、舆图、格致、韬略、算学、医术、制造工作以及西国语言，无乎不备”(17)——实和邹弢此前长期关注，投入洋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王韬在序言的结尾中将此书的写作和邹弢的经世实学放在同一个大的脉络下来考虑，一方面可以说是一种夫子自道，有着强烈的自我投射和自我辩解的意味，一方面却可以视为邹弢半生著作和志业的最佳诠释：
余尝观此书，颇有经世实学寓乎其中，若以之问世，殊足善风俗而导颛蒙，徒以说部视之，亦浅之乎测生矣。生近日所著，如《万国近政考略》、《洋务罪言》等，皆有用之书，原非徒呕出心肝，为缘情绮靡之作者。(18)
事实上，如果撇开文学分析的角度，而从前此二十年间，邹弢致力研读、搜集时务的脉络来看，我们甚至可以将《海上尘天影》中的许多段落，视为《万国近政考略》的补编来阅读。
相较于当时许多长篇巨制的同类作品，四卷本，一百五十几页(一页双面)的《万国近政考略》，实不算宏大之作。但叙事精审简扼，且出版年代较绝大多数同类型的著作早，难怪会受到薛福成的赞许和市场的接受。在凡例中，邹弢自谓“是书之成，已二十年”，(19)如果我们完全相信他在此处的说法，则此书的成书年代应在光绪初年，编辑的年代也可能从同治末年即开始。比马建忠编纂《艺学通纂》和钱恂在一八九○年代随薛福成出使英法等国时，开始搜集《五洲各国政治考》的资料都要早很多年。这个时候，邹弢还没有来到上海，也没有与申报的报人作家群结识，但出于对“经济有用之学”的讲求，开始着手撰写这本领先时代的新式洋务著作。
更大的一个可能是邹弢在进入上海申报馆供职后，随着交游圈的扩大和王韬的影响，在既有的基础上，不断地对旧著进行修改。照他自己的说法，本书的资料主要取自下列三个渠道：或得自师承；或采取教士之说；或从翻译之后，得其绪余，集腋成裘，累积成书。这个师承，指的显然就是王韬。而根据学者的研究，在这段时间，邹弢和西方来华人士有广泛的交往，并在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加入了由美国传教士卜舫济(Pott. Francis Lister Hawks)所发起，旨在传播西方科学的“益智会”。(20)所谓“采取教士之说”，究系何指，虽然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极有可能就是这批西方来华之士和传教士卜舫济。
除了文字外，邹弢原来也制作了一本地图集《详志道里》，但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往南京乡试时，这本放在行囊中的地图辑，在下关轮船上被小偷偷走。所以邹弢特别建议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文字描述时，另外购买泰西新图一类的著作，与本书互为印证。(21)邹弢对地图和图像的重视，在《万国近政考略》中虽然无法显现，在《海上尘天影》中倒是牛刀小试了一番。书中第十五章、十六章，叙述主角秋鹤陪着一位家财万贯的广东大学生到欧洲各国游历，作者借着秋鹤之口，连篇累牍地叙述欧洲各地炮台的分布和装置。为了对比中国官员对西方科技的无知，秋鹤从弹道原理谈到克虏伯炮的射程，又为了方便随行官员、听众的理解，还当场画了三幅抛物线和射程远近计算图。(22)虽然只有三幅图，但其立意和精神，却和我们在《泰西艺学通考》(23)等一九○○年代流行的百科全书相仿佛。
也许因为和上海的西方人有频繁的接触，再加上和王韬的师生关系，以及与传教士的交往，让邹弢对《万国近政考略》书中译名的正确性，有着出人意料的信心：“书中人名、地名，系照西士口音译出，且或英或法，又各不同，阅者须当意会。”另一方面，他虽然自称“境地清寒，知识浅陋，管窥所及，安能进于高深”，但对自己超越其他侈谈洋务者的考证功力，却颇为自得：“余入世以来，每喜考论时务……惟近来谈洋务者，非失之迂，即失之固。是书但尚考证，不尚论断。”(24)这种精于考证的特长，不但被薛福成所鉴可：“余见书中考据确切，读而嘉之。”也让邹弢觉得自己既超越了时人，也超越了前贤：“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两书所载甚详，惟当时风气初开，洋务未悉，故偶有虚诞失实之处，兹书悉从西书译出，谅无是病。”(25)不过相较于前文中提到的陈季同对魏源的指责：“魏默深广之为海国图志，其间繁略谬误之处姑无论，惟皆指摘他人疵瑕，不知自己疤症，明烛千里，不见眉睫，又安足用哉？”(26)邹弢这里的评论可说是点到为止，而且语多体谅。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批认识世界的系统性论著，《海国图志》的时代意义和它对一八五○年之后中国乃至日本知识界的影响，历来都有所论述，(27)但也不断有人对书中的谬误有所指陈。郭嵩焘在盛赞该书的成就和对明清以来的汉文西书“征引浩繁”之余，也不忘指出该书“有参差失实”之处。康有为一方面用《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作为讲述西学的基础，一方面也对两本书的优劣之处作了比较：“《瀛寰志略》其译音及地名最正，今制造局书皆本焉。《海国图志》多谬误，不可从。”(28)邹弢在凡例中特别标出这两本书，一方面反衬出两者在邹弢编纂《万国近政考略》的同光之际持续不衰的影响力；(29)一方面也显示在两书问世二三十年后，连一个地方型的读书人，也有能力对外在世界作更细致、精确的呈现。西学的深入和普及，于此可窥见端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八四二年发行的五十卷本的《海国图志》，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四洲志》全文八万七千多字，全部重新分类收入；而《四洲志》所从出的《世界地理大全》，原来的英文书名已用了“百科全书”一说：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这本书由英国人慕瑞编著，初版于一八三四年在伦敦发行，此后又有多种增订本。原书厚达一千五百多页，介绍了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北美洲等地主要国家的历史地理，(30)是一本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虽然“百科全书”作为一个中文词汇，大概迟至一八九七年，康有为由日本引进，但作为一种知识类别，却早在一八六七年，就已经引起主持江南制造局翻译工作的徐寿的注意。(31)而在实际内容上，邹振环认为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rihead，一八二二-一九○○)一八五四年在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的《地理全志》，实际上就是一本中文版的西方地理学百科全书。(32)但如果照前文的叙述，不论是就内容或标题来看，一八四一年刊行的《四洲志》已经可以算是半个世纪后盛行的各种百科全书的鼻祖。
字数约当《四洲志》两倍的《万国近政考略》，共分十六卷，除天文考、风俗考、教派考等卷外，剩下的地舆、沿革、军政考诸卷，基本上都沿用前人以各洲、各国为条目的方式撰写。对条目的安排顺序，邹弢也采用了很务实的原则：“是书地舆、沿革、军政三门，所排各国次序，间有不同。盖地舆先亚洲而后他洲，其余以地大国强为先。”(33)这样的原则使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当时人心目中的大国名单。
《万国近政考略》内文无标点，但条目清晰，每个条目约二三百字，西班牙一条六百多字，美利坚一条则长达二千字，是比较特殊的例子。邹弢对书中人名、地名的翻译显然甚为得意，特别说明是“照西士口音译出，且或英或法，又各不同，阅者须当意会”。不过对今天的读者来说，邹弢这些自矜标准的音译，读起来仍然充满佶屈聱牙的蛮夷不驯之味，和《四洲志》、《海国图志》的时代，似乎仍然相去不远：
美利坚亦名合众，俗名花旗……明万历间，英人创浮及尼部，后三十年荷兰人创纽约部。康熙初，地又归英。旋英民又开曼岁夫塞部。天启间开牛海姆骇(或名纽罕什尔)部。荷兰瑞典国人，又次第占特拉回痕(或名特拉华)、牛久善(或名牛执尔西)等部……逾十九年，英提督名宾有功国家，赐美洲新地居之，名曰宾西尔瓦尼(亦名烹碎而浮泥)部。雍正十年，又辟叫及也部(亦名若尔治)。
至乾隆三十八年，各部之桀黠者，又鼓动其间，民不能忍，咸有叛志，然尚未敢卒发也。又二年，暴政如故，民遂大会费拉特费，即非非勒代而非爷地方，公推华盛顿为将，力拒英人，而以曼岁夫塞之保司登兵为首。又明年七月初四，檄告诸部，自立为邦，不归英廷管辖。(34)
初看这些文字，不论是佶聱的译名，“今国中共分部四十三，又分疆六部”等行政区划的术语，或“各部之桀黠者”、“民不能忍，咸有叛者”之类的修辞，以及中国纪年的使用，都给人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好像讲述的是新疆、蒙古等中国边疆的历史。但在这些看似熟悉或传统的叙事手法外，邹弢其实已在二千字内，从移民、独立到建国、内战，首尾俱足地勾勒出一个新兴强权的历史。条文中对推举总统、创建民主、设立议院以及由奴隶制度引发的南北内战和林肯遇刺等重大事件，作了要言不烦的交代，呈现出一个在中国脉络中不曾存在过的新世界：
英廷无可如何，听其自立，且与之盟，此华盛顿之功也。国既立，创为民主，由各部推举总统(自主之国，此为首创，他国未有)。众念华功，遂名京城曰华盛顿。从此定制。每部自立巡抚一人、副者一人，并设议院以佐之，均以四年为限。各部又公举总统一人，裁主国事。京都上议院，每部例荐二员，一任六年，分为三班，次第入院，二年一调。班次下院，无定额，大约十七万人中选保一员。至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北方各省见佣奴受虐，议禁贩买。时南方各省富人多以用奴起家，深资其力，闻议大哗，遂至本国南北交战。美王林肯力持前议，大将格兰脱崛起，乱遂平。然虽南人心慑，愿订禁奴公约，而林肯则被刺矣。(35)
除了对东岸大城纽约、波士顿的简扼描述外：“纽约埠在纽约部东南，商民辐辏，帆船如云。其次为曼岁去塞之保司登，富庶之体，盖堪颉顽。”(36)对华盛顿的宫阙之美、百官之盛和国会大厦的图书、文物收藏的描绘，更足以显示十九世纪末叶，一个乱世文人对世外桃源和帝国都城的想象：
按华盛顿本为新都，嘉庆五年迁徙于此，楼台壮丽、风景清华。铁路、电线、工程，甲于天下。军器厂、船政局、博物院、观星台及各部官衙，尽在于是。总统宫阙，皆白石筑成，内有大殿，为召见百官之所。宴舞殿、红绿蓝殿，为接见亲信大臣与各国公使之所，规模雄巨。四面园亭，带清流、荫佳木，百花繁缛，林树常青。居其中者有世外桃源之想。城中居民约十五六万余名。城之正中有广厦一所，巍峨奇崛，中起圆楼，高十有八丈，内藏古今书籍、各国史记，约三十余万册。楼下悬挂各画，皆名人之笔，绘形绘神、惟妙惟肖，每幅值价数万金。楼左右为上下议政院，明窗净几，洁无纤尘。(37)
在美国之外，邹弢花了更长的篇幅，用四千字左右来介绍日本的沿革。不论是从篇幅或内容来看，都显示出他对这个积极向现代化迈进的邻国的重视。整篇文字从日本的开国神话开始，在朝代兴替、战乱叛逆之外，花了相当文字介绍汉语、儒学和佛教在日本的传布过程。对明朝之后，中、日、朝鲜的关系，也多所着墨：
时足利义满执政，遣僧人朝贡中国，书辞恭顺。明永乐帝封义满为日本国王。后小松王不许，罢其职。迨称光即位，上杉氏强夺 仓之权，高丽王遣战舰一千三百余艘，攻对马岛，不胜。中国使至，请彼此通好，未允。彦仁立为后花园天王，遣使中国。明宣宗遣内官雷春往报，赠铜钱三十万缗。朝鲜王闻之，亦遣使与朝鲜立约互市……自此商务相通，往来不绝，而将军义胜及义政当国，皆称臣于中国。(38)
不过这个以中、日、朝鲜为主轴的叙事架构，随着葡萄牙商船和天主教的到来，而顿然改变。在郑芝龙、程朱理学之外，荷兰人、英国人、俄国人、美国人相继出现在长崎、下田等地的海岸。随之而来的则是明治元年开始的各种改革：“明治元年改江户曰东京，因国用不丰，命造纸币。二年罢警跸喝道，置议政院议员，以诸藩充之。创立电线，定府藩县一制之例，废公卿诸侯之称。”“四年遣外务大臣伊达宗城至中国，立商约……遣使聘欧美各国，准民人随意散发、脱刀……许僧人食肉娶妻，设邮政局，置裁判所，创银行及铁路，攘琉球于中国，为冲绳县。”“七年……设女子公塾，又遣使议台湾事，获偿款而还。八年废左右院，置元老院、大审院，冬夺柯太岛，与俄易俄之千岛。九年遣使责问高丽，高王谢罪，乃与立约。十年减地赋及各种额金，自是而后，变更无常，均以富国为要。”(39)
邹弢在凡例中特别强调自己知识浅陋，所以本书“但尚考证”、“不尚论断”。我们如果拿这里的叙事，和钱恂对日本创建铁路的用意所作的分析相比较，确实可以看出两人的差异所在。相较于钱恂对西学、洋务洞识全局的眼光，邹弢将自己定位为洋务考证家，而不敢涉入西学，也不敢妄下论断的态度，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不过邹弢在选择素材和开展叙事时，除了有着化繁为简的能耐，和对细节的好奇和敏感度外，也不是毫无目的和寄托。这段关于日本沿革的叙述，虽然跳出本书设定的叙事年限，而向下延伸到甲午朝鲜之乱、中日开战，以及“中国大受其创”的结局，但对明治维新内容、细节的摘叙，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要导出整个条目的下述结论：“按日本自行西法后，实事求是，心计极深，将来亚洲之中，当与俄国同称巨擘也！”(40)
邹弢以四千字的篇幅，借着各种有趣的细节，将日本历史从开国神话、列强叩关，一路讲到明治变法维新，意趣盎然，可读性极高，让人领略到小说家的叙事本领。但更有意思的是，邹弢或许是对自己念兹在兹，辛勤搜罗所得的资料投入过深，无法忘情；或许是希望这些数据得到更大地度的利用，所以当光绪

关羽与中国历史故事

二十年，正筹措出版此书的同时，他又利用白话的形式，将类似乃至同样的数据，写入自传小说《海上尘天影》中。
小说的第十四章至十六章，描写主角韩秋鹤在自己效命的经略因病亡故后，痛失知己，大哭而归，“雄心灰冷”，(41)随即展开了一段浪迹天涯的旅程。访问的国家除了前述的欧洲、俄国外，还包括美国及日本，时间则约略从光绪十七年到十九年(一八九一-一八九三)。原来在《万国近政考略》中，用精扼的文言叙述的地舆、沿革、军政和洋务考，如今透过亲身见闻的旅游形式，借着主角和海外华侨的对话，用更浅白延展的语言重新演绎一次。除了前述的炮台分布和弹道知识外，这里可以对小说中美国、日本的描绘，做更进一步的说明。
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三月，秋鹤坐的轮船抵达美国“嘉厘丰尼亚省，在三佛昔司克登岸”。借住在友人萧云处。萧云的父亲原来在旧金山贩运金沙，后因美国禁止华工，生意清淡，所以在日本开了一家新闻纸馆。秋鹤就靠着这层关系，分别在旧金山和长崎有了落脚的处所：
是夕与萧云抵足谈心，论美国商务国政。萧云道：“此国自华盛顿民主以来，国势蒸蒸日上。商务以制造、耕种两项为大宗。向来织布，往往用印度棉花，近五十年来，棉花反可运到列国。英吉利的织厂，大半购买美国的棉花呢！上年棉花出口，值价五千万元，你想国中富不富？”秋鹤道：“弟向闻美国种田多用机器。粪壅之法，说用格致家的物料，又从秘鲁运来一种鸟粪，

中国历史上有关于士的故事

曰爪诺，所以一人可种数顷之田，或麦或棉，获利甚巨。前曾考究美国地舆志，说有四十二部，今看这等富庶，大约各处尽行开垦了。”萧云道：“却不尽确，美国自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初四叛英自立之后，只有十三部，曰浮及尼，曰曼岁去塞……此后又渐增行部。至公历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又因拥奴一节，林肯为总统，南北交战，格兰脱平乱，更推广疆域。”(42)
接下来，萧云历数美国各州的州名，加在一起，正好是《万国近政考略》中的四十三部，而非小说中为了强化效果所说的四十二部。各州的名称，不论是烹碎而浮尼或矮乌鸦、美恩、浮梦、牛海姆骇，则仍然如山海经中的地名一样荒诞、遥远。对火药、矿石等西方艺学独有所衷的秋鹤，并趁机炫耀了一下自己在这方面专门、古奥的知识。
这年年底，秋鹤从美国搭了一艘兵船回到香港，略事逗留，随即转往日本横滨、长崎等地。抵达横滨后，邹弢借着让秋鹤阅读《日本地舆形势考》的安排，对日本的地理分布，元朝人对日本的攻战，以及日本和朝鲜的交涉、和战，借题发挥了一番。
光绪十九年，秋鹤一行人从欧洲束装返国。此时因为日本出兵朝鲜，秋鹤的友人欲前往南洋筹饷招兵，秋鹤以中国进兵到日本的地图相赠。图中详细载明了日本的地理险要，“连一屋一门一树一石一涧一桥都记在上边”，由中国到日本的水陆各道亦都注出。接下来六七百字的叙述，虽然简要，却有了一丝英国人写作《中国江海险要图说》的意味。而秋鹤于江边送别友人的赠言，和日本沿革考的结语，相互呼应，反映出作者邹弢从未中断过的经世之心和对时局的关注：
弟此番已是倦游，就要回到家中，不再远出了。你去须见机而作，能够独当一面最好，切不可受人的节制。现今日本学习洋人的法子，实心整顿，比中国可强数倍，不可以轻敌的，况且他不过与高丽为难，我们只好同他合保高丽，立一个私约，保全亚洲的大局。若必要同他失和，胜败也不定呢。(43)
王韬说此书“颇有经世实学寓乎其中”，“徒以说部视之，亦浅之乎测生也”，证诸前引各项关于西法、新学的描述，可说是对本书的微言大义，作了最同情的辩解。小说与百科全书两种文类互相参照的现象，既说明了清末百科全书在文类疆界上的开放、弹性，也反衬出西学知识的无孔不入和作者的经世之心。
三、结论
从上文的讨论和钟少华在《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一书中胪列的数据来看，一八九五年左右的政治局势，显然和百科全书这一新形态的知识类型的出现有根本性的关联。一九○○年代以后，百科全书的出版更达到高潮。但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却发现，这一新形态的知识类型的出现，固然和甲午战争以后政局的演变有密切关系，却不是甲午战争后一个突然出现的全新发展，而实与鸦片战争后，上层士大夫开始关注、引进西学有着不绝如缕的传承关系。华格纳教授(Rudolf Wagner)根据海德堡大学的百科全书数据库所作的一份初步统计就显示，从一八七二年以后，一些可以归诸百科全书这个类别的著述已陆续出现。(44)我在本文中所分析的几本著作，也显示不少作者在出书前的洋务经验和他们在一九○○年代的出版有极大的关系。
像是钱恂，从一八九○年代随薛福成访欧期间，就已以公余之隙，采问各国的政俗。而在此之前，从一八八三年起，钱就已经进入薛福成的幕府。(45)马建忠在《艺学统纂》一书中对洋务和经世之学的见解，则和他一八八○年后成为李鸿章的幕僚，实际参与洋务运动的经历有密切关系。
邹弢的《万国近政考略》，让我们更进一步，将一八九五年以后的百科全书和一八四○年代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第一代介绍西学的论著，建立起系谱的关系。和陈季同、康有为一样，邹弢显然是以《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作为立论和著述的参考点。
在《四洲志》、《海国图志》与《万国近政考略》这一条不绝如缕的西学译介谱系外，由传教士和清政府所创办的学校、报纸、杂志，以及一些“混血性的机构”——像是一八四三年创建的墨海书院、一八六五年创建的江南制造局以及一八七六年成立的上海格致书院——显然也对一八九五年前西学在中国的深入、普及，有极大的影响。(46)邹弢和叶瀚、叶澜兄弟就是很好的例子。前文曾提到，《万国近政考略》的资料来自三个渠道：师承、教士和翻译。邹弢既是王韬的学生，又对教士之说和翻译文章相当熟悉，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每年定期出刊的杂志《西国近事汇编》和格致书院出版的《格致汇编》，都可能是他的数据来源。(47)叶瀚、叶澜的经历、著作，更具体说明了格致书院在甲午战争前，已对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一八九五年之前，近半个世纪累积的西学知识，对此后大量出现的百科全书的影响，还可以从一八六○年代以后不断出现的西洋游记著作中一窥端倪。这些著作——从斌椿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奉派游欧的《乘槎笔记》开始，到同文馆出身的张德彝从同治五年起，在多次随行、出使途中，陆陆续续写成的《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48)——虽然著述体例多以日记形式出之，与日后百科全书的体裁不同，但其中记载的各种地理知识、新兴事务、风土人情和典章制度、日用民生、城市景观，在内容上，已和日后的百科全书有许多类同之处。
在这个从一八六○年开始的西洋游记类型中，袁祖志的《谈瀛录》和王韬的《漫游随录》特别值得稍作分析，原因是这两人混杂着江南文人和转型期知识分子的经历及其著作，都和本文所讨论的邹弢类似。两人又都以上海为主要的社交、著述场所，也都和邹弢有着或师或友的个人关系。
如前所述，邹弢西学知识的三个来源之一——得自师承——指的就是王韬。而王韬以同治九年至十二年(一八六七-一八七○)的游欧经验写成的《漫游随录》，从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开始，在《点石斋画报》上陆续连载了两年，引起极大的反响。在此之前，王韬更在同治十五年出版了《普法战纪》一书，成为介绍西方政治情势的第一批中文著作。(49)
这些著作，或是带有游记的性质，或是对西方的文化与政治发展有全面的介绍，和邹弢同时兼顾文学与西学的特色一致，也难怪王韬在为《海上尘天影》写序时，对全书的宗旨多所阐述。以出书的年代先后，和两人对师生关系的强调来推断，我们不难想象王对邹的影响，并可进一步推想王韬所代表的一八七○年代及一八八○年代的同光西学或西方认知，对一八九○年代、一九○○年代百科全书的编纂所产生的影响。
和王韬的《漫游随录》相比，袁祖志的《谈瀛录》似乎未受到学者太多的重视。但不论就作者还是论著来看，都有值得一提之处。袁祖志是袁枚的孙子，咸丰时曾官至县令、同知，后寓居上海。一八七六年出任上海第一份官方报纸《新报》的主笔，和以《申报》为中心的沪上文人何桂笙、钱昕伯等人交谊甚笃。(50)光绪九年(一八八三)三月，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奉李鸿章之命，前往欧洲各国考察招商局业务，袁祖志奉命同行，前后十个月内，考察了十一个国家。回国后不久，将考察笔记结集成书，在光绪十年交由上海同文书局出版。(51)在十个月的海外旅游中，袁祖志常常写诗题赠给沪上的政商名流和文化界名人，邹弢也赫然在列。(52)
从邹弢和葛元照、钱昕伯、何桂笙同列袁祖志的赠诗名单中，可以想象两人的交谊显非泛泛。但过去对邹弢上海交游圈的讨论，对此或是一笔带过，或是略而不提。事实上，从《谈瀛录》中的资料来判断，邹弢和袁祖志的交谊大概还超过过去的了解。《谈瀛录》共分六卷。除了前四卷是海外见闻杂记外，第五卷《海外吟》，收集了前述袁祖志出洋考察途中题赠国内友人的诗作，大多数和域外景物并无太多干系，纯粹是感怀之作。(53)第六卷《海上吟》，则更和十个月的出洋考察全无关系，而是此前以上海冶游、逸乐为主题的纪事诗，卷前有葛元照等人的题词，题词前复有两篇序文，其中第一篇序文，即是邹弢所写。这篇序写于光绪七年，全文古奥雕琢，颇符合邹弢“瘦鹤词人”的旧式文人风格。(54)在这个一八八○年代，由上海报人/文人组成的社交圈中，袁祖志大概是少数既有科名，又有实际仕宦经历的功成名就者。他会请邹弢为自己的上海纪事诗写序，既可能显示了两人交谊的深厚，也可能是因为邹弢在诗词创作上，确实已赢得同侪文人的肯定。但无论如何，以两人的交谊关系，我们可以合理推论，两个人可能也同时在对时务实学的关注上，互相影响。
《谈瀛录》于光绪十年出版，比《万国近政考略》早了十几年。该书出版后，似乎成为当时上海文化圈的一件大事，文人赋诗歌咏者不断。三年之后，另一家上海的书局“管可寿斋”重印此书。(55)出版的盛况，和《万国近政考略》可前后媲美。
在《申报》上刊登的这些文人唱和之作，固然增加了这本游记的能见度，并达到促销的目的，但作品内容的引人入胜，可能是让这本书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和前述诸游记以日记体为主的形式不同，《谈瀛录》的某些章节已经有了以专题叙事的取向，虽然体例各章不一，而无法做到《万国近政考略》和其他一八九○年代、一九○○年代的百科全书那种纲举目张的程度，但每个标题以几百字，乃至一千字上下不等的篇幅，勾勒出大致的轮廓，其精神已与日后的百科全书相仿佛。而对异国风俗和各国城市、生活的介绍，趣味盎然，又深深具备游旅文学叙事引人入胜的特长。
以卷一《瀛海采问》为例，分别介绍了英、法、德、荷等西方列强。每个国家先对其都城做概论的综览，然后分为政令、民俗、武备、物产等各项做简要的介绍。在“法都巴黎”项下，作者如此描述：
法兰西之京师也，介居英德荷义之间，东西南朔，平壤居多，无甚高山大川，幅员不广，而称强海外，久树一帜。民生繁庶，土地肥沃，以首善之区而论，气局宏阔，市肆繁华，诚可首屈一指。然政令烦苛，物价昂贵，居大不易之叹，恐有甚于长安也。(56)
政令项下，则以简扼的叙述，切中政体的核心：
本为君王之国，自经德国挫败之后，改为民主之国。其主四年一更，由民间公推，称为伯理玺天德。虚拥高位，毫无权柄，一切国政，皆归议政院主持，议既成，但请伯理玺天德画诸而已。一既退位，遂与齐民无异。(57)
如此简洁的叙述，和叶澜、汪荣宝在一九○三年编的《新尔雅》一书中类似条目的呈现相类似，但却多了一份游客和文人的悠游之趣。
文学性西方游记和一八九○年代与一九○○年代的百科全书的关系，显然是我们在讨论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西学谱系时，不能忽略的课题。
在时间上，百科全书的大量出现，和此前的西学论述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代表了西学知识的深入和普及。从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开风气之先的上层士大夫，向下扩及许多在仕途上受挫的外交官、拥有最低科名或没有任何科名的新型文人，以及像叶瀚、叶澜兄弟一样，由生员转向留学生的知识分子。就空间分布而言，百科全书的作者，从我在前文中约略的讨论中初步统计，多集中在江苏(马建忠、汪荣宝、邹弢、丁福保、丁祖荫、徐念慈等)、浙江(钱恂、董鸿袆、叶澜)，少数人像陈寿彭则来自福建。这份名单虽然不全面，但和Natascha对一八六○-一九一一年间，上百位广义的科学家、翻译者和新闻工作人员所做的出生地分析，大致吻合。这些被Natascha Vittinghoff称为进步或有影响力的新学传递者，多数来自沿岸及江南各省。这些地区——像是浙江、江苏、湖广——由于和通商口岸相联结，所以容易受到新思想的影响。(58)
这些来自同一区域的百科全书家，或是彼此相识，或是从事类似的文化事业，往往互相援引，在家乡或上海结成网络。有些人——像钱恂、董鸿袆——更因为血缘、姻亲关系，而先后致力于启蒙的事业。另外一些人——像叶澜、董鸿袆、汪荣宝——则因为留学日本，而建立了一个以早稻田大学为据点的激进革命基地。
就像我在这篇文章一开头所说的，从十九世纪初叶到一八九五年间为止，西学的输入，有着一个从边缘到中央的演变过程。一八九○年代、一九○○年代的百科全书热潮，显然是过去将近一个世纪西学输入成果的总验收。过去的研究，一方面忽略了鸦片战争之前，西方思想在中国边缘地区的传播；一方面也忽略了鸦片战争之后，甲午战争之前，半个世纪间，西学在中国内地逐渐传衍、流布的过程和影响。从百科全书这个据点切入，显然有助于我们对后面这个问题重新省思。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几十年间，学界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或是集中于上层，或是集中于个别的建构、机制，对上层官僚士大夫的指导理念，如何透过江南制造局、格致书院、报纸、杂志、翻译书刊等建构、机制向下传布的流动过程，缺少关注。本文所分析的几个范畴的百科全书作者——外交官、维新派、留日学生、新型文人——恰好可以弥补这个西学传递、流通、绵延过程中的空缺。
和林则徐、魏源等人相比，这些百科全书的制作、编撰者的一个最大共同特色，就是他们绝大多数被摒弃于传统的科举仕进之途之外，在通过秀才这一个基本关口后，就被迫转向时务和西学所提供的另一条看起来也充满了可能性的晋身之阶。和鸦片战争前绝大多数无法在科举仕进之途攀爬的下层文人不同的是，他们可以不必只以塾师、地方仪式专家、教派领袖、幕友或戏曲、小说及淫词小曲的撰写者为主要的出路，而在出使、驻外、留学、新兴的启蒙事业或上海文化圈，找到另外一个性质迥然不同于传统文人的洞天。
就像百科全书在发展阶段，格式、内容游移而难以精确统一界定一样，百科全书的作者在这个转向新的晋身之阶或谋生之道的过程中，对新的身份认同或自我感觉，也没有一致、统一的倾向。不论是从包天笑的夫子自道或Natascha Vittinghoff的分析当中，我们都不能说这些在科举仕进之路上受挫败的文人士大夫，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的边缘人。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又看到像邹弢这样为贫穷所困，在新/旧、文学/时务、传统/现代中游移、摆荡的文人。相对于包天笑在上海所获得的声名和实质利益，邹弢的摆荡、游移，让我们在同一个新型文人的范畴下，看到更多的光影。这些大体上在传统举业受到挫败的士人，因为不同的际遇，而以不同的方式切进西学。切进西学的不同路径，也使得他们编纂的百科全书，呈现出不同的风貌。钱恂因为长期出使各国的经验，让他的作品比其他根据口耳之传或数据编纂所成的作品，既多了许多实时、生动的细节信息，也多了一份盱衡全貌的能力。马建忠长期投身洋务运动的经验，则让他在编纂《艺学通纂》时，更加注意坚船利炮和厚生、稼穑之学的技术性知识。相较之下，邹弢这位对传统辞章、冶游和文学更多迷恋的江南文人，在向时务、实学转进的同时，则多了一份落魄文人、骈丽诗文和艳情小说给人的俗艳之感。在整体取向上，更近乎《点石斋画报》新旧交杂的诗文、图像所营造出来的混杂气息。
这些人虽然在政治信念、专业训练和立身谋生的技能上各自不同，却共同为晚清的知识分子开辟了一片崭新而醒目的新疆域，并借着一套新的书写类型，为近代中国建立了另一种可能的启蒙之道。他们充分掌握了时代动向和市场需求，一方面总结了此前的西学知识，一方面也为五四时代的科学、民主、男女平权，和西方物质文明的优越性等新思潮，做了发凡奠基和潜移默化的工作。(本文续完)
说明：原刊第二部分缺3.留日学生。
注释：
①丁福保是江苏无锡人，光绪二十二年(1896)23岁时，成为无锡县学的生员。1900年刊行的西医通俗读物《卫生学问答》，以简单的问答方式，有系统地介绍医学、卫生知识，用本文的标准来看，已可归入百科全书的范畴。这本书在东京印刷，由上海文明书局印行。光绪二十六年发行第1版，6年之内，增订了11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我用的是上海图书馆的藏本，当时是作为“普通教科问答丛书”的一种发行。1901年，丁福保进入盛宣怀在上海虹口创设的东文学堂，学习日语及医学。1909年应两江总督端方及盛宣怀之命，赴日本考察医学及医疗机构，对日本医学改革的成果、日本医学与医疗技术的发展，有了一手而深刻的了解。翻译、出版日文西医书成为他丰富的人生事业中的一个主要面向，先后翻译或编译的医书近百种。见牛亚华、冯立升《丁福保与近代中日医学交流》，《中国科技史料》第25卷，2004年第4期，第315-329页。高毓秋：《丁福保年表》，《中华医史杂志》第33卷，2003年第3期，第184-188页。钟少华将丁福保译自恩田重信的《新万国药方》归为“专门百科全书型”。见钟少华《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书研究》，第71页。
②见高毓秋：《丁福保年表》。
③黄人(1866-1913)，字摩西，江苏常熟人。相关的研究，见陈平原《晚清辞书与教科书视野中的文学》，陈平原、米列娜主编：《近代中国的百科辞典》，第155-19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米列娜(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桥：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陈平原、米列娜主编：《近代中国的百科辞典》，第135-154页。
④徐念慈，江苏常熟人，1875年生，虽然鄙视帖括之学，仍于1895年中秀才。1903年，徐念慈和丁祖荫等设立中国教育会常熟支部，一方面体现了他在地方热心推动新式教育的努力，一方面则因为他在同一年加入同盟会，想用此名目来掩护革命活动。1906年，为了和商务竞夺教科书的市场，徐念慈建议小说林社扩充事务，出版教科书，并增设宏文馆，编辑印行辞典地图。1907年，《博物大辞典》一书问世，除了徐念慈本人外，编辑群中还包括了同样是秀才出身的新型文人包天笑。见时荫《徐念慈年谱》，《中国近代文学论稿》，第247、248、252、25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及《博物大辞典》一书的例言。包天笑晚年写的回忆录中，也简略地提到小说林和宏文馆编辑《博物大辞典》一事，但从他的语气中，我们无法确定他是否真的参与了此书的编辑。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48种，第323-327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⑤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第342-344页，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
⑥见吴荫培为《三借庐集》所写的序，邹弢：《三借庐集》，第5页，常熟：开文社印刷所，1932。
⑦邹弢于光绪六年(1880)到上海，先后担任申报的记者、主笔，和黄式权、葛其龙、秦雨等人是意气相投的朋友。王韬回到上海后，很快就成为这群申报报人作家的领袖，和邹弢、何桂笙、钱昕伯等文人名士诗酒往来。见王学钧《邹弢〈海上尘天影〉的中西比较意识》，《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第136页。
⑧邹弢：《三借庐集》，《六十放言》，第107b页。
⑨见萧相恺《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邹弢》，第830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以及黄毅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的《海上尘天影》所写的前言，《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古本小说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⑩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237-247页。
(11)邹弢：《三借庐集》，第100a、101a、116b页。
(12)邹弢：《三借庐集》，第121a、123b-124a页。
(13)(14)邹弢：《三借庐集》，第123b、120b-121a页。
(15)邹弢：《万国近政考略》，孙乃德叙。
(16)王韬：《海上尘天影序》，《晚清艳情小说丛书：海上尘天影》(上)，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王韬在光绪十年(1884)，在丁日昌、马建忠、盛宣怀等人的奔走斡旋下，得到李鸿章的默许，全家人得以由香港返回上海。见王学钧《王韬》，萧相恺主编：《中国文言小说家评传》，第811页。但在此之前，在1882年他便曾回上海探路。邹弢就在这个时候登门探访：“甫里王紫诠广文韬，又字仲弢，才大学博……壬午(按即光绪八年，1882)春归自香港，往访之，一见如旧相识。”见邹弢《三借庐笔谈》第4册第10卷，《天南遯叟》条，收于《笔记小说大观》第七辑，第423-426页，上海：进步出书局，出版年不详。王随即于1885年受聘为格致书院院长，见郝秉键、李志军《19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第5页。邹弢显然不是王在格致书院的学生，而应该是1882年回上海，受美查邀请参与申报时的学生。见王学钧《邹弢〈海上尘天影〉的中西比较意识》，第136页。
(17)(18)王韬：《海上尘天影序》，第2、3页。
(19)邹弢：《万国近政考略》，凡例。我用的是上海图书馆1901年《三借庐集》的藏本。不过近史所据1895年版的凡例和内容和1901年版相同。
(20)(21)见王学钧《邹弢〈海上尘天影〉的中西比较意识》，第136页。
(22)《海上尘天影》(上)，第233-234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下文中的引文，用的都是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版本。
(23)《泰西艺学通考》由何良栋主编，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上海鸿宝书局印行，上海图书馆有藏本。全书的性质和马建忠的《艺学通纂》类似，以介绍西方的声、光、化、电、天文学、力学、汽学等科技知识为主体。印刷较《艺学通纂》精良，最大的特色是全书有大量的插图，有时一页就有好几幅图版，不过书中关于自然科学，动、植物学的专业性

中国历史体现义的故事

较强，一般读者恐怕不易了解。
(24)(25)邹弢：《万国近政考略》，凡例。
(26)陈季同：《中国江海险要图说》序，第3a页。
(27)邹振环对此有非常好的描述：《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是晚清地理学共同体成员之间产生联系，发生影响最大的两本书，19世纪40-50年代主要在地理学共同体中流传，并首先在日本引起反响。1853年《海国图志》60卷本和《瀛寰志略》相继传入日本，有识之士如广濑旭庄、桥本佐田等对《海国图志》不断进行搜求和朱批：自1853年幕臣川路左卫门尉圣谟首命学者盐谷世弘训点翻刻开始，以后各种翻刻、训解、和解、校正本，几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1854年后的一二年间，《海国图志》的“训点翻刻本”与“邦刻本”等便有20余种。《瀛寰志略》在日本也大受欢迎。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第3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8)此处引文均转引自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第318-319页。
(29)事实上，根据邹振环的摘述，我们可以看出这两本书，特别是《瀛寰志略》的影响力，持续到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叶。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第320-322页。
(30)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22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1)邹振环：《近代最早百科全书的编译与清末文献中的狄德罗》，《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第47-48页。
(32)邹振环：《慕维廉与中文版西方地理学百科全书〈地理全志〉》，《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第51-59页。
(33)邹弢：《万国近政考略》，凡例。
(34)邹弢：《万国近政考略》第四卷，地舆，美利坚，第2a-2b页。
(35)(36)(37)邹弢：《万国近政考略》第四卷，地舆，美利坚，第2b、3a、3b页。
(38)邹弢：《万国近政考略》第九卷，沿革，日本，第9b页。
(39)(40)邹弢：《万国近政考略》第九卷，沿革，日本，第10b-11a、11a页。
(41)邹弢：《海上尘天影》第十四章，第200页。韩秋鹤就是作者邹弢的化身。书中偶尔出现的“酒丐”之名，实即邹弢的别号。见王学钧《邹弢〈海上尘天影〉的中西比较意识》，第138页。
(42)王学钧：《邹弢〈海上尘天影〉的中西比较意识》，第201页。
(43)王学钧：《邹弢〈海上尘天影〉的中西比较意识》，第238-241页。
(44)Rudolf Wagner, "A Preliminary List of Early Modern Chinese Encyclopaedias, 1894-1911."未刊稿。我要特别谢谢华格纳教授惠赐这份资料。
(45)邱巍：《吴兴钱氏家族研究》，第34页。
(46)Natascha Vittinghoff对此作了很精要的概述，见“Social Actors in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收于Michael Lackner & Natascha Vittinghoff主编的，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ning in Late Qing China, Brill: Leiden, 2004。
(47)根据Natascha Vittinghoff的综述，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1868-1912年存在期间，大概有十位包括傅兰雅(John Fryer)在内的教员，及二十位包括华蘅芳等人在内的译员，翻译部门则负责出版《西国近事汇编》。这份杂志只登录译自世界各地，特别是伦敦泰晤士报的新闻，是中国士大夫获知世界重大事件的主要参考来源，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其读者。格致书院则是以伦敦工艺技术学院(Polytechnical Institution)为其楷模。格致书院的英文洋名“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就充分反映了其间的关联。书院内有教室、图书馆和展览厅，定期出版《格致汇编》，是有志西学者的重要社交俱乐部，见Natascha Vittinghoff，“Social Actors in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pp.93-96。
(48)这些游记，包括林针的《西海纪游草》，斌椿的《乘槎笔记》，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张德彝的《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都收在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中。这套书第一辑共有十册，此处所收集的是第一册(长沙：岳麓出版社，1985)，钟叔河也分别为这些书写了导言。
(49)见吕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谈王韬与袁祖志的〈泰西游记〉》，《中外文学》第34卷，2006第9期，第7-9页。
(50)吕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谈王韬与袁祖志的〈泰西游记〉》，第67页，注2。
(51)见吕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谈王韬与袁祖志的〈泰西游记〉》，第7页，唐廷枢《谈瀛录》序，及序后题词。
(52)(53)(55)吕文翠：《晚清上海的跨文化行旅：谈王韬与袁祖志的〈泰西游记〉》，第7、19、19-20页。
(54)见《谈瀛录》第六卷，《海上吟》序，光绪十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我这里用的是“中研院”近代史所图书馆的藏本。
(56)(57)《谈瀛录》第一卷，《瀛海采问》，第8a页。
(58)Natascha Vittinghoff, Social Actors in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p. 104.^
（转引自：《东吴学术》(常熟)201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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