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新事业：晚清的百科全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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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建立新事业：晚清的百科全书家

建立新事业：晚清的百科全书家
李孝悌
一、一个新的知识类型
从一八一○年代开始，各种西方新式的传播工具(如宣传小册、书籍、每月定期出刊的期刊、商业报刊)，逐渐在中国大陆外围的港澳、南洋一带出现。此后到一八九五年止，由南而北，由边缘到中央，由租界到内地，各种传播机构，如印刷所、新式学校、出版社、翻译社等，在沿海口岸不断出现。①不过就像李仁渊所说的，在这八十多年间，尽管有许多中国人开始接触到这些新式的传播媒介，并借此对西方的器物技术、精神信仰有所了解，但这些文化输入却并未对中华帝国的主干带来结构性的影响，居于支配地位的士大夫阶层，仍然对这些新事物视若无睹。②一八九五年后，情势显然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西学”开始成为知识界的新“论域”(discourse)。③一方面，新型报纸、学堂和学会大量出现；④另一方面，随着强学会的成立，原来位居边缘的新式报刊，从香港、上海等华夷杂处的商业城市，直捣政治中心的北京，并得到位居政治核心的大臣的支持。⑤
在这个西学由边缘而中央，新式报社、学堂、学会大量出现的深化过程外，我们也同时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西学“普及化”的趋向，这个普及化的趋向，除了见诸一九○○之后，我所谓的“开民智”或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外，也可以从一九○○年代大量出现的教科书和我在本文中所讨论的百科全书窥见端倪。
“百科全书”一词作为一个新的中国词汇，首见于一八九七年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⑥钟少华在《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书研究》一书中，第一次对在晚清出现的这一种特殊的知识类型，作了界定和较全面的介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将百科全书和当时盛行的另一种丛书形式——《皇朝经世文编》相对比，立刻可以看出百科全书作为一种新型类书的特色。大抵而言，清末——特别是一八九○年代之前——的经世文编是将当时人的时论、奏折、文件全数照收，虽和洋务、富强之道有关，但多半长篇累牍，全文登录，不太为读者的需求设想。⑦《经世文编》作为一个编纂文章的类别，从《皇明经世文编》到魏源在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受贺长龄之命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在理念、体裁上大体一贯相沿，没有什么变化。但从一八二七年魏、贺版之后，到一八九○年代，甲午之战前后大量出现的各种新编、续编、续新编等不同版本的经世文编间，在内容乃至体例上，确实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⑧一方面，有些版本，像一八八八年葛士浚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续编》在传统照六部分门别类、架构知识的基本体裁外，增列了洋务一类，并在内容上呈现少数、个别和百科全书类似的风格。而甘韩主编的《皇朝经世文三编》，更径以《皇(清)朝经世文新增时洋务续编》为书名；⑨一方面，这个不断随着政局加速演变而与时俱进的传统类书类别，也与新的大众媒体——报纸——发生密切的关系，而出现一种跨越文类的现象。Andrea Janku在仔细地比较了太平天国之乱以后到二十世纪初的各种经世文编和报纸文章后，就特别指出就内容而言，报纸的时论文章和经世文编中的文章，有越来越接近的趋向，这种现象在十九世纪末以后特别明显。一方面，报纸的政论文章有很强的经世色彩，一方面，从一八八○年代后期开始的许多经世文编，都收列了报纸上发表的经世文章。⑩
不过尽管经世文编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初之间，在内容上有所转变。但大体而言，在呈现方式和知识的广博度上，都和百科全书有着极大的取向上的区别。西方的百科全书一方面要不断容纳更多学门和更广泛、及时的知识，一方面却又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和吸收，利用个别的条目、字母顺序的排列、大量的图表和通俗的语言等形式，让读者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广博的知识领域。(11)
我在本文中对百科全书家(包括编者、译者及作者)的讨论，基本上就以钟少华书中所提到的各种类型的百科全书(包括百科全书型、专门百科全书型、百科辞典型及所谓的过渡型)为基础，略作损益而成。大致上，我将这些编纂者分成四个类型：1.外交官与上层士绅，2.维新派，3.留日学生，4.新型文人。这四个类型虽然各有指涉，但彼此间也有重叠之处，有些编纂者同时具有两种乃至三种身份。在每个类别下，我挑选了一两位数据较详备又具有代表性的作者，作比较深入的讨论。最后，我则试着将这些百科全书家放在一个较宽广的历史脉络下，对西学的传递和积累过程，作一个概括的分析。
二、百科全书家的身份
1.外交官与上层士绅
在这个范畴内的编纂者中，马建忠(一八四五-一九○○)和钱恂(一八五四-一九二七)显然有许多类似之处。两人都来自相对显赫的家族，但都在正规的科举仕进之途上受到挫折，转而涉身洋务，留学、出使各国，并分别成为李鸿章和张之洞的洋务幕僚，又同时在政治活动外，从事新知识的介绍和编纂活动。
马建忠出生在江苏丹徒(今镇江市)，原籍丹阳马家村。其先人早在明末时，就在利玛窦赴丹阳传教后，皈依天主教。太平天国之乱后，马建忠的二哥马相伯进入上海徐汇公学就读，马建忠随后也受战乱影响，进入徐汇公学。咸丰十年(一八六○)，屡试不第的马建忠，在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士大夫却绝口不谈洋务的刺激下，决定放弃科举仕进之途，转而致力洋务。(12)
一八七七年，在李鸿章的赏识和推荐下，马建忠以中国第一任驻法国外交官随员的身份，和福州船政学堂的首批留欧学生出洋。(13)和他同行的除了严复外，还有同样以随行翻译身份、出身福州船政学堂的陈季同。马建忠并奉李鸿章之命，和陈季同一起进入巴黎政法学院攻习公法。(14)陈季同之弟陈寿彭也被归入百科全书家之列，在下文中将会进一步讨论。马建忠在一八八○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随即回国，在天津谒见李鸿章，成为李的幕僚，时年三十六岁。此后直到一八九○年出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为止，是马建忠在中国致力洋务推动的时期。一八九一年至一九○○年过世为止，马建忠定居上海。因为政治上的失意，转以著译为业。除了《马氏文通》外，还编纂了九十五卷的《艺学统纂》。这本被钟少华归入“专门百科全书型”的长篇巨著，在马建忠过世后两年，由上海文林书局石印刊行。(15)正好是百科全书大量出现的高峰。
根据罗振玉为此书写的序，我们知道这是马建忠“平日随手记录之作”，(16)共分为十四类，分别是天学、地学、测绘学、制造学、算学、矿学、声学、光学、电学、化学、汽学、重学、农学和医学。(17)“艺学”作为一种词汇，在晚清的百科全书中似乎格外受到重视。比《艺学统纂》早一年出版，由何良栋主编的《泰西艺学通考》即是一例，包含的知识类别也大抵相同。另外一本同样在光绪二十八年出版的百科全书，则名为《五洲政艺撮要》。(18)艺学的受到重视显然和戊戌变法以后考试内容的改变，由八股策论旁及泰西艺学有关。(19)在徐毓洙为《泰西艺学通考》写的序里，我们可以看出“艺”基本上是作为“道”的对立面而存在，内容包括了西方人素来重视的工艺。洋务运动中建设的船厂、制造局、电报、铁路、邮政，(20)就是艺学的具体实践。
当时一般人多将艺学和洋务、时务或西学画上等号，但对“欧学”有第一手认知的马建忠，却认为对“实学”的讲求，并非西方人格物致知之学所专擅，中国古代对利用厚生、制器、穑稼之学的重视，其实和西方的格物致知之学有一贯之处。和马建忠在上海一度毗邻而居、时相往还的罗振玉，对马建忠的想法深感契合，所以在序中特别对此加以阐述：
每相见，辄商榷古今，以适用之学相底厉。尝谓西人以格物致知为学，实与我中国古者利用厚生之恉有合，乃今人多以形下之学轻之。抑知我上古制器创物之圣人，实与教稼明伦者并重，固无分轩轾耶！(21)
我们仔细翻读《艺学统纂》一书的内容，发现马建忠不仅对西方的技艺之学有清晰的勾勒，对垦荒、屯田、蚕丝、树桑等中国历来统治者所重视的课题，及其改进之道，也反复致意，完全符合了罗振玉在序文中的陈述。作为一名精通西学，又实际涉身洋务的官员、士绅，马建忠借着这套平日随手记录而具有条理的巨著，同时呈现了他百科全书式的西方知识及强烈的经世之心。
《艺学统纂》的开本不大，类似商务日后出版的袖珍型文库，前两册为总目和细目。全书无标点，但有些条目用空格或圆圈来区分，以利阅读。条目的名称独自成行，每个条目或一百字、或二三百字，长者约千余字，短者不及百字。医学卷的条目从“英人运动各法”、“不运动之弊”、“英国食物分三类”谈到“食肉食面分配之理”和“茶与咖啡之益”，(22)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西方人的医学知识、养生之道和饮食习惯在这个留学生身上的影响。
在电气部分，马建忠用了几个不同的条目，分别介绍了“铜丝传电气”的一些基本原则，海底电报绳的速度，海底电报的缘起、类别。并用简单的条列，统计了咸丰十一年为止，西班牙、法国和各国电报公司所建深海电报的分布和里数。(23)在火车(蒸汽车)部分，则用了三十几个条目，介绍了西方从一七○○年开始，到一八七○年代为止，各个阶段的创新和发展。合在一起，等于是西方蒸汽车的发展简史。(24)
电报、火车是马建忠参与的洋务运动中的主要建设，他在平日的记录和摘选中，将许多包含技术细节的资料选入，充分透露了一生关注和志业所在。另一方面，卷五农学部分的内容，则反映了和西方格物致知之学相对应的中国经世致用之学的传统。但作为一名对西方科技、工艺有深切体认的西学家，马建忠对中国厚生、稼穑之学的叙述、评论和建议，显然又超越了中国传统士绅有关育蚕、树桑之学的论述模式，而有了现代农技改良的色彩。“中国育蚕宜求善法”一则，对中国蚕、丝的特长、病害及改良之道的论述，最足以显示《艺学统纂》一书，如何既掌握专业知识的细节，又同时具备国际性的视野，而将中国传统的农业论述带入一个新的层次。(25)
钱恂虽然出生略晚，但和马建忠可算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他的家世更为显赫，伯父钱振伦在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和曾国藩一起中进士，妻翁氏是翁同龢的姐姐，父亲钱振常则是同治十年进士。(26)小他三十几岁的弟弟钱玄同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知名的疑古派。钱恂在十五岁时考过生员，但此后屡试不中，被迫放弃科举正途，游于薛福成门下。薛福成曾先后在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中供职近二十年，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奉清廷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因故改于第二年由上海乘法国邮轮赴任。(27)下文中会提到的不第文人邹弢就是在这个时候，带着自己编纂的《万国近政考略》，在上海求见薛福成，并受到薛的赏识。钱恂则于此时，以门生兼随员的身份，随薛出使欧洲。(28)
和马建忠作为第一任驻欧大使郭嵩焘的译员相比，晚了十年多赴欧的薛福成和钱恂都可以看成第二代的驻欧外交官。一八九○年，钱恂奉调赴俄罗斯，成为驻俄使馆的参赞。一八九三年，出洋三年期满回国。接着，在翁同龢的关说协助下，再度被派往英国。一八九五年，钱恂以通晓西学，被张之洞调请回国，成为张的幕僚，并开始结交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和夏曾佑、汪康年有紧密的交往。(29)
在幕府任内，钱恂受到张之洞的高度赏识。一八九九年，张之洞以“学生游学，关系重大”，派钱恂为游学日本学生监督。留日期间，钱恂一方面作为官方的代表，一方面却同时和当时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孙中山互相往来，并对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保持同情。下文中会提到的《新尔雅》的编者汪荣宝、叶澜，以及钱恂的女婿董鸿袆，也都在这一段时间内赴日留学。一九○三年，钱恂再度展开外交使臣的生涯。一九○七年，被任命为出使荷兰和意大利的大臣，政治生涯达到最高峰。(30)
钱恂以一介不第秀才，而终能攀升到二品出使大臣的高位，相对于马建忠而言，更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也为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读书人开辟了科举仕进之外，另一条晋身的道路。不过也许正因为钱恂早期近乎边缘的身份，让他在过去关于洋务运动和晚清思想的研究中，一直没有浮上台面，反而是他的妻子单士厘的经历和著作，因为在妇女解放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而受到更多的重视。(31)但从晚清百科全书编纂者的角度来看，我们却能对像钱恂这一类非正途出身的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西学知识传播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评价。他不但和积极参与革命运动的女婿董鸿袆合编了《日本法规解字》，并在一九○一年分别出版了《五洲各国政治考》及《五洲各国政治考续编》两种百科全书类的著作。(32)
《五洲各国政治考》的特殊之处，在于作者是根据自己对欧洲各国和日本上层政治的亲身了解，作了一手的记述，和当时一般侈谈洋务，勒为成书，却无法掌握到各国“政治大端”和“制作之原”“振兴之本”的现象很不相同。(33)钱恂在《五洲各国政治考续编》的自序中，对自己根据亲身经历撰写这套丛书的过程，有相当生动的描写：
往年随使英、法等国，公余之隙，惟以采问其政俗为事。凡曾确闻暨目击者，笔诸于书。六年报满回华。又奉张孝达督宪，檄使日本。彼国风景人物，固予所心仪而神往者。一旦得此契意之事，兴更勃然。到差后，得获与彼国士大夫游。见其政治之美，备于是，择要访录，积稿成卷。(34)
钱恂先后驻节欧洲和日本，对东西列强政治制度和先进文明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外交使节圈中，确实是少见的例子。他把握这个难得的际遇，用心采访、搜集资料，对各国的政法制度、风俗习惯，作了宽广而扼要、生动的介绍，在很多方面都具备了百科全书的基本质素。
不过在进入钱恂所勾勒的百科全书式的图景之前，还是有必要对这套著作中承续传统的一面略加说明。事实上，《五洲各国政治考》和《五洲各国政治考续编》可以说是依照两套不同的标准来编写。前者已体现了百科全书的理念和设计，后者则保留着《皇朝经世文编》的架构。其中卷十三到十六介绍西方列强军政的部分，依条目编写，格式近乎《五洲各国政治考》，其他介绍中国新政的各卷则是奏折、数据的汇编，和百科全书的精神大相背离。
《五洲各国政治考》共八卷，总目部分仍依照中国政治的框架，分为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六个类别。但细目和内容则已是近代百科全书的撰写方式。如卷一吏政下共分三十六个条目，简要地介绍了三十六个国家的政治，从日本、美国和欧洲列强到非洲的埃及、南美洲的秘鲁、智利、乌拉乖(今乌拉圭)、中亚的阿富汗，涵盖甚广。每个条目各有标题，内容以二百字至三百字为度，少的如越南，不足六十字；长则如德意志，约四千字左右。内文虽无标点，但文字其实浅显易解，“德意志”条下的开头如此写道：
日耳曼合众国，近存二十有五。各国连横，互相保护，冀国强盛。七十一年四月新定章程，推奉布国王总领日耳曼各国，改号德意志，国名曰德意志盖萨(盖萨犹云皇也)。章程内第十一条，凡合众各有遇交涉外国事宜，及出令派守地方，立约议和诸务，均由德意志盖萨主之。若有出师外国之举，则必与总议院大臣酌定，然后施行。总院分上、下两院。(35)
短短一百多字，已将德国的组成和基本的政治运作模式，勾勒出一个明确的轮廓。
除了基本的政体和制度介绍，钱恂对各国的基础设施铁路、电线等也有及时而扼要的叙述，大概由于曾经奉派到日本，掌握了最新的信息，所以在这个部分的介绍格外添加了数字的细节：
东京新桥至横滨港，延长十八英里(每英里合中国三里三)。明治三年三月起工，五年九月成。停车场七，曰新桥、曰品川、曰大森、曰川崎、曰鹤见，曰横滨。建设费二百八十四万四千二百八十五元，每一英里合十五万八千零十六元。神户至大津延长五十八英里……(36)
但在这些细微的数字外，钱恂却往往又能以洞识全局的眼光，掌握到这些新政建设的基本命意所在：
日本之创建铁路也有两意焉：一曰保国，务使东西京声势联络，呼应灵捷。推而及之，各大码头、各大省会皆联为一气；一曰养民，欲使遍国之地，血脉贯通。商人转运，货物脚价，省于昔者十倍。民间所需物价，皆贱于前，商民两便。截至前年为止，共成铁路三千三百余里。核诸日本全国形势，原系由西南通至东北，极长之海岛铁路，则由北至南以为干路，而四旁另开枝路。(37)
从诸如此类浅简、扼要却能掌握全面形势的叙述中，我们不难了解到钱恂为何能以一个秀才出身的下层士大夫，在四十几岁的壮年，就以精通西学的声誉驰名于世，而受到张之洞等人的不次拔擢了。张之洞在保举他的奏折里所作的各种形容：“该员中学淹通，西学切实，识力既臻坚卓，才智尤为开敏。历充欧洲各国出使大臣随员、参赞，于俄、德、英、法、奥、荷、义、瑞、埃及、土耳其各国俱经游历，博访深思。凡政治、律例、学校、兵制、工商、铁路靡不研究，晓其利弊，不同耳口游说，恂为今日讲求洋务最为出色有用之才。”(38)在我们阅读《五洲政治通考》的过程中，可以明确地体现出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不仅对西方及各国的政法、制度、建设提供了清晰的图像，对于宗教、风俗和生活上的一些细节，也作了许多独到而意趣盎然的描绘：
法国城市间，街衢修整，道路坦洁，而都城尤甚。遇有碎石荦确，稍涉不平，则必命工匠修补。若其遗煤剩物狼藉途中，每街必专雇一二人司洒扫之役，以车载之而去。(39)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阶层开始了解到奇技淫巧的重要性，百科全书中也出现了《泰西艺学通考》之类的著作，对各种机器、日用事物的制作技术，做了大量图文并茂的介绍。钱恂则以简扼的文字，对法国人的工艺之精和利用专利、文凭等措施来奖掖有特殊才能的专门名家的做法，特别详细陈述，他山之石的用意，不难体会：
法国设立成例，凡民间有能别具手眼，独出心思，精创一器一艺者，许专其利。或书籍，或医药，或工作，最先新创，许其专门名家能人，不能摹仿影射，妄希行世夺其利薮。所以怀才抱异之士，不患致富之无具，驰名之乏术也。惟是某人创制某物，必先奏明国家，国家给以文凭，方许行之久远，其颁设文凭之法，自古所无，今则欧罗巴及亚美利加皆行之矣。
法人心思精敏，工于制器。如一切新法机轮、枪炮、舟车，大半皆其所创。即织造之工，在欧洲中亦推精巧。所织大呢羽缎，皆缜密细致，又能织花纹丝缎，式样新异，层出不穷。此惟法人所独擅，他国不能及也。
机器制造之局，大小不知凡几，巴黎设有机器博物院，凡一切机器，俱有模式，分室陈列，俾资考究。(40)
对于日本和西方的男女、亲子关系，也提出了和儒家男尊女卑、父慈子孝的理念极不同的视野：
(日本)男子自强之意，却不如女子。女子能担畚互市于市街，男子则与乡党朋友饮酒娱乐，食妇女之力，所在皆然也。(41)
泰西一夫只能配一妻，即君主亦然。近来鳏夫始准续娶，从前尚无此例。惟奸情不禁，奸生之男，育婴堂为之抚养，十四岁以前，由奸夫贴饭赀若干，否则奸妇可以控告。
泰西男婚女嫁皆自择，其俗女荡而男贞，女有所悦，辄问其有妻否，无则狎之，男不敢先也。如有所悦，则约男至家相款洽，常避人密语。相将出游，父母不禁。款洽既久，两意投合，各告父母。
泰西人不重后嗣，积产数百万，临终尽舍以建义塾及养老、济贫等院。措置既已，自谓殁世无憾。询以祀事何人，则曰吾舍赀以成善举，虽千百载，犹奉吾像于其地矣！奚以祀为？语以祖父血食之斩，则曰祖父养吾一人，吾以其财养千万人，大孝即在是矣！(42)
这样的立论，和陈独秀、胡适等人一九○○年代在白话报上宣扬的男女平权、无后主义、非孝论等激烈的言辞，在思想取向上已经类同，同样可归入新文化、新潮流的范畴。虽然我们不知道钱恂此书的读者群为何，也无从推断白话报中种种激烈言辞的根源，但可以合理地推测，西方人不同的女权和家庭观，就像列强的政法制度一样，对清末的知识分子必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就思想的系谱来说，钱恂此处的介绍，和晚清民初的相关言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前文所引钱恂各种关于政治、制度、风俗的记叙，我们不难发现《五洲各国政治考》全书其实有着一贯的精神和取向，不论是就形式或内容而言，这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已经充分展现了现代的新风貌。
2.维新派
陈寿彭(一八五五-？)所翻译的《中国江海险要图志》，由英国海军海图官局编制，根据钟少华的描述：“原书是英国海军对世界航行进行多年实测成的航行百科全书”，前后编纂的时间达五十年，修订三次。(43)内容虽较专门，但已有百科全书的精神和规模，所以被钟归入“专门百科全书型”。(44)
陈寿彭的背景，和前文描述的马建忠、钱恂有不少类似之处。陈寿彭的哥哥陈季同(一八五一-一九○七)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官及翻译家，和马建忠同船赴法。他的妻子薛绍徽则和钱恂的妻子单士厘一样，同样以清末女翻译家的身份，在晚近的研究中受到特别的关注。陈季同和严复都是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马尾船政学堂的第一批毕业生。陈寿彭在陈季同的引导下，也进入船政学堂。一八八三年四月，他到日本游学半年多。一八八六年被选入船政学堂第三批出洋学生，赴英留学三年。(45)陈寿彭留学英国期间，曾在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两年，专学水师海军公法，这是他日后翻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的原因之一。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陈出版《中国江海险要图志》一书时的官衔是“洋务委员候选知县”。(46)但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陈寿彭自一八八九年回国之初的一段际遇，显然无法和他的兄长陈季同及钱恂相比。书前的一篇序文，对陈寿彭最初如何受沈葆桢的提拔，进入马尾船政学堂、出洋留学以至“海外归来，落落无所遇”的过程，有如下的描述：
时侯官陈君绎如以少年聪隽，为文肃所识拔，命习英文，兼驾驶术。留堂者五年，上练船者二年，而学始成。君意不自慊，归而博考中国图籍……久之，出游欧洲，各大国都会足迹几遍，耳濡目染，学识益进。顾海外归来，落落无所遇。虽成己丑科副贡，而长才蠖屈，卒不得有所藉手以自表现，为君惜，抑为国家慨。(47)
从序言中，我们知道陈于一八八九年回国后，曾试图重回科举正途，在当年举为副贡，但始终无法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夫妻两人过着俭朴的生活。一八九七年，四十三岁的陈寿彭带着妻子移居上海，展开一段和其他许多新式文人一样靠卖文译书为生的日子。这年夏、秋之交，以妇女为主的维新派团体“女学会”在上海成立，谭嗣同和康广仁的妻子都是倡办董事，陈季同和梁启超、汪康年等都参与其事，薛绍徽也应邀参与了女学会创办的《女学报》的编辑工作。(48)
一八九七年，戊戌变法前一年，陈季同和陈寿彭在上海办《求是报》，(49)由陈的同乡、支持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同光体”诗人陈衍为主笔，(50)《求是报》是维新派的机关报《时务报》支持的众多报刊之一。(51)我将陈寿彭归入维新派，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但就像我在文章开头所说的，这些百科全书家常常具有几种不同的身份。以陈寿彭为例，既可算是留学生，在一九○○年后的经历，又可归入上层士绅之列。此处将他归入维新派，不过是就他生涯中某一项较醒目的活动所作的区划。
《求是报》于一八九七年九月三十日在上海创刊，陈寿彭翻译的《西学渊源考》，有一部分就刊载在《求是报》上。这份报刊停刊日期不详，但显然并未维持太久。(52)陈随即于一八九八年进入宁波储才学堂，任西文教习。《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就在这段时期译出。一九○二年，他考中举人，开始游宦于上海、河南、南京等地。(53)
英国海军海图官局原来编纂的全书于一八九四年出版，分四大部，长数百万言，陈寿彭取其第三部专门介绍中国海滨的部分Chinese Directory译出。(54)事实上，陈寿彭选择翻译此书，中间经过一些周折。这本书最早是由马建忠译出，题为《英国测量中国江海水道图说》，共五卷。汪康年随后将译稿交给陈寿彭校对。陈读后，觉得译文太差，令人读之昏昏欲睡，并将一本好书变为劣书，至为可惜。(55)在与汪康年多次书信往返后，陈寿彭决定重译此书。(56)从一八九八年春天开始着手，到一八九九冬天大抵告成，全稿抄缮完毕后，适逢义和团乱起，“津沽烟尘正急”，乃将书稿付之高阁。一九○○年冬天，陈寿彭辞去宁波储才学堂的教职，携稿至上海。(57)全书先于一九○一年由上海经世文社用石板印行二千部，包括正编二十二卷，续编五卷，图五卷，共三十二卷。书成之后，风行海内外，“绩学之士咸称有用”，官方也赞誉备至。一九○五年张謇就因为这本书的启发，而奏请清廷绘制渔业界图。外务部和商务部接到张謇的咨文后，“亦言是书精详，嘉许备至”。(58)
这套书初版两千本，销售一空。甲午战败后，清廷意欲振顿海军，全书又有了新的时代意义和需求，已经擢升为候补知县的陈寿彭也因此萌生捐书给广东官书局的构想。在给两广总督周馥的奏折中，陈对这段捐书的过程，有生动而细微的说明，为清末百科全书的发行、制作、销售，提供了难得的记录：
近闻廷议，将欲振顿海军，然海军之根本，在于图志。图志明，则险要熟，船礟始克得用。今寿彭所译之图志，乃英人费五十年测量之力而成，尤为通宜之本。第当时初版，仅印二千部，久已售罄。既未许以版权，而经世文社亦已倒闭，故未续印，致各学堂及有志之士，欲求购是书，竟不可得。近又闻大帅曾令提学司开设官书局。寿彭愿将此书版权，送归广雅书局，听凭刊印石板或木板行世，定价出售，以广流传。所得利益，寿彭皆不过问，惟印成时，倘蒙批赐若干部给与寿彭，以为分赠亲友之需，足矣。(59)
这套书虽然是译作，但陈在格式和内容上都作了调整、补充。原书的编目，按层按节，为的就是方便读者阅读。陈在各分卷之首，又补编了细目，“使读者易于稽查次第”(60)是极标准的百科全书的编排方式和精神。在内容方面，则添加了一些批注文字，并将原书的图表，根据中译本的规格，作了不少调整：“志与图，表里为用，今计是书应用之原图约百轴，而大小不齐，难入卷帙。用酌选西图之要者，手为描绘，大者绘小者，拓精烦者，切割为数图，共成二百零八轴，厘为五卷。”(61)
交由官书局重印的版本，印制相当精良，字迹工整，字形较一般同类书大，间距也宽阔很多。在卷首的总目录外，陈寿彭在每一卷前又增列了每卷的目录，每个条目前，冠以小标题，单独成行，和传统类书相比，查索容易许多。每个条目约二三百字，亦有短至数十字，长至一二千字者，中有标点。更特别的是，每个条目的内容虽不分段落，但几乎每隔一二行或二三行，就会有一空格，对上下文作出段落一般的区隔，方便读者阅读的用心非常明显。陈季同在序文中，将本书放在《水经注》以降的舆地书的传统中，对其性质和价值作了扼要的评估，认为它承续了林则徐以来，采译西国舆地书的长处，又免掉了魏源海国图志或是错误百出，或是不得西人原书精要，或是缺乏图志的各种弊病。(62)综观全书，虽有如雾号、潮流、方位、罗经差等专门的知识，但许多关于中国城市、口岸的描写，混杂了西方人好奇、新鲜的视野和陈寿彭雅驯的中文，带来一种新的阅读经验和愉悦感。下面这则陈寿彭加了几处按语的“台湾岛”，是一个例子：
台湾岛(由南沙至龙头角，皆台湾之东滨，俗称之台湾后是也)
台湾岛(Formosa island)，南北长二百十迷当，最阔处八十迷当。高山绵亘，所占甚广，其中部舒于西岸，山势暂低，入海为平原，乃中国之郡城，曰台湾府(Taiwan fu)。其西北一带，港口村落，久隶中国。而东滨土蕃，顽梗而好勇，叛服不常。中国但视宽大以抚之。
土风　往者外洋之船搁浅其处，水手等曾为土蕃杀害。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公历十月十五日，由美国驻扎厦门之领事，与土蕃立约。约使台南滨海一带得以安稳也。(63)
台湾东滨
台湾东滨，诸山绵亘，络绎起伏，展至东北，计长二百迷当，除苏澳(Sans Bay)(见下)外，别无他港。(言无可停泊之港，非然者。当常春有埤南港。再之则花螺港，再之则 广澳，安得谓无哉？)近岸处皆深水。诸山皆峭立于海山者。山旁有少许种植之区，所见村落则零星。(64)
对济南府的介绍，一方面有着传统游记的风味，一方面又能在短短的篇幅下，对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商业活动作了肌理清晰的鸟瞰式综览：
济南府
济南府(Jsi nan fu)，乃山东之省会也。立在河之南四迷当，距诸山之麓不远。其近处之山，约高八百至一千二百尺，诸山远近、好景如画，丛树开展处，一城屹然。其林木荫蔚于河之两岸，凡数迷当。树木隐约中，见邻近诸小山，或尖瘦如削笋，或棱突如犬牙，而堆栈者则岩石也，比比皆是。路口在济阳之上，二十四迷当半，乃省会大埠也，在河南岸上，地势长而散，乃无城郭之市镇，济南商埠皆聚此，亦一大要道焉。其运载首重两轮车走陆路，是处亦见无数艇船，皆无大号者，盖以经行于运河者尤众。商货惟盐颇广，皆由铁门关溯河而上者。煤亦一宗之货，有产本地者，有从黄河他邑而来者，第有天生之油质(言系曲煤)，每担索价至一千二百文。(65)
在陈寿彭完成全部译文后，一度让他将手稿付之高阁的津、沽烟尘，在英国人的勘测、记载中，因为事关重大，而格外翔实。在大沽的部分，由港口的军事设施入手，以鸡鸭牲畜、绵羊、蔬菜等后援物资收尾，可谓巨细靡遗：
大沽
大沽。Taku乃北河进口处，足以直达都城，是为武备要冲。其地势低而平。新来之船，欲取以为志，而进此口甚难。若灯船不在是处，则无可指之方向。再除其举起之铁炮台，凡船至此，更无验准。炮台之前，有泥滩焉，变幻不测。其水之覆与否，亦不定，是处又有一小炮台，略偏于西南向。
电线　相连于炮台两岸之间，凡船须提防，勿泊近于缆。
接济　天津由沿河一带，牛犊鸡鸭皆有之，绵羊尤廉而盛，脂油特厚，菜蔬略少。(66)
大沽之后，紧接着就是天津，英国的调查员对这座城市的整体布局、洋务设施，乃至流行疫病，同样有简扼而带有异国风味的描述：
天津
天津。Tien tsin乃商埠也，已详于上，在运河北河汇合处……状四角，郭外向河之处，较城尤宽广。其两向沿河者，约长二迷当，是为商务荟萃之区。霍乱痞疟、痘症等，每年死者甚伙。据云天津水中之消息，足与上海、广东等也。外国领界，约在其城之下节二迷当处。英国者曰紫竹林Tz chu lin在河之南岸，中设有领事馆，外有码头，以便轮船起卸诸货。英租界之下，四分迷当之一，乃关道衙署，是处亦有圆式女墙，并深沟等，谓之三角林，Sang ko lin(未详)，其内有外洋房居、海关、小礼拜堂、赛马场、坟地等。亦有一神庙，即一千八百五十年和约署押处。中国政府于天津设军械厂二，皆外洋人课之，一在于河之左岸，乃制火药及炮弹钢壳等，其一则为鱼雷书院，有英国电学家一人董其事，生徒十四人，恒为训练。此中有电报德律风，通于天津总督衙署，以生徒司之。(67)
接下来，编者以约三百字的篇幅介绍了天津在一八九二年的进出口数额、进口商船的数量(全年共六百四十九艘)，绵布、绸缎、鸦片等进口的洋货和各种从上海转运来的土货。(68)并对天津的天气与邮政，提供了非常实用的信息：“天津陆路之驿递，每拜二、拜四、拜六，午刻即发一次，由镇江行。若无大风雪所阻，则直达上海，计须十六日之程。亦有通于牛庄者。其至北京者，每一日一次。”(69)
从上面这些不厌其详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在这部以军事、国防为主要目的的巨幅作品中，也充满了各种观察城市、港埠乃至日常生活的新鲜视野。在略去某些过于专门的条目后，全书的记述简扼、浅显，既提供了有趣的细节，又能同时勾勒出每座城市、岛屿、港湾的整体面貌。虽然描写的对象是中国而非钱恂所介绍的日本、欧洲等地，但却同样能为中国读者带来新鲜的视野，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合了百科全书的编写精神。
注释：
①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第23-28页，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二章、第三章对这个过程有更详细的讨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②⑤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第22-23、107、113页。
③见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第13-1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④张灏：《晚清思想发展试论——几个基本论点的提出与检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1978年第7期，第480-482页。
⑥米列娜：《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桥：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1911)，陈平原、米列娜主编：《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第135-13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更进一步的讨论，见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 and M. Henri Day, A n Early Modern Chinese Encyclopedia(1911): An Unfinished Bridg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Modern European Culture，待刊稿。日本人在1873年最早铸造了“百科全书”一词。见钟少华《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书研究》(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6)，第19及121页。就像晚清的许多新词汇一样，康有为辗转将“百科全书”一词引进中国。1907年，严复写了一篇短文《书“百科全书”》。虽然题目就叫百科全书，但严复对encyclopaedia的译名，似乎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先是音译为“婴塞觉罗辟的亚”，又意译为“智环”和“学郛”。事实上，商务印书馆在1902-1903年间已将Encyclopaedia Britannica译为《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发售。但从严复的文章，及1900年代各种不同的用词来看，“百科全书”一词，一直到1900年代，仍未变成唯一标准的译名。相关的讨论见米列娜《未完成的中西文化之桥：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1911)，第138-139页。
⑦钟少华试着从内容、形式和作者的身份等几方面，讨论百科全书和经世文编之间的本质性差异，见钟少华《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书研究》，第97-104页。
⑧黄克武曾对1826到1903年出现的各种名目的经世文编，作了一个简表。见黄克武《经世文编与中国经世思想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1986年第2期，第86-87页。An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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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 Janku对这些前后出版的文编，有全面、深入的分析，见Andrea Janku, "Preparing the Ground for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from the Sta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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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ft Anthologies to the Periodical Pr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oung Pao 90: 1-3(2004, Leiden), pp.72-76.
⑨葛士浚主编的这一套《皇朝经世文续编》，共有120卷，洋务部分占了20卷，可见其分量。其中的内容包括了奏折、条约全文、策论、丁韪良关于领事官责任的译文等，不一而足，不像百科全书一样有着较一致的体例。但其中偶尔穿插的条目，像第119卷的“论今南洋各岛国”“五印度洋形势”“腾越边徼”“西域形胜”等，却约略有了百科全书的味道。见葛士浚编，杨家骆主编《清朝经世文续编》第13卷，第3167-3177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代愈往后，这样的色彩愈明显。例如甘韩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出版的《皇朝经世文新增时务洋务续编》，在洋务的几卷中，分别包括了“列国编年纪要”“教派考”“风俗考”“刑礼考”“电线电局考”“(各国)军政考”“英国铁路考”等，已经和我们下文中要讨论的百科全书的内容和呈现方式颇为类似。甘韩编，杨家骆主编：《清朝经世文新增时务洋务续编》第23卷，第405-488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甘韩、杨凤藻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编的另一本《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则在各卷的相关条目中，先收列奏章，在分别介绍各国的情形，包括了官制，各国的学校、农会、工艺、商务、邮政、军政及沿革，可以说是传统经世文编和百科全书的混杂综合版。甘韩、杨凤藻编，杨家骆主编：《清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⑩Andrea Janku, Preparing the Ground for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from the Statecraft Anthologies to the Periodical Pr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第68-72、81-91页。
(11)Milena对此作了非常精扼有力的分析，见An Early Modern Chinese Encyclopedia(1911): An Unfinished Bridg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Modern European Culture，第2-3页。
(12)见薛玉琴《近代思想前驱者的悲剧角色：马建忠研究》，第16-24及21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3)薛玉琴：《近代思想前驱者的悲剧角色：马建忠研究》，第10页。
(14)薛玉琴：《近代思想前驱者的悲剧角色：马建忠研究》，第217-218页。岳峰：《东学西渐第一人——被遗忘的翻译家陈季同》，《中国翻译》2001年第4期。
(15)薛玉琴：《近代思想前驱者的悲剧角色：马建忠研究》，第10-11、221、236页。
(16)马建忠：《艺学统纂》，罗振玉序，上海：文林书局石印刊行，1902。
(17)我这里用的是上海图书馆的藏本。
(18)本书的编者为肖德骥，钟少华认为是仿照江标的编书体例编写，可能是学塾本。内容除了公法、学制、礼制、官制、军制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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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畴外，还包括了声、光、化、电、动植物等，马建忠称为“艺学”的知识。见钟少华《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书研究》，第58页。
(19)Benjamin Elman在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中，对甲午战争之后到1905年间，各种关于科举的改革建议，以及这段时间内，科举考试中的西学试题，作了全面的分析。见Benjamin,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585-602。
(20)何良栋：《泰西艺学通考》，徐毓洙序，上海：鸿宝书局印行，1901。
(21)马建忠：《艺学统纂》，罗振玉序。
(22)马建忠：《艺学统纂》第1卷，第8b-11b页。
(23)《电学》，《艺学统纂》，第4卷，第10b-13b页。
(24)相关的记载，见马建忠《艺学统纂》，第5卷，第5b、10a、11b页。
(25)相关的记载，见马建忠《艺学统纂》第5卷，第7b页。
(26)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编：《清代民国名人家谱选刊》(34)，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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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吴兴钱氏家乘》前的说明，第1-2页。
(27)见蔡少卿《薛福成日记》序言，《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镇江)第7卷，2005年第2期，第14-15页。
(28)丁凤麟：《薛福成评传》，第207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9)本节取自邱巍《吴兴钱氏家族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
(30)邱巍：《吴兴钱氏家族研究》，第37-38页。
(31)见邱巍《吴兴钱氏家族研究》，第4章；齐国华：《巾帼放眼着先鞭——论钱单士厘出洋的历史意义》，《史林》1994年第1期，第34-40页。
(32)《五洲各国政治考》上海图书馆有藏本，《五洲各国政治考续编》则藏于“中研院”近代史所图书馆善本室。海德堡大学的百科全书数据库中有两套书的扫描本。钱恂：《五洲各国政治考》，上海刊本，1901，钱恂：《五洲各国政治考续编》，上海刊本，1901。
(33)见陈洙珠为《五洲各国政治考》写的序。钱恂：《五洲各国政治考》，陈洙珠序。
(34)钱恂：《五洲各国政治考续编》，自序。
(35)钱恂：《五洲各国政治考》第1卷，第5a页。
(36)(37)钱恂：《五洲各国政治考》第8卷，第1a、1b页。
(38)张之洞：《保荐使才折并清单》，引见邱巍《吴兴钱氏家族研究》，第36页。
(39)钱恂：《五洲各国政治考》第8卷，第10a页，“街道”。
(40)钱恂：《五洲各国政治考》第8卷，工政，《工艺》，第11a页。
(41)钱恂：《五洲各国政治考》第3卷，礼政，《(日本)风俗》，第2a页。
(42)钱恂：《五洲各国政治考》第3卷，礼政，《风俗》，第3b-4a页。
(43)(44)钟少华：《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书研究》，第68页，题为《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原书内页的书名也如此标示，不过内文和各卷均题为《中国江海险要图志》。
(45)薛绍徽对陈寿彭赴英留学的年代分别有1885和1886年两种不同的记载，见林怡《简论晚清著名闽籍女作家薛绍徽》，《东南学报》2004年增刊，第283、285页。但根据李长莉对洋务运动时期官派留学生所作的概述，船政学堂第三批二十四人赴欧的年代应为1886年。见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第223页，附录三，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林庆元对船政学堂出洋留学的学生和年代，做了更全面的考证，见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增订本)，第204-207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46)见书前所附陈寿彭愿将此书版权送归广雅书局的奏折。我用的版本是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本，陈寿彭译：《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光绪三十三年由广东广雅书局重印。
(47)陈寿彭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杨敏曾序，第1a页。
(48)林怡：《简论晚清著名闽籍女作家薛绍徽》，第283页。钱南秀对薛绍徽的生平、著述和思想，做过很详细的研究。可参考她写的两篇文章《中典与西典：薛绍徽之骈文用事》，收于程章灿编《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82-612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以及《清季女作家薛绍徽及其〈外国列女传〉》，张宏生编：《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第932-956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薛绍徽虽然参与了女学会创办的《女学报》的编辑工作，并对君主立宪制度持肯定态度，但对女学会所提倡的女权、女学、妇女参政、婚姻自由等思想都不表认同，对新的妇女观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忧虑。见林怡《简论晚清著名闽籍女作家薛绍徽》，第283-284页。
(49)有关陈季同的生平和著述，以及《求是报》的相关研究，可参考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0)岳峰：《东学西渐第一人——被遗忘的翻译家陈季同》，《中国翻译》第2001年第4期。关于陈衍及他此时的政治立场，分见《维基百科》及林东源《陈衍的经济思想解读》，《商业时代》(北京)2006年27期，第110页。
(51)见李仁渊《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第141-142页。
(52)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456-461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
(53)林怡：《简论晚清著名闽籍女作家薛绍徽》，第283页。
(54)陈寿彭：《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卷首，《译例》，第1页。此书的原作者是Alexander G. Findlay，书名甚长：A directory for the navigation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 of China from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nd Sunda, and the passages east of Java and Canton, Shanghai, the Yellow Sea, and Korea with descriptions of the winds, monsoons, and currents, and general instructions for the various channels, harbours, etc.(London; R. H. Laurie, 1889.First edition, 1869/70; Second edition, 1878)。我要特别谢谢Rudolf Wagner教授告诉我这则资料。
(55)陈寿彭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202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6)我要特别谢谢本文的审查人提醒我注意这段插曲，也要谢谢林忆梅小姐帮我搜寻到相关的资料。相关的研究，见桑兵《陈季同述论》，《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32-133页。陈、汪两人关于此事的交涉、翻译过程和出版事宜，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2021—2041页。
(57)陈寿彭：《中国江海险要图志》，译例，第3b页。
(58)陈寿彭：《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序前说明，第2a-2b页。
(59)陈寿彭：《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序前说明，第2b页。
(60)(61)陈寿彭：《中国江海险要图志》，《译例》，第2b、3a页。
(62)陈寿彭：《中国江海险要图志》，陈季同序，第3a-3b页。
(63)(64)陈寿彭：《中国江海险要图志》第10卷，第12a、14a页。
(65)(66)(67)(68)(69)陈寿彭：《中国江海险要图志》第21卷，第8b、15a-15b、15b-16a、16a、16b页。^
（转引自：《东吴学术》(常熟)2012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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