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代洪亮：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分化与整合：以学派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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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代洪亮：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分化与整合：以学派为中心

作者简介：代洪亮，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济南 250022
原文出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15年第3期 第153-163页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发生了重大变迁，社会史在这一时期复兴。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史研究在理论与方法、研究特色、学术传承、学术期刊等方面逐步出现了分化与整合的学派化趋势。“华南学派”深深扎根历史人类学之中，并开始跨区域研究；“华北学派”以北京、南开学术群体为代表，逐渐多元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且团队合作优势明显；“新社会史”派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逐步扩大在社会史学界的影响力。各学术团体及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使中国社会史研究不断分化与整合，这不仅推动着该研究领域不断细化、深化，也推动着该领域的重新定向。
如何把握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史？研究学术史的学者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学典以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势力消长为线索，对于20世纪中国学术史进行梳理与概括，多有创见，启人深思。①这种以学派为线索来梳理和概括学术史的方法与手段，使笔者开始借鉴并思考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学派”问题。
如何进行具体的学术史梳理？王学典指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以事实为中心，定点清理为主要工作；一种以问题为导向，以范式探讨及线索梳理为基本任务。这两种路径不可偏废，皆有其存在价值，可以从不同视角分析学术史。研究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史，关键是找到一种处理纷繁复杂的学术史的合适工具，而学派就是最有效的工具。学派虽然可以分为实体意义与同门意义以及方法论意义上的学派，而作为方法论或者工具意义上的学派，主要是学术史家出于对学术史梳理的需要，是对既有研究对象的概念化或者工具化的把握。②然而学派之中或者学派之外，影响学术史叙事的尚且有“意识形态立场”、因治学路数不同形成的“门户之见”“个人色彩比较浓厚的学术好恶”“不同学派特有的方法论自恋”等。③如何梳理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史，一些学者已经从社会史学自身发展的脉络也就是王学典所说治学术史的第一种路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梳理。④然而，既有的研究成果很少有从学派的视角对社会史研究进行分析和把握，故本文作者不揣浅陋，尝试从学派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史脉络进行梳理。
一、学派化趋势与学派的形成
1986年10月在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人民出版社发起了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大会呼吁强化社会史研究，强调研究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以及历史学对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鉴。⑤中国社会史上承民国时期的“新史学”，下继唯物史观派的史学路径，逐步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的学术道路。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社会史的研究中来，由于不同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对象以及学术传承，中国社会史研究逐步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特色。
(一)“华南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在中国社会史学界，学派特色最为典型的当属华南学术群体。他们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独树一帜，并且形成“历史人类学”的学术传统。这一学术群体以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为基础，江西南昌的学术团队也深受其影响。厦门大学的傅衣凌、杨国桢，中山大学的梁方仲、汤明遂是其中的奠基人物，尤其是受傅衣凌的治学方法影响最大。傅衣凌治学早年受“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影响，一生致力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他注重“地志学的方法”“民间文献的作用”“社会调查”对于史料的补充，⑥并且把自己的研究置于地域空间内，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研究特色。⑦此外，梁方仲对于华南研究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梁方仲一生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不仅对所专研的某些具体历史问题提出了不少精辟创见，而且在人们很少涉及的某些领域作了艰辛的开拓工作，如关于一条鞭法、粮长制、黄册、鱼鳞图册、里甲制度、易知由单、户贴制等问题的研究，以及晚年关于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综合研究等。他所取得的成就早已为国内外所推崇。”⑧傅衣凌、梁方仲的学生们深受这种学术路径的影响，陈支平、郑振满、陈春声、刘志伟等早期也多从事社会经济史与区域社会结构研究，后来因缘际会，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加之海外人类学界急于在中国大陆恢复与延续1949年前在中国的调查研究传统，华南成为重要的关注点。香港的陈其南、美国的萧凤霞、加拿大的丁荷生、英国的科大卫等人类学或历史学学者，先后与厦门大学的郑振满、中山大学的陈春声、刘志伟等学者合作进行田野调查，研究华南地方社会。这种历史学者与人类学者的合作，对于双方的学术研究影响深远，尤其是对于历史学者，他们吸取了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方法，进一步与原来的历史学和社会经济史的学术传统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学术传统，有人称之为“历史人类学”传统。⑨除海外学者之外，厦门大学与中山大学的一些学者也与国内人类学界的代表性人物过从较密，如继费孝通60余年后到英国学习社会人类学的王铭铭与延续林耀华对于华南人类学研究的庄孔韶，而费孝通的弟子麻国庆则是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一员。2001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出版了《历史人类学》学术期刊，并且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历史人类学》、《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为学术平台，扩大他们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逐步形成了以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为中心的社会史研究领域中非常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华南学派”。“华南学派”早期的研究延续了1949年之前的“食货”传统，从而使中国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30余年间以“社会经济史”的面孔在学术政治化的夹缝中艰难地挤出一条富有特色的研究路径；在社会史研究中，“华南学派”的一些学者将社会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学的方法、人类学的方法与区域史的视野融为一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史研究流派。
(二)形成中的“华北学派”
“华北学派”有两个中心，其一是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其二是北京的研究社会史的学术团队。两个中心地理位置上同处于华北，研究风格上与“华南学派”等有所联系也有所区别。
南开大学历史系是社会史研究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之一，也是国内最早开展社会史教育的学校，⑩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基础与特色深受“传统史学”的影响，南开中国历史研究受郑天挺影响较深。郑天挺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明清史，而且治学深受考据学传统影响，注重历史资料的搜集与鉴别；同时又有相对开阔的视野，注重“皇室氏族”的研究，关心满族社会性质与社会礼俗的变化等等。(11)郑天挺的学术成就与研究特色，与20世纪以史语所为代表的“史料派”治学路径相一致，可以说南开的明清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承继了这种注重史料的传统。从早期关注地主、皇族的研究进而扩展到宗族的研究，并关注历史时期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变迁；在史料学方面，郑天挺参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明清史资料》、《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等资料集；冯尔康著有《清史史料学》、《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等等，并且率先在中国社会史学界呼吁建立社会史史料学。(12)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在对于“社会史”的认知上，强调复兴后的社会史是历史学学术领域中的专门史，而非通史；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侧重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13)在研究中注重史料的搜集与整理，重视考证；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关心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14)在社会结构研究中，尤其注重宗族研究，成为一个连续的学术传统与特色；(15)宗族研究之外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社会生活史研究，《清人社会生活》一书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史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活著作，引领了该领域关于社会生活研究的潮流。(16)南开大学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早期较为注重宏观与整体研究，区域社会研究不是其主体，但较早地意识到区域社会研究的价值。(17)步入21世纪以来，这种状况已经发生较大转变，众多的研究理念与对于社会史的认知多数体现在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上。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世纪之交成立，并出版了《中国社会历史评论》、《中国社会史研究通讯》等书刊，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术传承与学术特色，(18)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学术群体。
北京是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就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展而言，北京的历史学界较早地参与推动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研究比较活跃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近代史研究所有着团队研究的优势，进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主要有郭松义、刘志琴、定宜庄、李长莉等人。郭松义早期从事清代人口、赋役制度、粮食生产运销以及交通运输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后，转入社会史研究，主要研究清代婚姻家庭关系，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他重视史料工作，著有《中国古代史料学》，关注正史、野史、文集、笔记、年谱、家谱、日记、方志、公私档案等资料，加强与社会学界的合作，借鉴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社会历史，成就斐然。(19)定宜庄的研究非常富有特色，她长期从事满族历史文化的调查与研究，也曾多次同社会学者进行合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20)刘志琴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早期推动者与参与者，在社会史研究复兴之始，就呼吁进行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合作，(21)可以说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勃兴与刘志琴等学者的倡导与实践分不开的。李长莉，主要从事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尤其是在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积累颇深。近年来，主要从事近代消费文化与生活史的研究，成就斐然。(22)
北京师范大学的社会史研究与赵世瑜(赵自2009年起调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学术活动有很大关系。赵世瑜的社会史研究有较强的民俗学特色，注重理论分析，善于发现问题。早期从制度的视角研究胥吏，从“狂欢精神”研究华北庙会与中西文化问题。后来他师从钟敬文进行民俗学研究，从而使他的社会史研究开始显示较为强烈的民俗学特色，从而也使他的研究方法更为多元化。赵世瑜承认史学理论的训练更是强化了问题意识，在对西方理论发生兴趣的同时也产生警惕。他利用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从事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对于“社会史”的认知上，在社会史是通史还是专门史的争议中，赵世瑜表达了自己的独特的观点，认为社会史是一种方法，并进而表述为“我们首先应该将社会史理解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23)这种对于社会史的认识虽然在初期也受到了不少质疑，(24)但在后来他的进一步完善下，这种学说越来越受到重视，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25)
北京的社会史研究群体，学者众多，但多数跨两个或者多个领域，不但从事“传统史学”的研究，而且积极从事社会史研究，颇有创树。如果放在20世纪学术发展的视野中观察，北京的社会史研究团队，深受唯物史观派治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他们治学的根底早期在于唯物史观派的理论与方法，后来，随着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输入，唯物史观与社会科学化史学相融合成为一种趋势。
(三)“新社会史派”的横空出世
在“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不断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华北学派”在坚持自己研究特色与面对新方法的犹豫徘徊中前行时，新社会史派横空出世。“新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与后现代思潮的对历史研究的冲击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是中国学者应对后现代思潮的产物，(26)“新社会史”在理论方法与研究特色方面与西方社会文化史研究非常相近。除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外，“新社会史”的出现也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内部发展演变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之后，社会结构研究、社会生活研究、社会文化研究逐步落实于区域社会，区域社会史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主流。90年代中期以后，历史人类学在社会史界的影响力日益扩展，世纪之交更是形成历史人类学研究趋势，丰富与发展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推动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进步。然而一些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与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关注问题过于狭小，而且不能把“小历史”与“大历史”融会贯通，于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了所谓“碎片化”、只见结构不见人等问题。另外，“新社会史派”中坚杨念群认为，80年代盛行的现代化叙事是革命史叙事的延续，同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从属于现代化叙事，基本上属于政治史的范畴。(27)中国社会史研究在80年代中后期的复兴之始，就面临着一种较为尴尬的局面，1949年之后逐渐成为主流的革命叙事模式与80年代逐步确立的现代化叙事模式，两种模式交融在一起，而同一时期的西方史学界，后现代语境已经对历史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对西方史学了解颇深的学者针对中国社会史研究此前业已存在的问题，在世纪之交，提出了“新社会史”。以杨念群等人为代表的“新社会史”研究，以其深厚的理论素养与新颖的研究取向在中国社会史界异军突起，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终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影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2001年，杨念群编辑出版《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标志着“新社会史”的产生。(28)2002年借梁启超《新史学》发表百年纪念之际，杨念群招集了一个以社会史学界为主体包括多学科学术精英参加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影响深远。(29)“新社会史”在中国社会史界横空出世后，并非仅存于理论与方法的探讨方面，而是开始进行相应的学术实践。从事“新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创建了相关的研究平台，杨念群、孙江、黄兴涛、黄东兰等先后主编了七卷本《新史学》，(30)孙江、黄东兰、王笛先后主编了“新社会史丛书”，(31)这在学术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可以说，“新社会史”较为关注西方新的理论与方法，在研究中体现了较为明显的社会文化史特色，逐步形成了以杨念群、王笛、孙江、黄东兰、黄兴涛等为代表的“新社会史”派，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他们关注后现代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的影响，并从中获取重要的理论资源以推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进步。
二、“学派”之间的分化与整合
已经或者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社会史学术流派以及其他的中国社会史学术研究团队，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各个学术流派之间在治学理论与方法上会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学术流派之间的研究人员也会相互流动，相互之间交流培养学生等，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学术互动关系，但是又由于各研究团队学术认识的差异与地理位置的优劣，这种开放与合作的程度也不尽相同。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成果的积累与中外学术思潮的变动，各个学术流派正处在不断的分化与整合之中。
中国社会史研究正处在分化与整合之中，“华南学派”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在中国社会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32)人类学田野调查逐步风行于中国社会史研究之中。田野调查等方法的确极大地扩展了社会史研究者的史料视野，庙宇、碑刻、传说等各种民间文献资料诉说着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微观历史，同时也能感受到“历史现场”带给史学研究者一种传统文献资料不曾有过的震撼，但是过度宣扬与采用这种方法，也可能让社会史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们容易迷失在“田野”里。中国社会史史料体系之中，文献资料占据主导地位，新的理论与方法影响之下的社会史研究把过去不被视为史料的各种“民间资料”纳入社会史史料的范围，帮助史家们探索中国社会历史的真实。而过于专注与依赖田野调查资料，就易于忽视文献资料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当前社会史研究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华南学派”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们也不断以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展示“历史人类学”理论方法在社会史研究的巨大魅力。(33)当然，也有学者质疑“历史人类学”方法会使中国社会史研究深陷区域研究的狭隘深潭之中而难以自拔，从而难以真正实现“跨区域研究”。(34)“华南学派”在赞扬与质疑声中继续延续着自己的前行路径，在“华南社会”越陷越深；“告别华南”不仅仅是一种美好的希望，也是较早进行华南研究的学者的实践以及对于后来者的期许。华南研究的领军人物以及其后的青年学者们已经开始尝试走出华南，进行跨区域研究与区域比较研究的实践。(35)“华南学派”的代表人物一度弱化了最初的社会经济史的学术路径，经济史的学术传统可以说已经由吴承明、李伯重等人所继承并进一步发扬光大，并且深深契入了国际学术潮流之中。“华南学派”近年来也开始逐渐加强在本来非常熟悉的社会经济史领域的研究，(36)并且试图走出华南，开展区域性比较研究。“华南学派”对于青年学生或者学者的培养模式非常成功，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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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成立以来连续举办了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历史人类学研究生研讨班，厦门大学则在2013年举行了全国人类学博士生论坛及田野夏令营活动，对于历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推广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可以说这一学派是当今中国社会史学界最活跃的学术流派之一。
“华南学派”内部在研究内容与路径方面也存有分歧，萧凤霞在回顾自己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历程时曾提到：“我们怎么把宗族从无时间性的亲缘原则这样非常结构功能主义的传统观点，变成明清时代华南沙田地区跟朝廷礼仪的讨论，由此来关注宗族语言，将一个在形成的大历史与传统和本地历史叠加起来看文化的问题。宗族、礼仪、神明的研究都可以用同一个方法。帝国的喻义和本地的意义怎样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广东帮’和‘福建帮’最大的一个争论。”(37)加拿大人类学家丁荷生曾回应科大卫对于福建没有像样祠堂的观点时说道：“我想我们‘福建帮’和‘广东帮’比较大的区别，或者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每一个地区有不同的历史积淀，有不同层次的网络。举福建的例子，福建的繁荣从宋朝开始，层次应该更深厚更完整，所以1949年以后网络重建时也可以采用一些原来的体系，那些文化记忆还在，很容易重新应用，也许很多情况会和广东不太一样。另一个问题就是宋朝是不是一个宗教因素最重要的时代。其实早在宋朝，福建已有各种体现家族关系的实践，而且可能也影响到道学对家族的理解。我们现在虽然看不到很完整的祠堂，但这并不说明宗族在这个地区不重要，因为这已经分散到各个组成部分中去了。而且宗族在国外的网络发展也以此为中心。因此很难断言在宋代是宗族重要还是宗教系统重要，两者都各有自己不同的角色”。(38)通过上面可以看出，“华南学派”在具体研究上存在着某些分歧，但在历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态度则是一致的。
而“华北学派”中的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在坚持传统路线的同时，逐步走向多元化研究路线，并且取得重要成就，在中国社会史学界独树一帜。南开的宗族研究传统依然延续，并且进行了理论与方法的变革，南开宗族研究已经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取得了重大成就，甚至在国际新史学的重要阵地法国《年鉴》上发表了相应文章，说明南开宗族研究已经引起国际史学界的关注。(39)南开社会史团队较早着手的社会生活研究，取得的重大成就，在西方历史研究社会文化史转向的国际学术背景下，开始出现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的转变，并且迄今为止举行了四次以日常生活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影响深远。(40)自郑天挺以来史料学传统依然延续，并且开始进行中国社会史史料学的建构。(41)南开社会史研究中心华北研究团队不断壮大，从古代到现代，集中一批学界精英，尤其是近现代华北社会史的调查与研究。(42)20世纪后期南开社会史研究团队开始不断开拓新的社会史研究领域，其中医疗社会史研究，学界瞩目，可以说引领国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潮流。环境与物质文化史研究也逐步展开，建立了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生态环境与社会关系的探究也许会成为南开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增长点之一。在研究取向多元化的同时，理论与方法也出现多元化趋势，逐渐注重田野调查，其实南开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华北区域社会，一直有田野调查的传统，这种通过田野调查补充民间文献资料之不足以及加深对历史的理解也在明清史研究等方面逐步体现出来。南开社会史研究正在进行一些理论与方法变革的尝试，可以说在学术的研究风格上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强调贯通性的研究并不断开创新的领域，很好地把握了社会史研究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关系，这是以艰苦的史料搜集为基础的。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绵延不绝的社会史研究特色是关于宗族的研究与深厚的社会史史料学的功底。在学术的传承与创新中，这一个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与资料基础的群体已经开始形成团队合作的优势，但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过于宏阔的学术视野，是否会弱化这一分支在华北学派中的重要支撑作用，我们还难以判断，不过近30年来，南开中国社会史研究一直是引领中国社会史前进的主要力量却是不容质疑的事实。
北京的社会史研究团队，除现在的北京大学赵世瑜以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与近代史所为重要的支撑力量。赵世瑜近年来的研究，在坚守自己的民俗学学统的同时，历史人类学特色日益明显，并且尝试走出华北区域社会，进行跨区域的研究与探索；作为社会史研究“范式说”的阐发者，他对于社会史的理论兴趣一直延续，尤其是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见解殊为精辟，这是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走向成熟非常必要的理论反思与总结。(43)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史研究侧重于婚姻家庭与人口的调查与研究，而且文化史研究一直深受关注，并且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除上述提到的几位学者之外，尚有不少学者从事该领域的研究，(44)取得了不小成就，此处不一一详述。
“华北学派”中北京的一些社会史研究者借鉴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立足于“华北社会”，与“华南社会”的研究遥相对应。近年来，北京的学术群体不断加强与“华南学派”的联系，与“华南学派”的互动非常明显，他们对于北京、东北、山西民间文献的调查确实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研究资料相对缺乏的“华北社会”时，田野调查方法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方法。而令人警惕的是年轻一辈学人对历史的通才把握能力尚无法与他们的老师一辈的学人相比，这一点也表现在其他区域研究的年轻学人身上。
杨念群、孙江、王笛等“新社会史派”的学者西方理论的学术功底深厚，这是他们的重要优势之一，同时也可能是其不足之处，他们的理论化倾向则可能伤害到他们在“新社会史”领域的努力。我们上面已经指出，“新社会史”研究深受西方后现代理论影响，“新社会史”研究的代表尤其是杨念群对于理论反思和建构富有兴趣，这使得他们研究常常借用西方概念，其实西方话语系谱下的概念，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借用，非常令人警惕，西方理论中国化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迄今依然难以定议。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新社会史”研究者，开始深深扎根中国本土，进行细致的耕耘，使他们的理论更具说服力。
“新社会史派”的出现实际上是社会史各学派之间相互交流整合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西方后现代思潮对中国社会史学界影响的反应，这一学派的出现让研究者重新思考既有的研究路径，进行新的突破。但这个学派存在一个问题是在学术流派的团体上缺乏稳定性与凝聚力，“新社会史”研究的三大代表中，孙江近年回归国内，受聘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与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教授，延续了蔡少卿秘密社会史的研究传统；(45)王笛在受聘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紫江讲座教授后，则奔忙于中美两地，他学术研究的新文化史取向在国内影响深远；(46)高举“新社会史”研究旗帜的杨念群，则以他敏锐的思想与开拓性的视野，继续对中国社会史研究进行理论反思与总结；(47)一些学者虽然常在《新史学》或“新社会史丛书”中发表文章，但是多数并非“新社会史”代表，如王铭铭就是社会人类学研究代表，我们不能视其为“新社会史”代表。“新社会史”所具有的后现代特色给我们带来新的理论与方法，他们类似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实践其实也契合了西方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转向之后的趋势，但是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社会文化史遇到的各种挑战，若能真正立足本土，弱化概念化的书写，“新社会史”不失为中国社会史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甚至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趋势。
三、未来趋势
1941年，周予同在总结此前中国史学半个世纪发展时，把中国史学发展史总分为萌芽、产生、发展、转变四个时期。清季民初到20世纪40年代初为转变期，前三个时期代表的是旧史学，而转变期则代表的是“新史学”。(48)“新史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世易时移，“新史学”相应有了新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勃兴，不仅“预流”国际学术，也赋予了中国“新史学”以新的内涵；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持续对中国社会史研究产生冲击，作为中国“新史学”的代表，中国社会史研究却愈加展现生机与活力；而在21世纪1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逐步式微，但后现代主义的“洞见”却开始在研究实践中不断沉淀下来，成为“新史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内核，同时后现代主义的“不见”，也促使我们对这一思潮进行思考、扬弃，这是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的重大契机。经过社会史学者近30年的努力，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发展相对成熟，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都已经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中国社会史学学会也成长为较大的学术研究团体，至今已经组织了十五届学术年会，学术平台日益多元化，社会史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不过，借用余英时的一个说法，中国史学也许正处在“十字路口”，(49)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之下，在社会史学术内部脉络的演变之中，中国社会史同样进行着较大的调整。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之后，正如历史学界正在进行的调整一样，中国社会史学术界也酝酿着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来临之际，各学派的研究特色也会相应变迁。在世界学术史上，存在着众多学派的湮没与勃兴。顺势而为者，在学派优势发展之外吸纳新元素并熔铸一体，则促进学派的发展与繁荣；逆流而进者，也许是学术传统的坚守，但可能遭受学界的冷遇，甚至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被拋至学术研究的边缘，或致学派中断的后果。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而言，这种变化已日渐明朗，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文化史取向与历史人类学的合流代表着该研究领域当前与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
20世纪80年代，西方史学研究出现了所谓“文化史转向”。在西方史学界，新文化史基于对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的反动，(50)较早地兴起于法国，然后成为一种继社会史之后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取向。“在历史学的主流中，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已经取代了社会经济史(或社会科学史学)而居于当代西方史学的中心位置；在一些相对独立的非文化史学的史学分支，如政治史、经济史、科学史中，也出现了向文化的转向，文化的考量成为这些分支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文化分析，微观研究，符号、象征和仪式的解读，对交流与传播过程的考察，注重表象与实践，关注日常生活和底层群众，强调叙述性和通俗性，这些都是新文化史学的重要特征”。(51)由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兴起在西方新文化史勃兴之后，因此中国社会史学复兴之初已经部分包含了西方新文化史的一些研究内容，如果把二者较好的结合起来，进行物质文化史、大众文化史、表象史、政治文化史、集体记忆史、身体(医疗)等与社会史研究的融合，会很好地促进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52)就当前实际研究而言，最为成功的是日常生活研究与身体、医疗与卫生的相关研究。就各个学派而言，“华北学派”中的北京研究群体，一直有文化史研究的传统，现在也逐步融入新文化史研究之中；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则是转向最为成功且成就最大，他们引领了国内医疗社会史研究的潮流，并且倡导与推动日常生活研究。“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本与文化分析密不可分，近来的新生代学人已经开始把历史人类学与新文化取向的较好融合。(53)而“新社会史派”则是有着明显的新文化史特征，并且以推动社会史的新文化史研究为己任。新文化史研究中，历史记忆与社会记忆研究，在国内兴起较早，但是成就不大；物质文化史与艺术社会史则是初兴，但已经显示出其无与伦比的魅力，(54)物质文化史与艺术社会史也许会成为新文化史研究的正在成长中的学术增长点，这是值得各个学派关注的。
历史人类学是中国社会史学界能够预流国际学术界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史学界很早就同人类学家合作，因此使中国社会史学的研究在起步不久就把握了国际学术的前沿。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把年鉴学派的社会史研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结构分析及新文化史的文化象征研究相结合，所以这项研究拥有较为持久的生命力，这种研究取向已经开始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最重要的研究取向之一。但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也有其限度，著名经济史家吴承明曾言：“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方法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55)此言值得社会史学界的一些青年学者深思。不少青年学者，盲目追随新理论方法，鄙弃所谓旧理论方法，以致非但没有掌握新理论方法的要领，对于一些治史的基本理论方法也越来越陌生，这样会制约青年学者的发展，而且会影响到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未来成就。其实，历史人类学最为有力的领域是族群、宗族与民间信仰等方面，这是“华南学派”经过检验的，而且需要有相关的民间资料与典型区域能够实施田野作业，如果不能，则最好脚踏实地的进行书面资料的爬梳，同样能够产生出色的社会史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近年来已经不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研究范围极为广大，而是正在经历范围收缩的过程。如果翻阅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我们会惊人发现当时社会史学者们探索的领域无所不包，几乎涵盖了广义“社会”的各个领域，然而一个学科的外延过于宽广就等于取消了该学科存在的基础，这种“过界”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还一度认为是一种正常现象。经历了20余年的发展之后，中国社会史研究各派已经收获了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热情与边缘学科的追求正在趋于冷静，还原为一种脚踏实地的研究精神。各学派在自己相对擅长的领域内深深耕耘，在狭义的“社会”范围内，不断拓展研究的视野。
后现代主义不仅是现代主义的“继续和发展”，更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超越”，那么对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也是应有之义。后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内部孕育发展起来，后现代主义是否也孕育自己的“掘墓者”呢？在西方后现代热潮已经降温，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理论开始沉淀和积聚成为人类思想文化发展长河中闪亮的珍珠；在中国，后现代主义热潮虽然不若西方那样惊心动魄，却也不断掀起学术界摧枯拉朽的波澜，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已经促使中国学术界进行大的调整，中国历史学界及其中国社会史学界已经或者正在进行新的思考，这不仅是挑战，更是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契机。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思索中国社会史研究如何“预流”全球化？以何种方式或者面目“预流”全球化？仅仅依靠历史人类学或者新文化史吗？除此之外，中国社会史研究如何真正体现“中国”因子？我们能否与西方理论和方法共舞？我们如何展现中国学者的创造力？我们如何让中国社会史研究不是证实或者证伪西方理论方法的“试验田”？不是西方现代性扩张的“附属品”，而是本身具有根本或者一般价值的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以来，中国社会史学界各个派别常常随着西方学术变动的脉搏起舞，不少人挖空心思寻觅西方学人治学秘笈，却不追求自我独立的学术风格，我们又何曾真正放弃西方中心论？但是我们真心希望西方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本土化、去中心化，成为我们延续中国传统治学风格的契机，同样也成为中国社会史学界在中国本土文化资源中萌发出新的理论模式、方法论体系、问题意识的基础，并创造出新的学术范型来，如此中国社会史才真正走向独立发展之路，才真正成长为中国历史研究的支柱。
有西方史学家指出，现在同类型的史学研究之间的界限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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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许多社会史的研究者，逐渐跨越了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等之间界限的束缚，产生了更加新颖的混合研究方式，而且在西方90年代以来，这种研究方式有继续下去的迹象。(56)中国社会史研究学派边界与研究趋势边界也逐渐模糊，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形成或形成中的学术流派在现有基础上正处于分化与整合的过程中，并在研究上进而重新定向。各个学派或者正在形成中的学派应当“预流”这种大趋势，从而促进学派的形成或发展。我们相信中国社会史学形成了较为开放的学科体系，已经走上了稳定的发展之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史作为中国历史研究最重要的研究取向这一事实不会改变。没有永恒存在的学术流派，对于社会史研究中的各个学派而言，唯有形成开放性的体系，不断走在国际学术界的最前沿，才能使该学派拥有愈加持久的影响力与生命力。
①参见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②参见王学典：《治学术史的两条道路》，《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12月13日。
③参见王学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④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观念、史料与视野：中国社会史研究再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⑤参见宋德金：《开拓研究领域促进史学繁荣——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述评》，《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⑥参见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⑦这一学派的特色，王学典概括为：在研究方法上，把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从经济史的角度剖析社会，在复杂的历史网络中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把个案研究与宏观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大势结合起来；把正统文献资料与民间文献资料以及田野调查结合起来；把史学理论方法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结合起来等等。参见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⑧李文治：《梁方仲先生的学术成就及治学方法》，《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
⑨参见常建华：《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郑振满、黄向春：《文化、历史与国家——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其实除文中提到的人类学家外，还有英国人类学家华德英我们需要重视，她的理论与方法深深影响了华南研究。
⑩根据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网站，1986年，南开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社会史研究室。
(11)参见郑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2)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13)参见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4)参见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15)参见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中国宗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常建华：《宗族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明代宗族组织化研究》，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宋以后宗族形态与社会变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
(16)参见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冯尔康：《清人生活漫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古人社会生活琐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古人生活剪影》，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
(17)参见常建华：《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重视另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历史的“土著性”：空间》，见《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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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8)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聚集了南开大学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术群体，这个群体包括冯尔康、常建华、李治安、杜家骥、张国刚、张分田、张荣明、许檀、阎爱民、余新忠、王先明、张思、李金铮、王利华、江沛等人(其中许多人目前或已调离南开大学)。
(19)参见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婚姻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民命所系：清代的农业和农民》，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郭松义、定宜庄：《清代民间婚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郭松义、李中清：《清代皇族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清代社会环境和人口行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
(20)参见定宜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1)参见刘志琴：《复兴社会史三议》，《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从社会史领域考察中国文化的历史个性》，《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5期。
(22)参见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一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
(23)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24)参见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5)参见常建华：《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杨念群：《为何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6)参见孙江：《新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代洪亮：《后现代思潮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转向》，《齐鲁学刊》2011年第5期。
(27)参见杨念群：《导论：东西方思想交汇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一个“问题史”的追溯》，见《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杨念群、肖自强：《中层理论与“新社会史观”的兴起》，《开放时代》2002年第2期。
(28)杨念群此前就已经开始发表类似于西方新文化史的文章，如《西医传教士的双重角色在中国本土的结构性紧张》，《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5月号；《“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学人》(第12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但这种研究还是一种个人研究兴趣的扩展，尚未形成趋势性研究，而且也没有展示出集体研究取向性的选择，故笔者选择以世纪之交作为“新社会史”兴起的时间。
(29)会议参加者包括杨念群、赵世瑜、刘志伟、陈春声、程美宝、余新忠、王笛、孙江、黄兴涛、李伯重、行龙、贺照田、孙歌、黄克武、王铭铭、陈平原、赵汀阳、王晖、赵丙祥、葛兆光、章清、毛丹、赵旭东、张研、刘北成、秦晖、纳日碧力戈、李天纲、朱苏力、郭于华、梁治平、张世明、马敏、应星等，包括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法学、哲学等学科，多学科学术精英们的对话，对于反思与展望“新史学”发展之路，提供了不同的视野与路径，这次会议也是“新社会史”派进一步拓展其影响的会议。
(30)参见杨念群主编：《新史学(第一卷)：感觉·图像·叙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孙江主编：《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黄东兰编：《新史学(第四卷)：再生产的近代知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杨念群主编：《新史学(第五卷)：清史研究的新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夏明方主编：《新史学(第六卷)：历史的生态学解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王奇生主编：《新史学(第七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31)参见孙江主编：《事件·记忆·叙述》(新社会史丛书第1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黄东兰主编：《身体·心性·权力》(新社会史丛书第2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新社会史丛书第3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
(32)参见赵世瑜：《历史人类学：在学科与非学科之间》，《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常建华：《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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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人文论丛》2002年卷；仲伟民：《历史人类学：跨学科的典范》，《光明日报》2005年6月30日。
(33)参见陈春声：《中国社会史研究必须重视田野调查》，《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陈支平：《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新华文摘》2000年第1期；黄国信、温春来、吴滔：《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郑振满、黄向春：《社会、文化与国家——郑振满教授访谈录》，《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萧凤霞、包弼德：《区域·结构·秩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文史哲》2007年第5期。
(34)参见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在地化”研究的得失与中国社会史发展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35)参见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香港：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年。不仅科大卫提出告别华南，刘志伟、陈春声、程美宝、温春来等也已经进行跨区域的实践，他们开始重点关注贵州以及其他区域的研究；并在“卓越计划”等研究计划的支持下，在全国进行典型区域田野调查与研究，华北该项目的主持者是赵世瑜教授。
(36)参见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37)(38)萧凤霞、包弼德：《区域·结构·秩序——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文史哲》2007年第5期。
(39)参见常建华：《习俗与教化：徽州宗族组织的形成——以休宁范氏为中心》，《年鉴：政治与社会文化史研究》2006年第6期。
(40)参见常建华：《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人民日报》2011年3月31日；四次与日常生活史研究有关的学术会议分别是：2011年“中国日常生活史的多样性”学术研讨会，2012年的“中国日常生活史视野下中国的生命与健康”学术会议，2013年的“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学术研讨会，2014年的“中国历史上的日常生活与民生问题”学术研讨会。四次日常生活史研究学术会议，进一步推动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深化。
(41)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42)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张思、王先明、许檀、李金铮、江沛等人的调查与研究，已经形成团队的合力。
(43)参见赵世瑜：《孟姜女传说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民俗研究》2009年第3期；《传承与记忆：民俗学的学科本位——关于“民俗学何以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民俗学的人文学特征》，《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图像如何证史：一幅石刻画所见清代西南的历史与历史记忆》，《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2期；《身份变化、认同与帝国边疆拓展：云南腾冲〈董氏族谱〉(抄本)札记》2013年第1期；《旧史料与新解读：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再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44)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与近代史所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还有彭卫、虞和平、商传、史建云、侯旭东、陈爽、阿风、朱浒、杜丽红、李俊领、唐仕春、毕苑等人。
(45)参见孙江：《近代中国の革命と秘密结社——中国革命の社会史的研究》(1895-1955)，东京：汲古书院，2007年；《近代中国の宗教·結社と権力》，东京：汲古书院，2012年；《一九二九年宿迁小刀会暴动与极乐庵庙产纠纷案》，《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
(46)参见王笛：《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研究的影响》，《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微观世界(1900-195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47)参见杨念群：《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结构型缺陷及其克服》，《中华读书报》2010年4月23日；《“新典范”和“旧史学”的冲突与调适——对中国现当代史学变革的一个贯通性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整体”与“区域”关系之感——关于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现状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中层理论”应用之再检视：一个基于跨学科演变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48)参见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1941年第4期。
(49)参见余英时：《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何俊编、李彤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余英时所讲的“十字路口”是指文革之后的学术新风，如“破除禁区”、反“影射史学”运动等，这是1981年余英时作为汉代研究访华团一员在中国大陆进行一月左右的学术访问期间，“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一场统称为‘思想解放’的变革”，余英时感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新变化，从史学的角度对这种学术变迁进行了分析。
(50)参见S.H.Rigby,History,Discourse,and Postsocial Paradigm:A Revolution inHistoriography,Hisory and Theory,45,February,2006,pp.110-123。
(51)周兵：《“自下而上”：当代西方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
(52)参见冯尔康：《简述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历史教学》2001年第8期。
(53)华南学派新生代学人代表主要有黄国信、钞晓鸿、李平亮、刘永华、温春来、吴滔、郑莉等人，他们开始崭露头角。
(54)参见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巫仁恕：《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2013年。
(55)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
(56)参见Geoff Eley,The Generations of SocialHistory,Encyclopedia of European Social History,Vol.1,p.18,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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