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刘超：孔子形象：历史知识与社会意识——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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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超：孔子形象：历史知识与社会意识——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为中心

原文出处：《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合肥)2009年5期第106～112页

作者简介：刘超(1970～），男，安徽六安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安徽财经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孔子形象介于国家与思想界、尊孔与反孔之间。教科书的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国家面对儒学时的民族主义式悖论：国家应当利用儒学传统建立民族认同，但这会引起儒学与专制政权结合的联想而招致批评，从而孕育国家的危机。“中间立场”使孔子形象有一定的连续性，使儒学传统不至于中断，但在变化剧烈的近代中国，会造成一般民众观念与国家、思想界认识的疏离。它蕴含着儒学现代演变的多种可能性。国家与思想界共同规划运用历史资源，产生出民众的知识观念，并随时调整，以因应或造成社会意识的变迁。

关 键 词：孔子形象/儒学/历史知识/社会意识/教科书/清末/民国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成为自汉代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统治学说，孔子的思想、人格、教育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20世纪以来，孔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焦点，思想界的每次论争，几乎都与孔子有一定的关联。由于孔子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儒学论争“不仅关涉到如何对待中国文化遗产与智慧资源，而且势必触及中国社会公众信仰问题”。[1]369作为国民教育主要知识载体的历史教科书对孔子儒学持何种态度？这种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国家与思想界的影响？从中大致可见政府与思想界在社会转型时期对儒学等传统文化的立场，值得认真研究。
历史教科书是认识一个时代的思想与社会的重要资源，是一般国民普遍历史观的重要来源，是联结国家、知识分子与民众的一个桥梁，其编写反映了国家政府、学者对历史资源的态度。清末民国时期是孔教成为问题的时期，本文尝试考察此期中学历史教科书①中孔子形象的塑造，以期进一步了解孔子形象的演变。②
一、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之编写
清末教育改革，实行新式教育，把教育国民、培养新式人才看作救亡图存的关键，但仍把忠君和尊孔作为首要的教育方针。1903年，清政府《学务纲要》规定：“京外大小文武各学堂，均应钦遵谕旨，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2]1971906年，清政府颁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2]217在历史教学目标上，强调要注意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3]321尊孔是学校教育和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
民国成立，对教科书编写提出新的要求：“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4]1913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提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915年又提出“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3]750并以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要旨”代替民初教育宗旨。[2]244-253袁世凯之后的北洋政府的尊孔读经活动并未因袁世凯死去而结束，1925年章士钊任教育总长时，通令中小学生读经。
国民党政府统一全国后，把学校的课程重新改组，使与党义不违背，教科图书，使与党义与教育宗旨适合。[5]1929年，国民党全面推行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强调“陶融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6]试行新课程标准，该标准于1932年修正后正式实行。这里试以初中历史课程标准为例。1932年初中历史教学目标首要两点是：“1.研求中国民族之演进；特别说明其历史上之光荣，及近代所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与原因，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且培养其自信自觉发扬光大之精神。2.叙述中国文化演进之概况；特别说明其对于世界文化之贡献，使学生明了我先民伟大之事迹，以养成其高尚之志趣，与自强不息之精神。”[7]高扬民族主义，突出民族意识的培养成为该课程标准的中心，也是编写历史教科书的重点。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编写，基本上都是以这个课程标准为基调，教科书的编写趋于模式化。
清末民国时期在教科书管理上，采取部编教材与审定民间教材相结合的方式，“国定制”与“审定制”并行，而以“审定制”为主。政府设有专门的教科书编纂机构，但民间书局一直是编辑发行的主流。[8]编历史教科书，大体上等于修史，才学识三者都需要。[9]教科书编写除了受到政府教育政策的影响外，编者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素养对单本教科书的质量影响甚大。清末教科书的编者，大多接受过新式教育，是从旧到新的“过渡”人物，如章嵚、夏曾佑、刘师培等。章嵚著有《中华大历史》，《中国历史教科书》实为该书简本。后人在评述近代中国通史著述时，将章嵚与吕思勉等人并列，称章著历史的最大特色是“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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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到民史”之转变。[10]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后来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11]民国时期很多教科书编者，或为书局编译所的编辑，如金兆梓为中华书局资深编辑，编有多种教科书，仅历史教科书就有数种，多个版本；③或为大学教师，其中不少为史学名家，如顾颉刚、吕思勉、周予同等人，他们编著的教科书，都有一定的影响，如顾颉刚《现代初中本国史》被誉为“一部很好的历史教材”；[12]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以丰富的史实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13]这些知识分子，既是思想界的重要力量，又是联结国家与民众的重要媒介，许多政治与社会观念，实际上是经过他们的过滤与诠释，才传递给广大学生与普通民众。
二、清末教科书中的孔子形象
中国教科书的编写经历了一个从翻译、改编外国教科书到自行著述的过程。清末历史教科书首由日本翻译而来，[14]其中《东洋史要》与《支那史要》有很大影响。《东洋史要》为桑原骘藏编著，初由东文学社于1899年译至中国，用作学堂教科书。《东洋史要》介绍孔子及其学说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孔子的生平与志向，强调孔子“有志光复”；二是孔子的思想与学说，指出儒学的大要在于“忠孝与仁道”；三是孔子编订六经，“叙《书》、传《礼记》、删《诗》、正《乐》、序《易》、笔削《春秋》，冀传其道于来世”；四是孔子的门人弟子，介绍了孟子和荀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孔子之孙有子思，作《中庸》以说‘诚’，未几而孟轲出，约后于孔子百数十年，著《孟子》，说仁义，唱性善。赵有荀况，生值战国末，稍后于孟子，作《荀子》，尚礼仪，唱性恶。是皆儒家之铮铮者”。书中特别指出：“孔子之道，永为中国政教之基，后世谓奉其教者为儒家。”[15]
桑原的叙述基本概括了孔子一生的主要活动，与《东洋史要》同期出版的《支那史要》的叙述也大致相同。④孔子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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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源自《史记·孔子世家》和《论语》、《左传》等古籍，《东洋史要》与《支那史要》的资料也未出上书范围，所描绘的孔子形象与这些典籍中的孔子相近，肯定了孔子对中国政教的影响。
清末，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是有较大影响的文化机构，编辑、发行了多种教科书。文明书局《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孔子生平事迹的介绍与桑原的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有二：一是提到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尊奉：“孔子没，历代帝王奉之为先师。释奠（祭也）用王者之礼，列《论语》于学官（学校之官）。”二是突出了孟子的地位：“孔孟之道，世称为儒学，为中国政教之根本（中国之政体学术多本于孔孟之道）。”[16]突出孔子的先师地位，是历来尊孔以及孔子信仰在清末的延续，对孟子的尊崇则是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使然。孔门后人中，孟子和荀子对儒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孟子，自唐中后期以来，地位逐步上升，明朝时被谥为“亚圣”，在儒家中的地位仅次于孔子。[17]孔孟并重的现象，在文明书局另一种《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也是如此。⑤
190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最新教科书”系列，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由夏曾佑和姚祖义等分别编写。夏曾佑《中国历史》认为孔子出生为上古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孔子为中国政教之源：“中国之历史，即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多年的政治盛衰、人才升降、文章学问等，都受到孔子的深刻影响。[18]夏曾佑作为今文经学家，推崇孔子可以理解。同时出版的姚祖义《中国历史教科书》对孔子叙述则有变化：“（孔子）生而好礼，及长，博学多能。当春秋时，欲大行其道，尝仕鲁，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齐人欲去盟，孔子以礼却之，又争还汶阳之田。凡相鲁三月，鲁大治。齐人惧，用女乐之计，使鲁去孔子。由是周游列国，十余年，道终不行，乃返鲁。修订六经，以示后世。其门弟子三千人，知名者七十二人。”[19]这里只是介绍孔子生平，没有孔子与中国历史文化关系的评述。这种注重史实说明的写法也为当时一些教科书中所采用。⑥
孔子儒学的巨大影响，当在于其与政治之结合，以致成为两千年来的统治意识形态。从这方面对孔子进行评价，首推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孔子）祖述尧舜，其言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为主，而归之于平天下，隐具有世界主义。而其言仍不出君主之范围。孟子名轲，宗之，以民为贵、君为轻，而归本于行井田、兴学校，又倡性善之说，以诱导世人。大抵孔孟之学说，皆以政治为前提，而归之于教育，其言颇平易可行，后世号为儒者。孔氏之说，尤为历代君主多利用。”[20]该书省略了一般教科书常见的孔子生平介绍，侧重于孔子思想评析，特别指出孔子学说与君主之关联，对孔子学说与专制制度的结合颇有不满。
综上所述，清末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大致以1904年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教科书对孔子尊崇有加，后期的孔子叙述多侧重于“客观”介绍，甚至有教科书对孔子采批评之势。孔子形象已经历了从圣人到历史人物的转变。
三、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中的孔子形象
民国初年，率先推出适合共和教育宗旨教科书的，是中华书局，其“中华教科书”几乎独占了当时的教科书市场。[21]中学历史为潘武、张相编，孔子叙述与前引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介绍完全一样，可以说是章嵚孔子论述的照搬。[22]选取章嵚的教科书，可能是看中了章著中的反专制思想，符合民国的共和意旨。章嵚这套教科书在1913年又由中华书局修订再版，其批孔之意也被保留下来。
清末出现的对孔子进行客观的介绍而不加述评的做法，在此期教科书中较为普遍，孔子叙述大多放在“学术”一节中，从思想学术方面予以介绍。沈颐《中国历史讲义》说：“儒家者，北方思想之代表也，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实为其说之中坚。创之者则为孔子。”[23]将孔子作为北方学术之代表。赵玉森《历史》把儒家与道、墨诸家并列，说它们一起形成东周以来的学术昌明时代。[24]中国学术向分南北两派，南方以老子道家为代表，北方以孔子儒学为代表。孔子只是中国北方学术之代表，能否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尚存疑问。
孔子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总结与继承了上古社会的文化传统。唯其如此，所以能够对后来文化产生深远影响。[25]世界书局《高中本国史》在介绍了儒家思想后指出：“其宗主为孔丘”，“其著作世传删《诗》《书》、定《礼》《乐》、赞《易》、修《春秋》，但《诗》《书》《礼》都是旧文，《乐》无文，《易传》是否全为孔子作品，也不可知。惟《春秋》为其手定。故研究孔子学说，在其著作中探究，比较困难。惟其弟子传记的《论语》，可作为最好参考”。[26]直呼孔子为孔丘，在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中极为少见。③该书对孔子整理典籍的说法也表示了很大怀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从根本上动摇孔子的历史地位。
这一时期，思想界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是其口号之一。陈独秀、李大钊等反孔人士也注意从孔子思想的本意出发，厘清孔子思想与孔子后学的差异，这种做法为一些教科书所继承。顾颉刚、王钟麒《现代初中本国史》特别提到孔子思想被后世误解与利用：“影响到后世，竟被那辈自托于儒者的播弄，竟把名分看得太重，等威辨得太明，只有片面的伦理，以上陵下了。桀黠的君相，便假以自便，硬抬孔子，于是孔子的尊严愈益隆重，而实际上不任礼法束缚的人们还是止不住他们的反动，——任情放浪。直到现在，孔子还背着许多冤枉的恶名。”[27]孔子被儒生和君主们利用，成为他们牟利的工具。顾颉刚在区别真假孔子的同时对孔子寓含批评。王钟麒独撰的《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也是如此。[28]
在肯定孔子对中国文化的意义时，往往注意到孔子整理古代典籍、兴办教育的功劳，以及其博学多才、坚忍不拔的人格魅力。金兆梓就赞扬孔子热心救国的努力：“孔子本一热心救国之士，故不欲徒托空言，而思见诸实事。周游列国凡十三年，卒未遇行道机会，乃返身从事教育。尽以其学普及之于一切阶级。周末学术思想因以大盛，而孔子亦遂为当世大师。”孔子编订六经，“为后世人人必读之书。故今言中国学术——甚至一切文化——者，无不举之以为代表”。孔子要改正当时繁缛之虚礼，对礼所养成之阶级制，深为不满，所以倡正名主义，使统治阶级不得假托礼制以行暴政。孔子学说对中国文化更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学说盖支配中国人心者，垂二千余年。”[29]金兆梓编著的多种历史教科书中，对孔子都较为推崇。
金兆梓的孔子叙述可以看作是对孔子的辩护，与顾颉刚等人试图还孔子本来面目的努力是一致的。但是，肯定孔子，还须回应孔子儒学与专制制度之关系，而这正是儒学受攻击的关键所在。由于孟子主张“民贵君轻”，孟子叙述逐渐凸显。商务印书馆《历史教科书》在“客观”地介绍了孔子及其学说之后说到：“孔子没后，儒家出了两派，一是孟轲，主张性善说，以为人类本性，都是善的，都可以成圣贤。一是荀况，主张性恶说，以为人类天性喜好争利，只因被礼法缚住了，才不敢作恶。两说都和孔子有点不同，但是又都说得有理。孟子又抑制君权，说民为贵君为轻，可见思想的进步了。”[30]与清末孟子作为“亚圣”受到重视不同，此期孟子是作为反对专制、伸张民权的代表出现的。
与清末相比，除了继续注重从史实方面介绍孔子外，北京政府时期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有两个变化：一是注意区别孔子学说与孔子后学，试图厘分“真假孔子”；一是注重发掘孟子思想中的民本因素，说明儒学的反专制思想。这些变化，在当时情境下，不啻是为儒学辩护。
四、1930年代后教科书中的孔子形象
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实行新课程标准，为适应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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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1930年代初出现了新编教科书的热潮。一些教科书对孔子则多了肯定的评述。“（孔子）抱着积极救世的决心，他相信天下必致太平，他主张用仁义建树人格，用礼仪范束私欲，用诗歌陶冶性情。他虽觉得这社会不可救药，然非给予救药不可。所以他虽然少有从事政治的机会，但终是热心诲育青年，栖栖皇皇地奔走。可惜奔走了一生，没有人用他以展他的抱负，到晚年，他只有把精力用在删定纂修方面”。[31]孔子游历各国，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各国多不用，继而从事教育。前期教科书叙及此点时，往往体现出孔子的不得志，兴办私学也是无奈之举；此时则是宣扬孔子的热心救国，兴办教育也是孔子救国情怀的延续。
注意到孔子办学、整理古代典籍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意义，此前教科书中也多述及，不同于以往的客观陈述，此时的叙述普遍多了种温情的敬意。[32]这一时期的孔子介绍，依然难以回避儒家思想与专制制度之关系，这是关乎孔子形象塑造的一个重要因素，孟子民本思想成为儒学反专制的重要例证。“（孔子）游历各国，君主多不能用他，他因此回家教授学生，亲自删定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传给后代。后百余年，孟子出，追踪孔子，讲仁义，说民为贵君为轻，为提倡民权的第一人”。孟子提倡民权，在1920年代教科书中也有论述，不过在这里却多了另一种含义。联系到孟子的提倡民权，孔子不为君主所用，隐含着不和君主合作，甚至有种反君权的意识。该书进而写道：“孔孟学说，至今为学者多崇仰”，“我国国民性仁爱和平，是受着这派学说的影响”。[33]
厘清儒学与专制之关系，除了高扬孟子民本思想外，重要的是对孔子学说的重新解释。这在前引顾颉刚与金兆梓等人的教科书中就已开始，到1930年代更为普遍。《朱氏初中本国史》认为，孔子“以‘仁’为宗，以‘忠’‘恕’为为人之道，改正当时繁缛的虚礼。又倡‘正名’主义，使治者阶级，不得假托礼制，以逞其横暴。他的作《春秋》，便是‘正名’主义的表现”。这里，“忠恕”和“正名”都有着矫正时弊、限制统治者而关注普通百姓的意味，与以前认为孔子儒学为统治者服务的看法有了根本的不同。关于孔子学说的影响，书中特别指出：“孔子为儒家之祖，树中国文化的中心，因孔子以前，数千年的文化，赖孔子而流传；孔子以后，数千年的文化，也没有离开孔子之道。”[34]
认为孔子是中国文化中心的看法，1920年代以与新青年派相对立的学衡派“指导员”柳诒徵的表述较为完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35]当时的教科书与柳诒徵看法不同，如前所述，只认为孔子儒学是北派思想之代表。此时这种看法被写进教科书。正中书局《初中本国史》就认为孔子树立中国文化的中心，自从汉朝起一直到现在，儒家的理论始终为人所推崇，“孔子的学说，精深博大，中正和平，影响中国的思想，达数千年之久”。[36]此外，孔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等名号又被重视。
世界书局《初中新本国史》就特别以“至圣先师”来描绘孔子：“孔子是哲学家，又是教育家”，“把一向传下来的六经——易、诗、书、礼、春秋、乐，重新整理了一下，为儒家之祖，历代都很崇奉。‘至圣先师’的名号就是明朝时定的”。[37]孔子把自己的精神灌输到六经上去，实行以述为作的工作，六经是古代的典籍，是中国文化的大渊薮，在先秦思想界中，以孔子造诣最深，影响最大，“屹然为万事师表，一直支配了中国数千年的社会”。[38]《开明新编高级本国史》在盛赞孔子坚忍不拔的人格魅力后指出：“（孔子）救世救人的抱负，代表了当时的传统精神，其倡导的学说，确立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所以后人尊为万事师表”。孔子是一位有坚定主张的政治家，又是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删正经典，对先代遗籍加以理论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至于他的学说，平易笃实，不尚高论空谈，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则直至今日，我们的行为和思想还受他的影响。”[39]
但是，对孔子的不同看法依然存在，一些史学名家编写的教科书，还是秉持自己的观点。梁园东写到孔子与儒学时，侧重于儒家“礼”的界定。[40]周予同侧重于孔子思想中的伦理色彩：“这派的优点，在于以和平的、教育的方法改善人类；而它的流弊，则易被黠君腐儒所利用，以拥护一切不合理的阶级制度。这派影响于后世极大，时间也极长，大抵在伦理与政治方面。”[41]吕思勉提及孔子儒学时，将儒墨道法四家并列，对儒家介绍一带而过，不加评述。[42]
1930年代的孔子叙述，对孔子儒学进行了重新解释，发挥了孔孟学说中的民本思想，充分肯定孔子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意义，孔子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也是万世师表。至此，先前对孔子的种种尊崇，基本上都在教科书中出现了。
五、孔子形象：中间立场与儒学在现代中国的难局
孔子儒学在近代中国受尊崇与被反对的双重境遇，学术界对此研究颇多，这里不再讨论。本文关注的是：教科书中的孔子形象，与国家和思想界有多大的关联？换言之，国家政府对孔儒的态度，以及思想界的言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教科书？在清末政府的语境中，对孔子儒学的尊重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一些学者，如以章太炎与刘师培为首的国粹派对孔子的批评比较激烈。教科书对民间的孔子批评不是全盘的排斥，而是部分地接纳。清末政府尽管倡导“尊孔”的教育宗旨，但从教科书对孔子的叙述看，没有充分体现出这一要求，显然是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一定影响。
民国成立，思想界出现了以孔教会为主的尊孔活动和以新青年派为主的反孔运动的对立。袁世凯政府尽管未立孔教为国教，但将孔子之道写进了宪法，实行尊孔尚孟的教育方针。今天由于资料短缺，很难看到袁世凯政府颁布的历史教科书。但从现存教科书来看，整个北京政府时期，还是秉承民初的共和国民教育宗旨，对国家政府的尊孔活动与要求，教科书中反映不多。教科书中的孔子形象，既不同于新文化激进派的激烈反孔，也不同于尊孔派的要定孔教于一尊，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史实呈现”。相较于国家政府的尊孔，教科书中孔子的地位明显低落，显然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的一定影响；相较于当时思想界的反孔思潮，教科书的这种温和态度，则又是对孔子儒学的维护。
国民党政府时期，儒学地位迅速上升。一方面是官方复兴儒学运动，一方面是现代新儒家在复兴和弘扬孔子精神方面作了很多努力。[43]尽管对孔子儒学存在着许多的争论与冲突，但在民族精神的复兴与重建这一点上，各派学者都有相当一致的基本共识。[1]407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大部分教科书，都给予了儒学高度肯定，孔子重新获得圣人地位。但是，学界对政府的儒学立场并不完全接受，对孔子的不同声音并未消失，一些教科书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孔子的看法。
由此可见，教科书中的孔子叙述，既不同于思想界的尊孔或反孔，也不同于国家政府对孔子的推崇或贬抑，而是采取了“中间立场”，即与政府和学界都保持着一定距离，介乎国家与思想界之间、尊孔与反孔之间。这种立场，可能体现了国家政府面对儒学的难局。
国家政府作为特殊的政治组织，首先要维护社会秩序，应当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建立民族认同，从而赋予自己政权合法性。一般而言，由于孔子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当是认同对象的最佳选择。然而现实远非如此。一些民族主义者宁愿建构出一个黄帝，也不愿接纳孔子。其中缘由比较复杂，但孔子儒教与专制制度的关系确是一个重要因素。[44]不仅如此，政府对孔子儒学的任何肯定和推崇，都有可能唤起儒学与专制制度联结的联想，从而招致反孔人士对儒学与政府双方的批评，连带危及对政府的认同。五四时期，“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全盘性反传统思潮，就是由袁世凯和张勋对传统与儒学的滥用而引发。[45]国民党将三民主义儒家化和官方复兴儒学运动，也引起强烈反对：“孔子有孔子的价值，有孔子的气运。把三民主义孔子化，不独破坏三民主义，并且违反孔子及孔子学的本质。”[46]
那么，国家政府能否抛弃备受批评的孔子儒学呢？答案是很难。这不只是因为儒学在中国的深远影响，成为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47]在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与民间习俗中仍具有潜在的支配作用。更重要的是，从民族主义立场看，抛弃本民族传统文化信仰，在民族认同方面就会产生危机，由此可能带来迷茫和消沉而失去认同，这不仅是一个民族衰微败落的征兆，而且孕育着国家的危机。[48]民族认同中，有着自己特殊的文化传统的正向认同尤为重要，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力量，给个体以安全感、自豪感和独立意识。儒学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应该予以应有的尊重。国家应当充分利用孔子儒学这些传统资源，建构一种正向的民族认同。
国家面对儒学的难局，同时也是思想界所面临的问题。因由民族主义而起的儒学危机，从一个方面呈现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悖论：“民族主义的兴起对中国思想家提出了两项无法调和的要求：他既应对中国的过去怀有特殊的同情，但同时又必须以一种客观的批判态度反省中国的过去。”[49]或许解开这一难局的办法，就是常言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教科书中间立场的孔子形象的出现，可能预示了传统儒学近代转换已经开始，也大致宣示了孔子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命运。
六、结语
本文的意旨，是通过清末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中孔子形象的塑造，来观照国家政府通过国民教育传递给一般民众的知识与观念，希望引起讨论的是，民众的知识观念与国家和思想界（知识精英）的关系。本文的讨论跨越20世纪上半期，历经清、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等几个政权，不管是当时的政局还是思想界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孔子形象在不同的时间，随着不同的时势，实际意味也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不论孔子以何种形象出现，它既不同于国家政府在教育方针中的设定，也不同于思想界与知识精英（编者）在学术研究中的立场，基本是国家与思想界折中调和的结果。从孔子形象的“变与不变”中大致可见，国家与思想界如何运用历史资源，由此产生出民众的知识观念，即把既存的历史知识规训为既符合统治要求，又不违背时代潮流的“近代化知识”，[50]并随时调整，以因应或造成社会意识的变迁。
这里要注意历史教科书的特殊性。历史教科书是一个国家向其人民宣示其统治的正当性及主权正统性的重要工具，往往成为政治与文化冲突的一个核心。[51]清末民国时期，由于政局动荡，政府对教科书的编纂只能提供方向性的指导，教科书审查制度也不那么严密，编者的学术观点在教科书中还是有所体现。近代中国特殊的时势，使编者（知识精英）与政府在国民教育的目标上有很大差异，但在依靠历史教育来“激动爱国精神”这点上基本相同，对历史知识的利用上有着某种一致性。学者们在编写历史教科书时一方面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有所疏离，一方面又因为希望运用历史来实现国家的富强，在某种程度上又自觉地配合政府的意识形态化目标。
国家与思想界在历史资源运用上的某种共识，并不能缩小他们在历史教育目标上的分歧，而只是暂时达成了一种知识处理方式。近代教科书中关于孔子儒学的表述，赋予孔子形象一种连续性，使儒学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没有中断。但是，在激烈变动的近代中国，民众通过国民教育接收到的孔子形象，与政府以及思想界的孔子认识有一定的落差，因而会造成民众观念与政府、思想界的疏离。结合儒学在民间的影响来看，思想界激烈的反孔言论的实际效果需要进一步的考究。结合儒学在历史上与政权的关系来看，制度化儒学的解体是否就意味着儒学与政权的彻底分离而没有复活的可能，也得慎重对待。“中间立场”导致的一般民众的儒学观念实际蕴藉着儒学现代演变的多种可能性。由此可见，一般民众通过国民教育接受的这种知识观念，反过来会增加某种不确定性。
注释：
①本文讨论的民国时期的历史教科书，是指民国政府审定颁行或认可的历史教科书。
②孔子形象的研究颇多，可参阅林存光《历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与文化语境下的孔子与儒学》，齐鲁书社，2004。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思想人物的言论上，对教科书中的孔子形象研究不多。
③如《初中本国历史》（1923年版）、《新中华本国史》（1926年版、1928年版、1932年版）、《高中本国史》（1930年版、1932年版、1935年版、1948年版）等。
④参阅〔日〕市村瓒次郎著、陈毅译《支那史要》卷二，第22页，广智书局，1903。
⑤参阅陈懋治《中国历史教科书》，第16～18页，文明书局，1908。
⑥参阅吕瑞庭、赵征璧《新体中国历史》卷一，第48～49页，商务印书馆，1912。
⑦直呼孔子为孔丘的，笔者所见，还有杨人楩的《北新本国史》（北新书局1932年，上册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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