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魏万磊：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复兴话语谱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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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魏万磊：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复兴话语谱系的形成

原文出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2期
作者简介：魏万磊，历史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不懈的追求,其实质是要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20世纪30年代“民族复兴”话语的兴起具有特定含义,它与国民党内黄埔系发起的、以力行社为组织核心的民族复兴运动有很大关系。同时,它与农村破产的历史语境又有很大瓜葛。这套话语谱系的内容和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倾向,可以看作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情感表达,它的出现是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族自卑感的“投射机制”,但与此前相比又有着新的内涵。
关键词：民族复兴/文化心理/农村破产/话语谱系
格林菲尔德教授在《民族主义:通往现代性的五条道路》一书中提出,后发国家(以俄国为例)回应西方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大致有三种方式:第一条路是模仿西方;第二条路是把西方界定成不适合本国的样本,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出发,走自己的路;第三条路(也是最有活力的回应)就是拒绝或怨恨西方,但与文化相对主义不同,这种情感能够无穷分裂、繁殖并发酵出新的情感和观念,造成一个意识形态的温床。①
从表面上看,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论者所主张的,也正是第一条路,胡适甚至明言:“没有一件创造不是先从模仿下手的。”②“十教授”代表的本位文化论者的主张,③类似于第二条道路。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宣扬的共产主义道路,类似于第三条道路。除此以外,当然还有“既欢迎外来和尚又念本土经”的其他派别和势力,尽管途径和手段不一,但大致目标都是“民族复兴”,这种复兴情结体现出当时中国学界的文化心理十分复杂。
20世纪30年代是“民族复兴”话语勃兴的年代,在北大学生刊物《新潮》(TheRenaissance)停刊之后, 1932年创刊的《再生》杂志英译“the national renaissance”,在“文艺复兴”( the renais-sance)中加入了民族国家的(national)的因素,本意即为民族复兴。同时期的《评论周报》和《复兴月刊》也以民族复兴为办刊宗旨。当权的国民政府高举这面大旗,努力将其“塑造成带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霸权话语”,蒋介石于1934年将他相关的10篇言论汇集成《复兴民族之要道》出版。国民党政府甚至在武装军人和教育青年、培训党员以及革新生活等方面都有以民族复兴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可以说,中华民族复兴作为一种话语勃然兴起,已经成为时代的强音,“话语声调之高亢、内贯感情之高昂、思想内容之驳杂,在近代中国的思想话语中都是极其突出的”。④1935年张君劢将自己围绕民族复兴的数篇讲演稿汇编成《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出版。学者郑大华甚至认为张君劢在30年代的诸多言论都是围绕民族复兴展开的。⑤
①Liah Greenfeld,Nationalism: FiveRoads toModernity(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92)215.
②胡适:《信心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03号, 1934-6-3,第2—3页。
③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东方杂志》第32卷第4号, 1935-2-16。
④黄兴涛、王峰:《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⑤郑大华:《张君劢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年。
在他新出版的《民国思想史论》中,他更是把民族复兴问题当成了20世纪30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①但以上研究都强调了该话语谱系的重要性而缺乏对30年代民族复兴文化心理的剖析,本文尝试就此做一些发微工作,以就正于方家。
一、“民族复兴”话语兴起的原因
依笔者浅见, 20世纪30年代“民族复兴”话语的兴起主要有三个原因:近代以来中国人建立一个现代化民族国家的政治追求是根本动力;农村破产引发的农村复兴运动是现实基础;南京政府内黄埔系依靠复兴社为组织力量发起的民族复兴运动是直接原因。
1928年,国民党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经过1930年长达近一年之久的中原大战,政权基本实现统一和稳定,以中央政府主导现代化程序启动的条件基本具备。恰恰此时,日本侵略中国,造成自庚子之变后最为严重的一次民族危机,外侮引发内政上的思考。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九·一八”事变为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提供了一个外在推动力。对政府体制的批评夹杂着政治理想的因素,也有要求重新分配权力资源的因素在内。自然,国民党当权派不想分散政府权力,更不希望向体制外分权。但中国现代化按照启动的动力群体来看,属于知识分子主导型。②对政权统一后如何运行现代化的问题,自然在知识分子中间引起巨大争论。正如学者陈礼江在30年代所言,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经有五次民族复兴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五四文化运动;国民革命运动。这五次运动的“范围、性质和方法虽各有别,但其兴起的背景与目的,都在挽救垂亡的国家”。③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不懈的追求,更是民国以来国人梦寐以求的政治愿望,无论是当政者还是自由知识分子,都将建立一个政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作为民族复兴的关键。而“九·一八”事变提供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政治时机,“民族复兴”自然成为体制内外要求重整政治格局的口实。
另外, 30年代农村凋敝是一个不争的历史语境。农村凋敝之所以会引起举国关注,很大程度上源自中国自古以来的农业国定位,在人们的想象中,农村兴衰天然与民族兴亡联系在一起。时人认为中国的内乱会从农村开始:“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一切基础都建筑在农业上,农村破产,无疑地使都市随之衰颓,整个的国民经济当然也濒于绝境,目前农村经济已是破产,商业的惨落,社会的不安,盗贼的蜂起,失业的激增,这都是农村经济破产的并发症。”④蒋廷黻更是忧心忡忡地说:“就是中国大都市如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都被日本的大炮飞机毁成一片焦土了,只要乡村经济不破坏,中国还只受皮肤之伤。反过来说,倘若我们不从今日起集中全国的力量来挽救乡村的经济,就是日本不来攻,我们的都市全要变为死城,而我们这个国家就自然而然的亡了。”⑤
笔者认为,由农村复兴到民族复兴经历了一个逐渐泛化的过程。在大多数人看来,农村经济凋敝,不仅出于天灾,还有人祸的因素。有人总结说,农村之所以满目疮痍,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因为资金集中到都市,商品买卖受到中间人的盘剥和外国商品的竞争,农业技术落后;政治方面主要是自治组织操于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之手,农民对于自身权利不珍惜,政治组织没有与经济并重;社会方面主要是农民没有严密的组织,农村秩序混乱。⑥也有人将国民政府内政方面的失误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看作农村凋敝的罪魁祸首,认为农村经济没落的四大原因是税捐之繁重、公债之滥
①参见郑大华:《民国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
②许纪霖:《近代中国变迁中的社会群体》,《社会科学研究》1992年第3期。
③陈礼江:《民众教育在民族复兴运动中的地位———民众教育的根本信念》,《教育杂志》第24卷第1期, 1934-9-10,第69页。
④归廷辁:《农村经济没落之原因及其救济方案》,《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 1935-1-1,农90。
⑤蒋廷黻:《对共产党必需的政治策略》,《独立评论》第11号, 1932-7-31,第6页。
⑥邹秉文:《解决中国农村问题之途径》,《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 1935-1-1,农16-18。
发、洋米之进口、各国之汇价倾销。①稍有差异的说法是将外部的资本主义因素列为首位,例如归廷辁就将农村没落的首要原因归结为帝国主义的侵略。②做过《益世报》主笔的茹春浦概括了当时对于农村的关注重点和解决方法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中国民族的整个问题,就是乡村问题。有的说,中国乡村问题,就是文化问题。有的说,中国乡村问题的重心,在伦理和家族方面。有的说,中国乡村问题的重心,在社会组织乃至生产技术的近代化。有的说,非用教育的方法不能的抓住乡村问题的重心。有的说,非从生产方面着手,不能抓住乡村问题的重心。有的是从方法上去找办法,有的是从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上去找办法。有的主张强制的政治力量,有的主张非离开政治不能谈乡村问题。有的说必须人民有了自卫的力量,才能自己去解决他的乡村问题。有的说……从这样各色各样的观察点上去认识乡村问题,各有各的见解,真不是几句话所能说完了的”。③可见,由农村复兴问题便自然而然地发展为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前途问题。
那么,为什么这种以现代化为实质的民族建国运动会冠以“民族复兴”而不是别的话语形式呢?这就涉及南京政府发起的“民族复兴运动”。中原大战结束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一直没有间断。1930—1931年间,国民党几度分裂,先有1930年8月北平反蒋的国民党扩大会议与国民政府、南京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对峙,后有1932—1936年南京与以胡汉民为精神领袖的半独立的西南粤、桂等省的对立。④蒋介石在黄埔系势力的推动下,发起了一场被称作“第二期革命”、旨在以“安内攘外”政策统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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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民族精神”以作建国基础的民族复兴运动。这场运动可以从两个阶段来描述:
(1) 1932年初—1933年秋,以宣传复兴民族的意义为主要内容,借助于“安内攘外”政策的推行普及民族复兴观念。三民主义力行社是这一时期民族复兴运动的重要组织力量。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2月29日,其组织有三到四层,核心是决定政策的力行社;中层是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底层是复兴社。有的地方设有第四级,大多是因地域和职业不同而设的垂直机构。⑤力行社在国内建立了一个宣传网,以京沪杭、平津、南昌、武汉四处为据点,发行报纸、丛书、刊物数十种,有出版社和书店,中国电影制片厂和怒潮剧社就是他们创办的。1933年元旦,《前途》这一月刊性杂志在上海创刊,后改为旬刊,这是力行社的喉舌。⑥
(2) 1933年秋—1937年7月,随着力行社的发展壮大,复兴民族观念从安内攘外政策内的附属地位中脱颖而出,自成独立的政策,故有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出现。1937年7月初,随着攘外安内政策的放弃以及力行社内的湖南派、浙江派、西南派和江苏派之间的派系斗争,存在六年之久的力行社的结束和改组也提上了日程。⑦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原初意义上以安内攘外为政策导向的民族复兴运动表面上已经终止,依靠力量也逐渐转化为艺文研究会和三青团,民族复兴运动由国民党内派系之争转化为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斗争,但民族复兴话语并没有停止使用。
事实上,民族复兴运动虽然源自国民党内的派系权力斗争,但它呼应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也就是现代化是否应该有一个稳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主导,这个问题最终落到一个领袖身上,也就是中央政府的领袖有没有现代化的观念和能力问题。
①朱偰:《农村经济没落原因之分析及救济农民生计之对策》,《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 1935-1-1,农28。
②归廷辁:《农村经济没落之原因及其救济方案》,《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 1935-1-1,农81-86。
③茹春浦编著:《中国乡村问题之分析与解决方案》(一名《民族复兴之路》)上编,出版地不详, 1934年,第1页。
④高华:《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第360页。
⑤邓元忠:《民族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载《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一册《辛亥革命》,第231—235页。
⑥贾维:《从复兴社到三青团的组织演变》,《一九三2年代的中国》上卷,第146页。
⑦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0年,第517页。
二、“民族复兴”话语谱系的形成
“民族复兴”这一话语谱系可以从两个层面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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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官方话语,它主要由国家力量促成,以强调由政府主导民族复兴进程、权力集中为主;作为民间话语,它主要由在野知识界推广开来,以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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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参与、地方分权为主。
“民族复兴”首先是作为一种官方话语存在,以竭力表现“一个领袖”为主旨,将蒋介石渲染成具有现代化意识和民族复兴观念的国家首脑。1932年4月11日蒋介石向中央军校师生讲“复兴中国之道”,接连对各阶层人士做了多次演讲,竭力阐明民族复兴对于“一个领袖”的要求。1933年蒋介石在南京又以民族复兴为主题进行了数次演讲。蒋认为,民族复兴运动主要包含三个主要内容:第一是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第二是对付日本侵略,以忠毅诚笃牺牲的精神,创造民族复兴的基础;第三是国民军训。这三个行动围绕的中心是“一个领袖”。蒋介石以力行社为主要组织力量,将这一话语体系不断推广。力行社下设党务、政治、军事三组,政治组有设计委员20多人,主要设计了新生活运动,附带设计了文化学会的组织,如南昌中国文化学会、中国文化建设学会就是他们的成就。同时在上海,CC系的新中国建设学会配合发行《复兴月刊》,主要讨论德国、意大利、波兰、土耳其等国的民族复兴之路,并将中国的复兴提高到世界和平与安定的高度:“必中华民族复兴,然后世界恐慌可以安定;必中华民族复兴,然后世界弭兵可以成功;必中华民族复兴,然后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可以安稳过渡。”①
作为官方的民族复兴话语谱系内含了两方面的期待:一方面要求国民奉行力行主义和力行哲学;一方面倡导政府以国家主义推动建国大业。有人认为, 30年代“复兴民族”只是“一个最时髦最漂亮的口号”。“然而因为切切实实埋头苦干力行者太少,只不过变成了一句口头禅,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完全不能刺激国民的心理,发生切实的效果。”②被时人誉为“小戴季陶”的章渊若提倡力行主义,蒋介石更是亲自奉行力行哲学,在发起新生活运动的多次演讲中,蒋介石告诫民众,每一个国民都有成为领袖的可能,只要其从日常生活做起,严格要求自己。他说自己之所以能够成为委员长,与父母从小严格要求自己以及自己身体力行是分不开的,“要晓得:一个人不是生成来做委员长的,更不是生出来就可以做总司令。我过去做总司令,现在做委员长,都是由于少年受过最严格的教育,从小刻苦努力做出来的。我从前在家里,每天一定要扫地,洗地板,还有烧饭。吃饭的碗筷,也统统要自己洗涤。吃完饭的时候,不仅桌上地上不能有半点饭屑,就是饭碗里有一点不干净,也一定受父母很严格的教训,甚至打骂。穿衣也是一样,如果有一颗扣子没有扣,父母也要骂的。洗脸有一点没有洗净,父母一定要叫我再洗。我从前就是在这样一种严格教育之下的一个小孩子、小学生。就是由这样一个小孩子小学生出身,造成功今日的委员长,做革命的领袖”。③此外,国家主义派在30年代文化取向上的转变也为民族复兴运动注入了国家主义的强心剂,他们主张复兴信仰的基础应建立在民族本质之上的观点和一贯的爱国忠诚、外交制衡观念也为南京政府利用。④
作为民间话语谱系的民族复兴则内含了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社会含义。主张从经济方面入手复兴民族的不在少数,马寅初的着眼点就是资金问题,“非先使都市资金流入内地,复兴问题,无从谈起”。⑤同样是经济学出身的千家驹不以为然,他认为在不平等条约废除前,中国一切发展工业的计划都不能谈,都不配谈。中国的出路只有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者及封建残余势
①寰澄:《中华民族之复兴与世界之关系》,《复兴月刊》第1卷第1期,新中国建设学会发行(上海), 1932-9-1,第5页。
②章渊若:《中国民族之改造与自救》,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年,第205页。
③蒋中正:《力行新生活》,载贝警华编,蒋中正等执笔:《新生活论丛》,青年出版社, 1934年,第20—21页。
④敖光旭:《1920—1930年国家主义派之内在文化理路》,《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⑤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年,第66—69页。
力。①有人则将农民自身组织力量的增强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利用农村合作社的形式解决农村问题。因为,农村经济之所以凋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民自身组织的不健全,而这种不健全,因散生贫,因贫致愚,因愚而弱,因弱而散,反之亦然,这使得农村问题出现连环性和复杂性。②他们实际上将民族复兴与反帝反封建、藏富于民联系起来。
农村领袖的培养离不开教育,农村复兴的讨论自然引入到农村教育的讨论上,主要有公民教育和科学教育两个层面,将落脚点放在农村领袖的培养和科学如何输入民间的问题上。张其昀对于中学教育异常关注,并将农村领袖的塑造看作农村复兴的关键:“我以为中学校的毕业生,应该成为多数有思想有道德的乡下人,或乡下人的领袖,这是目前中国中等教育一个最重要的使命!”③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副教授的罗廷光将农村教育定位在公民教育上,他认为地方教育应当“着眼于造就办理地方政治的领袖人才,及能以参加地方自治的良好公民”。④除了公民教育、政治教育之外,还需要科学教育,有人将农村教育分为生产劳作的训练(养生)、精神陶冶和科学训练(明生)、团体生活的训练(保生)三个主要方面,科学教育是其中的主线。⑤长期在浙江义乌县农村工作的吴辰仲现身说法,说明了科学要走入民间必须要通过实际功效而不是空洞的说教。⑥
由此看来,从农村到都市、从经济到政治、教育和社会,这场由派系争斗、农村凋敝和日本侵略引起的改造内政的思潮已经泛化为一场民族复兴大讨论,塑造成一整套的“民族复兴”话语谱系。
三、“民族复兴”话语谱系的面相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这个话语谱系的复杂性,笔者举出有代表性的几种倾向,来阐释自由知识分子阵营中的“复兴情结”(Renaissance Complex),以及抗战重心的地域转向。
民族复兴的倾向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结,从切入点上来看与戊戌变法时期康、梁所提倡的“保国、保种、保教”主张有呼应之处,但又有新的特点,不再是单纯批评或者赞美自己的种族、语言、文化,目的则是通过“扬弃”本民族文化来提高民族地位。
一支由自然科学家组成的队伍也加入到研究民族复兴的行列,这种复兴倾向以人种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以种族研究培养民族主义情感。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并未动摇人们的科学信念,“五四”以降,科学一直是潜在的主流话语。这就使得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语言来表述民族复兴显得尤为重要。卢于道说:“要知二十世纪为科学时代,在科学时代欲求民族复兴,决非仅用政治经济教育能力,所能成功!必须许多科学家共同努力!”⑦他们首先要找出依据说明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驳斥“黄种人劣等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生物学便成为研究“科学的民族复兴”的主力。精通动物学的刘咸就通过对头形、颜面垂度、肤色、发状及发色、唇、眼、眉梁骨、鼻、身高、脑量及血液试验等方面的考察得出结论说,中国国民在体形方面非但不低劣,且优点甚多,在演化程序中也占据着优越地位。⑧卢于道也通过智商以及脑的各部位比较(主要是与荷兰人),得出中国人固然缺乏科学,缺乏工业,但智力并不低下。他指出“复兴民族尤其应该注重营养和民族健康”。⑨但并非所有科学家都这样乐观,熟稔营养学的吴宪先生早在20年代末就对北平居民饮食和生活状况做了调查,他当时对比美国时说:“同一地也,我用以种谷而自食,彼则用以牧牛而食其
①千家驹:《中国的歧路》,见氏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载《民国丛书》第二编第35种,第52—57页。
②邹秉文:《解决中国农村问题之途径》,《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 1935-1-1,农19。
③张其昀:《中国青年与青年中国———6月6日在南京中学演讲》,《时代公论》第12号, 1932-6-17,第13页。
④罗廷光:《政治与教育》,《时代公论》第80号, 1933-10-6,第6—12页。
⑤杨效春:《中国农村复兴与教育改造》,《教育杂志》第24卷第1期, 1934-9-10,第83页。
⑥吴辰仲:《怎样把科学知识输入民间》,《独立评论》第143号, 1935-3-25,第10—14页。
⑦卢于道:《中国人种之改良问题》,载竺可桢等:《科学的民族复兴》,上海:中国科学社, 1937年,第280页。
⑧刘咸:《中华民族之人种学的检讨》,《科学的民族复兴》,第168页。
⑨卢于道:《中国人脑及智力》,《科学的民族复兴》,第208—209页。
乳,此其故无他,我贫而彼富耳。国有人满之患,民无致富之术,而欲得完善之营养,斯亦难矣。”①多年之后他仍然找不出值得高兴的理由,忧心忡忡地说:“试以亚洲食米诸国人民之体格精力,与欧美食肉饮乳之人相较,则强弱胜负之数,岂待问政治的状况而后知哉?遗传不可变,而营养可以改良。有心国事者,幸勿以饮食为小事而忽之也。”②吴宪对各种食物的营养了如指掌,对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也十分了解,但要想提高营养又不是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力所能及的,因此“改良膳食是民族复兴之一策,但同时又必须先改良经济”。③
从这种倾向可以看出,此时强调中国的人种不亚于西方,已经不是依靠“中华民族西来说”或盲目鼓吹中国人的智力成就来证明,而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进行测定,并且将落脚点放在经济改良和政治统一问题上,这与戊戌、辛亥、“五四”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已经有了很大不同。
另一种复兴的愿望试图通过消解民族语言文字所可能带来的复兴障碍,重树民族自信心。1933年,一个名叫许清源的学者指出,蒙、藏文字根本上与汉字不同,语言更无从说起;单单就使用一种汉字的省份来说,也有“京话,苏白,粤调”等好多不同的种类。“很小的福建省内自己就有好几种语言:延平话到福州不能用,福州话到漳州也听不懂。因为语言的不同,所以北方人到了南方就成了哑巴,南省人过了大江就如同到了外国。这种情形,不但是文化上、交通上的大障碍,并且也不能不承认是教育的一种耻辱,国家的一个弱点吧!”④如果说晚清和“五四”白话文运动都是将语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借以“破旧”,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那么20年代的国语改革则显示出“立新”的决心。1922年2月到1925年5月,由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主编、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国语月刊》,一共出了15期,后来由于稿件选用太精,难以继续。停刊不到一个月, 1925年6月14日到12月27日又出版了《国语周刊》,一共出了19期,由钱玄同、黎锦熙两人主编,作为北平京报副刊之一发行,从27期起改由北新书局出版,专门和国语反对派笔战。1928年,中华民国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于当年8月1日到12月11日出版了《国语旬刊》,一共出了13期(内第4期是一个特刊,未出版),由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审组主编,北平文化学社出版。后因印刷不便而停刊。1931年9月5日,《国语周刊》由北平市党部街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周刊编辑处发行。其间,钱玄同于1922年、胡适于1923年都曾向政府提出过实行简化字的提案。可见,对于中国语言文字进行改革的努力一直没有间断。被时人称为国语运动“急先锋”的卢戆章“发现了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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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下最难学习的文字,他看穿了中国不能富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文字之难”。早在晚清时(1878年)他就打算创制音标文字,在他看来,国语不统一,“国人彼此谈话尚且不能,感情更无从传达;团结对外,也谈不到”。他将文字与国家兴衰联系起来,认为“世界上富强之国,文字必简”。⑤但也有人反对使用简化字,湖南长沙的国光杂志社就以“明儒术、辨是非、正伦纪、厚风俗、养成最大多数国民之基本智识”为名继续坚持保守立场,该杂志社发行《国光杂志》,其作者群就认为,简化字的使用,“至多任其暂维原状(私用),至少不能积极推行(公开)”。⑥甚至说:“盖文字存亡问题不在书写之难易,而在有无深远之意义寓于其间,而一种文字所代表之学术关系尤重。”“中国文字本不会废弃,果行简字,则走入劣败之路矣。”⑦
这种通过语言文字的改良以达到民族复兴的倾向类似于“语言民族主义”的做法,但它不是单纯地反对或固守传统的民族语言,而是通过吸收西方语言改革的成功经验,在民族日常生活语言的
①吴宪:《营养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年,第73页。
②吴宪:《吾国人之吃饭问题》,《独立评论》第2号, 1932-5-29,第19页。
③吴宪:《中国人之营养》,《科学的民族复兴》,第249页。
④许清源:《究竟那种是国音?》,《国语周刊》第69期, 1933-1-21。
⑤白涤洲:《介绍国语运动的急先锋———卢戆章》,《国语周刊》第11期, 1931-11-14。
⑥钟乔:《谈谈〈推行简字〉》,《国光杂志》第5期, 1935-7-2。
⑦树:《自杀民族的手头字》,《国光杂志》第6期, 1935-7-16。
基础上融合西方语言优点而实现的。这与近代欧洲鼓吹本民族语言优越的语言民族主义倾向也有显著不同,它的出发点是中国语言文字对于民族复兴的障碍。
还有一种民族复兴,以地域与民族性的关系为主要关注点,在“九·一八”后表现为对抗战重心的争论上。其中可以窥见南北之争的影子,①但究竟抗战重心应该转移到何地,还与国民党内各派系原有的势力范围有关。官方关于抗战重心转移的导向和争论,影响到学术界,是关于南北民族性的差异比较,准确地说是东北、华北与西南、西北民族性差异比较。刚从德国学成归来的气象学专家吕炯论述了气候和民族文化的关系。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人民生活方式各不相同,所以中国政治难以统一;因为风俗各异,所以难定标准的统一方策。“然自他方面言之,中国特别之优点,正在此复杂之气候,各地可以互相调节,以有易无。中国若能一旦统一,则中国之强盛,绝非他国所能比拟。”②有趣的是,这种比较并非一种正向平行的关系,南方学人和北方学人并非都以家乡为荣。傅斯年分析了政界派系,认为南人和北人所把持的集团各有优势,“旧交通系多是广东人,新交通系多是苏浙人,安福系虽以安福胡同得名,巧得很,实在也是安徽福建人的合股公司,此外如政学系,根据地本在南方,如研究系,也是南方沿海各省的集团”。但北人多把持行政大权,是地方实力派,“已陷四省不论,就塞北之察绥宁三省,黄河流域之鲁冀豫晋陕甘青七省说,为省政府主席者,只有河南陕西两省是南人,同时长江流域之安徽省,又以河南人为主席”。③身为山东人的傅斯年并不以北方为傲,他甚至反省说:“我们北方人有什么贡献于国家人民?不消说,第一大贡献是内战,第二大贡献是搜刮,第三大贡献是无知的举动。”④但是“北方优越主义者”张君俊却很看好北方人,他归纳了北方人的特质:沉而不浮、爽直坦白、侠义、喜欢硬干;但南方人则浮而不沉、弯曲暗昧、狡猾、喜欢空谈。从身高、体重、气候、儿童死亡率、食物营养等多方面来看,北人都优越于南人。身为湖南人的张君俊说北方民族“在这带(北纬33度以南的长江流域)住久了,他们必流为饶具女性的民族”。⑤
当时国民政府设想的是开发西北,上海有西北垦殖团专员召集的西北问题研究会成立,陇海路局有陕西实业考察团的组织,都是力图先在学术上予以探讨。至于为什么要开发西北,一说是由于东北失陷,政府为转移国民视线而故意这么做的;一说是西北和东北都是全国财富蕴藏之地,开发西北是“失之东隅收之西隅”。致力于工业制造研究的洗荣熙分析说:“向东北利于农业,向西北利于工业。陇海北宁津浦平汉铁路线附近矿产多为外人势力所操纵。东南数省之农产品堪可自给,但外货之输入远超于输出,已有致命之伤。西南地带贫瘠,所赖以维持一隅之繁荣者,徒具对外贸易之外形,多赖在外华侨之汇款以为挹注,工业原料之缺乏,尤以煤铁为甚,预料无大规模工业之发生,则西南终非好局。”⑥故此,中央政府内部斗争的结果是开发西北。张其昀就附和中央的政策说,西北“深明大义,实可为民族统一的典范”。⑦
一些学者也很看好西南,尤其是广西。留学日本的王恒认为广西具有很多优点。⑧他在谈及撰写《近代西江流域学术思想之探溯》一文的动机时说:“我写这篇文字的动机,自然是看到目前的西江流域已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策动场所,文化的黎明的女神布曙的基点。”⑨张君劢也多次谈到:“余从各方观察,觉西南民族特富少壮性,故今后救国之责,西南所负者亦特重。”10张君劢将科学的
①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68—126页。
②吕炯:《中华民族与气候的关系》,《科学的民族复兴》第131—133、135页。
③④孟真:《北方人民与国难》,《独立评论》第181号, 1935-12-15,第3、2页。
⑤张君俊:《中国民族之改造》,上海:中华书局, 1935年,第4、238、215页。
⑥洗荣熙:《如何去考察西北》,《时代公论》第20号, 1932-8-12,第22、24页。
⑦张其昀:《国难与统一》,《独立评论》第52、53号, 1933-6-4,第12—13页。
⑧王恒:《读张君劢先生讲演词书后》,《再生》第2卷第1期, 1933-10-1。
⑨祜荪(王恒):《近代西江流域学术思想之探溯》,《再生》第2卷第1期, 1933-10-1。
10张君劢:《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在广州中山大学演讲》,《再生》第2卷第6、7合期, 1934-4-1。
理智和团结组织的道德当作民族复兴的两大基础,并以广西为民族复兴的希望:“西南除广东之三年计划外,惟有广西带了一团蓬勃的朝气。”①张君劢甚至大声宣称:“中国到处都是死气沉沉,在这种穷途失望的当中,独广西还有一线生的希望,可以替中国开一条新生路。”②但实际上1932年元旦后,粤方宣布遵照广州四全大会决议在粤设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与中央的矛盾就显得错综复杂了。③也有人将西南政委会和西南执行部看成中国统一的残余障碍,虽然其“保持着似乎独立的样子”,但胡系(指胡汉民,笔者注)势力在西南已经基本没落。④
纵观以上, 20世纪30年代民族复兴话语谱系的形成,多种原因、双重内涵、多种面相表征的不仅是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交错斗争的关系,而且表明中国社会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文化心理不再是简单地排斥或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而是在羡憎交织的情绪中走上了一条本土化与西化交融调适的道路。
①张君劢:《中华民族之自力安在?———在南宁学术研究会讲演》,《再生》第3卷第6期, 1935-8-15。
②张君劢:《广西建设与中国民族史上的意义———在武鸣民团干部讲演》,《再生》第3卷第6期, 1935-8-15。
③罗敏:《从对立走向交涉:福建事变前后的西南与中央》,《一九三2年代的中国》上卷,第35—50页。
④董显光:《西南“胡系”势力的没落》,《时代公论》第125号, 1934-8-17,第8—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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