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元青，王建明：北洋政府时期的留日学人与中国文化的对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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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元青，王建明：北洋政府时期的留日学人与中国文化的对日传播

原文出处：

《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09年1期第122～129页

作者简介：

元青，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建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天津　300071）

内容提要：

北洋时期，中国留日学人在引进传播西方文化的同时，通过与日本友人移书论学、切磋交流中国传统学术问题，在日本刊物上发表有关中国传统学术的论著等方式，努力向日本介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通过在日发表诗歌、小说，授课、赠书等方式，介绍传播中国现代文学；与日本友人诗词唱和，增进中日知识界的交往与友谊，也弘扬了中国文化传统；组织参与中国传统戏曲对日演出，推动了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推动中国绘画艺术作品在日本展出，为中日美术交流作出贡献。留日学人自觉不自觉地向日本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真正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

关键词：

北洋时期

；留日学人；中国文化；对日传播

20世纪初，迅速腾飞的日本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万千中国学子东渡扶桑留学与考察，形成赴日留学的热潮。留日期间，他们深入日本社会，广泛学习西方科技与人文社会科学，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向日本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然而，学界在以往研究中，往往只看到留日学人通过日本为国人介绍和宣传西方文化的一面，而忽视了他们向日本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的另一面。事实上，许多留日学人通过与日本友人探讨中国传统的学术问题、交换书

日本帮中国历史故事绘画

籍、诗词唱和，推动中国戏曲对日演出和绘画艺术对日展览等方式，为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介绍和传播做出重要贡献。
本文力图探讨北洋时期留日学人对日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及方式，期对中国留学史研究及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研究有所助益，其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留日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介绍和传播
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的缘故，中国文化在日本有着长久的影响力。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全面推行欧化政策，向西方学习，致使中国文化受到较大程度的压制和排斥。但是中国留学生仍然顽强地向日本介绍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为近代中日两国文化学术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其中，王国维、郭沫若、郁达夫堪称典型。
1901年，王国维赴日，入东京物理学校学习，不久以病归。1911年，王国维再度赴日，寄寓京都长达5年之久。在日本，王国维与日本汉学名家如内藤湖南、林泰辅、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青木正儿等人经常移书论学，切磋交流中国传统学术问题。
1915年1月，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刊登了《洛诰解》一文。日本著名汉学家林泰辅看后，在《东亚研究》上发表《读〈国学丛刊〉》一文，与之“攻错”。11月，王国维撰《与林浩卿博士论洛书》，回答了林泰辅的“攻错”。次年1月，林泰辅又以其刊于《东亚杂志》之答辩寄王国维，王国维乃作《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两人的学术交流，加强了两国学术界的沟通，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1916年6月，王国维的《学术丛编》印装完毕，特意嘱托罗振玉将该书给林泰辅、藤田丰八和内藤湖南各寄一本①。
神田喜一郎，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的学生。他在与王国维交往时，王对他热诚相待，有求必应，有问必答。1922年，神田初次在上海拜访王国维时，王不仅带着神田到蒋汝藻的密韵楼去参观珍贵藏书，还从中拿出许多宝贵的宋元本和旧抄本，为其详加说明。神田临行前，王国维还录其旧作《海上楼歌寿东轩尚书七十》及《冬夜读〈山海经〉感赋古风》为神田送行。此后，两人书信不断，继续讨论着各种传统学术问题、互相切磋学术难点。1923年5月11日，王国维致信神田，与之讨论魏石经事，并告之：　“洛阳近出魏三体石经，一石有一千八百余字，即黄县丁氏所藏残石之上半。此事于经学、小学关系至大，现拓本当之不易得，谨以奉闻”②。1925年，又致信神田，将所作《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一文寄赠给他。1926年写信告诉他其近来研究的情况、讨论后魏延昌四年诏书中“远傍惠康”的解释问题、金元之间乣军问题。
此外，王国维还与多位日本汉学界友人交流和讨论中国传统学术问题。如1927年将《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寄赠给藤田丰八，在《史学杂志》上刊登。后又至信藤田，讨论上文的结论问题。
由于王国维在日本汉学界的巨大影响力，其投湖自尽后，狩野直喜、内藤湖南、铃木虎雄和神田喜一郎等人在日本洛东东山五条坂袋中庵举行追悼法事，并请法隆寺贯主佐伯定胤师为其祈冥福。当天到会的日本学者有51人之多，沉痛追悼这位为中日学术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的人③。
郭沫若，1914赴日留学，前后在日本生活了20年。旅日期间，郭沫若在广泛地向中国介绍日本文化的同时，也积极向日本人民介绍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1922年12月，他应日本大阪《朝日新闻》元旦专号之约，在该刊“新年特号”上发表了题为《芽生の二叶》（两片嫩叶）的论文。此文是一篇关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学术论文，阐明“不论在老子，或在孔子，或在他们以原始思想，都能听到两种心音”，即“把一切的存在看作动的实在之表现”，并指出“这种二而一的中国固有的传统精神，是要为我们将来的第二的时代之两片子叶的嫩苗而伸长起来的”④。另外，郭沫若还用日文撰写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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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歌、小说、文艺评论、历史论文，在日本书刊上发表。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侨居日本时，他撰写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准的史学专著和历史小说，在日本报刊上发表，使日本人从中具体地接触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郁达夫，1914～1924年留学日本。在与日本同学谈论文学作品时，郁达夫常劝告他们应该读一读中国文学经典如《聊斋志异》和《红楼梦》⑤。在与日本诗友富长蝶如的长期交往中，他经常向其灌输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并把清代著名诗人钱谦益的诗集和文学家史震林的《西青散记》赠送给他。其中，郁达夫对《西青散记》一书倍加赞赏，曾多次向富长蝶如推荐此书，并在此赠书后面写上“书后”送给他⑥。
留日学人通过与日本学者探讨中国传统学术问题，在日本报刊上发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与日本友人交谈讨论中宣传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等方式，自觉和不自觉地进行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介绍和传播活动。这些活动，扩大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
二、留日学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和传播
留日学子在日本生活多年，日语水平较高，且许多人与日本刊物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他们能够将自己或他人的最新作品发表在日文刊物上，向日本国民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北京周报》丸山幸一郎、清水安三等人，与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素有来往，并经常向他们约稿。事实上，周氏兄弟和李大钊都在《北京周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尤其是周作人在该刊上发表的文章最多。如周作人的日语诗《小孩》四首、《山居杂诗》、《徐文长的故事》、《日本的海贼》等先后在该刊发表。周作人还曾用“仲密”笔名将冰心的小说《爱的实现》、诗歌《晚祷》和成仿吾的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翻译成日文，发表在《北京周报》上。此外，该刊还发表了其他留日学人的作品。
周作人还用日文在日本其他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如1921年8月，周作人用日文发表了《对于小孩的祈祷》和《西山小品》（《一个乡民的死》、《卖汽水的人》），文章刊登在日本杂志《生长的星之群》第1卷第7号和第9号上。
此外，留日学子还以给日本学生上课或给日本人赠送书籍的方式，向日本国民介绍和传播中国现代文学。1922年，日本人永持德拜访了鲁迅和周作人，二人赠以他《域外小说集》和《点滴》各一本。同年，日本名古屋高等学校教授汉学家藤冢邻，通过丸山昏迷引见认识了鲁迅。此后这两个学者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26年2月8日鲁迅以新印旧著《中国小说史略》寄赠藤冢邻，以答谢他曾赠予两部日译《水浒传》的厚礼。
尽管这一时期留日学人对日介绍和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的规模较小，影响也相当有限，但毕竟开中国现代文学对日传播之先河。
三、留日学人与日本友人诗词唱和
由于多年来一直崇尚中国文化，日本许多高层人士都以能写汉诗为荣。明治维新以后，西学激荡，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日本日趋衰落。但还有一些坚持“传统”的日本人士，仍然崇尚着中华文明，固守着“儒家文化”，固守着“汉诗”。与此同时，许多留日学子在留学前不同程度上接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因而在与日本友人交往过程中，不仅可以诵吟、唱和，还可以用各种字体书写、题画。诗词唱和成为中日文人在宴会、赏景、送别等各种社交场合抒发感情、交流文学与书法艺术，增进彼此友谊、发扬东方文化传统的重要形式。
郁曼陀，又名郁华，郁达夫之兄。1905年赴日留学，先后就读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法政大学。留日期间，他先后以六郎、井久计云、郁庆云等笔名在《太阳》杂志等日本报刊发表多篇诗词佳作，传诵一时，并得到日本汉诗泰斗森槐南的高度评价。1913年，郁曼陀再次赴日，为重温旧谊，他与日本诗友多次吟诗作画。日本《随欧集》第107编的“风雅余志”刊登了这样的消息：“郁君……，曾于我国留学，与彼国诗歌爱好者十数人结成思古吟社，钻研诗道。……同进晚餐之后，谈诗论画，竞至夜阑”⑦。另外，郁曼陀还被随欧吟社接纳为会友。《随欧集》第114编的“风雅余志”这样报道：“又素精诗道者佐藤六石君与支那共和国郁曼陀君，被推荐为会友，既蒙诸君惠许，特恳赞同云云。……郁君名华……尤善诗，……有感于本社对诗道贡献甚大，君谓今后亦将为本社尽力。值午餐既终之际，照例成七言绝句、联句”⑧。
在长兄郁曼陀的影响下，郁达夫也开始写诗填词。1915年，郁达夫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第三部学习时，就在八高校友会杂志上发表了《金陵怀古》等8首诗词佳作。次年，他又开始在《新爱知新闻》汉诗栏发表《犬山堤小步见樱花未开口占二绝》、《由柳桥发车巡游一宫犬山道中作》、《大桃园看花》等诗作。这些诗作，引起服部担风的极大兴趣。服部担风在日本汉学界享有崇高威望，是《新爱知新闻》汉诗栏的评选负责人，也是佩兰吟社、清心吟社等著名诗社的主持人。郁达夫与服部担风的诗词唱和震动了日本诗坛。6月，郁达夫拜访了服部担风，双方交谈十分愉快。这次拜访后，郁达夫作《访担风先生道上偶成》七绝一首相赠：“行尽西效更向东，云山遥望合还通。过桥知入词人里，到处村童说担风”。担风次韵和诗：“弱冠钦君来海东，相逢最喜语音通。落花水榭春之暮，话自家风及国风”⑨。同年9月12日，正值中秋佳节。郁达夫应邀参加担风主持佩兰吟社的中秋赏月雅集，写下了《丙辰中秋桑名阿谁儿楼雅集分韵得寒》的七律一首：
依栏日暮斗牛寒，千里江山放眼宽。　　未与嫦娥通醉语，敢呼屈宋作衙官。
斩云苦乏青龙剑，斗韵甘阵白社坛。　　剪烛且排长夜烛，商量痛饮到更残。
担风对此赞叹不已，称“达夫不愧捷才，首成七律，一座皆惊”。1918年4月6日，郁达夫再次专程去兰亭拜访担风，有《重访兰亭有赠》七绝一首：“一向山阴访担来，词人居里正花开。去年今日题诗处，记得清游第二回”。担风的次韵诗是《四月六日郁达夫来过，有诗，即次其韵》：“楔桥村路客重来，红药紫藤随处开。欲问江南诗句好，三生君是贺方回”。此次重逢，郁达夫更加深切感受到担风先生对自己平等相待、互尊互敬的深厚情谊。回家后又赋《辞祭花庵蒙兰亭远送至旗亭上车后作此谢之》七律一首：
半寻知己半寻春，五里东风十里尘。　　杨柳旗亭劳蜡屐，青山红豆羡闲身。
闭门觅句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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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癖，屈节论文别有真。　　说项深恩何日报，仲宣犹是未归人。
担风的次韵诗是：
大江一笑送归春，春服才成不染尘。　　杜宇呼醒故山梦，蓬莱寄与妙龄身。
辅车已喜国交欢，缟纻原知友谊真。　　折柳驿门期后会，分携暂作眼中人。⑩
不久，郁达夫在《新爱知新闻》汉诗栏发表的《养老山中作》七律，也得到担风的高度评价。担风说：“达夫诗如春草乍绿，尚有冬心，尤妙于艳体，读之，皆令人惆惆。顷游养老山，寄示兹篇，盖一兴到之语，然才气毕竟不凡，其道大得灵助者，似矣”(11)。
除郁达夫兄弟外，还有王国维、黄兴等许多留日学人与日本友人的交往，留下了许多著名诗篇。王国维旅居京都期间，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人有着密切的交往。除了学术的探讨之外，王国维还多次与他们诗文唱和。1912年《艺文》三月号以《王木酬唱》为题，刊登了王国维与铃木虎雄唱和的诗章。铃木虎雄的赠诗中有“辟雍门北洛东头，落木寒山无限幽；万卷图书堪绩史，数家鸡犬可藏舟”诗句，描绘了王国维当时研究的环境。王国维答道：　“故人不乏朝衡在，四海朋友看竞兄”，“他年第一难忘事，秘阁西头是敝庐”(12)。面对故君无恙，复辟可望的复杂心情，王国维作《颐和园词》七言古诗，并把它赠送给铃木虎雄：“社稷有灵邦有主，今朝地下告文祖”，“寡妇孤儿要易欺，讴歌狱讼终何是”，“定陵松柏郁青青，应为兴亡一拊膺”。铃木读后，大为赞许，“是前垂示《颐和园词》一篇，拜诵不一再次，风骨俊爽，彩华绚烂……”。闻日本友人狩野直喜有欧洲之行，王国维作《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七言古诗一首：其中有“此邦曈曈如晓日，国体宇内称第一。微闻近时尚功利，复云小吏乏风节。疲民往往困鲁税，学子稍稍出燕说”(13)。次年，王国维、罗振玉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原田两山举行兰亭会之举，各以所藏王羲之兰亭帖佳本展出，且以诗记其事。
黄兴，1902年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后因参加反清运动，又多次流亡日本。在日期间，黄兴与一些日本友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了表达对日本友人的感激之情，黄兴为许多日本友人赠诗题词，如给秋山定辅的题词共有三首，其中之一是：“湘中老人读黄老，手缓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14)。又有赠日本近藤先生之诗：“沧海横流漫几洲，同群谁与证盟鸥？而今濯足扶桑后，要到昆仑顶上头”(15)。1916年，黄兴由日本回国前夕，曾在酒席上和涩泽荣诗一首，诗云：“莽莽神州付劫灰，红羊苍狗不为媒。挥戈未必能沉日，薄海风云盖地来”(16)。
留日学人与日本文人以诗会友，赋诗言志抒情，谱写了许多感人的篇章。其诗词唱会，不但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也加强了中日两国人士之间的互相了解、友谊和感情，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
四、留日学人与中国戏曲的对日介绍和传播
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剧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戏曲如《西厢记》和《琵琶记》等很早就传入日本。进入北洋时期，大批中国学子赴日留学为中国戏剧的对日传播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和机会。留日学子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介绍和传播中国戏曲的。
1.组织和参与中国传统戏曲对日演出
1916年，大仓喜八郎与梅兰芳的挚友、留日学子冯耿光联系，希望梅兰芳能够去日本演出。由于中国国内政局不定，此事遂被搁置。后来，在驻日公使章宗祥、陆宗舆（二人均曾留学日本）的斡旋下，梅兰芳决心到日本演出。1919年4月21日，梅兰芳一行35人正式赴日演出。此次赴日演出，除他的夫人和演员外，还有顾问李道衡、许伯明、齐如山、赵晦之(17)。其中，李道衡、许伯明二人曾留学日本，为梅剧团的重要智囊团成员。梅剧团先后在东京、大阪、神户等地演出17天，上演了19个剧目，其中《天女散花》这出以歌舞为主的戏，最受日本观众的欢迎。在留日学子牵线搭桥下，梅兰芳访日演出获得成功，将中国的京剧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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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播到日本。日本的《东京日日新闻》、《都新闻》、《万朝报》、《国民新闻》、《读卖新闻》和《东京朝日新闻》等报刊纷纷报道演出的盛况并发表剧评。这为日本观众了解京剧，改变日本戏剧评论界对京剧的误解，改善近代中国的国际形象，起到积极的作用。
除了京剧的访日演出之外，中国的昆曲也在留日学生的组织下，顺利赴日本演出。1928年，中国的昆曲剧团首次赴日演出。由于这次演出是日本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通过中国留日学生黄子明联系的，因而演出过程中的许多活动，都由黄负责安排(18)。在东京的三场演出结束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又通过黄子明，举行了一次昆曲演出招待会，日本著名戏剧家青木正儿、内藤虎次郎、铃木正雄等人均出席，他们都对昆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2.推动和影响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戏曲史研究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学者，他“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的那些戏曲论著显示的“国学”根基及中国古典诗词戏曲的修养，为日本学人所折服，而其借鉴西方文艺理论所采用的缜密而严格的研究方法，又为日本学人所向往。王国维的《戏曲考原》问世不久，京都大学教授狩野直喜就在该校专门加以介绍(19)。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寄寓京都，日本形成了竞相翻译、介绍、研究中国戏曲的热潮。日本人盐谷温在其《中国文学概括讲话》第五章中作了形象描述：“王氏游寓京都时，我学界也大受刺激，从狩野君山博士起，久保天随学士、铃木豹轩学士、西村天囚居士、亡友金井君等都对诗文造诣极深，或对曲学底研究吐卓学，或竞先鞭于名曲底介与翻译，呈万马骈镳而驰骋的盛观”(20)。著名的中国戏曲研究专家青木正儿在其《中国近世戏曲史序》中说：“中国戏曲之有史，还创始于近年海宁王静安先生的名著《宋元戏曲史》。谁都知道向日的文人，素以此种民间文学鄙弃为巷谈街说一类东西的。直到清季，王静安先生以丰富的学识，精锐的目光，看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他的这几种大著，以及他研究曲学的精神，不独唤起了本国学人注意曲学，而且在东瀛也惹起了不少学者来研究中国戏曲”(21)。他本人也是读完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后，立下“毕生治中国戏剧”的志愿，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戏曲(22)。
与狩野共同主持京都帝大中国文学讲座的铃木虎雄，曾经多次向王国维请教中国戏剧方面的问题。1911年，就在王国维的《曲录》、《戏曲考原》问世的第二年，铃木便向日本介绍了此书。1913年，他翻译了王国维《古剧脚色考》一书，后又译《鸣凤记》。1915年以后，又在京都帝国大学主讲“明代戏曲概论”，成为日本近代中国戏曲研究的知名学者。后来，铃木虎雄在《追忆王静安先生》一文中说：“先生避乱来日住在京都，我初识其面，先生寓居京都田中村时正在归纳词曲研究成果。我当时萌生了研究词曲的念头，试着训点高则诚的《琵琶记》，其难解之处，屡屡向先生请教，这稿本至今仍藏在箧底。不止词曲，有关典籍，清朝掌故，社会风俗，日常琐事等事项，我得先生启蒙之利，不遑枚举”(23)。西村天囚在译介《琵琶记》时，也受到王国维的鼓励，王还亲自为其作序。在序文中，王国维对西村的中国戏曲翻译提出许多具体意见，肯定了西村“其力全注于曲”的作法，但对其只取科白不取曲辞之弊，认为是买椟还珠行为。
王国维与日本学者的学术交往，使许多戏曲研究者从王国维那里受到教益，而成为研究中国戏曲的专家。也正是受王国维影响，日本学界掀起翻译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热潮，为中日文化与文学交流留下了佳话。
3.留日学人的戏剧作品被译介到日本
留日学人除推动中国传统戏曲访日与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外，还把自己的一些现代戏剧作品译介到日本，加深了日本对中国戏剧的认识。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就被译介到日本，为日本人民所了解和熟知。1926年7月，日本《改造》杂志发表了郭沫若的《王昭君》，这是日本首次发表郭沫若的剧作。1927年，《满蒙》在第2～5期上连载了郭沫若的戏剧作品《卓文君》。
五、中国绘画艺术作品在日本展出和交流
从本世纪初起，近代中国美术的著名开拓者大都曾赴日留学或考察过。据美术史专家刘晓路的不完全统计，从1902年陈师曾赴日留学到1949年，赴日留学的中国知名美术家就有300人之多。其中仅留学东京美术学校一校的人就有134人之多，这些数字分别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任何学校的中国美术留学生(24)。这些留日学子，如陈师曾、李叔同、郑锦等人不仅为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也为中日美术交流，特别是为积极推动中国绘画作品在日本的展出和交流做出重要贡献。
陈师曾，名衡恪，祖父陈宝箴是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清末著名诗人，弟弟陈寅恪是著名历史学家。他自幼秉承家学，喜欢绘画和篆刻。1902年赴日留学，后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博物。1920年5月，陈师曾联合金城、周肇祥发起成立了北京“中国画家研究会”。研究会成立的宗旨是弘扬国粹，同时特别注重加强与日本美术界的联系和交流。它成立的当年就举办了第一届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1922年4月，上海的美术家与日本的美术家在上海虹口蓬路（今塘沽路）的日本人俱乐部举行了第一届中日联合美术展览会。会上展出中国画114件，西洋画64件，东洋画122件。该展后经补充作品，又于5月1日在日本东京展出。1923年3月，在日本长崎举办第二次中日绘画展览会，此次会上陈师曾携带了他和齐白石等人的作品参展，并极力向日本观众、画界和新闻界等广为介绍齐白石的绘画作品，很快齐白石的作品在日本得以高价售出。从此，齐白石在日本名声大振，其画价亦水涨船高。这是中国现代绘画在国外的第一次展出。画展的成功举办，对于宣传中国现代绘画艺术，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具有积极意义。1926年6月在日本东京上野举办第三次中日绘画展览会。此后，又在中国和日本举行第四届和第五届中日现代绘画展览会。
除参加中日联合绘画展外，许多留日学人在日本举办了各种绘画作品展。如1916～1922年，罗振玉、吴昌硕、王震等人的作品参加了长尾甲的京都寿苏会展，其中陈之佛的作品获得日本美术协会展览二等奖。陈之佛，1918年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课学习，次年，考入日本东京美术学校工艺图案科，成为第一个到日本学习工艺美术的留学生。1923年，钱瘦铁应日本名画家桥本关雪之邀赴日本，从事篆刻活动，并书画创作。次年，钱瘦铁在日本松坂屋举办了第一次个人书画作品展(25)。留日学人参加日本各种绘画展，表明中国绘画作品已不再是简单的学习吸收，而开始走向日本，形成自己绘画作品的特色，并为日本人民所了解和认识。
此外，还有许多留日学人的美术作品被日本高校与社会人士所收藏。1913年，毕业于京都绘画专门学校日本画科的郑锦，其作品《娉婷》一幅入选日本帝国美术院展览。帝国美术院展览是日本当时最高级别的画展，郑锦也成为我国第一个入选画展的画家。此外，留日学人回国后，还经常向日本母校赠送他们的美术作品。如1911年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从事于篆刻研究，组织篆刻团体——乐石社，并自任主任。1916年，他从中国寄赠母校的乐石社篆刻集7本，封面上亲书或亲钤(26)。
结束语
北洋时期，许多留日学人在留学前就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熏陶，具有古典文化的深厚学养，具备正确的民族文化价值观，这有利于他们在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又将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的内容提上中日交流的日程。事实上，在北洋政府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旅途上，留日学人通过日本不仅大力传播了西方科学文化，还把我国五千年文化向日本和西方传播，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流传，为日本和其他国家人民了解和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文化传播上薪火传承的作用，已经深深镌刻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丰碑上。
注释：
①宇、朱金枝整理：《王国维未刊书札十通》，北京：《文献》1992年第4期。
②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48页。
③那波利贞：《王国维君殉节追悼会》，转引于陈平原、王枫主编：《追忆王国维》，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336页。
④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2页。
⑤曾谷道子：《日本留学时期的郁达夫》，载《郁达夫传记两种》，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280页。
⑥冨长蝶如：《回忆郁达夫》，载《郁达夫传记两种》，第251页。
⑦⑧⑨⑩稻叶昭二：《郁达夫——他的青春和诗》，载《郁达夫传记两种》，第189、190～191、216～217、219页。
(11)郁峻峰：《郁达夫与服部担风》，北京：《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3期。
(12)转引于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96页。
(13)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38、39页。
(14)黄兴：《为秋田定辅题词》，《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59页。
(15)黄兴：《赠进藤先生》，《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62页。
(16)黄一欧抄件，引自李去汉编：《黄克强先生年谱》，台北：中央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284页。
(17)李伶伶：《梅兰芳全传》，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218页。
(1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46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年，第122页。
(19)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94页。
(20)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0页。
(21)青木正儿著、王古鲁译述：《中国近世戏曲史序》，转引程华平《王国维与近代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北京：《中华戏曲》2006年第1期。
(22)梁容若：《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24页。
(23)转引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96页。
(24)刘晓路：《为了忘记的记忆：世纪初美术史上的中国留日学生》，北京：《美术家通讯》1994年第12期。
(25)陈振濂：《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82、389页。
(26)刘晓路：《世界美术中的中国与日本美术》，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224、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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