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朱大伟：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的海权与空权之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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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朱大伟：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的海权与空权之论争

作者简介：
朱大伟，历史学博士，赣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
原发信息：
《边界与海洋研究》(武汉)2017年第3期。
内容提要：
在抗战建国、救亡图存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占支配地位的政治语境下，知识界纷纷把建设强大的国防视为立国之本。鉴于身份背景、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等因素的差异，他们就优先建设海权还是空权的问题，主要围绕着哪方更顺应时代军备趋势、战时军事价值和平时战略价值大小以及建设成本与效率比的高低等四个方面展开了激烈论争，力证己方所支持军种享有建设优先权的合理性。需要注意的是，论争双方除海权、空权建设优先次序的分歧外，也达成了特定的共识，即都认可在立体战这一新战争形式下建立海陆空三位一体国防体系的必要性。这场论争对于现代海权与空权观念在近代国人中的普及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其蕴含的思想也构成了近代中国军事思想史上不可遗忘的一页。
鸦片战争的失利表明中国传统以陆基防御为中心的国防战略开始遭受严重挑战。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西北陆地边疆与东南海疆安全同时告急的形势下，中国决策层内遂发生了著名的分别以海权派李鸿章、陆权派左宗棠为首的海防与塞防孰重的政策之辩。①这场海防与塞防之争直接规制了清帝国末期的国家防御战略的制定。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民族存亡绝续关头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救亡图存使命的驱动下，中国知识界为抗战救国计也曾开展了一场海权建设与空权建设孰优的论争，深刻影响了抗战建国的舆情构建以及国人现代国防观的形成。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降，作为开眼看世界以救亡图存的重要构成部分，西方的海权②、陆权、空权等地缘政治思想相继被引入中国，并为知识界所接纳。尤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他们探求抗战建国之路的重要思考向度。当下学界对该时期中国知识界海权观和空权观的分类研究③已有相应成果问世，这些既有研究成果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研究时段多限于清末民初，时间节点大致为鸦片战争后至“九·一八事变”前；二是研究对象多为近代以来的主要军政要人，如林则徐、李鸿章、孙中山以及陈绍宽等具体个人的海防观，而缺少对中国知识界这一特殊群体相应军事观念的研究，尤其是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开展的优空与优海之论争更是缺少注意，尚未见有相关成果出现。
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借助文本分析法，通过对该时期知识界发表和出版的与此次论争相关的大量时评、论文和专著等资料的解读，尝试对这场海权与空权之争的源起、论争话语中的海权与空权内涵、论争展开的维度、论争双方对立中的统一及其留给当下的思想遗产等问题做初步探究，力争最大程度上还原这场思想论争的概貌，以期对丰富近代中国军事思想史的研究以及我国科学的国防建设规划提供些许有益的借鉴。
一、知识界优空与优海之争的源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风雨晦涩的年代，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在大陆政策指引下，发起了对中国从地方到整体的全面入侵，多难中国进入了民族存亡绝续之秋。有着“平天下”济世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自觉担负起寻求抗战建国、救亡图存道路的历史使命。经过对近世国际政治演变态势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现实经历的观察和感知，他们遂得出“抗战必先建国，建国必先建军”的共识。这种对强大军备之于立国价值的认知主要源于中国知识分子对其时风云变幻、群魔乱舞的残酷国际时局的透视和理性观察。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于1931年9月21日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破坏国联盟约，侵略中国领土，并要求国联立即采取制止日本继续威胁和平的行动。三个月后，国联行政院派出了李顿调查团。1932年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充满绥靖主义色彩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对于解决日本的入侵问题毫无价值。国联在满洲问题上表现出的这种懦弱与低效使得本来对其寄予厚望的中国知识界大失所望，自此，弱肉强食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开始支配着他们有关国家如何生存与发展的哲学思考。如众多知识分子所论的那样：“无论国联盟约、非战公约或任何维系和平的条约，都不足以阻止野心者的侵略。他们的生命财产，全赖他的自有抵抗力来维持。”④“世界多数法学家、政治家虽经订定国际间之种种战争法规，然一遇战争，就只系一种具文，毫无效力之可言，斯时也，双方所以判曲直，定是非者，将纯惟武力之视耳！”⑤“现在世界情势，真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国际的均势既被打破，条约的尊严也失其效用，要想救亡图存，凭自己的真本领，真实力去奋斗。”⑥以上知识分子的言论无不表明他们在事变前持有的依靠国际机制来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理想主义国际观已经破灭，进而他们得出“处在快将灭亡的中华民族，如何从战争中取得民族的生存呢？自然，充实武力是目前中国唯一的要求”⑦这一充满现实主义意味的结论。在以自强方能求生存，谋发展的共识下，如何实现自强，也即如何制定一个顺应时代趋势、符合中国国情的国防发展战略，便成为他们面对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命题。
中国知识界对建设强大国防的思考是建立在对中国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特殊性的考察基础之上的。在知识界看来，未来国防建设除保留必要的陆军外，分别以海军和空军为核心内核的海权和空权建设应被置于优先地位。不过，考虑到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防建设资源的稀缺性，为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大计得以顺利实现，多数知识分子倾向集中力量，选择其中最能产生国防效益的一方作为优先建设的军种。如吴锡凯认为的那样，“敌军侵入我国，必先获得制海权，吾之应付此点，非空军即海军。惟此两者，在我国今日均属幼稚时期，其待扩张则一。”⑧萧健在谈及中国国防建设方针时，也指出：“现代军事建设略可分为陆海空三大部门，最理想的办法就是同时扩充，这个办法无论哪一国都是不可能的，故在一切都待改进的我国，唯有分期去发展”。⑨然而，鉴于该时期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个体因素差异较大，遂使得他们在究竟优先发展空权，还是优先发展海权的问题上产生了路径分歧，由此，才触发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界这场国防建设层面的思想大论争。
二、知识界论争话语中的海权与空权内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中优海论者与优空论者论争的展开与他们各自对海权、空权概念的界定密切相关，后者的内涵与外延大小构成并限定了他们随后论争展开的逻辑框架与维度。
该时期中国知识界对海权的认知超越了近代早期国人观念中海军、军舰和军港建设的狭义海防层面，而赋予其政治、经济、军事等多元价值内涵。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知识界对海权的构成及定义的阐释中看出。所谓海权，在著名史学家胡秋原看来，包括三个要素：“一是海口、海港的拥有和保护，二是海上运输力，即船只，三是保护或进攻前两者的海上战斗力”。⑩张泽善在《论海权之重要》一文中，这样界定海上权力，“所谓海上权力者，不独有海上支配军事之权力，且有支配商船航业之能力。其不可分离的要素有三：舰队、商船及所需之根据地。”(11)在地理学家丁骕眼中，“海权两个字的意思，可从战斗的传播与商业的港湾上面着想”。(12)历史学家雷海宗对海权的解释则是：“所谓海权，即能控制，最少能利用世界上最大最广最便利的交通线”。(13)故而，在该时期知识界看来，海权主要表现为一种权力能力，它包括一国海军及舰只所拥有的海上战斗力、对世界重要战略要地和战略航线的控制力以及国际商业航运力等多元权力范畴。
论及空权，该时期知识界话语中的空权主要指向权力属性上的制空权，绍聃在其《论制空权》一文中讲道：“制空权者，非由何种法律所赋予之一种权柄，乃国家自身上发生之一种力量也。荄以自己在空中享有无上之行动自由，而同时制止敌人在空中行动予以极端之不自由。”(14)何谓制空权？空权论者陶鲁书的解释则为“空军和地面部队在完全不受敌空军的攻击，或只受敌空军非常之有限的攻击状态下，能完全遂行其重要任务之谓”。(15)与陶鲁书强调己方被动防御状态下的自由行动度不同的是，饶荣春突出了己方主动掌控事态的行动能力，他把制空权界定为“无论何时，能以空中势力对敌采取攻势行动及隔断敌之陆军及舰队的根据地，不仅使之不能战斗，且使之不能活动，是为国防上策。”(16)需要一提的是，该时期作为权利属性上的领空权也进入了知识界空权观的视野。如王之相所论：“自轻气球及飞艇发明成功以来，各国领土上空的安全遂发生问题，有攻击防卫的必要，有利用的需要，空中主权的观念，也因之产生。”(17)概而言之，所谓空权，在知识界看来即为一国绝对领有空中主权，并在任意状态下都能够在空中拥有排他性的行动自由和实践自己意志的一种状态或能力。
由上可知，鉴于西方地缘政治思想的传入、近代军事技术的革新以及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战场经历的现实冲击，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发展了近代国人对海权与空权的传统认知，经历了从海防到海权，从防空到空权的转变。这种新的概念认知直接影响了优海论者与优空论者论争维度的展开。
三、知识界优空与优海之争的维度
纵观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这一优空与优海之争，他们主要在国防建设要义的四个维度展开，分别为：哪方的建设更符合历史演进的时代军备趋势，也即谁更顺应历史的潮流；哪方战时具有更大的军事价值，也即谁在战场上具有更大的进攻和防御力；哪方在平时具有更大的战略效用，也即和平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价值大小；哪方的建设具有更为理想的国防导向的成本收益比等。
首先是历史演进的时代军备趋势定性之争。对此双方结合近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的变迁以及海空军的战场表现，展开了激烈交锋，力图证明己方存在和优先发展的历史正当性。
空权论者万文宣在《空权时代的世界》一文中开篇就指出：“由于飞机制造技术的进步，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空权时代”。(18)林伟成在考察了世界军事史后，得出结论道：“今日空军之重要，已于战场表演百战百胜之势能，是则空军替代海军、陆军之时代，业已来临。”(19)李旭旦也论道：“时代在演变，我们从陆权进展到海权，现在已经发展到空权了。人类先征服陆地，再征服海洋，现在已经进一步地征服了天空，我们今日正逢着空权新时代的来临。谁掌控空中交通，谁就成为世界的霸权。”(20)继满甚至直接宣布海权时代已经结束，他说道：“时代的轮子在不停地旋转，转瞬间，海权时代已成为过去，代之而起的是空权时代。”(21)严德一更是直接把20世纪称为“航空世纪”、“空中交通时代”和“空权时代”。(22)
在对其时依然是海洋时代的定性方面，海权论者中以复旦大学沙学浚教授的发声最为有力：“现代是一海洋时代，凡是能控制海洋者，便能与世界相交通，以发展国家之势力：反之，有些国家或民族生活空间限于本国或大或小的领土及生活所需限于领土内所出的不能自给自足之经济资源。在平时固须仰人鼻息出入大洋，以至战时，则为他国所封锁，被动的变为闭关自守，其苦痛情形无异人之被窒息。”(23)在之后的另一文中，他进一步论道：“近世世界史的发展从权力结构和文化性质上看，是以海洋权力和海洋文化为基础的。欧洲以外的国家不论是否欧洲的子国，只要有海洋权力、海洋文化便能生存，强大，所以近世世界史可称之为海洋时代。”(24)朱中良在总结正在进行的欧亚战事事态演进趋势时得出结论道：“无论为抗战，为建国，为国防，为建军，为应付当前的国际局势，为树立长治久安的保障，必须建设海军，建设海军是时代的需要。”(25)《新海军》杂志创始人郭寿生对一些绝对空军主义者曾做出驳斥，并指出了空权论者错误观念的危害：“有一些患近视眼光者常在诅咒着说：‘海洋时代已经过去……海洋竞争是时代的落伍者。’又有一些人不了解海军的性能而武断地说：‘海军无用’、‘在现在空军发展下海军等于零’。这种看法实等于自暴自弃，欲自外于海洋竞争，其流毒所至，实足以消灭中华民族制海的雄心，而继续蜷曲于为海所制的可怜地位”(26)。
其次是建设成本与效率比的高低之争。
在论证空权建设的优势时，空权论者无一例外地强调了空军建设相较于海军建设较小的成本优势，也即空军拥有较突出的成本和收益比，并认为这是建设空军应该优于建设海军的最有力的证据。绝对空军主义者陈西滢曾对海军建设的高成本批驳道：“海军不要便罢，如要维持，就得要能与人对敌的战舰。一艘三万五千吨的主力舰，造价当在九千六百万元左右。我们有此财力吗？而且普通的轰炸机以四十万元一架计算，造一舰的费用，可以造轰炸机二百四十架了。”(27)蒋展民则进一步强调了空军建设的相对成本效率比优势，他认为，“若以一艘巡洋舰或战斗舰的效率与成本大致相等的百架战斗机的效率在战争上相较，则舰的效力相差太远啦。”(28)通过更为周密、详尽的公式计算，空权论者惕乾也指出：“每艘大无畏级战舰之耗资恒在两千数百万至三千万之间。此外，此项军舰之修理费也极为可观，因规模宏大，工程极巨之船坞，以作修补之用。在另一方面，以同样之金钱，可建造大批军用飞机。制造每小时飞两百五十里之轰炸机，只需两万数千元代价，制造一架速度最高之飞机代价仅为四万数千元。虽然一架飞机仅能用四至五年，而一艘船只寿命在二十五年，但以同样代价制造之飞机队，却足以消灭停泊在飞行距离所及之海军舰队。因而，彼具有贵族式海军之强盛国家，备受具有平民化之空军国家之威胁矣。”(29)由此，空权论者自然而然地认为作为“平民化”国家的中国理应该优先建设空军，而非“贵族化”的海军。
针对广受空权论者垢议的海军建设所谓的高成本、低效率问题，海权论者魏济民对此做出反驳道：“国内有些人持海军建设费太贵以为缓建海军的理由，实是对于军备建设缺乏研究的论调。一个军种建设费用的昂贵与否并不是以一只军舰，一辆战车，或一架飞机的造价来简单对比，而要以其总军力之建设费与其维持费、补充费之总和来衡量。”在他看来，如果以总军力对比的话，“海军的需费最小，不是最贵也不是超出国家财力和国民负担以外的要求。倘将维持、补充等问题计算在内，则军舰更远较飞机战车的问题来得简单。”(30)海权论者迪肯也同样认为海军实际成本要比空军经济得多，战斗效能也高得多。他这样计算道：“一般人认为建设空军经费无疑比海军要经济，这是空军的最大优点。何以海军要比空军要经济？六千七百五十架轰炸机，在一小时内所发出的炸力和十五艘战舰相等。每架轰炸机费用三十五万美金，一艘战舰费用七千万美金；六千七百五十架轰炸机共需二十四万万元美金，十五艘战舰共需十万万美金，可见二者费用相差一倍以上。一架轰炸机可用八年，一艘战舰可用二十六年，在二十六年内轰炸机须重建三次，而战舰则无需更换，于是二十六年内轰炸机所需的经费比战舰要多出七倍以上。一架轰炸机须十五人，一艘战舰须一千五百人，六千七百五十轰炸机需十万人，十五艘战舰只需二万人，以人力而论，轰炸机所需要的人力比战舰多八万人。”(31)因而，在海权论者看来，综合计量的话，建设海军的成本效率比并不比建设空军小，甚至还要优于建设空军。
再者是军事战斗力强弱之争。
分别作为空权与海权核心构成因子的空军和海军的战斗力强弱，也即在战场上的进攻和防御价值大小是双方论争的第三个焦点。空权论者认为空军战斗价值要优于海军。如捷夫在《空军能制胜海军吗》一文中指出：“现代战争，岛屿的防御，甚或可以不用海军，因为海军的行动过于迟缓，易受威胁，俯冲轰炸机不但可以炸毁一切较小的船只，驱逐舰，潜水艇以及巡洋舰，且可以炸毁轻型舰只，而发现被驱逐舰掩护中之主力舰及运输舰之所在。”(32)万文宣则强调了空军独具的相对攻防优势：“空军有迅速集中的特性，有居高临下的优势，最富于流动性，对于海陆军而言，空军处于主动的地位，空军可以配合海陆军作战，空军更可以单独打击海陆军完成作战的任务；但海陆军除夺取空军基地外，还没有有效的方法防御空军的攻击，自然更没有有效的方法采取主动地位攻击空军，这就是说空军是立于可以攻击海陆军，而海陆军不能攻击它的地位，这是空军优越性之所在。”(33)也正是基于以上类似原因，萧健甚至得出“空军是现代武力最大兵种，我们空军假如有力量，甚至没有海军我们也能战胜敌人”的结论。(34)
然而，海权论者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们在承认新时代空军占有重要军事地位的同时，对空权论者肆意贬低海军军事价值，甚至是要求废弃海军的观点作出批驳。有知识分子从飞机携带炸弹数量的有限性、轰炸的精准度低、作战半径小、发射鱼雷的低效和高风险等方面对空军的有效攻击力表示质疑。(35)张立民通过详细考察对比海军、空军的攻击和防御武器后，认为海军对空军具有较强的防御力：“兵舰除本身的强度有相当的抵抗力外，对于它所装备的良好防空枪炮，亦使它增加了相当的对空防御力。由此观之，一般兵器颇不易破坏兵舰也，即能破坏其一部，亦不易使之沉没。”他进而指出：“我们需要了解海军的范围，果然，海军的武器是兵舰，不单为浮在水面上的军舰，还有大批可以活动在水面下的武器，如果这些武器的本身性能加以改良，同时配备良好的火炮，则它的力量也可以大增。”(36)对此问题，魏济民总结性地答复道：“从战术和战略上来讲，‘制海者制世界’依然有效，主议废弃海军或是提倡海军过时论者，强调威尔士亲王号之沉默，珍珠港之被袭，克里特岛之攻占诸役，用证海权时代之寿终正寝，认为今世已不是海权时代。固然，在上述诸役中，空军曾发挥相当威力，但是仅以战果之得失，遂判定某一军种在作战中的有无存在的价值，则似嫌过火。”(37)
最后是平时战略价值大小之争。
所谓战略价值，在此即指在和平时期双方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非军事价值。在海权论者看来，海权价值不仅仅在于其作为海上长城，护卫海疆门户的国防功能，也在于其平时所具备的其他军种所不能胜任的经济和社会等战略效用。有知识分子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海军和平时期的战略价值，如侨民、航商、渔业之保护；难船救助；外交之后盾；战争之准备；关税权、海事裁判权、领海行政权之维持；海洋学之辅助调查；水警权之后援：水陆交通之梳理；海洋气象之报告；海图记载之修正；国际邦交的联谊；工业生产力与精进力之促进；海事教育等。(38)此外，海权论者还强调了海权的政治价值，把发展海权和中国大国地位的维系直接挂钩。雷海宗就认为：“历来国际地位等级之区分，本以海军吨数之多寡为标准，欲确立四强国之一地位，提高国际等级，尤须先加强海军实力，否则有名无实，终难与其他大强国并峙于世界之上。”(39)孙绛年在强调建设大海军之于建国的意义时，也警告道：“惟有奋发图强，始克挤于强国之林，否则五大强国之地位能否确保，舍勿敢言。”(40)
当然，在空权论者看来，空军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同样拥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战略意义。就政治意义而言，曹鹤蓀强调了其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价值：消除割据，促进国家统一；树立国家威信；保护海外侨胞。(41)在空权论者看来，空军对于当时动荡的边疆而言价值也相当突出。徐朗秋指出发展航空对于解决边疆分裂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42)徐鹤林在《空军与边疆》一文中，也特别提出了“空军防边”的政策主张。(43)此外，在空权的经济社会价值方面，空权论者卓献书代表性地做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概述：输送旅客、输送货物、输送邮便物、森林监视、沿岸监视、关税事务、农业事务、水陆测量、科学上观测机探险、紧急事变之急报与救济、海洋之调查、渔业之指导以及医疗救援等。(44)其中，尤其需要一提的是，大多空权论者在论证空权的经济价值时，特别强调了它巨大的运输价值。针对海权论者持有的航空机运载量小的质疑，他们多从航空机速率大的角度予以反驳。陶希圣曾代表性地回应称：“空运数量虽小，但其往返时间则远较轮船为迅速，故吾人可以预料，战后空中运输在商业及交通上一定占据极为重要之地位。假若将来运输量增大，且更藉滑翔机之巧妙，组成空中列车，协助运输，则海运必为空运所代替。”而且，他还认为世界经济地理将因之改观，“交通工具影响交通路线，交通路线影响经济中心，昔日若干繁华之海港，今后将因海运减少而减其重要，反之，空中交通所经之地，将日趋繁荣。”(45)李旭旦也提醒道：“注意二者之间速率的悬殊，当下飞机的速率20倍于轮船。并认为将来空运将代替海运。”(46)
对于空权论者过度夸大飞机经济价值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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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学浚予以批驳道：“空中交通的价值既然是客运重于货运，文化与政治重于经济，自然以服务于现在的大城市大海港以及很重要的游览中心为主要，成为他们的交通结构的一个枝节。一条航空线上，纵然有若干城市可以兴起，不会但因空运而怎样繁荣的。”(47)空权论者万文宣也对此做出回应：“诚然，现在运输机载重量，还不能和轮船相比拟，但飞机速度之快，可以补其载重量之不足，两地之间轮船往来一次，飞机可以来往十几次。”同时，他也承认，“空中交通固然发达，但绝不能完全代替陆上、海上交通，今后海陆空交通各有各的范围，各有各的作用，绝不互相妨碍，而有互相补助，互相促进的功能。”(48)
由上可知，在民族存亡绝续之秋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围绕着空权与海权哪方更享有建设优先权的问题展开了持久而激烈的论争，双方都从不同角度论证己方所具有的更为突出的时代价值。然而，这种思想层面的碰撞与争执并非完全不可调和的。考虑军事技术革新带来的战争形态向立体战的转变，尤其是鉴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经验观察，双方在未来国家军备建设思考的对立中也存在着统一的一面。
四、优海论者与优空论者对立中的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场有关中国国防建设方向应该优海还是优空的论争中，参与论争的双方中只有少数极端主义者的立论带有绝对主义倾向，也即对其他军种建设绝对排斥。此类知识分子如空权论者陈西滢，他便认为：“要是国防必须有海军，没有海军便够不上讲国防的话，那么我们自然只有排除一切困难，急起直追的一法。可是事实上自从有了空军，海军的重要性便一落千丈，尤其是在守土防敌方面，有了空军便不必再有海军。”(49)整体来看，双方这一时期参与论争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持有的是海陆空三位一体的立体国防观，双方在海空协同作战的必要性上达成了高度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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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分歧仅在于建设的优先次序和重心的偏向上。
空权论者万文宣就曾指出三度空间时代，海陆空三者之间的不可分性：“空权与陆权、海权并不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东西，而是要相互结合的三位一体，他们是相互包含的。如果我们把三者对立起来，我们就犯了严重错误。”(50)陶鲁书也认为：“所谓空军至上主义，并不是废止陆海军而单致力于空军。空军的威力固极强大，且为现代战争必不可少的因素，但也需要和友军互相协同，方能顺利而迅速地施行全面作战。”(51)林伟成对此也论道：“夫空军军国主义者，非所谓废止友军，而单行致力于狭义之空军。空中威力固甚强大，但必须各友军互保协同，方可实行全面之作战。”(52)由此可见，空权论者大多并不必然否定海军的存在价值，也认识到了两者在新形势下协同的重要性。
海军问题研究专家王师复从海军、空军的基本战略、战术、技术和成本四方面对两者做了比较，认为空权相对于海权并无优势价值，两者在战略和战术上更多的还是互补性的关系。(53)郭寿生对此曾论道：“要想达到健全国防地位，海陆空军三种军备，没有一种是可以漠视，或是可以落后的”。(54)在海权论者沙学浚看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世界历史正式步入航空时代或空权时代。空权时代并不与海洋时代或大陆时代相对立，亦不会取而代之。”(55)还有知识分子在比较了海空军各自优缺点后，强调了海空军之间相互联络的必要，“海军与空军实有相互之关系，不可偏废，若偏重其一，或不相联络，皆非得计。”(56)
知识界这种三位一体建军思想的产生有着相应的观念和经验基础。其观念前提就是知识界对现代战争形态发展到立体战的认知。优空论者周一尘曾论道：“现代战争由平面而立体，由陆军单独作战，进而至海陆军联络作战。由海陆军联络作战，进而至海陆空军联络配合作战，故以兵种武器不同，防御攻击之效用斯异，故今三者单独作战，鲜有不失败者。”(57)洪兰友也指出：“在这战争工具发展的情形下所产生的战争，是一种海陆空的综合战争，由平面的战争进到了立体的战争。”(58)此外，他们这种三位一体的军备思想的产生还和他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实经验的切身感知密不可分。万文宣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空军、海军和陆军的表现后曾指出：“在这次战争中，充分的证明现代战争已经成为立体战争，必须陆军海军配合作战。”(59)连家瑶在总结战争教训时，关于三军关系也得出结论道：“这次大战所能告诉我们的是：不论海军，陆军或空军，是不能独立的，它们间相互为用，如把它们分开，即失却真正的作用。所以将空军视为绝对重要的单位则可，倘若置之‘至尊无上’的座位则尚言之过早”。(60)
民国时期是近代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最为激烈的时期之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优空与优海之争的兴起有着其特定的理论与历史渊源。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其时西方流行的地缘政治学等理论，如马汉的海权论、杜黑的制空权等学说相继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知识界观察、分析国际政治问题的理论工具。再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造就了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特殊历史情势，有着学术济世情怀的中国知识界，以他们特有的智识担负起抗战建国的历史使命。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展开，中国知识界开始密切关注战争形势演进，总结敌我双方具体战斗乃至整个战争的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他们中大多数都把制空权与制海权的获取和维持视为影响胜负的决定性因素。(61)继而，海权和空权建设遂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有关抗战建国理论与实际问题思考的两个重要考量方向。
考虑到中国知识界对该时期舆论话语权拥有强势影响(62)这一客观事实，这场国防建设中优空与优海的论争有着相应的历史意义。它在普及和树立近代国人积极、进步而理性的空权观与海权观方面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中国抗战建国的社会舆情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重要影响。再考虑到这一时期学人论政和学人参政的时代背景，知识界的这些思想或大或小，程度不同地为国民政府决策层所吸收，进而也影响了战时中国国防建设的走向。“省过去

中国历史上的忠贞故事

，励将来”，穿过知识界这场优空与优海思想与话语之争的迷雾，我们可以窥探出他们洞察世界情势而生成的虽简朴但又不失理性与前瞻性的国防观。这场优空与优海之辩在丰富与发展中国军事思想史的同时，对于中国当下的国防建设也留下了道路的启迪：(一)“自助”原则在无政府状态主导的国际政治中永远是国家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自主现代化的国防建设是捍卫国家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基石；(二)科学高效的国防战略的制定要紧跟甚至引领世界军事技术的潮流，国防战略定位与时代军事趋势的背离只能给国家、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三)在立体战和总体战成为战争主要形态的当下，国防建设要坚持地面、空中与海上三维空间的立体防御和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战略。考虑到中国有着幅员广阔的陆地空间和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的地缘政治现实，三位一体的国防建设更是不可偏废。(四)出于国防建设效益最大化的考量，一国的国防建设要注意军用与民用建设的统筹规划。具体来说，民航和商船建设可以作为空军与海军建设的后备力量和有机补充。而海空力量的发达在和平时期也可服务于国家的经济社会建设，双方可谓成相得益彰之效。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战乱频仍，内忧外患的特殊时代情势以及西学东渐背景下西方先进军事思想的融入，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国军事思想从萌生走向成熟的时代动因和土壤。这一点我们可从这场论争所折射出的思想话语中可见一斑。对该时期中国军事思想的深入研究无疑对我们今天的军事学学科建设以及国防建设有着重要价值。鉴于篇幅和史料所限，本文只为抛砖引玉，借助有限的史料从一个片段尝试揭开民国军事思想的“冰山一角”，以期学界有更多的研究关注于此。
①Immanuel C.Y.Hsu,“The Great PolicyDebate in China,1874:Maritime Defense Vs.Frontier Defense”,Harvard Journalof Asiatic Studies,Vol.25(1964-1965),pp.212-228.
②国内有关西方海权思想传入我国时间的研究可参见：周益峰：《海权论东渐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
③有关近代国人海权观嬗变的研究，代表性的著述可参见：刘中民：《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史》，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黄顺利：《海洋迷思—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朱大伟：《书刊所见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海权建设观》，《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孙立新：《中国海洋观的历史变迁》，《理论学刊》2012年第1期等。空权观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现有成果可参见朱大伟：《航空救国：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空权观探究》，《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④朱瑞林：《我国海防建设的研究》，《建国月刊》1935年第13卷第4期，第1页。
⑤绍聃：《论制空权》，《航空杂志》1935年第5卷第9期，第57-58页。
⑥梅景周：《航空救国运动》，《华侨先锋》1940年第2卷第6-7期，第8页。
⑦沈开寰：《空防与国防》，《航空生活》1936年第12期，第6页。
⑧吴锡凯：《空军在我国今日国防上之地位》，《行健月刊》1933年第2卷第1期，第72页。
⑨萧健：《未来战争之趋势与我国建设国防之方针》，《军事杂志》1941年第134期，第32页。
⑩胡秋原：《中国的太平洋-论我国策之基点》，《海军杂志》1942年第14卷第12期，第10页。
(11)张泽善：《论海权之重要》，《海军杂志》1937年第9卷第6期，第3页。
(12)丁骕：《海权与各国海军》，《世界政治》1942年第7卷第15期，第19页。
(13)雷海宗：《海军与海权》，《当代评论》1941年第1卷第9期，第132页。
(14)绍聃：《论制空权》，《航空杂志》1935年第5卷第9期，第55页。
(15)陶鲁书：《空军在国防上的地位》，《军事杂志(南京)》1948年第201期，第15页。
(16)饶荣春：《空军军备与国防》，《黄埔月刊》1936年第6卷第2期，第193页。
(17)王之相：《空中主权与国际航空关系空中主》，《警声月刊》1947年第3卷第2期，第6页。
(18)万文宣：《空权时代的世界》，《新中华》1945年第3卷第12期，第5页。
(19)林伟成：《空军独立论》，《航空杂志》1944年第13卷第1期，第6页。
(20)李旭旦：《空权时代的新形势》，《学识杂志》1948年第2卷第4期，第8页。
(21)继满：《空权时代的新形勢》，《天声》1948年第3期，第6页。
(22)严德一：《海权世界与空权世界》，《新中华(1933年)》1945年第2期，第5-6页。
(23)沙学浚：《海洋控制与世界和平》，《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2期，第6页。
(24)沙学浚：《海国之类型》，《学原》1947年第1卷第2期，第61页。有关“大洋时代”特征的阐述，也可参见他的《海洋国家》一文，载《荆凡》1941年第1期。沙学浚认为，大洋时代只有海国才能成为世界史的领导者。
(25)朱中良：《国际现势下的海军建军问题》，《海军建设》1941年第2卷第1期，第131页。
(26)郭寿生：《中国国防政策与海军建设》，《海军杂志》1941年第17卷第4期，第9页。
(27)陈西滢：《海军与空军》，《独立评论》1935年第200号，第14页。
(28)蒋展民：《抗日图存战中的空军与空防》，《新粤周刊》1937年第1卷第13期，第25页。
(29)惕乾：《海空军在未来战争上之地位》，《航空杂志》1937年第7卷第4期，第20-22页。
(30)魏济民：《中国海军建设论》，《海军杂志》1941年第17卷第4期，第3-4页。
(31)迪肯：《空军是否可以代替海军？》，《海军整建月刊》1940年第1卷第3期，第49-50页。

中国历史故事：明耻篇

(32)捷夫：《空军能制胜海军吗》，《大众航空》第6卷第7期，第1-2页。
(33)万文宣：《空权时代的世界》，《新中华》1945年第3卷第12期，第9页。
(34)萧健：《未来战争之趋势与我国建设国防之方针》，《军事杂志》1941年第134期，第32页。
(35)浙：《海军与空军》，《芥舟》1935年第1卷第5期，第78-79页。
(36)张立民：《海军与空军之威力的检讨》，《航空杂志》1937年第7卷第1期，第20-29页。
(37)魏济民：《中国海军建设论》，《海军杂志》1941年第17卷第4期，第1页。
(38)李冠礼：《新海军知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49-51页。关于海军战时价值和平时价值的探讨，还可参见：张荫良：《海军建设之研讨》，《海军建设》1941年第2卷第7期。
(39)雷海宗：《海军与海权》，《当代评论》1941年第1卷第9期，第136页。
(40)孙绛年：《建国与海军》，《建国(上海1946.1)》1946年创刊号，第22页。
(41)曹鹤蓀：《民航事业对于我国之重要性》，《航空建设》1947年第3期，第2-3页。
(42)徐朗秋：《谈航空救国》，《广播周报》1934年第10期，第9页。
(43)徐鹤林：《空军与边疆》，《空军》1933年第56期，第7-12页。
(44)卓献书：《国土防空之理论与实际》，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2-13页。
(45)陶希圣：《从海权时代到空权时代》，《国立中央大学校刊》1944年第2期，第3页。
(46)李旭旦：《空权时代的新形势》，《学识杂志》第2卷第4-5期(合刊)，第10页。
(47)沙学浚：《空权时代与中国经济地理的变迁》，《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16期，第23页。
(48)万文宣：《空权时代的世界》，《新中华》1945年第3卷第12期，第13-14页。
(49)陈西滢：《海军与空军》，《独立评论》1935第200号，第12页。
(50)万文宣：《空权时代的世界》，《新中华》1945年第3卷第12期，第9页。
(51)陶鲁书：《空军在国防上的地位》，《军事杂志(南京)》1948年第201期，第14页。
(52)林伟成：《空军独立论》，《航空杂志》1944年第13卷第1期，第2页。
(53)王师复：《海军制度之理论与实际》，《海军整建月刊》1940年第1卷第5期，第16-18页。
(54)郭寿生：《中国国防政策与海军建设》，《海军杂志》1941年第17卷第4期，第8页。
(55)沙学浚：《空权时代与中国经济地理的变迁》，《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16期，第21页。
(56)浙：《海军与空军》，《芥舟》1935年第1卷第5期，第83页。
(57)周一尘：《建设强大空军》，《航空机械月刊》1944第8卷第5期，第1页。
(58)洪兰友：《对于航空建设应有的认识和努力》，《广播周报》1940年第190期，第9页。
(59)万文宣：《空权时代的世界》，《新中华》1945年第3第12期，第9页。该时期有关陆海空军协同作战必要性及不同场景下协同方式的探讨可参见：谭家骏：《陆海空军协同作战》，南京：军事参议院出版部1933年，第203-341页。
(60)连家瑶：《现代战争与空军》，《学社之友》1945年第8卷第1期，第8-9页。
(61)有关该时期中国知识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制空权与制海权价值的研究，可参见朱大伟：《书刊所见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海权建设观》，《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以及朱大伟：《航空救国：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空权观探究》，《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62)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几乎垄断着报刊、杂志、讲台、公众演讲、报告以及学术协会(如航空建设协会、海军协会等)等重要的思想与舆论传播平台，他们借以向公众宣扬各自旨在救亡图存的路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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