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黄兴涛：“她”字的故事：女性新代词符号的发明、论争与早期流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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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黄兴涛：“她”字的故事：女性新代词符号的发明、论争与早期流播（六）

七、现代性诉求与汉语传统的互动：“她”字获胜的原因分析及其他

大体而言，作为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在中国最终流行开来，是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其中，1923年至1924年是比较关键的转折年份。在这前后，一些重要的文学家、教育家和学者对“她”字的自觉选择与实践，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社会影响。如胡适，从1922年起就已经开始使用“她”字，[1]此后两三年间，虽有时仍然使用“伊”字，但“她”字的使用显然逐渐增多，1924年底以后，“她”字在他那里已基本战胜“伊”字。鲁迅，1924年在小说《祝福》中开始自觉使用“她”字取代“伊”字，此后便基本固定下来。郭沫若，从1921年出版诗集《女神》时开始，即自觉而大量地使用“她”字。茅盾在1920年底至1921年，与胡愈之一样，已不断使用“她”字，[2]但他1923年之前却一直以使用“伊”字为主。1923年-1924年间，则是“她”、“伊”二字互用，而“她”字的使用已越来越多，1925年以后则基本确立了“她”字的稳固地位。叶圣陶如前所述，曾一度追随周作人，实践“他女”和“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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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书写，但从1923年开始，也自觉地以“她”字取代了“伊”字。[3]
当时，一些著名的女作家如石评梅、庐隐、冯沅君等，也均成为“她”字的热心书写者。冯沅君从1923年秋开始刚从事写作时，即惯用“她”字；庐隐1923年7月28日，曾在《晨报副刊》发表《她的来信》一诗；石评梅在1922年年初之时，已喜欢大量使用“她”字，随后两年，甚至在诗文的标题中对“她”字的使用也已屡见不鲜。[4]
上述重要人物对“她”字的选用，因缘或有差别，但无疑都对社会上“她”字的流行开来，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大约在1924年前后，社会上对“她”字的认同明显增强了。1923年底，中华书局出版《国语普通词典》，其中的“女”部，就收录了“她”字，该词条写道“她：他，指女人用的”；“她们：‘她’的复数”。同时，“伊”字在词条中竟然已使用“她”字来作解释——“伊：她”；“伊们：她们”。[5]这在“她”字的社会普遍化认同史上，无疑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另一个与“她”字流行开来有关的事件是，1924年7月，中华职业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年会，其中“国语教学组”讨论并通过了“采用他、她、牠案”。据朱自清记载，这一提案“足足议了两个半钟头，才算不解决地解决了”。对此，他本人曾写下一段很有意思的揶揄文字：
“其实我第一先应该佩服提案的人！在现在大家已经‘采用’‘他，她，牠’的时候，他才从容不迫地提出了这件议案，真可算得老成持重，‘不敢为天下先’，确遵老子遗训的了。在我们礼义之邦，无论何处，时间先生总是要先请一步的；所以这件议案不因为从容而被忽视，反因为他的从容而被尊崇，这就是所谓‘让德’。且看当日之情形，谁不兴高而采烈？便可见该议案的号召之力了。本来呢，‘新文学’里的第三人称代名词也太纷歧了！既‘她’‘伊’之互用，又‘她’‘它’之不同，更有‘佢’‘彼’之流，窜跳其间；于是乎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提案人虽只为辨‘性’起见，但指定的三字，皆属于也字系统，俨然有正名之意。将来‘也’字系统若竟成为正统，那开创之功一定要归于提案人的。提案人有如彼的力量，如此的见解，怎不叫人佩服？”[6]
从这段揶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国文”教育界认同“她”字，放弃“伊”字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词，实际上已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尽管所谓的“也字系统”，后来却并没有像有人所预测的那样成功。
那么，从现在的“后见之明”来看，“她”字能够战胜“伊”字的原因究竟何在呢？对此问题，学界现有的探究甚少。偶有回答，仍不过是将其归之为刘半农1920年在《她字问题》一文中所阐发的那三点理由。[7]笔者以为，刘半农所言的确不无道理，但如果将前述围绕“她”字论争的历史全部纳入视野，刘氏那套当时即不能服众的理由之解释就远远不够充分了，甚至还有可能根本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仅就“她”字战胜“伊”字一点而论，恐怕最重要的尚不在于“她”字在字形上略同于“他”而又与之有别的简明结构，或“表显女性更为明白”等因素，很可能却正在于其与“他”字同声的发音之故。有趣的是，这后一点，最初恰恰是当时一些人（如寒冰等）反对“她”字的重要理由，也是刘半农自己所不能完全满意“她”字的地方所在。他本人和不少“她”字的拥戴者正是由此“遗憾”出发，建议读“她”字为tuo、te或 yi音，以示与“他”字发音之别的。前述《妇女共鸣》杂志的辩护者所谓“伊”字不同于“ta”的发音“何尝不是其优点”的观点，也正与此看法一脉相承。
但事实证明，刘半农的这一不同读音的建议不仅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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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很可能是错误的——这多少具有一点反讽意味。对于白话汉语中的第三人称单数词来说，“同音并稍异其形”，或许乃是汉语的简洁传统、字形表义的语文特点，与清末民初时代被激发的现代性之精确分化诉求和现代白话的“言文一致”原则等几种因素互动作用之后，所形成的一种潜在的制约和结果也说不定。尤其是民众社会生活中普遍常用、长期强势存在而难以改变的第三人称单数词“他”字之既有发音，在这方面所起到的制约作用，最不能忽视。“伊”字在与“她”字的竞争中最终失败，主要原因恐并不在于其字形（两者在字形上，都可与“他”字相区别且笔画同样简易），而恰恰正在于它本来就存在与“他”字不同的发音、因此无法另行随“他”字发音之故。在这方面，代表中性的“它”和“牠”字长期难分胜负，而“渠”、“佢”和“彼”等字早在20年代初期即遭淘汰，未尝不可视为此论一个有力的旁证。
对于这一点，前文提到的陈斯白、柳湜其实都已有所言及，不过最早有此认知并从“文学革命”角度率先全面陈述有关意见且较为明确者，却是一个名叫金福申的人。1921年3月18日，金福申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代名词他（he）同她（she）》一文，专门谈到这方面的看法。可惜此文当时似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讨论。他在文中强调指出，从事文学革命的人应该知道：
“‘言文是要合一的’，‘文字是要去凑合语言，而不能够语言来凑合文字’，同‘国语是要普通流行而统一的’这三件事情-----确是古文改称语体文——文学革命——的原因。现今一个‘伊’字是江浙两省一部分的人称第三位代名词，也不是单指女性，是男女两性都用这个的。那么，岂不是同第三条相抵触么？文字上边用‘伊’字岂不是同中国现在通行的国语‘他’字的声音两样么？这是同第一条相抵触。若是要教人指男性第三位说‘他’字，女性第三位来说文字上用的‘伊’字，那恐怕是做不到的。这又是同第二条——语言不能够来凑合文字——相抵触了”。
基于此种理由，金福申明确主张：“语言的人称代名词女性第三位还是说‘他’字的声音，文字上边用一个‘她’字。讲到语言单用一个‘他’字的声音来作人称代名词第三位，也够啦；文字上边添了一个‘她’字，却便利得多了。‘伊’字人还当他是译英文（she）字的声音；‘她’字却是一个形声字，女是形，也是声，人一看就懂，而且现今通行的语体文中间也不少是用他的。这是改革起来，益发便了”。[8]——这种形异声同的有节制改变说，实际上既顺应了新时代的精确性分化要求，也遵从了汉语自身可以一音多字的简便特点。后来的社会文化实际“选择”的结果证明，此说简直有如一种“预言”。
当然，就第三人称单数系列词整体的确立来说，仅仅是发音相同，其实也仍不是决定一切的唯一重要原因。五四时期及稍后表示“物”的第三人称单数词“牠”字，虽同样发“ta”音且一度有较多使用，最终却仍不免失败便说明：“它”字的成功除了发“ta” 音这一关键因素之外，在偏旁构型上避开了“牛”（牲口）与“女”、“人”相互比参所造成的意义联想，给“她”字留下了一点超然于偏旁含义制约的空间，从而淡化了其中那种容易被提取、且一度被论争的男女不平等之隐义成分，似乎也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换言之，钱玄同所“设计”的那个“它”字，绝非漫不经心可有可无之作，而是颇有功能，一方面，其确立本身即受到过“她”字存在的影响，而反过来，“它”之确立，最终又对“她”字的合法性流播与巩固，起到了某种积极的配合作用。这一点，从1935年《妇女共鸣》“拒用‘她’字”的告白及有关争论中，可以推见一斑。这也是笔者为何要专门谈到“她”字在第三人称序列词中定位问题的原因。
在中国，“她”字从“他”中分化出来并成功流行，若只着眼于“她”字与“伊”的竞争，还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要想探究深层的根由，还必须将其放到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甚至现代性因素彼此之间复杂关系的网络之中，去作进一步的透视才行。
刘禾曾从中西文化不平等关系的角度，来把握当时中国人发明“她”字活动的实质问题。在她看来，那些把汉语中没有欧洲语言里第三人称阴性代词的对等词视作“汉语本身的一种缺陷”、并为之设计种种方案加以弥补的行为，与其说反映了汉语本身的不足，还不如说正体现了“语言之间的不平等”，“举例来说，在把法语的阴性复数elles翻译成英语的没有性别区分的they时，人们没有感到什么不便”，这就是证明。[9]然而，基于前文已有的各种叙述，笔者的看法却与此有所不同。
诚然，“她”字问题就其出现的契机而言，的确与中西语言的接触有直接的关系，但那只不过是外缘而已，其最终与“他”、“它”、“他们”、“她们”和“它们”系列词一道，成为地道的中文第三人称系列代词的新成就之时，根本上仍取决于其自身被时代激发出的现代化需要。换言之，汉语中经过了各种争论与选择而终获成功的“她”字之实质，并不取决于其所因缘的“西方性”，它在本质上不是西方文化霸权的压迫之果，而是汉语在新时代被强化的“现代性”诉求之结晶，尽管中西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因素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说得更明白一点：“她”字在汉语中的合法化，本质上并不是因为它来源于西方，不是因为西方语言中有，汉语中也就必须有，而是因为它在根本上与汉语在新时代被激发出的现代性诉求或者说现代化需要发生了关联、从而为汉语所接纳。在这里，“她”字的西方性与现代性只是偶然发生了重合而已。因为“她”字最初被某人设计成第三人称女性单数代词本身，同其后经过学界讨论、以及社会文化的实际选择而最终流行开来，两者之间仍存在着重要差别。当时，并不是所有西方性的语言特点都被汉语所吸纳，可以从反面证实这一点。
现代性的内涵丰富而矛盾，首先，它有精确性的要求。在“他”字成功分化出“她”、“它”等字，“他们”分化出“她们”和“它们”等词的过程中，这一追求精确的现代性原则具有直接的诱导之功；其次，它还有简约性和有效性的要求。当时那些过于繁细的分化方案，如设置“通性”词和“中性”词两分方案最终仍被淘汰，主要便基于此。当然，在这方面，分化的程度不同，同时也会受到各种语言内在传统的制约，并不可以随心所欲。还有，在当时，满足或适应一种世界性的语言接触与交流的需要与挑战，也可以说是语言“现代性”的体现或现代化的要求。从以上几种因素综合互动的角度来看，第三人称单数词的性别区分，总的说来比复数词的相应区分似更显必要。刘禾所提到的“在把法语的阴性复数elles翻译成英语的没有性别区分的they时，人们没有感到什么不便”，或许这也是原因所在之一。
另外，男女平等的现代性原则在“她”字的设计和流播中所参与起到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不过这一作用曲折而复杂，并不完全呈一个作用方向。它的真实效果，最终取决于同时参与作用的其他因素的合力。一方面，它不仅曾被笼统反对“他”字应分化的人们所利用，也一度成为拥护“伊”字者排斥“她”字的重要观念因素；另一方面，它与精确性分别原则也有着相互涵容之处。男女平等，既是消灭男女畛域的共同人性标准的呼唤，同时也未尝不是男女性别明确区分、彼此独立的诉求。现代性内在的这一深层矛盾，在一个小小的“她”字问题上，可以说得到了高度集中的体现。就此而言，汉语传统中不分男女的“他”字，也并不意味着尊重女性的男女平等，毋宁说乃是漠视女性、轻贱妇女独立个性的语文表征。[10]尽管笔者在当时的有关争论中，并未看到有人直接以“男女平等”为辞，主张女人应该有一个与男人并称的第三人称单数符号，但谁又能完全否认在众多的认同者和使用者的心目中，男女平等可能也成为了其潜在的价值动因呢？至于说到在“她”字最终获得在“他、她、它”序列里定位的过程中，这一“男女平等”原则参与作用的途径，那就更加微妙了：它虽不足以根本动摇“她”字的地位，却帮助淘汰了“牠”字，成全了“它”字。而这反过来无疑又有助于“她”字地位的巩固。今天，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在尽情地享用这一方便的女性代词符号的时候，从字形上已经很难再感受到“她”字当年那些曾经被人敏感的内容了。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汉语中作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之发生与成功，最初虽起源于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但在根本上却是其被时代激发出的具有内在矛盾的现代性诉求或者说现代化需要的结果，是这种诉求、需要与汉语传统互动的结晶。
那么，“她”字出现后，又给我们的文化史带来了何种新的变化和后果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她”字在现代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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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中最初如何被使用的实形。概括而言，“她”字最初主要被用在两个方面，一是代表实在的女性第三人称；二是作为女性象征符号，同时被用于指代那些抽象的、在人们心目中具有美好价值、值得珍爱的事物，像祖国、自由、科学、文学[11]等等上面。在前文中，我们曾专门引述1919年至1920年4月以前“她”字被使用的情形，可以印证这一点。仅从当时“她”字入诗和入文的早期经历来看，它显然参与了揭示妇女被压迫的遭际、呼唤女性权益的妇女解放运动，同时也从语法改造和女性主题等多个方面，参与了语文革新的白话文运动。由于当初“她”字的设计和实践，主要是新文化阵营的人们所为，故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它实际也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此外，“她”字的诞生与实践，无疑给性别意识的渗透创造了更多的文学和文化空间。在女性被赋予到各种各样事物上去的时候，带给人们思想、情感怎样的丰富与联想，这种思想与情感又怎样的有别于以往，这是人们所不难想像的。以“她”字被用来指代祖国为例，它一方面显然有助于激发祖国江山如画的美丽可爱情愫之联想，另一方面，在传载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念的同时，则又自然地包容了传统“儿不嫌母丑”的孝亲意识，从而给现代中国人民族主义的强化，增添了新的理性资源和情感动力。因此，对于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来说，“她”字的新生和流播也不是毫无意义的。这一点，从刘半农那首传唱极广的《叫我如何不想她》所具有的力量，可以透见一斑。该诗所表达的那种海外游子眷恋祖国的情怀，至今仍令人回味无穷。如果人们想深刻体验那种以“她”字和不分性别的“他”字来指代祖国时所带给人们的不同感受，不妨将此诗与1916年胡适所写的那首专门表达类似情感的诗歌《他》[12]，进行参读对比。
“她”字的广泛运用，还曾一度参与引发国人对于个人与国家之关系乃至国家性质的某种新的想象与认知。在这方面，民国初年，严复、辜鸿铭等人拿阴性第三人称的代词符号作文章，亦庄亦谐地主张帝制、反对共和政体，可谓别具意味之证明。这也是“She”字或“她”字在中国的一段特殊的现代政治思想经历。
据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记载，严复本不喜共和制度，声称帝制属阳性，共和属阴性，“法国自由神乃一女子，金冠长裾。美国花旗，缀于绝色女子之身，或负肩臂。而征之古罗马国徽，曰战神（Mars）、曰日神（Apolo），未闻尊月神（Diana）。阿灵比亚（Olympia）大会，特尊天王（Jupiter），足征帝政为男性，始可君临天下。又以英语训‘国度’属女性，代名字曰‘She’。盖大地属阴性，而临天下于地上者，属阳性也”。同时，严复还别有用心地引证《汉书·外戚传》中的“共和”为“昭仪之号”中的最末等，“据古语所训共和二字，女性最贱，故列于十四等”，来隐射共和制为“最贱之女性”。对于严复的类似议论，保守的辜鸿铭极表赞同，并进而穿凿发挥，认定“严氏谓共和为女性国家，实发前人所未发，为建设国家不灭之论”。 他声言遍览西文群书，饱读中国古籍，“终疑共和制度无奋发振拔之气，今始知涵女性过多，始有此弊”。[13]
在严、辜二人那里，“She”字指称国家，竟成为欧美近代共和国家“阴性”过重、必须加以反对的理由，自然也就不会赞同在汉语中独创对应新字，将其郑重延揽进来了。由此看来，作为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之创生，由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刘半农来完成，最初又被热心新文化的青年人所使用，也就并非纯属中西接触的偶然结果，而实际上包含了新文化运动者的主动选择过程。
刘禾曾经从文学对“她”字运用的角度，就“她”字这个新的性别符号出现后，“可以在新的语言中塑造社会性的权利关系”的问题，做过简单的提示性分析。她指出，“她”字作为一个“指示性的性别建构”符号，“反映并参与了20世纪初就已开始实施的一个规模更大的性别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男人、女人和国家分别地同时也是通过对方发现这样一个厉害攸关的问题，即应当如何建构性别差异，以及在中国寻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性别差异应该或者能够释放出什么样的政治能量”。[14]由于笔者对所谓“20世纪初以来就已开始实施的一个规模更大的性别化过程”是否存在，以及实际状况如何缺乏研究，故无法判断“她”字在这一过程中的确切历史功能如何，但刘禾的分析却启示我们，该字对五四以来中国人的男女性别意识的强化，无疑发挥了某种独特作用，并因此理当成为民初以来中国性别问题史研究无法回避的课题。
最后，笔者还想就“她”字是“借用”还是“发明”的性质问题，再说几句。如前所述，早在五四时期“她”字问题刚出现的时候，寒冰就曾指责该字并非刘半农所新造，而是从“千年古墓中挖掘出来”。去年笔者在补充刘禾有关“她”字历史的短文中，因同刘禾一样使用了“发明”一词，也遭到张巨龄先生同样的质疑，认为古汉语中本有“她”字，严格说来刘半农只能算是一种“借用”，未可称之为“发明”。[15]。张先生所使用的证据，与寒冰基本相同。诚然，在南朝梁代的《玉篇》等古文献中，都曾有过“她”这样一个文字符号。但其字乃古文“姐”的异体，且不是“姐妹”之“姐”，而是“母亲”的称谓字，也不是代词，而是名词。两者之间所同者不过仅为字形而已，字音、字义、词性均风牛马不相及。不仅如此，此字当时还早已为世罕用甚至不用，刘半农造字之初，也并不曾知道古汉语中有过此字，故他在《她字问题》一文中曾明确表示：“要是这个符号是从前没有的，就算我们造的；要是以前有的，现在却不甚习用，变成废字了，就算我们借的”。若仅就字形符号一点立论，刘半农此话实可为今人定性其活动为“借用”提供理据。但同时我们也知道，不仅他当初创发此字时，并不知早已有同形的古字存在，实际上，钱玄同和周作人，以及许许多多其他谈及此事的人，起初也多是如此。只有寒冰一人乐意反复强调这点。因此笔者以为，指出“她”字字形的古代存在是有意义的，但如果就字义、字音、词性和创用者刘半农本人最初对古字形的实际“未借”的综合情况来判断，称其活动为“创造”和“发明”，似乎也大体不差，甚至比称“借用”，还更能体现这一活动的创新性意义。刘半农逝世后，胡适、鲁迅、林语堂、周扬，以及许多语文史家，都认为“她”字为刘半农创造发明，原因就在这里。
当然，为稳妥起见，更严谨准确的说法或许应该是：作为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她”字（不只是外形,而是形、义的统一体），乃为刘半农所创造和发明[16]。
20世纪30 年代，鲁迅先生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曾郑重宣称了刘半农对于现代意义的“她” 字的发明权，并作为权威的见证人之一，给予了他这一活动以高度的评价。他说：“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令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17]鲁迅先生这种理性的称赞，对于今人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刘半农创造使用“她”字的思想文化史意义，显然很有裨益，不过他同时把另一个“牠”字的发明权也归为刘半农，却未必准确。
总之，“她”字在中国的出现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纯粹的语言范围之内，更不只是一个单纯词汇的问题。它同时也涉及到微妙的中西文化互动关系，触及到深刻的现代性实质，从而成为近代中西日文化交流史、社会性别史、文学书写史和思想史等的研究领域中都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比如，“她”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内涵，就还很值得人们继续加以发掘）。由此可见，陈寅恪先生所谓“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致沈兼士》），确属不易之言。本文的方法论之追求，也正在于此。虽不能至，但心实向往之。

(2007年3月22-26日曾提交给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东亚科学与艺术史综合研究的继续开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载《新史学》2007年4月创刊号，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插图暂略)
黄兴涛，1965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本文发表于《新史学》（第一卷：感觉·图像·叙事），中华书局，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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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1922年8月27日至28日在《晨报副刊》上载《中学的国文教学》一文，其中写到：“究竟‘关关雎鸠’一篇是泛指‘后妃之德’呢？还是美文王德后妃呢？还是刺她的曾孙媳妇康王后呢？还是老老实实的一首相思诗呢？”他在诗歌中对“她”字的使用可能还要略早。感谢李姗在查找胡适资料方面的帮助。
[2] 如1921年5月和8月，茅盾（沈雁冰）在译作《西门的爸爸》（载《新青年》9卷1 号和《一队骑马的人》（载《新青年》9卷4号），都曾使用过“她”字。
[3] 如叶圣陶出版于1922年的作品集《隔膜》，收录1919-1921年发表的作品，其中多用“伊”指代女性第三人称单数。而初版于1923年的《火灾》一书，收录其1921-1923年发表的作品，以前使用“伊”字的地方全部改为“她”字。
[4] 如石评梅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就有《叫她回来吧》（1924年4月22日）和《你告她》（1924年6月20日）等篇。
[5] 见前引《国语普通词典》，中华书局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发行，“甲”部第104页，第19页。
[6] 朱自清：《旅行杂记》，原载1924年《时事新报》副刊《文学周报》第130期。
[7] 见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1页。
[8] 在查阅金福申此文的过程中，曾得到清华大学魏万磊的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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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前引刘禾《跨语际实践》的中文译本，第50页。
[10] 在此问题以及汉语在清末民初被强烈激发出“现代化”诉求一点上，夏明方教授曾给予笔者很好的启发意见。
[11] 如1925年1月，刘半农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就写道：“说起文学，我真万分对她不起，她原是我的心肝宝贝！-----她竟如被我离弃的很渺远的一个情人一样”。见《半农杂文》第1册，北平星云堂书店1934年出版，第199页。
[12] 胡适《他》诗作于1916年9月，是一首爱国的白话五言诗：“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对他？倘有人爱他，要如何待他？”
[13]刘成禺、张伯驹著：《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66-269页。
[14] 刘禾《跨语际实践》中文译本第52-53页。
[15] 参见张巨龄《“她”字是怎么被发明的》（载《光明日报》2005年8月9日）和黄兴涛《也谈“她”字的发明与“伊”字》（载《光明日报》2005年7月26日）。前文是对后文的某种回应。这里借此机会，笔者也作出对张先生的再回应。
[16] 若更严格说来，就形、音、义三者统一体这一更完整现代意义上的“她”字来说，将发明权归之为刘半农一人还未必很妥当。因为刘氏还并不主张“她”字读“Ta”音。当时主张发“Ta”音的人很多，这一发音毋宁说是汉语传统与该字在社会实践中被选择的结果。
[17] 鲁迅《忆刘半农君》，收入《且介亭杂文》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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