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朱浒：灾荒中的风雅：《海宁州劝赈唱和诗》的社会文化情境及其意涵

文化-朱浒：灾荒中的风雅：《海宁州劝赈唱和诗》的社会文化情境及其意涵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文化-朱浒：灾荒中的风雅：《海宁州劝赈唱和诗》的社会文化情境及其意涵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朱浒：灾荒中的风雅：《海宁州劝赈唱和诗》的社会文化情境及其意涵

作者简介：朱浒，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100872。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15年第11期 第76-87页
内容提要：
嘉庆年间成书的《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是一部包含着救荒和诗集两个主题的文献。而要准确把握该书的历史定位和存在价值，则不能分别在史学和文学两个领域中加以探讨，唯有深入挖掘其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内在脉络。此外，解读该书的方式还表明，尊重文献作为文本的内在属性，探究文本得以生成的具体情境及其实践逻辑，不仅是践行社会文化史视角的必要路径，而且有助于反思以往文献认知方式的不足。
关 键 词：灾荒/捐赈/诗歌/社会文化史/famine/donation/famine poetry/social cultural history
嘉庆二十年(1815)成书、以诗集面貌行世的《海宁州劝赈唱和诗》，直到被收入由历史学者于21世纪编纂的《中国荒政书集成》，才标志着该书终于得到了学界的注意①。不过，这部横跨着救荒和诗歌两个主题的文献，实际地位颇为尴尬。迄今为止，就灾荒史研究范围而言，从未见到有人将之作为可靠的研究史料，而在清诗研究领域中，亦未见到有人予以注意。直到最近，方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此书的独特意义，可能要放在灾荒及其救济在中国已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背景下方可进行标识②。这确实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看法，但要证实其有效性，则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才能解读该书蕴含的社会文化意味呢？解决这一挑战的根本路径，当然是确切勘察该书得以生成的具体情境。据此而言，此种寻找解决路径的工作又可转化为这样的具体问题：该书文本究竟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换句话说，它为什么会出现，又为何会以此种面貌出现？
一 唱和的盛举
嘉庆十九年(1814年)，岁在甲戌。是年六月间，时任德清知县的易凤庭接受了他在浙江省的又一次调动——转任海宁州知州。之所以说是又一次，是因他此前已有过从永康调任平湖，既而又调任德清的经历③。不过，与前两次平稳过渡相比，这回则是一次很不轻松的调动。其原因在于，自下车伊始，他便发现自己不得不马上投入一场颇为艰巨的抗旱活动(其实，如果他留任德清，遭遇也是一样的，因为德清同时亦受旱灾，但他离开时旱象尚不明显)。
导致任务艰巨的主要原因，在于上级给予的支持甚属有限。就在杭州、嘉兴和湖州三府所属十多个州县旱象已成之际，省府却在经历着剧烈的人事变动：前任巡抚李奕畴改任漕运总督后，接任巡抚的许兆椿未及上任即告身故，随后继任者陈预任职未满一个月，又被改命为山东巡抚，直到八月间颜检到任，才总算稳定下来④。而与人事的变动不居相对应，省府起初的救荒行动亦乏善可陈。李奕畴在离任之前的举措，不过是“率属设坛虔祷”而已。陈预虽然“奏明动碾仓谷，减价平粜，一面劝谕富户殷商，各就近处买米运粜”⑤，但因在任时间短暂，根本未及实施。幸而颜检到任后“首举荒政”，查灾、勘灾事务方得有序推行，“复奏留升任江苏方伯杨公(按：即已任命为江苏布政使的杨頀)循行三郡，履亩察灾，绘图入告，奉诏蠲缓”⑥。此外，又复“借帑籴米平粜，其粜价不敷，道府宪以上捐廉赔补其运费，经理辛工，复饬州县捐办”⑦。
然而，颜检的举措肯定也不能令易凤庭感到满意。因为在向朝廷申请蠲缓的奏报中，海宁受灾的程度被定义为“二分以上”，根本达不到成灾的标准⑧。事实上，早在入秋不久，歉收已成定局之时，海宁境内便已出现“哀鸿嗷嗷，而无籍之徒，挟饥民以扰巨室”⑨。到了八月间，更是“米价腾贵，饥民大掠，食草根树皮”⑩。至于省府所购平粜之米，分发到海宁者亦复无几。在此情况下，易凤庭采取恩威并用的手法，一面将“一二藉端滋扰者，戢之以刑”，一面劝谕当地殷绅富室“各出资以赡邻里”，这才应付了十九年秋冬赈务的燃眉之急(11)。
不幸的是，上年旱灾的影响并未很快消散。二十年春间，海宁仍然“蚕麦未登，薪桂米珠，宁民穷迫之象较旧岁更岌岌焉”(12)。因颜检曾于上年底向朝廷声明，除开仓平粜外，“并于存司谷价内借银十万两，给发杭属殷绅领赴江西、湖广等处买米运浙，现正陆续运回，可以源源出粜，并有商捐米一万石，目下尚未动用，是杭州一属，来春似可足资接济”(13)。这就意

外国人喜欢的中国历史故事

味着，开春后海宁能够实施的救济办法，也就只能是将常平仓谷和分发而来的外籴之米进行平粜了(海宁州位于杭州府辖境之内)。而易凤庭发现，这一做法虽然可以平抑粮食市价，但“赤贫者终无赀以谋升斗”，遂“不得已复为劝赈计”(14)。
由于上年年底刚刚劝赈过一次，所以易凤庭对再次实施劝赈活动亦不免有点担心：“欲以有无相通之义，激劝闾阎，恐待济者无穷，厚施者已倦，可一而不可再也。”但灾荒在前，别无他策，劝赈又势在必行。只不过，易凤庭对这一次劝赈的方式做出了新颖的变化，那就是“不假文告”，而“作劝赈诗四律，捐俸倡之”，以期“一唱群和，藉咏歌以行其惠者”(15)。这里所谓“四律”，其实是指由四首七律构成的组诗。这组诗的内容如下：
雪花正好祝年丰，菜色民犹旧岁同。剜肉医疮难诉苦，成裘集腋易为功。缓蠲率土沾天泽，籴粜承流赞化工。更望谊敦桑与梓，注兹挹彼有无通。
夥说今年胜去年，赈功何复结前缘。鱼枯尚少乐饥水，鸿集群呼续命田。所贮得庐成万舍，自惭倾俸没多钱。解囊苏困须臾事，寄语仁人共勉旃。
肯将因果劝挥金，望报原非积善心。一念好生由我扩，万家活命感人深。救荒乏策师其古，有福如田种自今。无吝色时无德色，是真义举共相钦。
致旱由来戾气招，导迎善气转崇朝。厚生利用成三事，饮水思源记一瓢。好似阳光回病木，伫看春色到柔条。耕田凿井仍如旧，万户依然鼓腹谣(16)。
首位对这组四律进行唱和的人士，是时任东海防同知的张青选(17)。而张青选之所以率先唱和，是因其的确与海宁有着极深的渊源：除了东海防同知就驻扎海宁外，他还在嘉庆八年(1803年)和二十一年(1816年)两次署任海宁州知州(18)。此外，他还是《劝赈唱和诗》的序作者(19)。而其所作和诗，恰好可以作为分析此次唱和结构的例子。先将其诗作列示如下。
果然能转歉而丰，感召天和理大同。多士尚胥克用劝，先生不自以为功。政期善后心良苦，诗到勤民语益工。一事传闻堪告慰，江南贩粜已先通。
腊雪欣占大有年，与人为善亦因缘。君来自是随车雨，公等谁无负郭田。振乏岂须真破产，居官漫说不名钱。相期共凛屯膏戒，保富安贫尚慎旃。
布施曾闻满地金，佛家原是圣人心。若论功德真无量，但说镌铭亦自深。掠美市恩讥在昔，裒多益寡望于今。救荒安见无良策，善政宜民信足钦。
春酒犹迟折简招，政成刚好及花朝。归装尚有乌程酿，角饮还持瘿木瓢。极目鳞塘真砥柱，关心蚕月是桑条。万家烟火都无恙，我亦委蛇歌且谣(20)。
对照两组诗可以发现，这是一种“依韵”或曰“同韵”的唱和，即严格按照原诗的韵脚以应答。如易凤庭原诗用“丰”“年”“金”“招”四韵，则和诗亦须用此四韵。同时，在主旨内容上亦同样形成应和。例如，易诗的“更望谊敦桑与梓，注兹挹彼有无通”与张诗的“掠美市恩讥在昔，裒多益寡望于今”，都是劝谕贫富相赒相恤之意；易诗的“解囊苏困须臾事，寄语仁人共勉旃”与张诗的“相期共凛屯膏戒，保富安贫尚慎旃”，皆为劝说殷富应行助捐之举；易诗的“肯将因果劝挥金，望报原非积善心”与张诗的“布施曾闻满地金，佛家原是圣人心”相呼应，以福报之说作为行善之机；易诗的“致旱由来戾气招，导迎善气转崇朝”则与张诗的“果然能转歉而丰，感召天和理大同”的意思相通，皆为感召善气以挽天心之意。
应当承认，这些唱和诗的艺术成就确实有限。前述易、张二人的诗作，其实更像是用诗歌形式发布的示谕文字。那么，其他诗作的水平又如何呢？对此，负责《劝赈唱和诗》一书编辑工作的钟大源提供了一个显著证明，因为他是当时海宁诗坛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钟大源字箬溪，曾为诂经精舍肄业生，因“病痿不能起立，专意为诗”，著有诗集《东海半人诗钞》24卷。易凤庭为其作序，称大源“抱不羁才，未获世用，因寓意于诗以写其悲悯……传诗既广，名大噪，一时荐绅才士闻声向慕，数百里外诗简来往不绝”，并赞其诗“以其独出心裁而自成一家者也”(21)。那么，钟大源的唱和诗水平如何呢？先将其诗照录如下。
昨岁恒旸获不丰，民无余粟阻饥同。幸劳廉吏仁慈意，早善穷檐补救功。郑侠新图生恐绘，夷中旧句本来工。俸囊久罄寻常事，更望枌榆任恤通。
青黄不接入新年，几等求鱼木枉缘。得雪长辰才种麦，待时小卯未耕田。受恩租已蠲三调，好义人其亩十钱。忧乐相关关不细，免教沟壑竟填旃。
不论输缣与散金，拊循亟慰长官心。须知聚室饔飧足，本赖熙朝雨露深。比户盖藏应此后，暂时推解且而今。好教让水廉泉里，一例淳风古可钦。
嗷嗷鸿雁自相招，得食欢然暮复朝。但使翳桑无饿者，漫愁陋巷有空瓢。灾黎伫活百千指，荒政原师十二条。听取家家歌饭瓮，声兼襦袴续长谣(22)。显而易见，钟大源的诗作依然充斥着宣教式的文字，可谓与易、张二人的作品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而通观《劝赈唱和诗》全书，诸如“桑梓”“枌榆”“裒多益寡”“推解”“乐输”“赒恤”“流民图”“嗷鸿”“沟壑”“荒政十二条(或称周官十二条)”“福田”“善气”等字眼，达到了泛滥的程度，不少诗作都可谓是戴着镣铐跳舞，为唱和而凑诗，令人不忍卒读。
当然，吟诗并非主要目的，而是劝赈的辅助手段。易凤庭就坦承，自己所作的“劝赈四律，意欲借唱和以成义举，非敢言诗也”(23)。相应地，许多唱和作者对易凤庭诗作的评价亦非根据文字水平，而是结合着民生的看法。对此，张青选的“诗到勤民语益工”可谓定性之语，随后抒发此意者比比皆是。例如，海宁州学正朱文治称“劝化难时得句工”，海宁州训导庞绍福称“本性成诗句易工”，廪生顾式金称“四首新诗流至性”，廪生曹宗载称“诗成劝谕字镕金”，生员张廷基称“劝捐有句仰宗工”，生员顾嵘称“诗为忧时句自工”，职员陈琳称“念切民灾琢句工”，生员徐绍曾称“诗成感格恤灾同”，童生陆镜湖称“诗歌绘出爱民心”，石门县生员劳翀霄称“诗成丽句抵兼金，绘出殷勤爱物心”，桐乡县生员汪宝鸿称“刺史嘉篇抵万金，缠绵写出爱民心”，永康县廪生吕东皋称“讵料救荒传雅什，都缘劝赈普仁功”(24)。
同时，也正是基于为赈灾服务的目的，许多唱和作者才大力称颂易凤庭诗歌劝赈的创意。例如，候补郎中马钰称“劝赈诗颁胜结缘”，生员陈朴称“新诗传语赈随缘”，贡生许膺升称“作歌劝籴更宜今”，廪生潘德音称“劝赈诗才始自今”，生员褚嘉会称“惠政讴吟劝赈谣”，候补训导祝长清称“万家活命须奇策，一纸新诗有异功”，生员张咏称“借歌挹注诚良策”，教职高钺称“新诗谱得赈贫谣”，耆生谷绅称“救荒还喜得新词”，监生陈有孚称“劝善诗成再造缘”，生员钟佩芸称“劝赈诗如荒政论”，生员周徕松称“劝籴成歌堪轶古”，监生朱雁汀称“更喜高吟仍劝赈，诵诗直与政相通”，监生梁瑞称“救荒法美犹遵古，劝赈诗成独见今”，童生费英称“流民图已闻于昔，劝赈诗才始自今”，德清县职员徐惟辛称“诗能劝赈证于今”，永康县廪生吕东皋称“词句筹荒旷古今”(25)。
就结果来看，易凤庭这次“假风雅以行其爱民之政者”(26)的创意可谓是大获成功。一方面，此番诗歌酬唱得到了热烈响应，堪称一次盛举。在《劝赈唱和诗》的作者群中，包括东海防同知张青选、诸暨知县刘肇绅以及海宁州所属各级官员12人，海宁州士民共254人，僧人2人，以及苏州、安徽、仁和、嘉兴、石门、桐乡、平湖、海盐、永康等处士民共55人，合计作者共323人。其中，有2人各作诗3组12首，有12人各作诗2组8首，合计诗歌总数为1356首。加上易凤庭本人所作劝赈及酬答的2组共8首诗，《劝赈唱和诗》全书收诗总数为1364首，称得上是一部颇具规模的诗集(27)。
另一方面，与唱和的盛况相呼应，捐赈活动亦取得了显著效果。正如易凤庭所描述的那样：“一时文人学士，不问俗吏诗之工与不工，属而和者数百人，并及邻壤。因此踊跃乐输，旬日间集资数万。择公正者董其事，分厂赈施，计口授食，灾黎赖以活，余亦安然相与共济时艰”(28)。而在赈后为酬答唱和而创作的又一组四律中，他忍不住用一首诗表达了此次成功劝赈的幸运感：
篇章属和字千金，慰此抛砖引玉心。报我岂徒琼九重，知君已植福根深。议开赈局曾闻古，成借诗坛或始今(原注：借唱和以成赈事，实余一时臆见，窃幸诸君子相与有成也)。顷刻满城花梦笔，结将善果一时钦(29)。
可以推测，这次劝赈和赈济活动的实际效果应该是不错的。一个支持这一推测的理由是，至少在海宁州后来的地方文献中，迄未发现有关嘉庆二十年(1815年)赈灾行动带来负面后果的记载，亦未见到针对此次赈务而产生的微言。就目前所见，这部《劝赈唱和诗》是关于这场灾荒的唯一实录，也是反映这场灾荒内容最丰富的一部记录。这就带来以下问题：为什么这场劝赈活动能够顺利取得成功呢？它主要应该归功于易凤庭个人的灵光乍现吗？而海宁州的官民们用来记录和记忆这场救荒活动的媒介，为什么又主要体现在一部唱和诗集身上呢？
二 捐赈的律动
就易凤庭个人而言，在面对灾荒时的如履薄冰之感，为劝赈而煞费苦心地设计唱和之举，以及对捐赈热潮的喜出望外，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把易凤庭这次捐赈活动放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来观察，那么他的紧张、喜悦和自豪恐怕都要打上一定的折扣了。这个说法的缘由在于，他其实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换句话说，这次海宁捐赈活动并非一个孤立事件，其背后明显依托了捐赈活动的两条发展脉络所形成的律动。
这两条脉络中的第一条，是此时捐赈活动在广大空间范围内的热潮。具体而言，这时在浙江、江苏、安徽境内的很多地方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捐赈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撇却唱和诗的表象，海宁的助赈活动实际上也是这股热潮中的一环。至于出现这股热潮的直接背景，乃是嘉庆十九年(1814年)发生的那场席卷江、浙、皖三省的大旱灾。这也是自乾隆五十年(1785年)旱灾之后，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所遭受的最大一次旱灾。
在浙江，受旱最重地区位于杭州、嘉兴和湖州三府境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老子

内。据巡抚陈预于七月下旬奏报，五六月间，该三府“正值插莳之际，雨水短缺”，据报仁和等十六州县“被旱轻重不同，约计十之一二三分不等”(30)。九月底，颜检复奏称：“就各州县额田而计，嘉兴、秀水、石门、桐乡、孝丰五县灾歉田亩在一分以上，海宁、海盐、德清三州县二分以上，仁和、归安、乌程、长兴四州县三分以上，钱塘、余杭、临安、于潜、武康、安吉六县四分以上”(31)。不过，有两位监察御史得到的情况并不那么轻松。先有贵州道监察御史张鉴于八月间奏称：“闻得浙江省五六月间缺雨，田禾枯槁，米价腾贵”(32)。四川道监察御史王嘉栋则于九月揭示了更严重的状况，报称自入夏以来，亢旱已久，六月间米价“较之平时价值，贵几两倍”，而“省城内外饥民，已聚有万余人之众”，尤其是在“嘉、湖一带，闻乡镇中有衣食稍可自给之家，饥民即聚集多人，到彼坐食，为之一空”(33)。而颜检亦于十一月间的奏报中承认：“本年夏间被旱，河道浅阻，兼之江苏、安徽亦俱旱歉，客贩来浙稀少，米价昂贵”(34)。看来，浙江官方起初的灾情奏报肯定避免不了讳灾之嫌。
至于颜检把浙江米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为江苏、安徽的旱歉，倒确是实情。就江苏而言，其灾情较浙江更重。据署理巡抚初彭龄七月间奏称，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徐州、太仓等九府州境内，据报共有四十四州县因入夏得雨未透，“现在旱象已成”，且“粮价日增”(35)。九月间，两江总督百龄会同初彭龄奏报勘灾结果称，虽然吴江等十三州厅县仅属于“稍觉受旱”，长洲十九州厅县“均属秋收歉薄，勘不成灾”，山阳等十二州县“禾豆杂粮收成减薄，亦属勘不成灾”，而其余成灾之处仍有二十六州县之多。其中，成灾九分者有句容、上元、江宁三县，成灾七分及七八分者有江浦、六合、溧水、高淳、泰州、江都、甘泉、仪征、武进、阳湖、金匮、无锡、江阴、丹徒、丹阳、金坛、溧阳等十七县，成灾五分及五六分者有宜兴、荆溪、吴县、华亭、东台、镇洋等六县(36)。此次旱灾对江苏打击甚巨，是故同治时纂修的《续纂江宁府志》称此次灾荒为“乾隆乙巳后第一奇灾”(37)。
安徽此次受灾情形同样很重。巡抚胡克家六月底即奏称，“通省缺雨之处较广，旱象垂成，粮价增昂”(38)。九月中旬又奏称，安庆、庐州、宁国、池州、太平、滁州、和州、六安、广德等府州“被旱较广，即间有薄收，亦属无几”，灾情“与乾隆五十年大旱相等”(39)。九月底复奏报勘灾结果称，庐州、凤阳等十二府州所属之合肥、庐江等州县，“夏秋以来，亢旱过甚”，“灾象已成”。据勘报合肥等二十二州县“均因夏秋雨泽愆期”，“被旱成灾五六七八分”，又怀宁等十六县虽系勘不成灾，亦属受旱薄收(40)。籍隶安徽的广东道监察御史孙世昌则于年底奏称，安徽“共计勘实成灾者三十余州县，及勘不成灾、应酌给口粮者，尚有十余县”，且风闻今岁“秋成所收不及十分之一，乡居穷民大半扃户逃亡，相望于道，附郭乡镇亦多抢夺之事，其情形与乾隆五十年旱荒相等”(41)。这恐怕亦非空穴来风之语，因为据江苏巡抚张师诚奏报，当时确有安徽灾民“携带大小男妇，结队成群，纷纷来苏行乞”(42)。
鉴于乾嘉之交以来国家财力日趋紧张的状况，浙江、江苏、安徽三省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筹赈维艰的局面，而地方官员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开展了向民间劝捐助赈的活动。这种同步情况首先体现在省级官员层次。在浙江，陈预在巡抚任内即“劝谕富户殷商，各就近处买米运粜”(43)，颜检于上任后亦立即奏明，杭、嘉、湖三府皆已推行“殷绅富户各就本乡出米粜济”(44)。在江苏，先由两淮盐政阿克当阿“劝谕淮商捐银二十万两以为籴本”(45)，复由百龄“劝谕本处富商殷户各带成本，前往江广收成丰稔地方，籴运回江”(46)。另据百龄奏称，其在成灾之初便考虑到“另筹佐赈之需”，故而“随即捐廉倡率，而官绅殷户闻风响义，无不踊跃乐输，未逾匝月，约计捐输银两已有四五十万两、谷三万二千石。复劝谕各灾区乡镇居民各自量力赒恤族邻，据报各属民户孳孳好善，各捐钱米，按月分给，乡曲藉资全活”(47)。在安徽，巡抚胡克家于成灾之初，即“劝殷户多出米谷粜卖，或招商往购运粜，以资接济而平市价”(48)。七月间又奏称，据桐城等州县先后禀报，“各绅士殷商俱遵示互相劝捐，凑集资本，请给护照，前赴邻省采买，运回本处分粜，粜尽再贩，悉由各绅商自行设厂经理”(49)。
至于在州县层次上，这一时期实力奉行捐赈活动的地方更是所在多有。就浙江而言，办理最有条理之处当推与海宁接壤的石门县。知县耿维祐估算官米不足接济，即“先捐廉买米三百石”为倡，劝谕各绅士富户董事“互相劝勉，量力捐输，或钱或米不拘，五斗一石以至十百千石，各从其便”。其办理则规定，“米归各图收贮，钱即尽数买米。俟平粜完毕，各图即将所捐之米，各就图内赤贫之户，按大小口分给食米”(50)。此外，德清县亦“奉宪劝赈，自十月起，每大口给钱十四文，小口减半”(51)。另有平湖知县王凤生亦在境内推行劝赈；海盐知县杨德恒则“割俸千金倡赈”，邑增生王纯率里中富室以应之(52)。
江苏的捐赈活动最为繁盛，兹举其成效最著者如下。在江宁、上元，总督百龄请在籍绅士、翰林院侍讲秦承业主持捐赈，“义捐极众，余银二万奇，存典生息备荒”(53)。其中，上元李光昱、李光业、陈嘉诒、李芝、李蓂，江宁陶济慎等共捐银达十万两，为士民中捐数最多者(54)。而成效最显著的捐赈活动，乃是常州府推行“图赈法”。知府卞斌率武进、阳湖两县知县，“集绅士等公议，图归图赈，所捐钱数汇入总局，通计应赈丁口，按图拨发各董事，分给图民”，共捐钱十三万四千缗(55)。金匮知县齐彦槐亦行此法，“以各图所捐之钱，各赈本图”，并捐廉以倡，共收捐十二万四千余缗，“而殷富之家好行其德，复于其间为粥以赈，城乡设厂十余处，计所捐又不下万数千缗，饥民赖以全活者无算”(56)。在丹徒，知县周以勋因旱灾“捐廉倡赈，集绅富恳切劝谕，邑人输银至二十二万之多，大吏叹为未有”(57)。在华亭、娄县，两县官府“并募民助赈，事毕各有余钱，知府宋如林以之设义仓”(58)。在嘉定，官府广劝各处捐赈，其中以黄渡镇办理最善，其法“遴选里中绅士专司厂务，并协劝散捐诸户。自二月十三日始，放赈五十日，分四处给发”，该镇赈厂所需“皆近地捐户均派”(59)。在东台，盐商、典商与士民起而捐赈者达数百人之多，款亦近万缗(60)。
在安徽，较具规模的捐赈活动亦复不少。例如，怀宁知县牛映奎捐廉二千两助赈，并劝谕绅商捐输籴米平粜，其时官发赈银为二千一百余两，在城绅商则共捐银四千四百四十两(61)。在合肥，奉县谕劝赈之后，监生黄锋“输粟六千斛赈饥，又重价买谷而贱粜之”，张德疆“慨捐千金赈济乡里，邑侯陈斌详请加二级”，汪本贤“出私资三百千以助”，盛达“捐银六百两助赈”(62)。在寿州，监生叶榜“尽出积谷千余石给饥民”，职员孙克任、孙克佺“捐谷一万五千五百八十余石，平粜六十日”，共减价钱一万三千余千，加放口粮用钱二千千文(63)。在来安，知县伍士超“捐廉并谕富户捐助，或钱或豆麦杂粮，各从其便，共计捐钱一万八千四百六十余千，杂粮八千零九十余石，城乡随宜设厂，酌定饥口名数，以入筹出，先期将各户应领之数揭榜厂所，照榜给票，照票给赈，凡四阅月而毕”(64)。在六安，捐赈最巨者有：祝鲲等四人各捐银二千两，王峥嵘等七人各捐一千至一千五百两，赵秉彝等七人各捐一千两，祝鼎臣等四人各捐二千两，夏行仁等三人各捐一千五百两(65)。
嘉庆十九年旱灾时期的大范围捐赈热潮，当然不是突如其来的。
就目前所见范围来看，在州县层面上，这种以官民合作劝赈、分任赈济为主体内容的捐赈机制，大致可以追溯到乾隆末年。对此，编纂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记载上年余姚赈务行动的《捐赈事宜》可谓最早的典型(66)。凑巧的是，张青选在余姚知县任上的嘉庆十四年(1809年)，余姚又逢灾荒。张青选乃师法乾隆末年的捐赈活动，“爰与各绅士商议劝捐，分厂接济”，竣事后，也将关于此次救荒活动的文献辑为一部《捐赈事宜》(67)。余姚这两部救荒文献的出现，清楚体现了当时捐赈活动的发展状况及其运作机制，也表明这种官民合作共建的捐赈机制已运行得相当成熟。
在嘉庆十九年(1814年)之前，江南一带其他地方虽未出现像余姚县《捐赈事宜》那样系统的专书，但类似的捐赈活动亦已蔚然成风。对此，嘉庆九年(1804年)江南大水期间，各地关于捐赈活动情况的记载可谓明证(68)。因此可以说，至嘉庆后期，江南一带的官府向民间进行劝赈业已成为广泛共识，并且此种捐赈机制业已成为对官赈体制的重要补充。作为一名在浙江历练了十年之久的地方官员，易凤庭对这一时期捐赈机制的发展不可能没有足够的认识。在此特别值得强调的一个细节是，张青选在唱和此次海宁州劝赈之时，还曾特地赠送给易凤庭一部自己编辑的《捐赈事宜》，而易凤庭亦称自己“遂得所遵循”(69)。由此可见，就程序和技术层面而言，将海宁州的此次赈灾行动视为余姚捐赈机制的一次成功复制亦并不为过。
除了依托上述空间上趋于同步的捐赈机制，海宁劝赈的成功，还不能忽视另一条脉络所形成的、位于时间序列中的律动，那就是海宁本地的助赈传统。
与江南一带的许多地方一样，海宁也有着悠久的好善之风。该地有关助赈活动的最早记录，为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周益“输粟六百石助赈，授登仕郎”(70)。其后历朝助赈之举不绝如缕，直到明末奇荒期间，仍有州人徐季韶“沿塘设粥十五所，日费米三十斛，又开药局救瘟疫，存活甚多”，又有吴继志“出积谷为郡县倡，全活无算”(71)。
入清之后，民间助赈活动自康熙年间渐渐复兴，大灾之际多有义举。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大水，监生程士麟“捐米二千石，设粥厂五所助振，邑令何大祥请给胞与为怀额奖之”(72)。乾隆十六年(1751年)旱螣之后，知县刘守成劝赈，“赈七十二粥厂，复自捐三百金”。二十一年(1756年)春，“米贵，石值五金”，“士民分里捐赈”，监生马彪等经官府题请议叙，并给匾奖励(73)。嘉庆九年(1804年)夏，浙西大水，次年春蚕麦失收，巡抚阮元于15州县内奏设粥厂34处，其中位于海宁硖石镇的惠力寺厂，由马彪之孙、候选郎中马钰“董其事，始终数十日，妥帖周至，且皆出自己资，不由敦劝”。事毕，马钰辑成《硖川煮赈图题咏集》一卷，内中附录此次赈灾之“原奏及煮粥散筹各章程”，并经阮元“作记以嘉许之”(74)。
有趣的是，有关本地助赈传统的历史记忆，在这部《劝赈唱和诗》中就有明确的反映。这表现在有人特地用加旁注的方式点明先祖的助赈功绩，作为对此次捐赈的勉励之意。例如，候选同知陈宗羲便在诗中叙及其父在乾隆二十一年的助赈活动：“六旬前记过凶年，先有椿枝结善缘。昭奖尚留恩似海(乾隆丙子岁旱，吾乡初举煮赈，先君捐银二百，蒙宪奏请议叙。载州志)，传家敢道福为田。里门叠见嗟来食，民事初消薄俸钱(丙子至今，五举煮赈，实自公始)。”(75)廪生王鸿在“先泽留贻百卅年，敢因食德话前缘”之句后注明：“康熙二十年间，海溢损禾。先高祖渭源府君捐米三百石开厂煮赈，邑侯书谊笃梓桑额奖之。今墓下孙曾授田无几，舌耕为活，思继先志而力不逮也”(76)。职员陈琳在“舟泛谁从楚北招”之句后注：“曾伯祖清恪公抚湖北时，值江浙大饥，泛舟平粜。详载《通志•名臣传》”(77)。监生程元章在“懋昭祖德竞当年”句后注：“先高祖于康熙四十七年，岁值荐饥，捐米数百石。叔高祖士麟公捐米一千二百石，开厂五所，饥民赖之。邑令何公太祥详请给胞与为怀匾额。事载州志。”生员程远亦在“贻谋犹记荒年谷”句后点明了程士麟的事迹(78)。由此可见，久成云烟的助赈事迹并未成为被遗忘的传统。
三 吟咏的流风
揭示捐赈的律动，对于理解海宁劝赈活动固然重要，却不足以解释其特色之所在。具体来说，放在捐赈机制的发展脉络中来看，海宁劝赈仅是一次按部就班的活动而已，而就活动形式来说，海宁以唱和而行劝赈之举，在同时期其他灾区尚未出现过。的确，以诗歌形式开展劝赈之举并非易凤庭的创造，因为溯至南宋及明代皆可找到先例(79)。不过，就目前所见，以往的劝赈诗歌仅有主事者本人的作品，尚未见有起而唱和者。特别是像这次海宁劝赈活动这样，有如此多的人士对主事者的诗篇纷纷唱和，更是从来未见的情况。如此一来，外在表象也具备了独特的属性，因为接下来便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易凤庭能够以诗歌酬唱的方式去劝赈呢？为什么此次唱和之举又能够形成如此热烈的气氛呢？
要回答上述问题，显然必须从海宁的地方文化中寻找线索。众所周知，海宁向来是文化发达、科甲鼎盛之地。民国《海宁州志稿》在“风俗”一目中就曾自豪地宣称，海宁在杭州府所属九州县中独占鳌头：“人文之盛，甲于四方，邑之隶武林者九，弗能尚已。”(80)而海宁文化发达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该地吟咏诗歌的风气极为兴盛。要证明这种风气，海宁历代遗留下来的、卷帙浩繁的诗文集显然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对于这些诗文集的情况，道光末期由钱泰吉纂修的《海昌备志》中的“艺文志”便已进行了相当系统的整理。民国时期纂修的《海宁州志稿》中，不仅吸收了《海昌备志》的艺文部分，还有进一步的丰富，从而为了解当地的这种吟咏风气提供了清晰的追踪线索。可以肯定，这种风气的延绵，是此次劝赈诗唱和盛况得以生成的最基本也是最必要的基础。
海宁的诗风称得上是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民国《海宁州志稿》中记载的第一位以诗著称的人士，乃是东晋时期文学家、《搜神记》一书的作者干宝。该志据《隋书•经籍志》，称干宝作有《百志诗》九卷，然该书久佚(81)。至于第一位至今仍有诗集存世的海宁诗人，则为唐代中期的顾况。皇甫湜称“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其谁与哉”，并将其诗编为三十卷。然其诗集后来大多遗佚，明万历中其后裔搜其遗诗，纂成《华阳集》三卷，其子顾非熊有诗一卷亦附之，后皆被收入“四库全书”(82)。其后，海宁诗坛代有名家。如宋代最著名者，为几与李清照齐名的女诗人朱淑真。南宋淳熙年间，魏仲恭将其诗辑为《断肠集》十卷，郑元佐复增辑后集八卷，又有《断肠词》一卷(83)。明清时期诗名较盛者，先有《罪惟录》之作者查继佐，著有《敬修堂诗集》十七卷、《粤游杂咏》一卷(84)；复有《国榷》之作者谈迁，传有《枣林诗集》一册，“凡古近体三百三十余首”(85)。康熙间，又有查慎行享誉诗坛，《四库全书提要》称：“其近体源出陆游，古体源出于苏轼，而拟议变化，不为优孟之衣冠。”其诗辑为《敬业堂集》五十卷(86)。
自唐代为始，海宁人士的吟咏之风即已大盛。从海宁的方志中可以看到，历唐宋元明清各朝，且不论那些含有诗作的文集，即便只计算诗集，其数量亦是数不胜数。与此种情形相对应，吟咏风气在海宁的覆盖面也是十分广泛的。在这方面，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是，当地在明清时期甚至形成了一个人数较多、水平较高的女诗人群体。据民国《海宁州志稿》的记载，明代女性著有诗集可考者为9人，清代更达到117人之多(87)。其中颇有备受时人赞誉者，如朱妙端得到的评论是：“博学能诗，有声化、治间，若乐府、长歌、短章，皆有古人法度，绝无纤丽脂粉之气”(88)。对蒋宜的评价是：“平生工吟咏，语本至性，兼由静悟，不事雕饰，言所欲言而止”(89)。对葛宜的评价是：“其诗虽天真刻露不及淑真，而缠绵委致，得诗人敦厚温柔之旨，似或过之”(90)。在《列女志•才媛》篇中，清代多有以诗名为人所称者，如查慎行之母钟韫“工诗古文词”，陈皖永“幼承母教，娴风诗”，查惜“纵观唐宋以来诗文，深闺倡和，以清雅为宗”，虞瑶洁“工诗”，汪淑婉“尤工吟咏”，杨守间“擅文词，娴吟咏，不事雕绘，天然高秀”，陈氏“工诗文”，王元珠“工诗文”，章兰贞“好诗书，工吟咏”，吴青霞“喜读书，工诗”，张步萱“夙承家学，自幼工诗”，朱逵“博学能诗，本于家学”，王氏“九岁丧父，能吟哀痛之诗，长适钱塘洪某，日以诗书自娱”，许韵兰“措词清丽，极似晚唐风调”(91)。要知道，纵然是在江南一带，有如此规模女诗人群体的地方亦不多见。
回到嘉庆年间的这次劝赈唱和活动，诗风浓厚的外在环境当然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这次唱和活动也可以说是当地诗坛的一次盛会。根据从《海宁州志稿》查勘的结果，此次唱和诗作者中，有59人都著有诗歌作品集，其中又绝大多数属于个人的诗歌结集，另有少量诗歌选集或诗歌研究。而在这些作者中，除前述奉命编辑《劝赈唱和诗》的钟大源外，还包括另外一些当地诗坛的佼佼者。例如，《海昌诗淑》给周勋常的评价是：“兰江(按：周勋常字兰江)咏物诗突过元人谢宗可。”徐绍曾则“诗古文，为文宗阮公(按：即阮元)赏识”。马锦则被时人誉为：“古芸(按：马锦字古芸)诗文皆宏肆……于古今体诗，才思横发而不诡于正，每一诗成，和者盈什，往往不及。”应时良得到的评论是：“古体诗才气跌宕，疏放自喜，得太白、东坡之一体。近体言情处深细凝练，能达难显之意，颇近初白。”(92)此外，《杭郡诗续辑》中曾对海宁诗坛的状况有过一番纵论，内中对俞思谦、钟大源、周思兼、应时良、潘文辂等多位唱和诗作者皆有涉及：
其时俞潜山(按：思谦字潜山)、吴兔林亦以词场老宿提倡风雅，钟箬溪(按：大源字箬溪)又起而羽翼之，于是梅坪(按：思兼字梅坪)及徐秋鹗浚、应笠湖时良、潘香士文辂皆以诗争鸣，郁为后起。梅坪诗琢炼清丽(93)。也就是说，这些人可谓是当时海宁诗坛的代表人物。
据传闻，此次劝赈唱和活动期间，海宁唯一未能应和的著名诗人，是号为“介白山人”的邹谔。而他未能和诗的原因，居然是苦思无辞：
介白山人者……顾性实高简，贫甚，独未尝废诗。岁大饥，邑侯倡诗劝赈，和者不啻千数，将授梓，属名下士校之，曰：是集也，倘亦有负盛名而无诗者乎？或以山人对，侯曰：噫!余闻之熟矣，亟为我征之。然诗竟不至。而山人方闭门拥笔烟砚务，吟咏自适。偶日晏犹伏枕，奴告瓶罄，山人遽起曰：得之矣。奴曰安在，山人曰：吾方属对偶，苦思不续，今得汝言续之矣。奴他顾干笑(94)。邹谔不仅著有诗集《介白山人近体诗钞》，而且在当地开门授徒，并非浪得虚名之辈。而从他这次失手可以推知，《劝赈唱和诗》中许多名气不大的作者，如果不具备一定的诗歌造诣，恐怕要创作四首工整的七律断非易事。
在浓郁的诗风笼罩之下，海宁又衍生了一种可以称之为“诗坛亚文化”的现象，那就是诗歌酬唱之举屡见不鲜。海宁酬唱之举的兴盛，一个显著的证据是出现了可观数量的唱和诗集(含词集)。在明清两代，被注录下来名称的唱和诗集共有34种，其中明代3种，清代31种。而在清代的31种中，乾隆朝7种、嘉庆朝8种，两者几乎占到了整个清代的一半。由此可见，《劝赈唱和诗》的出现，恰好位于当地唱和风气较为盛行的一个时期。
从诗集编纂状况可以看出，诗词酬唱可谓是海宁人士喜闻乐见的一种吟咏形式。这首先表现在，唱和的行为和意识有着相当大的普及面。在海宁，跟唱和有关的现象可以出现在十分多元化的领域，而决不仅限于文人学士之间的雅集。例如，明代祝汶、康熙间朱嘉征和乾隆间朱灏三人各自编纂的《家庭唱和集》，都系家族内部人员的酬唱作品(95)。嘉庆间女诗人周嘉淑所编《闺中唱和诗》，明显是女性之间的唱和作品集(96)。而始建于宋代的真相寺，因“地踞横塘之胜，登高眺远，游览者所题咏”，有该寺无名僧人将之辑存后，竞以《真相寺大悲阁唱和诗集》名之(97)。其次，海宁人士唱和的题材亦十分广泛，因物因事因人，皆可形成较具规模的酬唱活动。例如，康熙间沈翼世“世主诗社唱和，有磷秋阁、存古堂、谷诒堂、梅圃雅集、薇山草堂等集”，后统编为《磷秋阁唱和合刻》。雍正间施谦倡为咏物唱和之举，“水村项氏和之，同人属而和者数十人”，后编为《咏物唱和诗》。嘉庆间，马汶访得原属查继佐的奇石一块，“暇日述词纪事，得诗四首”，请同人赐和，编成《绉云石唱和集》。嘉庆间，有贞女周恒因“未婚奔丧，作褒以诗者，自当道至邑士，凡二百余家”，后辑为《周贞女诗》(98)。
正是在这种唱和风气之中，又出现了一个为劝赈唱和活动提供了直接支撑的背景线索。那就是，地方社会与官员之间出于良好互动而举行的唱和活动，在清代海宁竟然也有一条不绝如缕的红线。
这种互动式唱和的滥觞，可以追溯到康熙九年(1670年)。其时，因海宁水灾，杭州府知府嵇宗孟前来勘灾，作有七言古诗《踏荒行》，邑人杨雍建亦以一首七古和之(99)。而第一部官民唱和诗集的出现，也是在康熙年间。康熙十二年(1673年)，许三礼“知海宁县，修浚城池，立社仓，建义塾，浚四境塘河，通漕资溉，公私赖之”，又“创建正学书院，朔望率绅士讲学其中”，复于十四年(1675年)延请邑绅朱嘉征等纂修县志。也正是朱嘉征等三十二人与之唱和，遂编有《愿学堂唱和诗》一书(100)。
乾隆年间的官民唱和诗集出现过的有两部。第一部出现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是为《曾邑侯德政诗》。这里的“曾邑侯”指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来任知州的曾一贯，因其“在任三年，体恤民隐，去之日，士人作为歌诗以颂，多至百篇”(101)。第二部大约成书于乾隆末期，是为《盐官倡(按：原文如此)和集》。据海宁人陈莱孝在其著《谯园诗话》中介绍，乾隆五十年(1785年)，陈焯署海宁州学正，“在宁几一载，倡和极多，流连文”，与当地士人“周松霭春、王西亭培风、吴槎客骞、俞潜山思谦、张荔园骏、汪乐山百龄、杨葵沙尧臣、俞石菌宝华、令弟石林炘及余有倡和集，合刻一卷”，即为此书(102)。
嘉庆年间的官民唱和集，含《劝赈唱和诗》在内，共为四部。第一部名为《修川遗爱集》，其主角是嘉庆九年(1804年)署任海宁州判的蒋夔，因其在海宁“凡五阅月，有惠政，去之日，修川绅士咸歌诗以颂，因汇辑成编”(103)。另外两部即《听潮吟馆唱和录》初刻和二刻，紧随着《劝赈唱和诗》而出现，其主角不是别人，正是与前面多次提到过的张青选。张青选在弁言中述初刻缘起称：“偶与朱少仙广文阅海宁州志，杂举此邦俗尚，颇有今昔不同之感。同人各就所见，赋海昌杂诗。而海邦铁牛为国朝所创铸，前贤题咏亦未及之，并作一歌纪之。至鳣堂八景，皆少仙数年来有得于心而系之以名者，亦作诗，索同人和。今马笙谷舍人汇为一册，梓而存之。”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年底，张青选复邀集“同人于听潮吟馆，作消寒之会”，“吟咏斯兴，或即事命题，或拈韵分赋，尽一日之欢”，复由“朱紫澜主政任剞劂之资，周梅坪茂才执校勘之役”，遂成二刻(104)。从这些记述也不难推测，参加张青选组织的这两次唱和活动的人士，很可能有不少也都是劝赈唱和活动的参与者。
对于海宁诗风兴盛以及好行酬唱的风气，易凤庭当然不可能不了解。在为钟大源的《东海半人诗钞》所作序言中，易凤庭称：“嘉庆乙丑(按：即嘉庆十年，1805)，余宦游来浙，即耳其名，十年矣。甲戌夏承乏此州，始与先生晤，屡造其庐，风雨联吟，时相唱和”(105)。由此可见，易凤庭对海宁诗坛的注意，绝不是在调任海宁后才开始的。并且，他到任后与之有着密切联系的诗坛人士，肯定也不限于钟大源一人。例如，同为劝赈唱和诗作者的张骏和高钺，在编纂各自的诗集时，也都得到了易凤庭为之作序或题词的待遇(106)。另外不要忘记，从前述张青选的唱和活动中可以得知，易凤庭身边还有一位长期在海宁任职且诗兴极浓的同僚，即州学正朱文治。就此而言，要是易凤庭到海宁后不能迅速与当地诗坛打成一片，那反倒是件咄咄怪事。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易凤庭之所以要把这些劝赈唱和诗汇集在一起，使之成为一部反映海宁此次赈灾活动的文献，很可能也有一些别具用心的考虑。从《中国荒政书集成》收录文献的状况可以看出，自乾嘉之际以降，上自朝廷、下至州县，于赈务活动结束后编纂类似于救荒报告书的做法，颇有蔚然成风之势(107)。对于易凤庭来说，既然在具体的救荒办法上基本照搬了张青选的先例，再编辑一部类似《捐赈事宜》的荒政书，难免有索然无味之感。而一部体量很大的唱和诗集来反映此次救荒活动的盛况，其风雅之特色，显然就与通常那些公文式的救荒书拉开了很大距离。
综上所述，《劝赈唱和诗》之所以能够问世，正在于救荒和诗歌这两个主题之间所发生的深刻互动。可以说，如果没有诗歌唱和的形式，海宁劝赈在当时只是一次非常普通的捐赈活动；而如果缺少捐赈律动的烘托，则此次唱和也纯属海宁诗坛一次较具规模的雅集。而当救荒和诗歌各自的坐标系实现叠加后，《劝赈唱和诗》便成为一个别具特色的标识，那就是，在捐赈机制(特别是在江南一带)日益规制化的背景下，地方社会文化传统可以更为明显地表达本地救荒活动的独特面相。另外，本文解读该书的社会文化情境的方式还表明，当下史学界认知文献的标准也需要加以反思。众所周知，史学界惯常以作为史料的价值的高低来评判文献的价值，因之与该书遭遇类似的文献所在多有。事实上，尊重每部文献作为自足文本的独立性和独特性，探究其得以生成的具体情境及其实践逻辑，不仅很可能有助于进一步发掘和完善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路径，更有可能改变以往诸多文献备受冷落的命运。
收稿日期 2015-03-10
注释：
①该书版本信息，见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5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本文亦使用该书在《中国荒政书集成》中的点校本。为方便起见，以下简称《劝赈唱和诗》。
②余新忠：《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灾荒研究刍议》，《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
③有关易凤庭在永康县任职状况，见光绪《永康县志》卷五《职官志•治官列传》，《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47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567页。关于其在平湖县任职情况，见光绪《平湖县志》卷十《职官•县治文秩》，《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20册，第241页。关于其在德清县任职情况，见民国《德清县新志》卷6《职官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28册，第879页。关于其在海宁任职情况，见民国《海宁州志稿》卷28《人物志•名宦》，《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22册，第805页。
④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2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总第1662页。
⑤《录副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嘉庆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浙江巡抚陈预奏，档号：3-45-2495-32。
⑥⑨(11)(12)(14)《劝赈唱和诗》，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5册，总第2828页。
⑦(16)《劝赈唱和诗》，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5册，总第2831页。
⑧《录副档》，嘉庆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浙江巡抚颜检奏，档号：3-32-1735-48。
⑩民国《海宁州志稿》卷40《杂志•祥异》，第1102页。
(13)《录副档》，嘉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浙江巡抚颜检奏，档号：3-29-1623-51。
(15)《劝赈唱和诗》，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5册，总第2828、2923页。
(17)易凤庭在序言中称，《劝赈唱和诗》乃是“爰就得诗之先后，编次成帙”(总第2828页)，而张青选之诗被排在第一位。
(18)有关详情，参见民国《海宁州志稿》卷24《职官表下》，第660、661、675页。
(19)《劝赈唱和诗》，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5册，总第2827页。
(20)(22)(23)《劝赈唱和诗》，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5册，总第2832、2838、2831页。
(21)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5《艺文志•典籍十五》，第436页。
(24)《劝赈唱和诗》，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5册，总第2832、2833、2841、2844、2848、2855、2864、2865、2901、2917、2918、2929页。
(25)《劝赈唱和诗》，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5册，总第2843、2849、2854、2856、2857、2868、2873、2878、2882、2889、2893、2894、2907、2924、2929页。
(26)(28)(29)《劝赈唱和诗》，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5册，总第2932、2828、2831页。
(27)因该书原刻本有一页面缺漏，致使有1人的和章仅残存1首，故全书实际存诗为1361首。
(30)《录副档》，嘉庆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浙江巡抚陈预奏，档号：3-45-2495-32。
(31)《录副档》，嘉庆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浙江巡抚颜检奏，档号：3-32-1735-48。
(32)《录副档》，嘉庆十九年八月十八日贵州道监察御史张鉴奏，档号：3-45-2495-33。
(33)《录副档》，嘉庆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四川道监察御史王嘉栋奏，档号：3-45-2495-37。
(34)《录副档》，嘉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颜检奏，档号：3-29-1623-51。
(35)《录副档》，嘉庆十九年七月二十日署理江苏巡抚初彭龄奏，档号：3-29-1623-39。
(36)《录副档》，嘉庆十九年九月十九日两江总督百龄等奏，档号：3-32-1735-44。
(37)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十《大事表》，《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册，第117页。
(38)《录副档》，嘉庆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安徽巡抚胡克家奏，档号：3-39-2129-41。
(39)《录副档》，嘉庆十九年九月十五日胡克家奏，档号：3-29-1623-51。
(40)《录副档》，嘉庆十九年九月三十日胡克家奏，档号：3-29-1623-43。
(41)《录副档》，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广东道监察御史孙世昌奏，档号：3-29-1623-47。
(42)《录副档》，嘉庆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江苏巡抚张师诚奏片，档号：3-29-1623-45。
(43)《录副档》，嘉庆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陈预奏，档号：3-45-2495-32。
(44)《录副档》，嘉庆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颜检奏，档号：3-32-1735-48。
(45)《录副档》，百龄等奏片，朱批日期为嘉庆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档号：3-29-1623-30。
(46)《录副档》，嘉庆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初彭龄奏，档号：3-29-1623-32。
(47)《录副档》，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百龄等奏，档号：3-29-1623-54。
(48)《录副档》，嘉庆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胡克家奏，档号：3-39-2129-41。
(49)《录副档》，嘉庆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胡克家奏，档号：3-29-1623-33。
(50)光绪《石门县志》卷三《食货志•蠲恤》，《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26册，第123页。
(51)民国《德清县新志》卷5《法制志•恤政》，《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28册，第875页。
(52)《劝赈唱和诗》，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5册，总第2922页。
(53)光绪《续纂江宁府志》卷十《大事表》、卷十四之七《人物•儒行》，第117、264页。
(54)道光《上元县志》卷十九《义行》，《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3册，第357页。
(55)杨景仁：《筹济编》，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5册，总第3184～3185页。
(56)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三十八《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4册，第643页。
(57)光绪《丹徒县志》卷二十一《名宦》，《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29册，第407页。
(58)光绪《松江府续志》卷十四《田赋志•赈恤》，《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368页。
(59)民国《黄渡镇志》卷10《纪闻》，《上海乡镇旧志丛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
(60)嘉庆《东台县志》卷二十七《传八•尚义》，《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60册，第562～563页。
(61)民国《怀宁县志》卷7《蠲赈》，《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1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62)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五十三《义行传二》，《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4册，第223～224页。
(63)光绪《寿州志》卷二十四《人物志•孝友》、卷二十九《艺文志•诏敕》，《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21册，第345、460页。
(64)道光《来安县志》卷四《食货志下•蠲赈》，《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35册，第368页。
(65)同治《六安州志》卷三十七《人物志•义行•义举》，《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18册，第641～642页。
(66)张廷枚辑：《捐赈事宜》，乾隆六十年(1795)刻本。该书收入《中国荒政书集成》时被改为《余姚捐赈事宜》，见第4册，总第2206～2225页。
(67)张青选编：《捐赈事宜》，《中国荒政书集成》第4册，总第2575～2606页。
(68)对此，可参见夏明方主纂、朱浒分撰《清史•灾赈志•民赈篇》(未刊稿)中的相关论述。
(69)《劝赈唱和诗》，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5册，总第2828页。
(70)(71)(72)民国《海宁州志稿》卷31《人物志•义行》，第915，916、917，918页

中国历史故事用英文版

。
(73)民国《海宁州志稿》卷40《杂志•祥异》，第1101页。
(74)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5《艺文志•典籍十五》，卷31《人物志•义行》，第436、920页。
(75)《劝赈唱和诗》，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5册，总第2839页。查民国《海宁州志稿》，其父或为陈文珩。
(76)(78)《劝赈唱和诗》，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5册，总第2851，2874～2875、2889页。
(77)《劝赈唱和诗》，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5册，总第2864页。这里所称“清恪公”为康熙四十七年(1708)任湖广巡抚的陈诜，此次泛舟之举发生在四十八年(1709)，见民国《海宁州志稿》卷28《人物志•名臣》，第813页。
(79)夏明方：《救荒活民：清末民初以前中国荒政书考论》，《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
(80)民国《海宁州志稿》卷40《杂志•风俗》，第1092页。
(81)(82)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2《艺文志•典籍一》，第337、338页。
(83)(88)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6《艺文志•典籍十九》，第470页。
(84)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2《艺文志•典籍四》，第357～359页。
(85)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2《艺文志•典籍五》，第365页。
(86)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3《艺文志•典籍八》，第381页。
(87)这里的统计数据来自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6《艺文志•典籍十九》。
(89)(90)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6《艺文志•典籍十九》第22册，第470、471页。
(91)民国《海宁州志稿》卷39《列女志•才媛》，第1089、1090、1091页。
(92)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5《艺文志•典籍十五》，卷15《艺文志•典籍十六》，第437、438、445页。
(93)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5《艺文志•典籍十五》，第438页。
(94)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4《艺文志•典籍十三》，第418页。该书卷32《人物志•隐逸》中亦记载此事，仅文字略异(第933页)。
(95)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2《艺文志•典籍二》，卷13《艺文志•典籍六》，卷14《艺文志•典籍十一》，第345、368～369、403页。
(96)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6《艺文志•典籍十九》，第474页。
(97)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6《艺文志•典籍二十》，第476页。
(98)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3《艺文志•典籍六》，卷14《艺文志•典籍十一》，卷15《艺文志•典籍十五》，卷16《艺文志•典籍二十四》，第373、402、439、488页。
(99)民国《海宁州志稿》卷40《杂志•祥异》，第1100页。杨雍建为顺治乙未进士(见该志卷二十六《选举表中•文科二》，第730页)。该志对此两诗仅摘录数句，康熙《海宁县志》则录有全诗(台湾《中国方志丛书》本，华中第561号，卷十二上《杂志•祥异》，第1310～1311页)。
(100)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3《艺文志•典籍六》，卷16《艺文志•典籍二十二》，卷28《人物志•名宦》，第368、483、803页。
(101)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6《艺文志•典籍二十四》，卷28《人物志•名宦》，第488、804页。
(102)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6《艺文志•典籍二十二》，第484页。
(103)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6《艺文志•典籍二十四》，第488页。修川为海宁所属长安镇的古称。
(104)民国《海宁州

中国历史三个古城故事梗概

志稿》卷16《艺文志•典籍二十二》，第484页。这里的“少仙朱广文”，是时为海宁州学正的朱文治，亦是《劝赈唱和诗》中的第三位唱和者。
(105)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5《艺文志•典籍十五》，第436页。
(106)民国《海宁州志稿》卷14《艺文志•典籍十三》，卷15《艺文志•典籍十六》，第413、446页。
(107)夏明方：《救荒活民：清末民初以前中国荒政书考论》，《清史研究》2010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0845.html

以上是关于文化-朱浒：灾荒中的风雅：《海宁州劝赈唱和诗》的社会文化情境及其意涵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文化-朱浒：灾荒中的风雅：《海宁州劝赈唱和诗》的社会文化情境及其意涵；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67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