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元青：民国时期留美生中国问题研究缘起 ——以博士论文选题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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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元青：民国时期留美生中国问题研究缘起 ——以博士论文选题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简介：元青，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津)2015年第5期 第96-105页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留美生以中国问题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庞大，内容丰富，涉及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图书馆学、语言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学科及专业领域极为宽广。这些中国问题博士论文，体现了民国时期中国留美学生艰苦的学术努力，彰显了留美生学以致用、解决中国问题的强烈现实观照和学术报国、学术救国的热烈情怀，体现了美国汉学(现代中国学)在研究风尚、研究内容与特点上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留美生个人的学术趣味、研究基础与前途谋划，折射了民国一代中国海外学子的学术追求，反映了那个时代特殊的学术风貌。
关 键 词：民国时期/留美生/博士论文/中国研究/美国汉学/Republican Period/Overseas Students in America/Doctoral Dissertations/China Studies/American Sinology
中国近代留学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学术现象，即民国时期的大批中国留学生，用外文书写以中国问题为主题的学位论文，其中，留美学生的中国问题博士论文以其庞大体量和广泛的学术影响尤为引人关注。丰富的题材，翔实的内容与材料，科学新颖的研究理念与方法，使其成为民国时期域外中国研究的重要文本，也构成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奠基之作。如此颇具开发研究价值的课题，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学界足够重视，专题研究至今阙如；散落留学通史或个别学科史中的相关阐述也不足以体现该课题的分量①。
鉴于此，有必要对民国时期留美生的中国问题博士论文展开专题研究。依逻辑顺序，本文拟就这些论文的选题及学术缘起作些分析，以为后续研究打点基础，亦就教于学界同仁。
民国时期，中国留美生究竟有多少人写作中国问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写了哪些论文？时隔多年(至少也有60多年)，精确弄清此问题无疑相当困难，但现存的某些资料为我们梳理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
1927年，由部分知名中美文化人士推动组成的文化交流机构“华美协进社”统计刊发了一份英文《中国留美学生硕博士论文目录》(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收录了1902-1927年间留美生撰写的568篇硕博士论文题目；1928年，刊发了增补版，补充收录1915-1928年间160篇硕博士论文题目；1934年，再次增补刊发了1927-1931年的硕博士论文题目434篇。总计1902-1931年的硕博士论文1162篇，其中博士论文题目357篇②。经统计，其中有关中国问题的博士论文共93篇，占博士论文总数的26.05％。此目录对探讨20世纪前30年间“中国留美学生的学术努力与兴趣”有参考价值③。其缺陷是，该目录系按年代顺序排列，没有学科分类，也难以确认作者的中文姓名(因当时没有统一规范的拼音系统，故姓名拼写五花八门)，使用起来颇有不便。
20世纪60年代初，旅美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民国时期曾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袁同礼出版了英文《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 1905-1960)④。对20世纪上半期及稍后一段时间中国留美学生的博士论文题目按照作者姓氏的英文字母顺序进行了排列，还包含作者的中文姓名、作者毕业学校及时间等信息。该目录存在的缺陷：一是分类过于粗略。将2700多篇博士论文题目划分为“人文、社会与行为科学”、“地理、生物与工程科学”、“加拿大的博士论文”三大部分，学科分类粗疏，缺乏现代学科的细致分类，检索起来颇为麻烦。二是论文题目收集不全。有的学者考证，仅法学学科，留美法学博士倪征燠、谭明德、凌兆麟、李彩霞、胡毓杰等人的博士论文就未被收入该目录⑤。三是论文作者出生年代信息错误较多。四是少数论文作者没有中文姓名，个别中文姓名打印错误。尽管存在上述局限，该目录仍是现存收录近代留美生博士论文题目及相关信息最丰富、最完整、最权威的一份资料，其内容基本覆盖了华美协进社统计中有关博士论文的题目，对研究中国近代留学史、学术史有珍贵价值，是我们探讨民国时期留美生中国问题研究状况的基本史料与依据。
为便于研究，我们将分散在袁同礼目录中以中国问题为主题的博士论文题目做了集中与归纳，并把论文题目及相关信息翻译成中文⑥；对上述论文题目依照其核心内容和学术界惯常分类进行了现代学科分类⑦；补足或纠正作者生卒信息⑧。与此同时，我们将袁同礼目录中漏收的若干篇中国问题博士论文题目纳入统计之中。
经过上述工作，我们发现：20世纪上半期留美生有关中国题材的博士论文共计314篇⑨，占同期留美生博士论文总数(1323篇)的23.74％，数量相当惊人。将这些论文进行现代学科细分，结构如下：教育学61篇，经济学54篇，政治学45篇，法学27篇，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33篇，历史学30篇，哲学19篇，文科其他学科(图书馆学、语言学、文学、音乐学等)14篇，自然科学31篇。涉及学科及专业领域极为宽广，特别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几乎囊括所有学科及专业方向。论文涉及的具体研究题目，就更加丰富多彩。这些中国问题博士论文，毫无疑问体现了民国时期中国留美学生艰苦的学术努力，其蕴涵的学术价值理念，美国汉学(现代中国学)的深刻影响，留美生个人的学术趣味与前途谋划，都显露无遗。
梳理民国时期留美生写作的310多篇中国问题博士论文，其彰显的最鲜明的学术价值取向就是学以致用、学术报国的强烈现实关照。其在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问题研究都呈现了这一重要特征。
中国教育问题是留美生最关注的领域。在留美生撰写的314篇中国问题博士论文中，有关中国教育问题的论文多达61篇，几占全部中国问题博士论文的五分之一。其可观数字，真实反映了民国一代中国海外学子对教育在推进中国社会进步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高度认知。61篇中国题材博士论文中，绝大多数研究的是具体的中国教育问题，如中国教育的民主趋向与现代化(4篇)，宗教教育(8篇)，初等教育(4篇)，中等教育(5篇)，成人教育(3篇)，地方教育(4篇)，乡村教育(4篇)，比较教育(5篇)，教育财政与公共支持(3篇)，海外华人教育(4篇)，教育测验(2篇)，教育组织与机构(2篇)。此外，还涉及青少年教育、幼儿教育、女子教育、外语教育、师范教育、体育教育等。几乎涉及教育领域的所有具体问题，关注范畴极为宽广。这些论文，较少纯学理、理论性的研究，更多的是紧扣中国教育现实，体现了那个时代留美学子教育救国、教育报国的热烈情怀。郭秉文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1915年)、蒋梦麟的《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1917年)、庄泽宣的《中国教育制度的民主趋向》(1922年)、张彭春的《论中国教育之现代化》(1924年)、陈友松的《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1935年)等都是其中的名篇佳作。张彭春在其博士论文序言中谈及论文写作缘起，就是为了“对中国正在经历的现代化混乱过程做出关键性解释”，“发现转变时期有效教育内容的形式”，“开发出一套新的研究方法和重新调整论点的取向”⑩。陈友松在其论文导言中也说：“中国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有关财政支持的各种问题的解决”，而本研究的目的就是“为解决保证公共教育获得充足、稳定的财政支持这一问题，提供一些启示”(11)。检视留美生的中国教育问题博士论文，张彭春、陈友松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都是为了以教育研究解决中国现实教育问题，推动中国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留美生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同样显示出其强烈的现实关怀。对留美生博士论文目录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留美生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应用经济学，很少涉猎理论经济学。而应用经济学研究的选题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财政、货币金融、交通运输、中外贸易、农业农村等关系中国国计民生的诸多方面，而这与民国时期不同阶段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是紧密呼应的。譬如一二十年代，留美生的经济学博士论文特别关注中国的财政金融，如魏文斌的《中国的货币问题》、朱进的《中国关税问题》、黄汉樑的《中国的地租》、黄风华的《中国的公债》、李权时的《中国中央和地方财政：中央、省、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研究》、刘廷冕的《现代关税政策：以中国为中心

中国历史上立春发生的故事

》、寿景伟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和财政：财政制度与思想发展研究》、林书孟的《中国的外债》等多篇论文都是有关该领域的选题，涉及中国财政史、关税、土地税、公债、外债、农业财政、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预算诸领域。原因主要在于民国初年中国财政困难、币制混乱，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而留美生认为作为经世致用之学的经济学理应为国家的现实经济困难出谋划策。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主要的经济现实问题是改革币制，实现由金属货币向信用货币的转变。因此，这一时期经济学博士论文内容最为集中的是货币金融问题，以期为中国的币制改革寻找良方。杨学坤的《中国货币计划的批判性研究》、郭光宇的《英、法、美银行制度及其在中国的应用》、梁炳琪的《中国货币和银行政策的历史的批判性研究》、林维英的《中国的白银贬值：1926-1931》、陈兴乐的《中国的中央银行》等选题就是该领域的研究尝试。同一时期，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在向工业化转变过程中出现一系列农业农村问题，因此农业农村问题进入留美生的研究视野。这一时期，留美生选择中国农业农村问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占有较大比例，涉及农业规划、农业合作、农村金融、土地税、农民生活、租佃关系、粮食问题、水利建设等诸多方面。对于留美生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以解决中国经济面临问题为旨归的现实观照特征，20年代初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后多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游学的何思源，在其多年留学结晶《中国对外经济政策之研究》一书的序言中留下了自己的夫子自道。他说：“多年来吾国工商凋敝，民生穷困，对外贸易，日处于不利地位，归究本源，都是因为吾国的国家政治团体，无对外的经济政策。”“‘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这个问题，关系中国全部民族的生存，是重大而且最急切不过的”，“中国的经济生活，即操于各国侵略者之手，则补救中国的经济地位，更不能不知道各国运用经济的手段，利用他们的前规，做我们方法的借鉴”(12)。其主导思想就是要为中国统治者和经济学家制定经济政策和在国际上进行经济交往提供决策依据。马寅初在留美回国后也曾说：“在我成了一个严肃认真地学习研究中国实际国情的学生后，才开始把我所学的西方知识转而用来应对中国突出的经济和财政问题。”(13)何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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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的言论代表了一批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留美生的心声。
社会学、人类学留美生的中国问题研究，更体现了以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为目的的价值取向。在民国时期社会学、人类学留美生写作的33篇中国问题博士论文中，研究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论文占了绝大多数。其关注的中国社会问题十分广泛，包括了中国社会控制、中国家庭制度、劳工问题、汉民族及少数民族问题、移民及文化适应问题、犯罪问题、教堂管理问题、乡村合作及乡村生活乡村重建问题、慈善事业、鸦片问题、地方社会福利问题等等。更是紧密呼应了民国时代战乱频仍、政治失序、社会问题成堆的现实状况，希冀能用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借鉴。正如孙本文所说：“盖正当民族生存危疑震撼之秋……如何满足人民之需求，解除环境之侵迫，以谋妥善之调试，此则社会学者与有则焉矣。”(14)其中，陈达的《中国移民之劳工状况》、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孙本文的《美国对华舆论之分析》、吴景超的《唐人街：共生与同化》、祝世康的《中国劳工运动》、吴文藻的《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严景耀的《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冯汉冀的《中国亲属称谓指南》、林耀华的《贵州的苗民》、杨懋春的《中国集镇和乡村生活》等，都直接针对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其“以谋妥善之调试”的社会应用、社会改良特色非常显著，也成为中国早期社会学、人类学的里程碑作品。对于撰写中国社会问题论文的初衷，1929年拿到博士学位的吴文藻后来曾回忆说：“我硕士论文的题目是《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学说》。我写这个题目，一方面是因为思想上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仰和追随，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国内国民革命高涨，北伐战争胜利发展，故写了这篇为国宣传的论文”，“我当时的主导思想是想以学术研究为祖国服务”。之后，这种“以学术研究为祖国服务”的理念延伸到博士论文写作中，他写作《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的主要缘起，就是要“注意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15)。吴的学生、1940年拿到博士学位的林耀华后来也回忆说：“当时的青年与现在处境不同，一脑袋的救国思想。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氛围下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找出中国贫弱的‘病根’是很多青年人追求的目标。”(16)杨懋春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前言中开宗明义指出，自己之所以写作研究中国乡村问题的题目，就是因为其时“乡村复兴运动在国家重建计划中越来越重要”，而“对中国过去和现存的乡村生活进行科学和全面的研究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基础”(17)。吴文藻、林耀华的回忆，杨懋春的“作者前言”，无疑都反映了社会学、人类学留美生热衷中国社会问题研究的心路历程。
如果说留美生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中国问题研究，充分体现了其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旨归的价值取向，那么，其对中国历史、哲学、宗教等传统学术问题的探讨，则更多地体现了留美生与西方争夺汉学(中国学)话语权、提高中国学术研究地位、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雄心壮志，同样是一种学为己用、为祖国服务的学术报国情怀。胡适的《中国古代逻辑方法的发展》(也译为《先秦名学史》)、冯友兰的《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吴国桢的《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陈荣捷的《庄子哲学》、齐思和的《春秋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翁独健的《爱薛传》、邓嗣禹的《张喜与1842年的南京条约》、周一良的《唐代密宗》(也译为《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史景成的《春秋时期的国际法》、吴于廑的《中国封建时代的王权与法律》、杨联陞的《晋书食货志译注》、朱士嘉的《章学诚对中国地方志历史编撰的贡献》等，都体现了这种学术价值观，成为研究中国传统学术领域的名篇佳作。
有学者曾分析，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在海内外各成风气，各有不同的路径。在欧洲主导近代世界思维的背景下，域外汉学不仅自成体系，甚至有超越和制导本土研究的趋势(18)。此种态势与近代以降中国国势衰颓、处处仰人鼻息的大背景相勾连，使向以讲求“通经致用”、怀抱学术报国理想的中国海外学子难免耿耿于怀，深以为耻。以蒙元史研究内容《爱薛传》为题目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翁独健曾在回忆自己的元史研究缘起时说道：陈垣先生在给燕京大学学生讲课时曾谈到，19世纪以来，有人标榜东方学、汉学研究中心在巴黎，后来日本雄心勃勃地要把汉学中心抢到东京去，当时日本研究的重点是蒙古史、元史。这种“汉学研究中心在国外”的状况是“我们很大的耻辱”，“陈垣先生鼓励我们把它抢回北京来”。翁独健深以为然，此信念亦成为他日后选择蒙元史题目做论文的重要缘起(19)。以《18世纪中国对英国文化的影响》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陈受颐，多年后在一篇访谈中也谈到自己追求中国成为国际汉学中心的抱负，他说：从事国际文化交流，学术研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途径，国外汉学家读中国文献有自己的局限，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甚至要争取主持的机会”，要把中国“造成一个世界汉学研究的中心，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不会被曲解，才会使世界的汉学家获得一种正确而可靠的研究结果”(20)。也正是这种抱负，成为支撑他从写作中国问题博士论文到终生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重要动力。
其实，这种光大中国学术、与域外汉学一争短长的意气与壮志，很多留美生都有。胡适在其论文导言中指出：中国哲学的未来，大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新中国的责任是借鉴和借助于现代西方哲学去研究这些久已被忽略了的本国的学派。自己之所以对中国古代逻辑理论与方法有兴趣，就是希望“我国人民能看到西方的方法对于中国的心灵并不完全是陌生的”，通过比较研究，“中国哲学中许多已经失去的财富就能重新获得”。他希望自己的论文“成为用中文以外的任何语言向西方介绍古代中国各伟大学派的第一本书”(21)。1923年归国、长期在燕京大学任职的留美学人洪业，在为哈佛燕京学社拟定的研究草案中更明确强调，要鼓励中国年轻人“用最好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化，“提高中国学的地位，使其在学术上获得美国学者的尊重”(22)。正是本着这种设想，他先后把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等一批青年才俊送往哈佛大学学习，而这些中国学子无一例外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问题为职志，写出高质量的中国问题博士论文。
可以说，无论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传统的人文学科领域，留美生的中国问题博士论文，都以求知求真、救世致用为根本的学术目标追求，学术报国、为祖国服务成为其论文选题的最大缘起。认为这一代海外学子只是秉承为学问而学问、为论文而论文的学术理念无疑是个伪命题(23)。
民国时期留美生之热衷中国问题研究，与这一时期美国汉学(现代中国学)蓬勃发展的局面直接相关。
与具有传统优势的欧洲汉学相比，美国汉学研究起步较晚，直到1848年，才有传教士卫三畏撰写的《中国总论》问世；19世纪70年代，才在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个别高校开设汉语课程、成立东方学图书馆。这比欧洲汉学晚了将近100年。但进入20世纪后，这种局面大为改观，美国汉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2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二战前后，出于加强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问题研究的需要，美国汉学研究呈现繁荣景象。1925年，太平洋学会成立，宗旨为“研究太平洋各民族状况，以求改进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研究重心始终放在远东问题、亚洲问题上，尤侧重现实问题研究。该学会得到美国政府和一些财团支持，吸收持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参加，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团体，为推动中国问题研究、使美国传统汉学转型为现代中国学做出重要贡献。1928年，哈佛大学与中国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合作，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学社的发展目标之一，就是“进行及提供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讲习、出版活动，研究领域确定为中国的“艺术、考古、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和宗教史”。为实现这一目标，哈佛燕京学社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派出后来成为美国现代中国学领袖的费正清等一批美国学子到中国研习中国语言与文化，也包括吸收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等在内的一批中国学子到哈佛大学学习。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使哈佛大学成为美国中国研究的中心。1941年，在费正清等人的倡导下，美国又创办了远东协会，成为美国研究亚洲与中国问题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之一(24)。
考察民国时期留美生中国问题研究的轨迹，其数量年代分布、研究内容与特点和美国汉学(现代中国学)的发展状况高度吻合。
先看数量年代分布。对留美生中国问题研究数据信息进行统计，各学科博士论文年代数量分布状况见表1：
综合来看，20世纪头10年留美生撰写完成中国问题博士论文25篇，20年代完成69篇，30年代完成105篇，40年代完成115篇。选题数量增长迅速，从20年代起出现井喷现象，20年代的选题数量比10年代高出一倍还多；而30年代、40年代的选题数量都分别超过一二十年代20年数量的总和。其跨越式增长的选题数量固然与中国留美博士生总体数量的增长有关，同时也与20年代后美国汉学(现代中国学)逐渐呈现的繁荣景象呈正相关关系。
美国汉学(现代中国学)对留美生中国问题研究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数量增长上，更体现在研究内容与特点上。哈佛燕京学社明确以中国研究为中心内容，受其影响，其资助来哈佛大学学习的多数中国学生自然也把中国问题作为研究方向。齐思和、翁独健、黄延毓、郑德坤、邓嗣禹、林耀华、周一良、吴于廑、杨联陞、陈观胜、王伊同、蒙思明等大批留美生无一例外都倾力钻研中国学术，撰写中国问题博士论文。甚至在哈佛远东语言系学习的中国学生，都被要求作有关中国古籍翻译方面的论文。据考察，郭斌佳的《第一次中英战争评论》是对《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部分内容的译注(25)；翁独健的《爱薛传》是对爱薛神道碑及《元史》《元史类编》《元史新编》《新元史》中爱薛传的译注与评论(26)；黄延毓的《总督叶名琛与广州事件，1856-1861》是对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的译注(27)；邓嗣禹的《张喜与1842年的南京条约》是对张喜《抚夷日记》的翻译、注释(28)；周一良的《唐代密宗》是对唐代天竺来华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金刚三个密宗僧人传记的翻译、注释和专题附录(29)；杨联陞的《晋书食货志译注》是对官修《晋书》中《食货志》的释论与译注(30)。直到40年代末蒙思明、王伊同的论文才突破远东系博士论文必出中国古籍史料翻译一途的规定。可见美国汉学界直接干预与深刻影响了中国留美生中国问题研究的内容。
美国汉学特别是现代中国学区别于欧洲传统汉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重视现实问题，强调研究的实用性。如太平洋学会的长期研究规划就几乎涉及美国政府亟须了解的各方面问题，如人口问题、工业化问题、土地占有与农民问题、家庭问题、劳工组织问题、国际政治关系问题等。这一特征和关注的问题无疑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留美生。如前所述，留美生在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及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很多选题都贯彻了这种重实用、以解决中国突出问题为旨归的学术倾向。而以中国传统学术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哈佛燕京学社，也在费正清的引领下，突破中国古代文化方向转而侧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并成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重要学术倾向。而在哈佛研习文史的一批中国学子，在研究方向上与美国现代中国学的这种风尚高度合拍。汤吉禾的《中国监察制度，1944-1911》、郭斌佳的《第一次中英战争评论》、皮名举的《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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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租借：一项帝国主义外交研究》、黄延毓的《总督叶名琛与广州事件》、邓嗣禹的《张喜与1842年的南京条约》、蒙思明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组织与功能》等论文选题都体现了美国现代中国学重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学术风尚。
留美生之热衷中国问题研究，除受学以致用、学术报国的强烈使命感驱使，受美国汉学(现代中国学)深刻影响之外，与他们本人的学术趣味、原有学术基础、个人际遇与前途谋划等许多个体因素也密不可分。
相当多的留美博士生，还在国内读书或工作时，已培养起相关领域的浓厚学术兴趣，有了较好的学术基础，博士论文是其原有学术趣味、研究基础的延伸与发展。如翁独健还在燕京求学时，就已学会日文、英文，还能读蒙古文、法文、德文、俄文等多国文字和满文，而语言工具对蒙元史研究非常重要。同时，他在蒙元史方面也做过大量基础工作，对《元史》《元典章》下过大功夫，对元人文集也进行过深入研究，早年曾作4000多张卡片(31)。后在陈垣、洪业等名师的指导下，撰写出《元田考》《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的官司和法律考》等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并取得燕京大学的学士与硕士学位。这无疑为他日后在哈佛大学作蒙元史领域博士论文打下坚实基础。有学者甚至推测，翁独健的博士论文《爱薛传》，“在出国以前就可能拟好了腹稿”，并认为“选择爱薛的生平作论文题目，一方面能利用书中列举的汉文史料，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书中没有的外文材料配合起来做进一步的探讨”(32)。
杨联陞的论文《晋书食货志译注》无疑也与自己原有学术趣味和研究方向相吻合。据他的同知好友周一良讲：受家长指令，杨联陞在清华读本科时学的专业是经济，“但他的修养与兴趣仍在中国文史方面，所以在清华广泛选听诸名家的中国文史课程，受知于陈寅恪先生和陶希圣先生。学生时代就在《清华学报》和《食货》上发表文章。他的毕业论文有关唐代经济史，是陈先生指导的”(33)。把经济与文史相结合，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成为杨联陞一生主要的学术趣味。在哈佛所作的博士论文自然而然仍选择了这一研究方向。美国著名华裔学者余英时在回忆与杨联陞的交谊及杨与西方汉学关系时曾说：1943年，杨在考虑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曾求教于胡适，胡建议他译注《颜氏家训》。但“后来他决定译注《晋书•食货志》，那当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史更符合他一贯的治学旨趣，另一方面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34)。可见个人学术趣味对杨联陞博士论文选题的影响之大。
严景耀的博士论文《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同样是多年学术研究积累的成果。从1927年在燕京大学学习时起，他就开始研究中国犯罪问题。为解决研究资料缺乏问题，他不惜到北平第一监狱当一名“志愿犯人”，与真正的犯人同吃、同住、同生活，交流谈心，了解到犯人有关走上犯罪道路的背景、过程及隐秘内心世界的大量材料。他还到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处监狱进行调查，积累了300多个犯罪个案，并从12个省的监狱记录中抄录了大量统计资料。与此同时，他还撰写发表了《北平犯罪之社会分析》《中国监狱问题》《北平监狱教诲与教育》等多篇论文(35)。他在美国写成研究中国犯罪与社会关系的博士论文，显然是早有谋划、顺理成章的。没有留美前多年的调查、研究，严景耀不可能写成有关中国犯罪社会学的高质量博士论文。
杨懋春的论文探讨的是自己熟悉的乡村社会与生活，论文写作与作者早年个人生活际遇有密切关系。他以山东台头为中心，运用文化人类学中社区研究的新方法，以家庭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起点，扩展到村庄中家庭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扩展到乡镇这个大地区中村庄之间的相互关系，层层剥笋般描绘展示了中国乡村完整的社会与生活画面，成为早期中国人类学的里程碑作品。对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与个人经历的关系，杨懋春曾自述：“选择台头村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作者在那里出生并在那里长大，高中以前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最近几年，他每年还至少回村一次，暂住五天到几个月不等。他一直和台头村的亲属保持着联系，所以他知道村庄的日常生活和偶发的重大事件。这项研究是对作者本人所见、所闻、所经验的事实的记录。”(36)
吴于廑的《中国封建时代的王权与法律》，与其完成于西南联大经研所的硕士论文《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有着相当连贯的学术兴趣指向，“研究对象一直锁定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并将其中构成封建社会的某些重要元素，与欧洲封建社会中的同类作比较”(37)。而最终确定博士论文选题，则与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麦克文(C.H.Mcllwain)的影响直接相关。吴于廑曾在论文正文后面鸣谢：“如果没有研修他那极富启发性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和中世纪英国宪法史的课程，本人绝无可能萌生此念，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考察自己国家封建时期王权和法律的观念。任何一个熟悉麦克文教授著作的人，都会立即发现本文所阐述的观点受其政治制度和思想史名著的影响程度。”(38)
上述留美学子的博士论文选题经历不是孤立的几个范例，在写作中国问题博士论文的留美生中具有普遍性。学术研究不是无源之水，作为专题性精深研究，博士论文选题也总有其选择、确定之路径。一般来说，确定选题以发现问题为前提，但发现问题必须以扎实的知识储备、良好的学术素养为基础，以独具个体特色的学术趣味、研究特长为方向。留美生选择中国问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大抵也是这个路数。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作为最高一级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作者在确定研究方向和题目时也会有自己的职业谋划与考虑。留美生也不例外。尽管这种“为稻粱谋”的生存需要不足为外人道，因此在留美生的个人回忆与记述中几乎找不到相关记载，但总归是事实。余英时说：“在正常情况下，人文学者在出国深造之后总是愿意回到自己本土的学术环境中去工作，一方面可以更新本土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个人的长处发挥得更充分。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文史学界虽然承认西方的‘汉学’有它的重要性，但同时终不免把‘汉学’看作边缘性的东西。因此，第一流的中国文史学者都宁可在国内发展自己的研究传统，而不肯长期留居西方作‘汉学家’。”(39)其实，撰写中国题目、研究中国问题对研究者的个人利益特别是职业前途的好处，岂止是留美人文学者的考虑，留美社科学者又何尝不是呢!
对于民国时期中国留学生写中国题材学位论文这一现象，同时代的许多学人颇不以为然，甚至一些有留学经历的学术与文化大家对此也颇多讥讽与批评(40)。其实，客观说来，在西方用西语写中国题目，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其意义与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对西学东渐有好处。西方理论与方法指导下的中国问题研究成果带回国内，对推动中国学科的现代转型、中国学术的现代发展有奠基与开创之功，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教育问题、经济问题、法制问题等诸多问题的解决或改良也提供了有益借鉴。第二，对中学西传有裨益。这些研究，充分体现了留学生的学术功力，为国外学术界和其他读者详尽展示了中国与中国文化的诸多领域，堪称宣扬中国与中国文化形象的生动教材。第三，对个人的学术发展与职业前途有帮助。其研究，保持了个人的学术趣味，延续了原有的学术基础，与研究国外问题比，对奠定个人未来学术地位更有助益。从我们上述分析的留美生研究中国问题缘起看，他们无疑都是朝着这些方向努力的。
需要说明的是，留美生中国问题研究的缘起，从总体上说是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家的需要与自己的学术兴趣相结合，成为他们选择研究课题的决定因素，而美国汉学、现代中国学的影响则进一步促进了这一过程。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民国时期留美生的中国问题研究选题，折射了一代海外学子的学术追求，反映了那个时代特殊的学术风貌。从这些丰富多彩的研究选题及其缘起中，后来者或许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收稿日期：2015-03-15
注释：
①关于对近代留学生中国问题博士论文的研究，有以下成果值得关注：一是李喜所主编的《中国学科现代转型丛书》(8卷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分别研究了近代留学生与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建立发展的关系，对近代留学生的博士论文有所涉猎，但缺乏对其中中国问题博士论文的专题探讨；王伟的《中国近代留洋法学博士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细致研究了中国近代留学欧美各国的法学博士群体，对其博士论文情况亦作了扎实考证，惜对中国问题博士论文着墨不多；邹进文的《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以近代留学生的经济学博士论文为中心，对中国近代不同时期留学生留学期间的经济学研究情况进行了分析阐述，对探讨留学生经济学研究旨趣、研究内容较有参考价值。
②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Themes and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ew York,1927,1928,1934.
③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Themes and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Foreword,1927.
④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 1905-1960,Publish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Sino-American Culture Society,Inc.Washington,D.C.,1961.此目录后被节录收入刘真主编、王焕琛编著的《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三册(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年)，全文收入《袁同礼著书目汇编》第三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⑤参见王伟：《中国近代留洋法学博士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页。
⑥论文题目的翻译，充分借鉴了学术界的惯常译名，其中经济学、法学领域的论文题目，主要使用了邹进文、王伟论著中的翻译。
⑦不少论文题目在学科范畴上似可两属。如谢保樵的《中国政府：1644-1911》、吴其玉的《中、俄与中央亚细亚》，既可放在政治学领域，也可放在历史学领域；曹作忠的《现代教育中的民族主义与实用主义：以中国后革命时代情况为中心》既可放在教育学领域，也可放在政治学领域；陈兆鲲的《清代中国的税收制度1644-1911》、陈维屏的《清代中国海关的发展1644-1911》既可放在历史学领域，也可放在经济学领域，不一而足。
⑧袁同礼目录出版于1960年，其时论文作者基本上都健在，不少人尚处中年，故目录中只记载论文作者出生年代，且错误较多。
⑨其中，仅有5篇论文答辩于1910、1911年。故袁同礼目录基本反映的是民国时期留美博士生的研究状况。
⑩张彭春：《论中国教育之现代化》，崔国良等编：《张彭春论教育与戏剧艺术》，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8页。
(11)陈友松：《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导言》，方辉盛、何光荣主编：《陈友松教育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12)马亮宽编：《何思源文集》第一卷著者序言，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年，第1-2页。
(13)陈友松：《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马寅初博士的序言》，方辉盛、何光荣主编：《陈友松教育文集》，第9页。
(14)孙本文：《社会学原理》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
(15)《吴文藻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第八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81页。
(16)林耀华：《林耀华学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页。
(17)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作者前言，张雄、沈炜、秦美珠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
(18)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19)翁独健：《我为什么研究元史》，《文史知识》1985年第3期。
(20)陈受颐口述、董英笔记：《大学教育与文化交流》，(台北)《新时代》第1卷第9期，第49页。
(21)胡适：《先秦名学史•导论》，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12页。
(22)洪业：《哈燕社研究计划草案》，转引自陶飞亚：《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9页。
(23)如有学者提出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近代史家大都持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史理念(参见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第37页)。如果仅从其反对史学成为政治附庸与工具的角度看，此论尚可成立。但这些学人并不把“求真”与“致用”相互对立起来，相反，他们大都看重学术的启迪民智、弘扬中国文化的作用。无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倡导的“学以致用”，还是胡适早年为自己树立的个人发展目标“专治哲学”“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胡适1915年5月28日日记“吾之择业”，见《胡适留学日记》，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73页)，都显然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学术理念。
(24)参见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40页；张寄谦：《哈佛燕京学社》，载《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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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第148-157页。
(25)P.C.Kuo,A Critical Study of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 with Documents,The Commercial Press,Limited Shanghai,China,1935.
(26)Tu-Chien,Weng,Ai-hsieh:A Study of His Life.
(27)HuangYen-yu,Viceroy Yeh Mingch'en and the Canton Episode,1856-1861,HJASv.6(1942).
(28)Ssu-YuTeng,Chang His and the Treaty of Nanking,1842,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4.
(29)周一良：《唐代密宗》，钱文忠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
(30)Lien-ShengYang,Note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Chindynasty,HJASv.9(1946).
(31)周清澍：《纪念独健师百年诞辰》，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页。
(32)刘元珠：《翁撰〈爱薛传研究〉及其他》，郝时远、罗贤佑主编：《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第17页。
(33)周一良：《纪念杨联陞教授》，《周一良集》第五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1页。
(34)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载《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
(35)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雷洁琼“序”，吴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4页。
(36)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作者前言，张雄、沈炜、秦美珠译，第1页。
(37)吴遇：《旧文读新：父亲所述士与封建中国的王权与法律》，吴于廑：《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封建中国的王权与法律》，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0页。
(38)吴于廑：《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封建中国的王权与法律》，第171页。
(39)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第145页。
(40)如鲁迅、金岳霖、钱钟书、季羡林等人对此就持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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