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胡悦晗：民国时期城市知识群体的生活想象与身份认同 ——以《生活周刊》为例的分析(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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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胡悦晗：民国时期城市知识群体的生活想象与身份认同 ——以《生活周刊》为例的分析(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三)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论坛》(石家庄)2014年6期第176～187页
【英文标题】The Imagination and Identity of Urban Intellectual Group in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Life Weekly (1925-1933)
【作者简介】胡悦晗，杭州师范大学 历史系，浙江 杭州 311121
胡悦晗，历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2010－2011年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史、城市史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引入“想象史学”的概念，以《生活周刊》为例，考察1920年代至1930年代城市知识群体的生活想象与身份认同问题。这一时期，知识群体的生活想象主要集中在生活意义、生活趣味、职业生活以及闲暇娱乐四个方面。知识群体赋予“生活”超越当下的正面色彩寻求生活意义。他们将原本重复的、单调的、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精致化、陌生化与艺术化，获得生活趣味。知识群体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入手，倡导职业的真谛与乐趣所在，弥补职业生活单调、无聊的特点。他们将闲暇娱乐视作职业生活的调剂与补充，是恢复职业工作状态的手段。城市知识群体运用他们具有的文化资本，对生活赋予不同的意义与价值取向，同以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为主导的市民阶层生活品位相区隔，既强化了他们对自身群体的身份认同感，也固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殊。
【关 键 词】知识分子/生活想象/身份认同/阶层/文化资本。
“想象”这一领域，是由超越经验的界限并超越经验所许可的推演过程的表象整体构成的。这就决定了每一种文化，因此也就是每一个社会，甚至每一个复杂社会的每一个层次，都有其自己的想象领域①。伴随第三代年鉴学派对心态史的重新发现，“想象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最初的边缘地位逐渐占据瞩目之位。历史想象被认为是实证研究与勾勒历史图景之间不可或缺的一步。通过对人类学、语言学与叙事手法的吸纳，关注不同群体的社会想象，力求用“心态的中介作用”展现社会变迁中的物质因素与心态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想象史学的核心关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萌芽之始，就与城市密不可分。城市的基础设施、城市的知识环境、城市知识分子的网络给知识分子的精神赋予了足够的营养，大大地刺激了他们的精神活动。知识分子时常挂在嘴边的却是“反城市话语”，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现实生活是矛盾的、乖离的②。他们一方面离不开现代城市生活的声、光、化、电，另一方面则在道德伦理上更偏向传统乡土世界。这种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内在紧张促使他们用想象的方式建构出一套日常生活的应然图景。这套生活图景不仅体现出知识分子自身所具有的超越与批判特性，更涉及他们对自身身份认同感的构建。
由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生活周刊》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一份重要的城市刊物。与受到广泛关注的《申报》《良友画报》等刊物相比，已有关于《生活周刊》的研究相对薄弱。由于该刊物虽以刊登时事与政治内容的文章为主，但其影响力与深度远不及同一时期的《独立评论》《东方杂志》等刊物，故以往研究者多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将该刊物纳入对其他相关刊物的整体分析，考察刊载的文章反映出的政治与社会思潮。赵文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分析该刊物大量城市生活的文章所反映出的城市平民文化的类型和特点，推进了已有研究③。有别于《玲珑》《红杂志》等旨在满足和引领民国时期城市大众消费与生活趣味为主的刊物，《生活周刊》的作者群体主要为城市知识群体，他们刊载了大量关于生活的意义、趣味等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较好地反映了1920年代至1930年代城市知识群体对于生活的想象及其背后潜在的身份认同感。基于此，本文拟以《生活周刊》为例，对此问题加以探析。
一、寻求意义与发现趣味
日常生活具有重复性与自在性的典型特征。现代性之中的“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整齐划一、它的沉闷无聊④。以不安于当下的批判性为自身群体特征的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的沉闷、呆滞、虚空的感受较之常人更为强烈。唐弢初来上海，在一家商店担任学徒，过着枯燥呆板的生活。他对这种日复一日、一成不变、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生活感到空虚与绝望，进而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探索生活的意义：
中国旧式店员的生活是痛苦的，一般都不带家眷，单身住在外地，三五年回家一次。工作条件又很差。每天上班十二小时，从早八点到晚八点，尽管事情不多，却总是枯燥乏味，没有一点变化和调节……我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寂寞。一种好像睡梦中一脚踩入空虚，从云端掉落下来，突然醒转，但觉回顾茫茫，不知身在何地的感觉。古人说遗世独立，我没有那样的本领，自问还得和这个世界打交道，因此发誓要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和眼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我开始投起稿来。从此以后，像上了轭的疲驴一样，身不由己的随着磨子打旋，欲罢不能地转下去了⑤。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城市知识分子在《生活周刊》上发表大量文章，探讨生活的意义。《生活周刊》第一期的《创刊词》即指出生活的重大意义：“世界一切问题的中心，是人类；人类一切问题的中心，是生活！”⑥知识分子通过批判商人、新富阶层的庸俗、奢华的生活方式，视其为没有价值与不正当的生活，进而确立有价值的生活的正当性：
住房有洋房，旅行有汽车，这是正当生活还是奢华生活？……所谓优美的生活，是有美术价值的生活，有卫生价值的生活，有时间空间便利价值的生活，即是正当的生活。
试看一般富人阔佬，每日花天酒地，娶小老婆，打大麻雀，以昼作夜，以夜作昼，这真是所谓奢华生活。他们所花费金钱无数，而仍没得正当的生活，何等可叹⑦！知识分子赋予“生活”以超越当下的正面色彩，试图从日常生活中寻求意义。他们首先认为，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依赖关系，个体无法脱离社会而独善其身。“我们吃的食物是靠人家种的，我们住的房屋是靠人家造的，我们读的书报是靠人家编辑印刷的……离了人家，个人的活动便会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可能”⑧。其次，知识分子是将个体放置在社会之下，认为生活的意义应当从为群体、为社会服务中寻求。杨鼎鸿在文章中通过批判日常生活中的利益纷争来强调对拘泥于一己之利的超越，寻求生活的意义。徐宗恺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建立在服务民众的基础之上。万君默认为，首先应当明确生活的意义，其次要对选定的事业产生兴趣。毕云程将知识分子认同为既为自己生活、也为公众服务的“第三种人”：
人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是向上发展的。各个人的生活良好与否，直接与个人，间接与社会，发生利害关系的，也可说影响于人类很大的……社会是靠群众的力量与精神而伸张的……生活要有目标，要凭我的能力去做我所能做的事……金钱是万能，是一件很好的东西……但是最坏的也是金钱，争权夺利，不是牺牲许多大好健儿头颅吗？……天赋吾们躯干出来，并不是叫我们吃掉几碗饭，穿掉几件衣服为能事。
要劳吾筋骨，替社会生利的，发展的，否则真是一条蠹虫，要你什么用⑨？
人生的意义，不仅是延存生命便算了事；要坚持奋斗，向恶社会宣战，以完成小我的正当生活为起点，以完成全体人类的正当生活为最终极的目的……生活的价值，视其有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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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群众的价值而定⑩。
我们要先把生活真正的意义认识清楚——就是要致力于社会普遍圆满的生活当中——解决个人的生活。其次，为我们已经择定的事业，就应该努力使他发生兴趣……生活要建筑在兴趣上。兴趣是生活的泉源。我们要解决生活，我们不要先牺牲了兴趣(11)。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问题，无过于生活问题……以生活之不同而分类，仅有三种。
一种是靠自己生活；一种是靠他人生活；一种是不但为自己生活，并为公众谋进一步的生活……第三种人，他们对于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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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比较多，而他们所得社会的待遇也比较好。
他们大部分是知识阶级……他们必须努力和第一种人合力建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使大家可以得到一种改良的生活，一种合理而愉快的生活(12)。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了19世纪以来欧洲浪漫主义传统遗留的普罗米修斯和狄奥尼修斯主义，表现在告别多愁善感、意志薄弱、女子气的传统文人形象，转而强调强健身体、活力和苦难的锤炼，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物力化倾向(13)。尽管在知识分子看来，在追求完美生活的过程中，精神追求高于物质享受，但首先要有一个物质层面健康、强壮的体魄：
我之为我，完全是物质构成的，肌肉血浆骨胳，固然是物质，即精神所寄的脑髓神经，何尝不是物质。所以物质不减，即我不减；物质健全，即我健全……我们从此可以明白了，不健康的人，决计得不到饮食起居的舒适，和心坎上的快慰，他的生活永感残缺而苦痛……我们要在这烦闷的世界里，寻找乐园，第一须养成强健的体魄(14)。二三十年代，现代医学与公共卫生观念在城市日益普及。考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身体改造的话语，除了民族主义情绪外，同样包含了一个浓厚的卫生和体能的面向存在(15)。知识分子强调卫生在生活中对于个人和社会的重要性。“假使一个人不讲究卫生，小之妨害个人生活，大之贻害了大众。非但要注意个人卫生，还要注意公众卫生”(16)。
所有个体的奢侈都首先源于对享受的纯粹感性的愉悦：凡能使视、听、嗅、味、触觉陶醉的，都在日常用品中以日益精致的方式对象化了(17)。如果说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对生活意义的寻求是一种用批判的方式超越于当下日常生活的庸常，那么他们对生活趣味的发现则旨在将原本重复的、单调的、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精致化、陌生化与艺术化，以求获得趣味的体验。一个叫谢明的知识分子将生活同音乐相类比，认为生活有其自身的节奏，而发现并掌握生活的节奏，就显得十分重要：
音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有节奏。同样的，一个人的生活也是需要节奏的。什么叫生活的节奏？这就是说，生活要有一定的秩序……一个人的生活，如有一定的节奏，按部就班底随时前进，不但于个人身心，个人的道德学问有进步，而且于环绕着你的一切亦有重大之影响(18)。更有知识分子认为应当用艺术的眼光审视生活，将美学与艺术的修养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
我们常受点艺术的陶醉，房间内布置得清洁，放点花卉，文学书籍，于是我们所常在的地方也有艺术的意味了。我们一面要把艺术的精神来充满我们的精神生活，一面要把艺术来美化我们的外的生活(19)。有知识分子认为生活中的趣味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我觉得‘趣味’是跟着时间而前进的，我们人类一代一代向前‘永远’前进，好像一个游山玩水的人，一直向深山丛林之中走去，他所看见的东西，不绝变换，他觉得每一段山水，都比前一段更好”(20)。也有知识分子倡导从当下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发现趣味，并认为这种趣味与自身所处阶层无关，旨在通过对生活的重新发现：
寻求生活趣味，往往被当作奢侈的享受……然而因此却说趣味是一种多余的享受，掉开以后，一样可以生活下去，而且掉开才算公平，这却是不通之论……趣味和生活一样，是人类需要满足的本能，追求生活的热力，决不是关不到趣味方面，恰恰相反，解决生活的时候，总就连带着趣味的寻求……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趣味，简直分割不开。雅人高士欢喜这些，贩夫走卒也欢喜这些……日常生活，合拍着浓郁的趣味的事情，不经意中往往便流露出来……人类在生活之中，自然而然的在追求趣味，实在是别无理由(21)。
二、职业生活——从生计来源到兴趣理想
经济学与社会学都同意，超过限度的收入差距扩大，是社会冲突的重要来源；区别在于，对于结构性不满的积累，社会学认为，收入的正当性和与此有关的社会地位预期问题，具有同等的解释重要性。我们所言的社会结构，实际上包含着群体的主观预期和客观地位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性质(22)。职业的内涵不仅仅是职业的社会声望评价，而且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评价指标，它包括权力、财富、声望，亦即处于社会地位等级体系中的职业地位，是由职业权力、职业所能带来的财富，以及职业所具有的声望所构成的(23)。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对他们的职业生活赋予了丰富的正面意义。首先，他们坦言职业生活是生计来源的基本需要，并用各种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由叶圣陶等筹划发起的“上海著作人公会”在其成立宣言中即声明要坚决捍卫现代职业作家群体的合法利益：“著作人受资本家剥削完全与体力劳动者同其命运……著作权价格的低廉和受雇工资的微薄，已经使著作人不能维持生活……著作人供给产品于社会是直接对社会负责的……那时候，我们将……改善我们自身的生活，同时，自然也可以无拘牵的竭尽忠诚于我们的文化。”(24)其次，知识分子认为职业生活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生计来源。一个笔名为莘的知识分子认为，一个人的工作可以促进健康、发展智力、助长文明与获得幸福：
一：工作可以增益健康……天实赋与吾人以必须时常活动之机器，使吾人不但能生产，更能增进精神上之愉快及身体上之康健……二：工作可以发展智力……每见从事各种职业之人，对于其本业常能表示其一种特长，为常人所不能者……三：工作可以助长文明。试一检工业史，政治史商业史，乃知此几千年中，不知耗去几万万亿人之精力，耗去几万万亿人之心力。经几万万亿人之思想工作，始产生今日之世界……故曰工作可以助长文明……四：工作可以获得幸福……彼以工作为乐者，必爱工作；爱工作者必为勤奋之人；勤奋之人得快乐。故惟以工作为苦者乃得苦楚；以工作为乐者乃得快乐，是工作本身无苦乐，惟人自造之(25)。可以看出，这段文字因从职业工作过程本身所需要的体力、脑力出发，进而将其镶嵌在对19世纪以来工业文明发展所持的乐观主义话语中，与前引文艺复兴时期的工作观颇为类似。而作者的论述方式是先从工作与个体健康、智力的关系入手，进而谈及工作与文明关系之宏观论述，在文字末尾，作者又返回个体层面，提及工作对于获取个人幸福的意义。这一由个体到社会，再返回个体的论述风格也体现出肇始于“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思潮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的继续发展。
在社会分工尚未充分发展的传统时代，家庭手工业是人们从事的主要职业之一。手工艺人能够从自己的工作中获益；并在工作过程中运用和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技艺。工作和消遣，或者说工作和文化之间天衣无缝(26)。工业革命所导致的专业化社会分工使得工作与闲暇产生了分离。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尽管专业化社会分工已经充分发展，但仍有知识分子试图弥补职业与闲暇消遣之间不可调和的缝隙。一个笔名为穹庐的知识分子承认职业是维持生活的必要条件这一现实，但进而认为职业同样是一种消遣与娱乐的方法。梁得所认为编辑工作具有兼顾自我生计与社会服务的功能，并且有自我实现的乐趣：“编辑工作是我喜欢做的，也不怕其繁琐。一个人总得有种职业，专事谋生太无意义；纯粹作社会服务事实上也办不到。我觉得出版事业是办社会的Semi－social工作，所以喜欢得在这种事业里尽一分子的微力。”(27)徐宗恺和江旅也提倡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中发现兴趣：
我们要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必定先要有职业，所以职业是维持生活的条件。但是他不仅可以维持生活，并且是一种最有益的消遣方法，因为消遣也是生活中一种必要的事情。假使一个人没有职业，就要想一种事情来消遣了(28)。
人的生活，是建筑在自己所任的职业里面的，凡是有为有守的人，都有固定的职业，热烈地本着经验，凭着理想，去求改进服务的方法……挟着兴趣以服务，把职业当作事业，却是唯一的娱乐方法(29)。
我以为只要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对人群能有福利，对社会有所帮助，都该看得比生命还要宝贵。我们有了固定的职业，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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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有“乐业”的精神。把工作看作一件有趣味的事，那末，非但事业有进步，就是自己的精神上，也常感得愉快了(30)。随着人们劳动的工具为机器所取代，人也与自身的智力潜能和工作面貌日益疏离。每一个个体都被程序化和惯例化，无法从工作中找到表达自我的方式与成就感。这就是马克思笔下的人的“生命时间”转变成为“工作时间”。这种被异化的职业生活，毫无乐趣可言。知识分子一方面看到职业生活的无聊之处，另一方面试图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这一角度入手，倡导职业的真谛与乐趣所在。也有知识分子认为工作有助于养成严谨、缜密、坚韧之品性。在这种论述中，工作被视作个体服务社会，为社会作贡献的最佳方式，而工作也是形塑个体的良好品性的不二法门。职业工作也因此而占据了道德层面的制高点，被视作不劳而获的职业遭到严厉的斥责：
普通一般人讲到他自己的职业，总说是不过“混饭吃”……如果职业的意义不过是换一碗饭吃，当然没有什么真正可乐的地方……我们中国有许多拥有家产的人，就不想有什么职业，只想在家里陪着妻子，吃白饭……要想享得职业的真乐，先要明白职业的真谛。一个人生在世界，受了人群的许多利益，人人都应该各尽所长，对于社会有尽量的贡献，这是人人所以必须有职业以服务社会的原理(31)。
吾人平日之举动行为，似无关重要。然渐积而成习惯，为吾人所不易察觉，及其既成习惯，势力极大，即能自觉而思自拔，已苦于积重难返，而不易奏效，工作之于品性，则亦有然……初任事时，即立意凡事之经吾手者，无论大小，必以全副精神处之，以求得最完善之成绩为鸪的，必竭吾心力，至不能再有所进而后已，如此缜密准确之习惯，日积月累，能使全部精神为之增强，能使全部品性为之改进(32)。
特殊阶级的人，安坐以享受优越的生活权利，或拥遗产，或发横财，或领干薪。此等人用不着职业，也想不到世上有所谓职业，此等人平日享有职业的人给他的衣食和一切生活需要，而自己绝不操一职业以图报，实为人群的蠹虫。大闹世界的社会革命，就是革他们的命(33)！
三、闲暇娱乐——职业生活的调剂与补充
近代以降，工业化生产体系将个体的职业生活与闲暇生活割裂开来。18世纪的欧洲，个体的居住场所与工作场所产生了空间分离。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作是对劳动者的异化。异化意味着个体创造性与自我价值成就感的丧失。它意味着，人们必须在工作之外寻找对它们来说有价值的东西。闲暇生活的意义由此产生。19世纪以降，随着社会生产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日益注重工作以外的闲暇生活，度假、旅游等被视作象征个体社会身份的生活方式广为提倡。工作和闲暇的循环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自我形象：以工作为基础的日常形象，以及以闲暇为基础的假日形象(34)。尽管二三十年代的城市知识分子对职业生活给予道德层面的肯定，但他们另一方面也开始大量关注闲暇娱乐，并写下许多探讨闲暇娱乐生活的文字。通过将闲暇娱乐视作职业工作的调剂与补充，是恢复职业工作状态的手段，知识分子赋予娱乐生活以正面意义：
以娱乐之精神作业，则于作业之效率可增；以作业至闲暇娱乐，则于身心之健康有益(35)。娱乐也是日常生活上所必须有的，因为人们一天到晚工作，精神终觉得不济，要恢复这不济的精神，就不得不求之于娱乐。所以娱乐是舒畅身心，恢复工作疲劳的一种活动。而娱乐的方法，绝不是现在社会上所谓赌博游荡嫖妓等等。这种娱乐非惟无益于身心，并且会变成罪恶，阻碍社会生活的进步，当极力的禁止才是(36)。倘是一天到晚，俯首帖耳，不住的做那死的工作，一则你要感到乏味，一则你身心上受着很大的影响。所以“工作”“休息”“娱乐”，是要调和联合做的，那末你的生活便感到愉快了(37)。我认定娱乐的宗旨，是休养我们的精神，使身心得著安慰的。每天五六点钟工作之后，若不寻些方法来娱乐娱乐，岂非有意与生命作对头么(38)？明清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将阅读、种植花木等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闲情雅好。民国时期的知识群体尽管生活在现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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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继承了文人士大夫的雅好传统。在他们看来，阅读书报、种植花木、聆听音乐不但是应当发扬之日常闲暇娱乐生活，且有助于抵制现代社会职业分工所产生的个体疲劳感，排遣悲观消极的情绪。“好的娱乐可以调和工作的疲劳，可以平准身心的发达，没有娱乐的人身心没有寄托，遇到失意烦闷就容易悲观消极，遇到有极强吸引力的外慕，就容易被诱惑，是非常危险的”(39)。
知识分子强调音乐与影视戏剧不但应当具有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还应当代表国家与民族之精神，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
闲暇时间的利用，却是我们生活上一个公共的重要问题……救济上述种种缺憾的方法，我想只有正当的娱乐(音乐、戏剧和影片等等)，而尤以音乐为重要。因为“弦歌之声”，足以代表一国民族的精神。我们生活上所最缺乏的，恐怕就是一种足以代表我们民族精神的音乐罢(40)。影戏。影戏能改移习俗，能导人向善，工余得此，亦可稍得安慰(41)。影戏。世界上最重的宣传品，能得人景仰，可以教人时而痛哭流泪，时而鼓舞欢腾，感着不少的兴趣，和无穷的滋味，就是那惟妙惟肖的影片。他不但有以上的功劳，并且用传播文化的使命，可以教人增长智识和阅历，不过有时为经济所窘迫，或者恐怕目力的损坏，只可暂不可久(42)。黄金麟指出，清末民初的身体有着浓厚的使命化发展趋向。在国力、国权成为主要价值所在的情况下，身体的欲望成为首先需要节制的对象，其次则是对身体机能进行一个军事化调养和规格化的调教，希望以此来达到重振国权与国力的目的(43)。知识分子在闲暇生活的提倡中也高呼通过适当的运动达到强身健体，增进国民体质的重要性：
我们业余消遣的第一要点，是要使身体的动作有变化，活泼，呼吸的空气要新鲜。顶简单的，便是到空旷地方或公园里去散步……或者嫌散步少变化，太单调，便可以到公共体育场里去游戏，春秋天，打网球，冬季玩足球或篮球(44)。我国人对于运动一项，素来是不注重的，所以身体衰弱的人居多数，外国人甚至讥笑我国为病夫国。欲洗此奇辱，非极力提倡运动，创立公共运动场，组织拳术研究所等不可。每天早晨起身时，可往空气新鲜的地方，吸些新鲜空气，把全身运动一下。照这样做下去，既得着正当的娱乐方法，又可使身体日就强健，一雪奇辱，真所谓一举两得了(45)。运动的方法很多，其中最好的，可算是游泳；因为各部俱要动作，俱可发达，像肺部退补，筋肉，俱日有进步，最易行的，就是枱球，可以练目力和身心，其拍球之迅速，有神出鬼没之能(46)。肇始于明清时期的文人士大夫旅游之风一方面缘于明代中后期政治的衰败给士大夫带来投身仕途的挫败感，他们转而寄情于山水自然；另一方面缘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尚的转变加之政府对人口流动管制的放松。在西方，同样兴起一股对旅游这一闲暇生活的向往。在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新的劳动分工造就出两种不同类型的地景：工业生产的景观被理性、算计、利润和效率充斥，另一种却是消闲、沉思和浪漫的新景观——消费的景观(47)。19世纪下半叶，人们逐渐意识到，宁静有益的大自然可以弥补城市和工业生活对人们造成的伤害(48)。在中产阶级的生活中，大自然——这种人类重新创造的景观——被赋予与所有定义为非自然的东西相对立的特征(49)。二三十年代的城市知识分子认为旅游是闲暇娱乐生活的一种方式。他们承袭的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的重新发现。他们笔下的旅游，充满了对新鲜、自然、跋涉探险的向往：
游历的可乐处，是不曾看过听过的事事物，都好像得接于耳，触于目。人生天地间，硬被“空”“时”支配，宝贵的现在，无法捉住他；过去和未来，只能于想象中画卷里得之，已是莫大的憾事了。空间虽广袤，值此交通大便利，什么所在，都可走遍，限我的空间，颇得而控制之(50)。
游历。我们住在城市中，日相接触的，就是那轧轧的机声，和嘈杂的人声；一旦踏进自然界里去，看着巍巍的高山，空中悬挂的瀑布，川流不息的大睡，波涛汹涌的狂澜，和那远树深密的茂林，蔚蓝的天色，时时刻刻的变化着，心中生出无限的快感，和精神上的乐趣，所谓只可自会，不可言喻(51)。
以生产与传播知识为业的知识分子，对阅读也不遗余力地提倡。在他们看来，作为闲暇娱乐的阅读，能够任由自己的兴趣驱使，并调动激发丰富的想象力，获得别样的生活体验：
本年秋初，我计划把读书做我未来六个月间的娱乐，预拟读完七八十种书，大部分须注意在专门一个问题的研究，其余可以任性所适的阅读，试行三个月，觉得有目的的阅读，实在可以消遣无聊的岁月，换得精神的慰藉，至于自由阅读，正可以调剂他的单纯和枯索。有人说读书不是娱乐，我的答语是：凡是能投合自己性好的动作，而有吸收业务余暇，排除纷杂情绪，约束闲散身心，调和工作疲劳的能力的，都是娱乐(52)。
读小说可乐处，是我所希望而又明知无望的事情，都可于读小说的中间达到，我所想象或者想象不到的事情，又可于读小说的中间浮现，这是何等难得的奇迹啊！读好小说能使人生痛苦顿失所在，读好小说，能使人间龌龊潜伏无踪，这又是何等玄妙的慰情啊(53)！席美尔笔下的日常生活由一系列断裂的碎片拼凑而成。19世纪的柏林充满了“在传统的和现代的生活节奏之间的各种紧张”(54)。生活在二三十年代的城市，许多知识分子每天的大量时间不得不用于工作与生计。对他们而言，被紧密生活节奏切割的闲暇片断因稀少而更显宝贵。他们提倡从日益切割与碎片化的时间安排中享受片刻的闲暇：
我所缺乏的是闲暇。我渴望着闲暇。正如有闲的少爷们和太太们坐在家里常觉得没有什么消遣的那般无聊……可是我还能偷偷地捉到一点闲暇，那是在车上和床上。车是那样的不快不慢地走着的……我或者是仰着头，无目的地注视着前面，想些平时不容我去想的念头……在床上读一点书，不论是短的一段，或者长得使我读不了，反正是我爱读的几本书，是再愉快也没有的了。一天的事，到了这个时候，应该算是完了。
这是我最自由的时候……这样的闲暇，虽然一天只有几十分钟，但也很够我享受了……我很宝贵这一点点的闲暇，因为在那些时候，我才回复到我自己(55)！凡勃伦指出，有闲阶级生活的主要特征是明显地不参加一切有实用的工作(56)。“有闲”的既有成就所表现的大都是“非物质”式的产物。这类出于既有的有闲的非物质迹象是一些准学术性的或准艺术性的成就和并不直接有助于人类生活进步的一些处理方式方法方面及琐细事物方面的知识(57)。可以看出，阅读书报、种植花草、影视戏剧、逛公园、旅游、体育锻炼等，是知识分子极力提倡的几种主要的闲暇娱乐生活方式。在他们看来，这些生活方式由于脱离了日常生计的范畴，因而不但成为职业工作的调剂与补充，并且营造出一个陶冶性情、提高修养、有益身心的精神世界。“我以为精神上娱乐，是舒畅胸襟，扩大眼界的，比较物质上娱乐，尤为切要”(58)。为了与市井民众旨在满足声色之欲的闲暇娱乐方式相区隔，知识分子一面将其指斥为不正当、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一面标榜闲暇生活应具有高尚的风格：
休养须有高尚意味：休养虽以舒脑力或体力之疲劳为主，然休养或娱乐之方法，终以不丧德败行，而能引起高尚之德性与意味者为要。可以强健筋肉者，如骑射，游泳，栽植，垂钓等种种户外运动，可以陶情悦性者，如乐歌，咏读，书画等种种室内消遣。其能就业余时间之长短一行之者：如体操，柔术等；其他：如野宴，蹴球……等等团体游戏。于健身外，更能发展群性与合作精神，若跳舞，若抹牌，若饮酒，若消磨时光于有伤风化之剧场与游戏场，恣情纵欲，非吾之所谓休养也(59)。
普通一般人往往到了没事的时候，便要做不正当的生活了。这是一般人不知利用休闲去做休闲生活的缘故。譬如到了余暇时候，约了几位朋友，谈谈时事，研究学术；或围棋一局，丝竹一曲，间或步行郊野，观赏自然风景，山明水秀，柳绿花红，鸟鸣兽啼，何等幽雅，何等快乐(60)。
四、结语
二三十年代城市知识群体的生活想象主要集中在生活的意义与趣味、职业生活及闲暇娱乐四个方面。在生活意义与职业生活的想象方面，知识分子一方面通过将个体摆在与社会的从属性关联位置上而获得道义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通过对日常生活基于生活必需品的物质需要所体现的世俗性与庸常性的批判，知识分子不但获得了对生活意义与职业工作真谛的解释权，并且与那些在他们看来无暇思考生活意义与反省职业工作的人们相区隔，确立了自己高于普通“庸众”的身份地位。在生活趣味与闲暇娱乐的想象方面，知识分子标榜艺术化、审美化的理念，提倡阅读书报、种植花草、影视戏剧、逛公园、旅游、体育锻炼等脱离日常生计的闲暇娱乐与趣味爱好，一方面将其视作对职业生活和日常忙碌的调剂和补充，另一方面建构出一种摆脱日常物质与生计需要的“自由”“雅致”与“性灵”的生活品味和精神世界。
在布尔迪厄看来，艺术的美学鉴赏一直企图抛弃大众。优渥与精致的生活方式造就的艺术评论家与鉴赏家否认艺术审美与文化消费能力是建立在对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本的占有基础上培养起来的后天习性。在这种论调下，大众被引导相信自己对于“高雅”文化的隔膜与不理解是源于自己的愚笨、缺乏天生的资质与灵感，他们不会想到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获得相关知识的权力(61)。以上海为代表的一批民国时期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城市建构出一套享乐主义人生观、占有欲望主宰的审美理想和上等人士的身份认同，为处于世俗化过程中的城市市民提供了一整套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62)。城市知识群体建构的生活品味因其花费较少并偏好严肃与纯粹的习性，而有别于偏好奢侈、夸耀，旨在满足声色之欲的富人阶层与市井民众的享乐主义生活品位，体现出拥有充足文化资本的知识群体与拥有充足经济资本的富贵阶层之间的身份差异。1920年代至1930年代的城市知识群体运用他们所具有的文化资本建构出的日常生活想象图景，强化了他们对自身群体的身份认同感，也固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殊。然而时隔不长。“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的办刊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以宣扬都市通俗文化生活为特点转变为以针砭时弊和宣传抗日救国、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一份新闻时政刊物。刚刚具有雏形意味的知识群体生活想象与生活品位淹没在紧张与激进的时代潮流之中。
注释：
①［法］艾芙琳娜·帕特拉让：《想象史学》，载［法］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第29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②［日］山口久和：《中国近世末期城市知识分子的变貌——探求中国近代学术知识的萌芽》，载高瑞泉、山口久和编：《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第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③赵文：《〈生活周刊〉与城市平民文化(1925－1933)》第255－280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
④(54)［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第12、72页，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⑤唐弢：《回顾——重读鲁迅先生的几封信》，载《回忆·书简·散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傅小北、杨幼生编：《唐弢研究资料》第50－51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⑥抱一：《创刊词》，载《生活周刊》第1卷第1期，1925年10月11日。
⑦邹恩泳：《洋房汽车》，载《生活周刊》第3卷第34期，1928年7月8日。
⑧杨贤江：《青年修养论——发端》，载《生活周刊》第1卷第1期，1925年10月11日。
⑨杨鼎鸿：《错了》，载《生活周刊》第1卷第37期，1926年7月4日。
⑩徐宗恺：《生活的反面》，载《生活周刊》第2卷第18期，1927年3月6日。
(11)万君默：《生活与兴趣》，载《心声月刊》1930年第1期。
(12)毕云程：《千差万别中的三种》，载《生活周刊》第3卷第43期，1928年9月9日。
(13)［美］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第292－297页，王宏志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14)项翔高：《总该想享受完美的生活》，载《生活周刊》第2卷第17期，1927年2月27日。
(15)(43)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第21、86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16)吴文浩：《健全社会所须有的良好习惯》，载《生活周刊》第1卷第30期，1926年5月16日。
(17)［德］罗兰·桑巴特：《性爱、奢侈与资本主义》，转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7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18)谢明：《生活的节奏》，载《女子月刊》第1卷第2期，1933年。
(19)郭文骥：《生活的艺术化》，载《生活周刊》第3卷第6期，1927年12月11日。
(20)钱公侠：《趣味的等级》，载《民国珍稀短刊断刊资料汇编(上海卷)》第18659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7年。
(21)小牧：《谈生活趣味》，载《宇宙风》第7期，1935年12月16日。
(22)张静：《社会身份的结构性失位问题》，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6期。
(23)仇立平：《职业地位：社会分层的指示器——上海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24)叶圣陶：《上海著作人公会缘起》，原载《文学周报》262、263合期(1927年2月20日)，叶圣陶：《叶圣陶散文(甲集)》第17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5)志莘：《工作之四“可以”》，载《生活周刊》第1卷第38期，1926年7月11日。
(26)(34)［美］C. 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第173、186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7)梁得所：《我与大众画报》，载《人言周刊》第2卷第1期，1935年。
(28)穹庐：《职业的需要》，载《生活周刊》第1卷第35期，1926年6月20日。
(29)徐宗恺：《挟着兴趣以服务》，载《生活周刊》第2卷第48期，1927年10月2日。
(30)江旅：《漫谈职业》，载《上海生活》1930年第6期。
(31)恩润：《职业的真乐》，载《生活周刊》第2卷第3期，1926年11月7日。
(32)恩润：《工作与品性之关系》，载《生活周刊》第2卷第2期，1926年10月31日。
(33)抱一：《革他们的命》，载《生活周刊》第2卷第16期，1927年2月12日。
(35)竹君子：《娱乐与生活》，载《生活周刊》第1卷第29期，1926年5月9日。
(36)(41)(45)王志逸：《正当的娱乐方法》，载《生活周刊》第2卷第1期，1926年10月24日。
(37)杨鼎鸿：《生活》，载《生活周刊》第2卷第1期，1926年10月24日。
(38)遴伯：《直觉得我自己也在画中》，载《生活周刊》第2卷第48期，1927年10月2日。
(39)(52)志莘：《一个没有娱乐者的娱乐》，载《生活周刊》第2卷第48期，1927年10月2日。
(40)孙守廉：《我们生活上的缺点》，载《生活周刊》第1卷第35期，1926年6月20日。
(42)(46)(51)(58)曾冕：《精神与物质》，载《生活周刊》第2卷第48期，1927年10月2日。
(44)俞子夷：《业余消遣》，载《生活周刊》第1卷第9期，1925年12月6日。
(47)(49)［瑞典］奥维·洛夫格伦、乔纳森·弗雷克曼：《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史》第41、45页，赵丙祥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8)［法］菲利浦·阿里艾斯、乔治·杜比主编：《私人生活史》(第4卷)《演员与舞台》第266页，［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50)(53)陈零生：《读小说与游历》，载《生活周刊》第2卷第48期，1927年10月2日。
(55)陈承荫：《闲暇》，载《文艺茶话》第2卷第10期，1932年，《民国珍稀短刊断刊资料汇编(上海卷)》第20065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7年。
(56)(57)［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第34、38页，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59)志莘：《何谓休养？》，载《生活周刊》第1卷第44期，1926年8月22日。
(60)杨鼎鸿：《生活》，载《生活周刊》第2卷第1期，1926年10月24日。
(61)参见［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第286－312页，陶东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62)许纪霖、王儒年：《近代上海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建构——20世纪20－30年代〈申报〉广告研究》，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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