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王建伟：清末决定《元史新编》未能列入“正史”的关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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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建伟：清末决定《元史新编》未能列入“正史”的关键文献

作者简介：王建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
原发信息：《文献》(京)2016年第3期 第181-191页
内容提要：作为决定《元史新编》在宣统年间未能列入“正史”的关键文献，新发现的录副奏折《国史馆总裁孙家鼐等奏为简员校阅故员魏源元史新编已竣呈缴原书并附呈校勘记事》，不仅可以与《随手登记档》、《上谕档》等原始资料相互印证，为清末“钦定正史”这一重要事件提供确凿可信的历史细节，纠正某些文献在时间节点上的讹误与疏漏，同时也揭示了隐藏于该事件背后详细的人事关系。本文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档案与其他私人笔记所构成的史事链条，基本上可以完整再现清末“钦定正史”的全过程。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元史新编》未能列入“正史”的具体经过及其原因，并从侧面说明为何柯劭忞在反对将《元史新编》列入“正史”一事上，难逃后人“瓜田李下”之讥。
关 键 词：《元史新编》/清末“钦定正史”/柯劭忞/鹿传霖
中国自古重视史学的编纂与流传，其中自汉代以来相继修成、并于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钦定的“二十四史”，在中国文献史上尤其占有重要地位。“二十四史”历时千数百年、出于不同作者之手，其间优劣参差，而以明初修成的《元史》成书仓促，质量最为低下。《元史》刊行不久即遭物议，入清后学者更以纠讹重修为志。清初邵远平曾撰《元史类编》四十二卷，晚清李慈铭一度推誉其为“于旧史具有增削，断制亦多审当，采证碑志，俱凿凿可从”①。乾隆年间，又有公推“一代儒宗”的钱大昕计划重修《元史稿》一百卷，成书者虽仅《氏族表》三卷与《艺文志》四卷，但于后世元史研究亦多开创之功。鸦片战争以后，近代思想家魏源处乖离之世，有感而发，遂以一己之力，发愤撰著《元史新编》。惜草稿初成，其人即捐尘世，直至半个世纪后的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方由族孙魏光焘请欧阳俌与邹代过二人“伏案数年”，重加整理，勒为九十五卷刊行于世。魏源在日，有仿《新唐书》、《旧唐书》前例并存之意，曾托人代呈，“而期朝廷列为正史，以补《旧元史》之不足”②。嗣以草稿初成，兼之时局变化，魏源旋亦身故，未克实现。至光绪三十一年，魏光焘请人将《元史新编》整理刊行，并复申其族祖魏源遗志，谓“倘当代大君子为加鉴定，上呈乙览，俾得与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同列正史，以传之天下后世”③。不久有翰林院编修袁励准正式上奏，呈请朝廷将《元史新编》列入正史，遂有清末“钦定正史”之举措。这是中国君主专制王朝的最后一次“钦定正史”，于中国文献史的发展不乏象征意义，因而引起学者关注。此事五十年前由王家俭先生首先揭出④，二十多年前再于文中申论⑤，但以资料所限，叙述简略⑥。最近学者又从曾预其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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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恽毓鼎《澄斋日记》中找到详细史料，据以专文讨论，对清末“钦定正史”的大致经过以及其中的波折与意义，有了更为明晰的了解⑦。但目前研究，仍主要侧重于恽毓鼎亲身参与的前期情况，且所据为私人日记，其权威性亦受到一定影响。近日复发现相关原始档案一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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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清末“钦定正史”事件中决定《元史新编》最终命运的关键文献，前贤迄未引用。现一并移录于后，并对相关史事略作补充。
此件原始文献，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奏折”案卷中，连封套共9页。封页上部正中盖填档案整理编码印章，右上书大字草体“肆拾陆”编号；正中竖书：“奏：孙家鼐等，《元史新编》校阅已竣呈缴原书并附呈《校勘记》由”，右下书时间“八月二十九日”(以下简称《孙家鼐等奏折》)，具体内容如下：
国史馆总裁、大学士臣孙家鼐等谨奏，为《元史新编》简员校阅已竣，谨将原书呈缴，并附呈《校勘记》一册，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于上年九月初九日准军机处交片：本日翰林院编修袁励准呈进故员魏源重修《元史》，奉旨“着南书房会同国史馆详阅具奏，钦此”，钦遵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奏派学部丞参上行走柯劭忞暂充国史馆帮提调，俾勘定魏源《元史新编》是否能列入正史，奉旨“依议，钦此”。今该员已将《元史新编》校阅完竣，并撰《校勘记》一册附于原书之后，呈请具奏前来。臣等公同覆阅，窃谓自迁、固以后，因旧史陋不足观，或奉敕别为一书，或出于私家之撰述，如宋祁、欧阳修之《新唐书》及修之《新五代史》，皆义例精严，足证旧史之纰缪，文章之美，又远出旧史之上，故颁为正史，人无异辞。至柯维骐之《宋史新编》，用力虽勤，论者终厕于别史，良以《宋史》固嫌芜冗，然柯氏之书取材不出旧史之外，文笔又未必逾于旧史，宜其不能为正史也。魏源长于史学，尤精舆地，所撰《海国图志》《圣武记》诸书久已传播海内，以《元史》过于草率，别撰《元史新编》，以补前人之未及。然卷内有目无书者不止一处，盖犹是未成之稿。源删掇旧史，具见剪裁，增皇子诸王传及太祖太宗宪宗平服各国传，苦心搜讨，最为详赡。其《氏族表》、《艺文志》全本之钱大昕，《宰相表》订讹补漏多采钱氏《考异》之说，《河渠》、《食货》诸志提纲挈领，芟除冗漫，亦较旧史为愈，洵卓然可传之巨制。然其书乃别史体裁，间与正史不合。如列传标分各目，曰功臣、文臣、武臣、相臣、言臣，一部《二十四史》，从无此例。源意在以事分人，实已大偭史法，与邵远平《元史类编》以宰辅、庶官等目分题者何以异？《钦定四库全书》隶《元史类编》于别史，则此书亦别史也。又元太祖之事迹，莫详于洪钧所撰之《元史译文证补》，其书本之元人拉施特书，为中国未见之秘籍。源所撰《太祖本纪》，以拉施特书校之，讹漏殊多，均应改定。至《世祖本纪》以下，全用《元史类编》原文。远平删节旧史，谬误丛出，或存其事而删其日，使甲日之事移于乙日，或将甲乙丙三日之事并于一日，甚至将正月之事而移至于秋冬，连篇累牍，几于纠不胜纠。此本纪之可议者也。旧史列传，芜者宜芟，阙者尤宜补。博考元人文集及现存之石刻，名将如张兴祖见于姚燧所撰之碑，如宁玉见于阎复所撰之碑；名臣如陆垕见于陆文圭所撰之墓志，如高克恭见于邓文原所撰之行状。其人皆旧传所无。又旧传略而碑志详者，如虞集所撰之姚天福碑，危素所撰之哈喇 家传，赵孟頫所撰之阿鲁浑萨里碑，程钜夫所撰之昔里钤部先世述。似此者尤不胜枚举，源书一概不登，采摭未免俭陋。至如泰赤乌，太祖之族人，而与西夏、高昌诸国同列一传。赤老温恺赤与赤老温，一为札刺尔氏，一为逊都台氏，而误为一人。有《奸臣传》，而无《叛臣》、《逆臣传》。外国宜为传，不列于传而列于志。《儒林》、《文苑》、《忠义》、《孝义》诸传，一卷之中区分子目，曰儒林一、儒林二，从一至于六七。列传之末，往往云某人碑其神道，某人撰其志铭，皆有乖于史法。此列传之可议者也。《氏族表》宜据《蒙古部族考》补之，《地理志•西北地附录》宜据洪钧附录《释地》补之，《百官志》删内宰司、修内司及上都留守司、尚供总管府等之官属，《选举志》删会试各行省中选之名额，《礼志》删祀南郊礼节，《乐志》删郊祀乐章。刑法为朝廷大政，而志竟无之，使一代典章制度阙而不完。此表、志之可议者也。臣等管窺所及，窃谓源书入之别史，实在《宋史新编》之上，入之正史，则体例殊多未合，尚非《新唐书》、《新五代史》之比。臣等为慎重史事起见，公论攸关，不敢臆为轩轾。编修袁励准请将魏源《元史新编》列入正史之处，应毋庸议。臣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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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训示。再，史馆帮提调柯劭忞以校阅事竣，呈请销差。臣等查该员别无经手事件，自应准其销差。合并声明。谨奏。
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国史馆总裁、大学士臣孙家鼐(假)
国史馆总裁、协办大学士、学部尚书臣荣庆
国史馆副总裁、尚书、协办大学士臣鹿传霖
南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吏部尚书臣陆润庠
南书房行走、宗人府府丞臣朱益藩
日讲起居注官、南书房行走、翰林院侍读臣吴士鉴
日讲起居注官、南书房行走、翰林院侍读臣郑沅⑧
此折名称，见于《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略谓“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国史馆总裁孙家鼐等折，校阅《元史新编》已竣呈缴原书等由”，随后又记有关于《元史新编》的批示，为“钦奉谕旨：孙家鼐等奏校阅《元史新编》已竣等一折，依议，《校勘记》留览由”⑨。宣统朝《上谕档》亦有载，称“军机大臣钦奉谕旨：孙家鼐等奏《元史新编》简员校阅已竣，谨将原书呈缴，并附呈《校勘记》一册一折，着依议，《校勘记》留览。钦此”⑩。可为佐证。再细察笔迹，该文献即当日国史馆大臣所上奏折原件，而非经过军机处或内阁转抄而成的录副备存。此件档案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君主专制王朝的最后一次“钦定正史”，不乏重要文献价值。今试就其中涉及的几个问题略作讨论如后，并检索前贤未及注意的《随手档》、《上谕档》等原始资料对勘，以证其实。
1.关于袁励准最初上书的时间
《清德宗实录》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辛卯(初九日)条有记，称“翰林院编修袁励准奏，呈进故江南高邮州知州魏源重修《元史》。得旨：着南书房会同国史馆详阅具奏”(11)。前引王家俭在注释中引《政治官报》338号，作“光绪34年军机大臣面奉9月12日谕旨”(12)。后来吴宗儒在《清儒与元史》中更正为“《政治官报》，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十日第三百三十八号”(13)。学者最近发现的恽毓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十日《澄斋日记》，则又书为“初八日，编修袁励准具疏，呈进邵阳魏源《元史新编》，恭候钦定列入正史，有旨着南书房会同国史馆阅看。因与鲁卿约集于恒裕，偕诣总裁寿州师相。书已由南斋(清代指南书房——引者注)交师处，大略阅迄，交余二人嘱送荣总裁。余乃携归翻阅。书共四函”云云(14)。其中虽仅一两日之差，但所记各异，难免启人疑窦。相对而言，《清德宗实录》成于十几年后的民国时期，而《政治官报》发行于数日之内，《澄斋日记》更由当事者书于一两日之间，故依常理应更为可信。但新发现的《孙家鼐等奏折》云“窃臣等于上年九月初九日准军机处交片：本日翰林院编修袁励准呈进故员魏源重修《元史》，奉旨‘着南书房会同国史馆详阅具奏，钦此’”，与《实录》相合。且有当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可证，其相关内容计四行，包括：“(第一行大字)编修袁励准折、(第二行小字)呈进原任高邮牧魏源所撰《元史新编》由、(第三行小字)书四函、(第七行小字)交南书房、国史馆：本日翰林院编修袁励准呈进故员魏源重修《元史》，旨着南书房会同国史馆详阅具奏由。”(15)可佐证恽毓鼎所记的“书共四函”。又载于光绪朝《上谕档》，并称其旨“相应传知贵书房、馆钦遵可也”(16)。可见清廷谕批办理的时间，确为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九日，档案所记日期比当时承办官员的私人日记以及随后刊出的《政治官报》，都更为精确。
2.关于柯劭忞受命校阅《元史新编》的时间
王家俭认为袁励准呈进《元史新编》后，“军机处旋即派国史馆帮提调柯劭忞勘定”，吴宗儒亦认为光绪三十四年九月进书后，“上命柯劭忞充国史馆帮提调勘定之”(17)。意谓审阅《元史新编》，一起始即由国史馆帮提调柯劭忞负责。其实此中另有波折，学者现已作详细考察。《元史新编》奉旨交南书房会同国史馆阅办，起先并非即交柯劭忞勘查，而是由史官恽毓鼎主持。恽毓鼎且于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底拟出覆奏草稿，谓“分正体、补缺、匡谬、正讹四段，而折重于平服各国传、外国传、宗室世系表，以特表其长”。但后来以种种原因发生变故，国史馆方再奏请柯劭忞为帮提调重新审阅。此为《元史新编》最终未能列入“正史”的关键节点，十二月二十六日《澄斋日记》有载，称“史馆总裁奏以柯(劭忞)充史馆帮提调，专任阅看魏氏《新编》……今日特来访，请余助理其事”云云。惟《澄斋日记》未详柯劭忞受命的详细经过与具体日期，只能推测在此日之前，但到底为此前多久，则难以臆定(18)。而《孙家鼐等奏折》明确载称：“钦遵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奏派学部丞参上行走柯劭忞暂充国史馆帮提调，俾勘定魏源《元史新编》是否能列入正史，奉旨‘依议，钦此’”，可证柯劭忞受命校阅《元史新编》的时间，在其拜访恽毓鼎两日之前的二十四日，并获得了朝廷正式的“钦准”认可(19)。
3.关于进呈柯劭忞阅看意见的时间
《澄斋日记》载宣统元年(1909)六月恽毓鼎在国史馆“阅柯凤孙丈所拟覆奏阅看《元史新编》折……大意谓：魏氏此书，只能列入别史，与明柯氏《宋史新编》并行。若列入正史，则取材既不出旧史，文笔亦无以远过，不能取而代之也”，学者据以认为“至宣统元年六月初六日，柯劭忞已经进呈奏折，说明相关情形”。而至八月，确认《元史新编》是否能列入正史的诏谕方“正式下达”(20)从《孙家鼐等奏折》可知，国史馆上奏的时间，并不在柯劭忞拟出奏稿后的六月初，实在《宣统政纪》载录其事的八月。也就是说，柯劭忞拟出覆奏初稿后，国史馆并未立即据以上奏，而是又延搁了两个多月。其中是否又有曲折，或待进一步探讨。需要补充的是，《宣统政纪》据《折包》，将其事系于宣统元年八月甲辰即二十八日，而《孙家鼐等奏折》则记为“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对此，《随手登记档》有记，为“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国史馆总裁孙家鼐等折，校阅《元史新编》已竣呈缴原书等由”。随后所记当日“交片”四件，即包括关于《元史新编》的批示，为“钦奉谕旨：孙家鼐等奏校阅《元史新编》已竣等一折，依议，《校勘记》留览由”(21)。又见于宣统朝《上谕档》，略谓“军机大臣钦奉谕旨：孙家鼐等奏《元史新编》简员校阅已竣，谨将原书呈缴，并附呈《校勘记》一册一折，着依议，《校勘记》留览。钦此”(22)。两相对照，可证《孙家鼐等奏折》与《随手登记档》、《上谕档》吻合，《宣统政纪》所记日期有误。
4.关于清代南书房裁撤的时间问题
学者注意到，“关于(清代)南书房的裁撤问题学界有不同观点，一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撤销，一说持续至清末，以笔者所见，至少在宣统初年的实录中仍有南书房官员的行迹”(23)。对照此折末尾的署名，明确可见直到宣统元年八月底，出任“南书房行走”的仍至少尚有四人，即国史馆副总裁、吏部尚书陆润庠，宗人府府丞朱益藩，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吴士鉴，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郑沅。再检索《宣统政纪》，宣统二年五月曾“命前礼部左侍郎张亨嘉仍在南书房行走”，宣统三年七月又有都察院代奏李滋然呈进旧撰书籍四种，谕命“着南书房阅看”，随经南书房片奏，李滋然奉旨“着赏加主事衔”的记载(24)。证以《孙家鼐等奏折》，清代南书房一直“持续到清末”的说法，又新增确凿可信的档案凭据。再从折中职衔的书写顺序而言，各人“南书房行走”之衔，仅排在亲侍皇帝左右的“日讲起居注官”之后，而在各所分任的国史馆副总裁、吏部尚书、宗人府府丞、翰林院侍读等高品级职衔之前，可见“南书房行走”之职不仅在宣统年间明确存在，且仍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进一步以实例表明，即使到清末，“南书房行走官位不一定高，但是政治地位却很高”，其朝班次序甚至超过六部尚书(25)。
5.关于《孙家鼐等奏折》的主事人员
虽然该奏折的篇首及折尾均以大学士孙家鼐署名为先，但其名字下面小注的“假”字，表明他实际并未参与其事。查《随手登记档》，孙家鼐在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上有“病请开缺”的奏折，经一月调养仍不见好转，九月二十一日再上“久病未痊呈请开缺”之折，至十月十七日溘然长逝，次日获朝廷恤典(26)。孙家鼐生于道光七年三月十二日(1827年4月7日)，宣统元年八月已是年届83岁高龄的耄耋老人，且自八月二十一日请假后即休假在家。因此《孙家鼐等奏折》的实际主事者，并非署名在前的国史馆总裁、大学士孙家鼐，而是排名第二的国史馆总裁、协办大学士、学部尚书荣庆。不过后来摘录其事者，不论是《宣统政纪》，还是《随手登记档》，均以“大学士孙家鼐等”或“国史馆总裁孙家鼐等”进行叙述，未及荣庆等人之名，这反而掩盖了该奏折真正的主持人员，易对后来的研究者形成误导。至于奏折其他联署人员，包括鹿传霖、陆润庠、朱益藩、吴士鉴、郑沅诸人，亦为当日与闻其事之人。这无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究《元史新编》最终未能列入“正史”背后的人事关系，具体详后。
6.关于《元史新编》未能列入“正史”的原因
《宣统政纪》对相关奏折有所摘录，略谓魏源“原书入之别史，实在《宋史新编》之上，入之正史，则体例殊多未合，尚非《新唐书》《新五代史》之比。所有编修袁励准请将《元史新编》列入正史之处，应毋庸议”，但文字过于简陋，外人难得其详。得知《元史新编》最终未能列入“正史”的消息后，参与整理的。欧阳俌等人曾一度“极不平”，致被人讥为“此犹承平人习气”(27)。而到民国时期，由于负责审查《元史新编》的柯劭忞所著《新元史》被列入“二十五史”，故再启学界的质疑与争讼。1920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系教授会对《新元史》进行审查，给柯劭忞以很高评价，称“本论文(指《新元史》)兼有二书(指邵远平《元史类编》、魏源《元史新编》)之长，而无二书之短”，特赠授柯劭忞以文学博士学位。但在此前后，国内却不乏史学名家对柯劭忞略致微词。其中开创“新史学”的梁启超赞誉魏源创新体例，称“魏著(《元史新编》)无论罅漏多至何等，然固属史家创作，在斯界永留不朽的价值”。张尔田则认为：“近柯凤荪《新元史》名盛一时，踵事者固易为功。以余观之，亦未大过于此书(指魏源《元史新编》)”。陈垣甚至评价柯劭忞《新元史》，“似更下魏著一等”。近人吴宗儒则说到：“时劭忞亦有志《新元史》，是否因此而‘避此人出一头地’耶？不得而知！”(28)但学者最近经过详细考察，又提出“结合前文所引(恽毓鼎)《日记》，柯劭忞此时确已着手编撰元代史书，将其反对的原因归之于私心，自有其可能。但笔者认为，恰恰因为柯劭忞正在撰著元代史书，其工作性质和内容与魏源大致相似，且史官当以良史自喻，故其评鉴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不能完全以私心概而论之”(29)。近百年来，言人人殊，争论持续未绝。此前学者所作判断，均是基于《宣统政纪》所载片言只语而得出的推测，缺乏可靠的史料依据。尤其是作为最关键当事人的柯劭忞，于什么时间、通过何种途径得遂其所愿，前人以资料所限，迄未涉及。新发现的《孙家鼐等奏折》不仅详细载录了国史馆(真正主持人即柯劭忞)反对将《元史新编》列入“正史”的意见，更提供了相关人员的名单。据此追溯，可对学界这一牵涉上百年“讼案”的前后经过，做进一步的细致梳理。
据《澄斋日记》载，国史馆受命之初，恽毓鼎即遵孙家鼐之嘱向同为总裁的荣庆送呈《元史新编》，“荣相之意亦不欲草率从事，以书交余二人酌派馆中通晓史学及西北舆地诸君，在馆详细较阅，提出实胜旧史处，具疏详陈请列正史”。可见荣庆当时的态度，显然也是倾向于同意将《元史新编》列入正史的。这其实也是当时馆内多数人的意见，因此恽毓鼎在日记中载称“闻诸公意议，欲奏请列入正史，与《新唐》、《新五代》并传，亦乙编快事”。恽毓鼎受命审读后，于九月二十五日拟出“特表其长”的覆奏意见，提出“倘蒙列诸正史，洵足上备乙览，嘉惠士林”云云(30)，即是此前馆内同仁共识的反映。然而国史馆接到审读意见后，却一改初衷，并未据以上奏请将《元史新编》列入正史，而是在三个月后重新奏请柯劭忞担任国史馆帮提调，专门负责勘定《元史新编》。学者注意到其中的转折，却将其归结到十月下旬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先后驾崩，认为“由光绪朝转入宣统朝，《元史新编》列入正史一事一波三折”，遂致“驳回原议，最后一次钦定正史无果而终”(31)。光绪、慈禧两人去世，固然可能影响覆奏旨准的时间进程，但国史馆态度前后截然相反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最高决策人物的偶然辞世，而是另有原因，亦即另一关键当事人柯劭忞的适时介入。
柯劭忞于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廿四日由翰林院侍读开缺，以道员用署理贵州提学使。他请训出都后，先游历日本考察学务，再前往贵阳，八月十二日到任视事。三十四年五月廿六日，又有旨调柯劭忞“来京，派在学部丞参上行走”(32)。柯劭忞回到京城的时间未见记载，但他曾于七月十八日上折“谢恩”，十一月初八日又有交卸贵州提学使印篆时间的奏折(33)。则其卸任回京，即在此两折日期之间。又有一份形成于宣统二年十月初九日的奏折说到“署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臣部丞参上行走柯劭忞，系由署贵州提学使同日(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引者注)奉特旨派在臣部丞参上行走。该二员(吴鲁与柯劭忞—引者注)学优识茂，众望素孚，到部将届三年”(34)。可见柯劭忞到学部上任的时间，在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九日之后。河北省博物馆所藏《鹿传霖日记》十一月初八日条，明确有“柯风[凤]孙自贵州来，会晤，符曾、杨振锷均来”的记载(35)。综合以上，可见柯劭忞回到京城的时间，必在十月初九日到十一月初八日之间，而极可能是在十一月之初。《澄斋日记》载称，柯劭忞已“精研《元史》垂二十年”，且“成本纪若干卷”，本为审读《元史新编》的绝佳人选。但当袁励准奏呈以《元史新编》列入“正史”时，柯劭忞尚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贵阳，无法参与其事。而当他回到京城时，则正处于主审史官恽毓鼎已按预定基调拟出初稿，仅因两宫去世、国史馆未及复奏的时间节点上。柯劭忞回京后之所以能改变预定进程、促成已由恽毓鼎完成审读的《元史新编》进入“再审”程序，主导之人即他曾经拜会，也就是《孙家鼐等奏折》中署名第三的国史馆副总裁鹿传霖。
鹿传霖(1836-1910)，直隶定兴人，同治元年(1862)进士，比柯劭忞的岳父、桐城名宿吴汝纶(1840-1903)尚早一科。光绪二十六年，鹿传霖随慈禧太后、光绪帝“西狩”回京后，先兼督办政务大臣，光绪三十三年又由吏部尚书任军机大臣，随升协办大学士，渐成清末重要大臣之一。柯劭忞虽比鹿传霖晚一辈，但柯劭忞与鹿传霖的侄子鹿瀛理同为光绪十二年(1886)丙戌科二甲进士，而柯劭忞与鹿传霖的直接交往，更可上溯到光绪九年到十一年鹿传霖任河南巡抚时，柯劭忞即入其幕内。由此算起，至光绪三十四年，两人直接相交至少也已长达二十多年。柯劭忞在鹿传霖幕府中，还与鹿传霖的女婿徐坊(1864-1916)由“敬慕”而“定交”，后来柯劭忞的长女柯昌泌又嫁与徐坊独子徐钟蒧为妻。柯劭忞、徐坊、鹿传霖三人之间又形成辗转姻亲关系，交往更加频繁。《清史稿》载称，鹿传霖“其在军机，凡事不苟同，喜扶持善类”(36)。他喜读《资治通鉴》，加上往日对柯劭忞研治元史学的志向早有了解，因而很可能在十一月初八日见面时，即谈及《元史新编》将入“正史”之事。此虽未见明载，但鹿传霖后来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提议商调柯劭忞“再审”《元史新编》的过程。据记载，十二月初四日鹿传霖入直回来后，“约凤孙、石坞、梧生早、午饭”。所称“梧生”，即柯劭忞的至交与姻亲徐坊。时鹿传霖罹患胃胀、痔脱等疾，作为女婿的徐坊偕同妻子于九月二十八日前往探视。此后徐坊又于十月初五、十三日、二十八日、三十日及十一月初十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多次前往岳家探视。鹿传霖在十二月初四日约柯劭忞、徐坊等人一起吃“早、午饭”，所商量之事或当与《元史新编》相关。此在两日之后即现出端倪。鹿传霖在《日记》中明确记载，十二月初六日，他于皇极殿午祭后，“晤陆凤石，商调柯凤孙国史馆考订元史，并请商孙、荣两相”，首次正式向国史馆同仁提出“再审”《元史新编》，亦即不同意恽毓鼎的审读结论。陆凤石也就是在《孙家鼐等奏折》中署名第四的陆润庠(1841-1915)，字凤石，元和(今江苏苏州)人。同治十三年(1874)状元，历任山东学政、国子监祭酒，慈禧太后“西狩”途中代言草制，回京后出任工部尚书，时以吏部尚书、南书房行走兼任国史馆副总裁。宣统帝嗣立时，鹿传霖与摄政醇亲王载沣同受遗诏，晋太子少保，又专任军机大臣之要职，列名仅在庆亲王奕劻、文渊阁大学士世续、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三人之后，在中枢的地位和影响正如日中天。故鹿传霖提出异议，并商调柯劭忞入国史馆重新“考订元史”时，作为同事的陆润庠，或即按其请求与两位总裁做了通报、交流。六日之后，柯劭忞再次拜见鹿传霖，鹿传霖于同日“未刻赴会议，致伯讷函。晤荣，商调凤孙赴馆核元史”。“荣”即前文所称“荣相”，亦即与鹿传霖同列协办大学士、时任国史馆总裁的荣庆。经鹿传霖如此两次推动，到二十四日，“会奏调柯劭忞入国史馆核订元史，依议”(37)，鹿传霖商调柯劭忞入国史馆“核订元史”的提议，最终得以实现。后人称颂鹿传霖“扶持善类，将顺德意，有功无迹，世不尽知”云云(38)，此之谓乎？
除了前辈鹿传霖的鼎力相助外，国史馆总裁荣庆的支持也不可忽视。如前所述，荣庆是《孙家鼐等奏折》的真正主事者，而他与后来批准将《新元史》列入“二十五史”的徐世昌两人，恰又都是柯劭忞的进士“同年”。荣庆(1859-1917)，蒙古正黄旗人，比徐世昌少四岁，比柯劭忞少十一岁，但三人同为光绪十二年丙戌科的二甲进士，柯劭忞名列第45名，徐世昌为第55名，荣庆为第127名。此后三人同入翰林、散馆后又同任编修，《清实录》均明确有载，称光绪十二年五月壬寅谕内阁，该科进士“柯劭忞……徐世昌……荣庆……俱着改为翰林院庶吉士”。又光绪十五年四月引见丙戌科散馆人员，二甲庶吉士“荣庆……徐世昌……柯劭忞……俱着授为编修”(39)。由此特殊关系，柯劭忞与荣庆、徐世昌三人之间一直往来唱和。徐世昌后来在信中，曾以“华卿二弟中堂阁下”称呼荣庆，并提及“晤凤老云：已由署代办，惟盼时平人健，重来京华聚处”(40)，可为三人往日关系密切之佐证。据《荣庆日记》记载，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暮前归，交胡绥之《元史识语》于柯凤孙”。胡绥之即胡玉缙(1859-1940)，字绥之，江苏元和(今苏州)人。光绪十七年中举，二十九年与袁励准同列癸卯经济特科一等，三十二年补学部主事，后升员外郎。胡玉缙致力于目录学，藏书且与叶昌炽、王颂蔚齐名，编撰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六十卷、《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二卷、《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二十四卷、《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编》等。其《元史识语》未见记载，当为与《元史》相关的撰著，因其家中即藏有李文田抄本《元史地名考》五卷。荣庆将胡玉缙《元史识语》未刊稿带交柯劭忞，可见他在柯劭忞“再审”《元史新编》过程中，还给予过具体帮助。八月二十九日荣庆又记载：“五钟起入内，本部值日。史馆翰院均奏事，九钟同鹿相至实录馆行九叩礼，提调以次咸到。凤师亦晤于前堂。”(41)此处所言“史馆翰院均奏事”，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国史馆所上奏折即为“校阅《元史新编》已竣呈缴原书并等由”，也就是

中国历史故事简述50字

前面录出的《孙家鼐等奏折》。可惜现存《鹿传霖日记》至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为止，不能寻找更为详细的记载。但在国史馆正式上奏之日，柯劭忞再次于前堂会见荣庆、鹿传霖等关键人物，显然与其所任重审《元史新编》事相关。以上私人笔记所载，与现存档案构成相互印证的史事链条，基本上完整再现了清末“钦定正史”的全过程。这亦或可从侧面说明，为何在柯劭忞反对将《元史新编》列入“正史”一事上，难逃后人“瓜田李下”之讥。
①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2册，广陵书社，2004年，第1368页。不过不久后，李慈铭又说道：“复阅《元史类编》，其疏谬愈出，至叙次之沓冗，文辞之鄙浅，更不必言。《四库》不收此书，有以也。”(《越缦堂日记》第3册，第1434页)
②王家俭：《魏源的史学与经世史观》，《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1期，1993年；收入《清史研究论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第222页。
③魏光焘：《〈元史新编〉叙》，并参见魏源：《拟进呈元史新编表》，《魏源全集》第8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页、第3-6页。
④王家俭：《魏源年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21辑，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年，第177页注释。
⑤王家俭：《魏源的史学与经世史观》，第211-234页。
⑥此后吴宗儒采信王家俭之结论，并有所讨论(吴宗儒：《清儒与元史》，潘美月、杜洁祥主编：《古典文献研究辑刊》三编第17册，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97-98页)。
⑦阚红柳：《清末钦定正史考论》，《学术研究》2013年第3期，第100-105页。
⑧录副奏折，国史馆总裁孙家鼐等奏为简员校阅故员魏源元史新编已竣呈缴原书并附呈校勘记事，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原档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编号：03-7570-001，缩微号：562-1710。
⑨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九日，档案编号：03-0331-1-1301-263，第3-4页，序号：00234-00235。
⑩《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77页。
(11)《德宗实录》卷五九六，《清实录》第59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第877页。
(12)王家俭：《魏源的史学与经世史观》，第232页注释。
(13)吴宗儒：《清儒与元史》，第97-98页下注释。
(14)恽毓鼎撰，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99页。以下引自该《日记》者不再详注。
(15)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光绪三十四年，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九日，档号：03-0327-1-1234-242，第3页，编号：00271-00272。
(16)《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8-199页。
(17)王家俭：《清史研究论薮》，第222页；吴宗儒：《清儒与元史》，第97页。
(18)阚红柳：《清末钦定正史考论》，《学术研究》2013年第3期，第104页。
(19)但查《上谕档》，此事当日未予记载(《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第360-364页)。
(20)阚红柳：《清末钦定正史考论》，《学术研究》2013年第3期，第104-105页。
(21)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九日，档案编号：03-0331-1-1301-263，第3-4页，序号：00234-00235。
(22)《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5册，第377页。
(23)阚红柳：《清末钦定正史考论》，《学术研究》2013年第3期，第102页下注释5。
(24)《宣统政纪》卷三六“宣统二年庚戌五月辛亥”、卷五九“宣统三年辛亥七月乙酉”、“宣统三年辛亥七月壬辰”，《清实录》第60册附，第637页、第1055页、第1059-1060页。
(25)许文继、李娜：《南书房行走笔下的入直生活——新发现的几部南书房行走自撰史料》，《历史档案》2014年第2期，第108页。
(26)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档案编号：03-0331-1-1301-255，第4页，序号：00195；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档案编号：03-0331-1-1301-285，第3页，序号：00315；宣统元年十月十八日，档案编号：03-0331-2-1301-312，第1页，序号：00069。
(27)王闿运：《湘绮楼日记》“民国三年七月三日”条，《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59册，线装书局据国家图书馆藏本影印，2003年，第1036页。
(28)吴宗儒：《清儒与元史》，第97页。
(29)阚红柳：《清末钦定正史考论》，《学术研究》2013年第3期，第104页。
(30)恽毓鼎：《覆奏阅看〈元史新编〉折》，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奏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5页。
(31)阚红柳：《清末钦定正史考论》，《学术研究》2013年第3期，第104页。
(32)《德宗实录》卷五六九“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丙辰”，《清实录》第59册，第534页。署理贵州提学使柯劭忞奏报到任接印日期并谢恩事，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5490-093，415-0428。《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4册，第126页。
(33)柯劭忞：《谢在学部丞参上行走恩由》(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八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档号：03-0327-1-1234-192，缩微号：135-0046；《交卸学篆日期由》(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档号：03-0327-2-1234-300，缩微号：135-0255。
(34)录副奏折，学部尚书唐景崇等奏请将丞参上行走吴鲁柯劭忞改为候补丞参事，宣统二年十月初九日，档号：03-7446-050，缩微号：553-1229。
(35)《鹿传霖日记》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第67页。
(36)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四三八，中华书局，2003年，第12387-12389页。
(37)《鹿传霖日记》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四日、初六日、十二日、二十四日，《文物春秋》1994年第3期，第69页、第69-70页、第70页、第71页。
(38)陈宝琛：《皇清诰授光禄大夫东阁大学士赠太保鹿文端公墓志铭》，闵尔昌辑：《碑传集补》卷二，《清代传记丛刊》第120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134页。
(39)《德宗实录》卷二二八、卷二六九，《清实录》第55册，第75页、第609页。
(40)谢兴尧整理点校：《荣庆日记》附录，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81页。
(41)谢兴尧整理点校：《荣庆日记》，第149页、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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