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卢汉超：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笔谈：5.从精英到大众：近年美国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从上到下”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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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卢汉超：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笔谈：5.从精英到大众：近年美国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从上到下”取向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8年5期第18～19页

作者简介：卢汉超，历史学博士，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历史系教授。

编 者 按：我国文化史的研究，长期是以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为主，能够涉及城市生活和大众文化的内容很少。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推动，学术研究日益繁荣，我国史学研究领域不断得到扩展。史学界继城市政治史、城市经济史、城市社会史的研究热潮之后，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的研究日益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热点，使得文化史的研究较前有了很大的进展。尽管城市大众文化史的研究受到学术界较多的关注，可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未尽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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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和推进，也有不少理论问题需要探讨。因此，这个研究领域可做的文章还有太多。借2007年暑期成都召开“第二届中国近代大众文化研讨会”之机，《史学月刊》约请了几位国内外专家学者，请他们就近代城市大众文化史的研究发表见解，阐发自己研究中的认识以及所发现的问题和采取的对策，以期通过对问题的讨论，推动“近代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美国中国城市史研究有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即“从上到下”取向。1990年代以后，不少城市史著作与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相结合，使这个趋向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这些持“从上到下”取向的学者，很多有多元的学术背景。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一开始就是一个综合性、跨学科的领域，虽然研究者以历史学家为主，但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中国语言文学等领域的学者也参与其间，并有重大贡献。例如在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里作开拓性工作的施坚雅就是人类学家。以写人力车时代的北京成名的史谦德(David Strand)是学政治学的，从新劳工史角度(即注重工人日常生活和文化)研究上海工人的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也是政治学教授。近年来历史学本身有跨学科的趋向，中国城市史研究就更加丰富多彩，例如妇女史、通俗文化史、建筑史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城市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1959年出版的南宋末期杭州城市生活史由斯丹佛大学于1962年翻译出版，可视为战后美国对中国城市生活研究的一个开端。
在中国文化中，城市往往与一些消极的事物连在一起。城市是衙门和官府所在地，是讼诉和纳税的地点，是商人和市井之辈云集之处，在中国重儒轻商，重人治轻法治的传统社会里，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灾荒时，城市又是人们卖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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鬻女的地方。城市又是与地痞流氓、无赖恶霸等连在一起。司马迁曾引汉文帝时百姓“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作为汉初时人民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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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志(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五《律书第三》)，17世纪时的顾炎武还说“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欲清辇毂之道，在使民各聚于其乡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马克斯·韦伯也注意到，“中国城市居民在法律上属于他的家庭和原籍村庄，在那里有他的宗祠，在那里有他的精神寄托”(Max Weber， The C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58〉，p81～82)。乡村和小镇是祖庙祖坟所在地，是文化宗教的发源地，是民风习俗的温床。乡村才是真正的家，真正的归宿，真正的安全所在，所以中国向来的传统是“小难避城，大难避乡”。明清以来随着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市民文化的繁荣，城市无论在规模和数量上都有所发展，城市地位有所提高，“市民”渐有凌驾“乡民”之上的趋势。但一直到通商口岸的出现，城市优越感才普遍形成。其中像上海这样的通商大埠则在促成城市优越感上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现在有建立“城乡一体化”之说，其实在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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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中国城乡倒是相当一体化的。这一观点在西方学术界广为人知，几成常识，至今未见对此作重大修正或挑战者，但这一观点在国内学界似乎并没有受到很多注意。
关于城市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研究开始多集中在大城市，卢汉超的《霓虹灯外》(1999年)获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以及贺萧的《危险的娱悦》(1997年)获美国历史学会柯丽琼(Joan Kelly)妇女史奖。虽然这一时期上海史著作在中国城市史研究领域中独占鳌头，有两本非上海的城市史著作却在美国的中国史学界引起重大的讨论，这就是同时在1989年出版的罗威廉(William Rowe)的《汉口》和史谦德的《人力车时代的北京》。后者则是以下层劳工作为研究对象的。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一些中国历史学者就对学界上海史研究一枝独秀的局面提出质疑。1996年在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的主持下，曾在加州圣地亚哥开过一次题为“上海之外：民国时期中国城市臆想”(Beyond Shanghai：Imaging the City in Republican China)的学术会议，后来夏威夷大学出版的《再造中国城市：现代性和国家认同，1900-1950》一书即是此次会议的论文集。21世纪以来美国的中国城市史研究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中小城市的研究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因此“从上到下”可以有两重意思：一是指从研究精英上层到研究下层民众；一是指从上海、北京等主要大城市，到在全国政治、经济中次等地位的城市。例如王笛的《街头文化》研究清末和20世纪初成都的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获美国城市史学会2005年度非北美城市史的最佳书奖，这是该学会第四次将该奖颁发给一本中国城市史的作者，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在海外的地位和影响。
此外，董玥《民国北京》是最近出版的有关北京历史的著作中对该城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文化作最全面描述的一种。关于北京的新作还有培尔斯基(Richard Belsky)对北京同乡会的研究和普林斯顿大学资深教授韩书瑞(Susan Naquin)对明清时期北京庙宇的研究等多种。李慈(Zwia Lipkin)的新作《于国无用：民国时代南京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工程，1927-1937》将国民党定都南京时的南京十年做了仔细的研究，特别重视对下层社会的研究。2004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芙芸(Ruth Rogaski)的《卫生的现代化》一书是近年来少有的可称“前卫”性的佳作。此书以通商口岸时期的天津作为时间和地理上的研究重点，紧扣“卫生”这一主题，引申出“健康”、“疾病”和近代以后才出现的一些概念如“实验室知识”、“身体整洁”、“种族健康”、“现代化”、“帝国主义”、“国家主权”等等，又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的卫生、日据时代的卫生、二战中的细菌战以及解放后的爱国卫生运动等联系起来。此书被誉为近年来从“跨国”(transnational)视野研究东亚历史的最佳著作之一，同时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和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李文森奖。
这些研究表明的美国中国城市史研究“从上到下”的新趋势，不过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尽管省城和中小城市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至今为止英语世界还没有出版过一部中国的一个县城或县城以下的一个小城镇的完整历史，而人类学在这方面却已经有了许多重要的成果，看来这个“从上到下”的趋势的发展，需要历史与人类学等的多学科交叉和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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