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何稼书：战时重庆“有机知识分子”及其阶级道德基础研究——以余祖胜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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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何稼书：战时重庆“有机知识分子”及其阶级道德基础研究——以余祖胜为例

原文出处：《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1 期，34-51页
作者简介：何稼书(Joshua H. Howard) ，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副教授（jhhoward @olemiss. edu）
内容提要：以余祖胜为代表的工人作家作为1940年代中国激进工人阶层中的一部分，在促进“阶级计划”的进程中是一群重要的人物。为了尝试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粉碎社会强加于工人阶级的耻辱，余祖胜开始从事写作。写作既是余祖胜自我解放的一种方式，也是其表达信念的工具：首先，余祖胜用当时社会所能接受的语言，要求社会给予工人应有的尊严，在1940年代重庆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次，在其作品中，余将自己的伦理观念、政治需求与个人的亲身经历融合在一起，为知识分子塑造了社会和政治鞭挞者的新形象。余努力的结果是，他成长为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典型。余祖胜渴望成为一名他自己所定义的知识分子，同时他也认为工人应与知识分子一样拥有高尚的道德境界，这使他经常处于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的夹缝位置，与其他社会阶层成员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模糊。值得回味的是，在余去世后的十年里，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在中国广泛盛行起来。
关键词：战时重庆；“有机知识分子”；余祖胜；阶级道德基础；写作
前言
研究民国时期中国工人历史的学者把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工人的生活条件、他们在工厂与社区的生活经历以及对工人运动的参与等问题上。虽然有些历史学家提到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但由于记载工人自己观点的资料匮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不完整的。这样一来，对工人意识的研究更多的是陷入一些推论中，而直接的论据不足。一些学者强调工人的地域特征，提出分离的劳动力市场、特殊工厂内的分工以及帮派组织，强化了工人间同乡关系的重要性，从而阻碍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另有些学者假设，工人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导致了他们的彼此分离，从而在主张技术工人(工匠)构成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时，把工人阶级的政见与其职业、技艺的种类联系起来。尽管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罢工的特定形式，但是这样的分析仅仅局限于罢工的总体参与者，而忽视了工人个体的不满和他们的渴望。以上两种观点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工人的物质状况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意识。本文试图通过对一名激进工人和作家—余祖胜的精神和道德世界的探索打开有关劳工政治的一个新的研究视野。余祖胜丰富的作品使得我们能够剖析他个人的内心世界，而这些内心意识几乎与地域问题和行业本身没有关系。另外，从历史方法论的角度看，他的作品告诉我们，文化表述(如遣词句、运用比喻、情感表达)在他对物质条件的理解和他的阶级意识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
余祖胜1927年[2]出生于江西湖口县，他的工厂经验始于抗战前不久他父亲进入汉阳兵工厂之时。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后，余祖胜举家迁移到重庆。在那里，他的父兄在战时中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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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兵工厂—二十一兵工厂工作。20世纪40年代后期，余祖胜的生活被各种简短而紧张的经历充实着。从年代顺序来看，对他的思想形成影响最大的部分，一是兵工厂技术学校的学徒时期，二是失业，三是为共产党的地下刊物——《挺进报》工作。1948年4月，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他被逮捕并关押在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所在地，即渣滓洞监狱。当国民党军队逃离国共内战中最后的堡垒重庆时，他们于1949年11月27日枪杀了余祖胜和其他300多名共产党员、政治犯。余祖胜牺牲后，成为一名革命烈士，这也部分地得益于他是现代名著《红岩》中一个人物的原型。[3]
在本研究中，我更注重对余祖胜的思想和价值观的考察，它告诉我们一个政治上活跃的工人在革命胜利前夕是如何展望解放的。从他生前留下的40多首诗、几篇短篇小说、文章以及一些私人信件中，我们也许能够探索他的内心世界。虽然他一生中发表的作品不多，但他的思想与其他激进分子的思想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再者，作为一名有文化、善于表达的工人，余祖胜讲出了许多工人的心愿—要求把他们当作人对待。他的作品的主题大多数是关于下层民众生活的苦难和精神层面上遭受的侮辱。余祖胜的诗并不仅仅局限于描写工厂生活，而是表达了关注人类状况的广泛的阶级意识以及工人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虽然如此，这些诗抨击了社会的不公正，展示了下层民众受创伤的心理，在劳工阶级读者中起了共鸣。总而言之，余祖胜在促进“阶级计划”的进程中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所谓“阶级计划”，是由少数激进分子组织工人并向他们宣传一种新的政治立场，试图以此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用余的话来讲就是“觉醒”，即唤醒那些被压迫的民众，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苦境。像其他激进分子一样，余穿梭于受过教育的群体与普通群众之间，活跃在两个世界的边缘。余活动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其范围从重庆江北的贫民区到技工学校，他与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政府控制的学校还是非法的读书会组织，都有他活动的身影。他以不同的方式传播其思想，用他的话语和梦想来描绘更为广阔的社会，揭露社会的不公平。
如果说余祖胜写的诗是有关穷苦人们的诗，是幸存者的赞歌，但他却没有直接用阶级的语言来描述。或许这并不奇怪，他的诗若是直截了当地谈论阶级，恐怕就没有那么大的感召力了!他用道德准则、伦理规范来赋予阶级意识活力，效果可能更好。在他的作品中充满对公平和平等问题、苦难以及仁道待遇的关注。而道德准则像其他因素一样，是阶级形成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正如一位研究俄国劳工问题的历史学家所说，“为了让个体工人认识到他们是被压迫阶级的一分子，不仅要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是贫穷的，受虐待的；还要让他们相信他们的个人困境反映了不公平的社会关系。”[4]
余祖胜的生活和作品也充分证明，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既亲密又对立。如何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巨大的鸿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是余祖胜终生的追求。他的解决方式是写作，即通过对下层民众的描写来抨击社会等级制度。写作既是余祖胜自我解放的一种方式，也是表达他的信念—劳动人民不是被压迫的牲畜，而是社会的积极参与者—的工具。余之所为，印证了美国黑人作家理查德·莱特(Richard Wright)的名言：“写作是我成为一个自由人的方式。”只有知识分子从下层社会“有机地”成长起来，工人阶级对社会秩序的反抗、改造才能得以实现。作为一名工人出身的作家，一个献身于社会实践的激进分子，余祖胜重新定义了知识分子及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一定义与意大利共产党员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观点相似。“有机知识分子”成长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团体，表达的观点与他们的社会环境是一致的。这些知识分子不仅从事写作，也是好学不倦的读者、宣传者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不能只靠能说会道，这些只是外在的，只能激起一时的热情；而应积极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作为一个建设者、组织者、‘长期的劝说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演说家……”。[5]
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余祖胜与葛兰西之间又有着很大的不同。余批评知识分子躲在象牙塔里，与体力劳动者和平民百姓保持距离。因此，余的行为呼应了20世纪的激进分子和中国革命者——毛泽东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的传统。余将自己的伦理观点、政治需求与其亲身经历融合在一起，为知识分子塑造了一个新的形象，即社会和政治的鞭挞者。而葛兰西更关注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知识分子卷入对现存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摧毁的辩证关系。二者尽管不同，但他们都注意到知识分子与社会、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余祖胜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和共产党与“传统”知识分子结盟的尝试相冲突。葛兰西将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像教师、官僚、以及医生)进行了对比，认为传统知识分子是高层次文化的传播者，并且能够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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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政府机关和人民大众之间，要么接受传统制度，要么挑战传统制度。在葛兰西看来，一个革命政党最重要的就是要紧密团结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托马斯·卢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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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新民主思想意识与实践的研究中，令人信服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实现掌权计划的——把他们自己与城市的中间力量结合起来，所谓的中间力量，他认为与葛兰西的“传统”知识分子类似。[7]这里我们不太清楚的是：传统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的联盟在创造一个更民主的政党和社会的进程中，有机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对余祖胜的个案研究，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答案。
苦难的种子
无论是官方的历史还是同时期的各种资料都不能清楚地解释余祖胜是怎样变得激进的。《革命烈士余祖胜》一文强调：“苦难的种子”在他10岁那年第一次与警察遭遇时就已种下。宣传爱国歌曲的老师的被捕以及“贫民夜校”的关闭，促使余和他的同学与警察展开了争论，并导致了一场石头战。余祖胜并因此作儿歌一首：“黑良心，真可恶，抓走老师，不准上学。同学们，要记清，半夜起来打黑良心!”[8]从那时起，余就开始以富含寓意的语言进行政治表述。
战争期间余祖胜的家庭遭遇不幸，这加剧了他对社会现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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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像抗战时期许多地位骤然下降的工匠一样，他的父亲经受了命运的逆转。余桂喜是著名的汉阳兵工厂下属步枪工厂的一名安装工。这是个曾让其他工人羡慕的工种，但对余家来说幸运只是暂时的。在汉阳兵工厂被迁往重庆并与第二十一兵工厂合并后，悲剧降临到这个家庭。在1939年5月3—4日日军对重庆毁灭性的飞机大轰炸中，余祖胜的弟弟被炸瞎了双眼。不久，他的父亲因积劳成疾去世了。在生活的重压下，他的母亲极度绝望，将一个年仅一岁的孩子送给了别人。
13岁的余祖胜开始挑起家庭的重担，成为第二十一兵工厂的一名学徒。在他的一篇带有半自传性质的小说《我的第一个师傅》[9]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经历对他的心灵创伤是多么大。整篇小说充满了被压迫和受奴役的隐喻。作为一名学徒，同时也是故事的讲述者，在到重庆郊外的一次旅行中，他将新鲜而自由的农村生活和工厂里监狱般的生活气氛进行了对比：当炊烟升起，可看见一两个农人裸着脚带着斗笠荷着锄头归家。这时农人会这样唱起来：
四月的雨!
满盈盈
出了太阳打麦子，
田中水满插秧子。
这样的歌，
弄得我羡慕而嫉妒，他们是多么的自由幸福
啊!在工厂里不会有这样的歌声。即使有也
是沉痛悲伤的，那都是被压榨出来的堵塞喉
管的生涩调子。
早不见天
晚不见地
呼吸着油烟
忍受着恶恨〔狠〕的皮鞭。
余被压迫的感觉通过其与师傅(即领工—译者注)关系的描述，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小说主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学徒无意中损坏了一件机械工具，竟被处罚200个工时。当时工厂规定的最大处罚是1—5个工时，故事中的数字可能较学徒工实际受到的惩罚有所夸张。面对惩罚，学徒不是敬畏师傅，而是产生了轻蔑与可怜两种感情的混合物。由于过度的赌博和酗酒，这些领工频繁的迟到可能间接地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因为事故发生的那天，在学徒开始工作之前，领工并没有检验轧钢机床。由于这个原因，学徒不满师傅对他如此大发雷霆。
“笨猪站远一点!”因为我站着没有动，使他更愤怒了。他右手又拿起榔头准备要打的样子。
“你打吗?你打死了我，我也是不愿走的!”我站着动也不动。
“好!谁告诉你辩嘴?快说出来，不然我要打死你。”
“我是你的徒弟，但徒弟不是你的奴隶。”
“你懂得奴隶是什么?”
在几个学徒吊慰一名被摧残致死的工人的另一场景中，反抗的种子已开始在他们的歌中撒播。
你们都看见的哪死得好惨哪!就用席子卷了就挖一个窟丢进去了。他妻子和儿子都哭死了。他们以后的生活怎样过呢?穷人，穷人的命运!我知道没有人同情他，兄弟们!知道吗?经理还说：“他动作太慢哪，该死!”我说那个经理简直是畜生，他一定不是老子日的，是野种……在这时候坤弟唱起来了：
这混乱的世界
我们这古老中国
我们还没有翻身
我们还是奴隶的奴隶。
当这些场景暗示他们需要进行革命时，余祖胜不禁回想起不久前病逝的父亲，杀掉领工又能怎么样呢?他们的工作处境还是一样的落魄，这使得学徒们充满了绝望。
经理对他淡淡的：生活负给他的是沉重的担子，压缩得吐不过气来，在过去古铜色的脸上现在被眼泪洗涤得苍白，消瘦，长的颈子……在脸上像永远埋藏着痛苦，这痛苦的支流慢慢的通到我的脑海里，我乃知觉的回忆起我的爸爸来。这时我只有低下我的头大哭，哭我那死去三个月的爸爸。
单调的工厂生活加剧了余祖胜被压迫的感觉和心理上的痛苦状态。余曾表示他之所以富有战斗精神，更多的是由于对工厂乏味生活的厌倦而不是因为贫穷。“没有油然而我们一家总觉得满足，习惯了这种生活，一点也不觉得苦，吃过了饭，总要照列去听神怪小说，生活也就这样一页一页的翻过去，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想离开这人间地狱，又走头〔投〕无路。不满意，总是一些不满意，愤恨自己，憎恨朋友，我变得苦恼、心烦起来了。”这种单调的生活刺激着余祖胜开始参加夜校学习。1944年，他考入一家名气很大的技工学校。两年后，余生病住院并因此而失业，其所受的正式教育也到此结束了。
失业以后，余和其兄嫂住在一间用泥坯临时搭建的12平方米的房子里。在《我的家》[10]中，余描述了他家面临的困境和忧虑：他们就像水牛生活在漏水的池塘中，日子过得朝不保夕。诗中强调了工人阶级生存所要面对的苦难以及他的家庭是如何与贫穷和自然作斗争的。
上眼皮和下眼皮在交战，
昏昏倒在床上；
竹笆床吱吱在叫，
一床破被好香甜。
风，从屋缝里钻了进来，
春寒冷透了我的心。
不知何时下起雨来，
明天，又得光着脚板走路。
妈妈对着潮湿的柴火发愁，
小妹妹在灶前把眼揉；
好容易借来半升米，
时过九点未下肚。
阴沟里臭水在翻泡泡，
从耗子洞涌进屋来了；
破脸盆浮在水上打转，
我的家，就是一座水牢呵!
余生病失业后不得不依靠家庭生存并因此加重了家人的负担，这让他感到万分内疚，并近乎崩溃。“我自己怎样过得去呢!我不能帮助家里，还要家里来负担我，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吧!外人看起来也有点不雅。”他询问最近迁移到武汉的好朋友钟宾，能否帮他找份作。“钱多少不在乎。每日工作时间十小时以下最好了。这不过是一个很短期间。到了明年春，我还设法进学校。”[11]对余来说，除了理想主义是一个激励因素外，他对家庭幸福的关心和对家庭的责任感也是促使他投入中共怀抱的一个重要因素，加入中共可以为他提供物质支持和学习机会。
加入正统社会对立面的亚文化群也培养了余祖胜的激进主义。像其他富有战斗精神的激进分子一样，余有着学习的激情。在技工学校读书时，他在一次考试后给钟宾的信中这样写道，“尤其弟对于机械是似乎有一种好感，甚至于在休息的时候还想着夹边夹角的问题，这样一来引起了无数的兴趣，使我习题比同学做的多。”[12]无论正规还是非正规教育，都是通向政治组织的通道。在余还是技工学校的学生时以及在后来失业阶段，他和其他工人一起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并且编辑了一份名为《火焰》的半月刊，此刊最后被当局查禁。
在《火焰》第一期也是该刊物唯一正式发行的一期上，刊登了余的诗作《火焰》[13]，它描绘了火焰与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相似之处。在富含寓意的描述中，余把社会主义的敌人描绘成黑暗的、自私的、无耻的恶魔，而能唤起佛教意象的火焰，对人们有一种净化力量。在他的笔下，被火焰映照着的人们是无产阶级，他们高举有力的双臂，是革命的群众基础。像其他与中国社会政治运动相联系被反复运用的形象一样，火光是指引人们走向真理和解放的象征。[14]
火焰!火焰!
燃烧着热情的火焰!
你辉煌万丈的光芒，
照遍了大地阴暗的角落。
你强烈的火焰烧燃着魔鬼，
温暖着我们每个战斗的心。
为着真理……
………………
我们要唤醒沉醉的人们。
你美丽鲜明的火焰，
使多少人倾羡着你!
只有顽固的自私者，
想用残酷不仁道来毁灭你!
多少青年狂恋着你，
呵!你的爱赐给大众，
是那么的普遍，
像天宇的太阳一样。
在黑暗里你指示正确的路，
他们举起了坚实的手臂，
向你致敬；
呵!投进你的怀抱!
除了写政治短论，读书会以一种使命感来督促阅读。余祖胜没有留下任何关于他与马克思主义著作有过接触的记录，但是通过对他的同时代人的经历的分析，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对于富有战斗精神的激进分子来说，这类书几乎成了他们崇拜的神圣符号。地下组织成员刘宗灵在他的回忆录中坚定地说，他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激进书籍。“以后在当通讯员的时候，我买了一些激进书籍—有马克思主义的，有毛泽东自传。由我保管这些书。如果当时被抓着的话，就要被杀头。所以只有放在一个阁楼上。阁楼只有小孩才爬得进去。书呢，就藏在那儿。武器也藏在那里。我逐渐地看了这些书。最深刻的是他讲了，‘工人是创造社会的动力。’”[15]积极分子谢万全对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文献也表现出同样的激情。像余祖胜一样，谢也出身于下层社会。他在1946年因领导一场工人罢工被捕，陷入国民党警察设下的陷阱时，开始接触这些激进的文献。虽然他只接受过很少的正规教育，但是一旦接触到它们，这些书籍立刻在他追求自我教育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群众》，“《新华日报》，当时是我的思物，案头枕边，常见其书。信之坚仰之久，像是喝了迷魂汤一样。那时的现实是令人不满的，我认定共产主义是救世的灵膏药……当时购书的钱超过我月支薪金的一半。”[16]
虽然余祖胜没有明确地提到过马克思主义，但是通过他最喜欢的作品表明了一种阶级意识。除了阅读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余祖胜也对高尔基作品的译者鲁迅着迷，在他的笔记本上，曾经摘抄了鲁迅1932年的诗作《自嘲》中反传统的著名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17]由于这句诗被人们赋予了不同的政治诠释，余选择摘抄这一诗句很容易使人产生联想。“孺子牛”典出《左传》：齐景公是一位富有爱心的父亲，有一次他和儿子一起玩耍，作为一国之君竟然趴在地上，口里衔根绳子，让儿子当牛骑。不料，他的儿子一不小心，从“牛”背上掉了下来，所衔绳子折断了齐景公的牙齿。齐景公的大臣鲍子开玩笑说：“汝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乔恩·凯沃利斯在他的研究中认为，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鲁迅在写作中运用这一典故，将它的含义扩展为“鼓励年轻的作者为被压迫者和下层民众的利益而努力”[18]。毛泽东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自主追求革命事业时，又给这一典故赋予了新的涵义：“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
余祖胜是否从毛泽东1942年得出并被公认的论断中受到了暗示还是一个问题。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追求社会公正的过程中那些利他主义的理想和毫不动摇的纪律在余的写作和生活中是一个不变的主题。1947年8月，余受中共党组织的委派，换了一个名字再次进入兵工厂做临时工。他与炮厂工人和其他党员一起组织读书会，分发党的地下刊物《挺进报》，并且继续从事写作。在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刊登了他的《晒太阳》和另一篇抨击国民党的文章后，余更受鼓舞。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加油学习，向着进步诗人未完成的道路不停留的向前迅跑”[20]。
尽管余祖胜通过教育完善自我的努力在工人中是普遍的，但与其他工人不同，对他来说，读书写作不是目的，而是他利用自己的爱好特长改造社会的手段。正因如此，我们将他定义为一名有机知识分子。像创造了站在正统社会对立面的亚文化的其他工人一样，他在寻求工人应该享受更好的待遇以及应将他们当作人来对待的过程中，来表达更完美的人类尊严的道德观。
知识分子与工人的分裂
余祖胜学习的激情以及他强调理论不能脱离实践的信念使得他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这里的知识分子一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包括教师、作家以及学生等。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当知识分子激起余成为一名积极分子的渴望后，他对地下革命工作的投入却反映了他在有意识地与知识分子保持距离。在余看来，知识分子由于缺少工厂车间生活的经验，他们不能理解工人的抱怨和渴望。余质疑如果知识分子对工人没有实际的理解，理论又有什么作用?在谈到理论问题时他或许也曾间接提到了马克思主义。此外，他还认为如果知识分子对工人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贫瘠的书面知识上，他们将必然缺乏对工人的同情。余的这些想法非常清楚地体现在他给叶维才的信中。叶是他在技工培训学校的同学，后来又到一个工艺学校学习并因此走出了工人世界。余针对叶和其他知识分子对工厂生活理解的局限批评了他们。
维才：我又进厂复工了。我和那些无名的英雄是站在一条线上的。他们的劳动写下了历史新的一页。虽然这古老的中国产生了些新的文学家，他们还末〔未〕走进工厂里面去。劳动者的生活太苦了。阳光射不进工厂。他们将要霉烂。谁!谁会关切这些呢?竟然有些读者一套理论，但我末〔未〕看见一个基本着手的人。不开出一条新的道路让那些被生活压断了脊骨的劳动者，平稳的走完这人生漫长的道路，知识分子的缺憾就在此地，因为你上次对我的批评是不实在的，这老毛病不能怪你，这是我们祖先的遗产，对一个人的生活的内容没有充分的了解，就加以批评，断论，我感到了悲伤的命运，偏要生在良善人的身上，现在你总能明白了我呢!还有很多话要与你说，但我笨得很无法写出来，明天还有十小时的工作等着我做。[21]
余以谦逊、由衷的语言结束了这封信。像其他工人作家一样，在写作中他时常回忆自己痛苦的经历。而他在信末含蓄的辩解也是工人常用的一种结尾方式，旨在向有权者说出真相。他的信向知识分子和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发起挑战，并且以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语调，强调工人阶级的潜在历史使命。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结束工人受压迫的状况而奋斗，并且在这一进程中为知识分子充当模范。作为一名出身工人阶级的作者和组织者，他将取代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并给予工人发言权。
事实上，中共对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分离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莫里斯·梅斯纳曾经指出，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实践的主旨。[22]《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强调知识分子要想实现“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23]，就必须到农民与工人当中生活和工作时，毛泽东详细讲解了自己的个人经验。在国民党控制的城市，中共利用它合法的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传播媒体《新华日报》，建立了一个讨论的园地，架起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沟通的桥梁。报纸宣传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工人阶级的自豪感，其登载的工人和编辑之间的通信就是一个例子：“民先”在来信中说，由于他所受的教育不够系统以及他所处的悲惨处境，迫使他到一间造船厂做学徒工。虽然他渴望将来成为一名作家，但漫长的工作日使他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学习。在回信中，编辑并没有打击他的雄心，而是鼓励他保持自己作为一名工人的自豪感来对抗传统的看法。“觉得拿笔杆的比拿斧头的清高，‘劳心者治人，劳力治于人’(受人管)，那完全是一种旧观念，是由于统治阶级独占知识形成的。”在对孟子格言的批判中，编辑通过鼓励学徒与其他工人联合起来，强迫管理部门为工人接受补习教育分配学习时间，来推动改善工厂内的学习条件。[24]
改造工人阶级的“粗糙文化”
余祖胜与其他知识分子关系紧张的同时，随着他不断走向受教育人群和普通民众间的中间地带，他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史蒂夫·史密斯在对20世纪20年代劳工运动的研究中，认为半工半学的劳工处在社会的“夹缝”地位。这一结论在余祖胜身上得到了印证。[25]他们所受的训练使得他们与其他大多数的工人区别开来，然而，他们所受的不完整教育和工人阶级出身又使他们很难被知识分子群体完全接纳。余祖胜曾经在给钟宾的信中吐露过，毫无疑问，自己的软弱感是由于他与其他工人的疏远感造成的。余讲到，因为自己与技工学校的同学们合不来，他在某种程度上孤立于他们之外，这使他感到无能为力。“同学们个个都是兴高热烈于钢铁的斗争，终于你的弟弟是个弱者。”日益增加的心理上的敏感和孤独感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加了他身体上软弱的感觉。余常常幻想，在这封信中，余描写了他在学校的幻象。“两眼望着窗外槐树皮受着冷雨恐风的摧残，阴沟里马路上一偏根黄树枝不停的动荡，宾!想不到弟也有如此遭遇，现在的朋友两个字是多么的难讲啊!”[26]接着他谈到自己是怎样为一个工人担保，后来这个工人离开了工厂，让他承担了担保人的责任。余的理想主义和他对工人兄弟般的信任，却由于这名工人的背叛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在余的作品中，软弱和孤立的感觉一次次重现。他在自传性的《进厂的第二年》一文中写道，出于嫉妒，一位邻居伯母经常对他们进行辱骂和中伤。“常来我们家的是二娘。她常常用冷酷尖刻的言词来诽谤我们幼稚的心灵，尤其她的狞笑使我觉得是生存在魔鬼窟里，为着生死而恐惧，我和德是虚弱的，整个家庭重担放在妈的身上，生活的难关只有她一人过。”[27]在1947年的诗作《叶》中，余将比喻和本意结合起来运用。他认为自己既是一朵罪恶社会摧残下的骄傲的蔷薇，同时又是一个受到社会奴役的怯弱者：
池沼映着金色的油绉，
柳条吹〔垂〕下了头。
风摇摆无骨的身躯，
凄凄的落下黄叶。
在憔悴的叶子中夹杂着一朵蔷薇，
蓝色的花瓣上被喷溅污染。
污染怎能剥削她的美丽，
然而她精神是不会消灭的，
她是永远不会玷污的，
“风雨呵!”来吧。
洗掉这玷污，
我这样的默祷着，
花瓣在孤傲凝[视]着我。
好像谴责我是个形式的奴隶。
“污染算得是什么?
这是罪恶的标记。
离开点吧!
您是虚弱者。”[28]
像俄国工人在革命中的经历一样，在中国，激进工人的特性要求他们丢掉与工人身份和工人地位有关的“粗糙文化”。一场工人不良习惯的道德改造运动是与统治当局对工人不良习惯道义上的责难同时发生的。重庆工人的粗糙文化包含了一种强烈的马赫主义意味在里面：它强调身体的威猛、歃血结盟和朋友义气等，这些可能是工人能够团结一致的原因，但同时也是不利于工人阶级团结的因素。[29]家庭暴力、偷窃、嫖妓、赌博、吸毒以及酗酒等恶习在兵工厂的工人中仍是普遍存在的。于是，为了试图消除工人心灵和思想中的不良因素，余成了一个道德的传播者。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像余祖胜这种“清醒”的工人和工厂里的国民党组织竟然有着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尽管两者目的不同，但都对工人个人生活方式进行批评。当国民党通过对工人不良习惯的责难，来阻止工人履行他们的公民义务和爱国职责时，余也认识到这种“堕落”妨碍了政治组织并且削弱了工人反抗压迫者的愿望。另外，从道德的角度，余相信粗糙文化强化了公众对身担重负的工人身份的认同感：工人本该被剥削，也即粗糙文化成为他们从属地位的一个烙印。
余祖胜对工人粗糙文化的憎恶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既有个人的也有政治的。他对讨论工作中的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兴趣引起了工厂督导的注意，督导找来一个恶棍殴打余。余扭手招架并且与凶手展开了搏斗。虽然余被督导的行为激怒了，但他也深为自己缺乏自制力而不安，就像他气愤地在《栏外人》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该文中，他将工人比作动物。[30]
和粗糙文化的坚决决裂开始于余15岁时的一次赌博经历。他的厌恶建立在这样一种深深的羞耻感上：他由于走了哥哥的老路而辜负了寡母的爱。他的哥哥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赌徒。“环境的激流把我卷进了赌的腐里，德是比我更会赌的一个，而且赌得很很〔狠〕，他非要赌得没有人来的时候才会走的，赢个时想把别人赢尽，这样造成了他每次的失望，因此他会几天睡在家里不上工厂里去，妈是在命运中注定有我们这两个不会帮她要脸的儿子。”[31]
余亲身感受到赌博造成的道德退化和其带来的罪恶感，这使他更迫切地渴望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样，他努力学习的目的不但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并且是为了清洗工人粗糙文化所带来的耻辱。他认为，要实现工人与上层社会人们地位的平等，文化的发展是基础。然而，像俄国革命中的先进工人一样，由于上层文化处于霸权的地位，余不是去赞同社会上层的习俗，而是以一种挑衅的态度对待它。正如马克·斯坦伯格关于俄国工人的研究中所讨论的，“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这种对本阶级文化和他们自身缺少的上层社会文化的共同疏远的感觉，非常明确地驱使着他们发动一场社会运动，以抹消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界线。”[32]
余在批判这些陋习时并非孤军作战。例如，《新华日报》上曾登载了一篇工人来稿，它指责国民党宣传机构为了掩盖国民政府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自己施政的失败，试图利用工人的粗糙文化作为替罪羊来转移人们的视线：
要多做工作少拿工钱才可解救当前的危机，这是明哲的先生们常在若干会上给我们的训示。他们以为目前工业的困难，完全由于工人生性疏懒，不肯多做工作，又要时常要求加薪，如果稍为有钱的话，便吃喝嫖赌，以致于把小工厂弄得倒台，把大工厂弄得无法维持。所以现在要多做工少拿钱，才能挽救。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的呢?
做工的人总是要靠工作来维持生活的，在这样高物价的生活下，谁愿意饿着肚子来闹事情呢?现在有很多有技术的工友，都被挤出工厂的门外，徘徊在失业的路途上。过去一向过着同甘共苦的生活的工人，在今天竟被遗弃，这总是使人想不通的事情。[33]
而且，余自己坚持的观点——工人应该在社会上拥有道德方面的发言权(这一角色在中国通常是由知识分子担当的)，他认为经过他的努力，最终他与其他工人的关系在道德方面将会提升，因为工人代表着诚实、纯洁和率直。他经常将工人与他们的压迫者：官僚、商人、工厂主和地主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认为工人应该成为社会上的“好人”。于是，余在描述第二十一兵工厂合并的情况时，提出工人应该成为道德领袖的理想观点。
金工村这块地方，实在也有它的优点，在这块地方可以看得见中国劳动工人的生活情形。我很爱这块地方，相反的我也讨厌这个地方。我同情他们的命运，胜过为我自己的遭遇挽惋惜，他们之间没有虚伪，更没有像政客那样玩弄[手]法，他们有一棵颗最纯洁的心，假若有什么集会不比那些大人，他们都是打先锋，在这块地方可以知道他们的真诚。我觉得除了这个在再不能看见这样善良的人。[34]
余感觉他每天与工人接触使他更加感情投入，他发现在知识分子中缺乏这个组织革命行动的先决条件。“有时我和他们谈起来，言论来得现实点，他们出现沉思，然后就是一根粲然的笑……我知道他们是如何痛苦呵!这样在他们之中我更难过了。我说多了，他们要我小心，这些可怜的人，谁来怜惜他们呀!可怜!可怜!”[35]
尽管工人的粗糙文化与机械工行业骄傲的传统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余相信工人天生的美德。熟练机工，尤其是那些从沿海城市迁移到重庆的机械工，大有形成劳工中的上层的趋势，他们瞧不起非熟练工人。这种技术上的差异强化了他们对四川本地人的地域偏见。值得讨论的是，由兵工厂的工作状况引起的身体上的辛劳、疾病，以及不可遏止的通货膨胀导致的技术工人的战时贫穷化，促使他们挺身捍卫自己的“道义系统”。但是这种解释具有一定的推测性，因为余关于工厂生活的作品所唤起的行业骄傲不足以抵消巨大的疲劳感。
无政府主义是有关工人道德的又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根源。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在政治演说中宣扬“劳工神圣”概念，来挑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在伦理上，劳动是‘人类生活中最光荣的职责’以及‘文明的起源’。在道德上，劳动是‘避免道德沦丧和帮助道德成长的手段，它是对人的精神和意志力的一种锻炼’。”无政府主义者强调与劳动有关的人性和道德品行，认为劳动是“自然美德和人心灵美的一种表达方式……”。[36]虽然无政府主义在知识分子圈以及1910年代后期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政治言论中是最有影响力的，但到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利用了它的一个中心观点—劳动光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共在使用具有知识分子背景的人来组织动员工人时是极其小心的，因为他们害怕增加传统的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分离。
尽管余祖胜颂赞工人是道德和政治的先锋，但他在工厂中处处受到排挤，这妨碍了他的组织功效。虽然史料中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余的行为的记录，在余的官方历史记载中，他充其量只能领导工人怠工。[37]由于受这些客观条件的阻碍，为了实现唤醒人们对社会苦难意识的理想，余把他的大多数时间用在散文和诗歌的写作上。笔成为他主要的政治武器。
写作的力量
对余祖胜及其他激进分子来说，写作是他们表达自我的最好方式，他们的作品中充满着对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分离的挑战。在一个习惯于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跟他所受的教育程度相联系的文化中，或者可以这样说，在一个将文盲视为社会底层的文化中，他们写作的作用就是改变工人从属的社会地位。虽然余的作品中常有错别字出现———这正是一个自学者所具有的特征，但是他作品的形式，作为一种四川方言、文言文以及诗歌和散文的复杂的混合物，逾越和破坏了当时社会的文化界线。余比雅克·兰斯尔所研究的圣西蒙工人诗者有着更为明确的政治意向。通过对这二者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危及现存社会秩序的是诗歌所强调的大众生活的艺术化。工人诗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是通过其叙述的内容和对社会要求的提高，而是通过它的存在形式来表达……诗歌所诉说的不是工人生活中的矛盾和种种不幸，而是用来表达人们审美艺术的一种载体。”[38]和许多激进分子一样，通过运用诗歌艺术的影响来实现对社会等级制度的挑战，是余与其他的文学表达形式相比更喜欢写诗的一个原因。同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诗歌也被认为是文化发展的顶峰；此外，它可以最容易地表达人类情感的全部，而且还可以通过模糊处理的方式较好地掩盖人们对社会的种种不满。由于这些原因，在渣滓洞里，余和其他监犯组织了诗社，甚至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给人们留下了监狱诗歌的遗产。[39]
尽管余没有直接记录他关于写作和风格的思想，但是工人作家的身份特征使这一问题政治化了。和余同时代的劳工活动分子谢万全的经历说明了工人作家与中共在运用无产阶级写作风格上的分歧，因为工人中的激进分子如何更有效地与其他工人相沟通，以及应该采取怎样的阶级立场，作为问题被提出来了。谢万全在给国民党当局的供词中，提到一个共产主义者是如何质疑和批评他作品风格的资产阶级倾向的。“唐(党员)说你虽是工人有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尤其你写的文章多带资产阶级的常用字句。须极力反省努力学习用大众言语用大众常见的事情说明工人被压迫剥削的原因。”[40]唐的批评，可能是毛泽东和共产党政策中要求增强文学艺术的作用的反映，然而，它也显示了上流社会文化对工人作家的吸引以及对由此可能引发问题的恐惧。谢在作品风格上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模仿，显示了文化特权阶级的力量，它与工人阶级对上流社会的批评姿态同时存在。
余祖胜1947年春写给普希金的赞歌中充满了渴望上流社会文化以及追求民粹主义理想的混合物。它除了反映出在苏联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作家对俄国文学的熟悉，更是诗歌作为政治武器的最好例证。和他的革命偶像鲁迅一样，余攻击的对象是中国社会中不计其数的麻木不仁者。余认为自己在鲁迅和普希金之后，继续扮演了唤醒苦难社会的角色。在余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阶级觉醒的隐喻，与1920年代关于阶级话题的谈论相呼应，唤起了工人的自我觉醒，使他们能够摆脱传统的忠孝观念的束缚，并且将斗争扩展到为民族解放和人类平等而奋斗。[41]
你俄罗斯的号角声音，
越过了荒凉的沙漠，
飘过了碧绿的草原，
唤醒了中国———垂死的草。
虽是万里的长途，
但你的声音还是像巨涛响亮，
你死去百年多的诗人，
你神圣的灵魂还活着。
在严寒的冬天播撒种子，
这春天就萌芽!
死去的，
又复活。
在神圣战斗中，
为着解放!
你流血了!
倒了!
然而你的血不是白流了的，
倒了!
你的精神还存在，
爆劣〔暴烈〕的沙皇啊!
现在变得愚笨。
历史是考验锅炉
这里没有伪的生存，
只有真实存在，
好的金属一定变成好的器皿。
让我幼稚的声音激荡吧!
向着无边际荡漾，
有人的地方就是彼岸，
普式庚啊!
我愿帮你把没有喊醒的喊醒吧!
这就是我的享受，
我不需要银质的奖章，
不贪恋没有灵魂的环境，
只希望人类平等![42]
余还通过对社会底层的关注来挑战权力结构。他一生共留下大约40首诗作，其中多数写于1946—1947年间，那时的他，或者失业而徘徊在重庆的街头，或者已重新回到兵工厂做工。诗中描写了石匠、船夫、渔民、补鞋匠、机械工人、妓女、工厂工人以及农民等社会底层民众。在这些诗作中，上述社会底层民众通常是与他们的压者如政府官员、商人和地主等同时出现的，以此来强调社会的分离。
在《工人》一诗中，余描述了工人在令人疲惫不堪的劳动之余，所承受的牺牲及无端谩骂。当工人被强迫捐献他们的工资为工厂主的儿子购买生日礼物，否则就面临失业时，家长式关系在掩饰剥削方面显得过于苍白无力了。这首诗以讽刺性的词语结尾：工厂主为工人提供工作和他们宿舍中所谓的床(其实不过是四角撑起的一块木板)，这是多么的慷慨仁慈!
他们把生命融化在机油塘，
一件油的破衣牵挂着[披在]身上，
那机油散布在脸上，
管理先生见了还说污蔑。
主任的公子生日还得把份子上，
你若不去都遭殃，
说不定两个山字一叠请出厂，
只得忍气把份子上。
放了夜工还得帮老婆忙，
星期到了也是忙：种地，挑米，挑柴!
没有那门不是内行，
去肺痨实哀伤!
抛弃妻子儿女在异乡，
四块板子还是厂长大恩量![43]
多数时候，余的阶级语言已经超越了工厂社会这个小环境，而涉及批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他的《新年的夜》一诗，虽然场景是现代的电影院，但是通过与传统儒学一致的、将商人描述成靠平民百姓的血汗而养活的脑满肠肥的寄生虫的手段，越发突出了阶级分化的主题。
电影的歌声诱惑路人，
大腹的商人捏着关金票子走进票房前，
丰满的脸儿，少年女郎，
用着媚笑换来鸡心钻石戒子。
多少悲愁忧伤，
多少饥饿寒酸，
造成了腹贾的欢畅，
这吸血臭虫何时扫光。
扫光!扫光!扫光!
扫尽人类吸血臭虫；
腹贾!
铲除了人间的罪恶才有我们的安详。
阴暗里呻吟的人，
不要悲伤!
自己的痛苦，
流着自己的泪。
自己的幸福，
要靠自己去创造，
我们无数个饥饿者，
认清世间的丑恶。
让我们[的]歌声，
唤醒老实农民，
打破腹贾的迷梦!
迎接着幸福的光芒![44]
余把自己定位为唤醒苦难和压迫中的人民大众的角色。在这首诗中，他是将个人的作用与集体的幸福联系在一起考虑的，举例来说，“自己的幸福，要靠自己去创造”是与使人充满希望的“才有我们的安详”紧密相联的。它是余祖胜对个体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心存矛盾的反映。最终，通过经常使用“我们”和“我们的”，如“我们无数个饥饿者”、“让我们[的]歌声”等，使个人融入群体之中。就像历史学家莱因哈特·库斯莱克(Reinhart Koselleck)曾经说过的那样，“通过重复使用‘我们’一词使得在语言上创造一种群体身份是可能的”[45]。工人在给共产党新闻界或工厂管理部门的信中经常使用这种修辞技巧。“我们工人”的使用把某一行业工人的苦难等同于全部劳工或者“人们”的苦难。这种相同的受害感加强了工人之间的团结，并且通过工人正面形象和一小撮工厂主邪恶嘴脸的比照，使得效果更为明显。这首诗以号召举行反对商人的阶级斗争，并最终迎接胜利曙光的到来而结束。就像在余的许多诗作中那样，太阳和光明代表了扫除腐败社会中邪恶和黑暗的社会革命。
《“施舍”》将富人夸张的贪婪、奢侈的消费与儿童的穷苦悲惨相对照。
雨落在车夫、丐童的身上，
车蓬里伸出一只手来，
呵，多么阔气：
手表、耀眼的钻戒，
两指尖掷出一张五百元钞票，
落在丐童污秽的手上。
舞厅门前，
有戎装的“金板板”
有荡来荡去的大肚商人，
有手里晃着“关金”的……
呵!
他们手里摇晃的不是钞票，
而是穷人的生命![46]
当这些诗描述穷人所遭受的不公平和无情待遇时，余对自己经历的思索激发了他的阶级压迫感。就像法国的工人诗人，往往认为作诗“是一种个人主义运动”，或者如俄国诗人，在其诗作往往有自己的影子，余也用诗歌表达他的自我感受。[47]对社会和自然环境的高度敏感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自身遭遇的理解。在1947年的诗作《坎坷》中，余描述了人必须长期忍受苦难，尤其是在革命的道路上。
人生坎坷的路
何时能平坦?
走完了寂寞的沙滩，
面临着崎岖的山。
漫[漫]长途的[征]程，
前面是否宽阔平坦，
像梦一样的空虚，
海洋一样的渺茫。
整日不见温暖的日光，
没有[缎]似的风，
荒凉得没有一朵花，
是多么凄凉的图画。
带着寒酸的心情，
伴着一身的苦难，
人生的坎坷路，
何时能平坦?[48]
尽管余有着难以抗拒的悲观情绪，但他还是将苦难看作是革命斗争必然经历的过程。甚至在他被捕之前，根据其给朋友的信中“我感觉我有一个悲剧性的命运”这样的话推测，他还在设想成为一名烈士，同时也认为与人民并肩作战的这种牺牲是值得的。[49]在1947年8月写的《谈谈生活与斗争》这篇散文里，余赞美了和他一样的激进分子，并且对那些为了物质利益而抛弃激进主义的曾经的激进分子进行了痛斥。“对于一切都不信念，显示着自认‘达观’与世无争。这种人比过去不急进的人更空虚得可怜，一天一天的颓丧下去，可说是经不起时代的烤炼，而且对于物欲也相当的厉害。这种生活一直影响到他的人性，意志，然而他竟忘掉了一切。那威武不能屈，也成了废话。这种人最容易被利欲所引诱。”[50]
与此相反，真正的激进分子是永远沉浸在斗争世界里的。虽然余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在斗争中牺牲，但是他认为他们的奋斗可以造福后代。余根据自己的道德价值标准描绘了一幅托邦式的社会蓝图：
这一类的人物懂得生活与斗争的真意，虽然遭到失败但他们决不屈服，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正义、真理一定结得成丰满的果实，自己虽不能享受那些果实，但我们得相信我们的下一代是能够享受的，这证明我们的血和汗不是白流了的。这点每个有前进思想的人都能体会得到的，一点不犹豫，一点也不怀疑，都竟议将来毕竟有一个理想境地，他对于世界的进展是乐观的，我将看到人类不会再有欺骗、敲诈，一切都向着善、真、美走，朋友们!拿出我们最后的毅力来争取我们理想的园地。[51]
乌托邦式的幻想
余祖胜认为在理想社会到来之前社会的退化将会进一步加重。他用“黑暗”来比喻这种过程。他认为开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是像他那样的激进分子的责任。“我们应该深信，人们的痛苦会更深沉的，这不过是历史的一刹那黯淡。经过黯淡的时期，也就是新的一页，那时侯落在我们的身上是更重的负荷时代，轮子必须向着光明前进的。”[52]
在余的许多诗作中曾使用过光明、特别是太阳，作为激进工人在革命胜利前夕展望社会主义的一种象征。余的官方传记中提到，他1947年的诗作《明天》表达了工人对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的渴望，然而这首诗并没有明确地提及政治。我们充其量可以看到他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未来社会主义的光明放在一起进行叙述。
黑夜我伏在桉〔案〕头，
提着无力的笔，
让这个夜快点过去吧!
希望的梦啊!
是做不完的。
我颤抖的手剥开了恬静的窗子，
没有星月的夜，
漆黑深锁着我，
我看不见人间的光明。
我悲愁的心情关闭了窗门，
灭了电灯，
黑暗来吧!
缠绕着我，
浓黑的夜啊!
四周没有围墙上无顶下无地，
我咒骂黑夜的魔力，
你总有一个尽头。
我能看着你的消逝灭亡，
你会屈服自白，
然而!我们去迎着新的生命，
诚挚的接受他的爱!
但，你的灭亡谁会怜惜，
夜越黑，明天越亮，
我祈祷!
我希望!
明天是个美丽的日子，
我的幸福是明天![53]
《明天》描述了黑暗势力与光明势力间的非此即彼的斗争。在余看来，代表革命势力的白天将征服代表旧的政治秩序的黑夜。和《明天》的结尾一样，《晒太阳》暗示着希望之光。该诗反映了作者贫穷和受剥削的自我意识，对社会分为贫穷人和有权人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梦想社会革命可以使“我们”人民总有一天共同分享太阳的光辉。
太阳倾泻在石头上，
温暖着我的身躯，
呵?这也触犯了吸血鬼的法律，
“哼!不讲羞耻!”
眼珠翻滚
怒目瞪瞪。
在这人和兽混居的城堡里—
道德、法律、武力、金钱……
全是吃人的野兽!
春天，是强贼们的，
穷人永远生活在冬天里。
愤怒地站在石头上，
我要回答———
总有一天，我们将
站在这个城堡上，
高声宣布：
太阳是我们的![54]
正如余祖胜试图将自己描绘成消灭了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阶级差别的新型知识分子一样，诗中暗示他也尝试掌握话语权。这些富含寓意的表述可能对下层的读者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它们描述了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中，被压迫者用正义武装起来。值得讨论的是，余祖胜在用诗歌表达他的个人不满和政治批评时只是附和了中国社会世代相袭的传统。毕竟，孔子曾经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在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尽管余展望了革命斗争的最终结果，即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伦理体系的建立，但他没有就如何实现完美的社会秩序和世界和平进行应有的尝试。
结论
本文通过对余祖胜道德精神世界的分析，试图为中国现代史上关于工人运动课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余被国民党枪杀之前，为了尝试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粉碎社会强加于工人阶级的耻辱，他成为一名多产的作家。他的诗作和信件，为我们研究当时工人所承受的社会不公正待遇，以及他们在工厂中甚至在社会范围内为了人类的尊严而奋斗的情况，提供了很好的史料基础。余祖胜和其他工人作家经常要求工人所应有的尊严，要求将他们作为人对待，这在20世纪40年代重庆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用当时社会所能接受的语言(诗的语言—译者注)表达他们的渴望和不满，使工人在与他们主要的敌人—工厂主和政府—的斗争，建立在一种合乎正义的基础之上。当然，鉴于当时余的作品真正发表出来的较少，他的作品不可能有大范围的读者群。尽管如此，他的诗歌和散文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在当时的工人中形成了关于更广泛知识分子话题的若干讨论。奴役、自由、黑暗、光明、火焰和觉醒的隐喻至少具有两种重要的功能：一者，它使工人不再鄙视体力劳动，并对自己的劳动者身份予以肯定；二者，他们开始参与到劳工解放运动当中。
余祖胜的生活经历也说明了激进工人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余之所以成为一名作家，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担心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共产党与工人间有着太大的距离。他认为，只有改变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并打破他们对劳动的偏见，工人才能够在社会秩序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作用。于是，当他试图在和他一起辛勤工作的工人中创造一种非霸权的文化观时，余成了葛兰西有关“有机知识分子”概念的典型。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也就意味着对工人粗糙文化的批判，余认为粗糙文化对工人解放是一个束缚。作为一名觉悟了的工人，余致力于打破社会等级制度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有学者认为余对工人阶级队伍的“逃离”愿望会妨碍其对工人自身的阶级利益的觉悟，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55]在吸引和排斥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余和其他社会阶层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模糊。余祖胜一直渴望成为一名知识分子，至少在政治训练方面能够赶上他们，同时，他也认为工人应与知识分子一样拥有高尚的道德境界，这使他经常处于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的夹缝位置。
可悲的是，国民党对余的枪杀，使他创造一个更为公平的新社会的努力中断了。人类社会必须在经历一番磨难之后才能达到幸福的彼岸，余祖胜的不幸遭遇可以说印证了这句话。但是，余的信念不是个人癖好的无谓表达，他所关注的有关理论不能脱离实际，知识分子不能躲进象牙塔，艺术必须来源于人民并为人民服务等话题，与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的许多著作有着共鸣之处。虽然余决不是一个擅长于理论的作家，但是为了架起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桥梁，他尝试着成为一名工人作家。余的这些信念也正预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基本国策：在余去世十年后，知识分子和干部参与体力劳动(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译者注)，在中国广泛盛行起来。
注释：
[1]在此谨向高华、姜良芹、肖如平、郑洪泉、周小云、ArifDirlik, Giancarlo Falco, Harrison Howard, Charles Postel, JoeWard 致以诚挚的感谢,他们对本文的写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还要对重庆歌乐山烈士纪念馆的厉华馆长和全体工作人员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关于上海工人地域特征的研究可参见韩起澜的著作〔Emily Honig , Sisters and St rangers :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 1919 —1949 (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6 ) ;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 Subei People in S hanghai , 1850 —1980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92) 〕;麦岚在对战时重庆劳工的研究中认为,地方上的竞争和由此引发的暴力冲突,赋予工人内部特殊的关系以及工人之间独特的特征,这妨碍了工人形成全国性的阶级特征,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Lee McIsaac , The L imit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 Workers in Wartime Chongqing , 1937 —1945 . PhD thesis , Yale University , 1994) ;关于不同技艺的工人和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可参见裴宜理的研究〔Elizabeth J . Perry , S hanghai on St rike :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 abor (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3) ,pp . 232 —233 ;“ Labor Divided : Sources of State 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in Joel S. Migdal (ed. ) ,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 Domination and Transf ormation in the Thi rd World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4) ,pp . 144 —145〕。我在本文中强调工人的文化表述是受到马克·斯坦伯格著作的启发〔Mark D. Steinberg , Voices of Revolution , 1917 (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2001) ,p . 4 〕。
[2]根据“革命烈士诗选”编选组编《革命烈士诗选》第1 集(1975 年印行) 第189 页和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资料丛书之一《革命烈士诗文选》(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展览馆1980年印行) 第44 页资料,余祖胜出生于1926 年。——译者注
[3]罗广斌、杨益言以余祖胜的生活经历为基础创作了小说《红岩》中的重要角色余新江。关于在小说《红岩》创作过程中政府的影响的分析, 参见沈予博士论文的第1 章( Yu Shen , SA CO : A n A mbivalent Ex perience of Sino2A merican Coopera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 PhD thesis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Urbana2Champaign , 1995) 。
[4] Mark D. Steinberg , “Vanguard Workers and the Morality of Class”,in Lewis H. Siegelbaum and Ronald G. Suny(eds. ) , Making Workers Soviet : Power , Class and Identity ( Ithaca ,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4) ,p. 66.
[5] Antonio Gramsci , The Antonio Gramsci Reader : Selected Writings , 1916 —1935 , David Forgacs( ed. ) ( New York :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1999), p. 321.
[6]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 Smith (eds. And tra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971) ,p. 15.
[7]Thomas D. Lutze , New Democracy : Chinese Communist Relations with the Urban Middle Forces , 1931 —1952 ,PhD thesis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Madison , 1996.
[8]《革命烈士余祖胜》,长安厂厂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编《: 重庆工运史研究资料汇编》第5 辑,1983 年印行,第45页。
[9] 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藏余祖胜资料(以下径称“余祖胜资料”) 。
[10] 厉华、王庆华主编:《黑老事变: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诗文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214 页。
[11]《余给钟宾的信》(1946 年9 月3 日) ,余祖胜资料。
[12]《余给钟宾的信》(1945 年春) ,余祖胜资料。
[13]厉华、王庆华主编:《黑老事变: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诗文集》,第217 —218 页。
[14]在19 世纪晚期日本大正时代的自由民权运动时期,光明的寓意更为宽泛。有关这方面的分析,可以参见维拉·麦凯的研究〔Vera Mackie ,“Liberation and Light : The Language of Opposition in Imperial Japan”, East Asian History , No. 9 (1995) ,pp. 121 —142〕。
[15]刘宗灵:《我参加重庆工人运动的回忆》,长安厂厂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编:《重庆工运史研究资料汇编》第10 辑,1983 年印行,第8 页。
[16]《谢万全审讯记录》(1946 年10 月) ,重庆市档案馆藏档案,2/ 4/ 1 ,第34b 页。
[17]《革命烈士余祖胜》《, 重庆工运史研究资料汇编》第5辑,第45 页。
[18]Jon Eugene von Kowallis , The L y rical L u Xun : A Study of His Classical2style Verse (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1996) ,pp. 207 —208.
[1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877 页。
[20]《革命烈士余祖胜》《, 重庆工运史研究资料汇编》第5辑,第46 页。
[21]《余给叶维才的信》( 1947 年8 月24 日) ,余祖胜资料。
[22]Maurice Meisner ,“Marx , Mao , and Deng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History”, in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eds. ) ,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 perience (Armonk , NY: M. E. Sharpe , 1989) ,pp. 79 —116.
[2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51 页。
[24]《工人怎样安排自修时间?》,1944 年2 月18 日《新华日报》,第4 版。
[25]S. A. Smith , L ike Cattle and Horses : Nationalism and L abor in S hanghai , 1895 —1927 (Durham and London : Duke University Press , 2002) , p. 119.
[26]《余给钟宾的信》(1945 年11 月27 日) ,余祖胜资料。
[27]《进厂的第二年》(1942 年) ,余祖胜资料。
[28]《叶》(1947 年春) ,余祖胜资料。
[29]《漫谈福利》《, 涛声》特刊,1945 年1 月1 日,第4 页; Lee McIsaac , “‘Righteous Fraternities’and Honorable Men : Sworn Brotherhoods in Wartime Chongqing”, A 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No. 5 (December , 2000) , pp. 1641 —1655 。关于俄国工人对粗糙文化的理解与态度的研究,参见Mark D. Steinberg , Voices of Revolution , 1917 , pp. 69 , 82 。
[30]《革命烈士余祖胜》《, 重庆工运史研究资料汇编》第5辑,第46 页。
[31]《进厂的第二年》(1942 年) ,余祖胜资料。
[32]Mark D. Steinberg , “Vanguard Workers and the Morality of Class”, in Making Workers Soviet : Power , Class and Identity ,p. 67.
[33]辙声:《让我们说几句话》,1944 年5 月15 日《新华日报》,第3 版。许多作者在写作时经常使用笔名,这一方面可以保护他们免遭当局的迫害,另一方面他们选择的笔名往往是一个双关语,其中包含了政治攻击的意味。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使用的是笔名,“辙”的意思是“没辙”(即走到路的尽头了) ,“声”即声音。
[34]《余给钟宾的信》(1946 年10 月15 日) ,余祖胜资料。
[35]《余给钟宾的信》(1946 年10 月15 日) ,余祖胜资料。
[36]Arif Dirlik ,“Radical Culture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 Anarchism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 Arif Dirlik (ed. ) , A 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1) ,pp. 191 , 186.
[37]《革命烈士余祖胜》《, 重庆工运史研究资料汇编》第5辑,第45 页。
[38]Jacques Rancière ,“Ronds de Fumèe (Les Poètes Ouvriers dans la France de Louis2Philippe) ”, Rev ue des Sciences Humaines ,Vol. 61 , No. 190 (1983) , p. 46.
[39]2002 年7 月3 日作者在重庆对杨益言的访问。
[40]《谢万全自白书抄件》(1946 年4 月) ,重庆市档案馆藏档案,159/ 10/ 8 ,第43 页。
[41]S. A. Smith , Like Cattle and Horses : Nationalism and Labor in Shanghai , 1895 —1927 , pp. 117 —118.
[42]《怀普式庚》(1947 年春) ,余祖胜资料。
[43]《工人》(1946 年10 月29 日) ,余祖胜资料。
[44]《新年的夜》(1947 年1 月3 日) ,余祖胜资料。
[45]转引自Reginald E. Zelnik ,“Before Class : The Fostering of a Worker Revolutionary ,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Memoir”, Russian History , Vol. 20 , Nos. 1 —4 , 1993 , p. 68 。
[46]《“施舍”》(1947 年3 月13 日) ,余祖胜资料,亦载厉华、王庆华主编《黑老事变: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诗文集》,第216 页。诗歌中“金板板”是指国民党将官的金色领章。“关金”即关金券,1931 年由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到1942 年,国民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开始将关金券作为钞票来使用。因为一个关金折合法币20 元, 所以又叫“大钞”。
[47]Jacques Rancière ,“Ronds de Fumèe (Les Poètes Ouvriers dans la France de Louis2Philippe) ”, Rev ue des Sciences Humaines , Vol. 61 , No. 190 (1983) , p. 34.
[48]《坎坷》(1947 年春) ,余祖胜资料。
[49]《余给叶维才的信》( 1947 年8 月24 日) ,余祖胜资料。
[50]《谈谈生活与斗争》(1947 年8 月4 日) ,余祖胜资料。
[51]《谈谈生活与斗争》(1947 年8 月4 日) ,余祖胜资料。
[52]《谈谈生活与斗争》(1947 年8 月4 日) ,余祖胜资料。
[53]《明天》(1947 年春) ,余祖胜资料。
[54]《晒太阳》( 1947 年3 月9 日) ,余祖胜资料,亦载厉华、王庆华主编《黑老事变: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诗文集》,第215 页。
[55]裴宜理描述了对整个东亚工人的这种观感:“总之,东亚的工人将更多的精力花费在对社会文化地位的争取上,即如何改变自己的无产阶级身份;而不是用于为了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而奋斗”。Elizabeth J . Perry ,“Introduction”, in Elizabeth J . Perry (ed. ) , Putting Class in Its Place : Worker Identities in East Asia (Berkeley : Institute of East Asia Studie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6) , pp.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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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0604.html

以上是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何稼书：战时重庆“有机知识分子”及其阶级道德基础研究——以余祖胜为例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何稼书：战时重庆“有机知识分子”及其阶级道德基础研究——以余祖胜为例；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69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