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吴仰湘：朱一新、康有为辩论《新学伪经考》若干史实考——基于被人遗忘的康氏两札所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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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8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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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吴仰湘：朱一新、康有为辩论《新学伪经考》若干史实考——基于被人遗忘的康氏两札所作的研究

原文出处：《文史哲》(济南)2010年1期第59～72页

作者简介：吴仰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湖南长沙，410082）

内容提要：朱一新与康有为关于《新学伪经考》的辩论一直颇受学界关注，但其中直接关系此次论学始末详情的若干史实，如康有为致朱一新的书札数量、双方书札的往返次序、各通书札的撰写时间以及论辩的中心话题等，仍有必要再作细致考察。朱、康有关《新学伪经考》的辩论起自1890年秋末冬初，迄于1891年夏末秋初，《新学伪经考》始终是这场学术辩论的中心话题。康有为两通佚札的发现以及与之相关的考察，不仅能够纠补已有研究的诸多讹失，更有助于重建朱、康辩论《新学伪经考》的基本经过。

关键词：朱一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

朱一新（1846－1894）与康有为（1858－1927）在1890年至1894年间，多次通过书札和面晤的方式，就《新学伪经考》一书（下文简称《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西学西教、人性善恶等问题往复论辩。朱、康之间的这场学术论争，一直备受世人关注，凡是有关康有为与戊戌变法、晚清今文经学的研究论著，总要或多或少地提及朱一新对康有为的批评，更有多篇文章就此问题作了专门探讨①。但笔者在研读这些论著后，发现仍有一些基本史实有待澄清，其中康有为致朱一新的书札数量、双方书札的往返次序、各通书札的撰写时间以及论辩的中心话题等，直接关系着朱、康此次论学的始末详情，很有必要再作考察。
蒋贵麟辑《南海先生与朱一新论学书牍》（下文简称蒋本）②、楼宇烈编康氏《与朱一新论学书牍》（下文简称楼本）③ 和姜义华等编康氏《与朱一新论学书牍》（下文简称姜本）④，所收康氏书札均为三通，即《致朱蓉生书》、《答朱蓉生书》、《答朱蓉生先生书》⑤。虽有论者根据朱氏书札中的某些言词，推断康札本来至少应有五六通，但都认为康氏原札已不可见，相信今存康札仅有三通⑥。蒋本又依据三通康札与朱氏《佩弦斋文存》所收《答康长孺书》、《复长孺第二书》、《答长孺第三书》、《复长孺第四书》、《答康长孺论性书》（朱氏五札在各种文献中名称有异，为简便计，下文分别简称作《朱一》、《朱二》、《朱三》、《朱四》、《朱五》），编排出两人书札往返的次序为：《朱一》、《朱二》、《朱三》、《致朱蓉生书》、《朱四》、《答朱蓉生书》、《朱五》、《答朱蓉生先生书》。这一编排次序，同样见于楼本、姜本，已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稍有例外的是张勇，特意对现存朱、康书札“依时序先后，逐篇排比其内容，以期从各札的关联中，发现些未曾被注意的新意”，即通过考定这些书札的往返次序提出新见。他以为《翼教丛编》所收《朱蓉生侍御答康有为第一书》（实即《朱二》）是“可以考知其时间顺序的第一通”，指出“朱氏此札不涉及《伪经考》，但此后朱、康有关《伪经考》的辩驳又都与此札涉及的问题相连，因此该札可视作朱、康辩驳的一个引子”。他又认为《朱侍御答康有为第二书》（实即《朱一》）是现存朱、康来往书札的第二通，其主旨是批评《伪经考》，但“现存康、朱来往书札中，没有康对朱上札的直接回复。该来往书札的第三通是朱一新读了康的弟子《复洪给事书》之后，写给康有为的。或许是康收到朱上一札后，以门人函札代答”。根据张勇所论，现存朱、康书札的往来次序为：《朱二》、《朱一》、《朱三》、《致朱蓉生书》、《朱四》、《答朱蓉生书》。与蒋本所排次序相比，《朱一》、《朱二》两札顺序完全相反，《朱五》、《答朱蓉生先生书》则以所论与前此各札无关而被排除在外。张勇由此提出了诸多新论，其中第一点说：“二人往复辩论，其范围已远远超出《伪经考》其书本身，其焦点在宋学、教术、西学，而《伪经考》往往只是辩论的一个引子或‘话头’（在朱是如此，在康则甚至几不涉及《伪经考》：第一札曰‘故今不复及古今真伪之学’，第二札则在最后说‘若《伪经考》，事理万千，足下欲正之，望将此书逐条签驳’。可见对朱氏辩论的意趣所在，有准确理解）。”言下之意，即认为《伪经考》并非朱、康论学的主题，“看似是由《伪经考》引发的辩论，结果却横枝旁逸”⑦。朱维铮早些时候也提出，朱一新批评《伪经考》后，“由于康有为反驳朱一新的函件，如今仅存三通，因而难以断言当日康有为是否对这一指责作过正面回答”，由此认为康有为对朱一新有关《伪经考》的指责采取了“避而不谈”乃至“置诸不理”的态度⑧。至于朱、康论学书札的时间，杨炳章早在1898年给叶德辉编刻的《义乌朱氏论学遗札》作序时，就提出朱氏五札作于1891年《伪经考》刊行之后⑨。蒋本根据《康南海自编年谱》（以下简称《康谱》）所述，定康氏三札作于光绪辛卯年（1891），其意并以为朱氏各札作于同年⑩。杨、蒋之说多为后人承袭。姜本也是根据《康谱》，认为康、朱论学书札当撰于光绪十七年（1891）冬间(11)，又标明《致朱蓉生书》作于1891年7月28日，当是依据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所藏抄件而定(12)。然而，笔者搜检有关文献后，发现上述有关朱、康论学书札的各种描述和结论，与史实并不相符。以下根据相关资料，各作考述。
第一考：朱、康论学书札的现存数量
经查阅，朱、康两人的论学书札，早在清末就以抄本、刻本、石印本、铅印本等形式传布于世。兹将当时辑录朱、康论学书札（附洪良品答梁启超论学长札）的情况列表如下(13)：

文献名称

刊刻信息

书札目次

书札数量

朱

康

洪

《朱蓉生康长孺往来书札》

光绪年间抄本，藏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答康长孺书》、《康长孺答朱先生书》、《答长孺第三书》、《复康长孺第四书》、《康长孺复朱先生书》、无题札(实即洪良品答梁启超书)、《答康长孺论性书》、《复长孺书》、《康长孺复朱先生书》

5

3

1

《义乌朱氏论学遗札》(正文首行题《朱蓉生侍御论学遗札摭存》)

光绪乙未(1895)菁华
阁刻本

《答书一》、《答书二》、《答书三》、《答书四》、《答书五》、《坿刻来书一》、《来书二》、《来书三》、《附刻洪给谏答梁友人论学书》

5

3

1

《论学：朱蓉生侍御与康长素工部往来札》(正文首行题《朱蓉生侍御论学遗札摭存》)②

光绪年间广东刻本③

《答书一》、《答书二》、《答书三》、《答书四》、《答书五》、《坿刻来书一》、《来书二》、《来书三》、《附刻洪给谏答梁友人论学书》

5

3

1

《朱氏遗札》(正文首行题《义乌朱氏论学遗札》)

叶德辉编，光绪戊戌(1898)长沙刻本

《答书一》、《答书二》、《答书三》、《答书四》、《答书五》、《坿刻洪给谏答梁友人论学书》

5

1

《翼教丛编》④

苏舆编，光绪戊戌(1898)长沙初刻本、武昌重刻本

《朱侍御一新答康有为第一书》、《朱侍御答康有为第二书》、《朱侍御答康有为第三书》、《朱侍御答康有为第四书》、《朱侍御答康有为第五书》、《洪给谏良品答梁启超论学书》

5

1

《增广翼教丛编》(此为扉页所题,封面仍作《翼教丛编》)

光绪己亥(1899)上海书局石印本

《朱侍御一新答康有为第一书》、《朱侍御答康有为第二书》、《朱侍御答康有为第三书》、《朱侍御答康有为第四书》、《朱侍御答康有为第五书》、《洪给谏良品答梁启超论学书》、《附刻来书一》、《来书二》、《来书三》⑤

5

3

1

《朱蓉生驳康学书札》①

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②

《答书一》、《答书二》、《答书三》、《答书四》、《答书五》、《附刻来书一》、《来书二》、《来书三》、《附刻洪给谏驳梁启超书》

5

3

1
可见，收录朱、康论学书札的文献，除研究者据依的蒋本、楼本、姜本和《翼教丛编》外，还有6种辑刻时间更早的资料。进一步比较这些文献所收康氏各札，发现彼此之间互有同异，现将其名称与序次列表如下（因康氏各札在各种文献中名称有异，为简便计，以下分别简称《康一》、《康二》、《康三》、《康四》、《康五》）：

文献名称

康一

康二

康三

康四

康五

《朱蓉生康长孺往来书札》

康长孺复朱先生书

康长孺答朱先生书

康长孺复朱先生书

《义乌朱氏论学遗札》

来书一

来书三

来书二

《论学：朱蓉生侍御与康长素工部往来札》

来书一

来书三

来书二

《增广翼教丛编》

来书一

来书三

来书二

《朱蓉生驳康学书札》

来书一

来书三

来书二

《万木草堂遗稿外编》

致朱蓉生书

答朱蓉生书

答朱蓉生先生书

《康子内外编(外六种)》

致朱蓉生书

答朱蓉生书

答朱蓉生先生书

《康有为全集》

致朱蓉生书

答朱蓉生书

答朱蓉生先生书

《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

致朱蓉生书

答朱蓉生书

仔细对检以上9种文献中所收的康札，发现蒋本、楼本、姜本所收三札虽然个别文字有异，但内容完全相同（《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所收两札，亦与蒋本、楼本、姜本所收两札的名称、内容相同，文字偶异），研究者经常论及的也正是这三通康札。而《朱蓉生康长孺往来书札》（以下简称抄本）、《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论学：朱蓉生侍御与康长素工部往来札》、《增广翼教丛编》、《朱蓉生驳康学书札》所收三通康札中，《来书二》与蒋本、楼本、姜本、《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等所收《致朱蓉生书》相同，尤其是抄本所收《康三》末署“祖诒再拜。六月廿三日”，与《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中的《致朱蓉生书》所署完全相同，说明收录于抄本、《义乌朱氏论学遗札》等5种清末文献中的康氏书札完全可信。因此，康氏另外两通并不见于各通行本的书札，即上表中的《康一》、《康二》，收入抄本、《义乌朱氏论学遗札》等文献时，彼此间虽个别文字有异，但内容完全相同，证明这两通康札肯定自有其来源，绝非后人伪托之作。因此，康氏当年回复朱氏的论学书札中，留存至今的并不是三通，实有五通。
第二考：朱、康论学书札的往返次序
据上文，《康一》、《康二》一直为学界所遗忘，所以有必要先确定这两通康札在朱、康书札往还中的次序。笔者以为，《康一》应是康氏收阅《朱一》后的复书，因为：
第一，《康一》开篇说：“顷奉手书，厚若梵夹，伸纸发诵，欢喜无量。经说异同，从来儒先所共有，固欲得通博大儒是正而箴砭之，俾知得失。执事不弃其妄谬，所以教诲之甚至，此仆所乐于请业就正者也。而书末所云‘少谈经而多读史’，勖仆以为胡安定，而勿为管幼安，感时事之方艰，望人才之有用。呜呼！仆之狂愚，何以得承大君子之爱挚教诱如此哉！”(20) 可知康氏接到的朱札，是一通针砭其经说穿凿、批评其立论妄谬的长篇书札，这与《朱一》的篇幅、内容主旨均相符合。“书末所云少谈经而多读史，勖仆以为胡安定，而勿为管幼安，感时事之方艰，望人才之有用”一句，与《朱一》文末所说“仆尝盱衡近代学术，而窃有治经不如治史之谬沦。方当多事之秋，吾党所当讲求者何限，而暇耗日力于两造不备之谳辞哉”(21) 正相对应。
第二，《朱一》除指陈《伪经考》举证太不周详、立说穿凿附会外，主要表示“私心不无过计”(22)，对康氏以博辨之学攻辨伪经表示忧虑，“若其用心甚锐，持论甚高，而兼济之以博学，势将鼓一世聪颖之士颠倒于新奇可喜之论，而惑经之风于是乎炽”(23)，并讽喻康氏说，今、古文真伪问题是缺乏足够证据难以破解的疑案，将徒耗精力而无益时局：“彼其窜乱之迹，歆固自言之，后人辨斥千万言，不若彼无心流露之一二语为足定其谳也。仆尝盱衡近代学术，而窃有治经不如治史之谬论。方当多事之秋，吾党所当讲求者何限，而暇耗日力于两造不备之谳辞哉！”(24) 《康一》则叙述自己上书不达而大受讥谤，因此对朝政失望，南归后“无所用心，惟将宿昔所诵之经深思默诵，以娱吾日，其有所见，笔之于书。……今执事复教以讲求世用，其有所进，亦不过效节盒、枚君及执事，终归于罢黜，游于四方而止，则亦与仆今日同耳，其无所用，则仆为卞和再刖之足，岂敢复求辱哉！是用抑心低首，谢绝人事，聊以暇日发明遗经，以教童蒙”(25)。两相对照，可知上述《康一》诸语，正是康氏对《朱一》责其不该撰述《伪经考》、诫其将心力用于救济时艰所作的答辩。
第三，《朱一》中有“足下谓今文与今文、古文与古文皆同条共贯，大著未获卒业，不知其说云何”(26)，则朱氏仅见《伪经考》书稿前一部分，此处表明索阅后续文稿之意。今据抄本中《康一》文末“《新学伪经考》二本、《长兴学记》一本，谨呈上”(27)，可知康氏复书时续送《伪经考》等书，证明《康一》正是对《朱一》的回应。
此外，《朱二》中有“曩示大著皆录存，敬佩无已。君之热血，仆所深知，不待读其书而始见之。……君伏阙上书，仆盖心敬其言，而不能不心疑其事”(28)，据《康一》之末“今进昔年儗上之折及代屠侍御所草折稿已上者四事，又《与沈刑部子培书》一首、《阖辟篇》一首”(29)，以及“《新学伪经考》二本、《长兴学记》一本，谨呈上”，则《朱二》所谓“曩示大著”之“大著”与“不待读其书”之“书”，皆可知所确指(30)。可见朱氏生前自定《佩弦斋文存》时确定的《朱一》在前、《朱二》在后的次序正确无误，而《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论学：朱蓉生侍御与康长素工部往来札》、《朱氏遗札》、《翼教丛编》、《增广翼教丛编》、《朱蓉生驳康学书札》等文献将《朱二》视作朱氏的第一通书札，将《朱一》视作朱氏的第二通书札，正好颠倒了两札的先后关系(31)。
《朱一》批评《伪经考》时，对康氏所谓今、古文异同真伪之说提出诸多质疑和驳难。《康一》在文末说“其今、古文异同之说，俟异日献其愚”(32)，就是康氏对其札中未作相应答辩的说明。也正因为《康一》未对《朱一》关于新学伪经之说难以成立，不能以公羊改制之义贯通群经以及考辨今、古文真伪实无必要等重要意见作答，康氏又续作一书详加论辩。康氏续作的这篇答书，就是《康二》。笔者作出这一判断的根据，是发现该札辩驳的所有问题，无一不是针对《朱一》所难，而且康氏在反驳之前，往往直接引述《朱一》之语。兹以康氏针对《朱一》所谓秦皇焚书经籍亡缺、刘歆不曾窜乱《史记》诸书所作的反驳为例，将《朱一》、《康二》间的前后对应关系列表如下：

朱一
(据《佩弦斋文存》卷上

康二
(据菁华阁本《义乌朱氏论学遗札》)

足下不信壁中古文，谓秦法藏书者罪止城旦，又《史记·河间(传)》、《鲁共王传》无壁经之说。夫谓秦未焚书者，特博士所藏未焚耳，《始皇本纪》所载甚明。其黥为城旦者，以令下三十日为限。限甚迫矣，偶语《诗》、《书》，罪且弃市，则设有抗令弗焚者，罪恐不止城旦。史文弗具，未可以是而疑秦法之宽也。

足下信壁中古文，无罪止城旦，恐史文之不具，窃以为未之察也。秦法，焚书不及博士，……然则谓特博士所藏未焚而疑书有缺佚，不可也。夫罪止城旦两见《始皇纪》，及《李斯传》皆同，岂得谓史文弗具乎？且城旦之刑限以三十日，弃市之诛及于偶语，此不过爰书从严之辞，未必按实，……是知书之存亡，实非朝廷禁令所能主持。通古今而言，又何疑于秦焚不亡之说哉？

当史公时，儒术始兴，其言阔略，《河间传》不言献书，《鲁共传》不言坏壁，正与《楚元传》不言受《诗》浮邱伯一例。若《史记》言古文者皆为刘歆所窜，则此二传乃作伪之本，歆当弥缝之不暇，岂肯留此罅隙以待后人之攻？足下谓歆伪《周官》，伪《左传》，伪《毛诗》、《尔雅》，互相证明，并点窜《史记》以就己说，则歆之于古文为计固甚密矣，何于此独疏之甚乎？……班史谓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今案之诚然。足下将以此亦歆所窜乱乎？歆果窜此，曷不并窜河间、鲁共二《传》，以泯其迹乎

足下云《河间》、《鲁共传》不言古文，缘儒术始兴，其言阔略，而歆能作伪，不当独疏于此。夫歆遍伪诸经，转相发明，固为巧密，然心劳日拙，亦作伪者之恒情。……《元王传》不言受《诗》于浮邱伯，在一家传授，非大义所关，偶尔遗忽，则或有之。若河间、鲁共之得书，《毛诗》、《左氏》博士之私立，此关大经盛衰存亡之大者，若史公竟忘之，则史公为一愚妄人矣。儒术传流，战国大盛，史公著书在学官建立之后，儒学一统，六经尊重，比隆天地，岂得阔略乎？且歆于《史记》遍窜入古文《左氏春秋》、《周官》诸条，《河间》、《鲁共》固歆所欲窜也，无如凿空窜入，诸儒熟记其事，据旧本而争……必早为发覆。凡盗贼行于夜而不行于昼，横于僻途而畏于大道。《河间》、《鲁共》，昼也，大道也，歆不敢窜，何足异也？……足下谓班史谓迁书多古文说，按之诚然。鄙意古文家矫诬古人，随手变乱，在在皆然，……今按《史记》引《书》皆今文之义，无一条古文家说，即文字亦然。

史公《自叙》“年十岁则诵古文”，《儒林传》有“古文尚书”，其他涉“古文”者尚夥，足下悉以为歆之窜乱。夫同一书也，合己说者则取之，不合者则伪之，此宋、元儒者开其端，而近时汉学家为尤甚，虽未尝无精深之言，要非仆之所敢言也。

足下又谓仆于古书合己说则取之，不合己说则伪之，类近世之言汉学者。谨按古文之无既明，则史公之称述又从何来？此不待辨而知其伪窜者也。……上下手以抑扬古书，仆不敢出此。且仆于《毛诗》、《左传》何仇怨哉，奚事深文周内，以一手掩天下目乎？足下引近时汉学家譬之，仆未敢遽受。

《左传》之可疑，以论断多不中理，分析附益自必歆辈所为，故汉儒及朱子皆疑之。然汉儒龂龂争辩者，但谓《左氏》不传经，非谓其书之伪也。“处者为刘”及“上天降灾”四十七字，孔《疏》明言其伪。班叔皮《王命论》“刘承尧祚，著于《春秋》”，叔皮与刘歆时代相接，此为歆辈附益之显证。“上天降灾”诸语，尤出于晋以后耳。

足下既谓《左传》之可疑，以论断多不中理，分析附益自必歆辈所为，然今《左传》不中理之论，足下所指为歆辈附益者，今本《史记》中往往有之。……又“其处者为刘氏”及“上天降灾”四十七字，其为窜乱，足下已敢诵言之。此独非合己说则取之，不合则伪之乎？而足下敢言之，殆以此为《正义》、《释文》之旧说，故乐于信从耶？是于古人则信之，非古人则难之。此荣古虐今之见，岂求是道哉!

《左氏》与《国语》，一记言，一记事，义例不同，其事又多复见;若改《国语》为之，则《左传》中细碎之事，将何所附丽？且《国语》见采于史公，非人间绝不经见之书;歆如离合其文以求胜，适启诸儒之争，授人口实，愚者不为，而谓歆之谲为之乎？《史记》多采《左传》，不容不见其书。或史公称《左传》为《国语》则有之，谓歆改《国语》为《左传》，殆不然也。《仪礼》、《左传》、《国语》、《战国策》皆后人标题，故无定名。

今本《国语》非不记事，《左传》非不记言，义例实同，文体不异，其为一书，自为易见。其事多复见者，不过经歆窜改之后，故为之以灭迹。歆能增窜既改之《左传》，岂不能增窜弃余之《国语》？不足为难也。《左传》中细碎之事，未改之《国语》原本或分隶于诸国，或附见于他国，何不可坿丽之有？太史公著《史记》，紬金匮石室之藏，故得见《国语》而引之，非史公及向、歆之徒得窥中秘，不能覩也。……况《国语》之古籍偶存者哉？其人不经见而易于窜改，宜也。……足下又附会以或史公称《左传》为《国语》，及《仪礼》、《左传》、《国语》、《战国策》皆后人标题，故无定名之说，岂非遁词乎？

《左传》、《毛诗》传授不明，班史虽言之凿凿，实有可疑。然《左氏》之可疑者，仅在张苍、贾谊以上耳。……但张禹以言《左氏》为萧望之所荐，其事实不能伪造。尹更始、翟方进、贾护、陈钦之传授，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讲习，耳目相接，不能凿空。歆是时虽贵幸，名位未盛，安能使朝野靡然从风，群诵习其私书耶？

王肃伪撰《家语》，《后序》一篇传授源流亦言之凿凿。盖作伪者必求其是。然则歆伪为《左传》，其传授何不可伪作乎？……且张苍、贾谊之上既可依托，则其下诸人，又何尝不可依托？若谓耳目相接，不能凿空，歆名位未盛，安能朝野从风，不知贾护诸人，或为歆之私授，或为歆之依托，皆未可知。然亦不过信者数人，未见其朝野从风也。……然范升既已谓《左氏》师传无人，升去歆未远，耳目相接，则诸人之传授，亦为凿空，固未尝无发其覆者也。
事实上，《康二》全札所论大小问题，无不直接针对《朱一》的责难而加以反驳，有些答辩还对《伪经考》中的相关论说作了补充。《康二》文末还就《朱一》文末所谓“仆尝盱衡近代学术，而窃有治经不如治史之谬论”，很不客气地批评说：“推足下之为此说者，似未会通六经之大指，以得其长民辅世之方，而为近世经义之脞碎所惑，滞于语言文字之下，而又画而限之，不得其意，而恶其繁博而无统，迂远而不切，积厌生叛，故不惮决然舍去也。此其不沟通六经之害也。夫泥迹而不求其意，则岂特三代为述而不可用，即近世汉、唐、宋、明之史，亦岂可用于中西大通之局哉？”(33) 因此，完全可以肯定《康二》是康氏收阅《朱一》后所作的答复。
另外，《康二》开篇说：“曩辱大教，数千言，伸纸发诵，闳衍博实，如游沧海。仓卒奉答，不能摄举机要，颛颛愚愤，并陈其夙昔呈其论说，浅中妄言，甚自悔也。”(34) 所谓“ 数千言”之“大教”，指的就是《朱一》，而康氏自谓“仓卒奉答，不能摄举机要，颛颛愚愤，并陈其夙昔呈其论说，浅中妄言”，即意指《康一》未及回答《朱一》对其攻辨伪经的批评，仅是申诉自己因上书不达、遁而治经的缘由，并附呈“昔年儗上之折及代屠侍御所草折稿”。《康二》接着又说：“岁暮凋寒，颇困于人事，是用阙然久不能报。……然暇辄讽赐书，研辨经义……故不敢隐其戆谬，已摧烧而复书之。”(35) 可知康氏在送出《康一》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考虑《康一》所说“其今古文异同之说，俟异日献其愚”的问题，仔细琢磨《朱一》的责难，“研辨经义”，思考如何答辩，数易其稿，写出洋洋数千言的《康二》，对朱氏驳难逐一答解，予以有力反驳。《康二》最后又说：“方今时变日新，国势日蹙，民生憔悴。仆虽驽下，然栋折榱坏，亦将不免，安定则何敢当？然拨乱世反之正，思易天下以济生民，亦必有道也。足下畜德既深，感时日积，身虽退黜，犹居高明之地，操教化之权，察《春秋》改制之由，推大《易》通变之义，则《诗》、《书》、《礼》、《乐》之发明有所在，生民讬命必有以任之者。仆之枯稿，弹琴诵书，聊假著述以娱贫贱，岂能与斯任乎？”，(36) 这明显是对《康一》开篇“书末所云‘少谈经而多读史’，勖仆以为胡安定，而勿为管幼安，感时事之方艰，望人才之有用”以及信中所述上书不得上达，“上不为公卿所容，下为乡人所逐，穷而还山，鉴惕于前事，缄口不敢言，虽明知栋折榱坏，侨将不免，然既大声疾呼而不见听，亦将同饮狂泉而生，同其陨毙，故毅然绌心塞耳，闻氛乱而若不知焉……南归以来，授徒以就口食，无所用心，惟将宿昔所诵之经，深思默诵，以娱吾日”(37) 所作的呼应。因此又可以肯定，康氏作《康一》在前，作《康二》在后，都是对《朱一》的答复。
那么，朱氏收到《康一》、《康二》后，又是以哪一通书札应答的呢？笔者以为应是《朱二》。《朱二》中说：“顷辱手教，累数千言，见爱之意深矣，其中有足启发鄙心者，亦多有不敢附和者，未暇一一详复。大要足下卑宋儒之论，而欲扬之使高，凿之使深。足下以是疑宋儒，而虑其同于佛、老，仆则窃以是为足下危也。宋儒之言虽未必一无可疑，但疑之者不当更求高出乎其上。佛、老之所以异于吾道者，为其高也。高者可心知其意，而不可笔之于书。足下以董生正宋儒，而并欲推及董生所不敢言者，仆窃以为过矣。曩示大著皆录存，敬佩无已。君之热血，仆所深知，不待读其书而始见之。……君伏阙上书，仆盖心敬其言，而不能不心疑其事。”(38) 其中“足下卑宋儒之论，而欲扬之使高，凿之使深。足下以是疑宋儒，而虑其同于佛、老”，与《康二》所说“宋儒讲求义理，其功大矣，然患其凿之过深，扬之过高，其弊将不切于人道，则亦几与佛、老同矣”(39) 正相对应；“足下以董生正宋儒，而并欲推及董生所不敢言者”，与《康二》所说“汉儒既传孔子之《春秋》，孟子尊孔子继四圣之《春秋》，而谓宋儒不知《春秋》之学乃独优焉，仆愚，窃未敢从也。以宋儒比于贾、马、杜、郑言新学者，减为优焉；比之董生及《盐铁论》诸贤良文学，亦未见其必优也”(40)，也相当符合。而“曩示大著皆录存……君伏阙上书”数句所述，正是对《康一》中“今进昔年儗上之折”和送呈《新学伪经考》二本、《长兴学记》一本的回应。可见，《朱二》有对《康一》的回应，也有对《康二》的反驳，而“顷辱手教，累数千言”所指康氏复札，当指《康二》，因为《康一》全篇仅千余字，而《康二》则几近七千言。有论者以为《朱二》首句“顷辱手教，累数千言”所指康札已佚，其实不然。
由于《康二》对《朱一》所难逐一反驳，而《朱二》对此“未暇一一详复”，所以朱氏随后又作一札，接续《朱一》的某些话题，对《康二》所辩各事再作回应。朱氏的这一通复札，笔者认为就是《朱三》，以下试举三例说明：
其一，《朱一》不赞同康氏“今文与今文、古文与古文皆同条共贯”之说，《康二》对此加以辩解，说：“夫论事考古，止能以大概言之。古文与古文、今文与今文同条共贯，亦就大概而言。其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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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今文偶异者，传述之少殊。古文与古文偶异者，则故诡以灭迹。《公》、《穀》二传同出子夏，不能以其少有异同，即谓其非同条共贯。王肃伪为孔安国《书传》，以佐其反异郑康成之说，不能以其释《禹贡》‘三百里蛮’、《洪范》‘农用八政’诸条与郑注同，与己说异（自注：皆见《正义》），而谓其非同条共贯也。”(41) 针对《康二》以今、古文同条共贯而推出刘歆作伪的说法，《朱三》再次发难，批评康氏轻于立说：“足下谓今文之与今文、古文之与古文皆同条共贯，因疑古文为刘歆所伪造。夫古文东汉始行，本皆孔氏一家之说，岂有不同条共贯之理？若今文固不尽同，西汉立十四博士，正以其说之有歧互也。……一师之所传且如此，况今、古文之学岂能尽同？今文家言传者无多，自东汉时师法已乱，其仅存者乃始觉其同条共贯耳，岂西汉诸儒之说果如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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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乎？（自注：如《鲁诗》说《关雎》与《齐》、《韩》异，此类今犹可考。由此推之，今文必不能同条共贯也。乃执所见以概所不见，未免轻于立说矣。）”(42)
其二，《朱一》以《毛诗》与三家《诗》为例，认为今文《诗》说久已佚失，“近儒缀辑，百无一存，郢书燕说，盖犹不免，就其存者慎择焉，以订《毛》之失则可矣，欲废《毛》而远述三家，无是理也”(43)。《康二》反驳说：“三家《诗》虽亡，然遗说可考者亦得大概，虽训诂未详，而篇义不甚缺焉。以为百不逮一，郢书燕说，似未核实也。且三家为孔门之真传，正统虽微，岂可与僭伪并列？正当敌忾除残，以扶正室。”(44) 《朱一》又提出：“今学、古学行之几二千年，未有大失也。若《周官》，若《左氏传》，若《古文尚书》，疑之者代不乏人，然其书卒莫能废也。毋亦曰先王之大经大法，藉是存什一于千百焉，吾儒心知其意可矣。礼失求诸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45) 仍是主张以宽容的心态对待古文诸经，并且认为今、古文真伪之争如同“两造不备之谳辞”，劝诫康氏不必究心于此等不急之务。《康二》则批驳说：“古学行而今学废，而孔子之道亦因而尽废，而曰古、今并行未有大失，岂孔子、刘歆亦为两得耶？《周官》、《左传》苟人人皆悉其伪，则其书虽存，亦不过如伪《归藏》、《三坟》，留为故简，如伪孔《书传》之例，于经义亦未为大害。然今二书虽高明之士犹持两端，则辨之宜亟矣。经文真伪既分，两造之谳词已备，岂可使孔子抱沉冤而不雪，尚欲为和事老人哉？”(46) 对于《康二》今古真伪不能并存、考辨真伪刻不容缓的主张，《朱三》力加批驳，一再说：“治经所以明理。莫须有二字，固不足以定爰书，即便爱书确凿，亦不过争今、古文之真伪已耳，曾何益于义理？”“儒者治经，但当问义理之孰优，何暇问今、古文之殊别？近儒别今、古文，特欲明汉人专家之学，非以古文为不可从，必澌灭之而后快也。”“人心日伪，士习日嚣，是则可忧耳。不此之忧，而忧今、古文之不辨，吾未闻东汉兴古文以来，世遂有乱而无治。”(47)《朱三》还进而提出：“古之儒者非有意于著书，其或著书，则凡有关乎学术之邪正、人心之厚薄、世运之盛衰，乃不得不辨别之，以端后生之趋向。若二千余载群焉相安之事忽欲纷更，明学术而学术转歧，正人心而人心转惑，无事自扰，诚何乐而取于斯？充足下之意，欲废《毛诗》，然《毛诗》废矣，《鲁》、《韩》之简篇残佚，可使学者诵习乎？欲废《左传》，然《左传》废矣，《公》、《穀》之事实不详，可使学者悬揣乎？足下之说果行，其利亦不过如斯。若不可行，又何为俛焉日有孳孳费精神于无用之地也？”(48)
其三，《朱一》提出讲求身心修养的宋儒优于宣究公羊微言的汉儒，指责康氏于宋儒“所毕力讲明者，无端而羼杂焉以晦之”，并且“任智以凿经”，以新说高论鼓动一世，将使“聪颖之士颠倒于新奇可喜之论，而惑经之风于是乎炽”(49)。《康二》对朱氏所谓晦没大道、惑经诬圣的指责作了反驳，并论述宋儒根本不及汉儒：“宋儒讲求义理，其功大矣，然患其凿之过深、扬之过高，其弊将不切于人道，则亦几与佛、老同矣。故欲举孔子经世之学发明，乃以补其偏而归之正也，岂谓晦之？学者苟明于《春秋》经世之义，存三统以通其变，孔子易天下之心，可以师其意而不泥其迹，圣道庶几存焉。此切于人事者，非过高之比也。诸经咸定于一，无复纷纭，何惑之有乎？……汉儒既传孔子之《春秋》，孟子尊孔子继四圣之《春秋》，而谓宋儒不知《春秋》之学乃独优焉，仆愚，窃未敢从也。以宋儒比于贾、马、杜、郑言新学者，诚为优焉；比之董生及《盐铁论》诸贤良文学，亦未见其必优也。”(50) 《朱二》立即批评《康二》的这些说法，指出：“足下卑宋儒之论，而欲扬之使高，凿之使深，足下以是疑宋儒，而虑其同于佛、老，仆则窃以是为足下危也。宋儒之言虽未必一无可疑，但疑之者不当更求高出乎其上。……足下以董生正宋儒，而并欲推及董生所不敢言者，仆窃以为过矣。”(51) 《朱三》接着又大加申论，强调“夫学术在平淡不在新奇。宋儒之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平淡也”(52)，并以儒学衰微、士习不端，规劝康氏不要考辨伪经，“倡为奇衺，启后生以毁经之渐”，又语重心长地说：“自伪古文之说行，其毒中于人心。人心中有一六经不可尽信之意，好奇而寡识者遂欲黜孔学而专立今文。夫人心何厌之有？六经更二千年，忽以古文为不足信，更历千百年，又能必今文之可信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秦政即未焚书，能焚书者岂独秦政？此势所必至之事，他日自有仇视圣教者为之。吾辈读圣贤书，何忍甘为戎首？”(53)
据上所述，可以确信《朱三》是朱氏在《朱一》、《朱二》之后，针对《康二》所作的答复。康氏收到《朱三》后，再以一通长札作答，即《康三》，对《朱二》也偶有回应。接下来又是朱氏复康（即《朱四》）、康氏答朱（即《康四》），就考辨伪经与改制变法等问题反复争辩，彼此言语激烈，几有决裂之势。《朱三》、《康三》、《朱四》、《康四》间的这种往返次序，从这四通人所共见的书札中可以轻而易举地寻出，学术界也早已达成共识，此处不再赘述。至于后来朱、康两人“剧谈彻夜”，因彼此“论性则终以不合”(54)，朱氏余兴不尽，作书续辨（即《朱五》），康氏起而应战，回复一札（即《康五》）。《朱五》、《康五》虽仍是朱、康论学的重要书札，却以辩论人性善恶为主题，与《伪经考》并无直接关系(55)，所以本文不拟论及。
第三考：朱、康书札论学的时间
关于朱、康争辩《伪经考》各通书札的撰写时间，可以光绪十七年（1891）六月廿三日的《康三》为基点，根据上文所考各札的先后次序，作一大致的推测。
先看《康二》、《朱二》、《朱三》的时间。《康三》开篇提及朱氏两札：其一，“前承教惠数千言”，所指即《朱三》，由“连日下痢，故阙然久不报”(56)，知《朱三》与《康三》相隔时日较多；其二，“去年承教以读书穷理，足以自娱”(57)，即指《朱二》，由“去年”一词，可知《朱二》作于光绪十六年（1890）。《康三》明言《朱二》为“去年承教”，而称《朱三》为“前承教惠”，则《朱三》应与《康三》作于同年。《朱二》主要是对《康二》的答复，札中谓“顷辱手教”，《康二》则有“岁暮凋寒”一语(58)，可知《康二》、《朱二》二札均应作于光绪十六年岁暮。另据朱氏的行踪，他在光绪十六年（1890）腊月底返乡省亲，翌年四月初旬始回广州(59)。《朱二》中说“未暇详复”，应是说自己忙于归省。因此可进而确定《朱三》作于光绪十七年四月朱一新返粤之后。
再看《朱一》、《康一》的时间。《康一》在《康二》之前，同样应作于光绪十六年。《康一》中又有“南归以来，授徒以就口食，无所用心，惟将宿昔所诵之经深思默诵，以娱吾日。其有所见，笔之于书，不能复已，又将与门人，言先圣之道所在”(60)，根据《康谱》，陈千秋、梁启超先后于六月、八月归依康门，接受其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之说，协助编撰《伪经考》诸书，康氏又于九月应请“教冬课于广府学宫孝弟祠……欣然从之，说《诗》焉”(61)，则《康一》必是作于九月之后。又《朱二》提及《康一》时，谓“曩示大著”，可知《康一》与作于年底的《朱二》相隔较久。《康一》提及《朱一》时，称“顷辱手书”，《康二》又称《康一》对于《朱一》是“仓卒奉答，不能摄举机要”，另谓“曩辱大教……岁暮凋寒，颇困人事，是用阙然久不能报”(62)，可见《朱一》与《康一》在时间上比较接近，而与《康二》相隔稍久。合而观之，可以推知《朱一》、《康一》均当作于光绪十六年十月或十一月间。
最后看《朱四》、《康四》的时间。《康三》中提及“今将门人功课部缴呈一二，览之亦可见鄙志之所存”(63)，《朱四》同样提及此事，谓“贵门人日记十二册，穷日之力读之，高明沉潜，各极其胜”(64)，由此推知《朱四》与《康三》相隔应止数日。另外《朱四》提及《朱三》时，称“曩贡一笺”(65)，可知《朱四》与《朱三》相隔较久。前已指出《朱三》与《康三》相隔较久，也可证明《朱四》与《康三》在时间上比较靠近。两相参照，可知《朱四》应作于六月底或七月初。至于《康四》，从内容上看，当是接阅《朱四》后随即作复，所以《朱四》、《康四》均应作于光绪十七年夏末，至迟在秋初(66)。
康氏曾在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所作《祭朱蓉生侍御文》中，追述与朱氏两次面晤论学，其中第二次是康氏往广雅书院见朱氏，就孔子改制之说激烈相争，事在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既望”。第一次则是朱氏来访康氏于其学馆，康氏追忆说：“读我著书，高轩枉过。穷辨学术，苏援马。……何郑谭经，朱陆辨道。虽有异同，益彰雅素。吾尝谓君，君实治才。……君亦谓吾，门户独开。偏师勿过，尚慎旃哉！”(67) 这里只说“读我著书，高轩枉过”，朱氏所读为何书、来访在何时，均未指明。光绪二十四年（1898）底大体成稿的《康谱》，也在光绪十七年（1891）冬季下写道：“义乌朱蓉生侍御一新时教广雅，来访，与辩难颇多，与语中外之变，孔子之大道，朱君不信。既请吾打破后壁言之，乃大悟。其与人言及见之书札，乃其门面语耳。”(68) 朱、康两人曾经多次晤谈，所以《康谱》的这一记述也相当含混(69)。但两处所记皆谓朱氏来访康氏，应该实指一事。康氏在祭文中说朱氏“读我著书”后来访，并有“君亦谓吾，门户独开。偏师勿过，尚慎旃哉”的评论，这与《朱一》谓《伪经考》“深识独断”、“成一家言”，又责其“用心甚锐，持论甚高，而兼济之以博学，势将鼓一世聪颖之士颠倒于新奇可喜之论，而惑经之风于是乎炽”的评价，以及《朱二》谓康氏不能“扬高凿深”、“持论不可过高，择术不可不慎”、“有当罕言者”的诫劝完全相合。《康谱》又将朱氏来访系于《伪经考》刻成之后，合而观之，“读我著书，高轩枉过”应是朱氏读过《伪经考》后往访康氏，相与辩论。但根据《康一》的记载，结合上文的考察，康氏早在光绪十六年（1890）秋冬即将《伪经考》书稿分两次送给朱氏，作于当年冬季的《朱一》、《康二》也早已就《伪经考》展开争论，可见朱氏绝对不是阅过《伪经考》刊本之后才与康氏辩论(70)。因此《康谱》笼统地将朱、康之争系于光绪十七年（1891）冬天明显有误，后人岂能据以推定朱、康论学书札的时间？
第四考：朱、康书札论学的主题
由于针对《朱一》详作辩驳的《康二》一直未被研究者注意，《康三》开篇又声称“未信而谏，其言不入，故今亦不复及古今真伪之学”(71)，《康四》文末更要求朱氏“若《伪经考》，事理万千，足下若欲正之，望将此书逐条籤驳，至于穷处”(72)，有论者因而认为康氏对朱氏有关《伪经考》的批评未曾作出直接回应，并推断极端自负的康氏对朱氏的责难有意规避、不屑作答或是无力反驳，甚至提出朱、康论学的范围远远超出《伪经考》一书本身，《伪经考》仅是辩论的引子或话头。这些说法同样与史实不符。诚然，朱氏在这场学术辩论中，确是想借《伪经考》一书穿凿说经、立论太果的缺失，来批评康氏的心术、教术与治术，因而除在《朱一》中对康氏某些具体经说有较多批评（《朱三》即明确表示“若其言之有关考订者，前书已略陈之，无烦赘及”(73)），此后各札主要就康氏的治经方法与对待经典的态度立论，陈说考辨今古真伪的得失利弊，痛言康氏伪经之说可能导致煽惑士子、毁弃经典的负面影响。可是康氏每作书札答复，无不以考辨今古真伪为说，因此与《伪经考》一书密切相关的各种话题，即新学伪经之说能否成立、今学古学可否并存、考辨今古真伪有无必要、何种经术可作治术等，自始至终都是朱、康学术辩论的主要内容。从前文对《康二》、《朱三》在朱、康书札往返次序的考述中，即可发现朱、康有关《伪经考》某些观点、研究方法、治经心术及其影响的各种争论，自《朱一》全面发难，到《康二》一一辩解，再到《朱三》接续驳难，一直都不曾中断。事实上，这些辩论焦点与具体话题在《康三》、《朱四》、《康四》中仍在继续。兹举关于康氏有无任意取舍《史记》和伪经之说是否新奇之论的争辩为例，摘引朱、康各札中的相关词句（各据《佩弦斋文存》卷上、菁华阁本《义乌朱氏论学遗札》），列表如下：

关于任意取舍《史记》的争辩

关于伪经之说为新奇之论的争辩

朱一

当史公时，儒术始兴，其言阔略，《河间传》不言献书，《鲁共传》不言坏壁，正与《楚元传》不言受《诗》浮邱伯一例。若《史记》言古文者皆为刘歆所窜，则此二传乃作伪之本，歆当弥缝之不暇，岂肯留此罅隙以待后人之攻？……史公《自叙》“年十岁则诵古文”，《儒林传》有“古文尚书”，其他涉“古文”者尚夥，足下悉以为歆之窜乱。夫同一书也，合己说者则取之，不合者则伪之，此宋、元儒者开其端，而近时汉学家为尤甚。虽未尝无精深之言，要非仆之所敢言也

汉、宋诸儒，大端固无不合，其节目不同者亦多，必若汉学家界画鸿沟，是狭僻迷谬之见也。然苟于诸儒所毕力讲明者，无端而羼杂焉以晦之，谅非足下任道之心所宜出也。……夫浅者之所失，支离破碎而已，其失易见，通儒不为所惑也。若其用心甚锐，持论甚高，而兼济之以博学，势将鼓一世聪颖之士颠倒于新奇可喜之论，而惑经之风于是乎炽。战国诸子，孰不欲明道术哉？好高之患中之也。

康二

足下又谓仆于古书合己说则取之，不合己说则伪之，类近世之言汉学者。谨按古文之无既明，则史公之称述又从何来？此不待辩而知其伪窜者也。且今本虽间有“古文”之语，然以《十二诸侯年表》“‘古文’一作‘国闻’”证之，及《史记》中“古文”二字按以前后文理每多岨峿，则其不可信据，已可概见。《史记》之经后人窜乱，赵瓯北所考者已班班可考。……

规仆勿为新奇，而预戢惑经之风，言则深，爱我厚矣。虽然，仆不敢阳受之而不言也。……宋儒讲求义理，其功大矣，然患其凿之过深、扬之过高，其弊将不切于人道，则亦几与佛、老同矣。故欲举孔子经世之学发明，乃以补其偏而归之正也，岂谓晦之？学者苟明于《春秋》经世之义，存三统以通其变，孔子易天下之心，可以师其意而不泥其迹，圣道庶几存焉。此切于人事者，非过高之比也。诸经咸定于一，无复纷纭，何惑之有乎？

朱三

足下不用《史记》则已，用《史记》而忽引之为证，忽斥之为伪，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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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退，初无确据，是则足下之《史记》，非古来相传之《史记》矣。凡古今学术偏驳者，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然，聪明之士安肯沉溺乎其中？

忧世者亟当明理义以正人心，岂可倡为奇袤，启后生以毁经之渐？……自伪古文之说行，其毒中于人心。人心中有一六经不可尽信之意，好奇而寡识者遂欲黜孔学而专立今文。夫人心何厌之有？六经更二千年，忽以古文为不足信，更历千百年，又能必今文之可信耶？……世之才士，莫不喜新奇而厌平澹。导之者复不以平澹而以新奇，学术一差，杀人如草。古来治日少而乱日多，率由于此。……窃恐诋讦古人之不已，进而疑经;疑经之不已，进而疑圣;至于疑圣，则其效可睹矣。

康三

若谓仆妄窃《史记》以成其说，据《读书杂志》，以为今本《史记》出于王肃，肃为古文家，此其确据，可勿论。少昊、少康见于《左传》，非僻书也;事关一朝，非细事也。而《史记·五帝(本纪)》、《三王本纪》无少昊、少康事。……史公虽陋，岂至是乎？正统相承，事关兴亡，不著之《本纪》，而著少昊于《律书》，存羿、浞、少康于《越世家》，有是理乎？史公虽不计史裁，亦无此理。兄能下一语解之否？若必党护刘歆，而攻史公为陋，其谁信之？《史记》多窜，终无解于扬雄之语。……私行金货以改经文，经文犹改，何况史也？窃以为足下之笃信，过矣。

推足下相规之深，谓仆于宋儒有未满之论，故谆谆以新奇为戒，以平澹为归。苦口良药，至哉言乎!然昔朱子有云：“每读古人书，辄觉古人罅漏百出。”仆不幸颇与朱子同病，随举一学，多有不满前人者。……仆虽愚，于穷理之学，窃有一日之长，故推陈出新，登峰造极。后生可畏，来者难诬，正不能以荣古虐今了却也。盖天下义理，无非日新。足下所戒，虽是儒先之谠言，然实非天理也。既非前人所言，自近新奇矣。学者论学，但当问义理之何如。义理以求仁为主，若其不仁，安知平澹者之不特无益，而且以害人乎？言不可若是其几也。

朱四

汉时续《史记》者甚多，后人不察，往往混为史迁之作，竹汀、瓯北诸家皆辨之。辨之是也，因是而遂割裂其全书，强欲坐刘歆以窜乱之罪，歆如窜乱，自当弥缝完好，求免后人之攻，何以彼此纷歧，前后9牾，罅漏百出，奚取于斯？足下为此无征不信之言，傅合文致，以成其罪，歆不足惜，如六经何？是奚翅宋人之三字狱、周室之罗织经也，谓非贤知之过乎？

无论今文、古文，皆以大中至正为归。古今止此义理，何所庸其新奇？闻日新其德矣，未闻日新其义理也。乾嘉诸儒以义理为大禁，今欲挽其流失，乃不求复义理之常，而徒备言义理之变。彼戎翟者，无君臣，无父子，无兄弟，无夫妇，是乃义理之变也。将以我圣经贤传为平澹不足法，而必以其变者为新奇乎？

康四

不见若少康，见于《夏本纪》者，系平世践祚，毫无事迹，非有中兴之功，如《左传》云者。若有之，史公于《本纪》何得不叙？仆前论及此，足下何不细察？论少康事文义明显，足下尚未通仆意。甚矣!听言而知人意之难。望足下后此细心，不然则无不凿枘。

仆近攻伪经，因孔子后学之绪、西汉博士之说而发明之，以其为古学沉坠久矣，故仆别白而正言之。孔子之学真伪之大不知则已，知则日不能已于言，非有新奇也，且皆西汉说耳，未尝自出一说也。……天道日变，异于旧则谓之新。仆所谓新者如此。足下不察，乃就义理言之，何其异耶？
有关《史记》的争论，只是朱、康之争的一个细节问题。关于新学伪经一说是否康氏“任智以凿经”、为鼓动一世人心而故作新奇之谈的争论，则是朱、康此次学术辩论的一大焦点。根据上表所列，朱、康各札自始至终都在论辩这大、小两个问题。可见《伪经考》一书绝不仅仅是朱、康此番论学的引子，而是贯串始终的主题。
康有为两通佚札的发现以及与之相关的考察，不仅能够纠补已有研究的诸多讹失，更有助于今人重建朱、康辩论《伪经考》的基本经过。简而言之，由于《康一》、《康二》的再现，通过对朱、康各札内容的分析，可以排比出两人辩论《伪经考》书札的往返次序如下：《朱一》、《康一》、《康二》、《朱二》、《朱三》、《康三》、《朱四》、《康四》。此番书札论学起自1890年秋末冬初，迄于1891年夏末秋初，《伪经考》始终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辩论的中心话题，考辨今、古文真伪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则是朱、康争论的焦点，也是彼此分歧的关键。至于朱、康辩论《伪经考》的具体内容以及双方持论的优劣得失，同样也有必要另作检讨，重加评判。本文限于篇幅，不再细说，且俟他日另作专论。
注释：
① 详参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25－734页；朱维铮：《康有为和朱一新》，《中国文化》第5期（1991年12月），收入《音调未定的传统》，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35－250页；张勇：《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学术之争”》，《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又见蔡乐苏、张勇、王宪明：《戊戌变法史述论稿》，北京：清华大学出舨社，2000年，第192－201页；曹美秀：《朱一新与康有为——以经学相关问题为讨论中心》，《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台北）第28期（2006年3月）；江中孝：《19世纪90年代初期岭南学术界的一次思想交锋——以朱一新和康有为对〈新学伪经考〉的论辩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②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第797－834页。
③ 楼宇烈编：《康子内外编（外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7－186页。
④ 姜义华、吴根梁编：《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18－1059页。按：姜义华、张荣华主编的新版《康有为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册所收与此完全相同。
⑤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根据所藏抄件整理编辑的《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仅收前两札，见该书第221－235页。
⑥ 例如，朱维铮在《重评〈新学伪经考〉》一文中，就提出康札“至少五、六通，但今存仅三通”，见氏著《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96年，第229页。曹美秀在前揭文中，也提出在朱氏《复长孺第二书》、《答长孺第三书》之前，康氏应该分别有信给朱氏，“但原信都不可见”。
⑦ 张勇：《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学术之争”》，见蔡乐苏、张勇、王宪明：《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第192－200页。
⑧ 朱维铮：《康有为和朱一新》，《中国文化》第五期，第38页。又在第44页第7条注文中指出，康有为在《答朱蓉生书》的最后宣称，除非朱一新敢对“事理万千”的《伪经考》逐条签驳，否则他对“一二偏说单辞”将置诸不理。朱先生另在《重评〈新学伪经考〉》一文中，认为康有为面对朱一新的尖锐批评，反讥他“尚泥乎宋人之义理，而未深窥孔子之门堂”，并宣称不愿再就《伪经考》内容同朱一新继续辩论，详见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第229页。
⑨ 杨炳章在序文中说：“其时康有为所著《新学伪经考》刊成，俗学鄙夫奉为枕秘，侍御数以书相诘难，又条辨于《无邪室答问》一书，此数篇亦其一时作也。”文末自署光绪戊戌中冬。见叶德辉编：《义乌朱氏论学遗札》卷首，长沙：叶氏观古堂，1902年重刻本。
⑩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印行前记》，第5页。
(11) 姜义华、吴根梁编：《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编者按语”，第1018页。
(12)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根据所藏抄件整理的《致朱蓉生书》，末署“六月廿三日”，编者因此指明该札撰于1891年7月28日，另谓《答朱蓉生书》作于1891年。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第221、227页。按：张勇等根据日期明确的《致朱蓉生书》，指出《朱二》应作于1890年，甚是。
(13) 朱一新致康有为各札，除上述蒋贵麟、楼宇烈、姜义华等编康氏文集及本表7种文献收录外，还有以下3种资料单收朱札：（1）朱一新自定《佩弦斋文存》卷上，见朱怀新编《拙庵丛稿》，光绪二十二年（1896）顺德龙氏葆真堂藏板；（2）平远编《义乌朱先生文钞》卷二，光绪二十三年（1897）明善社刻本；（3）佚名编《佩弦斋尺牍》，宣统三年（1911）上海文明书局铅印本。
(14) 陈团初、李焯然、谢飘云编《康有为著作与研究资料索引》（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所列康氏著作出版简目下，提及《论学》一书，以为有两种版本：其一，“朱一新撰，康有为编，清光绪年间版，书名《论学遗札摭存》，存北京图书馆”，其二，“朱一新、康有为同撰，民国年间刻本，存北京图书馆”，见该书第315页。
(15) 该书仅署“粤刻”，未标明刊印者与刻版时间，后人遂有刊于光绪年间、民国年间两说。据书版及内容，该书全部袭用光绪乙未年（1895）菁华阁刊《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而书名称“康长素工部”，毫无批驳康学的意味，由此推测，当刊行于1895年康有为进士及第之后、1898年北京政变之前。
(16) 最近出版的《翼教丛编》新校本，已将《增广翼教丛编》卷七康氏三札作为附录收入，见杨菁点校，蒋秋华、蔡长林审订：《翼教丛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
(17) 朱一新五札见卷一，康有为三札见卷七。
(18) 陈团初等所编《康有为著作与研究资料索引》所列康氏研究专著目录下，提及《朱蓉生驳康学书札》，谓“朱蓉生著，上海商务印书馆版”，第327页。
(19) 该书未署出版时间，中国国家图书馆标为民国年间出版，但据书名及内容推测，似应在大驳康学的光绪（1875－1908）、宣统（1909－1911）年间。
(20) 朱一新：《来书一》，《义乌朱氏论学遗札》，光绪乙未（1895）菁华阁刻本，第26页上。
(21) 朱一新：《答康长孺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4页上－第14页下。
(22) 朱一新：《答康长孺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0页上。
(23) 朱一新：《答康长孺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4页上。
(24) 朱一新：《答康长孺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4页上－第14页下。
(25) 朱一新：《来书一》，《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27页上－第27页下。
(26) 朱一新：《答康长孺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2页下。
(27) 朱一新：《康长孺复朱先生书》，《朱蓉生康长孺往来书札》，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抄本，原书未标页码。
(28) 朱一新：《复长孺第二书》，《佩弦斋文存》卷上，页15上。
(29) 朱一新：《来书一》，《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页27下。
(30) 后《康四》中义提到代屠仁守上《请开铁路折》，自注“此折似曾呈阅左右”，由《康一》亦可知其着落。
(31) 张勇《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学术之争”》一文依据《翼教丛编》所排朱氏五札次序，指《康有为全集》排列朱札次序有误。其实，真正有误的是《翼教丛编》。张文本拟通过考定各书札往还的次序来提出新见，不料“考知其时间顺序的第一通”，实际上是第二通，因此文中“朱氏此札不涉及《伪经考》，但此后朱、康有关《伪经考》的辩驳又都与此札涉及的问题相连，因此该札可视作朱、康辩驳的一个引子”云云，均失去了立说的基础。
(32) 朱一新：《来书一》，《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27页下。
(33)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48页上。
(34)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36页上。
(35)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36页上－第36页下。
(36)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48页下。
(37) 朱一新：《来书一》，《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27页上。
(38) 朱一新：《复长孺第二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4页下－第15页上。
(39)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45页下。
(40)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47页下－第48页上。
(41)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43页下。
(42) 朱一新：《答长孺第三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6页下。
(43) 朱一新：《答康长孺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2页上。
(44)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43页上。
(45) 朱一新：《答康长孺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4页上。
(46)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46页上－第46页下。
(47) 朱一新：《答长孺第三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6页上、16页下、17页下。
(48) 朱一新：《答长孺第三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7页下－第18页上。
(49) 朱一新：《答康长孺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4页上。
(50)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45页下－第46页上、第47页下－第48页上。
(51) 朱一新：《复长孺第二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4页下－第15页上。
(52) 朱一新：《答长孺第三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7页上。
(53) 朱一新：《答长孺第三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5页下－第16页上。
(54) 朱一新：《答康长孺论性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21页下。
(55) 朱一新自名该札为《答康长孺论性书》，与前四札以《答康长孺书》、《复长孺第二书》、《答长孺第三书》、《复长孺第四书》连续称名有异，可见朱氏亦因该札与前四札内容不同而有意加以分别。
(56) 康有为：《致朱蓉生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019页。
(57) 康有为：《致朱蓉牛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019页。
(58)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36页上。
(59) 朱一新《复杨叔峤年丈》说：“新去腊归觐，四月初返粤，课卷纷积，日为料理。”《复门人孙慕韩》又说：“去冬猝闻令先尊噩耗，惊惋累日，兄适欲旋里，乃偕粤士黄季度等为位于粤秀山道院而哭……春间道出武林，询诸厚庵，知弟扶柩尚未至，未获凭棺一恸。夏初抵院，始见讣函，久稽裁答。”两札均作于光绪十七年（1891），见《佩弦斋杂存》卷下，第20页上、21页上。
(60) 朱一新：《来书一》，《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27页上。
(61) 《康南海自编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2页。
(62)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36页上。
(63) 康有为：《致朱蓉生书》，姜义华、吴根梁编：《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019页。
(64) 朱一新：《复长孺第四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21页下。
(65) 朱一新：《复长孺第四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8页上。
(66) 朱一新在光绪十七年（1891）秋闱揭榜后所作《示儿萃祥》中，言及“近时公羊之学大行，此间亦有人为此学者，余有书正之，今寄汝阅”（《佩弦斋文存》卷上，页52上），所谓“有书正之”，即指以书札与康氏辩论《伪经考》之事。
(67) 姜义华、吴根梁编：《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0页。
(68) 《康南海自编年谱》，第23页。
(69) 对于《康谱》末两句“既请吾打破后壁言之，乃大悟。其与人言及见之书札，乃其门面语耳”，吴天任在其《康有为先生年谱》中，根据朱一新《复长孺第二书》中“凡事不可打通后壁”数语，认为朱氏主张凡事皆当留有余地，质疑《康谱》云云不合史实：“先生谓蓉生乃大悟，然观其往复诸书所言，岂似门面语乎？”（台北：艺文印书馆，1 994年，第84页）钱穆则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斥责康氏此说为“诬其死友”之举。笔者则以为，《康谱》所以有此遁饰之词，并在追述论学一事后特意附上“其与人言及见之书札，乃其门面语”，力言朱氏各札不可据信，并非有意“诬其死友”，而是针对《翼教丛编》等选刊朱氏五札藉以大驳康学所作的反击。
(70) 《新学伪经考》初版于光绪十七年（1891）七月，而康有为在上年岁暮所作《康二》中，就说：“以鄙人创说少异儒先，今兹故人学士诘难纷起，是动天下之兵而以孤师陈境上以叠御之，甚知其难也。”（朱一新：《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36页上）又在光绪十七年六月廿三日所作《康三》中，提及“外论闻仆之言，每以为狂，以为二千年大儒辈出而莫之知，而待康某于二千年后发之，岂不妄哉”（《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024页），可见《新学伪经考》在刊板之前已早为诸多“故人学士”所闻知和批评，朱一新并非唯一获读该书稿的人。
(71) 康有为：《致朱蓉生书》，《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