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王庆祥：论罗振玉和王国维通信的学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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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庆祥：论罗振玉和王国维通信的学术内容

【原文出处】《东北史地》(长春)2012年5期第46～50页
【作者简介】王庆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吉林　长春　130033
【内容提要】 罗振玉、王国维皆是近代中国的国学大师，罗王交往的始末历程在两人的遗札中有全面真实的呈现，内容涉及他们撰写的许多有影响之学术著作，涉及他们与中日两国上层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的交往，涉及两位文化名人的生平大事，可以解决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文化史上许多疑案，可以揭示那个历史时期的学术环境、研究水平和学人风气，其史料价值、文化价值、研究价值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不可低估。
【关 键 词】罗振玉/王国维/罗王之学/书信/学术
罗振玉是中国近代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国学大师，其一生致力于文化和文献事业，著书立说，取得重要学术成就，影响于民族发展者甚大，这一切在他的遗札中都有呈现和反映。而且，往往能够彰显某一研究选题的萌芽、起落和成熟过程，乃至问世方式、学界反响等的学术史资料，更加有利于后世学人对相关研究的理解、承继与发扬。迄今存世的罗振玉家书暨其他遗札，特别是他与王国维往来书信，也是罗雪堂学术论著之中很重要的一种，不可缺失，也不容忘记。我将侧重从罗振玉和王国维往来通信的角度，谈及雪堂遗札的学术内容。
一、隔海望，国际通邮学术情
罗振玉致王国维书信共700余札，绝大多数还保存着，在王身后由赵万里整理粘贴，捐赠北京图书馆。王国维致罗振玉书信，或存藏于北京图书馆，或存藏于旅顺博物馆，或由罗家自珍，也大部存世。
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得到罗振玉嫡孙罗继祖师全力支持与面对面指导，得到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列入出版规划、拨付经费赞助，遂有机会获取罗王通邮信函全部照相原件千余札。从1993年8月起历时6载有余，对行文好像“春蚓秋蛇”、“字如小蝇、形同龟殷”、极难辨认的原札，施以识辨、校勘、注释、考证、确定顺序、撰写按语等为一体的系统研究，而终于在1999年10月末完成《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一书。该书2000年7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做了这件事我很高兴，希望有益于学界，有益于我国文化建设。更希望我国学人在研究雪堂先生学术论著的同时，也不要忽视罗王通信中的学术之论。
1.自1898年至1916年只留下少量便笺
罗王早期交往始于1898年6月，到1911年11月两人相携东渡约13年半时间，罗慧眼识珠发现了王，并把他一步步带入古文字、古文献、古器物等研究的深层领域，惜其间两人往来便笺或信函未能保存。自罗王东渡至1916年2月王应聘返沪，两人身在异邦而朝夕相守切磋论学，研究方向也渐趋一致。东渡之初王住在罗家，帮罗整理藏书并编目。1912年4月王移居邻屋，虽每日相见，也时而传递便笺。《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中最早的一批札件即此时留下的便笺。可见罗怎样影响王弃文学而转向经史考据之学，且在研究方向和思想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2.自1916年2月至1919年春末两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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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多为学术交流
自1916年2月王国维回国，罗王就开始频繁通信。在返沪客轮上，三五天内王便给罗寄出两函，都是讨论石鼓文中某字的破译。现存两人通信中多为学术交流，其时王正从事古文字、古器物研究，每有心得必致信罗，谈研究思路、进程和方法，如1916年8月27日王因撰成《毛公鼎考释》致信罗，谈及研究方法新体会。同年王撰写《魏石经考》与罗通札更多，留下关于魏石经考证的宝贵实践经验。
三年中两人都在学术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王国维以几篇为甲骨学奠基的鸿篇巨制，赢得世界性和历史性学术声誉。两人通信中有大量关于研究选题的自我思考，以及选题确定后搜集资料，加以论证，形成结论，或补充、修正、完善研究成果的自我述说，特别是关于成果价值的自我认识和说明，如果没有罗在频繁通信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王也很难获得这样巨大的成功。
我们在两位国学大师往来书札中，几乎可以找到他们各自完成的全部文章之论点、论据的来龙去脉，足以凸显其治学态度和学问步步深入的轨迹。如1916年8至10月王撰写《汉魏博士考》，与罗书札往来10余通，讨论从立题到定稿全过程。作为学术问题两人也有争论，这更能促进学术发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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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1月王撰成《汉代古文考》三卷，首次提出“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罗有怀疑，但近年出土的楚墓残简等文物证明王说是正确的。
在两人往来书札中也可以看出，王国维许多研究课题，实际也是前此与罗振玉合作研究的继续，如他在1916年三四月间撰写的《殷礼小记》和《殷礼征文》“皆祭礼事”，系补罗“考释所未备者”。再如他1916年3月撰写《流沙坠简考释补证》，也是对前此两人合著之“违失漏略”给以“一一正之”或“补苴前说”。
3.两人通信展现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成稿经过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是王国维最重要的甲骨学著作，开创用甲骨文字证史的先河，证实殷先公自上甲以下的次序，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不少错误，同时也证明《殷本纪》所记殷代帝王世系大致可信，说明《史记》与史实基本相符，他利用甲骨文资料重建了殷代信史。然而，如此影响深远的重要著作，虽成于王手，但在若干关键环节上都有罗参与。通信呈现出该文成稿经过，可知两人学术交往的重要作用。
起初，罗振玉编撰了《殷虚文字前编》、《殷虚文字后编》和《殷虚文字菁华》等书，只录卜辞，未加释文。继而汇辑可识可读之甲骨文字五百余，撰成《殷虚书契考释》。稍后又汇辑不可遽释的甲骨文字共千余，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与前书互为表里。王乃因《待问编》而深入研究，并在罗已考出卜辞内“王亥”为人名的基础上，又从《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古文献中找到根据，“知王亥乃殷之先公”，进而依次考定卜辞中先公先王共13人的名字。罗获悉后“索稿甚亟”，王乃寄出1917年2月28日所成第二稿，罗惊为绝作，两度复函，且进一步释读了卜辞中“上甲”二字。同年3、4、5月中，王又见到英伦哈同氏所藏殷虚文字拓本凡八百纸和为养疴而来沪的罗所携新拓书契文字约千纸等新资料，发现两家墨本中有可作延津之合者可以补正前说，乃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
4.两人通信促进了《殷周制度论》等重要论文和著作的问世
1917年9月问撰写的《殷周制度论》，也是王国维一篇有代表性的重要论文，对于殷商制度的探源和殷周制度的异同，都能发千古之秘。尤其他在此文中开创了研究甲骨文和古文献的“二重证据法”，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在学界产生发挥了不可取代的重要影响。撰写期间他与罗振玉数度通札，依次讨论文章的体例、目录、修改和定稿，应该说，罗也有力地参与了它的问世。
1917年8至9月，王国维撰写《两周金石文韵读》期间也多次与罗振玉通信，说明他从事古韵研究的旨趣所在，认为古韵之学是古今学术发展的尖端学科，至清代王念孙、江有诰诸人而至精密完善，以为后世无可增损。然而，这些学者没有搜集金石文字等方面的资料，王乃以此文补充之。两人细致讨论了撰写该文的思路、需要使用的资料和叙述方式等，实为大学问家的自我剖白。
罗王通信还常讨论各自拟议中的学术选题，有些尚未付诸操作而成文，却给后来入此领域之学者留下登堂入室的阶梯。如1917年10月初王拟考订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的时代，乃致信罗，说明了他想采用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又如1917年10月下旬，王撰成《魏毌丘俭丸都山纪功刻石跋》，我们从罗王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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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通函中可知该选题的出现是因日本友人内藤虎次郎赠王一册《丸都山纪功刻石》残卷，他查阅《北史》等文献，知“高句骊都于丸都之下”，则此刻石自是“人间瑰宝”，遂把这一残卷的影照拓本加以装裱，并“漫书其上，得千字”，后经修改乃成此跋，继又拟寻觅原石。显然，这一实情对后世学人是很有价值的。
罗王通信中还有两人讨论《续皇朝文献通考》、《仓颉篇》重辑本、《声韵续考》、《徐俟斋先生年谱》等选题的情况。
5.两人通信可见罗王在学术研究实践中条件互补和相互支持
对一位古文献研究者来说，丰富的藏书是最必要的条件。王返沪后自谓从事著述“与曩在大云书库中左右采获，难易不啻霄壤”，感觉真实，也体现出他在日本期间的著述，实导源于罗家大云书库。王的学术研究、课题转向等，都与罗家藏书有着如鱼得水的关系。
1916年10月上旬，罗振玉曾写信建议王国维仍返日本寓居，王回信表示“维所极愿”，并提出“回归海宁故居”和“寓沪”两种设想，出发点仍在其研究需要与罗交流和对大云书库的依赖。
罗之研究及其成果刊布同样需要王的协力，据统计，1916年内印成的《殷虚书契后编》二卷、《古器物范图录》三卷、《金泥石屑》二卷、《殷虚古器物图录》二卷、《古明器图录》三卷等罗著五种，就是由王经手送入邹景叔主编的《艺术丛编》而刊出。1916年10月两人通信还讨论过明本《孔子家语》、永乐本刘向《说苑》、孔刻《北堂书钞》等版本优劣，王多次写信建议罗收藏《印举》拓本和《澄清堂帖》。
1916年12月，王偶在上海书肆购得孙诒让遗稿《契文举例》，欣喜异常，此乃甲骨文早期著作手稿本，书中谬误虽多，“然筚路椎轮不能不推此也”，即寄罗编入《吉石庵丛书》行世。
罗王在通信中互相鼓励，对他们共同的学术事业起到良好作用。例如1916年2月罗在信中对王既有厚望，又有很高评价，认为十年后王之成就“必逾于亭林、戴、段，此固非弟之私言也”。又如1916年12月29日，王获悉罗患病即写信慰问，把罗的学术成就与南沈(沈曾植)北柯(柯劭志)相提并论，三人中罗最年轻，而前程更远大，这不是虚誉，是实事求是的。
6.关于行止踪迹等书札内容也密切关联学术
论学之余，罗王通信还谈及对时局的看法，谈到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盛宣怀、徐世昌、岑春煊、康有为、张勋、梁士诒、梁启超、陆荣廷，更关注清官小朝廷和溥仪，还有著名遗老等。两位学者不但详记他们的著述、学术和政治活动，还辅以生活状貌、行止踪迹。从两人通信中还能发现某些重要的思想苗头和重大事件。例如王返国后不断给罗写信谈到就任《学术丛编》编辑之职后的新环境，他对哈同、罗迦陵、姬佛陀等人的认识和评价等。1917年9月初蔡元培聘请王出任京师大学教授被辞谢，1918年1月蔡元培再度聘王出任北京大学教授仍加婉拒，1918年9月日本友人内藤博士欲延王前往日本大学任教等，都在两人书札中有过磋商。可以说，罗王通信是研究两位国学大师生平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罗王通信中也有大量关于同时代其他著名学人的评论，如对沈曾植、缪荃孙、柯劭忞、蒋孟苹、朱祖谋等，不仅涉及他们的著作、观点，还常常透露他们的生平内情或生活细节。
二、成亲家，频繁通信皆学问
自1919年5月罗第三女罗孝纯与王之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结婚，罗王两家成为亲家，两人20年情谊和学术交往又迈进一大步，至1923年4月16日王奉溥仪“诏”离沪赴京“入值”南书房，其间四年两人通信近200封，内容也关涉学术最多。
1.两人通信与伯希和的《摩尼教考》和王国维的《西胡考》
两人通信中谈到由阅读伯希和所撰《摩尼教考》而引发的对研究回鹘爱登里罗可汗碑、阙特勤碑、突厥苾伽可汗碑等拓本的兴趣，还讨论过《大云经》，王提出拟作《西胡考》，“将古书所云胡者集为一书”。至同年9月《西胡考》定稿，“熟精梵天文字，又创通西夏国语”的罗第三子罗君楚还曾为王“征内典中故事”。随后又撰成《西胡续考》和《井渠考》，考证了在蒋汝藻(孟苹)处见到的敦煌所出画佛像二幅。同时，王还把所见各种古人写经及古籍稿本写信告罗，以俾两人能通过书札探讨研究。
2.两人通信与蒋汝藻密韵楼藏书
经罗推荐，王受聘为乌程蒋汝藻纂修《密韵楼藏书目录》、《密韵楼藏书志》、《传书堂记》。使王得以纵观江浙一带享有盛名的蒋氏所藏善本和海内孤本，新书源极大方便了他的研究。此后王与罗通信谈善本古籍《尔雅义疏》、《宋元浙本考》等，都与密韵楼藏书有关。
3.两人通信与挽救内阁大库旧藏文书
1922年罗在北京市肆偶然发现内阁大库旧藏文书。早在1910年罗“以学部属官赴内阁参与交割事，见库垣中文籍山积，皆奏准焚毁之物”，偶加翻看却是地方官员向朝廷报告政情的奏折，乃亟请于时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管学部事的张之洞“罢焚毁之举，而以其物归学部”。民国后移藏位于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又越十年，馆中经费缺乏，乃将这9000麻袋文书(约15万斤)卖给故纸商。罗急追踪之，幸在某纸铺找到尚未及制造还魂纸的全部内阁文书，遂以其原收购价三倍买下，挽救了珍贵史料，还拟筑库书楼以储之。罗当即致函王告以详情，嘱王撰写《库书楼记》以记其事。
4.两人通信与历代古尺17种考证研究
1922年春夏间，王搜集自汉至清历代古尺17种，加以缜密考证，撰写论文多篇，证明历代统治者为了“多取于民”，其尺度之制“由短而长”，“代有增益”。罗写信表示赞赏并主动寄奉相关拓本资料。
5.两人通信与大学者沈曾植的学识及其后事
1922年11月21日，沈曾植以73岁病殁。沈氏学识渊博，尤专于北魏、辽、金、元史和四裔舆地之学，对《元朝秘史》、《皇元圣武亲征录》等重要史籍都做过笺注或校注。王与沈氏过从甚密，或切磋学问，或相唱酬。沈氏病重及去世后，王数度函罗商以后事，若遗疏执笔、易名之典，若遗著的纂辑与刊刻，若遗属的生活安排，以及相关之肃忠亲王行述资料准备等。
6.两人通信与《观堂集林》的成书
1923年3月王之文集《观堂集林》将付印，汇集前数年间刊于《学术丛编》、《雪堂丛刻》内论著而更益以未刊诸作，收文200篇、诗词67首，分编为艺林、史林、缀林等共24卷，罗之序言印在卷首。叙述了观堂治学演变的来龙去脉以及两人学术交往历程，高度评价王的学术成就，其间两人多函论及书稿。《观堂集林》的成书，标志学术界公认之“罗王之学”的形成，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与近现代文化的伟大转折，而掀开中国学术史上辉煌篇章。
三、京津间，函来信往更深沉
自1923年4月16日王奉溥仪“诏”离沪赴京“入值”南书房，至1926年9月26日他的长子病逝。罗王在此时期政治活动多了，仍有若干学术合作的事例。
1.王国维出任逊清“南书房行走”后通信必详述宫中重要人士
这前后不到三年半时间，王罗通信仍然很多。这时王已经出任逊清“南书房行走”，即在溥仪身边接受“垂询”。其间，罗王通邮每信必详述宫中重要人士，如溥仪及其生父载沣、岳父荣源，如“帝师”陈宝琛、朱益藩、庄士敦，如内务府大臣绍英、耆龄、宝熙、郑孝胥、金梁，如南书房行走柯劭忞、温肃，这些遗老人物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牌传承者，可谓学问高深，其交往中学术内容往往流露于信纸上。在这一领域两人有最完美和谐的一致，他们忠诚于逊帝溥仪，认真讨论和撰写“奏折”。
2.王国维出任清华国学导师后通信更关乎学界高层高论
1925年2月王奉溥仪“诏”而接受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之聘。同时应聘者如梁启超、赵元任、李济、陈寅恪等皆蜚声学界名流，可谓五星聚奎，极一时之盛。王在清华讲授其本人所著《古史新证》，以自己的创见而与清华学子讨论殷周史，考释甲骨文字和钟鼎彝器，阐发古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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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二重证据法”，备受尊崇。继又开始研究西北地理及蒙古史，陆续撰写《鞑靼考》、《辽金时蒙古考》、《耶律楚材年谱》、《〈元圣武亲征录〉校注》、《盂鼎铭考释》等，其间与罗振玉书札往来，或借用古籍资料，或交流研究体会。
3.“罗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在通信中日趋成熟
同年7月，王在清华暑期补习学校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包括殷虚甲骨文字、汉晋木简、敦煌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书籍档册等，正是“罗王之学”的主要内容，而在两人通函内容中俯首可拾。
4.通信令“逼债说”不攻自破
自1926年9月因王潜明去世而引起罗王两位国学大师失和，究其原因，不过是两人间生活交往中的一个误会。未料9个月后因政治风云突变而致王赴水远行，两人未再见面，但通信尚有。
关于王死于罗“逼债”之说，由史达《王静庵先生致死的真因》开头，中经郭沫若大力发挥，后有溥仪《我的前半生》随声附和，几成不刊之论，影响巨大。幸运的是，尚存王潜明死后自1926年10月21日至11月26日间罗致王的最后几函，可见两人失和蛛丝马迹。20世纪80年代初，三封王致罗信发表，其内容讲王之长子潜明去世后，王将海关恤金寄罗，而罗先不肯收，最后勉强收下。这一事实令“逼债说”得以澄清，对研究两位大学者的学术生平有重大价值。
四、真情在，书札呈现文化史
罗王两人讨论甲骨文字的全部书札证明罗的学问足以自立，所谓学术上“罗买王稿欺世盗名”一说无根，而政治上“遗老身份导源于罗”一说亦无根。
1.书札确证“罗买王稿”等虚说无根
刘蕙孙依据回忆分析了“罗买王稿”一说产生的缘由，他说，本来《殷虚书契考释》是罗的著作，并由罗家印行问世，并无问题。后来有人向郭沫若提出，其书系王所著，是罗花了200元买去王的稿子，郭据情理分析同意其说，遂在1946年9月发表《罗振玉与王国维》一文。为什么产生这一误会?抄写费给付200元令人吃惊，其时，这相当于五六口人在日本一年的生活费用。实际情况是侨寓京都的罗振玉、董康、罗振常、刘季缨、王国维等五家之中，罗、董两家能自己盖房，罗振常因淮安家中有地产可以接济，刘家则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尚有些字画长物可以变卖，只有王家没办法，又不愿总受罗家资助，就想回国。刚好这时罗的《殷虚书契考释》脱稿，本来说由在京都来探亲的周云阁写，周因故回淮，就改请王抄缮，照像石印，罗因而劝王说：“回去也不见得有办法，我正在写《殷虚书契考释》，要找一个写字好的人誊抄，就请你帮忙，送二百元作润笔，先付给你。”实际就是变相接济他。王考虑很久，乃接受罗的好意开始抄写，所以才有跋语上“既任写官云云”。罗之学问足以自立，并不是一个不学无术、靠窃据别人研究成果出名的人。
2.书札确证中国文化史上许多重大史实
罗王通信呈现出中国文化史上许多重大史实，从中也还能发现学术界更多人事事项。例如罗致王书札中曾论及康有为，曾论及郑孝胥为溥仪讲《通鉴纪事本末》及《御批通览》，曾函告王发现无锡国学专修馆学生唐兰“家贫笃学”乃“后来之秀”，后来果然成为著名古文字学家。两人通信中也常常论及书画内容，如对清帝书画的珍视，对沈曾植所藏郭燕二画的评论，对沈曾植品评浙江绘画书法名家名作之得失再评论，对自己“所撰诸画跋尾”再予说明等等。
3.书札确证罗王交往的始末历程
罗王两人的终生交往，共同走过一段漫长人生途程，先是友情，继为亲情，后来出现坎坷，最终罗还是尽到了友情，也尽到了亲情的义务，对王之身后做出令人欣慰的安排。而这一切优长互补，恰为他们史无前例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他们的学术事业、社会活动和往来关系，最具代表性地反映了他们共处那个时代的某些特点，具有深入研究的巨大价值。
罗王交往的始末历程，唯在两人全部遗札中有全面、真实呈现，记录了自20世纪初至20年代后期的笔墨神交。内容涉及他们撰写的许多有影响之学术著作，涉及他们与中日两国上层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的交往，涉及两位文化名人的生平大事，可以解决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文化史上许多疑案，可以揭示那个历史时期的学术环境、研究水平和学人风气，其史料价值、文化价值、研究价值在当代我国文化建设中实在不可低估。
注释：
①本文为作者参加“罗振玉学术论著出版座谈会”主题发言稿，发表时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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