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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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伯重：《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一）

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
李伯重
【内容提要】中国的近代史学始建于20世纪初期，恰逢西方学界对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总结。这个总结以鲁滨孙的《新史学》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体现了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在此同时，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学派，也对中国史学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深刻变化以及所亟欲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对比他们和鲁滨孙的见解，可以看到他们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站到了当时的“国际前沿”。不仅如此，在如何对待传统史学中的合理成分方面，清华学派的态度似乎比鲁滨孙的《新史学》所代表的“国际前沿”还要更加合理。
【关 键 词】清华学派/国学研究院/新史学/“国际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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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晚清以来“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的彼此冲突与相互激荡，特别是经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史学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其标志就是“新史学”的建立。在“新史学”的建立过程中，清华大学起了特殊的作用，可以说清华史学就是“新史学”的发源地之一。
对于清华史学的代表人物以及1920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近年来出现热潮，成果十分丰富。本文作者的专业不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亦未做过此方面的研究，在此仅想把1920年代形成的“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关于史学方法的见解，与当时国际史学界的前沿见解作一比较，从而证实创建伊始的清华史学，绝非后来一些学界之外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以考据为主要特点传统学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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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立足于“国际前沿”的史学。
一、20世纪初期的史学“国际前沿”与“清华学派”
“国际前沿”(或者“国际学术前沿”)是今日我国学界(严格说是学术管理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然而，到底什么是“国际前沿”？似乎迄今尚未见到制定这些文件的部门作出具有权威的界定。这里，作者对历史学科的“国际前沿”，姑提出以下界定，然后据此来看看1920年代的清华史学与当时“国际前沿”的关系。
所谓前沿，就是在大多数人的前面。在此意义上，在中国史研究中，要做到“国际前沿”似乎并非难事：只要发现一批别人未曾见过的材料，找到一个前人未曾注意到的题目，于是就可以写出一篇或多篇“填补国际学术界在此领域中空白”的文字了。但是，1920年代清华史学诸大师所达到的“国际前沿”，绝非此种情况。换言之，彼“前沿”非此“前沿”也。那么，“国际前沿”到底是什么呢？
任何一个学科领域都具有其自身特有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手段，否则，这个学科就不成其为一个学科了。因此，研究对象、方法与手段也就是一个学科赖以安身立命之本。由此而言，真正的“国际前沿”，就是在某一特定时代，国际学界在某一特定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与手段的探索方面所达到的最新进展。由于学科的研究对象、方法与手段总是在变化，所以这个最新进展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这种变化又意味着创新。因此，在某一特定时代，“国际前沿”也就意味着某一特定学科在研究对象、方法与手段方面的创新。
那么，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又是什么呢？
依照鲁滨孙的总结，西方19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学，或附属于文学，或附属于神学，或被人利用去激起爱国的热诚。自19世纪中叶以后，方发生重大变化。其变化主要为：第一，批评史材；第二，秉笔直书；第三，注重普通；第四，破除迷信。但这只是史学进步的条件，不是进步的程序。[1] (P6)因此，直到世纪之交，才出现史学革命的呼声。1912年，鲁滨孙出版了《新史学》，提出了史学也“需要一个革命”。虽然鲁氏的史学观点可以说是1860年代以来欧洲文化史运动的继续与延伸，但是，他却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于史坛。[2] (P229)因此，可以说《新史学》一书就是当日国际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最新进展的总结。（注：在20世纪前一二十年中，西方主流史学尚颇为保守。对后世欧陆史学有重大情形的年鉴学派，也还在襁褓之中，尚未形成学派。鲁滨孙对其所总结的史学进展，之所以称之为“新史学”，表明这些进展确是站在主流史学之前沿。） 在此即以此书所论，作为当时史学的“国际前沿”，并据此来与清华学派的工作进行比较。
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史学也发生了颇大变化。廖平和康有为开始的疑古运动，动摇了人们对传统学术的信念。[3] (P1946)以后“国粹学派”学者对中国的传统史学，也做了犀利的批判。（注：例如邓实说：“悲夫，中国之无史也。非无史，无史材也。非无史材，无史志也。非无史志，无史器也。非无史器，无史情也。非无史情也，无史名也。非无史名，无史祖也。呜呼，无史祖、史名、史情、史器、史志、史材，则无史矣。无史则无学矣。”引自王晴佳《钱穆与新史学之离合关系》，转载于http: //jgw. ayinfo. ha. cn/xq/archives/。） 这种怀疑与批判的气氛，表现了中国传统史学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然而与西方的情况不同的是，在这个时候，各式各样的“西学”被介绍到中国，使得传统史学受到不仅来自内部的疑古风气的挑战，而且更受到来自外部的西方史学的更加激烈的挑战。这些挑战使得史学界出现“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相互冲突和竞争的局面，也使得20世纪初期成为中国史学在其长期发展历史中的最为活跃的时期。
本文中所说的清华学派，指的是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前后在中国史坛上起了重要作用的一批史家。[4] (P27)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年龄较长的梁启超和王国维)，虽然在清华国学院建立之前就早已成名，但到国学院建立后，这些在各自领域里都已做出了杰出成就的学者汇集到了那里，方形成一个有相同学术追求的学者群体。国学院解散后，这些学者又成为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骨干。学派一词，在学界向来有不同理解。在我国，通常认为学派是“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如紫阳(朱熹)学派、姚江(王守仁)学派”。[5] (P1934)而在西方，学派(school)一词通常指的是“拥有相同理论或者方法”，或者“思想、作品或风格显示同样的渊源、影响或同样的信仰”的学者或作家的群体。（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辞典》的解释是：" Group of writers, thinkers, etc. , sharing the same principles or methods, or of artists having a similar style" 。霍恩比(A. S. Hornby)：《牛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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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阶英汉双解辞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 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第4版，北京：商务印书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1997年版。《美国传统辞典》(金山词霸2003年版)的解释是：" A group of people, especially philosophers, artists, or writers, whose thought, work, or style demonstrates a common origin or influence or unifying belief" 。《美国传统辞典》，《金山词霸2003》版。） 因此史学中的学派，也就是拥有相似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的学者群体。上述两种通常的解释，彼此差别颇大。而在这两种解释之外，也还有其他解释。（注：例如，在一些情况下，一个学派被认为是一批彼此关系比较密切的学者，如年鉴学派即是；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一个学派可以包括许多彼此没有密切关系的学者，如乾嘉学派即是。不仅如此，像年鉴学派这样的学派，其成员有认同感；而像乾嘉学派这样的学派，很大程度上是后人对前代学术史进行解读时归纳出来的。在本文中，我们对学派一词的理解，主要的是依据学者研究取向和方法方面的相似性以及彼此的相互关系的密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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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学派自身也会发生变化，有时甚至会变得面目全非，但仍然不失为一个学派。（注：例如，年鉴学派因《年鉴》杂志而得名(该杂志创办于1929年，原名《经济与社会史学年鉴》杂志，后来几经更名，于1947年定名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年鉴》，以后一直沿用至今)。以此杂志为中心，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汇集到了一起，逐渐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国际性学派。该学派在从最初的一个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的几位学者为主的小学术群体，发展成一个人数众多的世界性的史学变革运动发展的过程中，自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学术思想、学术风格、研究范围、研究重点乃至学术贡献等方面，也较前有颇大差异，以至第二代学术领袖费尔南·布罗代尔公开宣称；第三代学者主持下的《年鉴》杂志所宣传的史学理论，与第一、二代学者的思想已毫无共同之处。不过，尽管如此，围绕在该杂志周围的学者群，仍然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学者的群体，换言之，从广义上来说，仍然是一个学派。用今日年鉴学派领袖雅克·勒高夫的话来说，在该学派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学派性越来越弱。我们是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观念基础；我们又是一个运动，我们仍希望继续存在和发展”。参见李伯重《“年鉴学派”——一个重要的历史学派》，载《百科知识》1996年第6期。） 在这里，我们主张将“学派”定义为拥有相近或相似的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的学者群体，并由此来看当时汇集在清华国学院的学者是否可以称为一个学派。
清华国学院创立的目的，时任研究院办公厅主任的吴宓已明确地指出是：“(一)值兹新旧嬗递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学、哲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之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即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2] (P27)因此国学院的教师，也是根据这个目的而聘请的。这样，就把一些具有相似学术取向(例如中学和西学并重)的优秀学者集中了一起。同时，国学院的制度也颇有利于一个学派的形成。（注：苏云峰认为国学院的制度系略仿这个传统书院、英国大学制和道尔顿辅导制，不同于当时北京大学国学所的“自由松散”，而注重“密集谨严”。参见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7页。） 尔后成立的历史系，则是国学院的直接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因此，聚集在清华大学的学者，虽然各人研究领域或有不同，治学风格亦自有特色，但是，在治史的基本理念与方法论方面却颇多相近之处，可以说是一个拥有基本相似的理念与方法论的学者群体。这种理念与方法论，经过不断发展，到了国学院结束后，已经定型，依照何炳棣的总结，就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的考据与综合并重”。（注：何氏并强调在1930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做到了这三个并重，而且这种社会科学、中西历史、考证综合、兼容并包的政策，“七·七”抗战前夕业已初见成效。参见何炳棣《治史阅世六十年》，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68、72页。）因此，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当时的清华史家群体称之为清华学派。在这个学派的形成阶段即国学院时代，其代表人物就是曾经担任国学院导师的三位著名史家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虽然他们有许多工作是在他们到清华国学院之前所作的，但是，在他们来到清华大学后，通过教学和同事之间的交流，他们的工作对学界的影响变得更加广泛和深入。因此，在此把他们在国学院成立前所作的工作也一并论之。
在鲁滨孙推出《新史学》的前后，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华学派，对中国史学的深刻变化以及所亟欲解决的问题也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虽然没有刻意使用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提出的“新史学”来称呼清华史学，但是，他们所创立的史学，确实是一种与传统史学大不相同的新的史学。因此，可以依据清华学派所倡导的史学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与鲁氏所鼓吹的史学研究理念及研究方法，进行一些对比，从中看看清华学派是否站在史学的“国际前沿”。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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