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夏晓虹 ：《新广东》：从政治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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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夏晓虹 ：《新广东》：从政治到文学

作者简介：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 100871)。
原发信息：《学术月刊》(沪)2016年第20162期 第108-126页
内容提要：1902年，康有为弟子欧榘甲在美国旧金山市的《文兴日报》上发表了一组政论文，其核心思想乃是主张“广东自立”以救中国。这组政论文很快由日本横滨的新民丛报社印行了题名《新广东》的单行本，而其所具有的民族革命宣传品的性质，在当时激起了很大反响。尤其是康梁派内部的争论，不但彰显了梁启超、欧榘甲、徐勤等弟子的革命倾向，并且，从乃师康有为的力加遏制，亦可见保皇会策略的变动。这场政治论争尚延续到文学书写，在《新小说》杂志中继续展开。经由梁启超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敷演以及受康有为压制后的叙述调整，欧榘甲的粤剧《黄萧养回头》以戏曲形式坚持己见、继续争辩，加上清政府驻古巴总领事廖恩焘创作的粤讴《趁早乘机》的大力呼应，《新广东》构想的以地方自治主导的维新政治蓝图，在文学空间也得到了充分的演绎。
关 键 词：欧榘甲/梁启超/康有为/《新广东》/《新小说》/广东自立
标题注释：本文为提交给2015年10月3～4日在马来西亚文学院举办的“从清代到民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之论文。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6)02～0108～19
1902年，欧榘甲所著《新广东》在日本横滨出版，嗣后迭有翻印，不胫而走。论其影响，同盟会老人冯自由历数中华民国建立前“出版之提倡革命各种书报”，此书即在列①；而早在1904年5月，清廷军机处即以“骇人听闻，丧心病狂，殊堪痛恨”为由，要求“严行查禁”22种“悖逆书”，该册也正跻身其间②。这样一部被认作卓有成效地宣传革命的书籍，却出自主张保皇的康有为弟子之手，并由此引发了师弟之间以致改良派内部的大冲突。不仅此也，从思想到文学，《新广东》所书写的政治蓝图，在当年维新人士创作的戏曲、小说与诗歌作品中也均有展现，从而形成了颇为可观的文学现象。以此，对该书在晚清思想界与文学界的流播实有细加检视与讨论的必要。鉴于对欧榘甲政治思想的研究近来已有若干成果③，本文因此将考察重点置于康梁一派内部的反应。
“广东自立”以救中国
毋庸置疑，康有为万木草堂讲学时期培养出的弟子，对于近代中国的政界与文坛均发生过深远影响。虽然这一群体同出一门，且在相当程度上，康氏对弟子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性，但这并不能消泯康门内部的思想分歧，甚至可以从最初的罅隙扩大到最终的决裂与对抗。因此，康有为及其弟子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定位，亦绝非“改良派”或“保皇党”的标签所能简单概括。
欧榘甲(字云樵，1865～1913)是康门弟子中最特出的一个代表。早年，他也受到康有为的器重④，就任长沙时务学堂教习，参与了湖南新政。而其文才更得康氏赏识，谓之“文章学问，时所寡匹”，特许其“于报才为长”⑤，故先后参与维新派两大重要报刊《知新报》(1897年创刊于澳门)与《清议报》(1898年创刊于日本横滨)笔政，在舆论界一展身手。不过，1899年10月在《清议报》第31册发表的《中国历代革命说略》，因“痛论汤武革命顺天应人之理”，显然让乃师大不满意⑥。不过，以其才干，欧氏嗣后又参与了澳门保皇总会的活动，并远赴美国旧金山，担任保皇会在海外的重要报纸《文兴日报》主笔。本文所关注的《新广东》即首发于该报。彼时，欧氏所撰论说在华人社会广为流传，其声誉亦达到极点。而由此一系列论文引出的康有为反弹，则深植下师徒之间的裂痕。1903年，美国洪门致公党机关报《大同日报》创刊，欧转任主笔。1906年春，他又至新加坡《南洋总汇报》主持笔政⑦。然而为时不久，1909年，因为与刘士骥、叶恩等创办振华公司，由经济纠纷引发政治对立，欧氏与康有为彻底翻脸，康斥之为“革匪”，并亲笔撰写了《请查拿乱首欧榘甲等禀》《强盗巡抚张鸣岐受贿卅万包庇逆贼欧榘甲据商谋乱刺杀刘道买凶诬仇证书》⑧等文，二人至此已势不两立。
清理康有为与欧榘甲之间的分合，即使经由上述极为简略的叙述，已可见欧氏的倡言“革命”屡次招致其师的怒责，实为二人恩尽义绝的一大症结。而《新广东》正是连接前后的关节点。尽管由于海外报刊的散佚与查阅不易，目前无法得知该文在《文兴日报》连载的起讫日期，但根据现有资料，仍可大致考知其由文成书的经过，以及梁启超在此书流传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按照梁启超1902年5月间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所述，《新广东》起初在《文兴日报》刊出时，原题为《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一篇稿凡二十七续”⑨，这也是康有为1902年7月与梁启超等门弟子书中所言“或者又言广东自立，详论之至二十七篇”⑩的来源。学界一直以来也沿袭此说。值得注意的是，《新民丛报》第12号上刊出的《尺素五千纸》又提供了另一说法，其中写于1902年7月15日的一则通信云：“美国某华文报主笔，有自署太平洋客者，新着[著]一书，名曰《新广东》。登诸报中，凡三十一续乃完，实可称近日文界一奇作。”(11)则欧榘甲之文刊载时间或许比原先所知更长久。这也意味着，梁氏初次函告康有为时，尚未见到欧文连载结束。
不过，应该说，欧榘甲撰著的《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在梁启超那里其实早已列入出版计划。证据即是，1902年2月发行的《新民丛报》第2号已开始刊登《新广东》(一名《广东人之广东》)一书广告：
其名曰《新广东》，则虽未开卷，而其卷中之大略宗旨可以想见矣。著者前在上海《时务报》、横滨《清议报》主笔，今在美国某报主笔，文名夙著之人也。不欲显言撰人名氏，读者亦不必深求撰人名氏，但读之而觉其咄咄逼人，若有电气焉刺其脑，而起一种异想者，则此书之性质也。卷首冠以广东图一幅，精美鲜彩，尤足为全书生色。
其中不仅明示以“横滨市山下町百五十二番新民丛报社”为该书发行所，而且已注明其装订与价格：“全一册，定价二角五分，外埠邮费在内。”(12)所作介绍与现存“横滨新民丛报社印”线装本完全一致。一种合理的推测是，《文兴日报》的刊发尚在进行时，梁启超已得到了欧文全稿，并开始排印。上引7月15日通信中所谓“顷将乞其版权，印数千纸，散诸内地”(13)，若非撰者另有其人，即可视为梁氏有意采取的一种推销手段。而由《新广东》的广告始终放在杂志目录页之后的突出位置、又连刊至第15号等情形，可见此书得到了《新民丛报》主编梁启超的特别推重。
由新民丛报社所印的初版本因无版权页，所以具体发行时间未有记载。这一缺失恰可由梁启超1902年8月14日写给叶恩、李福基、欧榘甲等在美同志的信函弥补。其中提到：
《新广东》已印成，今由此水船寄上。……此书本早已印好，惟因待广东图一幅，故迟至今日耳。弟本拟自作一序，因忙极不暇，乃祈谅之。再，此书此间多印一千部，已寄送檀山、雪梨等处，尊处不必送矣。(14)
据此可知，《新广东》至迟在8月14日已出版，而且，确如一月前《新民丛报》中刊出的通信所言，该书印了数千册，单是发往檀香山与悉尼两地的已达一千部，一切都早已规划好。至于其延后面世的原因，则为置于卷首的广东地图用的是全彩，印制技术复杂。另一更重要的信息是，梁启超本拟为该书作序，尽管未成，其当持赞赏的态度亦无疑问。
被梁启超大力推赞的《新广东》，确实充分展示了欧榘甲善于论说、笔锋犀利的特长，所谓“咄咄逼人，若有电气焉刺其脑”并非广告夸大之辞，即使一个世纪以后读之，仍可感知其浩大声势与灼人气息。该文中心论题一如其初刊于《文兴日报》所揭示——“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或如其文中所自言，“宜将所以必当自立之原因，与若能自立之结果，一一而详列之，并所以不自立之害，一一而详陈之”(15)。故在首尾的“绪论”与“结论”之外，《新广东》中间四节的标题分别为：“论广东有自立特质”，“论当自立之义”，“论自立之当预备与去俗见并广东不知自立之害”，以及“论广东人须知广东为自己之物并陈自立三策”，正是以“广东自立”为核心论点。
所谓“广东自立”，其前提是谋求“中国自立”。故《新广东》开篇即称说：“近年以来，热心爱国之士，奔走于国中，呼号于海外，曰：‘中国宜自立，中国宜速自立!不自立，必灭亡，必瓜分!’太息流涕，几于唇焦舌敝矣。”然则因此而奋起者寥寥。欧榘甲追溯其间缘故，以为：“夫治公事者不如治私

总结中国历史故事特点

事之勇，救他人者不如救其家人亲戚之急，爱中国者不如爱其所生省份之亲，人情所趋，末如何也。”(16)因势利导，便应从切身处做起，于是，“救中国”在欧氏这位广东归善(今惠州惠阳区)人那里，也就自然转换成为先救广东，是即“广东自立”。
欲求“广东自立”，首先需要阐明广东所以能够自立的充足条件。《新广东》因此列举了“我广东有特质异于各省者”四条：“人才之出众”“财力之雄厚”“地方之握要”与“户口之繁殖”。其中如第二项言，广东“一县之财，往往比他荒瘠之一省而有余，即比之欧洲小国，亦未见其不足”，固然不错；但总体而言，上述各条，无不是基于广东“与海外交通之利便”，“通商最早，风气最开”(17)而来。至于广东“当自立之义”，文中虽列分为六点，实则要义端在：“夫自立者，天地之大义，生人之本分，不可不担当、不力行者也。”(18)而如果“广东不能自立”，被列强瓜分，其害亦分明可见——“广东之地，必全属于他人；广东之财，必尽夺于异种；广东之人，必尽沦于锋镝”，其境遇比今日为“有国之民”(19)尤为悲惨。统观全文，《新广东》以近三万字的篇幅，着力倡导“广东自立”，立论颇多大胆、惊人之语，以致“自问胆量颇不小”的同道中人，当年“读之犹目瞪舌撟”(20)。其迥出一时的言说里，最刺人心目者大致有如下四点：
其一，申言“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也”，这也是《新广东》之所以特别标明“一名《广东人之广东》”的用心所在。此意在第五节“论广东人须知广东为自己之物”的部分作了集中论述：
鄙人敢有一言奉告诸君，必梦寐思想，时刻不忘，乃可以树起自立之精神者，则曰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也，非他人之广东也。广东为广东人之广东，非他人之广东，是广东人者，为广东之地主矣。广东人实为广东地主，则广东之政权、财权、兵权、教育权、警察权、铁路矿山权、土地所有权、森林权、海权，莫不宜自操而自理之。
此说源头虽为西方的“地方自治”，但在欧氏那里，更关切的乃是其作为“广东自立”的思想根基。这要求广东人先须具有自立的精神：“盖广东自立之事，乃广东人切肤之事，凡广东人，人人皆有其责任，有其权利，不能委诸他人，待诸他人。”广东人只有具备了自立观念，意识到自己是广东的主人，才能实行“地方自治”，真正掌握广东的前途命脉。
其二，以“广东自立”为“全中国自立之起点”。如前所述，“广东自立”并非指向广东脱离中国，倒恰恰是救中国的切实举措。故欧榘甲亦举“西人所谓‘地方自治’，属土自主，以助政府”为理据，强调地方治理得法，实大有益于国家。于是，承接上文“广东人实为广东地主”诸言而来的正是：“以广东之人，办广东之事，筑成广东自立之势，以建全中国自立之起点。”这才是《新广东》的旨归所在。而以“广东自立”为起点的进程及其所要达致的终极目标，在第一节“绪言”中已有明确规划：
故窥现今之大势，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有一省为之倡，则其余各省争相发愤，不能不图自立。各省既图自立，彼不能自立之省，必归并于能自立之省。省省自立，然后公议建立中国全部总政府于各省政府之上，如日耳曼联邦、合众国联邦之例，即谓全中国自立可也。
可见其“全中国自立”所要取法的楷模，正是德国以及欧氏其时身处的美利坚合众国一类联邦制国家。之所以首倡之“一省”落实为广东，欧榘甲的回答是：“吾广东人，请言自立自广东始。”而此议名之曰“新广东”，也是为了“以谂我广东人欲享新国之福分者”，广东仍是新中国的一部分。
其三，斥责满清王朝为窃取中国的异族政权。依照梁启超当日向康有为禀报的信中所言，初刊《文兴日报》时，欧文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21)。凡此，在印成单行本《新广东》时，已基本改过删除。但即便如此，该书的反清革命色彩仍极其鲜明。本着“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的理念，欧榘甲直指“今所谓朝廷者，乃鞑靼之种，其部落居于满洲长白山之下，在万里长城之外，本与我中国黄帝之子孙不同种族者也”；而“此二十一行省者，乃我中国汉人之土地，为彼满洲祖宗兵力所厌[压]服盗取”。因此，现政权并不具有代表中国的合法性。更进一步，“彼非吾君，我非彼民，来侵者一例以敌人视之”，则清廷已被确指为“寇仇”。此乃就传统的民族大义而言。若从现代国家观念考量，政府也并非国家的主人。欧榘甲以“所谓国者，乃一大公司”为喻：“公司者，合无数股东而成；国者，合无数人民而成”；“故夫人民者，股东也；政府者，掌柜也。中国者，四万万人之公司也；四万万人者，中国之股东也；朝廷者，中国股东之掌柜也。”如此，中国不仅不是清廷“一人一家之私业”，清廷反而只是受雇于四万万人合成之中国股东的掌柜。当其“日事吞蚀，日事歌舞，不以股东之事为事，生意既将倒闭，而股东之身家性命财产妻子亦为所卖焉”之时，作为股东的四万万中国人自然应当“将掌柜与司事人辞退，而别图振起”，革命以此具有了正当性。
其四，提升秘密会党的政治地位。据《欧榘甲先生传》记述，欧之祖父即“喜欢结交一班豪侠好义之士”，欧本人的好友中，也不乏渗入会党的革命党人，这或许是欧榘甲亲近秘密社会的先在缘由。不过，由好感转为对中国的会党进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研究，欧氏实为第一人(22)。《新广东》第五节“陈自立三策”，尽管将“开自立报馆”“开自立学堂”排列在前，但显然于第三策“联秘密社会”别有会心，从该部分论述所占篇幅为全书三分之一已可概见。而在欧氏的话语系统中，会党更与国会、政党相提并论，分别以“私会”“公会”名之，其重要性已无以复加。追溯会党产生的原因，欧氏亦大力肯定其“起于在上者政治之不平”，故秘密社会乃是代表正义和公平的社会力量所进行的政治抗争，自然成为整个论述的基调。特别是清代出现的会党，本以“兴复汉人中国”为“真面目、真精神、真宗旨”，此一站在民族主义高度的揭示，使其拥有了与革命党共同的反清基础，可以彼此呼应与互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榘甲认定：
此秘密社会也者，与国中公会实为表里、为阴阳。故专制之国惮其志气，不能不变而为宪法；立宪之国惮其精神，不能不速而为进步。此秘密社会之为功于国，与公会初无异也。
欧氏因此迫切希望遍布海内外的会党“能改革进步”，弘扬“民族之义”“国家之学”与“自立之说”，“务合汉族以复汉土，务联汉才以干汉事”。如此，“以救中国，则中国可兴；以立广东，则广东可立”。与此同时，会党本身也可获得由“私”转“公”的光明前途：“今日之秘密会党”，“即异日中国国会议会各公会之起点、政党之始基也，岂特可以及外国之私会，且可以升为万国之公会矣，其光荣何可胜道哉”，而由非法组织转化成为执政党甚至国际联盟，此一理想图景足可表见欧氏对会党抱有的巨大期待。
经过上述激动人心的论说，《新广东》最后的“结论”于是显得水到渠成：
噫!广东人不自立，何以对天下?何以对广东之山川?则请聚广东人而告之曰：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也，广东人其力行!广东于是乎自立，为各省倡，为南部独立国与万国并。
一如为秘密会党描绘愿景，欧榘甲也怀抱巨大的热情，将中国的独立自强寄托在广东的先行自立上，并以之作为广东人对国家应尽的责任。
而这本针对广东人发言的著作，实则远超于限定的读者群，在更大的范围里产生了深远影响。单是其鼓动革命的效应，从刺杀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吴樾遗书中，已分明可见。安徽桐城人吴樾在遗书《暗杀时代》中曾自述思想历程：他先后读邹容的《革命军》与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开始受到启蒙，并向往立宪；但直至阅读了包括《新广东》在内的革命书刊后，才觉悟“朝廷之为异族”，民族意识被强烈激发，由此而付诸最高级别的个人革命行动，从事实际的暗杀。(23)可以认为，具有民族革命宣传品的性质，是《新广东》不断被翻印、流传甚广的最大原因。(24)
群趋革命与一心保皇
如上所述，《新广东》1902年8月方印成单行本，然而，围绕此书的争论，在康梁派内部早已展开。细察这场论争的前后经过及焦点话题，有助于厘清其间个人的思想离合，理解其后来走向，进而窥见保皇会策略的变动。
目前所知最早赞扬《新广东》的署名文章，乃出自万木草堂同学韩文举(1864～1944)之手。《新民丛报》第14号由其开设的“扪虱谈虎录”专栏中，径直以《新广东》名篇，发表了阅读感言。韩文采取了欲扬先抑笔法，开篇即声言：
吾闻吾友太平洋客，著一《新广东》，则怒之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新则俱新，旧则俱旧，存则俱存，亡则俱亡，而何新甲省新乙省之可言?广东人自知其广东，自私其广东，浸假而他省尤而效之，而各省自知焉、自私焉，则忧他人瓜分我之不速，而先自瓜(分)乎?
实则不完全是文章笔法，此种疑问也确会存在于读者脑中。而韩氏的反应也堪称典型，方读完《绪论》一节，其人已“大服”。文中不但大段摘抄了该节“夫治公事者不如治私事之勇”至“吾广东人，请言自立自广东始”的完整文字，并且更推而广之，倡言：“吾愿楚人谋新楚，蜀人谋新蜀，吴人谋新吴，越人谋新越，瓯人谋新瓯，乃至燕齐秦晋滇黔，各谋所以自新，吾中国或者终为中国人之中国乎?”其呼吁各省均以《新广东》的立意，一时并起，以达成欧书意想中之“省省自立”，归结处也仍然落在中国“终为中国人之中国”，是明显以“各省自立”为救国最佳方策。故《新广东》的意义也被譬喻为“广东之一晨鸡”，韩氏预言其“(嘐)(嘐)矣，喔喔矣，闻而起舞者其有人矣”(25)，后来也证明此言不虚。
另一位万木草堂同学梁启超，对《新广东》的推广更有大功。前述《新民丛报》连续刊登的广告，以及未署名之《尺素五千纸》中1902年7月15日的通信，应当都与其相关。何况，就“各省自立”而言，梁启超也有先于欧榘甲的言说。1898年1月，梁曾以“自立”游说湖南巡抚陈宝箴，理由是“以变法之事望政府”乃绝无可能：“数年之后，吾十八省为中原血，为俎上肉，宁有一幸!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其湖南自立的想法本与《新广东》之“广东自立”一般无二，简言之，即为“三湘自立，以存中国”(26)。因此，如谓欧氏乃步梁之后尘，亦非无据。而《新广东》中追溯前事，也提及“昔者谭烈士嗣同、唐烈士才常，开《湘报》于长沙，日日发论湖南之当自立”，“慷慨激昂，全湘风动”，正是自承处于同一条思想脉络中。
梁启超关于《新广东》为人知晓的论说乃见于1902年5月致康有为书中。因其在《新民丛报》发表的言论颇为激烈，康有为特意去函告诫，梁亦专就“民主、扑满、保教等义”，对师尊“披心沥胆一论之”。其肺腑之言是：
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
而且，在梁启超看来，“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此等“革命”言论，不只是“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即使在康门弟子中，也已经蔚然成风。梁氏更指认，“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欧(按：即徐勤与欧榘甲)在《文兴》所发之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以下所述即为欧之《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的连载情况，比较之下，梁自认“《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并称：“树

中国历史故事精选有声读物

园(按：韩文举之字)吾党中最长者也，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以此证明“同门之人皆趋于此”。而诸人之群趋于革命一途，梁以为亦有必至之理，“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为此，于书函结尾，梁启超特别恳请其师能“大度容之”，因为“门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似亦不必禁之矣”(27)。此信既是为自己辩解，也是在为同门请求。
其中徐勤本是康有为最信任的弟子，尝许以有“忠直之美”(28)，对师说也最为遵从。但在1902年这场师弟论争中，其所持立场也偏向革命，与乃师相左。其为欧榘甲辩护之词称：“今日各埠之稍聪明者，无一人不言革命，即现在同门同志，同办事之人，亦无一人不如是。即使强制之，口虽不言，而心亦终不以为然也。至于东中、米中游学诸生，更无论矣。盖民智渐开，止之无可止。”所表达的意思与梁启超完全一致，即明确将“革命”视为大势所趋，无可阻挡。并且，其所述海外各地保皇会的动向，也证明革命的思潮正在各处蔓延：
今各埠之人，弟子所到者动问曰：皇上不复位，则如何?则必应之，曰：求自立。欲保救皇上，则如之何?则必应之曰：起兵。若云待时听天则失人心矣……若云起兵不可，自立不可，则人必曰开会何用，又何必筹款乎?天下事岂有束手而待耶?弟子闻此言，实无言以对之也。
可见，与“革命”联动的“自立”“起兵”已关乎保皇会的生存，舍此不为，将动摇该会的基础。尽管迫于康有为的压力，徐勤表示“近日亦谨守保皇之义，绝口不言他矣”，但其不无悲壮的“同归于尽”(29)之言，仍透显出这位忠诚弟子其实明白，弃绝“革命”会尽失人心，保皇会很可能因之解体。
并且，与《新广东》的出版相关联，1902年8月间，梁启超、欧榘甲、徐勤等人也在积极谋划创办一份《新广东报》(30)。此报很可能是由于康有为对“广东自立”说的压制而放弃，但亦显示出弟子们对此一思路的集体向往之情。
面对弟子们与各地保皇会的人心思革，康有为大感焦虑，不但绝不容许，且决意力挽狂澜。撰写《新广东》的欧榘甲于是首当其冲。梁启超5月函去，加上徐勤亦同声相应，康有为当即发作，其6月3日回复徐勤书中，始则言：“近得孟远(按：即梁启超)决言革命，头痛大作，又疟发□；复得汝书，头痛不可言。汝等迫吾死而已。欲立绝汝等又不忍，不绝汝又不可，汝等迫吾死而已。”继则称：“吾始于同门中，以汝为忠毅可倚，今汝若此，吾何望矣!”末则云：“总之，我改易则吾叛上，吾为背义之人。皇上若生，吾誓不言他。汝改易，则为叛我。汝等背义之人，汝等必欲言此，明知手足断绝，亦无如何，惟有与汝等决绝，分告天下而已。无多言。”(31)从头至尾，都是以断绝师弟恩义相要挟。康有为既要求将此信传示欧榘甲、梁启超等，当然也有意逼使二人改弦易辙。
虽然在私下的信函中，康有为不妨依仗师长的身份，对弟子动之以情；但面向外人或公开场合，康氏还必须晓之以理。于是，一方面，他立即传书各地保皇会，表明态度，与弟子的革命言论划清界限：“其报中若有发革命扑满之论者，虽其人或出仆门，然实悖仆宗旨，望勿为惑。盖本会以保皇为宗旨，苟非皇上有变，无论如何万不变。若革命扑满之说，实反叛之宗旨，与本会相反者也。”(32)另一方面，针对各地保皇会以及弟子们特别是《新广东》的“革命扑满”诸说，康有为于7月间专门撰写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及《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两篇长文。前文曾以《南海先生辨革命书》之题，在《新民丛报》第16号摘要发表；后文指涉的对象，康有为日后曾明言：“此书当时专为教告梁启超、欧榘甲等，二子离索既久，摇于时事，不听我言，谬倡新说，以毒天下。”(33)二文后辑印成《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1903年由新民丛报社出版(34)，康有为自谓其“一字一泪，望同志鉴之”，并相信“可以此缓缓转移美中人心”(35)。
康有为的两封长信，“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固然主要是以梁启超、尤其是欧榘甲为驳论对象，即使是写与“南北美洲诸华商”的答书，其实也多有关涉二人处。因此，1902年10月印行的《(大版)新广东》，不但附录了韩文举的书评，也同时节录了《新民丛报》所载《南海先生辨革命书》，并在封面上特别标出(36)，足见两者直接相关。康有为反复申说的要点，在两封书信的题目上本已清楚显示。若稍加梳理，则可以反对革命、扑满与自立诸说，坚持保皇宗旨概括之。
“革命”在欧西的思想脉络中，往往与法国相系连。康有为既以法国的共和制(即“民主”)为欧洲国家的特例，更担心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在中国的重演。即以国体而论，康氏也反对“革命”的躐等而进：“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法国其已然者矣。”而对应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康有为认定立宪君主制最合宜，所谓：“欧洲须由立宪君主，乃可渐致立宪民主；中国则由君主专制，必须历立宪君主，乃可至革命民主也。”以治病为喻：“今革命民主之方，适与中国时地未宜，可为理想之空言，不能为施行之实事也。”在此，由“革命”达致的“民主”即共和制已被推向遥远的将来。何况，“革命”将带来的“内乱相残，必至令外人得利也”，也会加速中国的衰亡。总之，“革命”既有百害而无一利，康有为因此断定，现在“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乃是最正确的抉择。不过，若说康有为完全拒绝“革命”，也不尽然，“革命”只是不宜于当下的中国。康氏甚至还为“革命”留下了一种可能性：“无皇上之圣仁，而绝望于西后、荣禄，言革命可也”；“有皇上之圣仁，而已遭毒弑之大变，而绝望于高丘之无女者，言革命犹可也”(37)。而此两种情况既未出现，“革命”便不当举行。换言之，“革命”仅仅是“保皇”失败后不得已的选择。
由此关涉到“扑满”问题。与“革命”尚存一线生机不同，康有为对此持绝然反对的立场：“君而无道，不能保民，欲革命则革命耳，何必攻满，自生内乱乎?”康因此逐一辨析“攻满”之无理：从种族讲，中国历史上久已民族大融合，汉族血统本不纯粹；而满人与汉人同属中国，“不过如土籍、客籍籍贯之异耳”，故与蒙古人一样，“皆吾同种”无疑。从文化看，满人之“教化文义”“礼乐典章”均遵从汉制，实已“化为一国”；并且，古代所谓“中国、夷狄”之别，即今所谓“文明、野蛮”之分，都应以文明程度的高低而非民族成分划线。若从康有为所推崇的“大同之道”而言，更是“无论黄、白、棕、黑之种，同为天生，皆为兄弟，并宜亲爱之”；何况满、汉“合为一朝，同化中国”，既为同国同种，自不应分别而驱除之。实际上，依康有为之见，满汉关系可“比于同父异母之兄弟，犹为一家也”。今日中国面对危局，需要“举国人之全力，聚精会神”，抵御外敌；如“兄弟阋墙”，只会造成中国的亡国惨祸。(38)
实则，在上述理由之外，康有为也看得很清楚，“扑满”直接威胁到保皇会存在的根基。保皇的前提是，“欲保中国非保皇上复位不可”，“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39)。而康有为笔下的光绪皇帝，正是一位古今中外、千载难逢的仁圣之君：“夫上不顾己之害、不待民之请，又非鉴万国之变，而以救民之故，亟亟予民权自由，其心至仁如天，其公如地。其公天下而无少私，视天位如敝屣，此欧洲各国所未有，中国数千年所未闻也。”当然，这样一位“爱民如子，又有变法之大力”的好皇帝，与慈禧太后和荣禄一样，“亦满人也”。如果我们“因恶西后、荣禄之故，而概攻之曰满清政府”，“而概言革命”，即是“并舍身救民之皇上而攻之”“并革之”(40)，实乃不分皂白，不明公理。在这背后，还有康有为未曾挑明、对他来说却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即保皇会必然因此瓦解。
康有为理想中最稳妥的救国方案是：光绪皇帝复位，实行自上而下的变法。故称颂：“以皇上之仁圣英武，通于外事，足以变法而强中国；以皇上之久历艰难，能公天下，足以立宪而与民权。”甚至更期盼大公无私的光绪皇帝“用专制之权以变法”，许之为“乃今日最适时之灵药”(41)。此言出自康有为之口，并非矫情或一时策略。观其不久后致美洲保皇会同志书，谋划倾全力以“除荣禄、李(莲英)、崔(玉贵)三大毒”，认为“去此三毒”，“皇上复辟，则全中国真自立”(42)，可知其确实把中国自强的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一人身上。并且，虽否定社会革命，康氏却看好“个人而可为”的暴力活动——暗杀(43)，这又使康氏与吴樾获得了某种共识。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曾一度声言“上不能救，则必自立，且言求广东自立”(44)。只是，这一基于1900年慈禧太后“立大阿哥”以为皇储的应急对策，随着1901年溥儁被取消皇储资格，逃难西安的光绪帝亦重返京城，而失去了有效性。以此，1902年欧榘甲倡言“广东自立”时，对康有为来说，已是事过境迁，万不可为。在专门针对《新广东》所写的长信中，康氏以其正在译述的《印度致亡史》中《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考》一篇为据，大谈各国国情不同，法、美尤不足法，“甚类吾国之国”惟有印度。而印度为英所灭，其“所以致亡之由”，依时居印度的康有为考察，“即诸子所日慕之望之之自立也”(45)。其指斥“各省自立”之说为：“人不分割我，而我自分割之；天不弱亡我，而我自弱亡之。奈之何号称志士救国者，而出此下策哉?”(46)故与“革命”一样，在现今中国，“各省自立”亦被康视为后患无穷，不过“授外人以定乱而取之矣，满洲已倒，自主未成，而国土全属他人矣”。其结论是：“吾同胞，而不欲亡国绝种也，其无效印度之各省之革命、自立也。”至于“广东自立”，更被康有为断为绝无前途，理由是，“各国民党之起，皆在其京师”，“未见一国民权党，能在边省成功者”。故欧榘甲、梁启超等的论说，在其师眼中，仅是“一二文学好异求速之人”的妄言(47)，须力加批驳，以正视听。
只是，康有为长篇大论的训示起码当时并未能如其所愿，立时见效。梁启超或许尚有顾忌，在发表《南海先生辨革命书》当期的《新民丛报》上，已停刊《新广东》广告，系列政论文《新民说》的话题也调整为《论合群》。但下一号杂志中社员某的通信，又对《文兴日报》大唱赞歌：“顷者日报中光芒万丈，咄咄逼人者，莫如美国旧金山之《文兴日报》。每论说一篇，动五六万言，登至二三十续，诚前此日报所未有也。”(48)明显是为《新广东》而发，虽则隐去了篇名，而此“社员”也仍以梁氏最有可能，说明梁启超其时尚未接受师尊的赐教。实则，这一对“革命”的向往，即使到当年11月间康有为“来一长函痛骂，云：因我辈言革之故，大病危在旦夕”，梁启超“惶恐之极，故连发两电往，其一云‘悔改’，其二云‘众痛改，望保摄’”，但内心“实未弃其主义也，不过迫于救长者之病耳”。甚至直到1903年4月，梁启超致函徐勤，仍在表白：“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49)而其最终放弃“革命”，转向“开明专制”，不能说与康有为的教诲无关，不过主因还是1903年美国之行的现实启悟。
欧榘甲的不受教应该是表现得更明白，其不回复康有为信札，并在《文兴日报》继续刊发文章“辩自立与自治之说”(50)，都让其师大为恼火。康对这位弟子的态度因此越来越峻急，以致北美保皇会领袖们也感到十分为难：
会长以云樵兄前报立论过激，至迭次来函责攻，如临大敌。初则着规谏之，继则着驱逐之。又云派澳中某孝廉主其席，又谓着谭张孝代其劳。总之逼令云樵兄不去不止，殊令云樵难堪。(51)
此处所谓“驱逐”，即是康有为逼令欧榘甲从《文兴日报》主笔位置退出。不仅如此，革出师门的绝情之举亦在议中。9月9日写给万木草堂弟子、时任美国洛杉矶保皇分会会长谭良的亲笔信中，康即指称：“云樵妄鼓革命，背叛宗旨，吾欲绝之、逐之。”故明知谭“读书虽少”，康仍请其暂代《文兴》主笔，“主持其事”，以“候吾再派人来”(52)，对欧的驱赶已显得急不可耐。
此时，连最尊师的徐勤也觉得康有为做得太过分，而为欧榘甲说情，认为驱欧实大有害于保皇会事业：“然(云樵)在此主持报事，使《文兴》日有进步，使会事日有进步，实不为无功。今稍以言语出入之故即见逐，则使人人自危，貌合神离，又何为者?”仅此一信中，徐勤即不断使用了“会事立败”“恐日后同人人不自安”“《文兴》无人主持，则全局大败矣”“云樵一行，则会散矣，实最可惜可痛之事也”，以表达其后果之严重。徐甚至不问欧意，而一力为之作保：“弟子力保云樵，此后不言革命事，请留之勿失人心。”(53)同门之外，如北美保皇会负责人徐为经、李福基等也对欧表示同情，认为“《文兴》一报实为美洲吾会之喉舌，所关极大”；欧氏“报中立论虽属过激，实足以鼓励人心，美属会事之复兴实借其才，有以致之也。即便立论不善，当以暗中劝为改良”，故对康有为采取的“鸣鼓攻之”做法深不以为然，尖锐指出：“此不独为对党所窃笑，即一会之中，亦将变局矣。可不惧哉!”(54)
虽然有诸人的担保，欧榘甲随后似乎也改弦易辙，但论其本心，实未尝放弃革命及广东自立的念头。故1908年赴美为振华公司招股时，欧于纽约即对人言：
吾等今日之做振华股，不过欲他日图两广之地步耳。吾蓄谋已十有余年，振华、广美两公司若成，吾之目的可达也。(55)
两年后，康、欧为振华公司已彻底反目，康有为亦不惜公开指控欧榘甲革命谋反的情实，话头正是从《新广东》开始：“广东归善生员欧榘甲险诡能文，最溺心于革命，九年前作《新广东》一书，以排满、十八省自立为义，遍布内外。”(56)对梁启超当年的助欧，康此时仍不能宽恕，与梁函中尚愤愤提及：“云樵各人猖狂，尤汝所制造，今汝悔之亦晚矣。”(57)可见在康有为那里，1902年师门内为欧榘甲《新广东》发生的争论实为不可抚平的创伤。
应该说，这场由《新广东》引发的论争，其实有更深的意涵。不妨认为，“自立”原本是康有为的想法。即使梁启超等人早前的“湖南自立”说，背后也有康有为的指授：“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58)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也一直在积蓄力量，谋划起事。最大规模的一次集聚即为1900年唐才常在国内主持的、以“勤王”为号召的自立军起义。而这次保皇会倾力组织的军事行动，格于力量对比悬殊，也只能制定“以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59)的谋略。因此，康有为批驳欧榘甲等人所说的“谈革命者知大事之本难，则又言割据自立”(60)，本就是其经验之谈，都是企图以局部突破，撼动全局——当然，康的心思只在勤王。而自立军失败，尤其是1901年威胁光绪帝位的“大阿哥”被废黜，使康有为开始考虑放弃武力勤王，专心保皇。加以1901年冬，康赴印度留居一年半，在此期间，研究印度亡国原因，得出各省自立、依托外人、终为英国所灭的结论。因此，就“各省自立”的思想而言，真正改变的实在是康有为。于是，借斥责《新广东》之机，康氏正好可以在保皇会内部完成调整策略、确立保皇宗旨的工作重心转移。这当然也是一着险棋，起码埋下了保皇会日后分裂、人心涣散的隐线。
《新小说》中的“新广东”(上)
《新广东》行世后，直接响应之作，如署名“湖南之湖南人”的杨笃生所撰《新湖南》，力倡“湖南自立”，“欲新中国必新湖南”(61)，已有将欧榘甲主张的“各省自立”推扩开来之势，可见欧著政治效力之大。而该书的反响又不限于此，多种文学作品的轮番演绎其实更值得重视。或者不妨说，正是经由文学书写的大力渲染，“广东自立”的思想才流传广远，深入人心。而追索这批作品的出现，又与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杂志密切相关。联系上节所述康梁派内部的争议，《新小说》的集中刊发因此显得意味深长。
最先应该提到的作品是《新中国未来记》。此篇所以重要，不仅因为作者乃“小说界革命”倡导者梁启超本人，这又是其平生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虽未完成)，更与该作所属的“政治小说”类别实为《新小说》最有特色的栏目有关。按照梁启超的定义：“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62)《新中国未来记》正是标准的实践之作，即为梁氏“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63)的政治预言小说。作品首见于1902年11月14日创刊的《新小说》第1号，连载至第7号止(其中4～6期中断)，仅存5回，不过，通过1902年8月18日刊登在《新民丛报》第14号上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广告，我们可以了解其整体构思。
阅读《新中国未来记》，不难感觉到其间浓郁的广东色彩。梁启超对此亦有意识，故《绪言》中已辩称：
此编于广东特详者，非有所私于广东也。今日中国方合群共保之不足，而岂容复有某乡某邑之见存?顾尔尔者，吾本粤人，知粤事较悉，言其条理，可以讹谬较少，故凡语及地方自治等事，悉偏趋此点。因此之故，故书中人物亦不免多派以粤籍，相因之势使然也。(64)
小说中，不仅奠定了“新中国的基础”的宪政党创建人黄克强为广东琼州府琼山县人，而且，黄氏与其“生同里，少同学，长同游，壮同事，后来旗鼓相当，做了许多事业”的知交李去病在上海得到的一份志士名单，总共20人中，出身广东者也占到6位(65)。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梁启超理想的建国方略中，“广东自立”实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依据梁氏对《新中国未来记》最初的构想：
此书起笔于义和团事变，叙至今后五十年止，全用幻梦倒影之法。……其结构，先于南方有一省独立，举国豪杰同心协助之，建设共和立宪完全之政府，与全球各国结平等之约，通商修好。数年之后，各省皆应之，群起独立，为共和政府者四五。复以诸豪杰之尽瘁，合为一联邦大共和国。东三省亦改为一立宪君主国，未几亦加入联邦。举国国民勠力一心，从事于殖产兴业，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
小说虽应于“在中国京师开一万国平和会议，中国宰相为议长，议定黄、白两种人权利平等、互相亲睦种种条款”(66)处结束，但毫无疑问，“新中国”的建立在东三省加入联邦大共和国时已告完成。
而读这一段预设的小说概要会感觉十分眼熟，因其与《新广东》第一节《绪论》中的说法何其相似：从“各省先行自图自立，有一省为之倡”，到“其余各省，争相发愤，不能不图自立”，最终为“省省自立，然后公议建立中国全部总政府于各省政府之上”，小说的展开与之一一合拍。而此率先独立的南方一省，在具体的情节描述中，也一如欧榘甲所希望，正落实为广东。因此，由孔子后裔、文学大博士孔觉民老先生演说的“中国近六十年史”即《新中国未来记》，原拟划分为“六个时代”进行讲述，其“第一预备时代”，便是“从联军破北京时起至广东自治时止”(67)。“广东自立”已然成为“新中国”开篇第一页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新中国未来记》关于新中国建国史的预言，也不妨称为小说版的《新广东》。
如此说来，梁启超似乎很大胆，敢于直接对抗师说，为《新广东》张目。但实际上，披露了《新中国未来记》全篇结构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这则长篇广告，初见于《新民丛报》14号，而两期以后，即第16号杂志上，康有为的《南海先生辨革命书》方始刊出。也即是说，在梁启超构思《新中国未来记》时，尚未得见远在印度的师尊发来的训谕，因此，小说依照他所赞同的《新广东》观点敷衍情节，亦非有意违逆。只是，在遭到康有为的严词训斥后，梁启超势必作出反应。何况，《新中国未来记》本来就是随写随刊(68)，凭梁之才力，及时调整笔墨亦不为难。以此，小说第三回叙述的黄、李论战大有讲究。
以往学界讨论这场“论时局两名士舌战”时，通常会以黄克强作为改良派的代表、李去病作为革命派的代表。笔者在1988年完稿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则已将二人之争视为梁启超自身思想转化的表征：“两个人物的设置，也可以认为是梁启超自己在说服自己，自己在与自己争论，只不过李去病代表的是前一时期的梁启超，而黄克强代表的是后一时期的梁启超。”并指出，“李去病所代表的，不过是改良派中激进分子的观点，尚不能称为革命派的议论”(69)。这个说法笔者现在依然以为大体不错，需要补充的是其回应康有为责难的背景与线索。
《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刊登在《新小说》第2号，出版时间为1902年12月14日。而半个月前，11月30日出刊的《新民丛报》第21号上已出现《〈新小说〉第二号内容摘要豫告》，关于此回情节有如下说明：
后半部则取现在志士所最苦心研究之问题，所谓革命论与非革命论者，设为两人对垒驳论，舌锋针对，凡彼此辩驳三十余次，词旨衔结而下，凡万余言。此两种论客所据之学理，所怀之方略，尽揭之而无余蕴。著者以为生平最得意之文字云。(70)
半个月后，与《新小说》同日发行的《新民丛报》22号，又在《〈新小说〉第二号之内容》的广告中，全部抄录了平等阁主人狄葆贤为此回所作批语，强调其“拿着一个问题，引着一条直线，驳来驳去，彼此往复到四十四次，合成一万六千余言”；并且，“每读一段，辄觉其议论已圆满精确，颠扑不破，万无可以再驳之理；及看下一段，忽又觉得别有天地；看至段末，又是颠扑不破，万难再驳了。段段皆是如此”，“盖由字字根于学理，据于时局，胸中万千海岳，磅礴郁积，奔赴笔下故也”(71)。从时间而言，此一小说情节正可对应欧榘甲及梁启超本人的倡谈“革命”与康有为的辩驳“革命”；而从作者与评点者的态度来看，对黄、李双方的争论又是一例肯定，赞为“句句都是洞切当日的时势，原本最确的学理，旗鼓相当，没有一字是强词夺理的”。既然没有被否定的一方，最后做结语的黄克强所说“但非万不得已，总不轻易向那破坏一条路走罢了”(72)，也会为李去病首肯，因为此说固然维护了其反对革命的基本立场，却也并未完全放弃这一“破坏”的手段。
论争的双方都是同志，而且是保皇会的同志，这一点也很要紧。当年，胡汉民将《新中国未来记》“假托激烈派李去病问答辞”一段，解读为“可知任公宗旨仍在民族主义，与其师康有为根本不同”，冯自由却从中看出破绽——“既称为急激派议论，而仍声声歌颂光绪圣明(亦假托李去病语)，可谓自相矛盾”，提醒胡“不可被其瞒过”(73)，确实显示出冯氏的眼光高明。不过，在革命派冯自由看来是矛盾之处，对于梁启超、欧榘甲却未必以为然，“革命”本来就是其人“保皇”“改良”失败后的最末一着。
放在保皇会内部争论的语境中，重新审视黄克强这一角色，便可发现，其思想原型不只是流亡后期的梁启超，连其师康有为也应考虑在内。当时的梁启超毕竟还未能接受康氏训导，内心深处仍然向往革命。而黄克强在与李去病辩论时，其所持观点，实不乏可与康氏《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相对照者。如为满清政府辩护：“讲到现在朝廷，虽然三百年前和我们不同国，到了今日，也差不多变成了双生的桃儿，分擘不开了。”正是康有为“同父异母之兄弟”比喻的翻版。“至说到专制政治，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积痼，却不能把这些怨毒尽归在一姓一人”，也与康氏所说“若夫专制政治之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74)应和。黄克强坚持君主立宪制，其理由更与康有为一般无二：“我想政治进化，是有个一定的阶级，万不能躐等而行。”甚至乃师指望“圣主”光绪皇帝，“先以专制之君权变法，徐以公议之民权守成，不待革命糜烂之争，而可安享民权自由、变法自强之乐”，在梁启超笔下的黄克强那里，同样有如法炮制的宣说：
我想中国数千年的君权，虽然是太过分了，却是今日正用得着他，拿来做末末了一着。若能有一位圣主，几个名臣，用着这权，大行干涉政策，风行雷厉，把这民间事业，整顿得件件整齐，桩桩发达，这岂不是事倍功半[事半功倍]吗?过了十年、廿年，民智既开，民力既充，还怕不变成个多数政治吗?此一小说称道的本着“平和的自由、秩序的平等”(75)进行的政治改良蓝图，可谓梁启超日后发表《开明专制论》的先声，其间仍然有其师接应的影子。
小说中与《新广东》提出的“广东自立”直接相关的争论发生在一点半以后，即黄、李二人决定“索性谈过通宵”的后半夜，可见其在作者心目中的重要性。而李去病这个人物的设置与黄克强类似，也具有二重性，除了作为前期梁启超思想的化身，也带有欧榘甲的印记。李提出：“依我想来，还是大家看定一个可以做事的地方，认真在那里养精蓄锐起来，脱了民贼的羁绊，便着实操练那自治的制度，得寸得尺，慢慢扩充将去，别处的人，一定也有闻风而起的，这便是救中国的独一无二法门了。”这话实为《新广东》的要义。至于黄克强驳论中指出的“革命”引来“外国干涉”，其说也是综合了康有为两封长信中的意思：
万一扰乱一起，政府不能平定，转请各国代剿，或者外国不等政府照会，便径行代剿起来，这都是意中事哩!到那时候，这瓜分便认真实行了，却不是救国志士，倒变成了亡国罪魁么?(可畏!可畏!)况且不单如此，就是各省纷纷并起，那各省人的感情的利益，总是不能一致的，少不免自己争竞起来，这越发鹬蚌相持，渔人获利。外国乘势诱胁，那瓜分政策，更是行所无事。英国灭印度，不是就用着这个法儿吗?(76)
黄克强诸如此类的言说，又可以称为小说版的《南海先生辨革命书》了。并且，在双方的辩论中，梁启超也有意假借小说人物之口，给予欧榘甲向师尊申辩的机会。如李去病说：“至于你讲到各省纷立、同志相攻的话，若是这样的人，也不算爱国志士了。(志士听者!)我想但是肯舍着身、拼着命出来做事的，何至如是?这倒可以不必过虑罢!”(77)此言正不妨认作说给康有为听。
由此看来，《新中国未来记》确实是部“自相矛盾”的作品，不过，这里所说的乃是最初的全篇构思以及小说第一、二回同第三回以后的矛盾，其间关键的因素是康有为“辨革命书”的收阅与发表。此前，《新中国未来记》完全依照《(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预告的新中国建国蓝图演绎，第二回所述“中国近六十年史”的历史分期，因此是以“广东自治”结束“第一预备时代”，以“南方各省自治”开启“第二分治时代”。自康有为介入后，小说的叙述方向开始扭转，“各省自立”在传达康氏意见的黄克强口中已被否定，因其以印度为前车之鉴，指认此举将引发外国势力的干涉，造成亡国惨剧。黄氏的身份又是“新中国”建立的主导者，则第三回以后的“新中国”显然已脱离原先预设的进程，而必须另寻他路。这也是《新中国未来记》在梁启超游美回来后，虽续写一回(即第五回)，却终于放弃的一个内在原因(78)。
《新小说》中的“新广东”(下)
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还是用官话写作的“新小说”，而《新广东》论说“广东自立”的特质时，已在强调，广东“与中原声气邈绝，其言语风俗，往往不同”(79)。因此，《新小说》上以粤语书写的关涉“新广东”诸作，可以说具有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特点。这类作品包括粤剧《黄萧养回头》《黄大仙报梦》以及粤讴《趁早乘机》。
查看《(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这篇出刊前的长篇广告，可知《新小说》最初的栏目设置中本有“粤讴及广东戏本”一门，并说明：“此门专为广东人而设，纯用粤语。”(80)不过，杂志真正出版后，“广东戏本”已成为与“传奇”并列的专栏，“粤讴”则归在了“杂歌谣”门下。
在《新小说》创刊号的“广东戏本”中，首先登场的是《(新串班本)黄萧养回头全套》(下文简称《黄萧养回头》)，作者署名“新广东武生”。已有学者考证其人为欧榘甲，所述理由主要为：“新广东”为欧榘甲的个人身份代码，剧本与《新广东》都旗帜鲜明地宣扬“广东自立”，作者为熟悉梁启超与《新小说》最新动向的局内人，以及剧中出现的太平天国世子洪少全的原型，实为欧家世交太平天国老英雄洪全福(81)。其说令人信服。可以补充的一点是，笔名中的“武生”二字亦有讲究。大体与撰写《黄萧养回头》同时，在初刊于《文兴日报》的《观戏记》中，欧榘甲对广东戏已多有批评。特别是与其他地方戏比较，欧指认：“外江班所演，多悲壮慷慨之词，其所重在武生；广东班所演，多床第狎亵之状，其所重在花旦。武生有英雄气象，花旦有腐儒气象；英雄使人敬，腐儒使人憎。”(82)对于抱有改良广东戏愿望的欧氏而言，于“新串班本”上自署其角色为“武生”，正可谓借以明志。
《黄萧养回头》初次的交稿时间也值得探讨。《新民丛报》第14号所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上，尚不见此剧名。不像“政治小说”栏一口气列出《新中国未来记》《旧中国未来记》与《新桃源》(一名《海外新中国》)三部小说梗概，“粤讴及广东戏本”下的作品当时还是一片空白。至1902年10月2日，《(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第一号要目豫告》在《新民丛报》第17号见报，对《黄萧养回头》已有大幅介绍：
广东戏本最为陈腐俚俗，久不入名流评品。本编著者乃一积学志士，而以商隐于横滨者也，特以一月之力制成此本，实广东剧坛第一革命军也。“九牛浮水面，黄萧养回头”二语，吾粤五尺童子莫不知之。此等童谣谶语本不足以齿大雅，然石言柳立，殆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著者利用此谣，以唤起广东人自强自立之性质，妙想天开，真令人不可思议。其词曲之雄壮，道白之巧妙，又非特广东戏所无，即汤临川、李笠翁、孔云亭亦当让一席矣。其尤为特色者，著者素善度曲，深通广东戏本内情，其分配脚色煞费苦心，词腔之间，无一句不合板眼。可以依原本登场即演，不必改易一字以就伶人。凡诸家传奇虽有其结构，有其词采，恐亦无其节拍也。粤人解音律者，试待本报出版后，取而唱之，当知其妙。全篇约二三万言，第一号登其四分之一耳。(83)
可见，此时梁启超已拿到部分稿本，可据以撰写广告辞。但其中对于作者的说明尚须辨析。鉴于前一号《新民丛报》刊发了《南海先生辨革命书》，欧氏这部意在“唤起广东人自强自立之性质”的剧本，自然不便再以康有为熟悉的真实身份出现。一如其使用了“新广东武生”的新笔名，时在美国旧金山的报人欧榘甲，也摇身一变而为横滨华商。
此外，关于《黄萧养回头》的写作与刊载情况也需略作分说。梁启超1902年8月14日致函包括欧榘甲在内的美洲保皇会同志时，专有一条言及：“弟现又欲办一小说报，其告白即登《丛报》矣。”(84)这应该是梁氏最早向欧榘甲提到《新小说》。因此，8月18日第14号《新民丛报》初次推介该刊时，“广东戏本”栏作品空缺，实因欧作尚未开笔。而一个半月后，《黄萧养回头》的撮要与评赞已出现。扣除书信往来横滨与旧金山两地所需将近一个月，欧氏开始创作的时间可推定为8月底到9月上旬。不过，广告称其为已完成本，《新小说》创刊号所登乃四分之一，则非实情。此本应与《新中国未来记》一样，不但从第1号连载至第7号，并未完篇；而且，其写作方式也是边写边刊，才造成了广告对全篇字数与刊载期数的估算严重偏少。这也可让我们了解，此作的撰写跨越了康有为“辨革命书”发表前后。而第7号所刊戏本在第4页中间加入说明：“此段当接第六期之末，作为上套，今补录于此。”(85)故而，新小说社1904年2月刊行的《黄萧养回头/维新梦合刻》中，便只印出了该本上套，另有下套18页多仍保留在《新小说》杂志中。
由广告文字可知，剧本名为《黄萧养回头》，乃是利用了广东无人不知的民谣。所谓“回头”即再世。黄萧养为明代正统年间民众起义的领袖，后兵败战死。民间传说他死于广州珠江上的白鹅潭，或言受伤后拒俘投水，或言受伤后被缚以大石，沉水而死。而潭之得名，也缘于黄萧养在此作战时，有两只白鹅为其战船引航的故事。故黄死后，民间一直流传“九牛浮水面，萧养转回头”“大石沉底，白鹅浮游，三十年后，萧养回头”的民谣。此“牛”被附会成东堤、西堤间的八块礁石，可见黄萧养起义影响之大，民众也在不断期盼其人归来(86)。欧榘甲即是利用这一广东民间心理，以转世投胎的黄萧养、现名黄种强为主人公，谱写其率领诸英雄整顿广东的宏图伟业。为配合传说，剧本中也特别设置了钱白鹅作为黄家丫鬟。
诚如前述学者所言，《黄萧养回头》与《新广东》确实若合符节。和《新中国未来记》游学英、德的黄克强不同(87)，留学欧美十几年的黄种强显然始终怀抱“广东自立”的念想。曲本开篇，黄帝派遣黄萧养“再生广东”时，看中的正是“广东一部，后背庾岭，前抚大洋，才士云蒸，富商霞蔚，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备，岂不是文明初步，可以为各省之倡么”?所申述的广东率先自立的有利条件，与《新广东》关于“广东有自立特质”的诸般论述正丝丝相扣。故黄帝交付黄氏的使命是，“先把广东整顿起来，救拯群生，出地狱而登天堂”。直到剧本刊出的最后一期下套中，白云寺“能知过去未来”的住持了凡老和尚也仍在记挂：“我想黄种强，乃黄萧养后身，将来广东独立，全靠斯人。”而且，“广东独立”不只是黄种强个人的想法，实为其所投入的英雄群体的共同想望。如前黑旗军部下、中军总帅刘三，其时屯军黄萧养起义故址紫洞，招邀富商顾民智、报馆主笔骆自由、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生宁自强一众上山时，即以“将来同心协力，为广东创一番新世界”相期。此言经黄种强未婚妻、顾女平权复述，更明确为“广东独立民权享”。而上套结束，黄父开化唱了一曲“九连环”，亦在呼唤“须改革了”“须独立了”“须自治了”。不仅此也，欧榘甲对于“广东自立”的热情，尤以自己投身其中，幻化为“宁自立”这一人物命名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剧本中，宁氏即自承为作者，正“帮《小说报》串成者套《黄萧养回头》呢出戏”(88)，于是，戏里戏外，已是难分彼此。当然，也不必说，所有这些关于“广东独立”的戏文，都以救国救民为前提。
而实行地方自治的方法，《新广东》虽开出三策，《黄萧养回头》敷演时，却与其政论底本取向相同，独重“联秘密社会”。其布局为：以刘三为首领的黑旗军旧部(89)，代表了中国近代史上抗击法军、保卫台湾的力量；此时其人又揭竿而起，与历史上反抗官府的民众起义传统亦衔接；同时，他又吸纳了“富甲广东”的顾民智、“文章足以经邦济世”的骆自由、“文事武功，在在皆能”的宁自强诸位“广东英雄豪杰”入伙，为其队伍带来了现代意识与革命思想。另有宁自立在白云山创立的侠士会，聚合了司徒改进(副会长，招徕客寓店主)、辛太平(干事，振昌枪炮店掌柜)等人，又迎来了黄种强，带进了詹大同(黄种强留学欧美的同学、辛太平的旧同门)，会合了洪壮(俗名洪少全，鼎湖山庆云寺住持)。而洪壮既曾被“册立为太平天国世子”，起义失败后，又“投入少林寺，削发为僧”，仍一心报仇，“心腹兄弟生徒，这也不少”(90)。因此，侠士会的设置规模虽近似《水浒传》描写的梁山泊，实际却属于欧榘甲看好的“改革进步”，足以成为日后“各公会之起点”的现代“秘密会党”。以上两股革命势力也已在谋求联合行动，下套中止处，辛太平更将枪炮提前运到了黄、宁、司徒等人正在前往的刘三所建紫洞寨，一场“广东独立”的好戏即将开演。可以说，《新广东》的纸上谈兵，大有希望在场上操演了。
《黄萧养回头》所演练的“广东独立”这幕戏，明显带有民族革命的色彩。作为“黄种四万万人之鼻祖”的黄帝，登场即痛恨“纪元四千余年以来，十八省庞大版图，四百兆神明苗裔，尽为异类侵凌”(91)。由此使得这本戏起始即笼罩在由汉民族始祖“黄帝”所带来的民族主义氛围中。连载至第3号《新小说》，被编者盛赞为“音节凄惋，沁人心脾”的“叹狱数折”，由入狱四人轮番演唱，顾民智最先叹恨的就是：“悲声叹、叹神州、无辜汉裔，为异类、主中原、荼毒惨闻。”随后三人的“恨汉奸”“恼夷人”“痛汉人”(92)虽各有偏重，却均以对清廷的痛恨为基点。即使最末一次刊出时，托身空门的了凡大和尚仍在宣说：“看一看、近十年、满清政府，真可谓、内治颠倒、外交失败、种种糊涂。”尽管与《新广东》同样，剧本大抵只在提及法国政治体制变革时正面引出“革命”一词，甚至以“妄谈革命”“自败规模”作出区划，但其坚持使用已遭康有为痛斥为“不辨皂白，不择人类”“并舍身救民之皇上而攻之”的“满清政府”(93)之称，则证明欧榘甲至少在写作剧本之时，还持有不“妄谈革命”的实际的革命立场。
这种与康有为论说的针锋相对，在《黄萧养回头》中实多有表现。如康有为禁言革命，在写给徐勤并要求转与欧榘甲及梁启超同看的信中，明确告诫弟子们：“议民权政权，制立宪，无不可言，何必言革?”与另一门生谭良令其取欧氏《文兴日报》主笔位而代之的函札，亦谆谆切嘱：“民权、自由皆可鼓，惟勿悖保皇宗旨，不可言革。”(94)欧榘甲却并不遵令而行，所编戏本不但委婉地称说：“报纸你都唔看一份，唔怪得你唔识得民智、平权、自由、自强种种文明的道理咯，你还识得自立么?”显然将“自立”置于其他文明道理之上；而且，剧中人宁自立更假借诸人姓名大做文章：
都要自立嘅，有自立喇，我怕顾民智、邱氏、骆自由、顾平权、宁自强，都系讲吓个(啫)，不能见诸实事嘅。(作勇状，白)喊[(喴)]也好，今日为同胞起见，非自立不能。待我尽心竭力，去救我地同胞则可。(95)
这等于是在向乃师分辨，所谓“民智”“自由”“平权”“自强”等文明观念并不容易落实，惟有“自立”切实可行。这也是欧榘甲执着于“广东自立”的缘故。
而在有关菲律宾独立的问题上，康、欧师弟的看法更是严重对立。康有为认为，1899年结束了西班牙统治、建立共和国的菲律宾，并没有迎来真正的国家独立，第一任总统阿坤鸦度(今译“阿奎纳多”)“究其成就，不过代吕宋人作中人卖与美国耳”，独立战争却给本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灾难(96)。因此，在康有为那里，菲律宾独立对于欧榘甲所热衷的“广东自立”，恰是一个时间上最近的前车之鉴。应该承认，康有为指出的美国利用菲律宾革命，攫取其胜利果实，从而实现了对菲长期的军事占领，确为事实。但与其师只重结果不同，欧榘甲始终对菲律宾民众顽强的民族独立精神大为佩服。早在1899年8月，欧氏已发表《论非律宾群岛自立》一文，赞扬菲人的抗美战争，“以地球至强之国，而不能使蕞尔之地，灭此朝夕”。文中引述了菲总统誓言：“昔美国总统，谓亚美利加者，亚美利加人之亚美利加也。今我亦云非律宾者，非律宾人之非律宾也。”欧榘甲更将此语推及中国：“我中国四万万人，亦宜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97)这一说法再向下推演，即是《新广东》所言“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也”。怀抱对菲律宾独立的无比崇敬，《黄萧养回头》于是并不顾及菲律宾共和国已然失败、总统阿奎纳多已被美军俘虏的事实，偏在戏文中别辟天地，设计出骆自由携带顾民智手书，向与顾有旧的非总统阿军鸦度求援，“欲借水军，助我广东独立自治”一段传奇。并且，借此情节，欧榘甲也回应了康有为“吾审查各国之情已熟，公法具在，国交甚严，必无立约借兵者”之说，而让阿军鸦度在骆自由一番陈情之后，明白道出：“尔看今之世界，有何公理?强则凌弱，众则欺寡，中国已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今广东有此人才，欲图改革，正是亚洲之福。想非律宾与中国，势如辅车，理该首[守]望相助。”既然“公法”“公理”并不能改变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打破此一迷信，达成弱国互助，便成为欧榘甲祈望的新型国际政治关系。反映在戏本中，阿军鸦度也最终决定了“我非律宾保中国广东独立自治”(98)的国策。这段剧情自然是无中生有，在现实中亦绝不可能发生，欧氏却倾情欲搬演于舞台。其用意当然不只是希望“广东自立”能够借鉴菲律宾反抗西班牙与美国宰治的独立不屈精神，同时也是在以戏曲的形式，继续展开与其师的论争。
至于《黄萧养回头》为何中止刊载，目前史料不足，很难确知。推测可能是由于1903年11月，欧榘甲因奔祖父之丧，离美返国，回到香港(99)，中断了写作。
不过，有意味的是，记为1904年9月印行

中国历史上的史实故事简短

的《新小说》第十号上，又出现了一位署名“未上台台上人度曲”的广东班本《(新串出头)黄大仙报梦》，与《黄萧养回头》恰是遥相呼应。这次代替黄帝出场的“黄大仙”乃是在广东被普遍信仰的道教神仙，被委以重任的“盖世英豪”也换成了岭南人郭琪光：“原来岭南出了一个伟人，名唤郭琪光，将来就是我四万万黄种的救星。”而这位郭氏的人生履历亦如黄种强，“游学欧美两洲，也有十五年之久”；或许更胜出的是，其“政治、法律，水陆兵法，经济、文学，都领有学堂卒业文凭”。这样一位“意欲为支那祖国争辉于地球之上”的全才志士，又由黄大仙于梦中“指授仙机”：
我岭南、原本是、鸿沟天堑，只可惜、东轭于英、西沦于法、弄得个破碎河山。倘有人、提三尺、龙泉宝剑，管教那、四方豪杰云蒸霞蔚、同集将坛。那时节、新广东、环球威震，到后来、养精蓄锐长驱直骋、天地掀翻。我想你、真不愧、丹心虹贯，大丈夫、留勋业、要在人间。(100)
其中对于广东的形势分析以及“广东自立”建立“新广东”的理念，均与《新广东》如出一辙。
更重要的是，仿佛为了弥补《黄萧养回头》未能完整呈现“广东自立”进程的遗憾，或说《黄大仙报梦》的作者为了在一个短篇戏本中提纲挈领地揭示“新广东”实现的步骤，特意借由黄大仙的指点道出：
论新政、你平日、高谈雄辩，坐而言、起而行、不可畏难。头一件、开议院、民权先讲；第二件、改制度、兵刑吏礼一宗一件、都要除却了野蛮；第三件、办外交、把农工商务的利权来挽；第四件、十八省、开通商、才免列强虎视虎视眈眈。这才算、尊王室、攘夷狄、霸图久远，又才算、四千年、空前绝后一个韦布儒冠。(101)
显而易见，这一以“新广东”开头的革命，正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收束。只是，《黄大仙报梦》预示的政体变革，仅到达《新中国

隋-清/中国历史故事

未来记》拟定的“第三统一时代”的开端，即“第一次大统领罗在田君(按：影射光绪皇帝)就任”，而舍弃了“第二次大统领黄克强君”(102)的民选总统任职阶段。因而可知，其取法的楷模实在日本明治维新，政体的选择也倾向君主立宪制。至于剧中规划的设议会、改官制、争外交、开通商，也无一不是随后梁启超等人发起立宪运动的主张。假如此戏本确实出自欧榘甲之手，我们也可据以认为，他已在“新广东”与“保皇”之间进行了协调。当然，一些基本的要素，如“广东自立”“民权”“议院”等则始终一贯，并无改变。
若论《新小说》中最特别的鼓吹“新广东”作品，当数笔名“外江佬”或“珠海梦余生”所撰《粤讴新解心》之《趁早乘机》章。笔者已在《近代外交官廖恩焘诗歌考论》中，指证其时清政府派驻古巴的总领事廖恩焘实为这组粤讴的作者(103)。而《趁早乘机》又与《新中国未来记》以及《黄萧养回头》的最后一次刊载同期，即一并出现在《新小说》第7号，应该说并非偶然。根据目前可见资料，1903年前，廖恩焘尚未与康梁交往，因此，最大可能是梁启超当年游美与之结识。自此，廖氏便深度介入“诗界革命”与“戏曲改良”，在梁氏主持的《新民丛报》与《新小说》上多有创作发表。此两种杂志也理应得到他的阅读与关注，以致康门师弟在报刊上展开的关于“革命”“自立”的争议亦为其知晓。
尽管幼年即赴美读书，1891年后又长期担任外交使节，但广东惠州的出身，仍为廖恩焘植入了根深蒂固的广东情结。寓居古巴时，廖氏曾在乡间盖一别墅，园中的特色建筑即为“仿珠江画舫式”之半舫斋(104)。可以想象，提供给《新小说》的《粤讴新解心》亦应在此吟出。
廖恩焘本抱有变法改良的政治期望，所作粤讴中亦不乏《自由钟》《开民智》《复民权》《倡女权》一类明示主旨之作，正与《新小说》的主体氛围合拍。《趁早乘机》更表现出对割地赔款的清政府满怀愤怒，故与欧榘甲一样，廖恩焘也以古喻今，肯定“汤武革命”的正义性：
自古话民为邦本君为次，纣王无道，就被个个周武焚尸。有的话既属系蚁民，唔该逆旨；点晓得人生世上，各有权宜。今日中国无人，个满政府来得咁放恣，卖民卖国佢重诈作唔知。
对于“卖民卖国”的满清政府既只有革命一途，救国于是成为每个国民的责任。“东洋仔”变弱为强的榜样也被提起，而日本明治维新在此昭示的最有益经验是，长州、萨摩、肥前、土佐等地方藩属地实为推动国家变革的主力。与之相应，“广东自治”也成为广东人廖恩焘眼中最有效的救国方策：
广东地大人非细，只怕你无血性，唔怕大事难为。即话单手独拳，慌到无人继；岂知人人都有我，便是兴国生机。大家若系有心，还要想过法子。民权自治，重等到几时?……你估十八省等齐然后作致，我怕乌鸦头白，我中国重一样低威。时势可以造得个的英雄，做乜英雄唔可以造时势?唉!容乜易，广东先自治。个阵平权万国，怕佢十七省唔追住跟嚟。(105)
如此广东率先自治、十七省继起以强中国的局面，正是《新广东》与《新中国未来记》先已描绘过的蓝图。由此证明了廖恩焘虽为清政府任命的外交官，其思想却与改良派中的激进分子趋同。笔者曾将《趁早乘机》称为“《新广东》的粤讴版”(106)，原因在此。
可以想见，从《新中国未来记》到《黄萧养回头》《趁早乘机》《黄大仙报梦》，这一系列倡导“广东自立”的文本在《新小说》上集中刊载，此呼彼应，自然形成了强大的文学感化力。第5号杂志上曾发表未署名作者题写的《〈新小说〉第一号题词十首》，逐一吟评当期杂志的精彩之作，《新中国未来记》与《黄萧养回头》均在其内。关于后作的题诗为：“瞥眼九牛水面浮，黄萧养怎不回头?昨宵曾有岭南客，去在白鹅潭上游。”(107)可知作者亦为广东人，读欧榘甲的粤剧班本，正是“于我心有戚戚焉”。
而这场发生在改良派内部、由欧榘甲的《新广东》引发的关于“自立”“革命”与“保皇”的大论争，不仅以政论辩驳的方式呈现，并延续到文学书写，在《新小说》中开辟了另一块舆论阵地，让受到康有为压制的弟子们，得以在虚拟的文学空间里继续申诉。尽管最终的结果是，弟子们的思想也发生了分化：梁启超放弃了“各省自立”与“流血革命”的主张，转向康有为启示的“开明专制”论，欧榘甲则暂时中止了“广东自立”的文字阐发，暗中却仍在为将来的实际操作做准备；不过，这一争论显然已对保皇会的未来发展造成损害。只是，以上还是从政治派别层面进行的分析。如果由此跳脱，站在关涉中国前途命运的高度考量，情形则恰如附刊了《康南海辨革命书》的《(大版)新广东》之《后叙》所言：“《新广东》一书主于分，康南海之书主于合，分、合二者，固今日重要之问题矣。”此文作者从“中国情状之腐败”与“革新事势之激促”交织的全局着眼，判断“或为分则于力有不足，或为合则于时有未能”，但两大趋势的互相冲突、必生变动则无疑义(108)。因此，康有为与弟子们的论战，也理应被视作感应时代潮流的志士们，面对现实政治危局所提出的不同的救国方略。无论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其言是否应验，而其人救亡初衷之赤诚，即使相隔一个多世纪，依然真切感人。
注释：
①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革命逸史》3，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6、149页。
②《札饬禁书公文》，《大公报》，1904年5月22日。
③如华南师范大学刘雪琴的《欧榘甲思想演变研究——兼与康有为及康门弟子相比较》，湖北大学王占宇的《欧榘甲思想研究》，两篇硕士论文均于2012年完成。
④陈官韶1927年所撰《〈新广东〉序文》有记：“忆前三十余年，余应试春官，与麦君孺博，同寓海北寺街顺德邑馆，麦君为年家子，执晚辈礼甚恭，谈及康南海高足，麦君于梁任公而外，首举欧生榘甲以对。嗣因公车上书事，晤南海先生于松筠庵，问及门中，孰为经世宰物才?南海亦称道欧生不辍。”(李少陵编著：《六十年前一报人：欧榘甲先生传》，台北县：李少陵自印本，1960年，第94页。)
⑤康有为：《致邱菽园书》(1900年11月26日)，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1页。
⑥冯自由：《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革命逸史》2，第30页。
⑦参见彭剑《清季宪政大辩论——〈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论战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13页。
⑧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4～347页。
⑨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7页。
⑩康有为：《与同学诸子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第40页，见《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1903年。此书收本文及《答南北美洲诸华裔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二文分别标注页码。故以下注释页码均放于文章之后。又：原书未记任何出版信息，此处出版年乃根据1903年3月《新民丛报》27号所刊出版广告推断。
(11)《尺素五千纸》，《新民丛报》12号，1902年7月19日，第65～66页。
(12)《太平洋客著〈新广东〉(一名〈广东人之广东〉)》，《新民丛报》2号，卷首，1902年2月22日。
(13)(20)《尺素五千纸》，《新民丛报》12号，66页。
(14)梁启超：《致叶恩李福基等书》(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一日，1902年8月14日)，方志钦主编、蔡惠尧助编：《康梁与保皇会》，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0页。
(15)(16)(17)(18)(19)太平洋客：《(大版)新广东》，无出版地，1902年，第42页，第1、3页，第4～7页，第12页，第34页。以下引文出自此书者，不再另作注。
(21)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光绪二十八年四月)，《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87页。
(22)李少陵编著：《欧榘甲先生传》，《六十年前一报人：欧榘甲先生传》，第4～5页；传中称欧“可算中国过去研究会党组织的权威”(第22页)。另参见周育民《秘密会党与民族主义——评杜赞奇对清末革命党会党观的论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1期。
(23)吴樾《暗杀时代•自序》，《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吴樾遗书”，1907年4月，第1～3页。
(24)李少陵《欧榘甲先生传》称，《新广东》“风行海内外，翻印发行者，有数十余种之多”(《六十年前一报人：欧榘甲先生传》，第23页)，或有夸大。不过，笔者亲眼见过(包括只看到书名页)四种不同封面的印本，可证其印数颇巨。
(25)忧患余生生：《扪虱谈虎录•新广东》，《新民丛报》14号，第55～56页，1902年8月18日。“各省自立”之说，见《(大版)新广东》，第85页。
(26)梁启超：《上陈中丞书》(时务学堂钞稿)，苏舆编：《翼教丛编》附卷，1B、3A页，1898年。
(27)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光绪二十八年四月)，《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86～287页。
(28)康有为：《致邱菽园书》(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全集》5，第300页。
(29)徐勤：《致康有为书》(1902年4月后)，《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0、201页。此信应写于1902年10月，同书所收同年10月16日(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徐勤《致各埠保皇会公函》，言及在鸟约(按：即纽约)演讲，“到听者几至千人”“自演说后，人心大动”“会事可必成”(第205页)；与致康函中所述在鸟约“演说数日，人心大动，会事可成”(第201页)为同一事。以下引文所记写信时间均据此。又，引文标点有调整。
(30)梁启超：《致叶恩李福基等书》(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一日，1902年8月14日)，《康梁与保皇会》，第101页。
(31)康有为：《致欧榘甲等书》(1902年6月3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7页。据信中言，收件人应为徐勤。
(32)康有为：《致李福基等书》(1902年6月11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63页。写信时间原误作1903年6月1日；《康有为全集》第五集有意改正，又误为1902年6月1日(第350页)。康有为于末后特意嘱咐：“此信望即[寄]南北美、雪、檀各埠，并常粘各会所壁上，并告各报中为望。”
(33)康有为：《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上海：长兴书局，1918年，第40～41页。
(34)此书未见原本，据《新民丛报》27号(1903年3月)卷首所刊《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广告。
(35)康有为：《致李福基董谦泰等书》(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1902年8月2日)、《致谭张孝书》(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八日，1902年9月9日)，《康梁与保皇会》，第38、40页。
(36)《(大版)新广东》封面右端署“光绪壬寅九月”，左侧题“附康南海辩革命书”，内文依次为：《新广东》《康南海辨革命书》(节录《新民丛报》)《〈新民丛报〉之评论〈新广东〉》《后叙》。
(37)(38)(40)(41)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第4、6、38、25、15、26页，第52、44、2、44、43、48～50页，第9、21、10页，第22～23、24页，《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
(39)《保皇会草略章程》《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64、258页。
(42)康有为：《致李福基叶恩书》(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1902年9月23日)，《康梁与保皇会》，第41页。
(43)吴樾：《暗杀时代•自序》，《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吴樾遗书”，第2～3页。
(44)徐勤：《致康有为书》(1902年10月)，《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2页。
(45)康有为：《与同学诸子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第3页，《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
(46)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第34～35页，《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
(47)康有为：《与同学诸子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第39、3页；《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第4、20页，《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
(48)社员某：《尺素六千纸》，《新民丛报》17号，第70页，1902年10月。此信写于“八月十八日”，即1902年9月19日。
(49)梁启超：《与勉兄书》(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0页。
(50)徐勤1902年10月《致康有为书》中言及：“云樵久不复函，诚有罪矣。”加拿大保皇会领袖徐为经、李福基1902年8月2日《致某某书》亦提到：“今云樵似不满意，观其报中辩自立与自治之说，便可知也。”(分别参见《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0、204页)
(51)(54)徐为经、李福基：《致某某书》(1902年8月2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3～204页。
(52)康有为：《致谭张孝书》(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八日，1902年9月9日)，《康梁与保皇会》，第40页。
(53)徐勤：《致康有为书》(1902年10月)，《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0、201页。
(55)伍鸿进等：《致列位宪政党同志义兄书(请看叶恩、欧矩[榘]甲、梁少闲诸贼之罪状)》(宣统元年十一月初四日，1909年12月16日)，《康梁与保皇会》，第316页。
(56)康有为：《强盗巡抚张鸣岐受贿卅万包庇逆贼欧榘甲据商谋乱刺杀刘道买凶诬仇证书》(1910年)，《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42～343页。标点略有改动。
(57)康有为：《致梁启超》(1910年)，《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63页。
(58)康有为：《与赵曰生书》(1901年8月后)，《康有为全集》5，第400页。
(59)康有为：《勤王行师议》(1900年6月)，《康有为全集》5，第208页。
(60)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第27页。
(61)湖南之湖南人(杨笃生)：《新湖南》(1903年)，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645页。
(62)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14号卷首广告，1902年8月。
(63)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1号，第51页，1902年11月。
(64)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1号，第53页。
(65)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第二、三、五回，《新小说》1号，第60、75页；2号，第27页，1902年12月；7号，第58～60页，1903年9月(实为1904年1月后出刊)。
(66)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晚报》14号卷首广告，1902年8月。
(67)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第二回，《新小说》1号，第59页。
(68)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绪言》中说：“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顾卒不能成一字；况年来身兼数役，日无寸暇，更安能以余力及此?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既念欲俟全书卒业，始公诸世，恐更阅数年，杀青无日；不如限以报章，用自鞭策，得寸得尺，聊胜于无。《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而首载于《新小说》时尚称，“此编今初成两三回”(《新小说》1号，第51、52页)。
(69)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49页。
(70)新小说社：《〈新小说〉第二号内容摘要豫告》，《新民丛报》21号卷首广告，1902年11月30日。
(71)新小说社：《〈新小说〉第二号之内容》，《新民丛报》22号卷首广告，1902年12月14日。
(72)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新小说》2号，第76页。
(73)冯自由：《未入革命党前之胡汉民》，《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6页。
(74)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新小说》2号，第45页；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第44页。
(75)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新小说》2号，第49、52页；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第25页。
(76)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新小说》2号，第63、69页。引文之括号内文字为原刊中的夹批。下同。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的相关论说为：“况革命之军动者，必于江海之间，各国通商之地，或在某范围之域。即军令甚严，而西商之未易保，及教堂之必易扰，此实将兵者，必无暇保全之也。外人必以保护商旅为名，教士必以教堂被扰为名，警报一动，兵船纷至，即以定乱为名而据之矣。”“始为救国保种而来，终为鬻民灭国而去。”“然以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众，各省各府，语言不相通，各省各府，私会不相通，各怀私心，各私乡土。其未大成也，必州县各起，省府各立，莫肯相下，互相攻击，各自统领，各相并吞，各相屠灭，流血成河，死人如麻，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鹬蚌相持，渔人得利，必先为外人有矣，若印度是也。”(《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第17、14、12、14页)
(77)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新小说》2号，第72页。
(78)笔者在《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已指出：“梁启超去美洲，是《新中国未来记》搁笔的直接原因，而其中最关键的，是此行改变了梁启超的政治倾向。”梁放弃了“革命”论，“原先规划的政治方案的进行步骤、时间等，也都要发生变动”(第72页)。
(79)太平洋客：《(大版)新广东》，第7页。
(80)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
(81)张军、裘思乐：《〈黄萧养回头〉作者为欧榘甲考——兼论欧榘甲在前期〈新小说〉作者群中的重要地位》，《戏剧艺术》2009年1期；刘雪琴《欧榘甲思想演变研究——兼与康有为及康门弟子相比较》，第79页。
(82)无涯生：《观戏记》，原刊美国旧金山《文兴日报》；录自《清议报全编》卷二十五附录一《群报撷华上》，日本横滨：新民社，1903年，第166页。
(83)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第一号要目豫告》，《新民丛报》17号卷首广告，1902年10月2日。
(84)梁启超：《致叶恩李福基等书》(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一日，1902年8月14日)，《康梁与保皇会》，第101页。
(85)新广东武生度曲：《(新串班本)黄萧养回头全套》，《新小说》7号，第126页，1903年9月(实为1904年1月后出刊)。
(86)《黄萧养》，花城出版社编：《广东风物志》，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267页；罗立文：《白鹅潭和黄萧养》，广州市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西关地名掌故》，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7年，第21～22页。
(87)有趣的是，此公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第一号要目豫告》关于《新中国未来记》的介绍中，竟然名为黄种强(《新民丛报》17号)。
(88)新广东武生：《(新串班本)黄萧养回头全套》，《新小说》1号，第158页，1902年11月；7号，第127、128页；4号，第135、136页，1903年6月；7号，第125页；2号，第169页，1902年12月。
(89)张军、裘思乐：《〈黄萧养回头〉作者为欧榘甲考——兼论欧榘甲在前期〈新小说〉作者群中的重要地位》一文已揭示，黑旗军统帅刘永福“人称刘二，可见刘三其人虽属虚构，也非毫无根据”(《戏剧艺术》2009年1期)。
(90)新广东武生：《(新串班本)黄萧养回头全套》，《新小说》4号，第135页；7号，第133页。
(91)新广东武生：《(新串班本)黄萧养回头全套》，《新小说》1号，第157页。
(92)《〈新小说〉第三号要目》，《新民丛报》24号卷首，1903年1月13日；新广东武生：《(新串班本)黄萧养回头全套》，《新小说》3号，第142、143页。
(93)新广东武生：《(新串班本)黄萧养回头全套》，《新小说》7号，第130、131页；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第10页。
(94)康有为：《致欧榘甲等书》(1902年6月3日)，《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7页；《致谭张孝书》(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八日，1902年9月9日)，《康梁与保皇会》，第40页。
(95)新广东武生：《(新串班本)黄萧养回头全套》，《新小说》3号，第154页；2号，第171～172页。
(96)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第16页。
(97)无涯生：《论非律宾群岛自立》，《清议报》25册，本馆论说3A、4A页，1899年8月。
(98)新广东武生：《(新串班本)黄萧养回头全套》，《新小说》5号，第149页；6号，第138页。
(99)李少陵：《欧榘甲先生传》，《六十年前一报人：欧榘甲先生传》，第28、31页。
(100)未上台台上人度曲：《(新串出头)黄大仙报梦》，《新小说》10号，第148、149、148、151页，1904年9月。
(101)未上台台上人：《(新串出头)黄大仙报梦》，《新小说》10号，第151～152页。
(102)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新小说》1号，第59页。
(103)夏晓虹：《近代外交官廖恩焘诗歌考论》，《中国文化》23辑，2006年12月。
(104)半舫翁：《〈半舫斋诗余〉自序》，《半舫斋诗余》，自序1A页，1940年
(105)《粤讴新解心•趁早乘机》，《新小说》7号，第162～163页，1903年9月(实为1904年1月后出刊)。
(106)夏晓虹：《近代外交官廖恩焘诗歌考论》，《中国文化》23辑，第102页，2006年12月。
(107)《〈新小说〉第一号题词十首》(黄萧养回头)，《新小说》5号，第176页，1903年7月。
(108)《后叙》，《(大版)新广东》，1902年，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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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中国近代史-夏晓虹 ：《新广东》：从政治到文学；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71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