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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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 （三）

辛亥革命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形成
较诸清末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及民国建立对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所发挥的作用,应当说更大,也更值得重视。因为皇族内阁丑剧的上演表明,满清统治者虽然在预备立宪期间已经对民族平等的要求有所了解,但没有、也不可能轻易放弃自己的特权,彻底地抛弃民族歧视和不平等政策。只有辛亥革命彻底推翻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之后,才有可能为国内各民族的平等融合与发展,相对全方位地创造必要的政治和文化条件。
具体地说,这种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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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其胜利,促使革命党人特别是领袖人物迅速实现了从“造反者”到建设者和执政者的角色转变,很快抛弃了“排满”的种族革命方略,而全力专注于实现民族平等与融和的事业。而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性质的中华民国的建立,特别是“五族共和”政治原则的公然宣布和毅然实行,又使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开始真正成为平等的“国民”,实现了名义上平等的联合,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主体民族的汉人,一下子摆脱了受民族歧视和压迫的地位,心态也趋于平衡。凡此种种,都有助于增强汉族与各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从而有力地激发出人们追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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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更加强大、民族进一步团结融和的强烈愿望。武昌起义爆发后不到一个半月(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１日),原革命派的一翼、偏重于“排满”的国粹派代表人物邓实、黄节、胡朴庵等即在上海创办《民国报》,宣布报刊宗旨为所谓六大主义。其中,头两条主义即为“建立共和政府;以汉族主治,同化满、蒙、回、藏,合五大民族而为一大国民” 。
虽然其大汉族主义尚有遗留,然已明显吸收了立宪派的部分主张,从“排满”转为实行民族“同化”,自觉于民族一体化的努力了。１９１２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也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还用法律形式将民族平等规定下来:“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就是“五族共和”的思想。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９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了影响很大的“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满人恒钧等少数民族人士也参加了此会,并成为重要的发起人。从此会的宗旨、名称和发起等方面来看,昔日立宪运动特别是恒钧等人从事“大同报”社活动的影响,显而易见。辛亥革命后,百废待兴,革命党人竟如此重视“民族大同”问题,原因何在?其发起电文有着如下陈述:各都督、议会、报馆、政团,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现已成立。拟从调查入手,以教育促进步之齐一,以实业浚文化之源泉,更以日报为缔合之媒介,以杂志为常识之灌输。章程即付邮呈,敬希协力提倡,随时赐教。酌拨公款,助成斯举,实纫公谊。同年４月初,孙中山批准该会立案,并称赞“该会以人道主义提携五族共路文明之域,使先135贤大同世界之想象,实现于２０世纪,用意实属可钦”,认为其所拟各种具体办法也切实可行,同意拨给经费 。在临时政府财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孙、黄能有此举,可见其对于此问题的重视达到了何种程度。与此同时,在上海等地,一些地方官员还发布《化除种族见解之文告》,禁止商人、报纸广告、公私函牍使用“大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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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以示民国“大同主义”。沪军都督革命党陈其美等人更倡议发起“融洽汉满禁书会”,对于鼓吹排满、有违五族共和宗旨的书籍,主张一律禁止。“已出版者,则由本会筹资收毁”。类似的组织还有雷震等发起、得到岑春煊等赞助的“五族少年同志保国会” ,新疆伊犁组织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进会” ,１９１２年４月１０日在北京成立、以内务总长赵秉钧为总理、陆建章为协理的“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等等。如“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的宗旨就是“扶助共和政体,化除汉满蒙回藏畛域,谋一致之进行”,主张“融化五族,成一坚固之国家”、“实行移民事业”和“统一文言”等,从而典型地体现了民初要求五族平等融合的社会心理。次年６月２９日,该会还发起成立了“平民党”。其党纲的第一条,即为“促进种族同化”,也就是以五族一体化为发展目标。
在当时众多以民族平等融和为宗旨的社会组织中,特别值得一提的,乃是袁世凯授意组成、影响仅次于“中华民族大同会”的“五族国民合进会”。它１９１２年５月１２日在北京成立。选举总统府边事顾问姚锡光为会长,汉人赵秉钧、满人志钧、蒙人熙凌阿、回人王宽、藏人萨伦为副会长。黄兴、蔡元培等革命党元老和黎元洪、梁士诒、段祺瑞、袁克定等民国要员,以及满、蒙、藏、回等族数十名人或参与发起,或列名表示赞成。不仅声势较大,而且真正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五族联合组织。是年６月,该会曾在《申报》上连载“会启”,其文其识,颇能反映民初各民族一体认同的水准。该“启示”从血统、宗教和地域的分析入手,论证了五族“同源共祖”的历史,指出“满、蒙、回、藏、汉五族国民,固同一血脉,同一枝派,同是父子兄弟之俦,无可疑者”。认为以往彼此之所以互相仇视和攘夺之事,实为封建专制的结果。民国建立后,“万民齐等”,五族国民如骨肉重逢,正好“各以其所有余,交补其所不足,举满、蒙、回、藏、汉五族国民合一炉以冶之,成为一大民族。”现聚集五族智慧组织政党,正是为了“谋起点之方,同化之术”。将来“合进”收效之日,也就是满、蒙、回、藏、汉之名词“消弭而浑化”之时等等。在该会的“简章”中,还提到“我五族国民以外,西北尚有哈萨克一族,西南尚有苗瑶各族,俟求得其重要人员,随时延入本会” ,可见其所谓“大民族”也并不局限于五族,“五族”不过是一种泛称而已。遗憾的是,对于融合而成的“大民族”究竟如何称谓,该“会启”和“简章”等却未曾给予明示。
１９１２年７至８月,刚刚结束秘密状态的中国同盟会,其广东支部主办的《中国同盟会杂志》创刊,也登文积极宣传民族和种族“同化”论,并将其视作该会的政纲之一。该刊著文强调“今日共和成立,五族联合,昔日之恶感已泯,至程度不齐之故,苟普及教育实行之后,此问题当亦解决矣”,认定“合汉、满、蒙、回、藏五族而同化之,今日之唯一政策也”。为了使民族同化思想深入人心,他们还自觉地研究和宣传民族同化的历史。该刊连载陈仲山的《民族同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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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此而作。它“先序欧西民族由战争而同化者,以为借镜,次序中国历代民族由战争而同化者,以为楷模”,冀望于对“励行民族同化之政策,不无小补”。同年８月１３日,新成立的国民党也发表宣言,其党纲中“概列五事”,其三即曰:“励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内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 实际上,主张民族或种族“同化”,已成为民国初年许多政党的共识。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同化”一词的使用显然并不恰当,表明其认识仍存在某种大汉族主义的局限性。但也应指出,当时人们使用“同化”一词,很多时候确属一种平等融化之意上的使用,并不着意存有汉族自大独尊之思。此种“同化”实际上也就是“大同”化的同义语,它既是对清末“五族大同”思想的继承,也体现了民初革命党和民国要人们新的认识水平,反映了一种要求民族融合的时代愿望,因而有力地激励着人们去进一步深化认识,以实现对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推动。在这方面,梁启超的追随者、进步党人、《庸言》杂志的实际主编吴贯因,也有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思想贡献。１９１３年初,他在《庸言》上连载了洋洋数万言的《五族同化论》一文,逐个论析了五族的混合性质,进而说明了各族之间血统等互相渗透融合的历史,此文对于当时和以后“中华民136族”融合史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在该文中,吴贯因有力地指出:汉、满、蒙、回、藏五民族,其初固非单纯之种族,而实由混合而成之民族也。夫人种相接近,由种族之事故,而融合交通,世界历史上实数见不鲜,固非独中国而已。而我中国先民,既能融合汉土诸小族,而成一汉族;融合满洲诸小族,而成一满族;融合蒙疆诸小族,而成一蒙古族;融合回部诸小族,而成一回族;融合藏地诸小族,而成一西藏族,况今日国体改为共和,五族人民负担平等之义务,亦享受平等之权利,既已无所偏重,以启种族之猜嫌,自可消灭鸿沟,以使种族之同化。则合五民族而成一更大之民族,当非不可能之事。 因此吴氏以为:“今后全国之人民,不应有五族之称,而当通称为中国民族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而ｎａｔｉｏｎ之义既有二:一曰民族,一曰国民,然则今后我四万万同胞,称为中国民族也可,称为中国国民也亦可。” 此种认识,应当说代表了民初时国人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最高水平,尽管他尚未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此外,他肯定还是较早清醒而自觉地要给中国各民族共同体正式命名的中国人。其次,就民族融合的实际效果而言,辛亥革命推翻满洲专制统治,建立民国,的确暂时引发了一部分外蒙古王公和藏族等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分裂行径,如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日,一小撮蒙古王公就在沙俄的指使下,成立了以哲布尊丹巴为“大汗”的所谓“大蒙古帝国”,与此同时,西藏与内地的关系也趋于紧张。此种情况的出现,与部分革命党人此前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以及武昌起义爆发后少数地区短暂过激的“排满”行为不能说毫无关联,但就其根本而言,它们却是当时的纷乱形势和俄、英等帝国主义从中直接策动挑唆的结果。与此同时还要看到,这种暂时出现的分裂局势所引发的前景忧患,又恰恰成为革命党人、民初政要和各族有识之士放弃狭隘民族意识、生发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直接动因。历史的辩证法效应,正是体现在这里。
以蒙古问题为例。“大蒙古帝国”宣布成立后,其一系列分裂行径随即遭到国内和蒙古族内人民的强烈反对。１９１２年底至１９１３年初,哲里木盟１０旗王公和内蒙古西部２２部３４旗王公,就分别在长春和旧绥城(今呼和浩特)举行了东、西蒙古王公会议,商讨赞成五族共和,反对外蒙“独立”等事宜。在１９１３年初的西蒙古王公会议上,王公们还一致决议“联合东盟,反对库伦”,并通电声明:“蒙古疆域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为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这大概是在政治文告中,第一次由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共同议决,宣告中国少数民族同属“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了。 这里,“中华民族”一词极具象征意义的使用,就笔者所了解的资料来看,还当属于现代“中华民族”概念最早被使用的例证之一。另据有的学者研究指出,作为民国总统的袁世凯,此时也在涵盖中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意义上“率先”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 ,而他的这一较早使用,也恰恰是发生在处理此次蒙古分裂行径的过程中。他致书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写道:“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 这一现代“中华民族”的认同现象,无疑是耐人寻味的。至于民初革命党人提倡“民族同化”与列强策动中国分裂的局势之间的直接关系,则更是显而易见。已经有学者从研究孙中山“民族同化”思想的角度,对此加以过详细论证了。正如该学者所指出的,从根本上说,孙中山等提出“民族同化”的主张,并非是像西方殖民者那样从种族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汉族为优等民族,应当同化劣等民族,而是“针对辛亥革命以后沙俄、英国、日本对中国的外蒙古、西藏和东北的侵略而提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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