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王利民：八十年来李大钊思想研究的主要进展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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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利民：八十年来李大钊思想研究的主要进展与思考

原文出处：《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保定)2011年1期第80～87页

作者简介：王利民(1970-)，男，河北省沧县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根据地史研究。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内容提要：李大钊思想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研究工作的普遍开展却是自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在八十年来的李大钊研究中，有关李大钊思想的研究始终不绝如缕，并呈现出选题范围日渐宽泛的特点。在现有研究成果中，既有对李大钊的哲学、历史学、经济学、军事学、文学、美学、教育学等学术领域的深究细研，又有对其社会主义思想、民主思想等政治领域的审慎考辨，且都有巨大建树。然而，尽管李大钊思想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其中亦存有一些问题亟待补正。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李大钊思想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二是学术界对李大钊思想的研究缺乏宏观性把握；三是有关李大钊思想研究的科学性问题仍然值得引起关注；四是李大钊思想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应该继续加大力度。

关 键 词：

李大钊/李大钊思想/李大钊思想研究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正是鉴于李大钊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自李大钊为中国革命牺牲之日起，无论是中共党内，还是国内外学术界，出于宣传与研究等目的而开展的李大钊研究一直没有间断。也正因为李大钊研究成果众多，所以对于李大钊研究的综述也一直为学界同人所关注。据统计，自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有关李大钊研究状况的综述或述评文章已不下十几种。它们分别是：武祜撰写的《关于对李大钊的研究简况》（《学术月刊》1962年第5期）、季力撰写的《李大钊研究综述》（《河北学刊》1984年第5期）、张静如与马模贞撰写的《建国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谢忠厚与王小梅撰写的《十年来李大钊研究综述》（《河北学刊》1989年第6期）、张静如与侯且岸撰写的《1984年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河南党史研究》1990年第1期）、李果仁撰写的《十年来李大钊研究评述》（《历史教学》1992年第2期）、张春丽撰写的《近三年来李大钊研究综述》（《北京党史》1997年第3期）、彭学涛与龙心刚撰写的《近五年来李大钊研究综述》（《毛泽东思想研究》1999年第5期）、陈旭霞撰写的《1989年以来（至1994年）李大钊研究综述》（载《李大钊研究论文集》1999年）、侯且岸撰写的《1994年—2000年李大钊研究述评》（《北京党史》2001年第6期）、朱志敏撰写的《李大钊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储文静撰写的《新世纪以来李大钊研究综述》（《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4期）以及吴汉全撰写的《近十年来李大钊研究的进展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等等。此外，还有一些介绍李大钊学术研讨会内容的会议综述论文。如此众多的综述文章，一方面表明了李大钊研究内容的丰富，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学术界追踪李大钊研究学术前沿的意识十分强烈，应该说，这是一件十分可喜可贺的事情。然而，如果对这些综述文章作细致考察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即虽然这些文章所述李大钊研究情况存在时间段上的差异，但所有的综述文章都是围绕李大钊研究的整体而论，写作格局大体一致，且有些文章所述内容亦多有重合之处。还有一点十分鲜明，那就是在八十年来的李大钊研究中，有关李大钊思想的研究始终不绝如缕，且于近些年逐渐成为李大钊研究中的显学。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却没有一篇专论李大钊思想研究的综述文章问世，这对于李大钊思想研究的健康发展，无疑是十分不利的。有鉴于此，笔者拟对八十年来的李大钊思想研究作一综述，以期能对相关研究起到促进作用。需要说明的是，因客观条件所限，本文主要是对中国大陆学者所发论文情况的一个大致概述，中国港澳台地区以及日、美、俄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学者的李大钊思想研究情况因资料欠缺，所以除重要的稍作交代之外，其余均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即便是大陆学者的重要研究论文，因条件所限，也难免挂一漏万，尚请见谅。
一、李大钊思想研究的主要概况
中国学术界对李大钊的研究，从他为革命牺牲之日起，就若断若续，不绝如缕。1927年5月4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的社论《五四与李大钊》，以及1927年5月8日《向导》周报第195期发表的短文《悼李大钊同志》，视为纪念和研究李大钊的开始。随着李大钊研究的逐步推进，迨至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对李大钊思想的研究也在党内外的进步学者中间逐渐展开，虽然范围较小，但亦出现了一些较有价值的论文。其中较有意义的当属杨荣国撰写的《李守常先生的思想》（载《读书与出版》第二年第一期，1947年1月15日）和蔡尚思撰写的《李大钊思想的评价》（载《文汇丛刊》第一辑：《春天的信号》，1947年9月）等文。这些文章都肯定了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指出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应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思想的人。此外，为了纪念李大钊殉难二十二周年，194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吴玉章撰写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早的倡导者》以及范文澜等撰写的《中国最早的唯物历史科学家》等文亦都涉及李大钊思想方面的内容。这些均可视为李大钊思想研究的开始。
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之前，学术界对李大钊的思想发展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绩。所发论文涉及的面很广，包括李大钊一生的革命实践活动和革命思想的发展过程，并对他的史学思想、文学思想、教育思想等进行了某些专门研究。同时，这一时期出版的党史、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等教科书，以及烈士传记、近代思想史、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方面的专著，都论述了李大钊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张静如撰写并出版了《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一书。该书是第一本较为系统地研究李大钊思想的著作，不仅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而且受到苏联、日本、美国学者的关注，对后来的李大钊思想研究乃至整个李大钊研究工作均起到了一定的奠基和推动作用。遗憾的是，1966至1976年，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包括李大钊思想研究在内的整个李大钊研究呈现冷落局面。在十年动乱中，不但正常研究被迫中断，而且，“四人帮”滥施斧钺，对李大钊进行颠倒历史的诬陷，如把李大钊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晚节不保”“叛徒”。受之牵连，研究李大钊的学者亦多因此获罪，惨遭迫害。
改革开放后，随着思想的解放，李大钊思想研究也重新焕发了生机。三十年来，李大钊思想研究不仅全面展开，而且还日益深入和逐渐趋于理性。
首先，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李大钊研究的专门团体，除了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河北省李大钊研究会、北京大钊学社、唐山市李大钊研究会相继成立之外，河南、天津、乐亭、秦皇岛、昌黎等地也先后成立了李大钊研究会，各地陆续举办了一些大型的学术研讨会和纪念宣传活动，对于推进李大钊思想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搜集、整理、点校出版李大钊著述资料两种，一是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以及于2006年重新修订出版的最新注释本《李大钊全集》，二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李大钊全集》。前者在人民出版社原有《李大钊文集》的基础上按认真考订的原则，增删了部分条目，对收入的文章作了细致的校勘、注释，其注释文字近40万，为人们准确理解李大钊著作的原文及写作背景等提供了方便。后者则以全部收入已经发现的李大钊文字为原则，在原有《李大钊文集》基础上，新收文章61篇（部），并对收入的所有文章加注题解和“校勘性注释”。这两部文集为李大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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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供了更为翔实的资料。
再次，出版了一批李大钊思想研究方面的著作，需要着意指出的主要有吕明灼的《李大钊思想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朱成甲的《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版）、许全兴的《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日本学者后藤延子著王青等编译的《李大钊思想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晋荣东的《李大钊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吴汉全的《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张文生撰写的《李大钊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杨洪章等的《李大钊思想和著作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等。
此外，这一时期出版的李大钊的专题性著作、个人文集、论文集、研究传记等也都有相当部分内容是关于李大钊思想研究的，如韩一德和王树棣编的《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上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肖裕生的《李大钊的军事活动》（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科研处编的《李大钊研究论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阎稚新等的《李大钊与中国革命》（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梁柱等的《李大钊研究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刘民山的《李大钊与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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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的《李大钊研究文集：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的《李大钊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侯且岸的《当代中国的“显学”——中国现代史学理论与思想新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张静如的《静如文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和《张静如文集》（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朱志敏的《李大钊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与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朱文通主编的《李大钊传》（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等。
二、李大钊思想研究的主要论题
通过对前述几个阶段的概要分析可知，作为李大钊研究工作的重要方面，李大钊思想研究虽然起步较早，但研究工作的普遍开展却是自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综观八十年来的李大钊思想研究，既有对哲学、历史学、经济学、军事学、文学、美学、教育学等学术领域的深究细研，又有对社会主义思想、民主思想等政治领域的审慎考辨，且都有巨大建树。尤其是，作为新时期以来第一本全面系统研究李大钊思想的专著，吕明灼的《李大钊思想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的面世，更是对李大钊思想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总的来看，八十年来的李大钊思想研究，探讨研究得比较深入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领域。
（一）李大钊的哲学思想研究
李大钊是在中国较早且较为全面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1980年代后半期开始，李大钊哲学思想的研究更是备受学术界重视，表现出由整体探讨李大钊哲学思想向探讨李大钊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李大钊历史哲学的方向发展。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将李大钊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来研究。就专著来讲，许全兴的《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与晋荣东的《李大钊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是将李大钊哲学思想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来研究的代表。前者具有开创李大钊哲学思想全面研究之功，而后者则从历史观的角度对李大钊的哲学思想作了深入研究，系统论述了李大钊对于历史的哲学沉思，并对李大钊如何移植、取舍和批判西方哲学，尤其是对西方历史哲学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和分析，着力发掘了李大钊哲学研究中曾被忽略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填补了空白，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学术界发表的论文也有很多是从整体的角度来认识李大钊哲学思想的。如张翼星认为，李大钊哲学思想有三个重要特点，即倡导青春精神；倡导中西思想融合；倡导历史观与人生观的统一[1]。张明仓认为，李大钊哲学思想的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李大钊特别强调“斗争”和“创造”，重视“民彝”的历史创造作用，其“青春中华之创造”是一个鲜明的主题；后期，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实现了由唯意志论向唯物史观的转变，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的重要革命[2]。
二是对李大钊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张小平认为，李大钊所理解的马克思唯物史观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唯物史观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历史科学，而是哲学；第二，唯物史观作为哲学不是思辨的形而上学，而是与历史科学相联系的具有科学实证性质的历史哲学。李大钊这种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从一开始就联系起来[3]。吴汉全认为，李大钊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努力，表现为对心物关系、群己关系的唯物史观说明，对历史变迁的辩证理解，对大同理想的哲学探讨，这使李大钊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创者[4]。
三是对李大钊历史哲学的研究。学术界十分重视李大钊历史哲学思想在其哲学思想中的地位。侯且岸认为，李大钊考察从西方近代历史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内在理路，在中国全面开启了历史认识论的探究[5]。针对张艳国在《李大钊阐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述评》中认为李大钊对“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这条原理的理解“是粗浅的”的观点[6]，晋荣东指出，李大钊从揭示历史过程与时间的内在关联到把以“今”为中心的时间性归结为人的实践活动，较之于简单而独断地宣布是否存在着什么样的历史规律无疑更为合情合理[7]。
（二）李大钊的史学思想研究
李大钊在坚持与宣传唯物史观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诸多论者对李大钊的史学思想进行了探讨，并将之称为中国最早的唯物历史科学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惨淡十年之后，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对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又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李大钊是近代中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解释历史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这一点上取得共识。进入1990年代后，李大钊史学思想的研究更加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主要对李大钊的史学理论体系、李大钊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特色、李大钊史学思想与西方史学的关系、李大钊与中国历史的研究、李大钊的唯物史观研究等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需要说明的是，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文生撰写的《李大钊史学思想研究》一书。该书直接将李大钊史学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并紧紧围绕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形成、内容及其地位和影响诸问题，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系统论述。张文生认为，李大钊史学思想形成于1920年代，1924年《史学要论》的出版，标志着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形成。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形成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产物，同时也是与他的职业条件、个人经历和良好才智密不可分的。李大钊及其史学思想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和影响，他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更是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的有力推动者。
（三）李大钊的经济思想研究
李大钊的经济思想也是其整体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李大钊经济思想的探讨，主要是1980年代以来开始的事情，并以孔永松、杜蒸民、汪世忠及杨纪元等为代表。
孔永松认为，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后，把它当成锋利的解剖刀，用它剖析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状况，从而寻找出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是李大钊经济思想最突出、最宝贵的地方。李大钊的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性的特点，具体体现为李大钊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同中国社会的具体经济情况相结合，并把经济思想付诸革命实践，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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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与此同时，作者还指出，李大钊的经济思想，反映了20世纪初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时代要求。是他根据时代需要和人民利益所作的创造性的理论探索，是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它的出现，严正地宣告了中国封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思想的终结，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诞生[8]。
杜蒸民、汪世忠认为，李大钊作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他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新经验，在我国较早地较系统地提出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若干设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创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了开路作用[9]。杨纪元则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李大钊的经济思想作了探讨，他认为，李大钊的经济思想是中国近代现代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先驱。正由于李大钊的经济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它，继承它，发扬它，以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为振兴中华而服务[10]。
（四）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是新时期以来李大钊研究的一个热点。特别是1991年7月北京大学召开的“李大钊同志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学术讨论会①，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高潮。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及会后，学者们对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化、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特点及李大钊关于社会主义共性和特性的思想等方面展开探讨，并取得了卓越成绩。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张静如《李大钊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贡献》（《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朱成甲《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特点》（《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2期）、沙健孙《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光明日报》1994年6月27日）等。尤其是有的学者敢于挑战传统观点，表现出了一个学者的求真务实精神。如朱文通对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作了审慎考察，并对传统提法提出异议。他认为，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最早启蒙于国内，而非日本。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启蒙时期（从1912年至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前），李大钊通过多种渠道对社会主义思想有所接触；产生时期（从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至1920年），李大钊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发展时期（1921-1924年），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由空想社会主义逐步转变为科学社会主义，并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理论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11]。
（五）李大钊的教育思想研究
作为近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李大钊的教育思想也是很丰富的。正因如此，八十年来，学术界对李大钊的教育思想也展开了探讨。这种探讨首先起于李大钊殉难三十周年之际《教师报》上曾发表的几篇回忆和论述李大钊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的文章。其后，关于李大钊教育思想的探讨虽然不热，但亦不绝如缕。
关于李大钊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论者出于不同的视角作出了不同的解答。如苗春德认为，李大钊开我国马克思主义观点教学之先河，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者，是反帝反封建教育的旗手。同时，李大钊还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开拓者和创建者。他提出的工读结合的教育主张，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杰出贡献之一，也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继而认为，李大钊关于教育的论述和实践，揭开了中国教育思想史上新的一页，使教育开始摆脱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窠臼和影响，把中国的教育理论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是我们党最早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中国现代教育史的整体学术规模，实际是李大钊教育思想的展开。透过教育这个窗口，也足以看出这位先驱者一生的战斗襟怀和杰出贡献[12]。雷克啸认为，李大钊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传播马列主义教育学说和指导青年人健康成长两个方面[13]。刘好兰从李大钊的教育活动、李大钊关于教育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的论述、重视青年教育和阐明教育的本质几个方面对李大钊的教育思想进行了解读[14]。此外，刘虹在《河北学刊》撰文指出，李大钊作为中国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教育问题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型时期的代表思想，并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李大钊的教育思想主要表现为“以青春之我”创“青春之国家”之人生观、价值观，以“博爱”之心倡导教育上的“德谟克拉西”（平等）以及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力驳“尊孔读经”的封建主义教育等三个方面[15]。郭贵儒亦认为，李大钊强调教育对国家和社会进步具有“培根固本”的重要作用，凸显出“科教兴国”的战略远见。他在普及国民教育、规范培养目标、力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等方面提出的主张，映透着他民主平等的教育理念和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李大钊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对中国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6]。
此外，李大钊尚有很多其他思想，如军事思想、文学思想、美学思想、图书馆学思想、法学思想、新闻思想、文化思想、社会学思想等也很重要，但限于篇幅，本文不予论述。
三、存在问题与今后努力的方向
八十年来，在一代代学人的学术传承中，李大钊研究在几经沉浮后终成稳定发展之势。而作为李大钊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经过多年的探讨，李大钊思想研究的成就显著，选题范围日益拓宽，出现了全方位研究的景象。李大钊的哲学思想、史学思想、政治思想（包括民主思想、革命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等）、经济学思想、军事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美学思想，等等，都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尤其是诸位论者将李大钊的思想放入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加以研究，在突出了时代特色的同时，也将李大钊思想研究向科学化、深入化方面推进了一大步。然而，尽管李大钊思想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但其中亦存有一些问题亟待补正。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从研究工作本身来看，李大钊的思想研究存在着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即有的领域研究较多，而有的领域则仍十分薄弱，在研究较多的领域亦有很多课题需要继续探讨。如对李大钊一生而言，对其早年的思想、活动和他选择俄国革命道路、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积累的材料较为丰富；但对其后期的情况，如他在北京大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他在诸多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中的角色和作用，他在领导北京暨北方地区中共党组织、国民党组织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的过程中究竟做了哪些具体工作，等等方面，还缺少深入细致的研究。又如，就李大钊各个领域的思想研究而言，由于李大钊在哲学、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作为较为突出，因此对这些领域的探讨较多，研究成果也较为显著。而也正是因为学术界对李大钊上述领域研究的重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李大钊思想中同样占有重要位置的其他思想的探讨，如李大钊的社会学思想、法学思想、图书馆学思想、文学思想、美学思想在李大钊思想体系中虽没有前述思想那样的地位，但同样值得深入研究。即便是在前述研究较多的领域，也仍有诸多方面需要继续探讨。比如，李大钊史学思想是李大钊思想中研究得比较深入的部分，但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对他的前人如梁启超等到底有怎样的吸收和超越，与同在北大的朱希祖等的史学思想有什么联系，与日本史家浮田和民、内田银藏等又有怎样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李大钊后期的学术研究为什么转向史学领城，等等，都值得深入研究。只有改变李大钊思想研究的不平衡状态，李大钊思想全貌才能凸显出来。此外，李大钊的社会联系相当广泛、社会关系异常复杂，他同近现代史上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有过交往，创办过多种刊物，组织过多种社团。然而，我们对李大钊与近现代重要历史人物、社团、刊物、思潮之间的关系的专题性研究显得十分薄弱，有质量的论文虽然逐渐增多，但仍需加大研究力度。目前，学术界在应把李大钊放在近现代社会的大背景当中进行研究方面已经取得共识，并日益引起重视。还有学者以此为视角展开系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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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或申报各种课题。这种趋势应该保持下去。
其二，学术界对李大钊各领域思想的研究是在分别进行的，研究的是李大钊思想的某一方面。分别研究有其优点，就是比较细致，但宏观性不够，难以看出李大钊某一方面思想在其整体思想体系中的地位，难以从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来做整体把握。学者关于李大钊某一思想的研究，在行文上好像能自圆其说，但放在李大钊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就有许多抵牾之处。其实，在李大钊所处的那个时代，包括李大钊在内的许多学者，不是如今天的学者专治一业，而是涉猎众多领域，因而需要整体研究。这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此外，学术界不仅应注意研究李大钊思想的具体内容，还应探讨李大钊思想的渊源以及李大钊思想的主要特征，这对于认识李大钊思想的深度和本质内涵有重大价值。而且，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大的可探讨空间。因此，继续加强李大钊思想源流和特征研究也是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其三，有关李大钊思想研究的科学性问题仍然值得引起关注。应当承认，从整体着眼，李大钊思想研究工作已经逐渐纳入了科学的轨道，但仍有很多文章感情色彩较浓，有不少文章甚至专著非常空泛，往往是满足于大的结论，重复一些已经定型的观点，新意不多，更谈不上学术深度，甚或还有一些论著任意夸大、拔高李大钊的思想和活动。而这些专著或文章又常常被一些不大重视核对史料真实性的研究者所引用，以讹传讹，乃至形成恶性循环，造成的恶劣影响一时很难根除。应该说明的是，近来有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恶劣影响，并以考证的求真、求实态度陆续撰写了一批有关李大钊研究的考证文章，逐步弄清了一些重要的史事，这对于李大钊思想研究的科学性问题也是非常有益的，这种好的趋势应该继续下去。此外，两种版本的《李大钊全集》的出版发行对于科学认识李大钊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这也理应成为李大钊研究者科学认识李大钊的依据。
其四，李大钊思想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应该继续加大力度。应该承认，李大钊研究很早就已经引起国外研究机构和学者们的注意，有些国家还把李大钊列为重点研究的人物之一。如从1960年代起，国外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就已撰写和整理出关于李大钊的书籍和资料，工作进展较大的是日本、苏联和美国。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一些原因，我们对国外研究李大钊的情况，几乎处于隔膜状态，当然，更谈不到内外交流的问题。这种状况在1980年代后逐渐被引起注意，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翻译外国学者的学术著作和论文，邀请外国学者参加学术会议和有关的纪念活动。但是应当看到，这些工作虽然已经起步，但仍需加大力度，有计划、有目的地翻译国外的学术著作，并多创造中外学者共同交流的机会。同时，加强对译著进行评介、评论工作，既指出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优点和值得借鉴之处，又指出他们的不足。这样做，对双方都将是有益的。
总之，八十年来，李大钊思想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认真解决。其实，认识到所存在的问题后，只要我们正视存在的问题，扎扎实实地开展研究工作，就一定能够把李大钊思想研究引向深入，进而进一步开创李大钊思想整体研究的新局面。
注释：
①会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辑了《李大钊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一书，并于199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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