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葛荣晋：完成两个转变，推进船山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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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葛荣晋：完成两个转变，推进船山学研究

完成两个转变，推进船山学研究
葛荣晋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船山学的研究在海内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仅在文本上出版了《船山全书》十六册，为研究者提供了最系统最权威的珍贵资料，而且在理论上发表了一大批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论文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并在海内外举办了多次有广泛影响的学术会议。王船山的名字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知，船山学已成为一门“显学”，正在走向世界。
当步入21世纪后，我们所考虑的不只是对过去辉煌成果的赞美，而是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船山学研究推向更高水平，让它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花朵。要推进船山学研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上完成两个转变：一是从旧的研究范式转变成新的研究范式，二是船山学研究如何更加贴近现实、贴近生活，把船山学中富有生命的哲学智慧，转变成推动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完成从学术殿堂走向社会、走向大众的转变。
二
在过去船山学的研究中，通常采取的研究范式，一是理学研究范式，二是“两军对垒”研究范式。这两种研究范式，虽然对船山学研究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但从现代学术眼光看，在总体上已不再适用，应当及时地代之以新的研究范式。
所谓理学研究范式，是指一百多年来，学者多根据程朱理学的理论架构，依据他的文本依傍 和学术渊源，将船山学理学化。至今，仍有学者认为船山与程朱之异，“是理学内部之异，即理学内部的批判者，而不是反理学者”，王船山“没有实现核心话题的转换”，根本不承认王船山所创立的气学思想体系在宋明学术史上的独立地位。在20多年的中国实学研究中，我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学术发展并不是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足并行”的格局，即是程朱与陆王互相辩难、互相消张、并行发展的格局，而是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和张（载）王（船山）气学“三足鼎立”的格局。它们之间既相互对立、辩难，又相互依存、转化，描绘着丰富多彩的学术画卷。他们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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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方面，虽引进了佛、老的“本体”范畴，但都不同意佛、老把宇宙本体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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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虚无之体，肯定宇宙本体是“实体”而非“虚体”。在批判佛、老的“空寂寡实之学”上，儒家各派的观点是相同的。而当进一步探讨与回答宇宙“实体”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就在这一“核心话语”上发生了分岐。程朱“以理为本”，陆、王“以心为本”，张、王“以气为本”，他们按照各自的致思心路完成了时代“核心话语”的转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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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相对独立的哲学流派。这就是我近年提出的“一源（儒学）三流（理学、心学、气学）”说。只有按照“一源三流”的理论架构，才能把船山学从理学研究范式中解脱出来，正确地把握与评价船山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王船山作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体系庞大而复杂，学术渊源也是来自多方面的。他在批评程朱、陆王的同时，也改造、吸取了他们思想体系中的合理成分。但是，从王船山的“核心话语”来看，他继承和发挥的不是程朱“理学”，而是张载的“气学”。王船山公开声称自己“以横渠为宗”。在自撰的墓志铭上写道：“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在《张子正蒙注·序论》中，对“张子正学”倍加赞扬：“张子正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把张载的气学说成是“立天、立地、立人”的“往圣之传”，可谓“功之正也”。在张载与程朱发生分岐的地方，王船山往往认为“横渠之说”比“程子之说”“尤为著名”。（《读四书大全说》卷10）在本体论上，王船山发挥张载的“气本论”思想，提出了“天地之蕴，一气而已”（《读四书大全说》卷10）的命题，认为“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读四书大全说·孟子·尽心上篇》）既反对程朱的“以理为本”，也不同意陆王的“以心为本”。在道器观上，王夫之针对程朱的“道体器用”、“道本器末”论，提出了“形而上而不离乎形，道与器不相离”（《周易内传》卷5）的观点，肯定“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在理气关系上，王船山依据“气上见理”，“理依于气”的气本论思想，批评朱熹的“理本气末”、“理先气后”之说。在人性论上，王船山根据“气日生故性亦日生”（《读四书大全说》卷7）的观点，极力批驳程朱的性二元论，指出“气质中之性，而非本然之性以外，则有一气质之性也”（《读四书大全说》卷7），肯定本然之性即在气质之性中。在天理人欲关系上，王船山针对程朱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提出天理“必寓于人欲以见”的论点，并且肯定天理与人欲皆是人性的有机组成部分。王船山在同程朱、陆王的辩论中，完成了“核心话语”的转换，建构了一个庞大的气学思想体系，形成与程朱、陆王相对立的“三足鼎立”的格局。
所谓“两军对垒”研究范式，是指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按照前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把一部中国哲学史视为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垒史，并把每一位哲学家的思想体系，不加区别地分成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和社会历史观四大块。这就是“二条线四大块”的研究范式。按照这种苏式研究范式，中国多数学者都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大师，予以充分肯定。这固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从总体说，它亦不再适用了。依照西方某种哲学研究范式去诠释船山学，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船山学是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明清实学思潮影响下，而逐步建构起来的，属于与西方哲学研究范式不同的哲学体系。它的“核心话语”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精神，根本上不同于西方哲学。所以，依照“两军对垒”的范式，解读船山学，只能把船山学变成西方哲学的附庸，完全失去了它的独立品格。实践证明，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
因此，只有将船山学研究范式，从理学范式和“两军对垒”范式转换成“以气为本”的实学的研究范式，方可从理论层面进一步加深与拓宽船山学的研究，恢复王船山作为实学大家的本来面貌，从而正确地评价船山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三
我们所以提出转换船山学研究范式，恢复他在中国实学发展史上的巨匠地位，目的是为了通过学者将他的实学思想精华转化成民众的智慧，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人类精神文明建设。而要完成这一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工作，采用“经典现代诠释法”是必可少的。
探讨船山学的现代价值，使之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就必须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从推动中国现代化需要出发，去重新审视、检验船山学，并在实践中判定船山学中何者是精华，何者是糟粕，以便过滤出它的合理价值。中国现代社会实践，既是检验船山学的精华与糟粕的客观标准，又是推动船山学向前发展的真正动力。船山学的历史命运，主要是依它满足于中国现代社会需要程度如何而定，并不是由少数学者所决定的。我们必须直面时代的呼唤和挑战，如生态环保、道德滑坡、战争与和平等问题，从船山学中选择与此有关的、有生命的东西，放在突出的地位加以研究和阐述，使现代人从中得到智慧与教益。离开社会需要和时代精神，是无从将船山学走向社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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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民众的。
揭示船山学的社会价值，还必须把着眼点放在发掘和弘扬它的积极因素上。在王船山的实学思想体系中，固然有其不可忽视的消极的东西，但是我们更应把着眼点，放在它的积极因素上。即使船山学中的积极因素，我们也不能直接地拿来使用。既不能将它庸俗化和商业化，把船山学变成商业广告和赚钱“明星”，更不能将船山学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哲学史中严格的历史性。发掘和弘扬船山学中的珍贵文化资源，绝不是简单地从《船山全书》中寻章摘句，而是以研究者多年的人生阅历去解读船山之书，体悟和验证它的真理性，并进一步根据社会需要，加以现代诠释，赋予它以新的时代精神，努力寻求船山学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和生长点，把“古”与“今”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开启现代人的智慧之海，以推动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这就是我近年来提倡的“经典现代诠释法”。
将船山学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仅以王船山的“天人和谐论”为例，加以说明之。天与人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的永恒主题，也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王船山在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王充的“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刘禹锡的“天人交相胜”、张载的“天与人，有交胜之理”的观点，提出了充满辩证法思想的“天人和谐”的著名论点。王船山的“天人和谐”论，主要内容有两点：一是对“天”与“人”的内涵作出了新的界说。他认为“天”既不是“意志之天”，也不是“义理之天”，而是无意志，无道德意识的“自然之天”。指出：太和之气“升降飞扬，莫之为而为，万物之资始者”即是天，阴阳五行“合着便叫做天.”。天是太和之气和阴阳五行的总名。他认为“势”与“理”二者“合而名之曰天。”“天”是用以标志客观事物发展趋势（“势”）及其规律性（“理”）的概念。在王船山的心目中，人不是“任天”之人，而是“相天”之人，即人不是消极地听任自然安排的动物，而是具有智慧和爱心的人。这样，王船山就把“天”与“人”的关系归结为客观事物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二是在对“天”与“人”界定的基础上，他辩证地回答了天人关系。他在《周易外传·系辞上》篇指出：“以天治人而知者不忧，以人造天而仁者能爱，而后有功于天地之事毕矣。”在这里，王船山把“以天治人”与“以人造天”结合起来，既肯定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对人的制约作用，又承认人对自然及其规律的能动作用，“以天治人”与“以人造天”虽是矛盾的，但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协调下，又是可以构建天与人的和谐关系的。当着“天”按照客观规律运行时，往往会给人类造成各种灾害（如水旱灾、地震、风灾等等），人在自然灾害面前，并不是无所作为的，而是能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知者，可以“以天之理为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可与天相争胜。比如，人为了御寒可以“缉裘以代毛”，人为了自卫可以“销兵以代角”。（《尚书引义·洪范一》）不但“君相可以造命”，一介之夫也可以“造命”。（《读通鉴论》卷24）命运是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并非是一切听任自然摆布。正因为人是具有智慧的高级动物，所以“知者不忧”。但是，在“以人造命”过程中，如果人类为了满足膨胀了的私欲，只顾眼前利益，无限制地向大自然争权，无节制地乱伐森林，过度地使用地力和牧场，过度地捕捞水产，过度开采矿藏和地下水体，过度施放工业、生活污染物（如废水、废气、废渣等），以及人类自身的过度生育等，都是造成现代生态环境污染的重要根源。不管是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命题，张载提倡的“民胞物与”思想，还是王阳明主张的“天地万物一体”之说，以及王船山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仁者能爱”生态伦理思想，都是试图通过扩展人的爱心，去遏止人的私欲，以便建构天人和谐的境界。王船山的“天人和谐”论，是中国古代天人关系论的最高理论形态。如果我们根据时代精神，将这一天人模式注入现代科学精神和法制观念，克服其时代局限性，它也可以成为建构现代“天人和谐”关系的哲学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层面，多角度、多层次地探讨和揭示船山学的现代价值，虽然是一件不易之事，但它对于拓宽船山学研究领域，将它植根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之中，把它变成具有现代生命活力的哲学，铸造中华民族之魂，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主义。我们必须在崎岖的道路上，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不可推御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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