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邸永君：清代翰林官与甲骨文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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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邸永君：清代翰林官与甲骨文之发现

清代翰林官与甲骨文之发现
邸永君
当代著名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曾云：“殷商甲骨和西域汉简、内阁大库，并称为本（即二十世纪，笔者注）世纪中国学术史三大发现。”列于三大发现首位之殷商甲骨，其发现者则是清末著名翰林王懿荣。而王懿荣成为甲骨文的发现者，又与清代的翰林院制度与翰林群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王懿荣，字正孺，山东福山人。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王懿荣考中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二甲第十七名进士。又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九，王懿荣，字廉生，山东福山人。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另据《清史稿·王懿荣传》，懿荣，字正孺，祖兆琛，山西巡抚。父祖源，四川成绵龙茂道。懿荣少劬学，不屑治经生艺，以议叙铨户部主事。光绪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益详练经世之务，数上书言事。十二年，父忧，解职。服阕，出典河南乡试。二十年，大考一等，迁侍读。明年，入直南书房，署国子监祭酒。会中东战事起，日军据威海，分陷荣城，登州大震，懿荣请归练乡团。和议成，还都，特旨补祭酒。越二年，遭母忧，终丧，起故官。盖至是三为祭酒矣，前后凡七年，诸生翕服。
王懿荣成为甲骨文发现者，事出偶然，但偶然之中又带有必然。作为殷商都城故址的“殷墟”，至少在隋代就已作为墓地使用。其后在埋葬死者时，人们就经常得睹埋藏在地下的刻字甲骨。但迟至清末才被学术界发现并确定为有价值的文字资料，这与清代学者的学术积累与学者的古文字修养密切相关。
清代学者极重金石之学，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云：“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而金石学又与考据学密不可分。金石文字之功用在于正经史，顾炎武曾指出金石文两大作用，一是其所记之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二是可“补阙正误”。的确，较之其他史料，金石文字以不易损坏而备受青睐。钱大昕曾云：“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抄板刻，展转失真；独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金石之寿，实大有助于经史焉。”金石古物，千年不损，万年不隳，得以保存本来面目，不似手抄本或刻本，经多次抄刻而渐失其真；另外，因年代久远，所记又多有典籍失载者，价值则更为突兀。阮元认为：“刻石记号者，如今之修史也”；“古者结绳而治，非如后世有漆书竹册，可以藏之柱下也，故必须刻石始可知。”他将刻石认定为修史，以石刻为最早的书写方式，古于漆书，更不必云墨迹。而金石“纵不抵《尚书》百篇，而有过于汲冢者远甚”。阮元将金石文当古书来读，而且是未经篡乱的古书，其考据价值自不待言。
中国古代对金石文字之重视，不始于清，然至清代，因考据学兴起，金石学被发挥到极致。其时，翰林院已成为清代文化学术的中心，鸿儒大师云集于此，金石大师多居其间。如阮元、孙星衍、钱大昕等，皆一时之选。据《清史稿·阮元传》，阮元，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选庶吉士，次年散馆，取一等第一名，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六年（1791）大考翰詹，又取得一等第一。其学识广博，在经史、小学、天算、书法、舆地、金石、校勘等方面均有极高造诣。“身经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又如孙星衍，据《清史稿·孙星衍传》，字渊如，考中乾隆五十二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其于经学、史学、音韵学、训诂学、金石学等皆造诣精深。传世著作有近二十种，包括《金石萃编》等。再如钱大昕，据《清史稿·钱大昕传》，大昕字晓征，一字辛楣，号竹汀。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因献赋获赐举人，官内阁中书。十九年，中进士。复擢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归田三十年，潜心著述课徒，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讲席，出其门下之士多至二千人。晚年自称潜研老人。于正史，杂史而外，兼及舆地，金石，典制，天文，历算以及音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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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撰《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与阮元同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此辈专务以金石而考证经史，先是尽其所能搜求海内金石文，二是进行考订。并倾其财力，进行收藏。如孙星衍就是金石收藏家，所藏碑“自秦、汉、魏、六朝、唐、五代止于宋、元”，又有“汉、唐、宋石经”，“平津馆收藏碑版，宇内号称富有”。因此，翰林院内一直有浓厚的金石风气，词臣相传相继，将这一领域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及至光绪年间，王懿荣得入翰苑。此前其金石造诣就已被世人所熟知，其在所撰《天壤阁杂记》曾云：“天下之地，齐青一带，河陕至汉中一路，皆古董坑也，余过辄流连不忍去。”并曾在山东、陕西、四川等地大量购求文物。懿荣为官清廉，据王崇焕辑《王文敏公年谱》，搜购文物，“固未尝一日有巨资。处极困之时，则典衣以求之，或质他种以备新收，至是以居丧奇窘，抵押市肆至百余种。然不愿脱手鬻去也”；“公性嗜古。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泉货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钩稽年代，补证经史。搜先达所未闻，通前贤所未解”。另据吴正鉴《王文敏公遗集·序》，懿荣一生“好古成魔”，尤其酷爱金石文字，又有书、墨之癖。凡古籍、字画及三代以来铜器、印章、钱币、残石、瓦当，无不精心收集珍藏。中进士之前，已经名满京都，“鉴别宋元旧版，考释商周器，得公一言，引为定论”。京城收藏大家，如太傅常熟翁同龢（咸丰六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工部尚书吴县潘祖荫（咸丰二年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山东潍县陈介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等，均常与之相切磋。入翰林院后，承袭着百余年来浓厚的金石学积淀，王懿荣如鱼得水。“既回翰林馆，绵历十年，中朝言学者，自吴县常熟外，惟公中采隐然，负时重望”。京城内外的古董商知其好古物，一遇有罕见之品，辄登门求售，以获善价。其平生著作有《汉石存目》、《六朝石存目》、《王文敏公遗集》（八卷）等多种。正因王懿荣对我国古代文物有着精深研究，并有如此学术准备、学术感召力与凝聚力，当机遇来临时，懿荣方得以慧眼独具，灵感天成，终以这一巨大发现而名垂史册。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懿荣因患疟疾，命仆人到北京城外菜巿口的达仁堂抓药。中有一味药名“败龟版”，友人刘鹗在检查药包时发现此药上刻有隐约刻有文字，二人遂仔细辨识，认为与平时所研读之金石文字颇为相像。懿荣于是将买下的龟甲骨片逐一摊开，反复推敲、排比、拼合，最后确认此类甲骨上所刻符号确属一种文字，且是早于金石篆籀之文字。懿荣想到，稽之古籍，《尚书·多士》篇中，曾有“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之记载；然至孔子时代，却又发出“殷礼不足征”之感叹，说明其间必有史料之散佚也。懿荣带着这些疑问对龟甲骨片进行研究，最后确认这不仅是祖先创造的早期汉字，且将其初步断定为商代后期用来占卜之卜骨，所刻文字是商代的占卜档案记录，即史籍所云之“殷人典册”也。懿荣对甲骨文字之最初判断，其正确性日益被日后研究所证实。其意义重大，举世公认。懿荣知此物价值所在，故而倾其财力，予以收购，北京各药店“败龟版”很快被搜罗殆尽。光绪二十五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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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有人又从河南收购了龟骨、兽骨一批，运抵京津出售。懿荣得知，立即全部收购，并要商人再去河南“悉数购归”。翌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懿荣投井殉国。为偿父债，所藏甲骨由其子翰甫卖予刘鹗（铁云），共1300余片。此外，鹗又从他处收得300片，刘鹗之子亲往河南收得1000余片，加之自藏者，前后共得5000余片，刘鹗遂成为早期甲骨第一收藏大家。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刘鹗将其甲骨文拓片1058片结集出版，名《铁云藏龟》，为甲骨学史上首部著录，从此，甲骨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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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供少数藏家观赏把玩之古董，正式成为学者研究之资料。
正如胡厚宣先生所云：“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导致了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取得中国考古学震惊中外的成就，其重要性可以同古希腊的特洛伊遗址的发现相媲美，它使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由虚构变为事实。甲骨文的发现将古史料和地下出土物相结合，把中国信史提早了一千多年。”作为学术界公认的揭示甲骨之迷之首功者，翰林王懿荣老前辈颇值得大书特书也。
古语有云：“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而非常之人的出现，又须依托其所处之时代。清代翰林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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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实行二百余年所形成的浓郁的学术氛围和厚重的学术积累，词臣对金石文字的高深造诣与对古代典籍的融会贯通，以及对文物古董之收藏癖好与鉴赏传统，为这一发现创造的良好条件，提供了必要前提。而恰恰在此问题上，未被以往的研究者所重视。今特抒管见，竟不觉冒昧与疏浅也。
（转载自中华文史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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