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张宝明:“问题”与“主义”：两种思想谱系的历史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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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宝明:“问题”与“主义”：两种思想谱系的历史演绎

　　——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衔接
张宝明
【内容提要】“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在本质上还是意识形态内在规定性的冲突。五四以来两种思想谱系分别以不同的变形进行着思想的交锋。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演绎出的思想史命题来看，今天的学术立意不应该总是停留在孰胜孰负的判别上。作为启蒙思想史的一桩公案，“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思想史上一次双赢的典型个案。
【关键词】问题与主义之争/《新青年》/《每周评论》
关于《新青年》同仁在刚刚聚拢初期的“共识”和“歧义”，笔者以为新旧与中西这些大而无当的论争已经成为过去，眼下的学术命题则是深层次的思想谱系梳理。这里，我们关心的命题是：“问题与主义”之前《新青年》何以为论争埋下了伏笔，即双方相互瞄准对方的哲学背景是什么。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同时解决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好像与《新青年》没有直接关系的说法。进一步说，这个论争虽然将战场拉到了大本营之外的《每周评论》上，但要看到：一、《每周评论》作为《新青年》的孪生刊物，同样是《新青年》同仁的文化生产“场域”；二、正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分歧，才有了“不谈政治”食言后的妥协。换句话说，《每周评论》是《新青年》的延伸，只有在这个新场地上，才能直接看到两个体系的短兵相接以及思想论争上的刀光剑影。所以，《每周评论》是《新青年》思想载体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论述《新青年》不可不谈《每周评论》。这样，“问题与主义之争”这一思想史命题也就是研究《新青年》杂志不可跳过的环节。
在进入本论之前，笔者还有几点需要说明：一是作为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歧义，是早在“问题与主义”的“明争”之前就有“暗斗”的。就思想界当时的情形而言，无论“问题”何其繁多、“主义”何其纷杂，“问题与主义”之争终归还是两种知识路径（意识形态）的歧义。二是由暗而明的争论其实是“改良”与“革命”的对立。尽管当时直接论战之前实验主义与社会主义没有很多的交锋，但在两种社会改造方式之间，他们已经将自我的知识谱系慢慢扩展、健全、完善，从而在最后分道扬镳。三是《新青年》导引的两种思想路径在排除或说消解了无政府主义、军国主义、唯科学主义（暂时）之后才各自独占鳌头的。实验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双峰凸起使得思想界的“问题与主义”渐渐统摄于两个庞大的思维体系里。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它的涌现只是两种知识谱系延伸过程中的一个时段，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来看，“问题”注重的是方法或说“现实”，“主义”注重的是目的或说“理想”。分庭抗礼的双方通过论争各自加深了对自我体系残缺的体悟，最终在手段与目的、现实与理想的自我缺憾中表达了取长补短的愿望，从而形成了思想史上难得的学术争鸣、思想互补、宽容对方的局面。尽管当年学术界这样一个力求摆脱手段与目的、现实与理想偏执一极的平衡论式的对话只是昙花一现，但今天回想起来还是那么令人兴奋和怀念。（注：“知识考古学”是法国著名思想史学者米歇尔·福柯提出的一个概念，意在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在方法论意义上，主要是要通过对知识、观念历史的描述来辨析文本揭示的思想秘密（参见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2003年版）。文本作者提供的思想深层的蛛丝马迹以及它出现的外在条件、变化的规律、统合的形式与环节等，以考古学的方法对“言及之物”进行“档案”式归类、整理、分析、发现，是这一理论用诸思想史研究的切入点。）
一、研究之研究：“问题与主义”的学术之争
鉴于“问题与主义”之争（以下简称“两争”）是论述五四思想史不可跳过的一环，据不完全统计，单从90年代到目前的研究成果就有100余篇。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命题在20世纪思想史上的显学地位。这里，我们不可能对学术界的成果一一列举，只能从海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中举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众所周知，学术界带有一定政治倾向性的传统观点是：“两争”是非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衅。直到现在，这一观点还强烈地影响着学术界。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这场论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必然结果。显然，他们对“两争”双方的具体对手并没有太多的留意。对此，一位学人对论争双方的“诸多而非单一”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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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谱系提出了“多元的”观点。（注：李林在《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8期上撰文说：“马克思主义既不是引发这场论战的唯一原因，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胡适论争中的唯一对手。”）最富有新意也极具影响的文章来自一位对思想史素有研究的学者，他一反传统的学术观点，指出胡适那篇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矛头是针对无政府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的：“由于看到无政府主义者滥用和曲解实验主义，因此，作为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必须站出来正确的说明和解释实验主义，澄清人们的认识。”[1]
笔者在没有论证推演前要预支的观点是：其一，今天这里还原“两争”历史的方法和意义还是对胡适那种实验主义认知态度的借鉴。在笔者看来，尽管胡适一族的“自由主义和实验主义都非常尴尬”过，但它通过论争告诉人们的“不要迷信（一种）学理”、“任何学理的产生都有其时代背景”以及采取怀疑、求证、实验的态度去寻求真理和改造社会良方的思想路径却有着恒久的意义。“主义”会流于“空谈”，从而也会助长中国传统本来固有的“空疏”、“骄嚣”学风。其二，将胡适与“反共理论家”区别开来与否并非思想史命题的关键，即使胡适的反马克思主义“铁证如山”，也还是得承认“这一个”胡适、这一段历史。“问题”的问题在于，胡适的实验主义渐进意识形态自以为找到了比激进意识形态更为“现实”的社会进化良方，但其蹩脚的历史注脚除却能写上游弋浮萍四个字外，能把“历史”摆平吗？于是，其三，“主义”的空疏、骄嚣、笼统以及“目的热”（也有自己的手段）是我们不能完全认同的；同时，“问题”的陷于琐碎、流于ｄòｕ＠①ｄìｎｇ＠②、偏于内转以及“方法盲”（也有自己的目的），也是令人难以苟同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汉宋之争”，但相伴而生的还是士人们为了“合汉宋、兼虚实”所作出的不懈努力。[2](p.82)故而在“问题与主义”之间寻求并立、互补、圆融的平衡思想论式，在手段与目的、理想和现实之间互为参照、相与宽容，才是回眸这场论战的真谛。所以，笔者既不认为思想史上的那场论争有胜负之别，也不认为任何一方在当时占据了上风。至于后来一方的尴尬以及另一方的如日中天并不是当时的事实。难能可贵的是，当事双方谁也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而是愿意对自己执信的学说有所补正，而且努力使自己的学说朝着完善、深入的方向发展。
二、“问题与主义”：思想文本的隐形格局
其实，《新青年》同仁的思想早在前期就相持不下[3]，对此，笔者不再赘言，本论要指出的是导致“两争”爆发的三重动因：一是《新青年》被迫计划孕育近乎孪生的姐妹刊物《每周评论》；二是《每周评论》成为“不谈政治”者胡适的主打阵地；三是杜威来华讲学对“两争”生成的催化作用。这些过去被看作直接动因的线索，在我看来则是隐形的或说是深层的（间接）哲学根据。换句话说，即是胡适与李大钊发生论争之必然逻辑。不然就无以解释胡适晚年何以把这场论争看成是他“同马克思主义冲突的第一个回合”[4](p.190)。
关于《新青年》上胡适加盟时与陈独秀达成的“不谈政治”之协议，无论在胡适当年与晚年的回忆中，还是在陈独秀的文章中都不难发现证据。而协议则以陈独秀的“食言”告终：“本志（指《新青年》——笔者注）同仁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5]从这段文字里至少可获得三重重要信息：一、《新青年》在一开始基本上是一个专门谈论文学、哲学的同仁刊物，“谈政治”的议论不占上风，毕竟有“多数人”的意见在；二、“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则说明“我”作为主编的执拗，《新青年)未能坚守诺言；三、“劝”说他人“做关于政治文章”则表明，《新青年》一开始就存在着扶植自己势力的“意识”。说穿了，陈独秀立意策划、聚拢的同仁杂志无疑是一个带有明显政治意识、功利色彩、革命性情的舆论刊物。《新青年》创刊之初直接走向“政治”的激进姿态正乃主编不安分的标志。（注：关于这个“不安分”和陈独秀与胡适的“冷战”，可参见王晓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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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评五四文学传统》，《上海文学》1993年第4期。）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陈独秀“食言”的情况下，作为主力的胡适自然会为了“跑马占地”而极力抵制，于是在闹得几乎不可开交的当口，为了使《新青年》这样一个具有凝聚力和冲击力的社团不至于“散伙”，《每周评论》在1918年年底酝酿问世。胡适说：“我的政治兴趣甚浓的朋友们如陈独秀等人，对我这番建议并不太热心，因此他们才创办这个新闻周刊《每周评论》来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4](p.190)在看似平静的不经意“创办”中有着十分紧张的个人关系与心理因素；在一个“策动”的用语中透露了陈独秀等人一心要在“激扬文字”中“指点江山”的直接意旨。对陈独秀们与胡适们的几欲决裂，李大钊这位以主张“调和”、“协力”著名的同仁写信给胡适：“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尽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像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不大容易了……所以我们愈该结合起来向前猛进。我们可以仿照日本‘黎明会’，他们会里的人，主张不必相同，可是都要向光明的一方面走是相同的。我们《新青年》的团体，何妨如此呢？刚才有人来谈此事，我觉得外面人讲什么，尚可不管，《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6](p.217)《新青年》上的“主张不尽相同”是有目共睹的，但两人还没有发生直接论争的前夕胡适就“临阵脱逃”，而且后来在论争中率先发难，这还有另一层的心理因素作祟。因此，在强行挽留之后，也就有了不甜的“瓜葛”出现。可以说，胡适在一个几乎不愿涉足的阵地上挑起大梁来，决不是偶然的一时冲动。
当事人胡适在事隔多年之后是这样平静地述说这个孪生刊物的创办的：“这样一来，《新青年》杂志便可继续避免作政治性的评论；同时他们也可利用一个周刊来得到政治的满足。”[4](p.190)笔者以为这样的描述是符合事实的。此外，有关研究者关于“胡适挑起争论的目的”是批驳“无政府主义者滥用和曲解实验主义”的判断也是可以认可的。但是，以下三点却是不可忽视的：其一，胡适性情中的内倾倾向是不应该被省略的。正在于此，我以为今天的研究者们对胡适的个性与心理可能还缺乏足够的审视。其二，很多研究者对陈独秀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认定还停留在表面的理解上。如有论者借助胡适自述中的“反思”认为：“如果胡适的反思是符合历史史实的，陈独秀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中立偏胡’立场就不难理解了。”[7]应该看到，无论是论争之前、之中还是论争之后，陈独秀的“问题与主义”观念都不可能是倾向胡适一边的。其三，鉴于这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因此双方的冲突在终极意义上并不是谈与不谈政治的对立。
首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不是偶然的。除却研究者所共知的思想背景材料，一个更重要的线索便是他栖惶（总是在两维以上的意象上的徘徊）、内倾、自御式的性情作祟。而他的同事、同乡、乃至“同志”的陈独秀则是一副固执（总是真理惟我独具的姿态）、外倾、进取式的性情。这从两人自传统旧文学到现代新文学机制转型的路径设计上就可窥见一斑。当1916年新文学运动尚处酝酿时，胡适受陈独秀之托，“切实”对文学改良问题作了斟酌与努力。但当他自觉“成熟”，寄往《新青年》的《文学改良刍议》付梓之时，仍是一副栖栖惶惶的心理，以致在“结论”处附言道：“……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一副谦恭、妥协的精神气质，足以与陈独秀无所顾忌、我行我素的气质形成鲜明对比。陈独秀接踵就在6号杂志上首篇以《文学革命论》高举义旗，从而将三个“推倒”矢的和三个“建设”方向公布于众。当“革命”代替了“改良”之后，远在美国纽约的胡适对陈独秀的冒进时时表示忧虑，于是写信商榷，希望能以“尝试”的口气运作：“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8]陈独秀接信后不以为然，以公开信的形式告白说：“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这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不容他人之匡正也。”[9]这里，我们只是借助他们在文学上的态度来印证两人一个柔性一个刚性的不同性情气质。事实上，要在两者之间作一个高低的判断是不可能的。就性情气质本身而言固然无法判断各自的价值，但就他们与价值取向的亲和性而言，前者倾向接近“问题”，后者则容易走向“主义”。
其次，在对陈独秀与胡适的性情心理作了比较后，我们的分析就该转向一个既与胡适柔性、畏葸气质有关，也与陈独秀急进性情密切的“问题与主义”了。1918年11月27日下午，陈独秀召集李大钊、高一涵、周作人、张申府等在文科学长办公室商谈《每周评论》创刊事宜。这是一次为化解渐进与急进（谈与不谈政治）紧张而进行的会议。尽管这时还没有发展到《新青年》团体的聚散离合议题，但这个“弥合”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不日即将到来的更严重的分歧乃至分离的危机。在陈独秀们退让、迁就胡适们的表象背后，其深层的或说更大胆的政治议论会得到更激烈的释放。作为《新青年》的孪生兄弟，《每周评论》的主编和书记仍是陈独秀，发刊词上的“只眼”表明：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同时，一只眼和另一只眼在“换防”似地关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国外大事述评”与“国内大事述评”两个拳头栏目分明给了“谈政治”一个明确的说法。[10]
早在《每周评论》创刊前胡适就对《新青年》同仁总爱发点激进的政治议论忧心忡忡。他的个性使他对外界的风吹草动十分敏感。处事稳妥、周全的他总希望《新青年》火药味不要太浓烈。但事与愿违，《每周评论》的“大事”、“社论”、“随感录”宇字句句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导向和刺鼻的火药味。如同李大钊有着对俄罗斯革命“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的政治敏感一样，胡适有着一种“生理”上的政治敏感。因此我们看到，早在五四运动的游行高潮到来之前，他就有着“未雨绸缪”的心理恐慌。为了辟谣——主要是为了说明自己的平安，胡适专门致信《北京大学日刊》说：“这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一种谣言，说文科陈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并说陈学长已逃至天津。这个谣言……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11]与胡适不同，陈独秀以前锋的角色直言：“中国人有‘倚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恶根性……民国八年以来的政象，除了这两种恶根性流行以外，还有别样正当的政治活动吗？此次迷顽可怜的国故党，对于大学制造谣言，也就是这两种恶根性的表现。”[12]一个回避，一个直面，从中也不难看出两人的个性差异。对胡适这一栖惶的性情，李大钊作为同仁也是比较清楚的，也正因为这样，在“谣言”四起的形势下，他没有安慰蔡元培，也没有劝慰陈独秀，而是专此写信给胡适寻求“团结”之道。从信中所说的“这回谣言”以及“《新青年》在社会上实在是占了胜利”的语气来看，李大钊是在胡适、陈独秀那回的“辟谣”和“反谣”之后为胡适“打气”的。[6](p.217)顺着这个情理推演下去，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极力反对空谈“主义”就已经不单单是“未雨绸缪”的心理恐慌，事实上是“事不关己”的划清界限、自我开脱了。这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作证。过去对这句话的理解多数都是指学理自身的危险，这里笔者要指出其所说的“危险”的另外一层意思。请看：“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史实证明，胡适正是在担心殃及池鱼的心理负担下才在接管了谈论政治的《每周评论》后反戈一击的。“事实”论证之后的“结论”便是佐证：“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奉劝现在的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13]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胡适对“出告示捉拿‘过激党’”是由“抽象名词”招致的反思同样是疏离于同仁团体的自我开脱。如果说上一次创办新刊的观点分歧属于杂志“内部”的矛盾冲突，那么这一次论争的公开表态，已经是影响到团体内部团结的“外部”矛盾了。
三、“导师”与“学生”：两种知识体系的相对凸起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入狱。这样一个要求“市民需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的传单是他追求“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的必然结果，[14]这也标志着他由“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并重向“社会运动”倾斜。[15]无独有偶，就在陈独秀身陷囹圄之后，“过激派”李大钊也成为当局瞄准的对象，7月他从北京回到了河北老家昌黎五峰避风。于是，胡适自然也就获得了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权力。
交待过背景之后，便是“导师”和“学生”的立意了。本来，这两个概念并不复杂，“导师”就是1919年5月1日来华的杜威，相对而言的“学生”也无非就是指五四运动中游行的中坚。但一联系到“两争”（其实是多方）双方的各自知识谱系，所谓的导师和学生的含义就不那么单纯了。更何况在“导师”和“学生”之间还有一个平行的“同志”！为了论述方便，笔者打算从两头按图索骥，以认识这场争论的逶迤曲折。一个提前论证定位是：如果说以上论述的“同志”（同仁）们的歧义与对立是潜因，是内因，那么“导师”和“学生”的刺激则是外因，是直接原因。毕竟，以胡适为首的英美派们的思想逻辑是不以杜威的到来与否以及学生运动的爆发与否为转移的。让我们从考察“问题与主义”之争爆发前胡适本人在导师、学生以及同仁之间的微妙关系开始。
就在胡适与同仁们为直接与间接的“启蒙”而暗暗较劲的同时，新文化运动也随着两种知识体系的不断积淀、完善而走向深入。1919年春，胡适给在日本讲学的导师杜威写信，恳求他来中国演讲。在得到回复后，胡适甚至兴奋地将恩师“我也愿意做”的复函发表了出来。[16]于是，中国大陆一时间形成了欢迎杜威的思想氛围。胡适也将自己所受的英美经验主义思想体系予以系统梳理，直截了当地以《实验主义》为题发表在《新青年》上。两周之后，杜威抵华。也许是历史的巧合，杜威有幸在历史现场体验了从“五四”到“六三”的运动全过程。身临其境的效果使得师徒两人都找到了感觉。对“导师”，“学生”全程陪伴。那16次的演讲题目也是经过学生和导师精心策划的。用胡适的话来说即是：“我们至今还不曾有一部正式的‘实验主义的政治哲学’，所以近年杜威先生同我商量演讲题目时，我就提出这个题目，希望他借这个集会做出一部代表实验主义的社会哲学与政治。”紧接着便是机会难得、不能错过的“广而告之”。[17]其实这样的广告早在陈独秀入狱后的第4天，即第26、27号的《每周评论》上就不失时机地安排好了。《杜威演讲录》已经使得中国思想界、舆论界刮起了一股浓浓的杜威“实验”风。[18]
这股实验主义的思潮是在走着一条“实在论”道路。这个思潮主张“世界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长成的，[19]因此对由政治事件激发的学生爱国游行运动并不表示格外的认同。一方面，胡适从实用的角度要求将“五四”和“六三”精神用到“有益有用的学生活动上去”。同时对那些空喊“国要亡了”、“杀卖国贼”之类的“讲演”作了“是不能持久的，说了两三遍就没有了”的断语。[20]这也是他一再述说“五四运动”在“政治收获”以外之“不幸”的原因。他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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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183)后来胡适在一篇文章中大谈特谈学生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五分钟的热度”即是一个最为直接的“实话”和心迹表露。[21]
总之，“导师”牵了“学生”的鼻子，而（五四）学生的行为刺激了导师（胡适）的思想火花。作为实验主义信徒、改良主义使者、兼有“学生”与“导师”双重身份的胡适终于按捺不住了。时隔不久，他于1922年发自内心地招认说：“直到1919年6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22]及此，就到了应该看看胡适与“导师”和“学生”两者之外余下的同仁、“同志”或说“朋友”的关系了。
朋友之一蓝公武。论及“问题与主义”之争，最先形成思想张力或说交火的就是在胡、蓝之间。胡适明确挑起“两争”的文章是那篇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其实对这一纸上谈兵之空疏学理的“骄嚣”之风，他早在28号的文章里就批评过。不过，在专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中，胡适针对“高谈”、“空谈”主义者予以如下警告：第一，“极容易”做到；第二，“没有什么用处”；第三，“是很危险的”。最后的总结陈词是：“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尽管可以根据胡适并不反对“谈”，而是反对“空谈”、“高谈”，其矛头所指有所游弋，但该文的内容并不空泛，是一篇有的放矢的“研究问题”类论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是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的夸口道：‘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23]7月20日该文付梓后，与胡适有交的蓝公武很快以“知非”为笔名在自己主编的《国民公报》上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文予以回应。在蓝氏的批评中，有些论证是连胡适本人都不能不佩服的：“问题的抽象性、涵盖性，很有与主义相类的地方。往往同一件事，从受动这方面看，就是主义。换一句话讲，问题有一贯的中心，是问题之中有主义，主义常待研究解决，是主义之中有问题，二者不能截然区别的。”[24]在我们认定了胡适是针对其他“主义”（实验主义以外）尤其是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后，这里还有值得注意的两个背景：一、胡适在《每周评论》上一连载完杜威的讲演就趁热出笼了点火的文章；二、在《每周评论》刊登杜威讲演之际也同时刊登了以“赤”为笔名的介绍英国哲学家罗素学说的文章。
朋友之二李大钊。如果说第一个朋友是在反对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胡适“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中国历史上有名少年的故事

”的思维定势的话，笔者以为第二个朋友李大钊远在河北老家的回应则多少带有反唇相讥成分。李大钊的政治敏感是人所共知的，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开篇便说出了与蓝公武观点几乎相同的立论：“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甚么不可，也须求一实验。[25]李氏在此不再像为了《新青年》社团的协同作战而遮遮掩掩，而是单刀直入：“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这里他一方面把陈独秀定位为“与旧式顽迷思想奋战”的角色，另一方面又把胡适定位为“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分子；同时把陈独秀“幽闭狱中”与胡适“横被过激党的诬名”揽为己有。一是对同仁“负责”的策略，二是其“铁肩担道义”坦白胸怀的流露。李大钊的敏感也印证了后来胡适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补正：“我的意思是想针对有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来稍加批评。”[4](p.191)既然是“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又何以能让马克思主义完全脱离论争的干系呢？
朋友之三陈独秀。陈独秀1919年6月11日入狱，9月16日出狱。前已论述，陈独秀在论争发生前存在着与胡适“问题”（知识体系）意识的歧义。在3个月的囚禁生涯中，作为“文明发源地”的监狱还是不如研究室得力。因此，他在论争高潮时期的思想只能以前后的延续与衔接作为“存目”。不过，笔者以为，陈独秀尽管出狱后对两者作了互补性的论断和平衡，但在其内心深处，他终归不是“问题”意识形态的传人。固然，我们有必要正视当事人的回忆，但更要重视历史的事实。以胡适记忆为依据：“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早期的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4](p.195)对第一层意思，笔者可以按图索骥，找到史实根据。他在回答一名读者对社会主义的询问中就言简意赅地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26]至于第二句，笔者却不敢苟同。以史实为据，除却陈独秀在《法兰西与近世文明》中对社会主义的憧憬和神往有些朦胧外，我实在找不出当事人反对社会主义的资料。诚然，陈独秀1919年前的文章中很少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辞藻，但这并不是我们断然否认其精神气质里有与马克思主义革命模式一拍即合因子的理由。值得一提的是下面一段同是当事人胡适的手书：“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27](p.282)多年来，学术界不少人把《实行民治的基础》作为1919年陈独秀还是站在胡适一边的佐证，依据是作者对杜威博士“民治主义”的分类引用。但若是会看门道，将“付印”的一段补白拿来，则是另一方思想气象：“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我们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至于造成阶级争斗；怎奈我们现在所处的不结合而分裂的——劳资、国界、男女等——社会，不慈善而争斗的人心，天天正在那里恶作剧（现在美国劳资两元组织的产业会议，就是一个例）。我心中所想说的话，不愿说出，恐怕有人误作调和政策，为一方面所利用，失了我的本意。此话说来太长，而且不是本篇的论旨，改日再谈罢。”[28]“不愿说出”、“改日再谈”未尝不是为了平衡“问题”与“主义”两方所作的努力，但这不等于陈独秀没有了主义，我们看到，“改日”的《主义与努力》中在作了“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的天平式处理后，尽管有对论争双方相对真理的取长补短，但旧情难舍，他还是要说：“现在有一班人误会了我的意思，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29]
从胡适“朋友们”的论争内容看，三位都有将“主义”与“问题”作为并立互补之思想资源的理性思考。“交相为用”、“并行不悖”（李大钊）、“并不是相反而不能并立”（蓝公武）、“二者缺一不可”（陈独秀）是他们的共识。那么作为论争挑起者的胡适是不是持这样一种开放态度呢？正如期待的那样，胡适的文章出笼后很快有了反应。回应者知非抱着讨论学理的真诚态度，在《问题与主义》文章发表时，也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原文照转不误。“其人”的方式以“其人之道”很快在《每周评论》上得到了体现。而且胡适还加了按语：“本报31期，有我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篇文章。我的朋友知非先生，把它转载在《国民公报》上，又在那报上发表了《问题与主义》一篇文章。知非先生的议论，很有许多地方可以补正我的原作。”[24]胡适的做法显然也是抱着真理愈辩愈明的开明态度。当李大钊从老家寄回《再论问题与主义》时，主持杂志的胡适亦不失时机地让文章面世。在李氏表示其中“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些的稍相差异”的尾声中，胡适附注说：“我要做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现在由守常先生抢去做了，我只好等到将来做《三论问题与主义》罢。”[25]到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发表，作者更是用“感激他们（指知非和李大钊——笔者注）两位”对“我的意思发挥得更透切明了”之“匡正的地方”。笔者在查阅当年《每周评论》时发现，《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是该报的最后两期，被封禁以后的第37期也只有第一页没有遗失。不过，一个不大不小的发现是，“三论”、“四论”一改论争文章“▲”题花标记，而代之以周易八卦的阴阳太极图。如果不算臆测的话，或许主编有“圆融”、并包、“互补”的意念吧。“两争”不分高下，难分伯仲的平等对话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平添了一份光彩。虽然胡适本人并没有封杀同仁的舆论自由权利，但《每周评论》在“三论”、“四论”后最终还是被北洋军阀封杀了。
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理解并看到的现代性启蒙思想史演进的态势一样，开放心态和自由交流是双向的心灵互动，任何一方的封闭都不能达到实质性对话的效果。他们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有“真理愈辩愈明色彩”，至少他们当时尚无意气用事的党派成见，信奉任何学说与学理“只有一方面的真理”，“没有包医百病的良方”。[30]这样一个开放、真诚、坦率、投入的对话给思想史留下了空谷足音。固然，直接参与论争的人数并不多，但这并非忽视其舆论影响和思想穿透力的理由。
笔者以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思想史上一次双赢的典型论争个案。作为启蒙思想史的一桩公案，它没有孰胜孰负的结论，也不可能有孰对孰错的判断。其中没有任何一方自愿放弃自己的立场，他们守护思想独立阵地的争鸣表明，他们在走着一条“追求真理”、“见贤思齐”、“认识自己”（苏格拉底语）的学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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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Z].北京：中华书局，1979.
[28]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J].新青年，1919,7,(1).
[29]　陈独秀.主义与努力[J].新青年，1920,8,(4).
[30]　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J].新青年，1920,7,(4).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饣加豆
＠②原字饣加丁
——原载《中国近代史》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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