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兵起义-开平碉楼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围绕洪兵起义、土客械斗展开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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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开平碉楼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围绕洪兵起义、土客械斗展开的讨论

在目前研究开平碉楼的各种文献中，只是强调了开平籍华侨与碉楼的关系，而忽略了大批开平人出国的社会历史背景。本文将以咸丰同治年间发生的洪兵起义和土客械斗为视角展开讨论。
由于开平特殊的历史地理背景，民情容易激动。种种矛盾中，又以宗族械斗、匪患最为常见。在开平县各种社会矛盾的演进中，19世纪中期的洪兵之乱与土客械斗特别引人注目。广东洪兵之乱的大背景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具体原因则与三合会的蔓延及广东当时的形势有关。洪兵声势浩大，当局无力兼顾，遂有招募客家人为勇之事，“客勇”应运而生。其中，鹤山、开平等地的客勇迅速偏离帮助政府镇压洪兵的轨道，将矛头对准了日常生活中的“仇人”——土民。由此，引发了一场“构祸至十余年，彼此仇杀至数十百万人，为历来未有之浩劫”的土客大械斗。开平是当时土客械斗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械斗的结果是，开平的残余客民被迁往他处安插，土人的日子也不好过，恩平、开平等地，“自客人乱后，转徙他方，田庐荒废，变为虎豹窟穴”。“转徙他方”的一个主要流向，就是与当时美洲发现金矿相呼应，大批开平人踏上了艰难的出国之旅。
在清季民初之时，当成批的开平籍华侨归国买地置产、娶妻成家之时，由于传统的社会矛盾如宗族械斗、匪患呈加速度发展的态势，形制各异、具有强大防卫功能的碉楼勃然兴焉。
一、清初客家南迁与开平的土客矛盾
顺治初年，开平建县，其地系由恩平、新兴、新会三县之地析置而成，地势低洼，河网密布，往往遭受洪涝之害。道光《肇庆府志》曾这样描述开平地形：“肇郡地据上游，右控苍梧，会三江之口，制五州之要。……开平蕞尔一邑，云宿之山，独鹤之水，胜概称雄。”[1]雍正十年，由开平析出双桥、古博、丰都，加上新会、新兴两县的部分土地，置鹤山县。[2]
开平县地原来分属数县，民情容易激动，据道光《肇庆府志》说：“开平之地，分自三地，礼俗既殊，民情各别，雀角之争，萑苻之警，常剧于他县。长沙一寨，以淤泥限四境，人马至此，往往可望而不可近。伏波楼船，虽有长技亦何所施，今幸削平，遗垒常在。有保障之责者，诚不可一日忘备于此也。”[3]该县河网密布，水道纵横，素为艇盗、海盗活跃之区，早在嘉庆年间，就有“盗贼充斥，宅梧、大雁山尤为盗薮”的记载。鸦片战争后，因为交通广州、港澳地区，购枪便利，产生诸多匪股，各匪股虽然规模较小，但能量颇强。民国初年的“大粒烟”李芳匪股甚至攻占过开平县城。一般民众，由于政府势力不逮，遂以武装自卫，筑垒筑堡，建寨建楼。故粤抚郭嵩焘曾说：“至于广东盗风之盛，尤非各省情形可比。……盖广东民气素强，嗜利轻生，乃其本性。盗贼之多，百倍他省州县。”[4]
开平建县之初，正是明清战乱之余，继以三藩之乱与“迁界”、“复界”，地荒人稀。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止于开平，当时整个珠江下游都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人口锐减。顺治六年己丑上谕称：“自兵兴以来，地多荒芜，民多逃亡，流离无告……凡各处逃亡人民，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查本地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5]虽然如此，由于清廷在康熙初年为了防止台湾郑氏政权内侵而实行“迁海”政策，使广东沿海再次遭到惨重打击。康熙七年，广东巡抚王来任眼见“迁海”既于生民有害，复于统治不利，遂上疏请求复界。复界后，清廷基本上一直是采取鼓励招民垦荒的政策，其过程延至道光年间。
客家人系千百年来中原汉人因为躲避战乱而在闽粤赣三角地带形成的，但那里的自然条件并不能满足其人口增长的需要，所以，从清初开始，那里的客家便向外迁徙了。清廷的鼓励，与客家外迁的要求吻合，蜗居惠州、潮州、韶州、嘉应州等地的客家人开始一茬接一茬地向西（江西南部）、向南（广东中西部）迁移。降至雍正、乾隆时代，惠潮嘉及江西赣州等属的客民，又大批地向粤省广州、肇庆诸属迁移。据称：“凡今日（民国时期）花县、番禺、增城、东莞、宝安、四会、新兴、开平、恩平、台山（即清时的新宁）、鹤山等县，当时均渐有客人杂居。”[6]上述各州县，正是咸丰同治时期南迁客民基本定居下来的地区。
客家外迁，多以宗族为单位，成群结队，到达客居地后，一般也是聚族而居，所以，在广、肇等属形成许多“客村”、“客乡”。开平的金鸡、赤水等地也形成了大量客村。
客家南迁势必与土著发生密切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清代广东土著（一般称为广府人）也由中原汉人南迁形成，由于南迁较早，其语言风俗习惯与客家有很大差异。他们都相信自己祖先多迁自南雄珠玑巷。拿开平县的情况来说，当晚清、民国之际，县民各族姓家谱，“其由珠玑巷来者有自，五季时已南徙广州，凡三迁而至于本境，其余或至自福建，或至自浙江，或至自江西。”[7]
广、肇之人将惠潮嘉等属迁来之民称为客家，并谓其语言为客话。客家人“或营商业，或务垦辟，皆先后占籍焉。于是广肇各属土著遂以客视之，因言语与土著不同，又谓其话为客话。”[8]土客杂处，不免嫌隙渐生，积久生变。
土客矛盾最明显的外在特征就是语言不同，有人甚至把后来发生的土客械斗直接指称为“分声械斗”：“咸丰四年，开（平）、恩（平）两县土客因事失和，酿成分声械斗……夫无论土民客民，皆黄农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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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因方音不同，积年寻仇剧斗，两败俱伤，为祸之烈，一至于此。”[9]
至于具体原因，则表露多端。
如丧葬习俗的冲突。客家由于被迫流移转徙，亲人离散，尊祖观念特别浓厚。每迁一处，必将先人遗骸挖出，用“金罂”（陶罐）装好，随身迁徙，到新居地再安葬，这就是“背骨骸”、“二次葬”风俗的由来。客家人对风水的迷信及其特殊的丧葬习俗，引起土著的反感，客民固守其俗，甚至当斗祸发生时，他们为了破土著风水，经常有捣毁土著祖坟之事，如开平县，“客人发掘土著山坟，改葬其先骸。害及枯骨，惨无人道。”[10]因为争坟山墓穴之故而引发械斗，并不限于土客之间，在整个清代闽粤地区都是很普遍的，如开平县，“俗喜争山，常有挖骨之控。”[11]
如学额的争夺。客家人重视读书，是有经济方面的原因的，对尚未安定、尚未争取到一定学额的客家人来说，土著阻止其进取，不啻在断他们的饭碗。清代学额有定数，土著不欲分润，争端顿起。这种情况在开平县也有明显表现：“自乾隆二十五年，客童等赴大府呈请入籍。嘉庆六年，嘉应州生员曾龙翔、肇庆生员某某以土客互相攻讦，赴督院呈请另开客籍，俾主客相安……（后官方同意）另编客籍字号。”[12]土客械斗之后，原先客家人争取到的学额损失殆尽：“客匪平后，客籍出境，无人应试，归并客籍（学额）。”[13]
如经济矛盾。客民虽然所居山僻，但他们一般都佃种土民的田地。同治二年十一月，署理广东巡抚郭嵩焘奏称：“因查肇属客民……其始垦山耕种，佣力为生。土民役使严急，仇怨日积。”[14]另有一位土绅陈坤也说：“恩平客民……开垦住聚，自为村落，佣力营生，土民奴隶视之。”[15]因为受压迫之久而深，所以一遇机会，客民之报复也骤而烈。
实际上，开平建县以后的社会矛盾，并不限于上述土客矛盾。土著内部、客家内部还常常发生危害极大的宗族械斗。清代广东宗族数量之多，力量之大，蔚为壮观，同时也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早在顺治年间，工科给事中姚延启就说过：“粤民聚族而居，大或万丁，小者千户……聚族而居，故易以动众；兼挟重赀，故易以为奸，一事睚眦，即千百为群，戈戢相向。”[16]开平的大姓如司徒、谭等姓都曾经以宗族械斗、防匪闻名。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客家建筑对开平碉楼的间接影响问题。现在人们一般都知道，永定土楼、梅州围龙屋都是客家艰辛播迁、武力攻防的结晶。土楼土堡基本上都是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的，大门一关，形同城堡。“堡”内有粮食、水井等，攻防兼备。
当然，我们要注意，在清代前期、中期，客民南迁广州、肇庆二府时，所居之地，要么是人烟稀少之僻壤，要么是土著占余之山谷，他们不可能象在其闽粤赣交界之大本营地区那样，从容营建坚固的住所。再者，在广、肇二府械斗发生之区，土客双方反复攻掠烧杀，客家失败后，基本上都从当地迁出。今天的开平是否还有客家民居遗存已难以查考，但从初期以客家为主体的太平军在永安等地筑垒抵抗清军的行动不难发现，客家建筑具有实用性。[17]开平、恩平等地土客械斗期间，客家人被迫流窜作战，多有筑垒抗拒之事。所以，客家人的建筑不可能不对开平碉楼构成影响，其间关系，尚待探讨。
广东土著之民在源流、社会结构、社会风气等方面都与客家有着很大差别，这种情况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作用下，如冰山裂缝，演变到一定时日，或是突然出现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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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力，就会出现大裂变、大冲突。
二、洪兵之乱与开平土客械斗的爆发
晚清时，开平县建有义勇祠六所，其中有五所是在咸丰同治年间建立的，“祀红客匪殉难者。”[18]其城北义勇祠碑文记云：“甲寅红匪构乱，客患复炽，焚杀虏劫，数县震动，乡之人团练守御，前后凡数十百战，卒赖其力，保聚安全。事平，咸丰思厥功，因念阵亡者死事之惨，至同治癸酉冬乃于苍城北去二里九子庙旁，醵金建祠，永其香火。并建普安祠于其左。”[19]从这些记载不难发现，洪兵之乱与土客械斗有着密切的连带关系。
洪兵即天地会武装。乾隆末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失败后，清政府连年追查天地会源流，其发源地闽南及闽粤交界之地追查尤严，天地会分子多逃往内地或海外藏匿，广东乃一主要方向。嘉庆道光时期，粤省天地会势力发展迅速。据那彦成“谕民可痛改拜会恶习告示”云：“广东地介岛夷，利兼山海，五方之人杂处，营易侨寓。孤单客民惧土豪之欺凌，苦差胥之滋扰，交结伙伴，共相帮助，渐次讼棍烂崽均入其中，倡为添弟会名色，以为伙党既多，可以不畏强悍。而土著之民惧外民党羽日众，亦复煽引有田庐之人结会相抗，到官则互作词证，在乡则分棚殴斗。”[20]天地会组织往往与当时的社会问题互为影响。光绪年间，粤督张之洞曾经说过：“广东莠民为害地方者，约有三类，一曰盗劫，一曰拜会，一曰械斗。盗以抢掠，会以纠党，斗以焚杀，三者互相出入，统名曰匪。会多则为盗，盗强则助斗，斗久则招募，会、盗各匪皆入其中，习俗相沿，蘖芽日盛，扰害农商，挠乱法纪。”[21]
广东天地会一般称为三合会，往往以堂为名，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但是，据孔飞力教授研究，华南天地会的堂主要是地方组织，它们的成立是为了满足地方村社的需要。这些需要首先是经济方面的。一个地方的堂的关键人物称为“米饭主”，即通过给地方村社平民提供粮食而能得到这些人效忠的地方领袖。这些领袖并不是绅士中的普通成员，而是与普通绅士地位相当的异端，即天地会的组织者。他们的经济力量或是来源于自己私人的财富，或是来自动员其信徒们从事非法活动的能力。掠夺所得的赃物都交给公库。[22]道咸之交，广东三合会势力已经膨胀至极，加上太平天国的影响，其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了。鹤山麦秉钧说：“想我都之丧乱，莫惨于客贼，而客贼之荼毒，皆由于洪匪，其所谓洪匪若何？一曰三合会，又曰添弟会，又曰三点会，俱冒姓洪，倘不入会，行劫不得与焉。”[23]
十九世纪时，宗族械斗成了广东的地方大患，该省不少地方处于长期混乱的状态中，及至咸丰初年，太平军兴，广东原本兴盛的的宗族与团练迅速扩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两者往往合为一体，“一个单一族的村的团练，不多不少就是一个宗族组织。团练的首领就是宗族的首领。”[24]
社学本来是一种教育机构，到了1850年代，讲学活动已根本绝迹，社学只不过是若干村庄村民集会之所，其作用仅是为了安定民心。这种新组织形式有时称为局或公局。不论是社还是局，在那些动乱的日子里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那就是招募兵勇，筹措军饷，协助官府对义军作战，或是招抚裹胁，安置流亡。社、局其实等于官府在农村的代理机构，这样，官府就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红兵。当然，这种政策也有副作用。士绅们在行政管理中有这么大的权力，这使本来已经难以驾驭的地方主义情绪愈演愈烈，几乎不可收拾。[25]
广东洪兵起义的爆发，其大背景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最后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具体原因则与三合会的蔓延及广东当时的形势有关。
咸丰二年、三年，广州等府连续遭遇水灾，官府仍然希望征收更多的赋税，混乱开始蔓延，农民纷纷加入三合会以寻求庇护。咸丰四年五月，开平“大饥，米贵，升米钱七十文，人多饥死。”适值洪兵起义，开平土民多有响应者。
咸丰四年，广东洪兵起义爆发。先是，东莞三合会何六的活动遭到当地绅士首领的压制，何六遂公开造反。五月，何六据东莞石龙圩起事。随即，广州地区各股三合会首领都打出了造反的旗帜。不久，陈吉占领顺德，清远、肇庆陷落，何六占领增城，徐兆表竖旗于开平县，“广州、韶州、肇庆先后陷贼者二十九州县。”[26]关于当时洪兵的组织情况，据《新会县乡土志》记载：咸丰四年夏五月，“广东红巾贼起，……会匪所在蜂起，从逆者裹红巾，服梨园衣冠，造洪顺堂、洪义堂印，署置将军、元帅、先锋、军师伪名号，其党曰洪兵。官军麾帜用白，贼遂称为白兵。”[27]
当时广东到底有多少股起义军难于确计，但围困广州的人数当不下于20万。所有义军战士都头裹红巾，旗号也是红色的，所以又被称之为“红兵”。他们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公推最强大的一股首领李文茂为盟主，对广州实施围攻。广东巡抚叶名琛这时的处境真可谓山穷水尽。当时广州兵勇仅1.5万余人，以此对付20万围城洪兵，困难可想而知。洪兵的弱点成为叶名琛成功的因素。他们人数虽多，但缺乏训练，纪律松弛，武器落后，补给困难，“贼乃乌合之众，并无行伍军法故也。”起初，他们只在攻占的地区收人头税，后来，他们乞灵于劫掠，就更迫使广大平民百姓与之对立。各村庄纷纷响应官府号召，组织团练自卫，阻截红兵。
从战略上看，如果佛山陈开的10万之众也参加围攻广州，那么广州城必陷无疑，因此叶名琛不惜任何代价，坚决拦截陈开。在清军及乡绅团练的顽抗之下，叶名琛的目标达到了。这是广州围城之战中决定性的战斗之一，它打破了陈开同李文茂会师的计划，使广州免遭沦陷。[28]
广东中路、西路、东路、北路群雄并起，全省形势岌岌可危。在开平县，何亚凤“起红旗”，“兵火殃连，道路纷传”。开平另外一股洪兵谭亚受、余兆表等甚至纠集沙河、江门等处。另有洪兵入踞长沙，由荻海登岸，图扑新宁县城。所以，叶名琛保住广州只是取得了局部胜利。
叶名琛能够在广州及东、西、北江各处取得胜利，官兵而外，乡勇、团练起了很大作用，但从中却产生了另一场危机。
太平军兴，咸丰帝“迭次谕令各直省举行团练，并刊刻明亮、德楞泰‘筑堡御贼疏’、龚景翰‘坚壁清野议’，颁行各省……人自为战，家自为守，使贼党日孤，盗粮渐绝，然后济以兵力，方无顾此失彼之虞。所谓以民助兵，以堵为剿，制贼之法，未有善于此者。”[29]团练、募勇成为政府应对危机的一大法宝。叶名琛在洪兵刚兴起时即大量募勇。但战争旷日持久，政府财源逐渐枯竭，叶名琛便以功牌、官衔和官职为诱饵，鼓动士绅们用他们自己的钱招募族人充当募勇。在此过程中，“客勇”应运而生。其中，鹤山、高要、开平等地的客勇迅速偏离帮助政府镇压洪兵的轨道，将矛头对准了日常生活中的“仇人”——土民。
洪兵方兴，高要武举人、客绅马从龙（一说鹤山籍）立即行动起来，在鹤山、高明一带组织客勇，“客人素与土人不协，常欲借端启衅，图为不轨。及得令，益自恣睢，结寨云乡、大田，佯托官军，诬土著为匪党，肆行杀戮，各邑又潜为勾引，蔓延六县。”[30]另有记载说斗祸最先起于恩平。同治四年郭嵩焘奏称：“其始客民与土民杂居，各自为党，积不相能。咸丰四年恩平土匪围扑县城，知县郭象晋专募客勇以攻土匪，于是开平、高明、鹤山诸客籍群起以剿办土匪为名，或帮同地方官克复城池，因以积年仇恨土民之心，乘势报复，肆意屠杀，致成械斗巨案。土客交相掳杀，各至数十万人。”[31]
洪兵起义对于开平县构成了直接威胁，县城被攻破，知县等官员死亡。咸丰四年七月，新会、新宁等县城相继被洪兵“环扑”，“几于滋蔓难图。”旋即，鹤山洪兵数千突入开平境内，县城不守，知县庆樟及典史林镛等死之。[32]当时，开平境内洪兵响应者有东路张江，西路司徒正吉，北路梁福，南路谭寿等，各聚党数千人，谋攻县城，约胥役内应。七月十八日，梁福勾通鹤山洪兵首领冯坤仔，纠众千余人，到城外马道立营。知县庆樟闻变，“议防堵，谕四乡设团备救，时贼氛四塞，绅耆罕有应者，势孤援绝。”十九日，城垂破，庆樟仍抱一丝希望，邀城守关镇邦、典史林镛“集署议战守策。旋登堂招胥役问匪势几何，黄三应曰：‘站立者皆从匪，惟高坐堂皇者异耳。’”庆樟见内变，“吞金死，城守、典史俱殉难焉。”[33]城遂陷，洪兵入城，“恣行抢掠”。冯坤仔寻移营古儒墟。鹤山、开平等地客民开始集勇相抗。

三、开平土客械斗的基本情况
咸丰同治年间的广东土客大械斗，人们一般称为“西江土客械斗”或“西路土客械斗”。这场械斗起于咸丰四年（1854），止于同治六年（1867），延续十三年；斗祸起于鹤山、恩平、开平、高要，蔓延于高明、新兴、新宁、阳春、阳江，浸及于新会、四会、罗定、东安、电白等州县。这些州县在当时行政管辖上属肇庆府、广州府、高州府、罗定州。[34]当时情景可谓触目惊心：“互斗连年，如客民于鹤山之双都各堡、高明之五坑各堡，及开、恩二县之金鸡、赤水、东山、大田、蓢底、横坡、沙田、郁水、尖石等处，共二千余村，悉被土众焚毁掳掠，无老幼皆诛夷，死亡无算。而鹤、高、开、恩等县之土属村落，亦被客民焚毁掳掠千数百区，无老幼皆诛夷，死亡亦无算。据故老所传，当日土客交绥寻杀，至千百次计，两下死亡数至百万，甚至彼此坟墓亦各相掘毁，以图泄愤，其很惨殆无人道云。”[35]
下面将开平土客械斗的基本情况分成四个部分论述。
开平土客械斗的前期情况（咸丰四年至十一年）
咸丰四年鹤山土客械斗爆发时，“他县土客尚无事”，随因开平歇马梁姓土人，曾参加洪兵队伍，“虑官捕治”，加上梁姓因与郑、吴二姓争山地建村有隙，梁姓不敌，“惧为郑、吴所并，思酿土客斗祸以解之。”事情逐渐闹大，高坪、十字路、獭弗一带客村男女，多遭诛夷，其逃亡得免者，皆奔集于金鸡、赤水等处。金鸡等处客民势力甚强，“闻之大愤，纠众与御，焚毁土民长安、吉安、欧村、雁鹅等十数村居，由是开平土人与客仇斗之事以起，复籍是煽动各县土属联同逐客……斗祸益烈。”[36]可以说，开平乃是整个械斗蔓延的重要一环。
当年秋冬之交，开平东北路、西北路土客械斗相继爆发。八、九月间，鹤山、开平客民连败洪兵，气势飞扬，“竟将迳口土著平塘、那陈坑等村焚掠殆尽，”开平东北路斗祸爆发。十一月初二日，黄茅嘴、尖石等处客民攻陷棠红村，杀男妇数百人，生员苏文焕“刳腹而死”。初十日，客民又攻陷蕉园村，杀800余人。开平西北路之斗祸骤起。[37]
十一月初八日下午，开平县楼冈及关村伍姓、塘口何姓乡勇增援恩平土民，败客民于乌猪冈，杀客民100余人，生擒不少，“客人之气少挫”。初九日，平安、南塘、沙冈乡勇1000余人，联合楼冈乡勇合力攻破鸡啼营，杀死客民300余，夺回被掠军械无算。但是，各乡勇不守纪律，分头抢掠客民财物，逃出的客民联合邻村客民潜回鸡啼营，杀土勇40余名。于是各土勇之间“互相怨望，四散回乡”。土勇的分裂又为客民所乘，集队将上凯冈毁为平地。浴水洞客民陷南坑，复陷那梨，又破仕洞十余村。
开平南路的土客械斗起于咸丰五年。南路狗脾冲、金鸡水一带，土客比邻，眼见本县东北、西北两路土客斗祸蔓延，土客双方遂于咸丰五年初在官方主持下集议联和，“立约讲和”，但实际上双方各怀戒备之心。五月十五日，客勇首领张朝统等首先违约，由金鸡水起祸，攻陷锦湖、狗脾冲等土籍村乡，“焚杀无已，村落为空，”二十一日，客民复攻陷墟潭、横冈两村，杀横冈200余人，“流毒遂及于长塘。”[38]五月十八日，金鸡水客人聚众攻恩平琅珂、石田等地，为土勇所败。土勇追过顽鹰石、高灯、远照山。客人又围攻石冈、牛路塘，为地雷所伤，乡勇乘机夹击，追十余里，毙客人百余名。[39]八月，开平城北黄龙客民焚掠古儒、大罗村、庞村等土村，“居民荡析”，黎村洞及附城东西各乡戒严。[40]十一月，马冈北潭、张桥等村各姓土勇联团防守。客村獭窟潜引恩平沙田、浴水客勇将袭北潭，被土民侦知，传锣告警，各乡土勇，会同恩平附近各土姓围攻客营，破之，乘胜扫灭左右各客村，“是役也，杀匪颇多，匪以是恨，北潭尤甚，日寻干戈，兵祸无息者八越月，赤磡联堡堂关维城、司徒沅等赍军火助之，藉遮西北路匪焰。”[41]
咸丰六年二月，南路汤屋、筲箕屋客民攻陷赤水墟及象栏、尖冈等村，时土民“被害者以恩平松柏山壁垒自固，多入堡焉。”知县徐廷槐闻长塘土客相斗，遣城守带勇到莲花山弹压，相约退兵，无果而返。[42]五月，土民一方继续遭到客民的连续攻击。初六日，客民又陷三合里。初八日，滘堤司徒懿璋率土勇赴援恩平松柏山，在芋合迳全军覆灭。
松柏山之战乃土客双方械斗初期在开平、恩平交界之地发生的一场著名战斗。随着斗祸的蔓延，恩平东南路、开平南路客民集合大队，进攻那扶、万顷洋，焚劫二十九乡，打伤那扶营都司杨兆梦官兵多名，随即进攻恩平松柏山。当时开平大夫里、大津里、塘美及各土民小村，皆扼要死守，各路客民蜂拥而至，土客双方大战五昼夜，土村势将垂破，土绅司徒运森等遣人突破包围，向外求援，因道路梗塞而罢。赤水、长塘及新宁上泽、吉昌等局土勇赴援，均遭败迹，退去。由于情况紧急，土绅司徒懿璋率土勇380余人增援，在芋合迳遭遇客民伏击，土勇无备，全军覆没，至十一日，客民攻陷松柏山，土民死者2000余人。
客民攻陷松柏山的消息传开，开平、新宁、恩平交界之区的土民闻风丧胆，仓皇出走，“三县之民数万，道路流离，襁属弗绝，父母妻子不能兼顾，一切牛马服物发售，亦无有应者，受害之惨，南路为最。”[43]六月，赤坎联堡堂及司徒、谭二姓集合土勇3000人，屯营白沙，与客勇屡次交战，不胜。统带土勇的勇头林老义“号知兵，亦屡挫，人心震惊”。
咸丰七年初，马冈、张桥、棠红各乡立合胜、定胜局，梁鸣銮、梁叶懿等主其事。春二月，司徒、谭两姓联立协胜局，进攻筲箕屋，客民“树栅蓄陂，负险固守，数月不拔。”最终土民以饷绌停罢。九月，开平四堡及长沙、塘蓢等村土勇，与客民战于黄龙，土勇大败，客民遂烧古儒圩附近土村10余村。
咸丰十年初，土绅谭在、谭汝、司徒文显等立元胜局，谭在为局长。二月，楼冈十八乡立保安局。[44]
咸丰十一年，锦湖李秋田、关定烈等立万全局，会同元胜局“剿匪”，横江等次第收复，客民逃遁。四月二十一日，鹤山客民攻荷村、选田，围困土民十余日，未能攻破。时有土人逃难在外者，聚众数百，欲攻开平迳口，以分客民之势，各往宗亲求捐米粮，连攻三日未获奏捷，后得博健梁经通、罗村罗为章鼓舞，“十三姓排年”，设立升平局，发勇协同攻击。四合也雇募外勇数百名。于六月底攻破迳口。七月初一日，局勇入选田、荷村，此后，“路途货物，乃得相通”。[45]
攻破迳口乃是土民的一个转折点，“斯时义旗一举，各县响应”。旅居香港的富商谭三才在开平设立全胜局，并购买大量“鬼子快炮”相赠。开平土民又立合胜、定胜、联胜等局，新兴、恩平等县土民莫不立局，并在肇庆设立总局，向客民倾力反击，“团勇所在，皆获战功，匪村悉平。”[46]
开平籍港商谭三才与全胜局
当土客械斗发生时，许多土客绅士都参与其中，或出钱出力，或联络官军，或亲自领兵打仗。如咸丰八年客民进攻两堡时，局绅关定杰于此战中战死。定杰骁勇，两堡倚为长城，客民亦“詟其威名”，及客民进攻两堡时，定杰率勇击退客民，乘胜追至鸦了寨，遭客民伏击，中炮而亡，“堡人丧气”。
开平客强土弱之势发生逆转，是在开平籍香港商人谭三才倾力支持土民之后。广东巡抚郭嵩焘曾于同治元年奏称：“上年开平民谭三才寓居香港，私购洋人火器，约集其族人，尽歼开平所属客民。”[47]
志》记载：“谭三才，字锡珍，其祖由开平秘洞迁居长塘洞新桥头乡。壮岁经商香港，致巨富，轻财仗义，华洋均信重之。咸丰同治间，客匪猖獗，三才首出资，购洋枪，训乡勇，大得其用。匪惊以为神。同治三年，穆令命绅耆设全胜局，在苍城主剿匪事，由谭振椿总局务，饷械多取给于三才……三才先后捐勇费合白金十余万两。”[48]又称：其人“有干才，愤客匪毁其乡里，志切复仇，集资购洋枪数十枝，所谓‘剪纸尾枪’也。”[49]另据护理江苏巡抚谭钧培“清中宪大夫谭墓志铭”云：“公……少年有豪侠气，执艺香港，为夷人修水漕，劳苦经营，终蒇其事，夷人笃信之，遂以营造致巨富……迨客匪煽乱，流毒数邑，公乃捐重饷，募壮丁，设全胜局于苍城，设元胜局于赤水，开邑内以次削平。”[50]
谭三才不仅资助开平土民，还资助他县土民。咸丰十一年，谭三才购红毛快枪数十枝，“所向披靡”，恩平梁石卿向谭转购十数，该县客民不支，向阳春、新兴逃遁。[51]其墓志铭云：“恩平、新宁亦赖公之洋枪，卒弭客祸。朝廷嘉公仗义急难，以海防军民府补晋员外郎衔，授秩中宪大夫。”[52]
由于谭三才人力、物力的投入，开平土民迅速占据优势。
谭三才不仅在斗祸中为土民捐资购械募勇，他还亲自带领土勇与客民打仗。咸丰十一年夏，谭三才与新宁隆平局绅阮文奎等率土勇进攻曹冲失利，乃带土勇暂回长沙。当年七月，开平土民攻破迳口后，附近客民闻风逃跑，而流亡土民得以复归故土。开平土绅因斗祸日急，又值月山一带土民获胜，欲乘机反击，遂约元胜局勇大举合攻客民，设全胜局于苍城，纠集各路乡团协助，统归谭三才调遣。同时，马冈各族设定胜局，相为犄角。
当时，开平东北路客民以黄龙为大本营，全胜等局先攻破十字路、大潭口、客塘各客村，剪除客营羽翼，然后合兵围攻黄龙，客勇拼死抵抗。九月十八日，局勇攻破黄龙客营。客勇向鹤山宅梧、云乡等处逃去，土勇乘胜追击，直抵鹤山四合乡地界，“客患以次肃清。其附近被客匪骚扰不能耕种之田，由全胜局收租五年，以抵填日前垫支军饷，三才乃率所部乡团返赤水。”所谓“不能耕种之田”，即客民被迫抛弃之地。[53]同时，合胜局勇攻营背、燕子翼等客村，克之。十月，定胜局勇攻克水仔口，复尖石，再攻沙田、浴水。十一月，万全局、元胜局率勇攻克狗脾冲、金鸡水等客村，双方胶着。
开平土客械斗的后期情况（同治元年至四年）
同治元年四月，恩平土民在清湾、沙冈立连胜局。恩、开二县土民又联合设立两堡堂、万全局，两局土勇向恩平境内客营攻击两月，“未克寸土”，且连遭败绩。
八月，新宁、开平两县土民见客民内部失和，人心涣散，不相助恤，又纠募土勇1万余人，“起而图客”，先将常驻联局办事客绅冯保三、汤守贵掳杀，随即分途侵扰金鸡、赤水等处，客村多半遭焚劫。[54]九月，土勇数千突然开到那扶，一面抢割田禾，一面围攻筲箕笃客寨，客勇与御，相战10余日，毙土勇数百，土阵不支，意欲退去。土民一方由于考虑到筲箕笃为那扶一带客村之咽喉要地，咽喉一破，即可长驱入内，所以一方面要前队顶住，另一方面“给重赏及厚恤死者，”又添募土勇3千余人助攻。寨内壮丁疲于守御，迭催内村客勇来援，“久无应者”。原因是各客村前此因争买土田有隙，隔阂未泯，“不复如前联络。”不久，土勇引军阳攻鱼梁村，而阴伏奇兵于山谷。当筲箕屋客民往救鱼梁时，土勇即从后背杀入，“大破贼营，遂焚其村。”[55]
另据记载，当时恩平、开平土民一方，知道自己连战不胜，在于客民拥有马队，决定集中兵力消灭之。八月，两堡局任命开平谭在、关定烈为管带，多购新式快枪，先于要道设伏，后选敢战之勇诱敌，“擒其马贼，夺其轻骑，客人顿失所恃，自是不敢出战，惟深沟列栅，以为固守之计。”谭、关两管带步步为营，立土城迫之，昼夜攻击，又重出花红，土勇争先冲锋，首破赤水，次克东山。[56]此后，恩平、开平等县客民势力渐衰，基本处于守势。
九月，土勇乘胜袭破吊斗庙、汤屋、横山洞诸寨。吊斗庙前环大溪，内筑土垒，系诸客寨中尤为险固者。局绅指挥土勇采取火攻之法：“悬重赏，募善泅者负快枪，乘夜潜渡匪寨，顺风纵火，匪骇，见火光，各自散窜，我军斩获甚众。”下旬，土勇又连破汤屋、塘美、大津里、大夫里等处客村，“是役也，洋枪队之力为多。”[57]
九月下旬，万全局亦破金鸡水等处，客人遂尽聚那扶、大龙环、大湖山、大门、深井。两堡堂、万全局遂联合进攻那扶。先是，清军副将卓兴带兵在上阳、织篢与客民对垒，见其弃营夜遁，知必退守那扶等处，遂移营至那龙。恩城六行勇亦屯头站、大槐。又有湾雷、蓝田、大亨勇进攻大湖山、大龙环。广海城兵屯大门、深井。那扶一带客民遂被包围，饥寒交迫，死者无数。其屯大湖山、大龙环之众感染瘟疫，“死者日数百人，垂首丧气，毫无斗志。”[58]民国《赤溪县志》也记载道：“金鸡、赤水、东山等客属遭土民侵袭，当时客丁众多，尚能与御，客村旋攻旋复。由于斗祸无已时，人难乐居，稍有资产者，皆纷纷迁眷他去，当时恩、开及新宁三县客民逃回惠朝嘉原籍及往广西各县者已达数十万人。”[59]而剩余客民因村居遭土民焚毁，无所栖止，亦等于流亡。
同治二年正月，赤磡方面增派土勇到赤水，合力再攻旗鼓岭，破客民营垒十余座，“长塘客患始清。”[60]之后，谭在即派土勇攻夹水塘、塘仔、山鸡田等客寨，客民顽强抵抗，土勇连攻三月，因客民弹尽粮绝才攻下。不久土勇又攻破上下二烟洞。复攻凤凰客营，此处万山丛杂，客民坚守要隘，土勇连攻十余日不下，乃收兵从马尾港进发，先破客垒，再攻凤凰，由深井、石桥、坑口入，乘夜袭击，大破客营，杀毙客民2200余人。旋即，大队土勇进攻大小东坑，激战数日，终于攻破大小东坑，“焚其积聚，遂乘胜入深井，客患始平。”因这一系列战斗由元胜局主其事，于是，长塘客田归元胜局收租三年，其数仍未足以偿军费，“再抽民田半租弥补之。”[61]
由于元胜局“连战连捷”，新宁土民即来邀请助战，并许以雇募之费，双方拟定，剿灭客民后，“以银一万六千两犒师，”于是，大队元胜局勇移营新宁，会合新宁方面土勇，向两县交界之客营发起进攻。[62]六月，元胜局等土勇攻克新宁大窿洞客寨，旋与新宁捷胜局土勇合力，收复被客民占据的大门、深井、新旧富坑一带，于是新宁、开平两县西路的客民基本被“肃清”。
同治三年，开平东北路客民再度起事。此前，鹤山、开平等县客民由于官军、土民的联合攻击，开始从分散走向联合，四处流动作战，此时进至开平东北路一带。当年六月初五日，戴梓贵纠集鹤山、高明客民数千人抵迳口。次日拂晓，客民攻陷犁头咀潘、麦、冯、罗等村。七、八两日又陷月山堡区、简、许、黄、李等村，“所过焚掠屠杀，居民惶遽逃亡，挤沉钱溪渡，溺死者无数。”[63]
客民连连攻击月山堡各村，使周边土民大为恐惧，沙冈土民迅即立局防守，土绅张枚珊、张銮坡、冯星行等设局于长沙。不久，月山堡被客民攻陷，冯星行等率勇弛援，在罗姓石板村与来攻的大队客民发生激烈战斗，冯部与村人竭力抵御，“至药弹俱罄，匪凫水过塘巷战，杀伤相当，卒因众寡不敌，罗万跃登楼上，匪纵火焚之；罗宗叶女，年方及笄，匪裸而剖其腹死，男妇溺于塘者，积尸几满，凡死九百余人。博健梁姓亦被杀数百人。”[64]客民复乘胜连攻土村。初十日，陷红花堡谭、麦、郭、李、林、黄各土村，又攻克水口埠，焚烧水口商店400余间。当日，沙冈局勇派队援救，众寡不敌，勇溃，遭到客民追杀，土勇争渡，溺死者甚众。[65]十七日，客民又从鹤山来攻水口等处，土勇固守，客民不得逞，又闻“鹤山五乡土勇乘匪出迳，劫其营，”遂退回云乡。
鹤山、高明客民的实际境况远比“土勇劫营”糟糕。此前，卓兴派

老梁讲故事揭秘中国历史

轻骑由高明至薛公岩，以拊客民之背，该地客民与五坑联络，集中大队迎战卓兵，客民大败，复遁回五坑，卓兴分兵包围，“客人无路可走，人众粮少，人自相食。”客目戴梓贵知势将覆灭，“不得已与黄奕泰自缚负刃……到卓营求赦。卓镇严阵受囚，连械解省。戴梓贵恳乞督抚宪开恩安插边地。督抚见诛不胜诛，准其所请。令行，卓镇择地分插，以散其众。”[66]五坑之战，戴梓贵失败，乃是当时土客械斗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开平、恩平等县客民的安插及抵牾
戴梓贵失败后不久，即同治四年正月，卓兴开始强行安插客民。由于卓兴原籍潮州，对客家人有一定感情，有心“袒护客民”，将客民安插于恩平之那扶、金鸡（现在那扶属台山市即清代的新宁县，金鸡属开平），新宁之深井、大门，开平之东山、赤水。在客民陆续向那扶一带集中的路上，虽然有卓兴全军的监护，土客之间仍有互相攻杀之事。土民认为卓兴对客民有袒护之心，甚至截杀卓营士兵，卓兴即派兵围剿，土民溃走。卓兴将客民护送至那扶、金鸡一带安插停当，便率领全军回省消差。
土民原本就“以仇恨太深、插居不便拒之”。大军一走，土客相互间的杀掠又起。同治四年二月，粤督毛鸿宾上奏谈到当时的情形时说：“土客之祸，由来已久，彼此恨入骨髓，至有不共戴天之势……讵料甫定安插之议，而恩平土人即大肆抗违，在愚夫愚妇固罔知物极必反之理，即衣冠中人亦皆阳奉阴违，必欲使客民噍类无遗而后快……且各属土民占据客产，虑被清查，故百计阻挠，以遂其贪，尚非有心作乱，敢与官军为敌……。在客民之创巨痛深，似不致再生枝节。第虑土人贪心未化，如果不能相容，客民亦无束手待毙之理……”[67]
客民因复业艰难，加上对土民恨之切骨，安插甫定即开始抢掠复业土民，因邻近土民已无甚产物，便越境三五十里行劫。恩、开、新三邑土民立即行动起来，重新立局募勇，日夜攻击，连攻两月，客人大有立足不牢之势。[68]同时，土属举人关朝宗、张毓林与恩平冯典夔、新宁李秉钧等以强插酿祸控卓兴于京，奉谕著督抚“查办妥惬、毋再生枝节”。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郭嵩焘不得不再委郭祥瑞前赴肇庆府属查办。[69]
毕竟由于客民势弱，五月，客民被迫弃东山、金鸡、赤水，屯聚于大湖山、那扶、大龙环。十月底，湾雷土勇攻破大湖山、大龙环。客民余众尽聚那扶一隅，四面兵勇迫攻，粮食不继，疾疫又作，死者甚多。十二月末，客人完全放弃那扶等处，遁入恩平西南之那吉、岑洞、清湾。客民老弱同行，无衣无粮。到达那吉后，仍复“四出劫掠粮米，夜则越境五六十里，剽劫土人，被害甚惨。”[70]
同治五年五六月间，新任广东巡抚蒋益澧派令总兵徐文秀统带湘军一万人，水陆并进。又檄阳江镇总兵杨鼎勋、肇庆协副将郑绍忠统率所部听调。客民闻省兵将到，急传齐客民，尽聚于沙冈、那吉等处，伐木竖栅，深沟高垒，藉以抵抗。[71]但在大军围困之下，客民既乏粮械，又无援兵，兼之“夏雨连绵，内无所掠。粮食将尽，采摘野菜，暑湿交侵，疫疠流行，死者甚众，”心存惶惧，有心求抚。徐文秀及道台梅启照等决定招抚。最后，男女客民共四万余人出营求抚，分作四班点验，“发给资费，大口八两，小口四两。”共发盘费20余万两，由官军“押往高雷廉琼及湖南、广西、福建等处分插，至十月末旬始行发尽。”在另一主要战场新宁赤溪一路，蒋益澧也以剿抚兼施之法平息斗祸。至此，开平、恩平及新宁一带，“无复有客民足迹。而客属村居田产概为土人占有矣。”[72]
四、开平土客械斗的平息与华工出国
现今的开平市即清代的开平县。该市毗邻港澳，面积1659平方公里，人口68万人。开平是全国著名侨乡，华侨及港、澳、台胞达75万人，分布68个国家和地区。开平又以境内林立的碉楼为独特风景。开平碉楼最多时达3000多座，现存1833座。开平市内，碉楼星罗棋布，城镇与乡村，触目即是。
开平碉楼的兴起，与开平的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变迁有关。开平地势低洼，河网密布，每遇台风暴雨，常有洪涝之忧。加上其所辖之境，原为新会、新宁、恩平等县边远交界之地，向来有“四不管”之称，清初以降，社会秩序就一直比较混乱。所以，清初就有乡民建筑碉楼，作为防涝防匪之用：“非此则牛猪谷米不能保存，妇人孺子不能安睡，故合数家或数十家建一楼。”[73]
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广东身处内忧外患侵逼的前沿，命运乖蹇，促使原本充盈的广东经济走向窘迫。咸丰同治年间发生的广东土客大械斗，与当时广东地区发生的太平军起义、洪兵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等重大事件交织一体，对当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战事不断，导致人口大量死亡，使社会生产、内外贸易遭到严重破坏。生活不下去的广大民众被迫踏上出洋之路。
同治二年，粤抚郭嵩焘曾奏称：“肇庆土、客之乱，致毙男妇丁口数十百万之多，贪横残忍，积为风俗。”[74]四年复奏称：“土、客交相掳杀，各至数十万人……总论其大势，则土、客两家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不可以势压。客民残杀土民，掘毁坟墓。洗荡村庄而以为固然；土民残杀害民，屠灭种类，霸占田产而亦以为固然。”[75]
同治五、六年间，迁延十余年的土客大械斗在广东当局的军事压力之下总算得到解决。被打败的客家人被安插到高、廉、雷、琼等地，而勉强获胜的土民在重创之后恢复艰难。民国《阳江县志》云：“客匪乱后，民物虚耗，富室多中落。”[76]宣统《恩平县志》称：“从前地方宁谧，人多分种其地，各谋生活，衣斯食斯，尚足自给。自客人乱后，转徙他方，田庐荒废，变为虎豹窟穴。”[77]
洪兵之乱与土客械斗期间及之后，开平、恩平等县人口损失惨重，侥幸存活者也是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大量居民逃亡港澳南洋及美洲以避乱世。
洪兵之乱后，许多参与者逃亡海外。如1864年，平南王黄德滋兵败后，率余部乘船数十艘，渡南海抵达澳大利亚达尔文市，后聚居墨尔本，其后代繁衍至今达数万人。
土客械斗期间，土客双方都把俘虏当作“猪仔”贩卖出洋，也有的是被骗而去。其中少数青少年妇女被卖为妾为妓。如开平籍华工钟南斗说：“我因客家乱，走到鹤山，被人骗我到澳门，进猪仔馆打合同一张，收银八圆。”[78]《李冠蓬诗集》记道：“东坑李某之女，经许配于邻乡，尚未迎娶。因客匪破村被掳，鬻于澳门为娼”。卖国《赤溪县志》记载：“逃回大隆洞牛围、虎坑等处客众尚三万余人，因村居遭土人焚毁，栖止无所，悉就荒野支帐而居……因是为雨淋蒸湿所侵，疠疾兴起，至三年三月，染疫死者逾二万人。所余之众，因食不继，遂各分途潜往赤水及赤溪、田头；有为土人所掳获者，于杀戮外，则择其年轻男子，悉载出澳门，卖往南美洲秘鲁、古巴等埠作苦工，名曰‘卖猪仔’。是时，客民因流离无依，自到澳门卖身往外埠作工，得资以周给亲族者，亦不乏人。计被土掳卖及自卖往南美洲客民，为数约二三万”。[79]
所以，直接影响广州、肇庆地区的洪兵之乱与土客械斗是导致当地人民出洋谋生（当时称为“卖猪仔”）的主要原因，而当时导致华工大量出国的外部原因则在于南北美洲及东南亚地区的开发急需大量劳动力。
“苦力”一词为英语Coolie的译音，指从事繁重苦工的体力劳动者。一般称契约华工为“苦工”，又叫“猪仔”。中国苦力大批移入拉美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19世纪后半期，中国开始对英属殖民地和美国输出契约华工。当时，美、英、法、西等国的代理商以香港为基地，在华南沿海地区大肆诱骗中国人去国外当苦力。1847年即有华工被“招请”赴美。与此同时，一批靠欺骗拐卖为生的棍徒也应运而生。他们以各种手段拐卖人口出洋。掠卖华工的活动，愈演愈列，从澳门扩展到香港、汕头和广州等地。当时广州黄埔一带，成了行人却步的“拉猪仔”恐怖世界。那里集中了大批中外人口贩子和和外国趸船。在广州等地被拐的华工统统被集运到黄埔，凑满一定数量后，人口贩子就利用葡萄牙人的船舶将他们运往澳门的招工馆（又叫巴拉坑，Barracoon之译音，即“猪仔馆”），然后进行苦力贸易。据葡萄牙官方公布的数字，从咸丰六年至同治十二年的十数年间，经澳门运往古巴、秘鲁的苦力达182504人。[80]1857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在强占广州达四年之久的时间内，也大量掳掠绑架华工出洋。1862年粤督毛鸿宾奏称，英、法募人佣工，“愚民被其胁诱，动辄数百十人”，“被卖者语言不通，自以为受雇佣工，一经出洋，永无下落”，甚至有以“药饼及一切邪术”迷拐妇人子女，奏拟“诱骗略卖者，皆斩”。同治五年至八年，广东省先后处决“猪仔头”56名。[81]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出国的华工约有一千万人次”。[82]“猪仔”贩卖与苦力贸易都是契约华工制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
正是在这一社会动荡的背景下，开平人民迫于生计，开始大批出洋谋生，经过一辈乃至数辈人的艰苦拼搏渐渐有些产业。到了民国，战乱更为频仍，匪患尤为猖獗。同时，在海外逐渐成长起来的第二、三、四代华侨满怀故土情节，回乡买地娶妻置产，由于侨眷、归侨生活比较优裕，故土匪往往集中于开平一带作案。1912年至1930年间，开平较大的匪劫事件就有71宗，匪股甚至三次攻陷当时的县城苍城，连县长朱建章也被掳去。在这样的背景下，具有强大防御功能的、具有各式建筑风格的碉楼开始出现。前文说过，客家建筑多含攻防之意，实则在土民一方而言，其建筑也是如此。刘长佑在讲到广西的情况时说：“粤西连年被贼，百姓流亡转徙，久不聊生。其有田庐坟墓之难移，家室妻子之相累，所在集团筑堡，耕战兼资，遇大股贼则闭垒自守，遇小股贼则开壁击之，数有斩获。……且粤民向来土客不和，近缘练团，料丁壮，备器械，藉御贼之名，为私斗之计，苟有小忿，辄互相攻劫。”[83]就本文所述广东广州、肇庆等府的情况来说，由于客家新来，其村堡与比较富裕的土著相比，恐远为逊色，其建筑优势只有在斗祸发生、“筑垒自固”时才体现出来。土客互斗，碉楼地堡可作攻防之用。后来，客民远去，匪患犹存，加上大量华侨还乡，即出现众多多姿多彩的开平碉楼。
注释：
[1]道光《肇庆府志》卷3，“舆地·形胜”。
[2]民国《开平县志》卷1，“沿革表”。
[3]道光《肇庆府志》卷2。
[4]《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第63页。
[5]光绪《四会县志》编首上，“诏令”。
[6]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朱希祖序），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92年，第3页。
[7]民国《开平县志》卷2，“舆地上·疆域·民族附”。
[8]民国《赤溪县志》卷1，“舆地下·方言”。
[9]民国《赤溪县志》卷1，“舆地下·方言”。
[10]宣统《恩平县志》卷14，“纪事二”。按，斗祸中土著捣毁客民坟墓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11]民国《开平县志》卷5，“舆地下·风俗”。
[12]民国《开平县志》卷17，“经政”。
[13]民国《开平县志》卷17，“经政”。
[14]郭嵩焘：“肇庆各属土客一案派员驰往办理情形疏（会总督衔）”，《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第24-25页。
[15]

中国历史小故事大全小

陈坤：《粤东剿匪纪略》，《红巾军起义资料辑》（二），中山图书馆编印，1959年，第400页。
[16]姚延启：《上赵观察论粤俗书》，载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75。
[17]（美）孔飞力著、谢亮生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80-81页。
[18]民国《开平县志》卷9，“建置上·祠庙”。
[19]民国《开平县志》卷42，“金石”。
[20]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11，告示附。
[21]张之洞：“查办匪乡折”，王树楠：《张文襄公全集》卷14，奏议14。
[22]（美）孔飞力著、谢亮生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81页。
[23]麦秉钧撰：《鹤山麦村麦氏族谱》，《红巾军起义资料辑》（二），第483-90页。
[24]（美）魏斐德著、王小荷译：《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27页。
[25]（澳）黄宇和著、区鉷译：《两广总督叶名琛》，中华书局，1984年，第34—36页。
[26]民国《清远县志》卷3，“县纪年下”。
[27]光绪《新会乡土志》卷3，“兵事”，光绪末粤东编译公司铅印本。
[28]（澳）黄宇和著、区鉷译：《两广总督叶名琛》，中华书局，1984年，第75-76页。
[29]《清文宗实录》卷199。
[30]宣统《恩平县志》卷14，“纪事二”。另外，客民“诬土著为匪党”是有根据的，史称：“时为贼目及附贼者多土属人，闻剿惧之，乃散布谰言，谓客民挟官铲土，土众惑之，因是仇客分声（各分方言也），乘势助匪杀掠客民，客民起而报复，遂相寻衅，焚戮屠杀，而成械斗矣。”见民国《赤溪县志》卷8，“赤溪开县事纪”。
[31]郭嵩焘：“前后办理土客一案缘由疏（会总督衔）”，《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第197-201页。
[32]陈坤：《粤东剿匪纪略》，《红巾军起义资料辑》（二），中山图书馆编印，1959年，第373页。
[33]民国《开平县志》卷30，“宦迹”。一说庆樟系“仰药殉难”，见同书卷21，“前事”。
[34]详情参见刘平：《被遗忘的政治——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
[35]民国《赤溪县志》卷8，“赤溪开县事纪”。按，文中“开平歇马”，现属恩平县。
[36]民国《赤溪县志》卷8，“赤溪开县事纪”。
[37]民国《开平县志》卷21，“前事”。
[38]民国《开平县志》卷21，“前事”。
[39]宣统《恩平县志》卷14，“纪事二”。
[40]民国《开平县志》卷21，“前事”。
[41]民国《开平县志》卷21，“前事”。本节所述，有站在土著立场上的民国《开平县志》、宣统《恩平县志》等，也有站在客家立场上的民国《赤溪县志》，前者站在土民立场，对客民用语，多有“匪”、“焚掠屠杀”等，己方则用“攻”、“剿”等字眼，后者预期稍平和，但也不乏类似字句。望读者识之。
[42]民国《开平县志》卷21，“前事”。
[43]民国《开平县志》卷21，“前事”。
[44]民国《开平县志》卷21，“前事”。
[45]麦秉钧撰：《鹤山麦村麦氏族谱》。按，迳口被土民攻破后遭烧杀的情况不详。
[46]麦秉钧撰：《鹤山麦村麦氏族谱》。
[47]《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第25页。
[48]民国《开平县志》卷34，“人物”。
[49]民国《开平县志》卷21，“前事”。
[50]民国《开平县志》卷42，“金石”。
[51]宣统《恩平县志》卷14，“纪事二”。
[52]民国《开平县志》卷42，“金石”。
[53]民国《开平县志》卷21，“前事”。
[54]起初，彼处客民数万，“扎营据险，为恢复计。”两堡堂等土勇屡攻不克，反而被杀土勇1000余人。见宣统《恩平县志》卷14，“纪事二”。
[55]民国《开平县志》卷21，“前事”。宣统《恩平县志》卷14，“纪事二”。筲箕笃寨被土勇攻陷的日子为十月初八日，当时，“那扶境内客村壮丁因事积嫌，亦复坐视，不相援救，只各自为守，力不能与土御，未月余而那扶一带数百客村遂次第失陷，村民男妇悉向深井、大门逃去。”见民国《赤溪县志》卷8，“赤溪开县事纪”。
[56]宣统《恩平县志》卷14，“纪事二”。
[57]民国《开平县志》卷21，“前事”。
[58]宣统《恩平县志》卷14，“纪事二”。
[59]民国《赤溪县志》卷8，“赤溪开县事纪”。
[60]民国《开平县志》卷21，“前事”。
[61]民国《开平县志》卷21，“前事”。
[62]民国《开平县志》卷21，“前事”。
[63]民国《开平县志》卷21，“前事”。
[64]民国《开平县志》卷21，“前事”。
[65]民国《开平县志》卷21，“前事”。有记载说，土民“溺大河数千人”，见宣统《恩平县志》卷14，“纪事二”。
[66]宣统《恩平县志》卷14，“纪事二”。
[67]毛承霖编：《毛尚书（鸿宾）奏稿》卷13，“安插就抚客民并土人先抗后遵情形折”。
[68]宣统《恩平县志》卷14，“纪事二”。
[69]《清穆宗实录》卷145。
[70]宣统《恩平县志》卷14，“纪事二”。
[71]宣统《恩平县志》卷14，“纪事二”。
[72]宣统《恩平县志》卷14，“纪事二”，民国《赤溪县志》卷8，“赤溪开县事纪”。
[73]民国《开平县志》卷23，“事实上·碉楼一”。
[74]《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第16页。
[75]郭嵩焘：“前后办理土客一案缘由疏（会总督衔）”，《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1983年，第197-201页。
[76]民国《阳江县志》卷7，“地理7·风俗”。
[77]宣统《恩平县志》卷4，“舆地三·风俗·屋制·山农”。
[78]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二），中华书局，1981年，第812页。
[79]民国《赤溪县志》卷8，“赤溪开县事纪”。
[80]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中华书局，1981年，第555页。
[81]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一），中华书局，1981年，第61-73页。
[82]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一），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
[83]龙继栋编：《刘武慎公（长佑）全集》，“附陈粤西军情片（咸丰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资料来源：郭太风、廖大伟主编：《东南社会与中国近代化》，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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