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同盟会时期孙中山与美国致公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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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同盟会时期孙中山与美国致公堂的关系

邵雍
【内容提要】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对美国致公堂的工作是联络华人华侨共同革命的重要举措。1909年末1910年初孙中山在美国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建立同盟会组织，同时进行筹款工作。在此期间他与洪门致公堂沟通不多，只是在同盟会不便直接出面的情况下才考虑运用致公堂的资源。1911年4月孙中山结束加拿大之行后回到美国。6月，孙中山到达旧金山说服致公堂大佬与同盟会合作，以互相参加的方式实行大联合。随后仿效在加拿大的成功经验，设立“洪门筹饷局”。孙中山旅居旧金山期间，还到加利福尼亚州各地进行革命宣传。美洲致公堂捐助的大量经费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辛亥革命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物质条件。
【关 键 词】同盟会；孙中山；美国；致公堂；筹饷局
Sun Yat-sen and Zhi Gong Tang in America during the Period of Tung Meng Hui
SHAO Yong
(History Department,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After the founding of Tung Meng Hui, an important measure taken by Sun Yat-sen was to make Zhi Gong Tang a liaison to attract overseas Chinese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volution. At the end of 1909, Sun set up organizations of Tung Meng Hui in New York, Chicago and San Francisco and raised funds at the same time. At this time, he did not have much communication with Zhi Gong Tang, and onl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where it was not convenient for Tung Meng Hui to contact with it directly, did he consider to make use of the resources of Zhi Gong Tang. In April, 1911, Sun returned to America after ending his tour in Canada. In June, he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and persuaded the leadership of Zhi Gong Tang to cooperate with Tung Meng Hui and united the two organizations by way of inter-participation. Following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Canada, he set up the funds raising office of Hong Men to be in charge of the work. The large sum of money donated by Zhi Gong Tang in America had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the 1911 Revolution.
Keywords：Tung Meng Hui；Sun Yat-sen；America；Zhi Gong Tang；funds raising office
一
美国是晚清以来华人华侨集中的地方，19世纪60年代就有了互助互济的洪门组织——致公堂。由于致公堂能代表华侨的利益，为他们办了一些排忧解难的公益事务，因此受到华侨的欢迎，其分支组织遍布美国全境，在华人社会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为了联络旅美华侨，孙中山早在兴中会时期就于1896年、1904年两次前往活动。1896年之行因没有与致公堂联系，故收效不大。1904年，已经具有洪门身份的孙中山在美国顺利接上了致公堂的关系，在宣传革命主张、筹集经费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兴中会在美组织建设方面进展不大。
1905年8月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总章第二条“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第五条“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但各缴入会捐一元，一律发给会员凭据”[1](p284)，与1904年5月孙中山手订的《致公堂新章》第二条、第四条[1](p262)相同或基本相同，唯其中的“本堂”均改为“本会”了。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总理孙中山先易后难，先后指导在国内各地和东南亚、欧洲建立同盟会的分支组织。其中除欧洲主要依靠留学生组织外，其他地方的建党工作或多或少与洪门帮会有关，在越南、缅甸、泰国等地更是充分利用了洪门的组织资源[2]。
1909年11月8日，孙中山由欧洲到达纽约，第三次赴美。洪门老友黄佩泉到码头迎接，黄在巴也街七十二号有商店名“溪记”。首先，由黄佩泉出面联系华侨成立同盟会纽约分会事宜，并向致公堂募得港币3000元。接着，孙中山于12月16日赴波士顿，向致公大佬梅宗炯求助，又募得港币2000元。[3](p668)24日返回纽约，商议纽约同盟会成立日期，最后决定于12月31日在黄佩泉家中开会。成立中国同盟会纽约分会。华侨周超、赵公璧、李铁夫、吴朝晋、陈永惠等加入了同盟会，黄佩泉为会长。[1](p423)这是在美国成立的第一个同盟会组织。从中人们可以领会到孙中山此次美国之行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迅速在美国华人社会中建立同盟会的分支组织，以就近组织旅美同胞的革命斗争。
1910年1月18日孙中山抵达芝加哥。当地华侨受康梁保皇党的宣传影响较深，中上层人士大都倾向保皇会。致公堂主持人梅宗周就是保皇会会长，根本不听总堂的指令。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经朋友介绍到唐人街的上海酒楼去找梅光培。梅时任上海酒楼经理，与孙中山是同乡，但彼此并不认识。孙中山到上海酒楼说明来意后，梅光培安排孙中山在内进工作室住下。孙中山向梅光培讲了来芝加哥的三大目的：第一是向华侨筹款，准备在国内举行革命起义；第二是向华侨宣传革命道理；第三是建立同盟会组织。翌日，“该埠华侨在会英楼设宴欢迎，先生于席间演说革命之必要，达五六小时之久，满座皆感动”。但到成立同盟会时，却只有12人参加，他们推萧雨滋为会长，梅光培、曹汤三为书记。筹款工作亦不顺利，“往往遭到冷遇，甚至被拒之门外”。孙中山在芝加哥一个多月中只募得港币3000元，加上在纽约、波士顿所募，总共不过港币8000元。[4](p485)
2月1日（正月初一），孙中山来到旧金山。当天下午接香港电告，新军起义失败，倪映典战死。孙中山获悉后十分痛惜，立即着手筹款。当地虽有1909年同盟会员李是男（李公侠）、李旺与同乡温雄飞、黄伯耀等人秘密建立的美洲同盟会，对外以“少年学社”的名义活动，但同志不多。再加上正值农历新年，侨胞的兴奋点集中在此，无意其他。所以孙中山奔走数天，只筹得数十元而已，不得已只好向致公总堂大佬黄三德求助。在黄与堂内各值理洽商时，众人都说兹事体大，非短期内所能解决。最后李是男向其父经营之和隆皮鞋店借贷600美元，凑成港币1000元，才应了急。从此事可见，与同盟会相比，致公堂的办事效率不高，其政治觉悟与战斗力均有待提高。
2月27日，在孙中山的直接关心下，旧金山“少年学社”改组为同盟会旧金山分会，孙中山亲自作介绍人及主盟人，李是男、黄伯耀①、赵昱②、张霭蕴等十余人加入。次日孙中山在同盟会旧金山分会召开的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介绍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同盟会自从一九○五年成立以来，我们运动革命的方法，就是运动会党和联络军队两个方面，军队排满空气非常浓厚，中下级军官佐几乎有过半和我们有联络。……这座满汉互相排挤的火药库，它的导火线随处皆是，任何一处，只要稍接触就爆发起来。”[5](p363)孙中山在会见美国人荷马里及布思、介绍革命党人的实力和国内的形势时也不无夸张地称：“可以从秘密会党中招收一千万（人），其党内有三万名知识分子和学生，还有许多个师的正规军与之合作云云。”[6](p113)
3月1日，孙中山在复赵公璧信中透露出对一些地方致公堂筹款不力的不满：“省城军事……此次之失败，实因于年底缺款五千。波土项（士顿）致公堂初许担任五千，所寄不过一千九百余元，因（纽）约致公堂许担任者一文未寄，遂致年初二党军亦以欠款而不能作应援之计，新军第一标遂不支退散。幸二、三标尚无恙，可留后图。弟今拟在美久留，遍到各埠以联络同志，藉集大款，然后迟谋再举。现下大埠（指旧金山——引者注）人心极踊跃，经已成立同盟会，订妥章程；已抄一份至周超兄处，请他招集同志，宣布举行。弟拟在大埠立妥一完善机关，然后往他埠演说立会。但现在旅费告罄，此间新立团体，未便以此小故连累，未知贵埠同志尚能为力以筹小款为我行动之需否？西方一带立好团体，弟再来东方推广本会于各处也。望足下并同志竭力推广已成之团体，务使汉人皆当负一份之责任，则事易为矣。”[1](p446)孙中山在这封论及近期工作打算的信件中讲的拟在旧金山立妥的“一完善机关”，当为同盟会的而不可能是致公堂的。后来，在美国一些城市成立同盟会分会的基础上，以旧金山同盟会为美洲同盟会总会，直接管辖美洲各地分会，各埠华侨陆续加盟者有数百人。
3月22日，孙中山从旧金山起程赴檀香山。在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的宣传鼓动下，美国的工作局面有所改观。1910年9月12日孙中山在南洋致函旧金山同盟会，对此进行了描述：“美洲各埠近日革命思潮初至，锐气方新，且人数逾十万。……况美洲洪门不下六七万人，除一二大埠人心涣散，其美西各坑上及美国东南各华人无多之埠之洪门人士，皆甚热心赞成革命，倘能引导有方，则无不鼓舞向前也。”他要求同志收信后，马上行动，募捐军费。由于孙中山在旧金山已经体会到由同盟会直接向洪门弟兄劝捐的难处，因此他在信中强调要注意工作方法，“公举同盟内之洪门人往各坑、各埠劝捐。……并向附近洪门劝捐”[7](p334)。11月中下旬孙中山明确向旧金山美洲同盟会总会提出筹款十万元的任务。
从总体上看，1909年孙中山美国之行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同盟会的分支机构，而建立同盟会分支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筹集革命经费。在此期间他与洪门致公堂沟通不多，只是在同盟会不便直接出面的情况下才考虑运用致公堂的资源。
二
1911年1月19日孙中山从欧洲抵达纽约，31日到旧金山。2月4日起程赴加拿大温哥华。2月10日孙中山致信旧金山致公总堂众职员，兴奋地通报到温哥华后大受致公堂弟兄欢迎的盛况，并说：“现加拿大公堂纷纷电邀弟在此数日，当即往各埠一游后，自满地好出美境周游各埠，以冀振兴我洪门党势力。不日当拟一告白寄上，请由总堂出名登报，布告各埠洪门手足，以便陆续前往演说运动。届时自当寄上也。”[1](p510)③
4月19日孙中山结束加拿大之旅后回到纽约。当晚他函告芝加哥同盟会员，称接萧雨滋、梅就、梅乔林等函电，知“人心丕变，机会大佳……此处致公堂、同盟会闻芝城已联络安良、协胜两堂合力以助革命军之进行，亦欲仿法行之，即晚已发人运动”[1](p517)。此时孙中山的想法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将芝加哥同盟会首创的与所有洪门组织大联合的模式推广到美国其他地方，共同推进革命运动。
4月28日孙中山与朱卓文④一道从纽约抵达芝加哥，此时广州“三二九”（公历4月27日）起义消息已经遍传北美。5月4日急于办理广州起义善后事宜的孙中山被迫电告费城致公堂：“下周不能来你市，将于再下周之5月17日来。”[8](p40)
5月5日，芝加哥同盟会开会，孙中山、黄三德、梅乔林、曹汤三等人与会。孙中山说：“筹饷方法，各处不同。南洋筹饷，多为地方政府所限制，秘密而行。美国是自由之邦，筹饷公开，做事较为容易。最好想出一个统筹办法，集合巨款，分途举义，一方得手，就地因粮筹饷，革命事业便可成功。请同志各抒所见。”[1](p517～518)梅乔林提议在当地组织革命公司（后改名为“中华公司”），后因认股者甚少，不了了之。此事表明，当时同盟会在美国的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相当有限，不发动致公堂的力量很难打开局面。
当时同盟会会员朱卓文与崔通约在加利福尼亚州各埠劝导侨胞输款效果很不理想，崔即“以美洲致公堂（即洪门）之革命人物均不努力，乃向各埠致公堂攻击金门致公总堂。总堂执有凭据，大为震怒，以此为同盟会之举动，因是欲轰杀同盟会之青年，其时正值为三月廿九一役筹饷，同盟会大受抨击”。时任旧金山同盟会机关报《少年中国晨报》主笔的伍平一，原本与洪门机关报《大同日报》经理唐琼昌、致公堂大佬黄三德有交情，为调和双方矛盾，在斐士那打电报向孙中山求助。孙因事不能马上赶到当地解决，于是在5月20日致电旧金山致公堂：“不要登报反对同盟会，等待我去替你们解决问题。”[8](p41)6月3日孙中山从纽约前往旧金山。⑤6月8日孙中山到达洛杉矶，次日写信给旧金山致公堂同人，对该堂“有意实行赞助中华革命事业，殊深欣慰”，并通知将于10或11日动身赴旧金山，到时再行电告车期。[1](p522)当天孙中山还致函致公堂大佬黄三德，通报昨日由纽约抵达洛杉矶，“有要事交涉”[7](p336)。孙中山将涉及致公堂的事情及时通报对方的负责人，有助于加强双方的信任，消除疑虑，防止误会。
6月18日（辛亥年五月二十二日）孙中山抵旧金山，与前此赶到的伍平一会合。他俩在与黄三德、唐琼昌的会谈中力主双方联合，“结大团体，匡扶革命事业”。孙中山耐心说服致公堂大佬与同盟会合作，而对方则欢迎未进洪门的同盟会会员“一律入闱，联成一气。……开特别招贤之礼，以示优遇，尽释从前门户之分别，翼赞将来光复之伟业，扫虏廷专制恶毒，复汉家自由幸福”[9]。同时请伍平一兼任《大同日报》的主笔，“使两党言论一致，精诚团结”[10](p57)。当天旧金山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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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总堂与同盟会实行组织联合，双方分别在《大同日报》与《少年中国晨报》上刊出实行联合的布告。三藩市中国同盟会在布告中肯定“洪门为中国提倡排满革命之先祖，而人称致公总堂之改革新章，更与本会三民主义相合，原可互助提携，共图进取。……今得孙总理驾抵金山，主张联合；而致公总堂开特别会，以招纳本会会员之未加入洪门者。本会集议，全体赞成，特此布告各埠会员一体遵照，以成大群，合大力，而共图光复之大业”[11]。
其实在同盟会内部不少人对加入致公堂、与致公堂联合不以为然，心存疑虑，经过孙中山在会员大会上的反复劝说才同意与致公堂合作。而致公堂中心人物对同盟会会员加入的想法，与其说是吸收新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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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说是增加个人生活的收入，至少两者兼而有之，而以后者为主。因为洪门致公堂拥有发言权的中心人物多半没有固定职业收入，其生活来源有赖于新丁的加入。新丁加入的费用，大约每个人付出七八元，用作公堂堂底费、香油费、大佬（即主盟者）个人收入和举行加入仪式时助手的收入。[5](p367)
据洪门旧规，洪门中人如果得知与他有过节的人要入洪门，他可以到场向新入门者提出令人难堪的质问，甚至可以将其当众逐出，拒其加入。不过如果带领入围的“舅父”（即介绍人）有面子或有势力，可以立即解释或担保。孙中山考虑到同盟会同志中有人与洪门中人结怨，为了减少麻烦，化解矛盾，亲自担当“舅父”角色，分别介绍黄芸苏、赵昱、张霭蕴、李是男、黄伯耀、刘鞠可等旅美同盟会会员加入致公堂，每期数十人，分别受封要职。
两团体联合后，随即仿效孙中山在加拿大的成功经验[12]，设立“洪门筹饷局”，地址设在旧金山斯波福街36号致公堂二楼。⑥7月10日，洪门筹饷局决定由致公堂、同盟会两方人士共同担任办事人员，黄三德出任监督。两团体推定的职员名单如下：
监督：黄三德（致公堂）。
总办：朱三进、罗敦怡（致公堂）。会计：李是男（同盟会）。
中文书记：黄任贤（致公堂）、黄杰亭（同盟会）、刘鞠可（同盟会）。
西文书记：唐琼昌（致公堂）、黄伯耀（同盟会）。
查数：司徒文熀（致公堂）、李务明（致公堂）。
董事：黄达仁等19人（致公堂）和刘达朝等10人（同盟会）。
游埠演说员：黄芸苏、张蔼蕴、赵昱（同盟会）。[13](p64～65)
孙中山对上述人员组成还算满意。其实当时在筹饷局任职，既是荣誉又是苦差，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排斥对方，包揽筹饷局事务。
孙中山在旧金山约两个月的时间，除关心洪门筹饷局事务外，有时还外出进行革命宣传。从6月25日起，孙中山在加利福尼亚州士得顿(Stockton)、埃仑顿(Isleton)、汪古鲁(Walnut Grove)、葛仑(Courtland)、沙加免度(Sacramento)等埠活动，向侨胞宣传革命，发展组织。据《少年中国晨报》记载：“孙公逸仙，偕赵君昱、张君蔼蕴抵士得顿埠。致公堂同志，备自由车往站迎接，先到公堂少憩。该埠萃胜堂，开周月纪念，并欢迎孙公大会。是晚，席上演说，先由主席宣布开会宗旨，随请张蔼蕴君演说，大意述清政府压制汉人之苦。次请赵昱君演说，大意述外国欺凌中国人之苦。末请孙公演说，大意谓堂号有合群之性质，有保护同群抵抗外侮之勇敢，更宜本其爱群之心，以爱四万万之同胞；本其抵抗外侮之心，以抵抗异族专制政府。演毕，鼓掌之声不绝。次日，乘车往渴市地臣演说矣。”孙中山抵埃仑顿时，该埠洪门成员20余人到码头欢迎，“即午开茶会于该埠会新楼。孙公接见各同志，大有应接不暇之势。是晚七点半钟在致公堂演说，附近园口纷纷到听，座为之满。先由主席宣布开会宗旨，次请孙公演说发挥三民主义及革命难易问题。末由黄芸苏、张蔼蕴⑦二君继演讲革命为国民之义务，同心协力之易成功，不革命之招瓜分。演说毕，座中热心志士，多愿担任劝捐军费值理，人心踊跃，可见一斑。次午会宴毕，即乘自由车往汪古鲁矣”。在葛仑，孙中山、张蔼蕴分别发表了演说。[14](p67～68)
在加州首府沙加免度，秉公堂的势力很大，因其中多数为保皇分子，故与同埠致公堂肇衅，扬言自某日起开始轰杀革命党。而“致公非堂号性质，不轻动杀机，故有时亦为所困，……当地同盟会黄晋三，仍邀请总理至”。孙中山某日致电沙加免度致公堂：“明天下午乘三点三十分的轮船到。”⑧他与张蔼蕴抵达后，方知陷入险境，“此时进则冒险，退则必为保皇党所笑，谓被吓跑也。总理乃痛责晋三冒昧，即直抵秉公堂老巢言和，幸秉公堂主席刘三才悦服，而总理又制止致公堂好事者不得暴动，和议成。三才召集茶会，欢迎总理，总理与蔼蕴演说革命救国于秉公堂，时讲座对壁，尚皇皇然高悬‘本堂手足不得加入同盟会’之谕也。后三才卒以是不容于堂，辞退主席，而皈依民党。”[14](p54)
孙中山住在旧金山的主要任务是拟订《洪门筹饷局缘起》、《章程》及《筹饷约章》，以资信守。7月，《洪门筹饷局缘起》在旧金山公布，内云：
我洪门创设于美洲已数十年矣，本为合大群、集大力，以待时机而图光复也。所谓“反清复明”者此也。今时机已至，风云亦急，失此不图，则瓜分之祸立见矣！本总堂兹承孙大哥指示，设立筹饷局于金山大埠，妥订章程，务期完善无弊，以收效果。捐册寄到之日，切望各埠手足，竭力向前，踊跃捐资，以助成革命大业，则洪门幸甚！中国幸甚！[1](p527)
《章程》规定：“革命军之宗旨，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使我同胞共享自由、平等、博爱之幸福。”筹饷局分董事部与办事部，各定职能。所有收捐，“除经费外，一概存入银行，以备孙大哥有事随时调用，他事不得提支”[1](p528)。
《筹饷约章》凡四款，规定“凡认任军饷至美金五元以上者，发回中华民国金币票双倍之数收执。民国成立之日，作为国通宝用，交纳税课，兑换实银”。“认任军饷至百元以上者，除照第一款之外，另行每百元记功一次，每千元记大功一次。民国成立后，照为国立功之例，与军士一体论功行赏。”“记大功者，于民国成立之日，可向民国政府请领一切实业优先利权。”[1](p529)
7月18日孙中山致信南洋邓泽如等人说：“金山致公总堂，虽系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然向多老朽顽锢，向无进取之气，故尝与吾党之少年勇进之辈积不相宁，数月之前犹大反对同盟会之筹饷。美国华侨十居八九为洪门之徒，致公总堂一反对筹饷，则虽热心革命者亦不敢前；故以美国华侨之数，所集不过万余港银，远不及加拿大少数华侨之捐款。乃至羊城一役之后，见吾党志士舍身赴义，英勇绝伦，则顽锢老朽之辈亦因而奋感。今致公总堂已发起筹饷，现已设立筹饷局以专责成，想不日必能大收效果也。此又羊城失败之影响也。兹附上致公堂筹饷章程⑨一阅。弟于月内此处筹饷局规模大定之后，当再往东美，今冬或再往欧洲，以办外交要件，而回东之期尚未定也。”孙中山希望南洋各同志“竭力维持已联之人心，并鼓吹初醒之民气，倘得合大群、集大力，以南洋、美洲华侨之财力以济内地同志之所需，自无不足，而成功之期决其不远也”[1](p526)。此一内部通信透露出孙中山对美国致公堂的真实态度，既站在本党“少年勇进”一边，对致公堂“老朽顽锢”、“反对同盟会之筹饷”表示不满，又不得不承认对方人多势众的客观现实，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这个机构，发扬“进取之气”，“以专责成”。此时孙中山对洪门筹饷局的前途是乐观的，充满了期望和信心。
筹饷局成立之初，先电汇港币一万元给在香港的黄兴，为筹设暗杀机关的经费，并议决推孙中山、黄芸苏、张蔼蕴、赵昱四人为游埠筹饷专员，分北南两路，由西往东，在美国各埠筹饷。
四人出发前先由致公总堂刊发通告，通知各埠同志欢迎。通告云：
本总堂首次提倡筹饷，为空前之伟举。我洪门人士，虽羁身海外，而二百六十余年亡国之惨痛，刻不去怀。今者风云急矣！筹饷之议，全体赞成，同肩责任矣。现经印就捐册，寄呈各埠，复派演说员两队：孙文大哥、黄芸苏君为一队，周游美国之北。张霭蕴君、赵昱君为一队，周游美国之南。分途遍游全美，演说劝捐，发挥本堂宗旨，务达实行目的，该员等所到各埠，凡我同志，务祈优礼欢迎；并望各埠职员叔父，鼓励同胞，慷慨捐助。钜资庸集，大举义旗。世代之仇，指日可复。不特我洪门之光，抑亦汉族之幸也。[14](p70～71)通告还介绍了孙、黄、张、赵四人的行程。
不久，致公总堂又加派许炯黎、刘冠辰等，亦沿加省一带，如聂步碌、北架啡、美利贺、委路士、委罗、沙臣、山爹古、加沙免度、山多些等小埠，发卖革命军债票，筹集美金三万余元。
8月11日孙中山给泽生写信，通报了筹饷局的成立以及近期的游埠筹饷计划，并表示，目前“倘能人人协力，能集足发难之经费，则可一战成功也”[1)(p533～534)。孙中山一行的计划是先往钵仑(Portlond)，续赴舍路（今译西雅图）、士卜顷（今译波士顿）、抓李抓罅(Walla Wallu)、追加斯地、抗定顿、南巴、贝士、卜提、爹罅、恶顿(Ogden)、梳力、洛士丙、典化、恳士斯地、圣垒、芝加哥、先洪拿打、必珠卜、波地么、华盛顿、费利爹化、纽约、哈佛、士丙非、杭面顿、保夫卢、企李仑、地采、乜地慎、胜普、棉答步路、柯未贺、地高打掌慎、积活、此利、立必斯地、气连打、猫斯地、委林墨、我利古、李糯(Reno)，至卞慎而返。
9月2日孙中山等四人离旧金山往美之中、北各州演讲、劝捐，成绩斐然。[1](p537)⑩
钵仑函云：“革命首领孙逸仙先生，与黄芸苏先生，驾抵钵仑，致公堂备车欢迎。先到致公堂稍憩，随往拜客，各同胞相见甚欢。在西人亚伦可跳舞堂演说，听者五百余人，为埠中空前之大会集。先由致公堂总理宣布开会宗旨……次请孙先生演说，痛陈亡国之悲惨，及革命之利益。略谓‘美国之如此富豪，亦革命之良好结果，而华人且受其赐，以美国之革命尚可以惠及华人，吾国地内之蕴蓄、地皮之生产，皆胜于美，倘吾中国能革命，开浚财源，到其时美人且往中国觅食，吾人尚何须作外人篱下之寄耶？”[1](p541)孙中山此论的可能性不大，然鼓动作用不小。当晚致公堂宴请，宴后在该处演说。
在埃仑顿，在会新楼受洪门弟兄接待的孙中山在致公堂讲演了三民主义及革命难易问题，听者座为之满，并多愿担任劝捐军费值理。[14](p67)
9月12日孙中山抵达舍路。在他演说后“人心倾向革命，如水就下，即平时最不喜谈革命者，至今亦连声诺诺，以革命之事业，为救国之唯一上策”。孙中山又接连演说两次，“将历年革命之历史及将来革命之方法，解释无疑义，听者均为感动，且担任力助革命事业，以期速成”[1](p538)。是日致公堂宴请，到者60余人，孙中山当场发表演讲。
孙中山与黄芸苏抵恶顿后，先到洪门公堂，随到记者小店畅谈。翌日会见各手足，晚间进行演说。随迭接李糯及委林麦同胞函电多次，催促他们先到该埠，然后他往。孙、黄两人应邀抵达李糯时，“致公堂手足，与同盟会会员，预先往车站候迎，同到哥路顿大旅馆憩息。翌朝各同志备自由车数辆，到旅馆迎往公堂聚会少顷，随往各商店拜客，各商家欢迎之色，达于眉宇，大有相见恨晚之慨”。下午三点钟市长厘非劳及警察长昃到访，嗣与各同志、各商家乘车周游本埠名胜，至晚六点钟，设西餐以为欢宴，中西来宾满堂。席次各西报访员次第到访，“探问中国情形”，扩大了革命党在美国的影响。孙中山到达卡臣(Carson City)时“公堂手足，竭诚欢迎。一点钟，在公堂演说革命真理，听者满座，踊跃非常。……有兹以后，虽平日反对革命者，亦转而归化，人心大有可为也”。波士顿“除少数热心革命外，余均属保党”。孙中山迎难而上，特意在是晚选在保皇会所演说革命，“将种族问题，痛加发挥”[14](p80～81)。
人们从孙中山的演说中，听到最多的是革命、救国和民族主义。只有在埃仑顿的讲演才全面地阐释了三民主义。9月25日孙中山抵达爱达荷(Idaho)。[1](p540)
与此同时，张蔼蕴、赵昱一路也在致公堂的支持下在美国各地展开巡回演说筹饷。他们演说的重点也在反对列强瓜分、救亡图存，鼓吹民族主义、反清革命，谁都没有全面地阐释三民主义，只有赵昱在轩佛的演说中涉及民生主义。
10月12日孙中山在盐湖城阅报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遂拍电至圣路易城，催赵昱和张霭蕴速筹旅费。据《少年中国晨报》所记芝加哥函称：黄芸苏、张蔼蕴、赵昱三君由圣垒抵本埠，本埠致公堂久为保皇党入寇，尤可怪者以保皇党总理兼充致公堂总理，故不奉行总堂命令，因此前来欢迎的只有同盟会同志。黄君因事先往纽约，诸同志租西人大会堂，请张、赵二君演说，座为之满，鼓掌之声不绝，即晚各同志大宴张赵二君。[14](p84)他俩筹得五千金，直往纽约，在灵顿旅馆见到孙中山。孙留赵昱和黄芸苏、张霭蕴同住数日，谈及武昌起义后种种事情，劝勉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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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努力筹款。
在纽约逗留期间，孙中山致电两广总督张鸣歧，“请速率所部反正，免祸生灵，两粤幸甚”[14](p544～545)。致公堂则以美洲洪门总会名义向张鸣歧等人发出檄文，宣告“今者时事日亟，满虏自知其族之死期将至，故频借外债，迭让利权……故我洪门人士决然奋兴，与少年志士联合为一，誓即扫灭胡尘，廓清华夏。凡残杀同种，为虎作伥之辈如尔等者，悉将不容。……限于接到此檄之日三月内，率尔部下反正，为国民军之先驱，扫除胡虏，光复中华，以为抵罪。否则，决以尔等野蛮之法，还抬尔等野蛮之人”[15](p24)。这两个文件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但不管孰先孰后，双方互通声气、进行过协调是没有疑问的。
10月上旬洪门筹饷局核准芝加哥同盟会萧雨滋、梅乔林、梅光培9月间提出的购买飞机，以充军用的建议，购买寇缔司式(Gutis)飞机六架，聘请威尔霍士(Wilcox)为飞机师，年俸一万美元。当月下旬，赵昱偕机师威尔霍士夫妇及志愿从军学习的芝加哥同盟会会员李绮庵、余夔回国。
11月2日孙中山携朱卓文离开纽约经欧洲归国。其中450美元的路费是途经纽约时由安良堂人士司徒美堂、阮本万、李圣策等五人凑给的。[16](p36)筹饷局亦陆续汇旅费与孙中山。
三
孙中山在外筹款时，在旧金山洪门筹饷局内部的黄三德为款项及时发往香港尽了最大的努力。当时中南美洲致公堂均有捐款，尤以墨西哥致公堂为多。根据墨国扶朗姐埠函：“据称前奉孙大哥来书，所云提倡革命以图光复中华等语，同人当即通告全埠桑梓，十分踊跃，当场麕集巨款，并议定将致公堂递年所存积款，全数拨充军饷之用云。”点美利函云：“本埠致公堂同人热心革命，不落保皇圈套，兹闻公堂筹饷起义，各大佬、先锋，叔父等，爰即开台演说，各手足俱热心捐助，已举定殷商为司库，延日即可汇齐各埠捐款，付交救济局矣。”告路罅函云；“本埠致公堂手足为筹饷一事，即集议劝捐，并提议将公堂积存公款，尽行拨充军饷。”[14](p84)
10月9日孙中山致函洪门筹饷局会计李是男，指示收到捐款的处理办法。李是男后在该函附加说明经过各情，称：“先生复自西往东，周游演说月余，集款达四十万。”[13](p72)至于所指“周游演说月余”应是自9月2日由旧金山出发募捐时起，至10月20日抵纽约时为止。刘伯骥所著《美国华侨史》第十章也称：“筹饷局于区区数月之间，展开筹募，于年底结束以前，竟筹得美金四十余万元，可见皆当时民气之盛，而主因还是由于致公堂与同盟会，和衷共济，通力合作有以致之。”(11)
10月15日黄三德致函孙中山，透露旧金山洪门筹饷局内部斗争等情形。函谓：“昨付上之函，料必收到。为筹饷最热心者，杰亭、菊坡、琼昌、黎利、伍寅、朝汉、公侠诸君，正派人才也。如总办三进、罗怡、刘学泽等形容怪物，种种无才无学，屡听外边奸人谣言，生事生端，欲揽财政，欲收全盘银两执掌。内中几人，鬼鬼蜮蜮。昨接得黄兴君来电六七封，催迫取款。又得先生来电，云尽将筹之款尽汇。三进、罗怡、任贤、学泽等不允，弟与自由先生舌战他几人，然后昨汇尽付二万元港银。目下他几人毁谤弟，与弟反对，多生谣言，他等想争全权也。……至今他等又不敢出名，现下见革命将成功，又生出异心，欲总揽全权。各人见他如此，个个不服。昨弟湖北革军风云紧急，力行提议汇款回港，谁料三进、罗怡、刘学泽、任贤几人反对，又云假事笼络手段，又话［拐撷］状偏之话出，不入牛耳。此等人端不能共谋大事，弟伤心矣！所以昨廿二晚，弟请齐各董事大集议，与他几人大舌战，方能将银放出来，汇二万元也。他几人又云先生游北方，便无有银付出。”[15](p49～50)
10月27日黄三德又致函孙中山：“昨得来电，内云将军债票汇回香港胡君展堂，未审何意见？弟待十八水船承尊命汇之便是。惟现下各绿部未缴，游埠人员未回埠，如尽将军债票尽汇港者，本局又将如何？如系再刊者，祈即来电示知如何办法。昨共汇港银八万元。又处［各］州府来电之款，弟使他各州府直汇港，亦不下数万也。本局人员朱三进鬼儡［？］，屡欲夺管库之权，阻止付汇，屡误革命军情也。他日功成之日，必要攻其几人罪状矣。幸自由先生到协助也。三进、罗怡、任贤、刘学泽几人罪恶贯盈也。”[15](p50～51)这里要说明的是，黄三德热情表扬的是“杰亭、菊坡、琼昌、黎利、伍寅、朝汉、公侠诸君”，其中黄杰亭、李公侠是同盟会员，唐琼昌是致公堂成员。他所猛烈抨击的“三进、罗怡、任贤、刘学泽”一伙，其中至少朱三进、罗敦怡、黄任贤三人是致公堂成员。
美洲致公堂捐助的大量经费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是辛亥革命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物质条件。这一点从反清武装斗争第一线总指挥黄兴发来的电信中得到印证：
1911年8月黄兴致电美洲少年学社、孙中山和致公堂，称：“弟此行以粤事非先破坏，急难下手，……今遵谕先组织四队，按次进行，惟设机关及养恤费甚巨。兹李准虽伤，须再接再厉。恳助万五千元。”[17](p61～62)
10月7日黄兴写信给美洲致公总堂各位同志，称：“前接中山先生书，知公等热心祖国，协力以谋光复，海天翘首，何任神驰。昨耳蒙赐书，极情奖慰，并许力筹大款，独任其艰，弟等感激之余，敢不竭力预备，期有以答公等之侠情耶？迩者，西蜀风云变幻日急，长江一带民气飞腾，已专电中山先生，请设法筹应，想已有函达尊处咨商一切矣。”[17](p69)
同一天，他致函美洲筹饷局，称：“前电中山先生乞筹万五千元，专为此事设立机关及养恤之费，已蒙贵局先筹垫万元，经已收妥。……仍望贵局再筹备若干，以资接济，弟处得以宽裕筹画，尤所切祷。再要者，四川民党已起，长江一带皆需款响应，前已有电致贵局筹商矣。闻贵局原议俟美属各埠大款齐集然后调用，本为至善之法。但今内地情形瞬息万变，若乘此机会，则事半功倍。今四川同志之利用保路风潮，亦万不得已之势，外间若无响应，必至为贼虏摧残殆尽，复起者殊难为力。伏乞贵局念内地同志经营之艰苦，即速开议速筹大款，立予救援，中国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17](p69～70)
10月17日黄兴再次致函美洲筹饷局同志：“鄂事起，五日之间，湘、蜀、豫、皖皆有响应。武汉之秩序今已恢复，长江流域指日可定。惟两粤、滇、闽各省，非待外款接济，不能独立发动。今贵局所汇到之款只二万元，南洋各处亦未有大款来助。计已得之款，以之办一省之事，尚忧不足，请火速竭力筹画，事方有济。前所电弟为实行队用之万元，只用去二千，余八千拨归公用，已由电中陈明。……以公等之明，想得电即奋跃襄事，不俟此书之劝告也。”[17](p73)黄兴以前线总指挥之尊，在上战场之前如此措辞，可见来自美国的经费款项何等重要。
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美国旧金山同盟总会奉孙中山命与致公总堂会商合并。其条件如下：1.致公堂与同盟会，各废去原有名称，归并为一，名为中国国民党；2.致公堂所有产业，尽变为中国国民党产业；3.致公堂主办之《大同日报》与同盟会主办之《少年中国晨报》，合并而为一报。以上三条件，致公堂方面皆已接纳，双方已有成议。然而《少年中国晨报》司理黄经申以个人权利之故，统率报馆工人集会，反对与致公堂合并，致功败垂成。单从此事件可知：1.当时大肆宣扬的同盟会与致公堂的互相参加问题，只是联合，并非合并，一些史书上的“合并”之说，纯属误解。2.在双方关系中，致公堂方面思想保守，行动迟缓，同盟会一些成员则年轻气盛，言行过火，从而导致致公堂方面的反感。也就是说即使在双方蜜月期间，同盟会同志的言行举止确有欠妥之处。从此美洲各埠，致公堂与国民党势成水火，裂痕之深，影响海外各洲，如加拿大、墨西哥等埠，缠讼经年，甚至闹成命案。[14](p84)
孙中山此时忙于国内的政治事务，根本无暇顾及海外，因此他在辛亥革命前夜在美国精心打造的联合战线开始瓦解，给日后的革命工作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孙中山在美国进行革命活动并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充分利用了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他认为美国是自由之邦，筹饷比较容易，在美国比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南洋要自由得多。[1](p517～518)
首先美国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司法是独立的。1904年4月6日孙中山乘船抵达美国旧金山被美国移民局及海关以入境证件不合法为由

中国历史人物真实故事

，阻止登陆并予监禁。由于美国律师的及时干预，孙中山获准登岸，司法部门受理申诉的结果否定了行政当局的意见。
其次是言论、出版自由。孙中山在美国可以到处发表演说，而且还有美国记者前来采访。致公堂与旧金山同盟会有各自的机关报《大同日报》和《少年中国晨报》，可以发表重要通告。
第三是结社自由。致公堂是合法的，有美国人参加。当然为了避免麻烦，洪门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美洲同盟会对外称少年学社。
第四是经济自由。可以发起成立公司、发行股票。同盟会方面还曾计划组织中华公司以发行股票的方式来筹款。
第五是政治自由。尽管清政府再三交涉，要求美方协助查拿孙中山，但美方并无大的动作，相反，当孙中山到李糯时当地的市长和警察局长还亲往拜访。很明显他们是把孙中山作为华侨领袖、社会活动家来看待的，而不是所谓的“国事犯”。
注释：
①1905年，华侨青年黄伯耀、温雄飞发起组织同源会。两人分别担任西、中文之书记。黄伯耀为永生寿板店老板、致公堂成员。
②赵昱，字寿朋，广东新会人，1906年赴美半工半读，1908年组织爱国团体求是学社，研究国是，社员有工人和学生三四十人。赵昱曾恭请孙中山为社员演讲。
③其实，旧金山总堂与加拿大的致公堂没有直接的组织联系。与加拿大的致公堂有直接组织联系的是美国纽约的“美洲致公总堂”及其下属的美东各地的洪门组织。
④朱卓文是1910年初底特律同盟会分会成立时第一批加入者之一。时为美洲同盟会（对外称少年学社）在美国西部委林墨(Winncemvcca)的成员。宋庆龄在《我家与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一文中说：“朱卓文是孙中山的香山同乡。孙先生到美国三藩市时，朱卓文也在美国，从那时起他们成了好朋友。他们同往美国各州旅行，向中国学生和商人进行演讲，宣传推翻腐败满清皇朝和建立民主中国的必要。”
⑤根据邓丽兰的研究，在6月3日到9月2日之间，孙中山使用了从纽约到旧金山车票的去程部分。参见邓丽兰编著《临时总统和他的支持者》，第19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⑥参见马衮生《孙中山在夏威夷：活动和追随者》第11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上的该局信笺影印件。有些记载说是旧金山斯波福街38号，误。
⑦此次孙中山偕赵昱、张蔼蕴、黄芸苏三人共同行动，与9月间孙中山黄芸苏以及赵昱张葛蕴两组分头活动有别。不少著述对此含糊其辞，莫衷一是。
⑧参见邓丽兰编著《临时总统和他的支持者》，第196页，但编定时间在5月31日到6月24日之间，不知何据。笔者根据邓丽兰前后引文，判断当在访问士得顿（6月25日），埃仑顿、汪古鲁、葛仑之后。
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的编者将《洪门筹饷局缘起》及《革命军筹饷约章》四款制定的时间定为7月21日，该书第527页的注释说：“孙中山于是日在旧金山发起成立美洲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界称‘国民救济局’），并起草了《洪门筹饷局缘起》及《革命军筹饷约章》二文。”但黄三德的《洪门革命史》称洪门筹饷局成立于1911年7月10日。因此7月18日孙中山给同志写信，附上致公堂筹饷章程一阅，十分顺理成章，也足证21日之说有误。
⑩根据邓丽兰《临时总统和他的支持者》第197页介绍，9月2日到10月20日，孙中山使用的是从旧金山到纽约车票的回程部分。
(11)刘伟森：《孙中山与美加华侨》，第72页。但据美洲金山国民救济局革命军筹饷徵信录，此次筹款，两路进行，历时三月，从开始到1912年初奉孙中山电令结束，“公布进款总数为美金一十四万四千一百三十元四毫一先，皆汇交香港《中国日报》金利源商店等机关”，载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8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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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邵雍(1956-)，男，浙江慈溪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　200234
原文出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3期，第132～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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