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刀会-乡缘与结社：上海闽商会馆与小刀会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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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8 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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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乡缘与结社：上海闽商会馆与小刀会起义

高红霞
【内容提要】上海小刀会起义主要爆发于闽广无业游民中，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许多资料表明闽商会馆也卷入其中，原因何在？上海小刀会起义固然与鸦片战争后上海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有着直接关联，但闽商会馆的介入，经济因素绝对不是主因，乡缘因素表现更为突出，这种情况凸现了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其中的秘密结社与乡缘因素的密不可分。
【关键词】闽商会馆；小刀会起义；乡缘
上海的秘密结社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移民城市特点，乡缘意识在秘密结社中起着重要作用，此为一些论著涉及。当然，乡缘意识多大程度上与秘密结社相关联，仍需作具体的分析。不少资料表明，上海小刀会起义群体除闽广无业游民、失业水手和上海本地农民外，还有商人会馆的介入。至少有三所闽商会馆卷入其中。上海闽商参与小刀会的原因何在？一般认为，这场起义的发生与上海开埠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关联，这差不多已达成共识。就事件总体而言确实也如此。然而，从上海闽商的角度来看，在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事之前，他们的整体经济地位和经营状况似乎还没到需要介入一场武装暴动的地步，而卷入起义的恰恰是几所即使在当时上海商人会馆中也属强盛的会馆，这些会馆所聚集的闽商无论是行业还是经营情况当在中上层。什么原因促使闽商会馆和部分闽商不计后果地参与上海小刀会，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19世纪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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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有更透彻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性质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
在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群体中，福建的失业水手、船上雇工和船民是主体已无疑问，但是却也不能否认闽商会馆和会馆董事也参加的事实。上海小刀会起义队伍中福建帮的主要首领有4人：李仙云、李咸池、林阿福、陈阿林。其中2人经商为生：李仙云是福建兴化（今莆田）人，早年为“江苏上海县地方棉花行生理”。[1](P347) 当时已年近花甲，公开身份便是上海兴安会馆董事。各牙行商号如有货物进港，先要向他交钱，以寻求庇护。可见他在上海福建移民中颇具威望。李咸池，福建龙溪人，早年外出谋生，曾是糖业掮客，也做过“上海县地方棉花行生理”[1]，经营棉花行贸易。林阿福，原籍福建同安，后为海澄（今龙海）人，曾是黄浦江上摆渡舢板船船户头领，做过绿茶掮客。陈阿林，福建同安人，英国领事馆马夫出身，虽非商人，但起义爆发后，作为福建帮首领，曾以点春堂（闽商会馆）为指挥部。
从清政府善后的处置措施和地方官员所上奏折，亦可窥见闽商会馆涉及的程度。地方官员上奏清政府建议：闽商在小刀会起义时“从乱如归”，因此要“永禁闽、广人入城居住。所有城内从前建造会馆公产，并私置房辅，一概入官，变抵充公。”[2](P83) 从清政府在镇压起义和对起义的善后处置中，至少有三所闽商会馆遭受灭顶之灾。兴安会馆一度由“美军守卫驻防”[3](P125)；泉漳会馆惨遭火浴[3](P125)；点春堂遭严重破坏。明清以来，上海闽商建立了不少同乡同业的会馆组织，小刀会起义期间已经存在的有：1757年泉漳两属商号、船主集资所建的泉漳会馆；清嘉庆初年建宁、汀州纸棕业商人所建的建汀会馆；道光元年由汀、泉、漳花糖洋货业商人所创的点春堂；清乾隆年间由闽籍桂圆黑枣商人建立的桂圆公所；福建兴化（辖属莆田、仙游两县，简称兴化）籍商人共同组织的兴安会馆等。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将小东门外羊毛街、福建街视为肇祸区域，将这一带的房屋烧毁。《北华捷报》报道“福建会馆院中的大香炉，因系紫铜铸成，并未受损，但它的花岗岩垫架已化为齑粉。”[3](P91) 紫铜大香炉是泉漳会馆的镇馆之宝，花岗岩尚成粉齑，木结构的房屋是很难保全的。泉漳会馆遭遇火劫似无疑问。兴安会馆、点春堂和泉漳会馆是上海福建会馆中历史较为悠久，组织规模较大，功能较为完备的三所会馆，集中了上海闽商中绝大部分经营得比较成功的大商号和大批发商。其中泉漳会馆最早为福建泉漳船商集资构建，坐落在上海南市区大东门外咸瓜街上，在上海福建会馆中建立时间最早，规模最大，所聚集的闽商是上海闽商中最殷实的群体。兴安会馆亦称兴安公所，最初馆址在小南门普陀桥。旧时福州市面上流行一句俗语，称“无兴不成镇”[4]，从中可窥见兴化商人在闽商中的地位。他们主要经营南北货贸易，即从莆、仙两县输出商品龙眼（桂圆）、荔枝、砂糖、枣、烟叶、桔饼和蜜饯等，输入豆饼、豆油、棉织品、蚕丝等，既贩运也做这些产品的代理商，专门代客经营，他们也是上海闽商中比较富实的群体。点春堂创立的时间比目前碑刻资料所显示的更久远，大约在清中叶，“福建花糖商人由沪购办棉花南运，再由闽粤采购食糖、洋什货如淡菜、檀香、鱼翅、海参等货运沪趸售与此间，业食糖及海味什货者转销各地，因业务发达，遂于乾隆二十五年时出资收买点春堂兴建房屋。”[5] 清代，蔗糖销路很广，上海成为食糖集散中心，许多闽粤商人从事食糖贸易并成为巨富。上海闽商一般从台湾运糖到上海，动辄数百万金，然后收棉花回福建。“糖去棉花还”一度成为闽南的俗谚[6](P498)，花糖商人因此非常富有。由于“点春堂”的闽商们除贩运蔗糖外，还捎带各种海鲜、洋杂货和福建干果，因此点春堂既是汀、泉、漳商人的同乡会馆，更是海味、糖、洋什货等业的同业公所会址。至少在同治初年以前，点春堂的糖、海味、洋什货业都混在一起，以后才分立行业公所。[5] 一度是“园亭轩敝，花木阴翳，虚栏对引，泉水滢洄。精庐数楹，流连不尽。”[7] 尽显花糖商人的富足。从三所会馆商人的籍贯情况看，应该是上海闽商中兴化、汀、泉、漳商人，他们所从事的主要行业是糖业、桂圆、洋什货、豆饼、棉花贩运等，而这些都是上海闽商经营得比较好的行业。
清政府官员在所上的奏折中强调：“慎选会馆董事以清其源，稽查夷行雇用以截其流。此外则闽、广之会馆不令阑入内城，已毁之贼巢不准再建房舍”[1](P503)，这充分表明清政府官员也意识到了会馆董事支持小刀会的重要事实。按闽商会馆民国以前的议事规则和惯例，会馆一般采取董事制，董事由商号股东或经理充任，董事长在董事中选出，董事在会馆中具有相当的发言权和威望。会务决断权往往操纵在一二具有经济实力的会董手中。会馆与会董的卷入尽管不能说明全体会员都已卷入，但部分上海闽商确已参与其中。
二
参加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福建人主要是失业的水手和船上雇工。导致这些福建籍雇工和水手聚众起义的直接原因是，随着上海的开埠，沙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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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业和棉纺业受到极大冲击，国产棉纺业的衰退又加剧了沙船运输业的衰弱，影响到依附于沙船业的福建水手、船上雇工、舢板船户等。但就上海闽商而言，这却不足以作为他们卷入的理由。那么，闽商会馆介入小刀会起义的真正原因何在？
上海是以港兴市的城市，航运业一向为重要行业。19世纪50年代，上海的航运业是以沙船为主体的旧式航运业。清代上海的沙船运输业达到鼎盛，它不仅是上海海运贸易的主力，还承担着海运漕粮的重任。而沙船业主的雇工现象非常普遍，不论造船还是运输，“耆、舵、水手系船商所雇”。[8](卷28) 船中主事者名耆老，或称耆民，相当于船主雇佣的经理人员，主持全船事务，舵工称老大，主掌舵航行，其他均为水手。鸦片战争前，整个上海沙船业拥有“在船水手十余万人”[9]，往往在每次船出海时临时招雇。于是上海海运码头总有大批水手待雇，一般无固定雇主，其中许多为福建籍。上海开埠后，进入上海港的外籍船舶从1844年的44艘到1858年的754艘[10](P92)，并借助不平等条约的庇护，构成了对沙船为主体的中国旧式航运业的严重威胁，导致外国“轮船畅行，华船利为外夺，以致沿海船商生计顿蹙”。[11]大批水手没有了营生，游荡在城市中，成了小刀会起义的主体。闽南小刀会起义也有着相同的原因，因此一般认为，上海小刀会起义主要是上海开埠后，外来经济势力的冲击，导致上海经济结构变动所致。不可否认上海开埠以后，首先是沙船业的衰弱所引起的一系列的上海行业经济的变化，确实也影响到上海闽商的一些经营。因为清代的沙船业不但关系着大量水手的就业，还关系到沙船贸易中交易最盛的豆饼、大豆、棉花、糖和棉布等。在上述受影响的行业中，上海闽商都有较大的投入，有些行业甚至是唱主角的，如糖、大米和豆饼等，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闽商卷入上海小刀会有经济因素的影响。但仔细地考察，却又不能简单的以经济因素而论之。一是，在1858年西方列强取得“协定关税”特权前，清政府仍然以“豆禁”和相应的优惠待遇保护上海沙船业①，藉此，上海沙船业凭借承运漕粮和东北大豆的收入，得以维持经营，仍具有较强的实力。再则，上海闽商并未在上海航运业中占据主要地位，这个行业受到冲击，直接影响到的是航运业中从业的大批福建籍雇工和水手。而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上海闽商仍在糖业、海味杂货业、干果业、檀香业和兼营的一些重要行业如：南北货、米业、豆饼业等中有重要作为。沙船业的衰弱固然对上海闽商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大。因此单单以社会经济变化来解释闽商会馆卷入上海小刀会起义，理由并不充足。由行业资料统计数据可知，上海闽商的整体衰弱症候是在小刀会起义后真正开始。而介入小刀会起义的泉漳会馆和点春堂，直到20世纪30年代前，仍然具有较强的活动能力，其中的上海闽商仍在糖业与海味杂货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经济因素不是促使上海闽商卷入小刀会起义的主要原因。
三
笔者认为，找寻闽商会馆卷入的原因，应考虑上海福建人的群体特性。真正使闽商会馆卷入小刀会起义的重要因素是上海闽商的乡缘意识。
福建人可按地域分为闽南人、闽西人、闽北人、闽东人和客家人。在上海的福建商人中闽南人居多，而且闽商富裕者大多为闽南人。尽管，受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影响，福建各地人群的性格很难一言以蔽之，但具有强烈的乡族认同意念却是他们共同的特征。福建农村极为强烈地讲究血缘和地缘关系。[12](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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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6) 这种强烈的乡族认同意念与福建农村的乡族势力强大关系密切。福建是中国乡族势力比较强盛的省区。直到晚清，人们往往聚族而居，一村一姓，每姓有宗族祠堂，年年要祭祀祈祷，宴请同族。这种乡族观念的因袭，在外出谋生的福建人身上的体现就是，整族整乡外出谋生、整族整乡为商，而且外出经商的福建人还常常集中在某一行业或某一企业。一旦在外乡落脚，攀藤援枝、相互提携被视为一种美好的道德追求。闽商出身于底层甚至农民的较多，他们与下层勾通并不困难。上海福建人中，无论是水手还是商人，乡族认同的意识同样强烈。乡族认同使上海福建人不同阶层间的联系和联络并不困难，这是他们易于聚集的重要原因。而会馆是他们实现乡族认同的最适合的场所，在异乡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上海的福建会馆尽管都是商人会馆，但往往泽被所有阶层的福建人。一是会馆在寄枢、祀祠、济助等方面，是面向所有同乡人的。其次，会馆还可以让生活在异乡的福建人找到信仰上的认同，福建会馆大都合庙宇与同乡机构于一体，不单供奉神偶，每逢天妃诞日等一些重要日子，必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比较一致的神偶崇拜和乡土认同意识不仅使会馆成为上海不同阶层福建人的联系纽带，还一度成为上海官府、本地居民与在上海的福建人之间联系的桥梁，承担着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间的协调任务。上海小刀会起义前，福建水手失业、流落街头，“动辄聚众滋事”，曾由“会馆董事设法周恤安抚”。起事之初，上海地方政府开始也想让会馆来控制事态，让会董召集同乡“举办团练”[13](P85)，当然后来的事情完全出乎当局所料，随着局势的发展，会馆不仅“稽察难周，弹压不易”[1](P330)，而且“从乱如归”。
需要说明的是，在上海小刀会起义发生之时，对于上海的闽商会馆中的建汀会馆和桂园公所，没有任何资料显示他们因乡缘意识也参与了上海小刀会起义。这仍然与上海闽商的特点有关。建汀会馆是闽西建宁、汀州纸、棕商所建。而桂园公所则是闽东桂圆、黑枣商所建。如前所述，受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影响，福建各地人群的性格很难一言以蔽之。闽北人安贫乐道，闽东人求稳怕乱，闽西人重宗内聚，而闽南人则比较率真、侠义。尽管都有很强的乡土认同意识，但闽东人与闽西人则并不像闽南人那样强悍和喜欢出头。由于群体特性的不同，大致以行业、出身地域建立的福建会馆，彼此的协作并不很强。整个上海闽商群体仍然可说是团体分立，畛域分明，从未有通省组织出现。
小刀会组织的历史渊源与上海闽商的行业特性使闽南商人的卷入更显示出乡缘的特征。小刀会最初是闽籍客民中的秘密结社。1850年前就在闽南一带出现。闽南地区“有大量的失业船民、码头工人、城市商民以及农民”参与其中，“其领袖人物除了归国华侨之外，还有些富商绅士”。在龙溪、同安、海澄等郡县乡里形成强势群体，“故始而桀黠者为之；今而谨愿者亦从之；始而无赖者为之，今而殷富者从之。结连数百乡，横行郡县，势莫谁何”。[14](P174) 也就是说，小刀会在闽南已有相当声势和影响力。而上海兴安会馆、点春堂和泉漳会馆中的闽商，很多是龙溪、同安、海澄人，他们绝大多数经营的行业是糖、海味杂货、桂圆、檀香等业。他们所经营的这些商品大都产自福建，或是需要他们从南洋、福建沿海贩运到上海，他们中更多的是贩运商和批发商。例如闽商中的糖商，他们多是作为“号家”在产地采购，提供给上海的糖行批发[15]，因此常常往来于福建与上海之间。即使常驻上海的闽商，众多记录表明，他们通过会馆对济助家乡也是不遗余力的。上海闽商与家乡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他们对闽南小刀会所造成的“始而无赖者为之，今而殷富者从之。结连数百乡，横行郡县，势莫谁何”的声势不会没有一点了解，受到相当的影响就毫不奇怪了。而且参加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大量闽籍水手、船夫“大部分在运送食糖的民船上或其他海船上服役”。小刀会在闽南的影响和上海闽商的乡族观念，这一切都使泉漳会馆、兴安会馆和点春堂及部分闽商加入小刀会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闽商会馆的参与和部分上海闽商的卷入并未对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性质和过程起决定性的影响。但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失败却成了上海闽商由鼎盛走向衰弱的起点。
注释：
① 优惠待遇是指清政府对沙船业低课税和高的水脚银。“豆禁”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14—15页。清政府不准外国商船贩运中国东北大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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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周育民，邵雍．中国帮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5] 上海市糖商业同业公会[Z].上海档案馆S352—3—1.
文章出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