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社会-中国传统社会中秘密教门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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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传统社会中秘密教门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

秦宝琦
Abstract：Secret religions were folk secre

中国历史故事翻译

t societies formed by Chinese peasants from the lower strata of rural society. Theirpurpose was to practice heretical beliefs. These societieshad strong anti- traditional feelings. Secret religion andsecret parties mixed with each other, and constituted Chinesesecret societies. Whenever class contradictions became moreacute,it was often the members of these groups who became the leaders and organizers of peasant uprisings. BlendingConfucianism, Taoism, Buddhism, and some Paganism, secretreligions developed religious doctrines of their own,and wereregarded as paganism by the rulers of past ages.
秘密教门是我国传统社会中重要的社会组织。有人从宗教史的角度，将它视为宗教组织，称之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有人从农民战争史的角度，将它视为“农民革命组织”；本文从社会史角度，将它视为民间秘密结社，称之为“秘密教门”，并对它与其他社会群体，如宗教、异端教派、农民起义组织及秘密会党的关系，作初步探讨。
一、秘密教门与宗教的关系
秘密教门是以宗教为模式结成的民间秘密结社，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它对佛、道两教的教义、教规加以改造和利用，形成一种似教非教的秘密结社组织，它与宗教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从形式上来看，它与宗教，特别是佛教十分相似，不仅崇拜佛教的神祗，颂念佛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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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卷，要求信徒遵守“三皈五戒”等，而且以佛教自居，称为“在家佛教”。但如果仔细研究，则不难发现它与佛、道等宗教，有着明显的区别。宗教作为历代统治阶级对民众进行“教化”的手段，是与现实社会秩序相顺应的，而秘密教门作为一种反传统、反社会的民间秘密结社，则是与现实社会秩序相悖离或对立的。所以，秘密教门与宗教无论在社会功能还是性质上，都是不同的。
秘密教门并不真正信奉佛、道两教的教义，而是摭拾它们的某些教义，加以改造，为自己所用。
首先，秘密教门把道教关于宇宙形成的说法加以改造，创造出自己的神祗与教义，用来招引信徒。道教认为宇宙万物之本源便是“道”，道“先天地生”，是“万物之母”。又提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命题。因为万物都是可以命名的，而给万物命名的“道”，却是不可以命名的，所以，“无名”的“道”乃是宇宙之始，它产生了天地万物这些“有名”的东西，所以说是无名产生有名，“有生于无”。总之，在道教看来，宇宙万物都是由“道”也就是“无”所创造出来的。秘密教门则对此加以利用和改造。如秘密教门罗教的创始人罗梦鸿，便在《五部六册》中，对道教的宇宙缘起说加以改造和利用。他把道教关于世界万物的创造者“道”，改换成“虚空”。他在《苦功悟道卷》中提出：“未曾有天地，先有不动虚空。”此虚空“无边无际，不动不摇，是诸佛法身。”他又进一步把“虚空”变成人格化的神“太虚空”，说“太虚空，无名号，神通广大，太虚空，生男女，能治乾坤。”又说：“谁知道，太虚空，好个能人；化菩萨，广无边，虚空能变。”他又因道教称“道”为“无极大道”，故又在《正信除疑无修正结果宝卷》中，提出“无极圣祖”这位人格化神，把他作为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始祖。为了解决“无极圣祖”是男性不能生儿育女的矛盾，他又提出“母即是祖，祖即是母”的说法。这样，无极圣祖也就是“无极圣母”。他又汲取道教“有生于无”和傅大士“无生”的观念，创造出“无生父母”这一神祗，把她说成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人类的始祖。表面上秘密教门也崇拜佛教的某些神祗，如释迦牟尼、如来佛、弥勒佛等，但却把他们贬低为受“无生老母”支配的神。这与佛教是完全不同的。佛教根本不承认“无生老母”一类“邪神”，更不可能把她凌驾于佛祖释迦牟尼之上。
其次，利用佛教劫的观念、弥勒信仰、三世三劫说，把它们改造成以未来否定现世的“教理”，作为发动信徒造反的根据。
佛教所说的“劫”，是一个极长的时间概念，或译成“大时”，是用宇宙从形成到毁灭的周期来计算的。劫又分为“减劫”与“增劫”。人的寿命中，每一百岁减一岁，一直减到十岁，称为减劫；再从十岁起，每一百岁增一岁，直增至八万岁，称为增劫。这样一增一减，合为一小劫，合二十个小劫为一中劫，共有“成、住、坏、空”四个中劫。四个中劫合成一个大劫。“劫”又是同灾难联系在一起的，佛教认为宇宙和人生都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灾难，所以，劫又是由大大小小的灾难所组成，每个劫期之末，称为“劫末”，是一次大的灾难。这个大灾难过去之后，又是一个新劫期的开始，如此反复不止。“弥勒降生”说，是佛教的通俗教义之一。佛教最初只有释迦牟尼一人被称为佛，后来为了适应佛教的发展，又出现了“过去佛”与“未来佛”。过去有七佛，释迦为现在佛，弥勒为释迦以后的未来佛。释迦曾预言在30劫后，人寿八万岁时，弥勒将从兜率天宫下降人世成佛。那时，“人民炽盛，五谷平贱，丰乐无极”。弥勒将在龙华树下三次说法度众。第一次度96亿人，第二次度94亿人，第三次度92亿人。大乘佛教又进一步提出“三世三劫”说，称过去劫为“庄严劫”，现在为“贤劫”，未来为“星宿劫”。佛教这些教义，都是为了说明现实世界乃是个无边无际的苦海，从而引导人们向往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通过安分守己的修炼，以达到摆脱苦难的境界。
秘密教门从佛教引进了上述说法，加以改造，以适应自己反传统反社会的需要。
秘密教门利用佛教的上述教义，把世界从形成到毁灭的过程，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劫期，分别称为“青阳劫”、“红阳劫”和“白阳劫”，也称“龙华初会”、“龙华二会”和“龙华三会”。过去青阳劫由燃灯佛掌天盘，现在红阳劫由释迦佛掌天盘，未来白阳劫由弥勒佛掌天盘。又说宇宙和人类都是由“无生老母”所创造的，她乃是人类的共同祖先。由于世界上除人类外，同时还存在着魔鬼，魔鬼使人类失去了本性，变得奸险狡诈。无生老母便又创造出96亿“皇胎儿女”或“原佛子”，派他们到世上恢复人类的本性。可是，当这些“皇胎儿女”来到人间后，也被魔鬼迷失了灵性，只好留在人间经受磨难，成了“失乡儿女”。无生老母又分别派燃灯佛、释迦佛和弥勒佛来到世上，拯救这些“失乡儿女”，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燃灯佛在青阳劫时仅度回了二亿，释迦佛在红阳劫时也只度回二亿，还有92亿仍留在人间经受磨难。这些任务便要由弥勒佛在白阳劫一次完成，称为“末后一着”。秘密教门为了鼓动信徒反传统、反社会，把“现世”所处的“红阳劫”期，说成是充满黑暗和灾难，只有弥勒佛降生后，进入白阳劫期，人类才能过上光明与幸福的生活。经过秘密教门的改造，佛教原来有关劫、弥勒降生和三世三劫说等引导人们向往彼岸世界的教义，被赋予了反传统、反社会的内涵，并成为鼓动人们造反的根据。
第三，在组织结构方面，秘密教门把唐宋以降的念佛结社，改造成在民间聚众烧香的秘密结社。
在中国佛教史上曾有过东晋高僧慧远在庐山结白莲社的传说，此事虽出于虚构，〔1〕但被后世佛教净土宗奉为楷模。唐代名僧善导、 法照都曾结社念佛。到了宋代，结社念佛之风更为盛行。宋太宗淳化初年，杭州昭庆寺僧省常（959—1020）“慕庐山之风，谋结莲社”， 后又“易莲社为净行之名”，称“净行社”。〔2〕宋徽宗时， 处士王衷甚至发布文告，邀人入社。“谨于居处结白莲社，幕人同修”，“不限尊卑贵贱，士庶僧尼，但愿发心愿西归者，普请入社也。”〔3 〕后来的秘密教门便是利用唐代以降念佛结社的模式而结成的。
二、秘密教门与异端教派的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的秘密教门，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方式上，皆与异端教派有着密切联系。特别是两者在反传统、反社会方面，一脉相承，所以，均被历代政府视为对政权的严重威胁，而严加取缔与镇压。不过，两者在性质上却有所区别，异端教派乃是从正宗宗教内部由于对教义、教规的分歧而分化出来的反对派，仍属宗教团体；而秘密教门则是下层群众中不满于自己地位与处境者结成的社会组织，性质上已属于民间秘密结社。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异端教派，有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利用弥勒救世信仰进行造反和宋代被归入“吃菜事魔”的各种教派。
最早利用弥勒信仰进行反社会活动的，是南北朝时期北齐傅大士创立的弥勒教。傅大士生于北齐明帝年间，24岁时离家出走，在浙江义乌之松山结庵修炼。他利用佛教《弥勒下生经》有关弥勒乃未来佛，降生人世后，将出现一个无比美好的人间净土这一教义，鼓吹反社会思想。郡守以“妖妄诡诈”之罪，将他监禁。获释后，傅大士宣称：“我从兜率宫来，为说无上菩萨，昔隐此事，今不复藏”。并自称“弥勒菩萨分身世界，济渡众生”传徒立教。在徒众渐多以后，便萌发了政治野心。他利用当时弥勒信仰在民间广泛流行之机，于梁武帝大通元年（527 ），授意其侄，纠结傅普通等百余人，“联名荐述”，结果，被县令范胥所拒绝。中大通四年（532），傅大士又授意傅宣德等300余人，赴县陈讲傅大士的“德业”，又被县令萧诩所拒。不得已，他又于中大通六年派弟子傅睢至梁京，直接上书梁武帝，“教以治道”，并请求梁武帝接待其师。获准后，傅大士便来到梁京。梁武帝向来以好佛著称，对傅大士“待以殊礼”。傅大士却企图藉此抬高自己的身价，在皇帝升殿时，竟“安然箕坐”，以表示与皇帝分庭抗礼。在傅大士以后，利用弥勒救世思潮从事反社会活动之事件，不断发生。北魏熙平二年（516）， 沙门法庆，“自号大乘”，以“新佛出世，除去旧魔”相号召进行造反。〔4〕据唐长孺先生研究，大乘教所说“新佛”，乃是弥勒佛。 “大乘暴动的口号是新佛出世，除去旧魔。毫无疑问，所谓新佛，就是从兜率天宫下降的弥勒。”〔5〕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弥勒教徒数十人闯入皇宫，自称“弥勒佛”，守门卫士皆对之“稽首”，而教徒却夺卫士武器，欲占据皇宫以夺取政权。经追查，京城中与之有牵连的达千余家。〔6〕唐初，弥勒教在怀戎（属幽州涿郡）造反，有众5千人，杀死县令及镇将，自称“大乘皇帝”。〔7〕唐玄宗开元初年， 王怀古宣称“释迦牟尼佛末，更有新佛出世，李家欲末，刘家欲兴。”〔8 〕所谓“新佛出世”，也是指弥勒佛降生。开元三年（715），又有“白衣长发， 假称弥勒佛下生”者，“广集徒侣”，欲行造反，被唐政府所禁。 〔9〕宋元时期利用弥勒救世思想的造反活动，仍很活跃。北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王则倡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自称“东平王”。〔10〕元代河南息州赵丑斯等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11〕
宋代又出现了大量异端教派，宋朝政府将其皆归入“食菜事魔”。其中包括白云宗、白莲宗、金刚禅、二会子、揭谛斋、白佛等。
白云宗是北宋人清觉（1043—1121）所首倡。清觉俗姓孔，号本然，生于西京（今河南洛阳）登封县，乃孔子52世孙。他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学习儒家学说。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拜汝州龙门山宝应寺海慧为师，归依佛门。宋哲宗元佑七年（1092），他来到杭州灵隐寺，后因从者日众，乃移居寺后白云庵，自立白云宗。〔12〕信徒皆茹素食斋，故又名“白云菜”或“十地菜”。〔13〕宋朝政府将其归入“吃菜事魔”的“左道惑众”组织。“浙右有所谓道民，实吃菜事魔之流，而切自托于佛老，以掩物议。既非僧道，又非童行，辄于编户之外，另为一族。奸淫污秽，甚于常人，而以屏妻孥，断荤酒为戒法。贪冒货贿甚于常人，而以建祠庙、修桥梁为功行。一乡一聚，各有魁宿。平居暇日，公为集结，曰烧香、曰燃灯、曰设斋、曰颂经。千百为群，倏聚忽散，撰造事端，兴动工役，汇缘名色，敛率民财，凌驾善良，横行村疃。间有斗讼，则合谋并力，共出金钱，厚赂胥吏，必胜而已。”〔14〕遂被查禁。在元代，白云宗曾一度昌盛，后来又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便逐渐衰落了，但却一直存在。明初，再次被禁。
白莲宗是南宋高宗时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人茅子元所创立。茅子元号万事休，自幼父母双亡，稍长，即投奔本州延祥寺的志通和尚，出家为僧，属净土宗。相传，有一天他正在“禅定”时，忽然听到有乌鸦叫声，他便豁然“悟道”，并随口颂出四句偈语：“二十余年纸上寻，寻来寻去转沉吟；忽然听得慈鸦叫，始信从前错用心”。他悟道的结果，就是同原来信奉的佛教净土宗决裂，感到自己颂念了20年的佛经，在纸上寻找成佛的途径，乃是“错用心”。如今才真正悟道，于是“慕庐山远公莲社遗风”，传徒结社，创立新的教派。他“劝人皈依三宝，受持五戒”，又从佛经《大藏》中摘取对自己有用的内容，编成《白莲晨朝忏仪》。后来，他迁往殿山湖，创立“白莲忏堂”，“劝诸男女同修净业”，他自称“白莲导师”，坐受众拜。〔15〕这样，茅子元便从佛教净土宗分离出来，成了一个异端教派的教主。
白莲宗不要求徒众祝发出家，而是“在家出家”，可以娶妻生子，服饰也与百姓无异，且“男女同修净业”，发生不少淫秽之事，因而受到正统佛教的攻击，说白莲教“假名净业而专为奸秽之行，猥亵不良”。因而也被宋政府归入“食菜事魔”的行列，茅子元本人被流放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白莲宗遂遭取缔，只能秘密地在民间流传。到了元代，白莲宗曾一度得到政府的承认与保护，因而得到较大的发展，在各地修建了许多庵堂，作为传教的中心。到了元代中叶，白莲宗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其中上层白莲宗，仍然恪守茅子元白莲宗的教义、教规。下层白莲宗，则接受了弥勒佛降生的信仰，称“白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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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刚禅与二会子。五代时已出现，北宋初期，在淮南、江西一带有所流传。南宋时，浙江仍然流传。“近世浙江有事魔食菜者，云其原于五斗米而颂《金刚经》，其说皆与今佛者言异，故谓之金刚禅。 ”〔16〕白佛被认为是弥勒佛，该异端教派当属弥勒教的支派。 揭谛斋则迄今尚不知其详。
秘密教门与异端教派，不仅在组织上有渊源关系，在思想上继承了异端教派反传统反社会方面的特质，而且在活动方式上，也极相似。
首先，秘密教门中最早的白莲教，便是从元末白莲会发展演变而来。白莲会利用当时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激化的形势，积聚力量，发展组织，以“天下大乱，弥勒佛降生”相号召，组织群众进行反元斗争。元顺帝至正十一年五月，“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颍州。初，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17〕白莲会组织的起义军，“号为香军，盖以烧香礼弥勒佛得此名也。”〔18〕可见，从组织渊源来看，最早的秘密教门白莲教便是由异端教派“白莲会”或香会发展来的。
以往学者多把韩山童、刘福通说成是“白莲教”，这当然不准确。近年又有学者认为韩、刘二人属于“香会”，而香会乃弥勒教与摩尼教的混合教派，否认他们是白莲教（宗）。其实，白莲宗在元代已经发生分化。由于它在元初曾一度得到统治阶级的保护，其上层便趋于保守，到了元代中叶，白莲宗更分化成两支：其中上层一支仍然恪守茅子元白莲宗的教义、教规，仍称白莲宗。下层一支，则接受了弥勒信仰，称“白莲会”。白莲宗称他们“或搜鬼窍有若师巫，或称弥勒下生，或言诸天附体，”因而“误人自误，堪可悲哉”。〔19〕《元史》记载韩山童之祖父，便是信奉已经引进弥勒信仰、在下层流传的白莲会。韩山童、刘福通也都属于信奉弥勒降生的白莲会。至于彭莹玉，也属于白莲会。“初，袁州慈化寺僧彭莹玉以妖术惑众，其徒周子旺因聚众欲作乱。事觉，元江西省发兵捕诛子旺等，莹玉走至淮西匿民家，捕不获。既而，麻城人邹普胜复以其术鼓妖言，谓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遂起兵为乱。”〔20〕从彭莹玉领导的天完红巾军将领多以“普”字命名，其弟子周子旺之母称“佛母”来看，彭莹玉及其领导的红巾军，都属信奉弥陀净土的白莲宗。〔21〕但已引进了弥勒信仰，并因该会“以烧香礼弥勒”而又得名“香会”。经过元末农民战争的洗礼，白莲会即香会，便转化成了秘密教门白莲教。
其次，秘密教门继承了异端教派“在家出家”、“夜聚晓散”和“男女混杂”，衣饰与常人无异等特点。明中叶兴起的罗教，乃后世秘密教门的鼻祖，该教便继承了白莲宗、白莲会“在家出家”的传统。罗梦鸿在《五部六册》中甚至反对出家修行。“我赞叹，出家人，心里痛切；撇爷娘，抛亲戚，躲离乡村。到东家，化碗饭，低声下气；到西家，化碗饭，众狗缠身。这家狗，送出来，那家狗接；有亲戚和爷娘那个知闻。善人家，化碗饭，便著坐着；恶人家，化碗饭，疾赶出门。每日间，为碗饭，终日挂碍；肚里饥，忍不过，终日操心。在家人，有病患，亲戚看望；出家人，有病患，那个来问。”〔22〕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都继承了“在家出家”这一传统。鉴于秘密教门大量进行“左道惑众”和造反活动，受到统治阶级的取缔和镇压，只能在民间秘密流传，故而都采取了“夜聚晓散”的活动方式。秘密教门具有反传统的特质，主张“或是男，或是女，本来无二。都仗着，无生母，一气先天。”所以，在同教的男女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甚至主张夫妻同修，颂经作会时，男女同聚一室，故被统治阶级和正宗佛教斥为“男女混杂”。
第三，秘密教门继承了异端教派反传统反社会的特质。异端教派在历史上多次举行反传统反社会的造反活动，秘密教门在这一点上，与之一脉相承。这一问题，将在下面详述，此不赘言。
三、秘密教门与起义农民的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中农民的武装反抗斗争，有许多是由秘密教门所发动和领导的，因此，秘密教门与农民起义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人们往往把秘密教门所领导的农民起义，称为某某“教”起义，把秘密教门称为“农民革命组织”。秘密教门与它所领导的起义农民之间虽有密切联系，但并非同一回事，在农民起义队伍中，由秘密教门的教首与骨干组成了领导集团，广大农民在秘密教门的领导下，构成了起义军的基本力量，参加起义的农民，只有一部或大部参加了某个秘密教门。
在秘密教门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中，秘密教门与起义农民之间是一种领导与群众的关系。秘密教门利用农民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反抗情绪，向他们提出一些神学预言，宣称现世所处的苦难，可以通过入教、造反获得解脱。同时又针对农民的悲惨处境，提出一些符合农民现实利益的口号，把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如清中叶川楚陕农民起义，是由秘密教门收元教与混元教所领导。教首虽提出“弥勒佛降生，保辅牛八”、“红阳劫尽，白阳当兴”等口号，但也提出了涉及农民，特别是来自各地移民切身利益的口号，如：“习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入教之后，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习教之人“不携赀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藉以动员人们入教，参加起义。这样，起义队伍的首领与骨干自然皆由秘密教门的教首和骨干担任，甚至农民起义的组织，也往往沿袭教门原有的形式。可见，秘密教门同它所领导的农民起义，确有密切关系。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这主要表现为两者在宗旨和政治走向方面的不同。
从秘密教门来说，它发动和组织农民起义，并非为了解除农民的痛苦和满足农民的某些政治经济要求，而是为了利用农民的力量去达到自己的目的。秘密教门内部实行严格的封建家长制，首领个人的意愿，可以左右整个教门的行动。秘密教门发动农民起义，大多为了满足教首个人的政治或经济要求。秘密教门发动农民举行起义，一般都经历过一个渐进的过程。秘密教门的创立者与教首，大多出身贫苦，创教或入教乃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前途与命运。他们在入教成为教首后，通过传徒敛钱，使自己的经济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又吸引了众多的崇拜者，使自己在金钱与权力方面的欲望，得到一定的满足。不过，当教首拥有大量教徒和财富后，在心理方面也发生变化，不再满足于“邪教”首领这种平民地位，进而要求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甚至萌发政治野心，企图登极称帝。而教内骨干，则寄希望于教首，盼望造反成功，自己得以被封为“王侯将相”，享受荣华富贵。
教首们为了跻身于上层社会，常常通过三种途径：一种是利用传徒所得到的金钱，走上层路线，攀附权贵，投靠统治阶级。如明代的王森，为了跻身上层社会，他“认王皇亲为一家”，又同王姓太监认了本家，改名王道森，使他在京城得以“盘据益深”，“行教自如”。明代另一秘密教门弘阳教的创教者“飘高老祖”韩太湖，在创教之后，也来到北京，攀附权贵。他“二十六岁上京城，”“先投奶子府内，转送石府宅中，定府护持大兴隆。”并勾结太监陈矩、石亨和张忠，甚至奉承太监石亨是“中八天天王”、“中央玉帝老石亨”。通过攀附权贵，使他们得以更方便地从事传教活动，并积累更多的财富；另一途径是直接投身统治阶级。明末闻香教教主王森之子王好贤曾投身明军，担任“尊化标下副旗鼓官”。明清战争之际，闻香教教主、王森子孙们为了跻身上层社会，又投靠关外的满族贵族。明崇祯九年，闻香教教主“王石佛”派人到辽东“请天崇为皇帝”。后来，又派教徒崔应时等与清军联系，表示愿于清军攻打锦州时，约为内应。王森之孙王可就在投入清军后，因军功被授予参将职衔，王姓家族为此也成了“汉军旗”。有的教首则利用传徒时敛得的钱捐官，清代康熙年间八卦教首刘儒汉先在山东捐得单县知县，旋因其父刘佐臣传习邪教事发而被革职。后来他又隐瞒邪教教首身份，捐得山西荣河县知县，做了十年知县。可是，前两种途径一般难以达到目的，只好走第三种途径，即利用农民的力量，起来造反，以实现自己夺取政权，称王称帝的梦想。所以，秘密教门举行起义，并非为了解除农民的疾苦，而是把农民起义作为教首实现其夺得政权，享受荣华富贵这一目的之工具。他们所关心和孜孜以求的，仅仅是个人的荣华富贵，而不是使农民摆脱疾苦。在秘密教门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中，几乎都可以看到这种政治走向。如在明代闻香教起义中，教首王森、王好贤父子便是为了实现其政治野心而利用农民起义。王森出身农家，是个贫苦的皮工。他通过传教敛钱而“家成巨富”，家中居室修缮得富丽堂皇，“周围墙垣用石垒砌，俨然如城”。王好贤拥有一妻四妾，家中仆役成群。因为通过攀附权贵而跻身上层社会的道路未能行通，才利用农民起来造反，他提出“地狱天堂”说来鼓动农民入教造反，宣称“信我可为王侯宰相，不信打落地狱”。他所关心的仅仅是个人享受荣华富贵，甚至称王称帝，而不是穷苦农民的切身利益，所以，他尽量向教徒敛钱，借以在统治阶级中进行钻营，结果被捕入狱，后死于狱中。其子王好贤继承了大量财产，拥有一妻四妾，家中有数十名仆役，过着贵族式生活。当农民起来造反时，他却临阵退缩，“托病回家”，对起义采取“闪身观变”的投机立场。清代嘉庆初年爆发的川楚陕起义，教首刘之协在起义前，到处传徒敛钱，在乾隆五十四、五两年内，所敛之钱，仅送给老教首刘松的便有2000余两。起义前夕，他不是积极准备，而是热衷于同宋之清“争教”。起义爆发后，他又“怕地方官查拿”，而在河南南部“隐姓埋名”。有的教门首领，在领导农民举行起义时，不进行艰苦的组织与物质准备，而是进行盲目的冒险。清嘉庆年间天理教起义中，京畿一带的首领林清，最初打算派人到烟郊围场去劫持嘉庆皇帝，以为如此便可以夺得政权。后因那里守卫严密，难以下手，而改为趁嘉庆帝赴承德避暑山庄之机，袭击紫禁城。认为“我们据了京师，不怕皇上不到关东去。”〔23〕但他又不认真准备，说“一人一骑破燕幽，这不值什么。”〔24〕于是，临时拼凑了七十多人，便冒险去袭击紫禁城，结果全部被捕杀。
再从起义农民方面来看。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下层群众，是封建社会的基本劳动者和财富的创造者，他们身受官府的压迫与地主、富商的剥削。每逢政治腐败或遇天灾人祸，更是苦不堪言，不满和仇恨这些剥削者与压迫者。农民之所以参加秘密教门的起义，与其说是为了信仰，不如说是为了获得土地和平等的权力，得以生存下去。参加川楚陕起义的王义于被捕后供称，师傅告诉他入教后“就可消灾获福”，如参加造反，“事成后分给小的地亩”。嘉庆年间天理教起义时，也提出“凡有送给钱文粮食者，许俟李文成起事之后，给予地亩、官职，每钱百文，许地一亩，粮食数担，许给官职。”〔25〕很多农民参加起义，都是为了土地和平等权力（希望获得官职）。教门起义中那些世俗口号，实际上反映了广大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的愿望与要求。
总之，在秘密教门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中，秘密教门与起义农民在起义宗旨与政治走向方面，都是不同的，那么两者为什么又能结合起来呢？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广大农民是受剥削、受压迫者，他们虽然不满和仇恨统治阶级，但又难以组织起来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造反。正如恩格斯说：农民们虽然在可怕的压迫下受着折磨，“可是要叫他们起来暴动却不容易。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协议都困难无比。”而秘密教门作为一种具有反传统反社会特质的民间秘密结社，长期植根于农民和下层社会，深悉农民的苦难与要求，可以为自己所利用。农民只有借助于秘密教门的现成组织，加入某个教门，接受教门的领导，才能够进行有组织的反抗斗争。这就是秘密教门与起义农民能够结合起来的基本原因。
四、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的关系
首先，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同属下层群众的社会组织，有相同的群众基础与社会功能，共同构成了中国的秘密社会。
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的倡立者与骨干，皆为下层社会中那些不满于自己地位与处境者，他们企图利用秘密社会这类组织，改变自己的命运与前途。
从秘密教门的情况来看。明代的罗教、黄天教、闻香教，姚门教；清代的八卦教、清水教、混元教与收元教、天理教等，创教者和教主，皆出身于社会下层。他们创教的目的，乃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与处境。罗教创始人罗梦鸿，出身贫寒。他三岁丧父，七岁丧母，由叔婶抚养，过着孤独、贫苦的生活。他在《苦功悟道卷》中写道：“叹人世，不长远，心中烦恼。父母亡，一去了，撇下单身。幼年间，无父母，长大成人。无依靠，受苦恼，多受栖惶。”及长，又充当运粮军人，终年漂泊在数千里的京杭大运河上，备尝人间的艰辛与苦痛。退役后，仍然过着难以为继的生活。“叹得我，心中里，烦恼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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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心肠，巴活计，眼泪纷纷。”为了改变自己的前途与命运，他在退役后，便走上了创立教门的道路。“为人在世，大梦一场，今朝不保来朝，要寻出身之路。”他正在为“寻思起，无投奔，心中烦恼”之时，忽然有朋友劝他去拜师傅。师傅让他每日念阿弥陀佛。他念了八年，仍不得要领。“愁得我，每日间，烦恼不住。无心肠，过日月，眼泪纷纷。”一日，他因“昼夜烦恼，梦中哭痛，惊动虚空老真空。”虚空老真空“发大慈悲”，“从西南放道白光。”这使他“忽然间心花发朗，心地开通”。在经过13年的“苦功悟道”之后，终于大彻大悟：由自己创立教门，“我如今，亦得了，安身立命。任逍遥，得自在，快乐无穷。”罗梦鸿在这里充分表现了自己在悟出这一道理，决定创立教门后的喜悦心情。
黄天教的创始人李宾，有着与罗梦鸿相似的经历。有关李宾生平的史料，主要有日人泽田瑞穗收藏的《虎眼禅师遗留唱经》、《普明宝卷》及《众喜宝卷》。从这些资料中得知，李宾出生在宣化府南兴宁镇上牛村。家境贫寒，先在家务农，后应征入伍，在野狐岭守卫长城，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一目。“边塞上，受尽了，苦楚官刑。”退役后，仍然过着清贫的生活。李宾也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为了同命运抗争，他外出“寻师访友”，暗结同伙，并于明嘉靖三十三年“得遇真传”，四年后，他便创立了黄天教。闻香教的创始者王森，原名石自然，出身农家，是个穷苦的皮匠。他创立闻香教，无非也是为了改变自己卑微的社会地位。王森为了把自己创教一事加以神化，还编造了一个故事：他曾“路遇妖狐，被鹰搏击，口作人言求救。”王森将妖狐“收抱回家”，妖狐遂“断尾相谢。”王森得此“异香”，而创立“闻香教”。〔26〕为了跻身社会上层，他又“妄认王皇亲为一家”，并改原名石自然为王道森。明季姚文宇创立姚门教的经历，也大体如此。姚文宇幼年时“家贫无艺，挨延岁日。”靠为人看牧绿鸭为生。入应氏无为教后，凭借能言善辩，两年之内，便“道法大行”，收徒三千八百余人。他也由此而“富饶遍于各方”。〔27〕清代天理教教首林清，早年曾在药铺学徒，后当伙计，因嫖娼染上性病，被老板逐出。旋与姐夫合伙开茶馆，又因赌钱亏本被逐。又跑到南方投靠亲戚，仍难以为生，只得给粮船拉纤，回到家乡，住在外甥家中。入教后，藉传徒敛钱，过上了较富裕的日子。〔28〕总之，秘密教门的创立者与教首，都把创教、 传教作为一种求得生存与发展或改变自己命运的手段。在这一点上，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完全相同。秘密会党的首倡者，也大多出身社会下层，结会的目的，也是为了自己的存在与发展。我们可以从天地会创始时的最初参加者，和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的资料中，了解到天地会创始人与首领的结会宗旨。天地会创始人洪二和尚万提喜等，除提喜本人是和尚外，李少敏、朱鼎元、桃元等人，皆无固定职业，他们与提喜一同结拜天地会，乃是为了互相帮助或自卫抗暴。据乾隆末年福建平和人严烟供称：“要入这会的缘故，原为有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将来传教与人，又可得人酬谢。”林爽文起义军中，主要首领皆出身于社会下层。林爽文出身农民，靠耕田赶车度日；庄大田，因勤于耕作而家道小康；蔡福，卖糕饼；陈秀英，训蒙度日；陈天送，剃头度日；陈桧，雇农；郑记，雇工；吴领，雇农；杨振国，差役；林小文，差役；庄大韭，开鞋铺；庄大麦、简天德，训蒙度日；林汉，雇农；许光来、陈牙、林耀兴、许冈李七，则皆以种地为生。〔29〕
嘉庆、道光年间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嘉、道年间天地会史料中，被捕首领中供出职业者计有321人， 其职业分布如下：
1.农民。包括开山、种山者3人；“耕种度日者”5人；“耕佣度日者”58人；“耕种、手艺”者3人；“耕佣小贸”者3人；“耕贸度日”、“耕种小贸”者12人；“训蒙、手艺、耕种度日”者6人。
2.小商贩。其中小商贩28人，开小店铺者7人，“肩挑负贩”者9人；贩卖私盐者3人；“卖药、佣趁”者2人；贩马者1人；贩卖鱼盐者3人。
3.兵丁、差役。共5人。
4.雇佣劳动者。其中“佣工度日”与“佣趁度日”者，共130人。
5.其他。和尚3人；更夫2人；无业6人；挑夫2人；乞丐1人； 水手3人；船户1人；砍柴度日1人；家道殷实3人；开纸行1人；手工业者2人。
从他们的口供中可知，其结合目的主要有：“遇事得有帮助，免人欺凌”、“敛钱分用”、“抢劫得财”、“抗官拒捕”及“树旗起事”。无非是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或聚众造反。〔30〕。
其次，秘密会党与秘密教门互相转化、渗透与融合。
正是因为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在阶级结构与社会功能方面十分相似，所以，可以互相渗透以致融合。这一情况，在青帮形成过程中已表现得十分明显。青帮是由信奉罗教的粮船水手行帮逐渐转化为秘密会党的。水手们大多来自山东、北直隶的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粮船水手的待遇菲薄，劳动艰苦，漂泊在数千里的大运河上，时刻有遇风浪而覆船的危险，因此有一种对前途命运的担心，企望从神灵那里得到一些慰藉。罗教创始人罗梦鸿本人出身运粮军人，深悉其所受苦难。故于创教之初，便在运粮军人和水手中传教。到了明季，曾有密云人钱姓、翁姓和松江人潘姓，在京杭大运河的尽头、杭州北新关拱震桥一带粮船水手聚集之处，“共兴罗教”。他们在那里修建了几座罗教庵堂，供年老无依的水手或粮船回空后无着水手们栖居之处。庵堂不仅可以住宿，而且为水手们垫给饭食，在水手们来年得有雇价之后，再行偿还。庵堂旁边还有义冢，可作为水手们最后的安息之处，使罗教庵堂成了粮船水手们的互助中心，水手们大量加入其中。随着漕运事业的发展，水手们大量增加，罗教庵堂已不敷使用，又陆续修建了许多庵堂，到雍正初年，仅在杭州拱震桥一带，便已增加到七十余所。罗教庵堂的急剧增加，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担心众多的罗教庵堂，又聚居着大量粮船水手，容易滋生事端，遂于雍正五年和乾隆三十三年，两次对罗教庵堂进行查禁。特别是乾隆三十三年这次查禁，十分彻底，将罗教庵堂彻底摧毁，连拆毁房屋的木料和地皮，皆没收入官。但是，粮船水手并未就此罢休，他们把活动地点，从陆地转移到粮船之上。每个船帮各有一只粮船，作为其活动场所，称为“老堂船”，船上悬挂“罗祖”画像，由一人负责香火及通帮水手的用钱帐目，称为“当家”。每一大帮也设有“当家”一人，负责该大帮的香火和水手的用钱帐目。再由各分帮与大帮的“当家”，共同组成全帮的领导集团，并把老堂船作为帮的活动中心和议事场所。这时的水手行帮，已经初步具有秘密会党的雏形。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成了青帮。在青帮形成过程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秘密教门向秘密会党转化的情况。
在后来秘密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教门与会党互相转化、融合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乾隆四十七年，江西人李凌魁与大乘教教首吴子祥相遇，吴子祥告诉他，若入教吃斋颂经，可以消灾去病。李凌魁遂拜吴子祥为师入教，得受《恩本经》一部。嘉庆六年，李凌魁在江西崇安县与天地会内的吴韬等相遇。吴韬称天地会内的人“最为豪侠”，若入此会，所到之处，皆可得到会内人的帮助，无人敢欺。并邀李凌魁等一同结会，这样，李凌魁便又入了天地会。但他把天地会与大乘教融为一体了。他根据《恩本经》中的“阴阳语句”，把天地会分为阳盘教与阴盘教两支。入阳盘教者，传给天地会内的隐语、暗号；入阴盘教者，传给《恩本经》，令吃斋颂经。李凌魁被清政府逮捕处死后，其弟子寥干周等欲替他报仇。他们到江西省贵溪县找到吴子祥的再传弟子王添组，求其帮助。王添组是大乘教何若之徒，自称“弥勒佛转世”，“闭目打坐能知过去未来，人有灾难，从教吃斋，就可得救。”因寥干周与之有同教关系，遂与之“密相计议”，商定在起义大旗之上，书写王添组的名号“瑞中法中皇”，以表示王添组暗中帮助。〔31〕嘉庆二十年，江西泸溪县李老五等结会案中，也有教门与会党融合的内容。李老五在结会时，所供牌位中写有“太上老君”、“紫微三官”并悬挂“大乘”二字于供桌之上。
道光年间，教门与会党的融合，更为明显。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青莲教与天地会。
在湖南新化、新宁、武冈一带，在道光初年便流传着青莲教。史载：道光元年末，该县陈皈聚传贺六昌为徒入教，称“青莲教是金丹大道。”入教后可以“祛病延年，成仙成佛”，并传给贺六昌一件“无生老母”牌位，令他供奉。〔32〕道光十年，又有四川人王又铭来到宝庆府传授青莲教。〔33〕道光十五年，王又铭又来到武冈县，传当地人程孔固为徒，对程说：“有青莲教，坐功运气，是金丹大道。”并传给《龙华经》一部，及《上靠定经文》、《众生起上忏悔经文》各一本。后来，程孔固又在新宁传雷昌和等为徒，雷昌和又传瑶民蓝正樽等为徒。蓝正樽于道光十六年举行青莲教起义，失败后，其徒众多归于程孔固之徒、新宁瑶民雷再浩等。〔34〕道光二十七年，雷再浩与汉民李世德分别在湖南新宁与广西全州（与新宁相邻）“以白莲教吃斋颂经为名，多集党羽。”〔35〕（清吏弄不清雷再浩所传为青莲教，而误作“白莲教”。）他们感到，若仅以教门的名义发展组织，徒众须茹素食斋，吃荤之人不肯加入，便商议除利用传徒的方法引人入教外，再利用结拜弟兄的办法，吸引那些不肯吃斋者。于是又纠人结拜“把子会”，把现有组织分为“青红两教”，“青教茹素红教食荤”。招人入教时，“捏称近有刀兵之劫，如肯入会（教），即可过此关。”〔36〕或称“不久有刀兵之劫，此系生死关头，如能听从起事，即可过此关劫，超度众生。”〔37〕纠人入会时，以“患难相顾”为名，结会时，“先搭高台，以一头目为首居其上，称曰大哥，令新入会者拜伏于下，各（出）斋钱 180文，焚香歃血为誓。”誓言为“遇有患难，彼此帮助”。〔38〕所结之会称“棒棒会”，又名“三合会”。〔39〕
青莲教中周位伦所传一支，称“金丹道”，也与天地会（添第会）相融合。周位伦在传习青莲教的同时，还公开“奉天弟会（添弟会）”，并在所执杏黄旗上书写“敕令万云龙”字样，具有明显的添弟会色彩。〔40〕到周位伦的弟子刘振麟与再传弟子董言台时，与添弟会的融合更为明显。董言台在入青莲教后，又与同教之黄寿松，添弟会内的唐国通等人结拜弟兄。同年，董言台等又在湖南临武县与该处孙唐铸等74人，结拜添弟会，其仪式、暗号等，完全采自添弟会。〔41〕
五、结论
秘密教门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部分下层群众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而结成的民间秘密结社，它同中国历史上许多社会组织，如宗教、异端、农民起义及秘密会党，都有密切关系。因此，人们往往只看到秘密教门与它们之间的相同、相似之处，而把秘密教门与它们相混，将秘密教门视为宗教、异端、农民起义，有人甚至把它与秘密会党也混为一谈。我认为，既要看到秘密教门与其它社会群体的相同、相似之处，更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秘密教门貌似宗教，但它仅仅是从佛道两教汲取了可资利用的教义，摭给其经典中某些词句，加以改造，服务于自己反传统、反社会的宗旨，虽然表面上带有浓厚的色彩，而实质上却是民间秘密结社。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阶级都因为看到秘密教门与宗教异端教派对其统治的威胁而将两者混为一谈，称其为“左道惑众”团体。其实，两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异端教派既是从某一宗教中因信仰分歧而分离出来的，性质上仍然属于宗教。秘密教门则是下层群众为了某种政治、经济或其他原因而自发结成的民间秘密结社，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性质上并不属于宗教。秘密教门与农民起义关系密切，已无须论证。秘密教门具有反传统反社会的特质，又长期在民间流传，深悉民间的苦难生活与对统治阶级的不满，当阶级矛盾激化时，自然会利用其现成的组织系统，发动教徒与其它群众，举行反抗斗争，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鉴于教首大多出于发财致富或登极称帝的个人目的而发动起义，与起义农民有着不同的宗旨与政治走向，往往把起义引导到错误道路上去，并且使起义带上浓厚的迷信色彩和落后性、盲目性，甚至把农民起义变成野心家获取个人名利的工具。因此，也应把秘密教门与它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加以区别。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是中国传统社会一对弟兄，共同组成了中国秘密社会。两者虽然在组织形式上有所不同：秘密教门是以师徒传承的方式所结成，以与正统社会相悖的神学思想为纽带；秘密会党是以异姓结拜弟兄的方式所结成，以江湖义气和其他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为纽带。但二者皆为下层群众的组织，都具有反传统反社会的特质，故都为历代统治阶级所不容，只能在下层群众中秘密流传。从其发展趋势和历史命运来看，也颇相近：当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化迈进时，其历史上的进步作用，都逐渐消失、落后，以致反动性日渐凸现。秘密教门后来演变为会道门，秘密会党大多成了帮会以致黑社会，因而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注释：
〔1〕汤用彤：《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上，第259—264页。
〔2〕志磐：《佛祖统纪》卷27。
〔3〕〔21〕杨讷：《元代的白莲教》，载《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4月。
〔4〕《北史》卷47，元遥传。
〔5〕唐长孺：《北朝的弥勒信仰及其衰落》， 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6〕《隋书》卷三，炀帝纪。
〔7〕《资治通鉴》卷186。
〔8〕《册府元龟》卷922。
〔9〕《唐大诏令集》卷113。
〔10〕《宋史》卷292，《明镐传》。
〔11〕《元史》卷29，《泰定帝纪》。
〔12〕觉岸编：《释氏稽古略》卷4，“白云庵”条。
〔13〕志磐：《释门正统》卷4，《斥伪志》。
〔14〕《宋会要》，刑法二，第103条。
〔15〕普度：《庐山莲宗宝鉴》卷4，《慈昭宗主》。 载杨讷编《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9年版。
〔16〕叶梦得：《避暑录话》卷4。
〔17〕《元史》卷42，顺帝纪。
〔18〕权衡之：《庚申外传》。
〔19〕普度：《庐山莲宗宝鉴》卷10，《破妄说灾礼》。
〔20〕《明太祖实录》卷8。
〔22〕罗梦鸿：《叹世无为卷》，“祖叹出家品”。
〔23〕托津等：《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17。
〔24〕《军录》，《刘得进供词》。
〔25〕《朱折》托津折，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
〔26〕岳和声：《餐微子集》卷4，《擒妖始末》。
〔27〕《太上祖师三世因由》，《庆元三复》。
〔28〕《董国太供词》，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9〕〔30〕见拙著：《中国地下社会》（清前期秘密社会卷）第383—384页、第463—464页，学苑出版社，1992年。
〔31〕《天地会》（六），第277页。
〔32〕〔34〕《朱折》湖南巡抚裕泰折，道光二十年五月十八日。
〔33〕《宝庆府志》卷7，大政纪七。
〔35〕〔38〕《新宁县志》卷16。
〔36〕《军录》湖南巡抚陆费瑔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37〕《军录》湖南巡抚陆费瑔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一日。
〔39〕《朱折》湖广总督裕泰折，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十二日。
〔40〕李星沅：《李文忠公奏议》卷七，《查办教匪大概情形折》；卷八《审拟教匪折》。
〔41〕《朱折》江西巡抚吴文镕折， 道光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文章出处：《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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