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明代万历年间江南民众的佛教信仰——以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年五台山方册藏施刻文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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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明代万历年间江南民众的佛教信仰——以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年五台山方册藏施刻文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现在通称的《嘉兴藏》是明代万历年间开始刊刻的私版大藏经，在酝酿刻藏和刊刻初期，都只就其版式呈书本册装而名之为“方册藏”。《嘉兴藏》作为一部保存基本完整的佛教大藏经，卷帙浩瀚、内容丰富。因为属于私刻，故刻者在每卷经后几乎都留有施刻文，记录下捐刻者、愿求、校对者、书写者、刊刻者、刊刻地及时间等内容，如实反映了《嘉兴藏》刊刻的历史变迁。且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在中国古代首屈一指，是明清时期佛教文化十分丰富的历史遗存，可视为明后期佛教社会化的突出例证。各界信众广泛参与，通过方册藏的刊刻，把信众与佛教维系起来，对于了解佛教信众的分布、佛教兴盛地域有重要作用，为我们研究明清之际的佛教信仰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对于在五台山时期刊刻方册藏资料，杨玉良、金申、陈玉女等已有不少精彩论述，①特别是陈玉女《五台山嘉兴藏刊刻缘起及其社会资源》一文，②从佛教社会史的角度着眼，颇多新解，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论述五台山时期《嘉兴藏》刊刻的佳作。但由于她仅以台湾新文丰出版的《明版嘉兴大藏经》为依据，而该版本收录经数有限，并不能当做全本《嘉兴大藏经》来对待。《明版嘉兴大藏经》没有收录的五台山刻方册藏佛经至少还有21种，其中，《大智度论》100卷、《法苑珠林》120卷都是百卷以上的大部头。陈文据以统计的佛经仅有28种，而且《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合论》《中峰三时系念仪范》《径山雪大师语录六卷附怀净土诗一卷》3种存在问题，可能不是五台山刻方册藏本。陈氏发现“其间记载不详之处屡见，因此凡遇缺漏、模糊不清或年代不明者，则阙疑搁置”，③因此，陈文表4—1“五台山妙德庵刊刻嘉兴藏阶段的施刻、刻工、校对与书工(1589-1592)”，在刻工、校对者、书工三栏标具的佛经卷数就分别为273卷、257卷、173卷，这离五台山刻藏的实际数额差得太多，远远没有能反映当时刻藏的真实状况，使得其文不能全面反映五台山刻藏的实貌。而且她对五台山刻藏社会资源的统计也不全面，所得结论难免偏颇。本文对五台山刻藏施主的地域分布作粗略分析，进而考察佛教信众的分布及其变迁，佛教传播与发展及其对佛教文化区域演变的影响。
一、五台山刻藏
万历年间刻藏的第一个时期是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年(1589-1592)，地点在五台山。杨玉良在归纳《嘉兴藏》各个时期的雕版地点时说，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年五台山时期的刻经地点有妙德庵和妙喜庵两个地方。④妙德庵是肯定无疑的，但妙喜庵是没有刻过方册藏的。笔者曾根据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每卷经后的施刻文，按时间编排方册藏刊刻事由，理清了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年五台山时期刻藏始末，⑤从施刻文可以十分肯定五台山刻经地点只有妙德庵。杨玉良从何处找到这个妙喜庵，也着实让笔者颇费周折。好在笔者已对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的施刻文一一做了过录，没有找到妙喜庵，因而笔者只好断定是杨先生出错了。但为什么会出错？从施刻文中也实在找不出容易出错的地方。后来，笔者发现，唯一有可能的就是对“德”的异体字“惪”辨识错误，认做“喜”字造成的。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正藏第101函第4册《大智度论》卷五○第22页，“德”就刻做“惪”。虽然“惪”与“喜”字形离得还是很远，但出错的可能也只有在这里了，除此笔者实在找不出别的原因了。
五台山刻藏的数量，吕澂《明刻径山方册本藏经》说：“连续四年，刻成正续藏共520余卷。”⑥金申曾据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所藏《嘉兴藏》统计，五台山共刻有45种588卷。⑦李富华则说“合计38种545卷”。⑧笔者根据经卷后的施刻文，统计出五台山刻藏现存的数量是46种601卷。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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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刻经事业历时前后四年，实际刻方册藏的数量，肯定远不止现存的这46种601卷。岁月更迭，旧版磨蚀，易旧更新，已在清初被陆续更换了。特别是康熙六年(1667)，嘉兴楞严寺般若堂有过一次大规模的补版活动，径山寂照庵、化城寺等处的经板大约也在此前集中到楞严寺。这也是《嘉兴藏》刻竣于康熙六年说的原因。
道开在南迁时给王龙池居士函：“刻经期以北地缘簿(薄)而费倍，迁归于南。山僧自陪大宰出山，留京师累月。今且奉经板南下，亦竟不及振锡晋阳，为曹溪一宿之缘，其为念当何如耶？四方骚动，天步多艰，秦晋燕赵，尤为近辅……经板业已刻十之二，皆未得就装潢呈览，以山中得纸之难故也。此去江南，则茧楮所自出，当为门下图之。清凉近多魔障，幸门下不忘付嘱，善自护持，他无所属望矣。”⑩所云经板已刻毕十分之二，按《永乐北藏》所收1 662部6 930卷计，应在1300卷以上。
道开在写给各檀越的信中多次提到的馈赠经典，大都应该是妙德庵所刻，如与王龙池函有：“《楞严》《圆觉》《维摩经》各一部，《僧宝传》一部，《缘起》一册，附充法供。”(11)与徐孟孺、康孟修、陆中复居士函有：“《楚石语录》《宝训》《水忏》《因明论》《禅门口诀》诸新刻，虽非云间檀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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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各以一部奉之，随喜作法供养。”(12)与张梅村居士云：“《楚石语录》皆嘉兴之刻，《水忏》《宝训》诸典虽非嘉兴所刻，并以奉览助法喜也。”(13)这里所说的“嘉兴所刻”，并不是指在嘉兴雕版，而是指嘉兴施主集资而施刻的。《楚石禅师语录》卷末有陆光祖、包柽芳、冯梦祯施刻文，万历十八年妙德庵雕版可证。与傅光宅函云：“闻官舍无内典，谨以《圆觉经》《起信论》《永嘉集》《宗门武库》《成道记》各一册附往。”(14)道开等发愿刻大藏，五台山始刊，宿愿得遂，为了证实其首战的捷绩，扩大影响，争取檀越，道开多次外赠的“新刻”，无疑应是五台山所刻，否则即不能称为新刻，外赠书也没有意义。但道开所提的这些在五台山所刻的经典，在现存《嘉兴藏》中已经有不少都不是原刊本了。如：正53函《圆觉经》1卷，万历二十六年径山寺；正55函《楞严经》2卷，顺治元年，无地点；正39函，《维摩诘所说经》3卷，顺治十八年般若堂；正161函，《慈悲水忏法》3卷，康熙元年般若堂；正176函《天台智者大师禅门口诀》1卷，康熙六年般若堂；正177函《禅宗永嘉集》1卷，康熙六年般若堂。《圆觉经》，万历二十六年重刊，距五台山开雕不过七八年，内中原因，尚待详考。但基本可以推知，五台山刻本因请印频繁逐渐漫漶不清或刻版残损，后来有的重新刊刻过。当年道开信中提到的经典到清初原刊本就所剩无几了。
从赞助者的愿求、身份、区域，可以观察社会各阶层参与此佛教文化壮举的种种面貌。陈玉女分析了万历十三年、万历十四年、万历十五年所谓有关嘉兴藏初期刊刻的情形，并因从文献得知刊刻志记地点在浙江楞严寺及南京幽栖寺两地，遂曰：“可见嘉兴藏本来欲于江南一地刊刻之构想甚深”。(15)但实际是，万历十四年道开才着手制定校藏凡例，至少在这之前不可能是为“大藏经”。这些万历十七年之前刊刻的单经是以后收入藏经之中，因而不可能由此推测当时欲以江南地刊刻的构想。(16)
在现存601卷五台山刻藏中，因为故宫博物院藏《大方广佛新华严经合论》卷六七有损，日本丰山长谷寺所藏“明版一切经”该经施刻文有缺，(17)日本称名寺所藏“万历版一切经”该卷虽然完整，但笔者一时无缘得见，而相关著录也不完整，(18)因而本文对现存601卷五台山所刻方册藏的研究，只能局限在600卷中。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二、五台山方册藏施主的愿求
现存601卷五台山所刻方册藏施刻文中写有赞助者愿求的经卷不多，只有43卷。最早捐刻佛经的是万历十七年的傅光宅，他捐刻4卷佛经，其中3卷写了愿求：“巡按山西监察御史聊城傅光宅捐施俸赀刻此《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目录一卷，所冀尽空徧界，同登华藏玄门；蕴识含灵，咸入毗卢性海。”(续9函第1册，第25页)“巡按山西监察御史聊城傅光宅捐施俸赀刻此《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第一卷，普报四恩，齐资三有。”(续9函第1册，第26页)“巡按山西监察御史聊城傅光宅捐施俸银刊此《华严经合论》第二卷，愿现生眷属悉坐春台，夙劫报知，咸超净土。”(续9函第1册，第26页)这些愿求还是修来世、求解脱、往生西方净土的宗教观念。其他施主祈愿的内容有：
(一)为速证佛果
“吴江周祇施赀刻此《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第三十一卷，普愿十方三世六道众生各究本因、疾登妙觉。”(续9函第7册，第26页)“钱塘县女弟子沈氏嘉祥施赀刻此《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第三十八卷，愿保现生吉祥如意、世世生生常亲法宝、速至菩提者。”(正32函第8册，第18页)“钱塘女弟子沈氏嘉祥施刻《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第三十九卷，愿保现生吉祥如意、世世生生常亲法宝、速至菩提。”(正32函第8册，第18页)“秀水陈门张氏施赀刻此《楚石禅师语录》第二十卷，祈福慧两严，怨亲胥利，尽斯报命，生彼乐邦。”(续62函第6册，第24页)“金坛王门虞氏、王门贺氏共施赀刻此《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第十七卷，各祈身心安乐，得生净土。”(正32函第4册，第22页)“金坛孙门王氏祈寿考康宁、发菩提心，彭门孙氏祈转女成男、得正知见，顾门孙氏祈此生开悟自心、未来速证佛果，顾门李氏祈转女成男、得大智慧，共施赀刻此《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第二十二卷。”(正32函第5册，第14页)
(二)为往生者追荐
“吴江吴士端、吴士彦共施赀刻此《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第三十四卷，荐先考广西布政使吴承焘往生安养者。”(续9函第7册，第27页)“吴江周之轼施赀刻此《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第三十六卷，荐先考周京往生安养。”(续9函第8册，第23页)“吴江吴瑞徵施赀刻此《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第四十卷，荐生母王氏往生安养者。”(续9函第8册，第25页)“吴江居士沈令名施赀刻此《法苑珠林》第八十四卷，荐父沈问、母张氏往生安养。”(正151函第1册，第25页)“吴江居士吴嘉徵施赀刻此《法苑珠林》第九十三卷，荐先考乡进士吴承廉往生安养。”(正151函第3册，第23页)“吴江居士吴瑞徵施赀刻此《法苑珠林》第九十四卷，荐先考乡进士吴承廉往生安养。”(正151函第3册，第28页)“吴江居士周之轼施赀刻此《法苑珠林》第九十九卷，荐先考乡进士周京往生安养。”(正151函第4册，第25页)“吴江居士吴士端、吴士彦施赀刻此《四念处》第二卷，荐先考广西布政吴承焘往生安养。”(正176函第8册，第15页)“吴江居士吴瑞徵施赀刻此《四念处》第三卷，荐生母王氏往生安养。”(正176函第8册，第24页)“吴江居士吴士龙施赀刻此《四念处》第四卷，荐父母往生安养。”(正176函第8册，第25页)
(三)为延年益寿
“吴江诰封淑人金氏施赀刻此《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第三十三卷，祈求修行得道、早证菩提、身意轻安、延年益寿。”(续9函第7册，第23页)“吴江吴氏，本命己亥五月二十七日生，施赀刻此《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第三十八卷，愿以此功德修行悟道、早证菩提，四恩总报，三有齐资，延年益寿者。”(续9函第8册，第28页)“诰封淑人吴江金氏施赀刻此《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第十六卷，祈求修行得道，早证菩提，延年益寿者。”(正32函第4册，第16页)“金坛王秉钺为遥授布政司经历父坚，丙申二月三十日生，祈保寿考康宁、身心调适，母邓氏，戊戌七月二十日生，为保自身延寿康荣，各施刻《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第十九卷。”(正32函第4册，第20页)“金坛孙云翼祈早发菩提心，王壆祈己寿子慧，顾绍芾、顾绍芬夫妇共祈得大辩才，各施刻《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第二十一卷。”(正32函第5册，第17页)“金坛王岳升施赀刻此《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第二十九卷，祈父母寿考长智慧。”(正32函第6册，第21页)“金坛王楙锟祈母病早愈、自慧开朗，王楙铻祈正慧正见、早得开悟，共施赀刻此《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第三十卷。”(正32函第6册，第20页)“云间居士徐益孙、郁承彬、张汉臣、康时亿，陈善，保父仲山、母朱氏寿考延长、福智广大，共施赀刻此《起信论疏笔削记》第二十卷。”(正196函第5册，第21页)“吴江吴氏，己亥五月二十七日生，施赀刻此《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第三十六卷，祈求修行得道、延年益寿者。”(正32函第8册，第19页)“吴江陆氏广临施赀刻此《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第三十七卷，祈求修行得道、延年益寿。”(正32函第8册，第14页)
(四)早生贵子、科甲联登
“吴江吴氏，本命庚寅十月十七日生，施赀刻此《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第三十五卷，祈求兰孙早孕、自己长年者。”(续9函第7册，第30页)“吴江周之轼，同妻吴氏，施赀刻此《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第三十七卷，祈求早生贵子、科甲联登。”(续9函第8册，第31页)“金坛于同庚、王秉钺，戊午七月初八日丑时生，室曹氏，壬戌九月十九日未时生，祈保蚤生子嗣、夫妻偕老，共施赀刻此《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第二十卷。”(正32函第4册，第18页)“金坛王秉钺，年三十三岁，七月初八日生，室曹氏，年二十九岁，九月十九日生，祈求生子泊女；张□保，年三岁，九月三十日生；孙门王氏，彭门□氏，共施赀刻此《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第四十三卷。”(续10函第1册，第27页)“金坛王秉铨，年二十九岁，七月十七日生，室荆氏，年二十七岁，十二月十九日生，施赀刻此《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第四十四卷，祈求生子。”(续10函第1册，第27页)“吴江周之轼同妻吴氏施赀刻此《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第三十四卷，祈求早生贵子、科甲联登。”(正32函第7册，第19页)“吴江吴氏，庚寅十月十七日生，施赀刻此《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第三十五卷，祈求兰孙早孕、自己年长者。”(正32函第7册，第21页)
五台山方册藏施刻文中记载的赞助者愿求不多，但基本上我们还是能够看到那时的佛教信众信佛、乐施的愿求内容：修来世、求解脱、往生西方净土的宗教观念，与超度亡灵、祛疾消灾、保佑子孙、增福添寿等现世利益要求结合起来，佛教信仰被染上了浓厚的世俗迷信色彩。
三、五台山方册藏的施主
刻印方册藏这样卷帙宏大的工程，没有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充分保证以及有效的组织措施是没有可能完成的。当初袁了凡、法本迟迟没有行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金问题。由私人倡缘捐刻，资金的筹集是一项异常艰难的任务。据当时的估计，整个刻藏的费用约需要三万两银左右。如此庞大的费用，不是真可、道开、幻余等僧界的少数人可以完成，“与太宰光祖陆公、司成梦祯冯公、廷尉同亨曾公、冏卿汝稷瞿公等议，各欢然愿赞佐”，(19)发愿倡导劝募。大家对于筹募资金的方式当时有两种意见：一为广募，二是重点集资。真可主前者，而于玉立主后者。于玉立《刻藏缘起》言：“方二师起愿时余固筹之，念众生苦恼弗复可忍，而沾濡法润永息苦轮，得早一刹那为快。然冯虚责实，盖难为功。普于为缘，则又晚也。遂愿盟诸吴中法侣，为倾赀亟其成。间以请之吾达观师，师咈然为叹，谓：‘是最胜佛事尔，何得以格量心当之。夫一毛之施、一饭之供，终不坏灭。况以资才振法鼓，则两施圆收，故于是而或一滴一尘一愿一力，微而至于一赞叹。又不然，以至于无心而闻、有意而谤，即一大藏教未畅波澜，而众生八识田业已大有是事。奈何以无边因作狭劣想乎？’则定策广募。呜呼！余立主张速成，吾师主张广募，是果同耶？别耶？”(20)于玉立主张重点募集，意在尽速完成。真可主张广募，意在广结善缘，令见闻者随缘捐赠，使众生共成善法。真可不求速成、以广募的方式筹措资金以与天下人结缘的精神，更是与菩萨利益众生的精神同出一辙。(21)
真可是当时刻经的领袖，又是于玉立的皈依师父，因此最后是定以广募的方法筹措资金。广募之法虽然较费时日，且生变因素较多，然而就宗教事业的精神而言，广募的确是比较合乎佛教布施的法意。万历十五年，十善信在燕京盟会之时，发起者、赞助者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募刻方册藏的严密组织。不仅周密的刻藏方案，包括底本的选择、校本、校对的规则、版式及字样等都已草就，而且解决了资金筹集问题。参加燕京盟会的十位善信，就是这一募刻方册藏组织的核心，也是第一批施资人和募资者。道开和傅光宅、于玉立等做了细密的筹划，形成了一个“分之既易为施、易为劝，而合之则其资甚裕，又其功为有继”的具体规划，“乃定以善信十人岁各捐赀为唱缘，又一人则各劝三人为助缘”。(22)道开在与顾襟宇少参书札中称：“复同元立辈商确(榷)刻藏缘事，始定长缘四十分，分岁百金，自一人以至多人，惟信心坚久者许与之。”(23)道开在与真实居士书中说：“近计欲法此，求四十人，每人或自力、或藉他力，岁出百金，每岁可得四千金，不十年，足竟是事。而三吴及燕、晋、齐、鲁，亦可觅四十人，岁有退失，即岁觅增补之，常令不减此数。此计行而应避之缘及僧家分募之缘可竟谢之，而法门终无他虑矣。”(24)筹措资金的办法是逐渐发展完善的。道开在与徐文卿居士书札中谈得更为具体：“刻藏因缘大都北方缘差胜，期场十有八九定在北方，拟刻成则移就南方以流通之。计得四十人为缘首，每人岁助百金，与刻工相终始。燕、赵、齐、鲁大约有二十人，江南如金坛之于、丹阳之贺、吴江、松江诸处拟求十人，外十人则求之徽州、蒲州二处。夏间必走江南，订集因缘；秋冬归北，以起期场。光阴迅疾，敢复怠缓。松江必以足下与康孟修为缘首，聚赀即自今年始。足下此去，其图之。唐元徵当在松江列中，渠每年量力，或十金二十金。足下行时，亦当与订定，令其岁有额助，以入龙华，而松江会中亦岁为其登数。吴江必以周仲大为缘首，而沈及庵、顾元玉、周季华则左右之。”(25)缘首都由各地官绅中“信心坚久者”任之。他们除自己常年捐资施刻外，还动员本地区的乡绅、官吏及广大信男善女们踊跃施资助刻，并负责将每年收到的资金和施者姓名详细开单交与住持化城的昙生禅师，再由他汇集派人送至五台，或在南方置办所需货物。这种较为严密的组织形式成为刊刻方册藏的有力保证和可靠的经济来源。在万历十七年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外，各宗禅师还经常派出法嗣四处化缘募得资金，发行已刊经卷所得赢余也是刊刻大藏的经费来源。刻藏之初，已有边刻边发行的决定，并有经直画一。(26)道开与徐文卿居士书中曾论及：“《弘明集》南方每部价银八钱，北方加三二钱，此康虞书至云云。盖此书价至一两，不可复上矣。孝甫既不肯发，足下竟为带银，托康虞印之，每部亦只可定价一两。印则必须全部，初议七本头，以当时刻未完工故也。三千部之命，今不必拘泥。若孝甫允从一两一部，尽其所有为成之。余银带付康虞印补可也。”(27)为了做好刻藏资金的劝募，陆光祖、冯梦祯、管志道、傅光宅、王世贞、陈瓒、曾乾亨、徐琰、张寿朋、于玉立、沈自邠、汪道昆、虞淳熙、乐晋、瞿汝稷、袁了凡、陶望龄、王肯堂、焦竑、唐文献、曾凤仪、吴惟明等职官和有名居士，分别撰写募化资金、创刻方册大藏的劝化性文章，呼吁鼓励社会各界共襄盛举。后合刊这些劝募文字成《刻藏缘起》一书。
五台山刻方册大藏时期，创刻者和助缘者们的热情十分高涨，第一批施资人和募资者就是丁亥年(万历十五年)燕京盟誓的“十善信”及《刻藏缘起》文的撰著者，傅光宅、陆光祖、瞿汝稷、唐文献、徐琰、于玉立等，以及由他们联络的一大批善男信女和诸方比丘。这就完全证实了丁亥燕京盟誓者的誓文绝非虚言，以及这次盟誓所起到的作用。
这里根据五台山所刻46种600卷方册藏经文后施刻文的记载，对五台山时期的施主，根据他们的籍贯地域加以分类编排，分析不同阶层人群的捐刻份额。对五台山刻藏的捐助，不像后期方册藏刊刻有明确的助刻金额，因而我们只能精确到卷数。笔者分类归纳五台山方册藏捐刻施主籍贯，是以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为主要依据，遇故宫藏本有缺损之经卷或施刻文，则用台湾、日本著录藏本的施刻文补之，凡补者皆出注明之。编排原则为：(1)根据当时按年募款的做法，先做分年统计，且每年以春夏秋冬为次(表中没有出现春夏秋冬字样)；(2)将施主分为唱缘者、其他官宦、太监和一般信众(僧侣单列)四类，这是为了便于后面的分析；(3)施主籍贯以当时的“府州县”为归属，各府州县的顺序依《明史·地理志》。太监作为特殊群体，不再考虑他们的籍贯；(4)各类施主出现先后以第一次在《嘉兴藏》的卷次为序，遇一人捐刻多卷，标记在第一次之后，人名后所标数字即为捐刻的卷数，未标数字者为1卷。为了标记每人的籍贯身份，因而只要是该人的相关文字全部括注于人名之后；(5)遇不属于同一“府州县”的施主共捐刻1卷，则标记在第一个施主处；(6)每卷捐刻施主之间用分号间隔。这样排序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当时刻藏时也没有一个特别的顺序，这里之所以特别强调位序，是为了方便学界对本文的核查。《大方广佛新华严经合论》卷六七的施刻文因笔者未见，该卷已经排除在600卷之外。这里需要对以下两卷略作说明：
《云庵真净禅师语录》卷三，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的施刻文施主部分内容残缺，为“刻此《云庵真净禅师语录》第三卷。昌黎沙弥净裰对。江浦贾国政书。溧水卞榧刻。万历壬辰春清凉妙德庵识”。(28)而同样的，《丰山长谷寺拾遗》第四辑之二“明版一切经”对于《云庵真净禅师语录》卷三施刻文著录，“此《云庵真净禅师语录》第三卷。昌黎沙弥净裰对。江浦贾国政书。溧水卞榧刻。万历壬辰春清凉妙德庵识”。(29)施主部分内容都残缺，鉴于《云庵真净禅师语录》6卷分别刻于万历壬辰春、夏两季，其他5卷的施主都是徐琳，这中间的1卷姑且确定为是徐琳施刻。
《大方广佛新华严经合论》卷六八施刻文虽然只留下“浑源州”三字，(30)但无论施主是官宦还是一般信众，对于判明施主的籍贯还是非常明确的，因而就入表，归入一般信众。
(一)唱缘者
万历十五年，道开、傅光宅、瞿汝稷、唐文献、徐琰、于玉立、曾乾亨、吴惟明、曾凤仪、袁黄等十位“善信”集会燕京“龙华道场”，共同盟誓，“唱举斯事”。还有陆光祖、冯梦祯、王世贞、管志道、陈瓒、张寿朋、沈自邠、汪道昆、虞淳熙、乐晋、瞿汝稷、唐文献、陶望龄、王肯堂、焦竑等写《刻大藏文》及序。从理论上说，“唱举斯事”的“善信”与写《刻大藏文》及序的，应该是财力捐助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但从现有施刻文来看，甚至没有见到奉直大夫佥广东南韶道兵巡宪事古娄管志道，素庵居士陈瓒，江西张寿朋，赐进士翰林院修撰儒林郎秀水沈自邠，南溟居士汪道昆、虞淳熙、乐晋捐刻方册藏的记载。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捐刻了，但捐刻本我们没有见到，现在见到的《嘉兴藏》因几经修补，他们捐刻的经卷都被后来补刻的代替了；二是确实没有捐资，但他们作为积极倡导者，自己却不捐资，有点让人不好理解。
从现存的施刻文来看，最先捐资的是巡按山西监察御史聊城傅光宅。万历十七年冬，他就捐资刊刻了4卷。当年同时捐资的还有巡按山西督理河东盐课监察御史宜兴吴达可助银刻了1卷。而其他“唱举斯事”善信的捐资都还没有见到。“唱举斯事”善信的捐刻数量见表1。
五台山刻藏期间，倡举其事的善信们共捐刻了108卷，占现存有施刻文的600卷经卷的18%，比例相当高。按捐刻数量排序是：袁黄(17卷)，曾乾亨(16卷)，吴惟明(15卷)，傅光宅(13卷)，于玉立(13卷)，徐琰(12卷)，陆光祖(6卷)，唐文献(4卷)，王世贞(4卷)，瞿汝稷(3卷)，曾凤仪(3卷)，冯梦祯(2卷)。通过分析这些“唱举斯事”善信的籍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倡举其事并且身体力行积极捐资助刻的善信主要来自江南(苏州府、松江府、镇江府、徽州府、嘉兴府)，他们捐刻的76卷，占70%强。而这些“唱举斯事”的善信，除了歙县吴惟明，其他都是官员：
袁黄(宝坻县知县、兵部职方司主事)，曾乾亨(尚宝司少卿、光禄寺少卿兼监察御史阅视大同、光禄寺少卿兼阅视大同监察御史、光禄寺少卿、大理寺卿)，傅光宅(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河南道监察御史)，于玉立(刑部员外郎)，徐琰(太仆寺寺丞)，陆光祖(南京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唐文献(翰林院修撰)，王世贞(南京刑部尚书)，瞿汝稷(左府经历)，曾凤仪(礼部主事)，冯梦祯(翰林院编修)。
吴惟明(康虞)，真可的在家弟子，现在能够知道的一个身份是刻书家，“万历间流通之《弘明集》，大半为吴刻”，(31)吴刻本《弘明集》卷首有汪道昆序。序文称：“二集并入大藏，如海一沤，康虞抔而出之，易梵夹为儒夹。”是书刻于万历十四年，正是受真可倡刻方册藏的影响。从其“遂愿与盟，或自力或藉他力，愿岁捐百金”的愿文，知其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与焦竑、冯梦祯友善。(32)
(二)其他官宦
从现有五台山刻藏施刻文来看，当时施刻者以官宦阶层为多。因为参与方册藏刊刻倡缘的善信大都是官员，他们通过同乡、同年、同僚等渠道联络的群体也主要是各级官员，因而，参与捐助的队伍中，各级官员是一支生力军，他们有知识，有经济实力，因而捐助起来出力明显，往往一人捐刻多卷，而且持续不断。如辛卯冬，兵科左给事中内江张应登施赀刻此《大智度论》第二十八、二十九卷，“祈母寿命延长”。(正100函第6册《大智度论》第二十八卷，第20页；《大智度论》第二十九卷，第25页)还有藩王府部署也可以算在官宦之列，在万历十八年至二十年共捐刻16卷，其中代府承奉王朝一人就施银捐刻了《金光明最胜王经》10卷，其他有太原府宗室、沈王及沈府宾相李继芳、典服周钰等。那些因军功而得爵位，或得以袭爵的，也应归入官宦系列。如辛卯秋，总督京营戎政太子太保临淮侯盱眙李言恭“愿母徐太夫人寿命延长”，施刻《大智度论》4卷，惠安伯永城张元善、男张庆臻施刻《大智度论》3卷，勋爵在万历十八年至二十年共捐刻12卷。
这里列出的是前述倡刻者之外其他具官宦身份者，他们共捐刻了146卷，占600卷的24.33%，其中江南籍的官员捐刻57卷，占30.04%。如果我们再加上倡刻者官员捐刻的93卷(未计入吴惟明捐刻的15卷)，则各级官宦共捐刻239卷，占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年五台山刻藏总数的39.83%(其中有6卷系与一般民众共捐刻)，其中江南籍的官员捐刻118卷，占49.37%。
我们通过梳理捐刻方册藏具官宦身份者的关系，可以发现有着一条显明的人际网络，由倡刻者通过同年、同僚、同乡关系延伸出去的网络，由此正好证明当初制定的募缘方案的切实可行。这还不包括其他社会关系与网络，比如联姻、结社、文坛等的联系与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进士同年，这应该是一个关系比较紧密的群体和联络渠道。唱缘者中，王世贞(嘉靖26/2/80)、陆光祖(嘉靖26/3/194)是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傅光宅(万历5/3/112)、曾乾亨(万历5/3/167)、冯梦祯(万历5/2/3)是万历五年进士，于玉立(万历11/2/43)、曾凤仪(万历11/3/94)是万历十一年进士，唐文献(万历14/1/1)、袁黄(万历14/3/193)是万历十四年进士。正是在他们的鼓动下，他们的同年，左春坊左赞善兼编修昆山顾绍芳(万历5/3/20)、巡按山西督理河东盐课监察御史宜兴吴达可(万历5/3/53)、吏科都给事中南充杨文举(万历5/3/29)、刑部主事安福刘士瑗(万历5/3/31)是万历五年进士，南京大理寺评事陈震(万历11/3/68)、兵科左给事中内江张应登(万历11/3/111)、山西道监察御史阆中任应徵(万历11/3/115)是万历十一年进士，魏县令嘉善陈于玉(万历14/3/116)是万历十四年进士。
其次，我们来看他们的同僚，按机构部门归属分别有：吏部尚书陆光祖；户部：户部尚书蒲州杨俊民、户部云南司郎中安肃县郑材；礼部：礼部祠祭司郎中泰州陈应芳、礼部主事曾凤仪；兵部：兵部尚书三边总制安肃郑洛、总督京营戎政太子太保临淮侯盱眙李言恭、兵部主事太仓王士骐、兵部职方司主事袁黄；刑部：刑部尚书陆光祖、刑部员外郎于玉立、刑部主事宜兴吴正志、刑部主事安福刘士瑗；都察院：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河南道监察御史傅光宅，巡按山西督理河东盐课监察御史宜兴吴达可，山西道监察御史阆中任应徵；大理寺：大理寺卿曾乾亨；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兼编修昆山顾绍芳；翰林院：翰林院修撰唐文献、翰林院编修冯梦祯、翰林院编修南充黄辉、翰林院编修慈溪冯有经、翰林院庶吉士宁陵乔胤；光禄寺：光禄寺少卿兼监察御史阅视大同、光禄寺少卿兼阅视大同监察御史、光禄寺少卿曾乾亨；太仆寺：太仆寺寺丞徐琰；鸿胪寺：鸿胪寺序班王楩、王灿然；尚宝司：尚宝司少卿曾乾亨；六科：吏科都给事中南充杨文举、户科给事中万自约、兵科左给事中内江张应登；中书舍人：武英殿中书舍人华亭顾正谊、中书科中书舍人常熟严澂；太医院：太医院朱宗吉；顺天府：顺天府武学训导彰明庞若讷；南京诸官：南京吏部尚书陆光祖、南京礼部侍郎常熟赵用贤、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南京大理寺评事陈震；提刑按察使司：贵州提学副使嘉兴包柽芳；都转盐运使司：山东参政管盐运司事南昌甘一骥、山东盐运使同知华亭徐琳；公侯伯：成国公怀远朱鼎臣、宣城伯华亭卫国本、太子太保恭顺侯凉州吴继爵、惠安伯永城张元善；驸马都尉：驸马都尉王昺、宗人府掌府事驸马都尉定兴许从城；五军都督府：中府左都督李文贵、中军都督府签书杨四畏、左府经历瞿汝稷；锦衣卫：锦衣卫提督西司房管卫事指挥使诸城宋金、锦衣卫提督街道房管卫事都指挥使辽东李如祯、锦衣卫提督东司房掌卫事都指挥使灵宝许茂橓、锦衣卫指挥王继祖、锦衣卫指挥佥事临颍王继祖、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西宁李光生、锦衣卫提督东司房掌卫事都指挥使伯子祥、锦衣卫掌南镇抚司事指挥佥事青神余茂发；王府：沈王、沈府宾相李继芳、典服周钰、兵马指挥和应麟(指挥使和应麟)、代府承奉王朝、代州省祭李奉爱、太原府宗室新、典史郭洋、晋王府承奉郭春；地方职官有：云南楚雄府知府华亭徐琳、宝坻县知县袁黄、魏县令嘉善陈于玉、华阴县丞高一麟、千户周冠、湖广德安府推官安肃梁见梦。此外，还有义官司敡、义官顾大澜、寿官秦守义。遗憾的是不知义官、寿官的归属。
再次，我们来看他们的同乡关系，前面列表中已经注明了他们的籍贯。这里就不再重复。
当然，唱缘者不能局限在今天能够看到有捐刻经卷的这些人，像奉直大夫佥广东南韶道兵巡宪事古娄管志道，素庵居士陈瓒，江西张寿朋，赐进士翰林院修撰儒林郎秀水沈自邠，南溟居士汪道昆、虞淳熙、乐晋等今天没有见到捐刻方册藏记载的唱缘者，他们也是积极的倡导者、鼓动者。他们的同年、同乡、同僚关系也是延伸出去的网络。还有鸿胪寺序班王楩、王灿然，大慈寿寺住持僧录司左善世本在，寿官秦守义、义官顾大澜5人，我们不知他们的籍贯。
(三)太监
宫中太监捐刻方册藏，无论是参与的人数还是捐刻佛经的数量都不多，在万历十八年至二十年的三年时间里共捐刻了15卷佛经，只占2.5%，比例并不高。鉴于太监身份比较特殊，虽然捐刻数量不多，这里依然单独列出：万历十八年2卷(御马监太监李文进2卷)，万历十九年7卷(御马监太监李文进2卷；钦依皇坛汉经厂掌厂御马监太监王忠1卷；内承运库掌印御马监太监孙顺2卷；御马监太监王承德、韩用、陈增、姚敷、王忠，内官监太监王虎、柴祥2卷)，万历二十年6卷(御马监太监王承德、韩用、陈增、姚敷、王忠，内官监太监王虎、柴祥2卷；内官监太监谭伟2卷；内承运库掌印御马太监孙顺2卷)。
神宗母慈圣皇太后深信佛教，礼敬紫柏，屡屡相助佛寺兴建，多行布施，万历十四年，紫柏与道开入京师，“慈圣皇太后知有刻藏之举，欲发帑金命刻”。(35)《紫柏尊者别集》记载更为详细：“先时慈圣闻师至，命近侍陈儒致斋供、赐紫伽黎，师受供谢紫衣。适从石经山得隋时琬禅师所藏佛舍利，因请入供。太后出帑金送归石窟，言者率以靡内帑金钱，为师咎。一日有中使奉上命赍送数千金，请师印藏经颁赐。师不奉诏，曰：印经自有人。”(36)现在自然无由得知这些捐刻方册藏的太监与慈圣皇太后有何种关联，但由此可见刻藏之举，在宫中也有一定影响。
慈圣在万历朝的地位，不仅为她的崇佛活动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对于太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太监向来多信仰佛教，对佛教有特殊的感情，“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37)如“安(指兴安)佞佛，临殁，遗命舂骨为灰，以供浮屠”。(38)太监往往还以个人资财建寺修寺。宫内的佛事活动也多由番、汉两经厂筹划举行。(39)慈圣要修建寺院，兴办斋会，联络僧人，都需要他们来承担，因而与佛教界联系紧密。这也是僧人及佛教教团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要，使得太监群体和佛教之间存在着不解之缘。不过，僧人与太监的结合有时也会引发不幸后果，万历中期两个著名佛教领袖——憨山德清与紫柏真可的遭遇就颇能说明这点。
(四)僧侣
陈玉女说：“由比丘倡导或与居士一同施助者仅属零星状态”；又说：“至于僧侣的支持……有的与一般信众协力捐助外，纯粹由佛门独力助刻者并不多见。”并举了7例。(40)而事实上，纯粹由佛门独力助刻者确实不多见，但作为刊刻大藏经这样佛门盛事，佛门僧侣是会积极响应，并倡缘随喜，如万历庚寅夏，“五台山华严庵比丘真严、真义，徒如宽、如忍、如可，徒孙性茎、性枝，共施钵赀刻此《大方广佛华严经行愿品》第四十卷，奉荐圆寂师祖古檀香公，伏愿藉此功勋，掉臂苦乐之关，游戏圣凡之域，作佛长子，绍种愿王附缘。比丘明禅、清揀、王虎，优婆塞韩义金，优婆夷陈氏、王氏，同登解脱之门，共入毗卢之海。”(正32函第8册，第19页)现存经卷中有42卷施刻文中列出了佛门比丘，可见比例是相当高的。比丘们的地域分布见表3。
此外，像诸方沙门指的是来自各地，没法明确所自区域，不知地域的捐刻有4卷。还有郊城、赵村堂两处地名所指还未查到。而大慈寿寺住持僧录司左善世既是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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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归入官员，属于僧官。
从这些僧侣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五台山刻藏对于北方僧侣有着一种积极的鼓动作用，因而不同区域的僧侣，如太原府、大同府、潞安府、大名府、广平府、顺天府、宣府镇、济南府，都有僧侣参与此事，太原府可能因为地缘因素，五台山就属于太原府，因而僧侣的活动比较频繁；相比较而言，南方除嘉兴府外，衢州府、南昌府、吉安府各有1卷，就显得过于稀少了。嘉兴之所以僧侣参与其事者多，可能与倡导者出自该地有关。
因为僧侣身份特殊，这里特别点出，同时由于僧侣及同捐的居士身份基本上都是民众，把他们归为一般信众的捐刻，可能更便于反映各地民众对于佛教、对于《大藏经》刊刻的态度，因而全部按其他助刻者的身份归为官宦或民众来作统计。本类统计只是在这里单出，在整体统计时不会重复计算。
(五)一般信众
现存的万历十七年五台山刊方册藏只有傅光宅和吴达可捐刻的5卷，没有一般信众捐刻的，笔者统计了万历十八年至二十年一般信众的捐刻经卷，因为一般信众人数多，简化统计为表4。
在万历十八年至二十年的3年时间里，一般信众共捐刻经卷，据统计共331卷(不含施刻文缺失的那一卷)，占600卷的55.17%。其中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江南五府捐刻的就有246卷，占一般信众共捐刻经卷331卷的74.32%，占全部600卷的41%，这样的比例是很高的。万历二十年除了保定府安肃县居士郑棻捐刻1卷以及待考的几位施主捐刻的4卷外，就没有捐刻者了，因而一般信众捐资助刻方册藏实际上仅集中在万历十八年、万历十九年两年。为什么这两年一般信众捐资踊跃，到万历二十年就杳无消息了呢？特别是江南信众，万历十八、十九两年捐刻经卷几占3/4，万历二十年居然连1卷都没有，这不能不让人心生疑惑。这与刻场南迁是否有直接关联呢？是否有可能已决定刻场南迁，而将在江南募集的刻资留在江南，待南方刻场启动后使用？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万历十八年春捐刻了1卷，是北京信官张世勋、王贤共同捐资施刻的《华严经合论》第二十五卷。万历十八年夏季捐刻了28卷，除了有3卷的捐刻者信官李忠、姜绶、比丘洪断、真还，信官柳贵，信官赵存智，不知来自何处，有22卷的捐刻者来自江南，扬州府(1)、苏州府(13)、镇江府(6)、嘉兴府(2)，吴江的周姓家族、吴姓家族比较活跃，几乎几个分支都捐刻了经卷。北方只捐刻了3卷，来自宣府镇(1)、太原府(2)。俞林城，查历史地名词典没有这个地名，陈玉女标举为“陕北俞林城”，(41)也就是指陕西榆林堡的榆林卫，当然也有可能是宣府镇的“榆林”(今河北怀来县东榆林堡)，笔者这里暂将俞林城认作是后者。万历十八年秋共捐刻了52卷，捐刻者全部来自江南，镇江府(16)、苏州府(18)、嘉兴府(18)，其中金坛于氏家族、常熟严氏家族、丹阳贺氏家族较活跃，而且还出现了嘉兴优婆塞张明广男张科会劝众信一起来捐刻藏经。万历十八年冬共捐刻了36卷，这些信众的籍贯区域全是江苏(21)、山西(9)、浙江(3)、江西(1)(有1卷捐刻文丢失，1卷只知捐刻者来自浑源州，还有1卷施刻者“诸方沙门湒伦、河滋、正江、正富、真贵、道训、清玉、道怀、汀洲、如凤、大朝、大乘、清高、正□、慧印、慧音、正语、如心、真智、性净，信士尹朝卿”不知何处人士)。其中吴江周氏家族、常熟严氏家族都是一如既往地积极捐助。山西捐刻的信众数量较多，但捐款的数量则明显比苏浙要少得多。
万历十九年春共捐刻了49卷，这些信众的籍贯区域为：江苏(32)、山西、河北、河南，还有郊城僧宗觉、赵村堂比丘远惠，不知具体地域。其中吴江周氏家族，丹阳贺氏家族捐刻数量不少。北方的山西、河北、河南的捐助者都是集体捐刻1卷经，由此也可看出南北方经济的差距。万历十九年夏共捐刻了51卷(“太原府宗室新、众士夫万自约、陈元孝、陈震、高一麟、郭洋、周冠、乡进士黄廷绶、晋府承奉郭春共施赀刻此《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第一百二十卷”。(42)已计入官宦捐刻)，这些信众的籍贯主要是江苏、浙江、山西，还有安徽。而信官张桢、孙顺、田忠、李承德(4)、比丘尼智宝、优婆夷吴氏的籍贯不可知。其中金坛于氏家族捐助一直不断。信女的捐刻比较显眼。
万历十九年秋共捐刻了63卷[“沈府宾相李继芳、典服周钰、兵马指挥和应麟，潞安比丘海全、寂住，善友张应登、韩廷佐，共施赀刻此《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第三十二卷。”(正32函第7册，第19页)“沈府宾相李继芳、典服周钰、指挥使和应麟，比丘常春、海全、寂住、如敏，长治众信胡朝江、韩廷佐、李春、张应登、王汝南、李应解、张孟亨、赵国柱、阮朝佐、赵天宠、孙锡、王守库、郭守礼、孙朝相，共施赀刻此《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第三十三卷。”(正32函第7册，第18页)已计入官宦捐刻]，这些信众的籍贯区域来自江苏、浙江、山西。比丘常春、海全、寂住、如敏的籍贯不明。有2卷是与“沈府宾相李继芳、典服周钰、兵马指挥和应麟”同捐刻。其中吴江周氏家族、吴江吴氏家族、常熟严氏家族、太仓王氏家族都是积极捐刻者。
万历十九年冬共捐刻了41卷，这些信众的籍贯区域为江苏、山西。但奉佛弟子明洪，奉佛弟子镇沧(2)，奉佛弟子镇南，奉佛弟子王氏明澄洎信女乔氏、暨氏、党氏(5)，奉佛弟子清智(10)，还有同捐刻1卷的“信官陈宪、耿进、赵真、崔才、吴贵、耿浦、王德、郭进、比丘慧杲”的籍贯不明，明洪、镇沧、镇南、清智似是出家人的名字。
据上，我们可以归纳出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年各类人群捐刻经卷的基本情况(施刻文佚失的那卷未计入，见表5)。
我们特别关注江南人士在五台山方册藏刊刻过程中的作用与关系。紫柏真可(1543-1603)与云栖袾宏(1535-1615)、憨山德清(1546-1613)、藕益智旭(1599-1655)同被奉为晚明新佛教四大师，是晚明新佛教的代表性人物。真可是方册藏刊刻的中心人物，在他的倡导下，得到一批江南乡绅地主的佐助，终于刻成了一部方册大藏经。当时，像类似袁黄这样的儒佛兼修且积极推进三教思想的居士十分众多，居士佛教已成为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一种潮流，居士们与僧人交往，谈学论道，礼佛参禅，“声气相求，函盖相合”，(43)“继阳明起，诸大儒无不醉心佛乘”，(44)这些都反映出晚明士林对佛教信仰的热衷。诚如陈垣所说：“万历而后，禅风寖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45)在清朝彭绍升编写的《居士传》中，明代的居士数量总计107位。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年五台山方册藏的施刻文中多有称居士者，紫柏真可的全集中有书信往还的士夫居士也有40开外。
捐刻方册藏是晚明居士佛教注重实践修持的功德化与信仰化所表现出的现实倾向，进一步强化了晚明佛教的经世思潮。晚明佛教居士修行观体现出关注现实功德的思想倾向，藉此回应于禅教归净的丛林思潮，不仅加强了晚明佛教从智慧走向信仰、从佛性转归忠义乃至仁义的宗教化、伦理化的思想转向，同时还转化为修性与修身相结合的现世修行，使晚明佛教表现出从宗教到道德的现实转向。晚明佛教注重现实功德并强调信仰，晚明居士重视佛教出世解脱因果的信仰论思想，钱谦益就试图把佛教悟修关系引归自心之功德，或者说是引向自心功德之善，表现了世间有为功德与出世间解脱智慧之间的现实关联。居士们强调佛教净土信仰落归为现实功德的转向。云栖袾宏、闻谷广印等人所着力编撰的佛教化功过格，把佛教的解脱修行与世俗的道德完善相结合，同时更受到袁黄《了凡四训》(又名“阴骘录”)的推波助澜，表达了佛教修行与儒家伦理、道教劝善说教相互会通的道德倾向。刊刻《大藏经》是僧众弘法的一种重要手段和途径，也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考察佛教信众捐刻方册藏这一研究要素的分布及其变迁，对佛教传播与发展以及对佛教文化区域演变的影响等问题。通过对五台山刻藏施主的地域空间分布研究，可以了解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佛教信仰状况，以见佛教信仰在不同地区流行的空间差异。一个地区民众信仰佛教与否、信仰程度的高低，可以通过捐刻《大藏经》的数量反映出来。江南地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交通便利，人物辐辏，有长久的佛教传统，常有僧侣来往，佛教容易与文化水平高的士人发生联系。他们经济条件优越，忧虑人生无常，为了修来世、求解脱、往生西方净土，也为超度亡灵、祛疾消灾、保佑子孙、增福添寿，纷纷信佛，热心功德，并带动家族、姻亲、同乡、同年、同僚等关系，散财布施，既为佛教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又促进了佛法向周围地区的传播。
佛教的理论比中国本土原有的宗教如道教讲得深奥、细致、严密。佛教哲学本身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非易事，使理论深入人心，为人们所接受，恐怕并不比创建理论就容易一些。但如果只是通过捐刻《大藏经》就与佛结缘，做了功德，对于一般民众来说，无疑就容易多了。作为一般信众，文化层次较低，他们并不真正懂得佛教为何物，他们信佛大多是出于功利目的。佛教发展与否，最终要看信众的多寡。佛教要争取信徒，壮大势力，要通过传播来增加信徒的数量，扩大活动的区域，从而维持其生命力。佛教信仰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不能仅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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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而存在，需要一定的经济保障，经济是佛教信仰及其活动的基础。刊刻《大藏经》需要巨额的资金，需要信教群众的捐赠，争取布施就是争取信徒。只有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这样的捐赠和施舍才能达到一定的数量，才能收到较理想的效果，维持刊刻《大藏经》的活动，并进而促进佛教的传播、发展。在经济重心转移到江南以后，就出现了南方佛教发展超过北方的局面。
《嘉兴藏》在五台山刊刻4年以后，万历二十一年刻场转移到了江南，以往学界归因于五台山地寒而峻，远役南匠，轮输工力，倍费工半。但细究刻藏南迁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刻藏经费募集问题。现存五台山刻经46种601卷的施主绝大多数是江南人，有378卷是江南人捐刻，占600卷的63%，而北方施主则比例相当少，且施资微薄。北方筹集刻资不易，资金绝大部分要仰仗江南，加上五台山刻场自然条件恶劣，本来刻场设于五台山就是因为南方连年水灾不得已而定，此时南方环境已经转变，南迁径山(今杭州市西北)自在情理之中。
注释：
①参见杨玉良、邢顺岭：《〈嘉兴藏〉整理记》，《文献》第19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杨玉良：《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3期；金申：《〈嘉兴藏〉在五台山的雕版情况》，《五台山研究》1987年第2期；《嘉兴藏的主刻僧密藏事辑》，《文史》第42辑，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嘉兴藏〉正式刊刻前的刻经》，见《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蓝吉富：《略论嘉兴大藏经的特色及其史料价值》，《普门》1990年8月号；《〈嘉兴大藏经〉研究》，《谛观》第70期(1992年7月)；李富华：《关于〈嘉兴藏〉的研究》，见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十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陈玉女：《明代佛门内外僧俗交涉的场域》，台北：稻乡出版社，2010年。
②参见陈玉女：《五台山嘉兴藏刊刻缘起及其社会资源》，见氏著：《明代佛门内外僧俗交涉的场域》，第183—185页。
③陈玉女：《明代佛门内外僧俗交涉的场域》，第162页。
④参见杨玉良：《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3期。
⑤参见章宏伟：《五台山妙德庵方册藏刊刻编年》，见氏著：《十六—十九世纪中国出版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⑥吕澂：《明刻径山方册本藏经》，见《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三)，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第1485页。
⑦参见金申：《〈嘉兴藏〉在五台山的雕版情况》，《五台山研究》1987年第2期。
⑧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第483页。
⑨这里说的卷数是指作为捐刻单位的“卷”。
⑩释道开：《与王龙池方伯》，《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下，见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续藏第55函，第42页。文中部分夹注出处、页码，特此说明。
(11)释道开：《与王龙池方伯》，《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上，第45页。
(12)释道开：《与徐孟孺、康孟修、陆中复三居士》，《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下，第16页。
(13)释道开：《与张梅村居士》，《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下，第22页。
(14)释道开：《与傅侍御》，《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下，第50页。
(15)陈玉女：《明代佛门内外僧俗交涉的场域》，第164页。
(16)参见章宏伟：《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的价值》“《方册藏》正式刊刻前的刻经”，见氏著：《故宫问学》，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第71—91页。
(17)元興寺文化財研究所编：《豊山長谷寺拾遺第四輯之二明版一切経》，総本山長谷寺文化財等保存調查委員会，2008年，下卷，NO.7322，第806页。
(18)近江八幡市教育委員会文化振興課：《称名寺万暦版一切経調查報告書》，近江八幡市教育委員会，2002年，第167页。NO.7713，著录刊记年代为万历庚寅冬。
(19)释德清：《达观大师塔铭》，《紫柏老人集》卷首，见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续藏第52函，第10页。
(20)于玉立：《刻藏缘起》，见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首函，第40—41页。
(21)释僧(真)可：《募刻大藏疏》，《刻藏缘起》，第50—51页；《紫柏老人集》(标题改为《刻大藏经疏》)卷之七，第20页。
(22)释道开：《刻大藏愿文》，《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上，第4页。
(23)释道开：《与顾襟宇少参》，《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上，第43页。
(24)释道开：《与真实居士》，《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上，第53页。
(25)(27)释道开：《与徐文卿居士》，《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上，第46、47页。
(26)经直画一是《嘉兴藏》请经价格目录。现所见有顺治四年(丁亥，1647)朱茂时、朱茂暻《楞严经坊重订画一缘起》、顺治十六年官府榜文《钦差嘉湖兵巡道为恳定经直画一以便流通藏经事(原无标题，此用首句)》等，见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首函。
(28)释福深录：《云庵真净禅师语录》卷三，见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续藏第63函第6册，第26页。
(29)(30)元興寺文化財研究所编：『豊山長谷寺拾遺第四輯之二明版一切経』，下卷，NO.8193，第830、806页。
(31)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页。
(32)参见叶昌炽著，王欣夫补正，徐鹏辑：《藏书纪事诗》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37页。
(33)中府左都督李文贵系慈圣太后之兄弟，参见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九《选举考·皇子生推恩内阁司礼荫子》，明万历三十年松江府刻本，第902页；何乔远：《名山藏》卷四二《勋封记二》(明崇祯刻本，第643页)：“武清伯李伟，宛平人。”可定李文贵的籍贯为顺天府宛平县。
(34)孙承宗《高阳集》卷一四《策疏表笺讲章·请宥戚臣王昺疏》(清初刻嘉庆补修本，第188页)相关记载可知驸马都尉王昺籍贯。
(35)于元凯：《密藏禅师遗稿序》，见释道开：《密藏开禅师遗稿》卷上，第1页。
(36)陆符：《紫柏尊者别集附录卷四》，见释真可：《紫柏尊者别集》附录卷四，第4页。
(37)刘若愚：《酌中志》卷二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00页。
(38)《明史》卷三○四，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770页。
(39)参见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第116—120页；秦徵兰：《天启宫词一百首》：“番经厂内官百人，习西方梵呗。遇万寿、元旦等节，于英华殿作法事……此旧例也。”见朱权等：《明宫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页。
(40)陈玉女：《明代佛门内外僧俗交涉的场域》，第169、173页。
(41)陈玉女：《明代佛门内外僧俗交涉的场域》，第182页。
(42)元興寺文化財研究所编：《豊山長谷寺拾遺第四輯之二明版一切経》，下卷，NO.7375，第809页。
(43)王元翰：《凝翠集·尺牍·与野愚僧书》，见《丛书集成续编》第117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915页。
(44)释智旭：《阅阳明全集毕偶书二则》，《灵峰藕益大师宗论》卷四之三，见故宫博物院藏：《嘉兴藏》又续藏第23函。恰手边缺本卷，无法标注页码。普陀山紫竹禅林编：《灵峰藕益大师宗论》，2007年，第362页，标点有误。又见《藕益大师全集》第17册，台北：东初出版社，1991年，第10901页。
(45)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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