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历法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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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太平天国历法研究述评

对太平天国历法(太平天国称之为“天历”，以下简称“天历”)的研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建国前，老一辈史学家谢兴尧、郭廷以、董作宾、罗尔纲、孟森等对天历均作过卓有成效的研究。建国后，荣孟源、赵宋庆、姜涛等先后对天历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多有创见。笔者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前贤们的研究成果，并不揣谫陋，略加评论。
一
天历刚一颁行，就触动了清方的敏感神经。这是因为颁布天历，意味着废除了清王朝的“正朔”，也就是宣布不承认清王朝统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清咸丰二年(1852)二月二十八日清廷得到钦差大臣赛尚阿奏，其中有云：
昨于(正月)二十八日弁兵检回逆书一本，居然妄改正朔，实属罪大恶极。(《剿平粤匪方略》卷10)
张德坚《贼情汇纂》云：
蠢尔狂寇，竟至更张时宪，此尤黄巾、赤眉所不为，黄巢、闯、献所不敢也。……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岁，单月三一日，双月三十日，以立春等六节气定为十六日，余俱十五日，因无闰月，其意欲分两次闰余之六十日，匀散于五年之内，殊不知推移伸缩，已于现行时宪错乱至十余日，其寒暑不验可知。[1] (p.168)
在太平天国时期，清方官员及地主文人对天历的注意侧重于更改“正朔”问题，而对天历本身，一般仅作简单的介绍与评论而已。因为全无阳历知识，他们也就从夏历(阴阳合历)的角度看问题，认为天历不置闰月，当然谈不上符合天象。以上所举张德坚的看法便是如此。此类说法还很多，如佚名《粤逆纪略》：“尤可笑者，(太平天国)自造功不用闰月与大、小建，月有三十一日，是全无知识也，积久必有夏冬倒置之时。”[2] (p.49)不过，其时已有人发现天历在实施过程中，其干支较清时宪书相差一日。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说：
贼禁用历日，贼中无能算者，故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不知用闰法。癸丑二月初十日，又讹一日，故干支亦迟一日。[3] (p.656)
外人也注意到天历。早在1853年，英人麦都思(MedhurstRev.W.H)就排列了一张天历与阳历对照表，并断言天历的推行，可证太平天国确有进步及改革的能力与趋向。1854年，英人麦华佗(Medhurst W.H.Jr)、卢因·包令(Lewin Bowring)及麦勒西(Mellersh)访问天京，麦勒西以个人名义询问东王杨秀清是否知道天历“历书中亏了一天，结果礼拜日就早一天”，以及“为什么不正误？”东王答复：“天朝历书，凡礼拜皆是中国人旧历星、昴、虚、房四宿日。干支皆同，旧有歪者除。”[4] (p.12)外人询问天历“亏了一天”问题，太平天国东王答复礼拜在星、昴、虚、房四宿日，干支皆同，清楚地表明了太平天国并不知道天历干支、礼拜较阴、阳历“差一天”。
但真正开展对天历的研究工作，始自我国学者谢兴尧。
1934年，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发表谢兴尧《太平天国历法考》一文。简又文称誉此文为“精彩独到之作”[5] (p.361)。其成就就在于：第一，证明了天历实施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谢文根据《天命诏旨书》“辛开又八月时在永安”语，指出“又八月”就是“闰八月”，而天历无闰法，这表明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还在使用阴(夏)历。又，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所刻书附“旨准颁行诏书总目”14部，其中有“颁行历书”，此“颁行历书”无疑是太平天国壬子二年的历书。第二，在我国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首次利用天历历日与阴(夏)、阳历历日对照的史料，编成《太平新历与阴阳历对照表》。罗尔纲先生曾认为：谢文所列表是“转录”日本人田中萃一郎所作《天历与阴阳历对照简表》，“或是受了它的提示去编排详表”。[6] (p.2)其实不然。首先，谢文明确说明，作者是“就各家记载，凡记太平新历而同时记阴历时日者，录若干条，依为依据”，列出此表的。列出的五条依据分别出自谢介鹤《金陵癸甲摭谈》、《洪大全口供》、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潘仲瑞《庚申噩梦记》以及赵景贤《赵忠节公遗墨》；其次，今人均以为首次排列天历与阴(夏)阳历对照表的是田中萃一郎，这种看法的确是对的。但我们还应该明白，田中氏虽然于明治四十五年(1912)排列了天历与阴阳历对照表，然而1853年麦都思也排列过天历与阳历对照表，[7] (p.914)且基本与田中氏表一致。
田中氏《天历与阴阳历对照简表》
太平天国新历
清历阳历
辛开元年正月元日庚寅 咸丰元年正月三日 1851年2月3日
壬子二年正月元日丙申 咸丰元年十二月十五日 1852年2月4日
癸好三年正月元日壬寅 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1853年2月4日
甲寅四年正月元日戊申 咸丰四年正月八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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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年2月5日
乙荣五年正月元日甲寅 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1855年2月6日
丙辰六年正月元日庚申 咸丰六年正月二日 1856年2月7日
丁巳七年正月元日丙寅 咸丰七年正月十三日
1857年2月7日
戊午八年正月元日壬申 咸丰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858年2月8日
己未九年正月元日戊寅 咸丰九年正月七日 1859年2月9日
庚申十年正月元日甲申 咸丰十年正月十九日
1860年2月10日
辛酉十一年正月元日庚寅咸丰十一年正月元日
1861年2月10日
壬戌十二年正月元日丙申同治元年正月十三日
1862年2月11日
癸开十三年正月元日壬寅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863年2月12日
甲子十四年正月元日戊申同治三年正月六日 1864年2月13日
(此表原附于田中萃一郎《太平天国的革命的意义》一文后，转引自郭廷以著《太平天国考订》第2～3页)
麦都思《太平天国阳历月始对照表》[7] (p.914)
太平历(月始)
阳历
太平历(月始)
阳历
正月1853年2月4日七月 1853年8月6日
二月1853年3月7日八月 1853年9月6日
三月1853年4月6日九月 1853年10月6日
四月1853年5月6日十月 1853年11月6日
五月1853年6月6日十一月
1853年12月6日
六月1853年7月7日十二月
1854年1月6日
麦都思表虽然仅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十二个月的第一日(月始)与阳历的对照月日，但众所周知，既排出了癸好三年天历与阳历对照表，再续排甲寅四年、乙荣五年、丙辰六年……、甲子十四年天历与阴(夏)、阳历对照表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注：早在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就排列过中西日历对照表。关于近代中国第一份中西历对照表，人们一直以为是魏源《海国图志》中的《中西洋历法异同表》。1986年《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第3期披露了林则徐《洋事杂录》，中有《推算外夷月日表》，是“道光十八年戊戌”与“外夷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道光十九年己亥”与“外夷一千八百三十九年”月日对照表，由此知《魏表》实本《林表》，只是扩编了道光二十一年与1841年对照表，不过，《魏表》《林表》均有讹误之处。）谢先生在列天历与阴(夏)、阳历对照表时，已经见到了麦都思排列的对照表，只不过在文中没有引用。他在1935年写的《关于太平天国历法》一文中曾说：“余作对照表时，有与最直接之外人所记史料完全相同者，余表中未引以为例，现不妨补之于此。如1857年出版之Civil war In china。”（注：即系State Papers中的" Correspondencc withGreet Britain.Relative to the Civil War in China.March-August.1853" ，参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的“引用书目”。）《太平天国记》一书，其三十六有一太平新历与阳历对照表，照原文译录如下：
太平新历三年西历1853年
正月初一2月4日
三月初一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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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初一 1854年1月6日[8]
所以，谢表不是“转录”于田中氏表。罗尔纲先生的说法是欠准确的。谢文开启天历研究的筚路蓝缕之功应充分肯定。
但是，谢先生当时所见有关天历的史料还有限，太平天国文献方面，“所可见者，仅癸好三年 (历)之影印残篇。……此外则有甲寅四年与辛酉拾壹年(历)己未九年天王之诏二件而已。”[5] (p.15)有关清方记载，“搜集之材料虽多，而彼此所记不同，各书所传亦互异，乃择抉其可信者及其相同数最多者为根据，复按太平新历所颁之法，则按次排列之”[8]。由于谢先生当时未能知道天历的干支、礼拜实较阴(夏)、阳历相差一天，所以，他从其所掌握的资料中选出五条天历干支与阴(夏)历干支纪日相同的史料，作为列表的根据。这样，列出的对照表也就是错误的了。即使在谢文所列五条史料中，也有前后矛盾之处，不与所列之表一致。
1935年3月15日，薛澄清在《大公报·史地周刊》上发表《太平天国历法质疑》一文，对谢文对照表提出质疑：“谢君作对照表，根据之材料凡五种，余曾就此等材料‘对照表’，加以核按，第一种《金陵癸甲摭谈》，引文中明言咸丰正月初七日，为太平历元旦，但查诸表对照表，太平历甲寅四年元旦，乃为咸丰正月初八日，文与表相差一日。”并指出，其所引第五条史料，“引文与表也相差一日”。薛氏还首次引用陈徽言《武昌纪事》所言咸丰二年十二月廿五日为天历之岁除的史料，来核对谢文对照表，发现谢表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却为太平历廿九日，并非岁除”。薛氏的质疑是有力的。值得注意的是，薛氏不仅指出有关天历纪日干支与阴(夏)历纪日干支常出现“差一日”的记载，而且提出了“差一日，不知何故？”的疑问。
同年4月20日，谢兴尧在《大公报·史地周刊》发表《关于太平天国历法——并答薛澄清君》，可惜谢氏在这篇文章内没有能够在薛文质疑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认为“差一日”是由于谢介鹤、赵景贤、陈徽言等地主文人“当时记事时记忆有误”，“一般士人，对于阴历沿用已久，殊未时时想到太平历凡单月均三十一日也”，故误一日。
二
最早用有关史料证明天历干支、礼拜较阴(夏)、阳历“差一日”的学者是郭廷以、罗尔纲。早在1926年秋，郭廷以即开始《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的编撰工作。在逐日编排太平天国革命活动大事记的过程中，郭氏也经常碰到有关天历纪日干支记载的“差一日”问题。随着资料的大量积累，并“经过仔细的审阅、勘核、对比”[9] (p.1)，他终于解决了天历干支“差一日”的问题，并得出了天历的干支、礼拜较阴(夏)、阳历提前一日的结论，并撰成《太平天国历法考订》一书，1937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太平天国历法考订》一书的主要价值有两点：第一，对天历干支、礼拜较阴(夏)、阳历“差一日”的观点，从壬子二年至甲子十四年，逐年提供史料证据，共举出史料27条，每条均含天历与阴(夏)历、或天历与阳历之对照日期。另举7条外国人所记天历的礼拜日是西历的礼拜六，而西历的礼拜日已是天历的礼拜一的记载，作为佐证。对少数与自己观点相悖的史料，也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关于“差一日”的原因，郭氏引用张德坚《贼情汇纂》的说法，认为是有意“错乱日月”以惑敌军。（注：《贼情汇纂·伪时宪》篇谓：“蠢尔狂寇，竟至更张时宪，……测其用心，亦不过欲错乱日月，以惑我军。如我军探知该逆传令，何日围攻何处，预为防堵，其实彼中日期不同，或先或后，即此可以误我耳。逮贼氛日炽，遂恬不为怪，居然定伪时宪书，颁行贼境。”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天历考》指出：“《贼情汇纂》之说之所欲解释者，并非专在日期干支错落一日之原因，却欲解释全部天历月日朔望与阴历相差甚多之原因。”简说甚是。郭氏引《贼情汇纂》证天历干支错落一日之原因，不妥。）第二，首次正确地排出了天历与阴(夏)、阳历对照表，一直为历史工作者所沿用。
郭氏以其多年对太平天国史料的辛勤搜集，提出并证明了天历干支、礼拜较阴(夏)、阳历提前一日的判断，这是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罗尔纲先生曾说，《太平天国历法考订》“是一篇太平天国史事的精心考据的著作，是值得史学界推崇的”[10]。孟森先生于1936年7月30日在《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发表《评太平天国历法》一文。孟文主要从阳历历理出发，指出天历的岁实等方面与天象不合处，从而否定天历的科学价值。对洪仁玕于1859年的“改历”的成效，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孟氏精通历算，其分析切中窍要，其观点至今看来仍是成立的。
几乎与郭廷以同时，罗尔纲先生也提出并论证了天历干支、礼拜较阴(夏)、阳历“差一日”问题，“纲亦细心排比，研究数年，至廿五年(1936)夏，将其成果送某书局印行，书尚未排版，而郭廷以君《天历考》已在商务出版，……纲不得已将书收回，而另起草《太平天国“历法考订”补订》一文”[11]。罗尔纲《天历考及天历与阴阳历对照表》自序也说：“在研究太平天国史当中，我和编《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的郭廷以发现《田中表》的错误。我是在把所见天历与阴、阳历对照的记载跟《田中表》对勘的工作中发现了《田中表》的错误。郭廷以是在实地应用《田中表》按日编排日序的时候发现了《田中表》的错误。”
在郭著发表后5年，即1942年冬，著名甲骨文专家、古历专家董作宾发表《天历发微》，[12]，[13] 开始从历理方面研究天历。董文言：“要明白天历的真象如何，非彻底考察天历是如何构成不可，这却是史家所不易为力的。”董文从九个方面探讨了天历内容的构成：(一)岁实，采自1852年(闰年)西历；(二)年名，承用干支纪年古法；(三)月名，借用“太阳月”之名；(四)月建，承用干支纪月古法；(五)日名，承用干支纪日古法；(六)日宿，承用自古入历值日的二十八宿；(七)月宿，月下注以宿名，为天历独创，是“为了‘平匀圆满’、配备整齐之故，别无深义”；(八)节气，立春为历之起元，壬子二年立春乃用清时宪书及西历之“定气”，其余则用“恒气”。(九)礼拜，本于清时宪书及西历。董作宾从这九个方面研究天历的构成，从历理上来说，是有一定根据的。以后罗尔纲《天历考及天历与阴阳历对照表》、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天历考》历理方面的内容，基本是沿袭或直接引用自《天历发微》。但由于所见太平天国史料的限制，除了天历的干支纪法、日宿(礼拜之代名)纪法是承续古法的观点可属定论外，董文所论及其他方面诸问题得出的看法，均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天历发微》发表后，董作宾曾寄一份给罗尔纲“提意见”，由此导引出了罗尔纲、董作宾关于“天历研究”的三次通信。（注：罗、董的通信均收入1948年独立出版社出版的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考证集》。）三次通信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岁实问题。罗氏认为，天历岁实之根据，似本于《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一句话；董氏则认为是采自1852年西历(后来董氏也认为《尧典》是天历岁实来源之一)。(二)天历干支、礼拜较阴(夏)、阳历“差一日”始于何年？原因是什么？罗尔纲根据陈徽言《武昌纪事》、劳光泰《鄂城表忠诗》等记载，认为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天历已较阴(夏)、阳历“差一日”；董作宾根据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所记，断言“差一日”始于咸丰三年癸丑二月初十日(按：此日太平军攻入南京)。对“差一日”的原因，罗尔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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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他的“第一次假设”——“有意立异”。董作宾驳议：“尊说‘有意立异’则改用干支纪日，何必只错一日，逆推元年辛开正月元旦庚寅，何不径自甲子日起，以昭示新天新地新日月也，何必只立错一日之小异也。”并提出“无意的纪错或算错”说：“天历之干支礼拜有早于阴(夏)、阳历一日之史实，此种错误一日之解说，当为‘无意的’纪错或算错一日，亦即少算一日。在天历书本上原有此一日，事实上曾因一时疏忽，误算一日，以致少过一日，由此以后，与阴、阳对照则干支与礼拜皆提早一日。”[14] 当然，“有意说”、“无意说”，均是假设，没有确切证据。
1948年，罗尔纲又编写成《天历与阴阳历对照表》，发表在《学原》第2期上，再次发表自己对天历干支、礼拜较阴(夏)、阳历提前一天资料的搜集和研究成果，共举出“差一天”的史料39条；关于“差一天”的原因，罗尔纲接受了董作宾的说法，认为是“无意的错前”，这是罗尔纲在这一问题上的“第二次假定”。关于天历与阴(夏)、阳历对照表排列的上限与下限问题，提出了与郭廷以不同的意见，认为天历既颁行于壬子二年，那么“对照表”就不应从辛开元年排起，而应起于壬子二年。另，天京陷落后，太平军余部仍然作战到太平天国戊辰十八年(1868)七月初一梁王张宗禹在徒骇河失败才停止，那么，天历行使的下限也应定在此日。
三
建国初期，荣孟源先生也开始了对天历的研究。1951年1月16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太平天国历书中的问题》，提出了“天历是沈括历法的实行”的假设，此假说令人耳目一新。文章还分析了天历三个特点：(一)“按节气定月份”、“废去闰法”、“简易方便”；(二)破除了中国传统的封建迷信思想；(三)有利于农业生产。
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了罗尔纲用旧史体裁“纪传体”写成的《太平天国史稿》，其中有《天历志》一章，概括了史学界研究天历的成果。
1954年，罗尔纲又集天历研究成果之大成，编写成《天历考及天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表》，次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在天历研究的历史上，此书最主要的进展在于：第一，第三次提出了天历干支、礼拜较阴(夏)、阳历提前一日原因的假设。认为，太平天国的礼拜日乃是遵守《旧约》十诫的一周的第七日为安息日的制度，与基督教以一周的第一日为安息日的礼拜日不同，由于这个缘故，天历必须把日宿和干支提早一天，其礼拜日也随之早一天；第二，搜集、考释了57条天历干支、礼拜较阴(夏)、阳历提前一日的史料证据。但此书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历理沿袭董作宾的研究成果，如肯定天历的历元为壬子二年真立春日，但同时又认为太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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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为了坚持《旧约》一周的第七日为安息日的制度，于天历颁行伊始(壬子二年正月初一日)就将天历干支、礼拜有意识提前了一天，殊不知董作宾所得出的天历历元为壬子二年真立春日的结论是建筑在天历“壬子二年干支、礼拜与阴、阳历一致”的观点基础之上的。因此，罗书前后说法自相矛盾。
罗尔纲关于天历干支礼拜较阴(夏)、阳历提前一天原因的“第三次假定”，也未能令人信服。赵宋庆先生《辨安息日并非日曜》一文指出：“日曜日休息，是否为了礼拜，礼拜是否为了过安息日，这些宗教上的仪注，都不清楚，中间夹着教派上的争执，也不易弄清楚。但无论哪一派在哪一天休息，日曜日都不叫安息日，还是把星期六叫安息日，所以把‘以礼拜六为礼拜日’这句话了解成‘以一周的第七日为安息日’实在是成问题的。”并提出“提前一日”之原因，当是根据当时某一种历表推算、“或者是因根据当时某历本、历表上原来的阴、阳历的错误的对照而来”。[15]
“文革”时期，研究天历的文章虽有数篇，但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这些文章只是片面强调和论证天历的革命性以及所谓天历对儒家传统、封建迷信的批判，几乎没有学术价值。
1980年，姜涛在赵宋庆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罗尔纲的“第三次假定”提出反驳意见。他认为，“一周的第七日并非均指星期六(土曜日)”；“太平天国从未宣布‘遵守犹太人的安息日’，亦即在土曜日(星期六)安息、礼拜”；“天历的颁制者如欲将礼拜提前一天，并不‘必须’将干支、日宿也提前一天”。[16]
简又文对天历也曾作过研究。其著《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中列《天历考》一篇，其中融汇了史学界研究天历的成果。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前辈学者研究天历有两大贡献——首先是，基本论证了天历的干支、礼拜较阴(夏)、阳历提前一天，排出了正确的天历与阴(夏)、阳历日对照表；其次，探明了天历历理的某些内容，如证明了天历干支纪法、值日日宿承自古法(亦即承自清时宪书)等。他们的研究成果，是今天我们研究天历的基础和出发点。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也写出了《太平天国历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对天历作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和评价。内容涉及天历的创制与颁行、天历历理、天历六节等问题。1996年，笔者对《萌芽月令》作了研究，首次评析了太平天国《萌芽月令》的制作原因、科学性和局限性。[17]
如果从麦都思(Medhurst Rev.W.H)排列第一张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天历与阳历月始对照表算起，对天历的研究已有一个半世纪了。其间，经过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天历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也弄清了不少问题。但天历的研究并没有完结，有关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天象观，天历的历理源流，天历的实施与民间传统、社会习俗的关系，天历与民国以后阳历的实施之比较研究等等，都有待我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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