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政府-论民初陕西会党与革命党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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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民初陕西会党与革命党的冲突

关于民初会党问题,已有不少学者作过论述,但对民初陕西会党问题的论述则显得有些单薄。在辛亥革命中,陕西是少数几个依靠会党力量实现光复的省份之一。光复后,会党问题在陕西显得很突出,主要表现为会党与革命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那么,陕西会党与革命党为什么会在民初发生冲突呢?这些冲突有哪些特性呢?这些冲突是否具有正功能呢?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以补充前贤们对民初陕西会党问题的有关论述,并进而能对当时整个会党问题有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一　冲突的过程
民初陕西会党问题的主要症结是会党(主要是哥老会)与革命党政治利益冲突,它围绕着由谁执掌军政府的大权这一事关革命前途的根本问题而进行。这一冲突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陕西光复至袁世凯反正前)陕西会党向革命党夺权、夺利。正如史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陕西光复主要依靠哥老会势力。[1](ｐ314)但光复后,领导军政府的却是革命党人,一些哥老会首领对革命党人大权独揽表示不满。陕西哥老会主要首领之一的万炳南首先出面争夺军政府大统领之职,另一位主要的哥老会首领张云山也树起了“洪汉”旗帜,向革命党人争地位、争权力。在万、张的影响下,会党首领陈殿卿、岳翰林公开提出要“见官大一级”,还有的会党首领军权在握,却不服从军政府命令。[2]此外,为了争权,哥老会还在陕西各地遍设码头,与军政府设立的各级行政机关分庭抗礼。到后来,陕西除了大统领外,所有要职都为哥老会所占,军队发布的命令,必须盖上会党的印戳方才有效,就连同盟会重要领导人出入陕西也非要会党首领的护照不可,光复后的陕西“不意闹成会党世界”。[3]在这一阶段,由于会党势力在陕西拥有绝对优势,革命党还须依靠会党力量来保卫与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在会党挑起与革命党的冲突后,作为受冲者的革命党人几乎无力反抗,会党比较容易地就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因此,这一阶段会党与革命党的冲突的激烈程度较低,双方的联盟关系还未完全破裂。
第二阶段(从袁世凯反正至1912年底)革命党向会党夺权、夺利。如前所述,面对会党咄咄逼人的夺权行为,陕西革命党被迫作出让步,陕西局势完全为哥老会控制。在隐忍等待了一段时间后,革命党人开始反击。他们采取了排斥、分化与镇压相结合的策略。早在冲突发生后不久,陕西革命党的重要领导人钱定三就决定摒弃哥老会,“另招队伍”。[3]尔后,在同盟会员张奚若去上海时,井勿幕写了两封亲笔信让他“见到黄克强与黎元洪时,请他们派一支革命军来陕西驱除哥老会势力”[4](ｐ305)。此后不久,袁世凯反正,清朝灭亡,全国形势对革命党极为有利,陕西革命党人乘此大好时机积极主动地展开了向会党夺权的斗争。1912年3月下旬,张凤根据袁世凯的命令,对陕西军队进行整编。他有意把时任军政府副大统领的万炳南任命为第一旅旅长,而把张云山与张舫二人任命为师长,故意造成万炳南与张云山在权力、地位等方面的不平等,由此引发了万炳南与张云山之间的矛盾,从而使陕西会党出现了重大分裂。与此同时,革命党还争取到了陕西哥老会中资格最老的首领朱福胜的支持,并让朱于1912年3月发布命令,宣布“取消码头,停止开山堂收哥弟”,[5](ｐ150)进一步削弱了哥老会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在军队整编中,哥老会的兵权十之八九被编掉,使张凤可以对不服从命令的哥老会实行武力镇压。1912年4月,张凤借万炳南率随从赴西安领取军火之机,亲手枪杀了万炳南,并“密令各部队密查逮捕受万炳南煽动企图暴乱的洪门帮会分子,每日杀十余人,先后杀了数百人”,“万炳南住在省西岐山、凤翔各县的部属大部分就范改编”,其余的被消灭。[6](ｐ428)另两个重要的会党首领邹子良、马开臣亦先后被张凤所杀。随后,各县纷纷镇压会党,如安康的高庆云、商县的姚兴、雒南的杨光杰、榆林的杨厚基等会党首领都先后被杀。[7]张云山等一批已身居高位的会党首领为保存既得利益,不愿反抗,还有的会党首领已离开军界,无力反抗。[7]陕西会党势力不到1913年就全被瓦解了。在这一阶段,革命党变成了冲突的发起者,会党变成了受冲者。从力量对比上看,革命党在这一阶段虽处于劣势,但由于革命大环境对革命党极为有利,革命党依靠正确的斗争策略,使自己的力量由弱变强,会党则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分化,力量大大削弱。如此,冲突双方的力量基本相当,冲突的激烈程度也因此较前一阶段强了许多。在这一阶段的冲突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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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本身固有的落后性与革命党人决策的正确性,成为决定冲突结果的两个主要因素。
二　冲突的原因
关于民初会党与革命党冲突的原因,蔡少卿等诸多学者已有详论。他们基本上是从两个组织之间关系演变的角度展开论述,认为革命后革命党不再需要会党这个盟友了,从而导致会党与革命党的分裂。虽言之有理,却不尽完善,尤其是对民初陕西会党与革命党冲突的原因的解释,有泛论之嫌。本文试图从团体结构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补充论述民初陕西会党与革命党冲突的原因。
1、陕西革命党与会党组成的革命联盟的高度异质化,是陕西会党与革命党冲突的根本原因。陕西革命党虽然为了反清革命而与会党建立了革命联盟,但联盟双方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社会力量与社会文化,在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双方差异主要体现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革命党人大都是受过现代教育、具有西方政治意识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讲究平等、博爱;而“会党大都是亡命之徒,只有‘义气’二字,可与之生,可与之死。他们欢喜赌博,敢于劫掠”[8](ｐ118)。革命党强调民主政治,反对专制独裁:“会党是家长式的领导,洪门习性,尊敬大哥,惟命是从。”[8](ｐ118)革命党在陕西光复后希望按照西方的政治学说,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和政权机构;会党中的大多数人则“不知民主共和为何事”[3],在陕西各地遍设码头,妨碍各级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此外,革命党与会党在成员来源、职业、经历等诸多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在会党与革命党的共同敌人———满清政权消亡后,二者之间的种种差异便日渐凸现出来。一般而言,团体愈具有异质性,它经历的冲突便愈多。身为革命领导的陕西革命党人虽然意识到了与会党的差异,但并没有对会党采取教育、引导的态度,而是通过排斥分化与镇压的手段,最终让这些差异酝酿成为冲突的直接动因。实际上,基于陕西革命党的阶级局限性与政治视野的狭隘性,它不可能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之际实现对会党的改造,从而完成从异质的革命联盟到同质的革命联盟的转化,因而它与会党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2、权力分配不均是民初陕西会党与革命党冲突的直接原因。会党与革命党是革命联盟内部两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在革命后就有一个如何在这两个不同利益群体间分配利益的问题。陕西光复后双方首先关注的是权力资源的分配问题,因为在当时中国社会有权力就意味着有财富、地位、声望等其他社会资源。陕西军政府成立后,权力成为稀缺资源,在对权力资源进行分配时,革命党人为地造成了权力分配在革命党与会党之间的绝对差异,所拟定的军政府成员名单中竟没有列入会党首领,激起会党极大不满。会党成员大多数来自社会下层,具有浓厚的“打江山坐江山”的传统意识,认为光复陕西“纯系会党之功……误以为会党出头之时,气焰甚张”[3],希望借助革命来改变自身的不利境遇。但随着陕西军政府的成立,他们发现自己并没有得到革命前希望通过革命能得到的许多利益。“当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望与能够实现这些期望的现实有一定距离时,他们才具有进行斗争的充分意识。”[9](ｐ331)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使陕西会党试图通过各种斗争方式来夺回他们认为本应属于他们的那部分权益的希望落空,会党与革命党的冲突最终显性化。而随后革命党展开的反夺权行动,使冲突更趋激烈。革命党人为造成的权力差别性分配,成为陕西会党与革命党冲突的直接原因。
3.从社会结构看,民初陕西所发生的社会解组是会党与革命党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陕西光复是陕西社会发生急剧变迁的过程,它借助暴力手段摧毁了旧的上层建筑,但没有改变与旧的上层建筑相适应的旧的经济基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相应的经济制度。于是,陕西社会系统原有的动态平衡被打破,传统社会的权威、约束和控制大大削弱,从而导致社会解组。就民初陕西社会而言,社会解组主要表现为社会失范,即陕西光复后在陕西社会生活中短时期内没有一个现存的社会规则和规范来指导人们应如何行动,使得陕西社会大乱,各种越轨行为大量出现,尤以省府西安为甚,“新军进城……不暇他顾,巡逻队遂乘闲掠夺。后新军官弁,艳羡之而效尤。城内无业游民,及回坊之黠者,亦缘之为奸,初二三四三日,城内迄未安静……南关土匪焚毁教堂,并伤教士数人,居民亦颇受损失”[3]。众多的会党成员也参与了这些越轨行为,如石泉哥老会首王某“以号召洪汉为名……抄家破寨,强奸勒派之事,层见迭出,不可言状”[5](ｐ151)。还有一些地方的哥老会“鱼肉良孺,苛派钱粮,乡民畏惧直似满洲入关时驻防”[3],从而引起革命党对会党的强烈不满,一些革命党人“对此尤愤激异常”[3],为革命党与会党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三　冲突的特性
关于民初会党与革命党冲突的特性,甚少有文章提及,更遑论对区域性的陕西会党与革命党冲突的特性的论述了。笔者认为,要深入正确地认识会党与革命的冲突,必须弄清楚这一冲突的特性。从民初的陕西会党与革命党的实际情况看,其冲突主要有如下两个特性。
1.双方的冲突是不冲击核心价值的对抗。陕西革命党联合会党发动革命起义,双方的联合基础或者说双方共同坚持的核心价值是推翻满清,建立民主共和政权。或许陕西会党对此认识不清,但事实上它们一直在坚持这一核心价值的前提下保持着与革命党的合作,即使在陕西光复后,尽管会党与革命党在权力分配、政权运作等众多问题上存在冲突,但它始终是拥护民主共和政权的,具体表现在:第一,新生的陕西军政府成立后,会党热情帮助军政府维持地方治安,稳定社会秩序。西安起义刚胜利,哥老会首领就开始带队出巡,维护治安,如张云山在盐店街、粉巷口当场杀死了一些坏人,并亲自下令处死了罪大恶极的哥老会败类陈坤山、乔世荣等人。[2]榆林会党首领在起义后发布安民告示,明确表示将严惩乘机作乱的不法之徒。[5](ｐ182)万炳南进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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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后立即把扰乱治安的哥老会张三保等人斩首示众。[2]蓝田会党首领余成龙主持县政后,立即派人在街道维持治安,禁止部下乱拿民众东西。[2]陕西治安经过会党一番整治,“情况逐渐好转,商店也陆续开门了”[5](ｐ139)。第二,响应革命党“和衷维持大局”的建议,积极反击清军的进犯,保卫新政权。陕西军政府成立后,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内忧,就是会党与革命党冲突渐起;外患,就是清政府尚未灭亡,清军随时可能从东西两个方面进攻陕西。因此,军政府的生存基础还很薄弱。为了一致对敌,巩固新政权,革命党向会党提出了“和衷维持大局”的建议。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会党的响应。当时陕西最具号召力的会党首领张云山与马玉贵对这一建议“均慷慨应允,马且有渠不为名不为利之语”[3]。张云山并在1911年11月18日以“秦陇复汉军调遣步马炮工辎各标营队总都督”的名义发表白话檄文,强调自己“是洪字号多年,又入了革命党的”,告诫哥老会员务必要遵守秩序,如若犯法,“休怪我无情,定把你们合旗人是一样处法”[10](ｐ85—88)。另一位重要的会党首领陈殿卿,起初也和革命党争权,经革命党人劝说后,表示“一切不较,拼命干将去”,一心扶持张凤[3]。不久,清军出动数万人马进犯陕西,尽管敌强我弱,但会党还是积极、勇敢地投入了反击清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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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长达五个多月的激战中,以会党为主力的西部战场击退了清军的多次进犯,许多会党首领表现得英勇顽强,如会党首领万紫山率部殊死作战,直至全军覆没;会党猛将王镇海中弹被捕后宁死不屈,惨遭杀害;会党首领彭四海冲锋在前,被誉为“猛司令”[2]。在东部战场亦有大批会党积极参战。陕西会党为保卫新政权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表现出了大敌当前,一致对外的可贵精神。第三,支持与配合军政府取消会党码头。如前所述,陕西光复后会党在全省各地遍设码头。虽然此举的目的是为了向革命党争权,而不是为了推翻新政权,但此举一开始就遭到了部分会党首领的反对。刘俊生、马青山、马瑞堂诸会党首领“尚知大义”,主张取消码头,停发票布,以利新政权的运作[3]。而当初坚持要遍设码头的张云山,在革命党人痛陈设置码头的危害后,“云山亦感动,遂代拟限制码头章程”,到后来,“云山赴乾,过各州县,闻码头甚扰民,心亦厌之。及裁撤码头之议闻于乾州,云山亦甚赞成,遂由六都督(均为会党首领)会衔取消”[3]。码头是会党生存与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取消码头也就意味着会党势力的萎缩甚至消亡,但为了新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为了“教生意人庄稼人都照常好好儿做,安安然然,大家同享太平”[10],陕西会党毅然取消了码头。可以说,没有会党特别是会党首领的支持与配合,陕西革命党及其领导的新政权是根本没有力量取消会党在全省设置的码头的。由此可见,陕西会党对新政权的支持并没有因与革命党的争权而丧失,其对新政权的支持也因此更毋庸置疑了。第四,中华民国成立后,会党对军队整编予以配合与支持,交出了军权。陕西光复后,军政府下属的武装力量有两支:革命党队伍与哥老会队伍,其中后者占据绝对优势。当张凤按照袁世凯领导下的中央政府的指令对哥老会队伍进行整编时,整编虽然会使哥老会丧失军权,从而丧失它与革命党争权的最重要的依靠,但哥老会还是接受了整编。这一举动应该说是陕西会党对新生的民主共和政权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他们支持新政权的有力证据,因为按照会党在当时陕西军队中所占据的绝对优势,它完全可以拥兵自重,拒绝整编,而凭袁世凯和张凤当时的实力,对付陕西会党队伍还是无能为力的。
正是因为陕西会党始终拥护民主共和政权,所以它与革命党的冲突不会导致新政权的崩溃、旧王朝的复辟,也就是说,冲突不会冲击核心价值。
2.双方的冲突是革命联盟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而不是革命的变革。陕西会党的成分与职业是相当复杂的,它并非主要由游民组成,而是既有士兵、破产农民,也有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他们参加会党,主要是为了互帮互助,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宗旨,我们无法把陕西会党归属于哪一个阶级,因此,它与代表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之间的冲突,既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也不是农民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更不是被压迫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反抗,而是革命联盟内部两个不同利益群体的对抗。这种对抗,不会引起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
四　冲突的功能
关于民初会党与革命党冲突的功能,很多学者认为其反功能要大于正功能。这种观点显然是过于强调了社会系统的静态的均衡,因而片面认为冲突只具有破坏性与分裂性的反功能。其实不然。就民初陕西会党与革命党的冲突而言,除了众多学者所论述的反功能外,还具有正功能。由于很多学者已对反功能做了详细论述,本文在此只对正功能做一分析。
1.冲突促进了革命党内部的整合,增强了革命党的力量。陕西光复后,革命党内部围绕着对袁世凯的态度之争发生了分裂,出现了以张凤岁为首的右派和以井勿幕为首的左派,两派之间时有摩擦。但是,在革命党与会党的冲突发生后,两派很快放弃了政争,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会党。这是因为在冲突发生后,“群体对内部的纠纷与分裂的容忍可能会减少,而对于遵从与一致的强调可能增加。”[11](ｐ325)而且,“群体的内部团结与整合程度随着对外群体的敌视和冲突程度的增加而增强。”[11](ｐ325)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革命党与会党冲突的发展,革命党逐渐在冲突中占据了主动,并最终战胜了对方。很显然,这是革命党内部团结与整合程度增强的结果。如果革命党内部继续分裂下去,张凤等右派因此而得不到左派革命党人的帮助,革命党仅凭右派势力的力量是不可能在与会党的冲突中取得最后胜利的。与会党冲突的胜利,标志着陕西革命党已较好完成了内部整合, 并由此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革命党是社会进步力量的代表,它的力量的增强实际上意味着社会进步力量的增强,这对传播民主共和思想与先进文化,改造落后僵化的陕西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并有可能引导陕西向民主、进步的方向发展。
2.冲突导致了陕西会党内部的剧烈分化,加速了会党这一社会消极势力在陕西的消亡。应该说,在与革命党冲突发生之际,陕西会党内部基本上能团结起来,共同对付革命党,这也是会党在冲突初始阶段能居于优势的主要原因。但随着冲突的发展,会党内部却逐渐出现了分裂现象,致使自己在冲突中最终败北。陕西会党何以不像革命党一样随着冲突的激化而团结得更紧,反而出现了剧烈分化呢?原因在于:第一,陕西会党是由多个独立“山堂”组成的松散团体,如张云山、万炳南等会党首领都有各自的山堂和哥弟,在与革命党的冲突中,每个山堂首先考虑的是本山堂的利益,而不是整个会党的利益,尤其是在“六都督发表以后,哥老会方面便形成了四个势力,万炳南、张云山、马玉贵、刘世杰各树一帜,不相为谋”,“如张云山是兵马都督……实际上,他只能调遣与他有关的军队,其他军队就不能调遣。”[10](ｐ85—88)这样,就容易被革命党分化离间,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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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会党内部的专制统治不允许内部的矛盾冲突表达出来,使这些矛盾长期被积压,一旦外部条件允许,这些矛盾就会大量释放,导致会党内部分裂。邓占云率部离开张云山与此不无关系。第三,会党成分复杂,利益取向各异,一遇冲突,往往会因满足不了某些人的需求或对某些人的利益造成威胁而出现分裂。万炳南与张云山的分裂就是一个典型。由于陕西会党本身就是原始落后的组织,它在革命时期或许可以通过引导、改造而成为革命的力量,但在和平建设时期,虽然它支持与拥护新政权,但它在组织上的分散主义与行动上的破坏性,却在与革命党的冲突中暴露无遗[12],显示出它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存在确实是消极意义要大于积极意义。就此而言,陕西会党的分裂及由此而造成的会党势力在陕西的削弱与消亡,对陕西社会的良性运行是有利的。也就是说,陕西会党的分裂与消亡,对民初陕西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说是有正功能效果的。
3.冲突激发了陕西社会新规范和制度的建立。在与会党的冲突中,陕西革命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政府为解决冲突而建立了一系列新的规范与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军队整编和取缔会党的政策。这些新规范和制度的建立,既结束了陕西社会的失范状态,又使与已经变化了的社会条件相对应的社会关系的调整成为可能,如革命党与军队的关系就因此得到了根本改善,消除了革命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政府指挥不动军队的现象,使军队真正置于军政府的领导之下,实现了军令统一。而会党码头的消亡,使军政府基层政权的运行得以顺畅,做到了政令统一,并建立起了革命党和民众相沟通的正常渠道,极大地加强了革命党与民众的联系。诸多社会关系的调整,为民初陕西社会的迅速稳定打下了坚固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从而推动了陕西社会运行向良性方面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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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 中华文史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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