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图-两汉谶纬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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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两汉谶纬论略

黄朴民
言灾异、重谶纬是两汉学术界的普遍现象，是当时无所不在、历时弥久的重要传统。其中尤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在这方面表现最为显著。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指出：“《公羊》喜谶”，“言谶文者多宗之”，说的就是这层意思。大致而言，谶纬是汉代学界所普遍热衷的话题，对两汉思想文化的演变曾产生过深刻而全面的影响，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也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一、谶纬的由来及其实质
所谓“谶”，就是“图谶”，即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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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向人们昭示冥冥之中的吉凶祸福、治乱兴衰。它通常用荒诞不经的文字或图像编造，为实现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燕人卢生曾经“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 “亡秦者胡”就是谶语，载有这种谶语的书就是谶书，或称图谶。
最早的谶起源于先秦时期，但较为零散，不成系统，甚至连普通的占验之书也可被称作谶书。但是当既有神秘预言又有大量占验内容的《河图》、《洛书》在汉代广泛流行之后，“图谶”大多就专门用来指《河图》、《洛书》这一类图书。所以，我们这里讨论的谶书，是特指一种神学迷信的占验书：“谶，河洛书也”[1]；“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书曰谶。”[2]
所谓“纬”，就是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以解经为比附的纬书。清代苏舆《释名疏证补》指出：“纬之为书，比傅于经，辗转牵合，以成其宜，今所传《易纬》、《诗纬》诸书，可得其大概，故云反覆围绕以成经也。”刘熙《释名•释典艺》亦云：“纬，围也，反复围绕，以成经也。”从“纬”的命名即可以看出它与经之间的关系。可见“纬”之实质乃是神学迷信、阴阳灾异之说与儒家经义的结合。与“谶”相比较，“纬”较为晚出，通常认为它最早见于《汉书•李寻传》，李寻上王根书中提到：“太微四门，广开大道，五经六纬，尊术显士。”
学术界一般观点认为，与汉代思想界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泛滥的结果相同步，从西汉中晚期起，社会上开始流行谶纬之风，并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众多经生儒士对此十分敏感，很快认同了谶纬之学，并充分加以汲取，以补充丰富自己的思想体系，所以他们往往以“博通五经，尤善谶纬”[3]而受到统治者的赏识与重用。
关于谶纬是否一体，历代学者多有分歧，有人认为两者并非一类。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称：“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渐杂以数术之言，即不知作者为谁，因附合以神其说，迨弥传弥久，又益以妖佞之词，遂与谶合而为之。”[4]但是也有人指出谶纬之间没有区别。清代王鸣盛《蛾术编》卷二“谶纬”条有云：“纬者，经之纬也，亦称谶。”顾颉刚先生在其《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谶纬的造作》中亦指出：“谶是预言，纬是对经而立的……这两种在名称上好象不同，其实内容并没有什么大分别。实在说来，不过谶是先起之名，纬是后起的罢了。”我们认为，后一种说法比较合理，对此，钟肇鹏先生在其《谶纬论略•谶纬的起源和形式》中曾有过详尽的考证，其要略云：汉代的谶纬是儒学宗教神学化的产物。在汉人的著作中所谓“经谶”、“图谶”实际上都包括了纬书，而“谶”与“纬”也往往互称，并无什么区别。王铁先生的考据结论与钟氏意见相近，也认为纬书实际上就是“经谶”，其独立成名是在东汉后期，在此之前，《河图》、《洛书》等谶书与经谶合起来称为“图谶”，分开来则称“《河》、《洛》”与“经谶”[5]。所以，我们在考究“谶纬”之时，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换言之，以纬指汉代的“经谶”，以谶指纬书以外的《河图》、《洛书》等其它谶书，当是比较准确妥切的“谶纬”概念。
二、汉代谶纬流传的一般情况
一般的观点，是认为谶纬成型并于西汉中后期开始流行。《后汉书•张衡列传》载张衡论谶，说谶书的“图中迄于成帝”，而图谶合一广为传播则是在“哀、平之际”：“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谶纬的成型与流传肯定要早于西汉哀、平时期，许多人把它上溯到汉武帝时，认为董仲舒与稍后的刘向是后来谶纬之学兴起的最早实际推动者。近人刘师培指出：
周秦以来，图箓遗文渐与儒道两家相杂。入道家者为符箓，入儒家者为谶纬。董（仲舒）、刘（向）大儒，竞言灾异，实为谶纬之滥觞。[6]
当然，谶纬在汉代的实际流传状况要远较刘师培所说的为复杂。就谶而言，它是直接承继春秋战国时期和秦代的谶语而发展而来的，《左传》中就多有谶语的记载，如陈氏代齐。“季氏亡而鲁不昌”等等。如前所述，汉代谶书中影响最大而产生最早的，自是《河图》与《洛书》。《汉书•王莽传》云：“长平馆西岸崩，壅泾水不流，毁而北行……群臣上寿，以为《河图》所谓‘以土填水，匈奴灭亡之祥也’。”这是文献征引《河图》之文的肇始。很显然，《河图》、《洛书》的成书要略早于哀、平时期，较大的可能性是在元、成帝前后。
《河图》、《洛书》的基本内容，已散佚湮没，但是据《开元占经》、《初学记》、《山海经》郭璞注引等载录的零星材料看，它所反映的一是天文占验，二是地利情况，三是受命帝王的祥瑞、符命之类的神话。它们充彻着荒诞与迷信，但在当时却为包括君主、经师在内的整个社会所信奉和推崇。
《河图》、《洛书》面世后，很自然又有依附于它们的各篇谶书产生。《隋书•经籍志一》对这类文化现象曾有追述：
（孔子）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
这类东西，亦已基本失佚，目前见于古代徵引，以《河图》名篇的，有《河图叶光纪》、《河图赤伏符》、《河图皇参特》等；以《洛书》名篇的，则有《洛书摘亡辟》、《洛书兵钤势》、《洛书说征示》等等。
从汉代纬书多有引述《河图》、《洛书》类谶书的情况看，纬书也即“经谶”的定型与流传的时间，一般又要稍晚于《河》、《洛》。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天文占验和符命说。其中符命说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历代圣人（伏羲、神农、黄帝、孔子、刘邦等），都有禀受天命的种种祥瑞。如《礼含文嘉》说：“伏羲德洽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龟书。”这当是当时儒生为奉承统治者或抬高儒家经典之地位所作的努力。二是进行灾厄的推算或论证历代帝王受命终始之期。这项内容在《易纬》诸篇中尤为显著[7]。
关于纬书的篇目，一般都据《后汉书•张衡列传》与《后汉书•方术•樊英传》有关记载而认定为三十六篇，即所谓“河洛七纬”。《后汉书•方术•樊英传》李贤注云：
七纬者：《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书纬》、《璇玑钤》、《考灵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记历枢》、《含神务》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也；《乐纬》，《动声仪》、《稽耀嘉》、《汁图征》也；《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佐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也。
以上《易纬》六种，《书纬》五种，《诗纬》三种，《礼纬》三种，《乐纬》三种，《孝经纬》三种，《春秋纬》十三种，共计三十五种。较《隋书•经籍志》所说的《七经纬》三十六篇，尚少一种。清人汪师韩说：“《春秋》之纬十四。”认为《后汉书》李贤注缺列《春秋命历序》一种，若将其加上，恰好符合三十六篇之数[8]。这三十六篇加上《河图》、《洛书》四十五篇（含《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以及托名孔子等人演绎的三十篇），则共为八十一篇。“《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谓八十一篇也’”[9]。这就是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所确定下来的谶纬总篇目，也是谶纬之学在汉代流传状况的基本体现。
三、谶纬对两汉社会生活的影响
谶纬之学系统成型于西汉中后期，全面盛行于整个东汉时期，对社会生活与思想学术建树均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在当时，谶纬被尊为“秘经”，“孔丘秘经，为汉赤制”[10]，号为“内学”[11]，具有神学正宗的权威性，在统治者的积极提倡下，众多儒生争相趋从，侈谈纬候，妄言图谶，所谓“学孔子《七经》、《河图》、《洛书》，内外艺术，靡不贯综”[12]，成了当时儒士尤其是今文经学家的共同风尚和特色。谶纬之学如日中天，盛极一时：
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訞[13]。
光武尤信谶言，士之赴趋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故王梁、孙威，名应图箓，越登槐鼎之任。郑兴、贾逵，以附同称显；桓谭、尹敏，以乖忤沦败。自是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14]。
对谶纬的态度和掌握谶纬之学的水平高下，至此已完全成了考察其是否忠诚朝廷、拥护国策的政治标准，成了衡量其思维能力、学术水平的主要尺度，成了决定其在仕途上是加官进爵抑或遭贬废置的重要因素。谶纬之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的确巨大，令人窒息。它拥有绝对优势的力量，规范着当时几乎所有的儒生的行为方式。即便是马融、蔡邕、郑玄、何休等经学巨擘亦在所不免。《后汉书•蔡邕传》载：“（邕）好数术、天文”；《后汉书•郑玄传》载：“（玄）以谶合之，知命当终”；在何休那里，谶纬也是其知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后汉书集解•何休传》注引《拾遗记》云：“阴阳算术，河洛谶纬，及远年古谚，历代图籍，（休）莫不成诵。”所有这些，皆是谶纬之风吹遍社会各个角落的具体证明。
在两汉时期，谶纬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概括起来，最有典型意义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被一些人用来制造夺取政权或巩固统治的舆论，以论证君权神授天赋的天然合理性；二是学术上被儒生经师所大量征引于自己的著述，以进一步抬高儒家经典的地位，给当时的统治思想添加神秘和神圣的光环。
谶位与两汉社会政治密切相关，这是不争的事实。据《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执政时，曾经征召通“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等“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这些人中方术之士为数不少，他们大量制造图谶，“记说廷中”，将原先零星的谶语纬候，汇成篇籍。王莽这么做的目的，自然是为自己受命代汉制造舆论，营造君命神授的政治文化氛围。
谶纬之学在东汉光武帝刘秀兴起并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更是众所周知的史实。新莽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刘秀际会风云，起兵角逐天下，为了证明自己夺天下之举是出于顺从天意，他与臣下遂假借《河图赤符伏》的谶语为自己登基称帝制造舆论。《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等等，即是明证。由于刘秀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图谶的佐助[15]，因此他对谶纬情有独钟，即位之后，即命人校定图谶，利用谶纬来决定一些纷争和犹豫不决的事情[16]。并于中元元年（56）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17]。
当时以谶纬制造君命神授神话的，不仅仅是刘秀一人，一些素有野心的割据者同样也在这么做。这中间比较典型的就有割据今四川一带，自称皇帝的公孙述，他曾自造谶语，杂引谶记来同刘秀斗争，自认是继汉而起的全国统治者。《后汉书•公孙述传》：
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已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刘）也。
刘秀对公孙述的图谶比附之说深感不安，“光武患之”，于是也据图谶加以反驳。《后汉书•公孙述传》记载，刘秀“与述书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途高，君岂高之身耶？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这显然是一场刘秀与公孙述互相利用谶纬力图证明自己为受命主国柄者的神学斗争，从中反映出谶纬与两汉时期的政治斗争大有纠葛，经常被人们所利用，作为角逐权利，谋夺天下的重要武器。
光武帝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把图谶作为定本正式公开，这一方面是用政治和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谶纬的尊严，进一步提高谶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他人再造其他的谶纬，以至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此后，凡再发现造作谶纬的，就要以“大逆不道”之罪论处，严惩不贷。明帝时，楚王刘英坐“大逆不道”被迫自杀，并牵连到一千多人，其主要罪名就是交通方士，造作图谶[18]。由此可见，自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后，图谶的君命神授功能已被完全收归到朝廷手中，成为禁脔。当然，当皇权衰微，天下大乱之际，仍是有人以此作为篡位自立的工具。如袁术觊觎帝位，依据就是谶书，《后汉书•袁术传》云：“少见谶书，言‘代汉者当涂高’，自云名字应之。又以袁氏出陈，为舜后，以黄代赤，德运之次，遂有僭逆之谋。”这表明，以图谶从事政治活动，图谋最高统治权利的做法，是与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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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纬对汉代思想界的影响同样是十分广泛的，这在经学领域有集中的反映。汉章帝时贾逵上书称道《左传》与图谶相合，于是《左传》、《古文尚书》、《毛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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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得到朝廷的承认，古文经学缘此而有大的发展，就是一例。再从《白虎通义》考察，可知当时的经学问题讨论与定夺，通常是以谶纬为是非判断的标准。《白虎通义》的成书年代，正值社会上谶纬泛滥。所以它里面包含了大量的谶纬内容。侯外庐等先生指出：“如果把《白虎通义》的文句和散引于各书中的谶纬文句对照，各篇都是一样的，百分之九十的内容出于谶纬”[19]。这个估计虽然不完全合乎事实，比例过高[20]，但其书“征引六经传记而外涉及纬谶”的倾向仍是十分显著的，“傅以谶记，援纬证经”，“悉隐括纬候，兼综图书，附世主之好”[21]的确是《白虎通义》的最大特色。这不但表现为它大量采纳引用了诸如《援神契》、《钩命决》、《含文嘉》、《元命包》、《稽耀嘉》、《感精符》、《乾凿度》、《动声仪》等谶纬内容，而且在引征经典时，凡是有经有纬的，通常是先引谶纬，后再引经书。这种先谶后经的次序，说明《白虎通义》的宗教神学体系，直接渊源于谶纬。谶纬对两汉思想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何休在作《春秋公羊传解诂》时大量引用谶纬以注经的做法，当属汉代经师融谶纬于经学的又一个典型例子。何休本人倾心于谶纬之学，在《解诂》一书中不厌其烦的杂采谶纬，无节制地宣扬神怪之说，留下了许许多多荒诞不经的内容。如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休借图谶大加发挥，《春秋公羊传解诂•哀公十四年》载：
《夫子素案图录》：知庶圣刘季当代周……此赤帝将代周，居其位，故麟为薪采者所执。西狩获之者，从东方王于西也。东卯西，金象也。言获者，兵戈文也。言汉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
又如同年条下何休解释“君子曷为《春秋》”，同样引用纬书《春秋演孔图》：
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趁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记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鸟，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度，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
这里何休承袭谶纬之说，将孔子描绘成神怪、巫师，至于端门血书，飞鸟赤书之言，更是不遗余力地宣扬纬书上荒诞不经之谈。以至为后人所诟病：“或疑获麟制作，出自谶纬家言，赤鸟端门，事近荒唐，词亦鄙俚，《公羊传》并无说明，何休不应载入《解诂》”[22]。话虽是这么说，但在当时的大氛围下，何休援纬入经注，乃是很自然的选择。这只能是再一次证明了谶纬对当时学术与思想无孔不入的渗透和制约。
四、对谶纬的反思与批判
谶纬在两汉时期曾风行一时，统治者将它崇奉为施政治国的指导思想，用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方式，“初，光武善谶，及显宗、肃宗因祖述焉”[23]。“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绝大多数儒生更是对谶纬之学趋之若鹜，敬若神明，并在治经过程中引入谶纬，同它来注释发挥儒家经典，致力于使谶纬与经学融为一体。这样上下一致推崇和泛用谶纬的结果，是社会思潮的妖佞神秘化迅速加剧，人们的思维理性为之窒息，学术氛围严重毒化。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热衷于跟风献媚，参与这场谶纬之学大表演的。他们对谶纬持理性的审视态度，并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对谶纬提出怀疑，并进而展开批判。他们人数虽然极少，但是关于谶纬的反思和抨击，却在汉代学术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给神雾弥漫的两汉思想界天空带来了一个亮点。
这种反思，早在谶纬最嚣张之时即已经开始。其代表人物有桓谭、尹敏等人。桓谭是东汉初年的著名思想家，著有《新论》等著作，他对谶纬持否定的态度，认为“谶之《河图》、《洛书》，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后人妄复加增依托，称是孔丘，误之甚矣”[24]；断言道：“无仙道，好奇者为之”[25]。所以当光武帝向他征询“以谶决”灵台是否建于“邑（都城）”内时，桓谭先是表示沉默，继之明确表态：“臣不读谶”，结果大大触怒刘秀，遭到贬黜。
尹敏是受光武帝之命主持校定图谶的主要人物之一。但他本人同样对谶纬之学持保留态度。指出：“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恐疑误后生。”[26]他还趁校勘图谶的机会，与迷信谶纬的光武帝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在谶书中缺脱的地方，增加了“君无口，为汉辅”六字，说明尹氏当辅佐汉廷。刘秀见到这条谶文感到很奇怪，就向尹敏追问其故。尹敏就说：“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27]以游戏放羁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谶纬神圣性的怀疑和否定。
不过，在整个社会弥散着谶纬迷雾的大背景下，能像桓谭、尹敏这样保持清醒头脑的，毕竟是极少数。他们的议论，在当时也不啻为空谷足音，影响甚微。
到了东汉中晚期，谶纬风行的恶果越来越明显，其危害性也开始被更多的人所清醒认识，所以尽管当时图谶纬候之学依旧很有市场，但是对它的批判否定之声也开始逐渐加大强度。这方面著名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实系一员冲锋陷阵的健将。他从图谶自相矛盾之处，尖锐指出其不可相信：“一卷之书，无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28]。同时强调其重大祸害之所在：“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情伪较然，莫之纠禁”[29]。最后旗帜鲜明地主张：“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则朱紫无所眩，典籍无瑕玷矣。”[30]
越到后来，这种反对之声也就越是强烈，即《后汉书•方术列传序》所谓：“通儒硕生，忿其（图谶）奸佞不经，奏议慷慨，。以为宜见藏摈”。限于资料，当时反对图谶纬候的详情在今天已很难全面了解了。但是从东汉末年孙策贻书于袁术，谏阻其僭称之举来考察，当时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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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的怀疑和否定的确已拥有了相当可观的社会基础：
时人多惑图纬之言，妄牵非类之交。苟以悦主为美，不顾成败之计，古今所慎，可不孰虑。[31]
孙策只不过是一介赳赳武夫，现在连他都敢于鄙薄非议图谶（尽管是出于一定的政治动机），这表明粘附在儒学经典身上，控制人们思维和行为的图谶迷信，在经过一部分清醒正直的儒士的抨击之后，的确是开始发生动摇了。
当然，在总体否定谶纬对两汉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的前提下，也应该看到和承认纬书的一些可取之处。如《易纬乾凿度》尝言：“《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寥寥数字，将“易”的本质一语道破，实不乏真知灼见。
纬书中最有价值的，是它保存了不少战国至汉代的天文学资料。这些资料对于后世天文学的发展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如《书纬考灵耀》载：“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复三万里，春秋二分则其中矣。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这就颇具有天体运行的科学因素，属于人类地动说的萌芽。又如《春秋纬元命苞》载：“天如鸡子，天大地小，表里有水。（天）地各承气而立，载水而浮，天如车毂之过水。水者，天地之包，五行之如焉，万物之所由生，元气之津液也。”这就是浑天说，是很有价值的古代天体结构理论的材料。
所以，历史上曾有不少人试图将谶纬区分开来，在否定谶的同时肯定纬书的价值。如任道镕《纬捃叙》称：“纬自纬，谶自谶。谶者纬之流极，言治者不当以谶病纬，读书者不可以谶病纬也。”又如张采田《史微内篇•原纬》言：“纬与图谶相似而实不同，图谶杂后人附益之谈，纬则我孔子微言大义多在焉。”他们的观点虽未必能成立，但不把纬做全盘否定则是可取的态度：“纬书虽出于西京之季，然其说多本先儒，纯驳杂陈，精粗互见。谈经之士，莫或能废……昔人之言曰：纬书起自前汉，去古未远。彼时学者，尚多见古书，凡所著述，必当有本，不可以其不经而忽之。此真探本之论矣”[32]。从这个意义上分析，谶纬之学虽然属中国学术史上的一股逆流，为后人所诟病理有固然，但它的出现并流行乃自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所在，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更何况，透过其神学荒诞的外壳，我们还能发现其一定的可取成份。因此，对两汉时期风靡社会的谶纬之学，理应作实事求是、辩证全面的考察与评价。
参考文献：
[1] 《文选》卷十五，张衡《思玄赋》注引《仓颉篇》。
[2] 《说文解字•言部》。
[3] 《后汉书》卷八十二《方术列传》。
[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易》类六《易纬》案语。
[5] 参见王铁《汉代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14—216页。
[6] 《国学发微》，载《刘师培全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481页。
[7] 参见王铁《汉代学术史》第223—224页。
[8] 参见《韩门缀学》卷一《纬候图谶》条。
[9] 《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李贤注。
[10]《后汉书》卷三十上《苏竟传》。又李贤注：“秘经，幽秘之经，即纬书也。”
[11]《后汉书》卷八十二《方术列传•序》：“习为内学。”李贤注：“内学，谓图谶之书也，其事秘密，故称内。”
[12] 《后汉书》卷二十七《赵典传》李贤注引谢承《书》。
[13] 《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
[14] 《后汉书》卷八十二《方术列传•序》。
[15] 宛地豪强李通因谶记有“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之说，遂鼓动刘秀起兵，成为汉室中兴的首谋。东汉初年窦融割据西河，因考虑到“汉承尧后，历数延长，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也”（《后汉书》本传），遂决定归附刘秀。
[16] 如建武三十二年（56），刘秀据《河图会昌符》“赤刘之九，会命岱宗”，《河图合古篇》“帝刘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等谶文举行封禅大殿；又如中元年间，据《记历枢》、《含神务》的有关谶文，修筑灵台；等等。
[17] 《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18] 参见《后汉书》卷四十二《光武十王列传》。
[19]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29页。
[20] 参见黄朴民《天人合一：董仲舒与汉代儒学思潮》第十章，岳麓书社，1999年。
[21] 庄述祖：《珍艺宦文钞》卷五《白虎通义考•序》。
[22]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22页。
[23] 《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
[24] 《新论•启寤》，《全后汉文》卷十四引《意林》。
[25] 《新论•辨惑》，《全后汉文》卷十五引《博物志》。
[26] 《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尹敏传》。
[27] 《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尹敏传》。
[28] 《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
[29] 《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
[30] 《后汉书》卷五十九《张衡列传》。
[31] 《后汉书》卷七十五《袁术传》。
[32] 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分册）引严杰《经义丛钞》卷二十，见《纬候不始于哀平辨》，三联书店，1958年，第426页。
文章出处：中华文史网《史苑》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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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河图-两汉谶纬论略；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377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