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论上海帮会从暴发到暴亡的两次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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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上海帮会从暴发到暴亡的两次蜕变

内容提要　帮会是旧中国产生于封建时期的以游民为基本骨干的民间秘密社团的统称。其内部或按同业、同乡关系结合，或按政治、信仰倾向聚集，具有强烈的破坏性和落后性，极易被人操纵利用，变成凶残的打手和反动的组织。通过解剖帮会这具尸体，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防患于未然。
从１９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到２０世纪中叶上海解放，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内，伴随着上海艰难的前进步伐，上海的帮会经历了从蛰伏、兴盛到畸形膨胀、逐渐解体的过程。本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上海帮会经过第一次蜕变，由秘密到公开，成为一种恶势力。４０年代第二次蜕变，企图向政团化、政党化发展。这两次蜕变在上海帮会史上有特殊意义。
一
帮会在上海地区的出现和传播由来已久，但直到民国初年，上海的帮会仍属于旧式帮会的性质。
据记载，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年）清政府查获奉贤县民李如岗等邀众饮酒结盟，组成“猛将会”，该会又称“班子”（斑指）党”、“霸王党”。凡入会之人，俱于大指上带有银班子（斑指）一个为记，斑指外镌‘忍耐’二字，内刻本人之姓。奉贤、南汇、上海、松江、嘉定等处，均有人入会。”[1]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它可算是上海地区出现帮会活动的最早记载。
以后一段时间内，有关上海帮会活动的记载时断时续，不绝如缕。曾有过关于“塘桥帮”、“庙帮”、“百龙党”、“罗汉党”活动的片断记录。而“以敦乡谊，以辑同帮”为宗旨的各种以传统宗法制度为依据，以地域观念为核心的行会组织－－会馆，如：“商船会馆”、徽宁会馆、泉漳会馆、潮州会馆、浙宁会馆等陆续落成。道光五年（１８２５年）河漕改为海运，聚居上海的船工、杠夫不下１０万人，[2]这支庞大的队伍在上海开埠后不断沦为流民，成为帮会滋生繁衍的巨大温床。
１８４３年上海开埠之后，帮会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其中突出的有：１８５３年９月爆发的上海小刀会起义；１８７４年和１８９６年发生的两次四明公所血案；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中的光复上海之役。这些斗争中，除了四明公所事件主要是由宁波同乡会出面领导外，其余两次斗争的主要领导或起过重要作用的，是天地会洪门系统的帮会分子。
这一时期上海帮会的各个基本方面仍然是传统的。（一）在同当局的关系方面，上海帮会同封建统治阶级和租界当局尖锐对立，他们受到国内革命风潮的激荡，和下层人民群众声气相通，在重要时刻往往自发地站在人民一边，成为群众运动的领导者或积极参与者。（二）帮会内部组织严密，各派系间壁垒分明。光绪末年，上海的各帮会组织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郑家木桥小瘪三”集团，专门哄抢、敲诈上海华界和公共租界、法租界之间三不管地界的居民和行人。另一类是青帮范高头、应桂馨、陆颂和集团，他们不事生产，专门组织“水老虫”大规模盗窃、走私和售卖鸦片等毒品。第三类是刘福彪等洪门集团，他们大多数人有相对稳定的职业，少数人是游民，较少涉足犯罪活动。如刘系邑庙卖拳的江湖艺人，刘集团“五爷”田鑫山是北火车站地区某裁缝店工人等。这三类帮会互不来往，各自为政。例外的是革命党人徐朗西，他身跨青洪两帮，既是洪门“峪云山”山主，又是青帮“大”字辈，但最初他在帮会中的活动效果并不显著。[3]（三）各帮会集团都染有鱼肉人民、欺凌弱小的恶习。“郑家木桥小瘪三”自不必说，青帮的范高头在本世纪初已是上海滩上著名恶霸，他除了充当“水老虫”首领外，还用巨款收买海关洋人和官府，得充上海城南关巡查头目及江海南关一号巡船头目，随后他购置小火轮，包运洋纱，以利用职权，偷逃关税，遂成巨富。他横行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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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作案累累，直到１９０６年被捕伏法。即使口碑较好的洪门刘福彪部，在辛亥革命光复上海之役中，参加起义军作战时乘乱抢劫财物，后又聚赌宿娼，掳掠搜刮，也被人诟病。
从这一时期帮会的活动情况来看，上海帮会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帮会一样，有着许多共同点，例如，它们都是同统治阶级尖锐对立的秘密社团；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领导和参与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它们赖以维系内部团结的主要是用歃血盟誓等原始巫术方式建立起来的模仿宗法制血缘关系的封建父子、兄弟关系准则；它们的主要骨干大多是无业游民或处于游民边缘的人群，其中大多数同职业的犯罪集团有所区别，但也有不少人已经沦为职业罪犯。因此，从整体上看，上海的帮会仍属于传统的旧式帮会，但是在整体尚未发生质的变化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局部的重要变化，预示着上海帮会第一次蜕变的到来。
二
从民初到本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上海的帮会发生了第一次蜕变，上海帮会从旧式帮会的窠臼中，从秘密状态的束缚下脱颖而出，暴发为３０年代的上海乃至全国的一支庞大的恶势力。
辛亥革命后，最早采用新的方式扩展帮会势力的是青帮头子、青帮江淮泗帮“大”字辈应桂馨。应桂馨在中国近代史上以刺杀宋教仁的凶手之一而闻名，在帮会内部，以善于钻营、心狠手辣、反复无常而闻名。应早年是著名流氓范高头的同伙，范死后受陈其美拉扰，投入陈其美麾下，受到陈的提拔重用，成为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不久升任孙中山卫队司令、南京临时政府庶务长。不久应因贪污被调职。应不仅不思悔改，反而更加仇视革命党人。应回沪后，即于是年７月１日联合长江一带青帮、洪门、公口，组织了上海帮会史上第一个联合社团“中华国民共进会”，同革命党人对抗。接着，应又投靠袁世凯，以江苏驻沪巡查长的名义，主持谋杀宋教仁。这样一个历史罪人，在帮会中，却以手腕灵活、魄力大被称道，竟被传为“当时青帮在上海势力最大的一个人。”[4]事实上应的所作所为足可作为帮会作风和活动方式的典型，应的“有奶便是娘”哲学是帮会的大众哲学：应又是上海帮会中以职业流氓打入上层政坛的第一人：应还是最先运用流氓手腕玩弄政治，又用政治手段纠集流氓的人。应的那套手法，被上海帮会奉为圭皋，他的伎俩被后来的上海大亨们继承，并发扬光大。因此可以把应桂馨看作开辟上海帮会蜕变道路的始作俑者。
应桂馨死后，青帮黄金荣集团继承应的衣钵，大力扩充帮会势力，使上海帮会在数量上、性质上、活动方式等各个方面开始发生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变化。这一次蜕变大致到３０年代中期才告完成。其主要特征有：
第一，数量上帮会恶性膨胀人员剧增，带动了内部制度、仪式的简化，逐渐打破了内部各集团间的界限，为帮会向社会各个阶层扩散扫清了障碍。
帮会组织的膨胀从民初直到１９４９年几乎从未停止过，而上海帮会的膨胀又特别严重。３０～４０年代有人统计，青帮“大”字辈居住上海者为３９人，占全国“大”字辈总数的１／４；“通”字辈中居住上海者２３２人，占全国“通”字辈半数以上。到１９４９年，青帮所传字辈，已把前２４字中的最后４字“大通悟学”传完，又按新撰２４字辈下传，为“万象皈依，戒律传宝……”各辈，其时上海帮会中辈份最低者为“戒”字辈。时“大”字辈在世者已经很少，但“通”字辈以下共存的竟有八辈之众，其发展速度的异常可见一斑。同样，从民初到抗战时期，洪门在上海开立的山堂也达到４０多个。帮会控制的群众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5]
上海帮会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至今未见确凿的统计资料。据朱学范估计，在上海文化水平较高、帮会势力相对较弱的邮电系统中，工人加入帮会者约占职工总数的２０％，就全市而言，加入帮会的工人占职工总数的比例当更大。[6]事实上某些行业如码头工人中，帮会成员占职工总数比例高达７０～８０％，因此不少老上海认为，上海帮会人数达７０～８０万人。
从帮会人员的社会职业来看，军界、警界、学界、商界、政界、无界无之、教授、医生、记者、官僚、军阀、演员比比皆是，帮会势力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上海号称“帮会的世界”，更孕育了超级流氓“三大亨”之类怪胎。
同帮会组织的迅速膨胀相适应，也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继续保守帮内机密已无必要。披露帮会内部制度、暗语的著作，打着“重整帮会”的旗号大量出版印行，《海底》、《通漕》满天飞，帮会的内部情况日益公开，帮会内部制度也日益简化。以收徒为例，过去青帮须经过“小香堂”、“大香堂”，手续繁复。２０年代初，上海青帮已经只开“小香堂”，很少开“大香堂”。而黄金荣和张仁奎又进一步改变为采用“门生制”，凡投入门下者，只须备一张门生贴子，封一份贽金，向他们磕三个头或三鞠躬即可。３０年代初，为了进一步向“上等人”开放，他们又革除门徒之间的等级，并建立了当门生发展超过“先生”时，便将原拜贴奉还的退贴制度。在洪门和青帮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双方逐渐改变辛亥革命前泾渭分明的态度，身兼青洪两帮身份的跨帮分子成为一种时髦人物。[7]
第二，在性质上，帮会久处上海这个中国的资本主义最发展的大城市中，身上封建的、宗法的色彩正在逐渐地溶解在资本主义“金钱万能”“利益至上”的混水中，转变为统治当局的走狗和代理人，并且依赖当局支持，一变而为“社会闻人”。
１８９２年黄金荣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充当包探，他便成为帮会和租界当局的中介人，在他的努力下，帮会逐渐成为租界当局的爪牙和走狗。１９２７年北伐军到达上海后，帮会又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建立联系，充当租界当局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之间的联络人和蒋介石集团镇压国民革命的刽子手，为国民党政权和租界当局奔走效命。租界和国民党政权也论功行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黄金荣被聘为法租界公董领少将衔。“四一二”政变后，黄、杜、张又被蒋介石委为“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黄金荣集团的后起之秀杜月笙还担任过法租界公董局华董、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等一百多个要职。昔日流窜街头巷尾的流氓得以跻身所谓上流社会，与官僚政客、豪商巨贾称兄道弟，握手言欢。
尽管在根本上可以说帮会是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政权的走狗和爪牙，但帮会同当局直接控制的军警武装和行政机关相比还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帮会头子在不少场合下俨然以第三者自居，不冒太大的风险的话，他们还会搞些损害主子利益的小动作。同样，尽管从阶级属性来看，帮会已沦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工具，但从具体的个案来看，大小资本家们却不得不投拜帮会，寻求帮会的庇护，甚至上海的警探们也要寻求帮会的保护。[8]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第三，帮会的活动领域发生变化，从从事传统的抢劫、诈骗等犯罪活动，发展为侵入经济领域，从事合法或非法的经营活动。
旧式帮会大多涉足扒窃、诈骗、抢劫等以谋夺钱财为目的的犯罪活动，而上海的帮会除了继续从事这些犯罪活动外，他们还从事规模庞大的有组织非法经营活动。这些活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从１９１０年前后到１９３０年前后，主要从事毒品走私贸易和经营赌博、娼妓业等，从中积聚了巨额财富，又致力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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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浴室、剧院、舞厅等服务业、娱乐业，把它们变成同时经营毒品、赌博、淫业的“灰色行业”的基地；２０年代末，帮会开始进军合法行业。１９２９年杜月笙开办“中汇银行”，３０年代初又插足面粉、棉纱、航运行业，成为所谓“实业巨子”。帮会侵入经济领域主要是为了聚敛钱财，供自己挥霍和扩张帮会势力。所以，尽管它表明充满封建腐朽气息的帮会开始进入现代经济生活，不自觉地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更多的是在经济活动中不讲信誉、不守规则，用暴力手段强买硬卖，干扰了经济活动正常进行。１９３６年５月在投机风潮中杜月笙出面强迫面粉交易所按其规定价格结算便是一例。[9]
第四，帮会的形象发生变化，套上了慈善面具，充当社会仲裁人。
从３０年代初开始，帮会发起一波又一波慈善攻势，活跃于各种慈善活动中，力图改善自身的形象，帮会头子杜月笙还利用他的门徒，在各种社会冲突中充当仲裁人、调解人。他热衷于调停工人运动，热衷于调解各种社会冲突，企图塑造“大善士”的形象。但是他所依赖的既不是合法的权威，又不是道德威望，他的权威主要来自于帮会的暴力，所以他的调解和仲裁，也是另一种强加于人。
从这一时期上海帮会恶性膨胀、蜕变成为一支控制这个城市的非法暴力组织的事实中我们可以发现，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上海帮会利用两种社会机制衔接部分的错位所造成的有利形势来扩张自己。辛亥革命前后，随着封建帝制的灭亡和连绵不断的战乱年代的到来，江浙一带大批农业人口被抛出他们熟悉的农村封建宗法社会，流入上海这个陌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价值体系的急剧转换，把他们置于险恶的环境中，他们迫切需要寻求团结互助的力量保护自己，而那些具有人们熟悉的传统宗法制度色彩的帮会显示了有组织的强力集团的巨大力量，吸引人们加入帮会。后来朱学范也说到，帮会的膨胀“是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种种因素所造成的。职工大众为了求生存，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需要联合，需要互助。……当他们不愿依附国民党，但还没有达到靠扰共产党的觉悟程度时，就选择这些合法的社会传统组织作为暂时保护自己的工具”。[10]
（二）租界当局、军阀政府腐败黑暗的统治和利用扶持政策，帮助帮会攫取巨额财富和优越地位。在帮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鑫公司的鸦片专卖活动的酝酿分赃过程正是这一利用和扶持政策的深刻反映。１９２４年底或１９２５年初，上海帮会“三大亨”组织成立三鑫公司，１９２５年５月“三大亨”同法租界当局和占领上海的孙传芳军阀集团达成由三鑫公司垄断上海鸦片贸易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法租界当局应承担保护三鑫公司鸦片公卖活动的责任并一次性先得１４万元外，每年另可得到９６万元，同时法租界当局所辖“欧洲委员会”一年可从三鑫公司坐得近１千万元的收益；而盘踞上海的孙传芳则可从中得到每年１５００～６０００万元左右的收入。三鑫公司自己年盈利为５６００～６０００万元左右。在这场肮脏的交易中，帮会以其对地盘的牢固控制作为资本，取得了充当他的主子代理人的资格。倚仗这笔巨额财富，帮会不仅把上海踩在脚下，连对著名军阀孙传芳之类也不再那么买帐了。[11]
（三）租界当局警政管理的严重失职使帮会从被制裁的对象变为反过来控制社会的恶势力集团。帮会和捕房的关系在黄金荣进入捕房后判若两人，黄进入捕房后，利用警察的特殊身份，控制了一批帮会流氓为自己效命。很明显，这是违反警务工作的基本原则的。但是当时的法租界当局不但没有处罚黄金荣，反而认为他能干，为他加官晋爵，黄金荣得以乘机引进帮会分子控制捕房，并逼迫其他警员参与他的庇护帮会分子的活动。为帮会的扩张大开绿灯。警匪沆瀣一气，捕房控制和打击帮会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功能陷于瘫痪。从警政管理的角度看，这不能不是法租界捕房的严重失职。凡是帮会失控情况发生，都有警匪勾结的因素起作用。
租界当局在前述毒品贸易等非法营业和警政问题上的暖昧态度，反映了租界当局只关心和维护殖民当局的利益，不惜以牺牲中国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卑劣心理。这一点早为中外人士所关注，与租界历史相始终，“工部局只为保护少数西人的利益，而受治于尤少数的人”的批评不绝于耳，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上海一直被中外人士称为“罪恶的渊薮”就不奇怪了。
帮会在２０～３０年代第一次蜕变所造成的影响是相当恶劣的。
首先，上海帮会的恶性膨胀刺激了全国各地帮会分子的胃口，各地纷纷效尤，大肆扩张帮会组织，在全国形成一股扩充帮会的狂潮，北方的理教、一贯道，四川的哥老会、袍哥泛滥一时，各地还涌现出一大批“杜月笙”级的人物，有天津杜月笙、汉口杜月笙、香港杜月笙、扬州杜月笙等。帮会之祸推广全国。
其次，上海帮会公然组织鸦片公卖，把烟毒推向全国，严重毒害了全国人民身心。据统计，三鑫公司每年经营走私鸦片１．２～４万担之间，[12]相当于当时全国鸦片消费量的２５～８５％，上海帮会成为帝国主义毒害中华民族的主要帮凶。
再次，上海帮会甘心充当蒋介石政权封建法西斯专制统治的爪牙，镇压工人运动，打击和摧残民族资产阶级。１９２７年５～６月间，蒋介石接连指使帮会分子充当绑匪和中介人，以绑票形式勒索上海资本家。上海先施公司经理欧炳光的３岁儿子被绑架后，绑匪竟以“向党国事业捐款５０万元”作为赎票条件，有人估计，“蒋用这种手段筹集到大约５０００万美元，近代上海在任何一个政权下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恐怖统治”，[13]帮会头目习惯于用暴力手段干扰日常经济活动，在交易所硬定价格，开办金融业逼人“堆花”，指使小喽罗寻衅斗殴，抢夺码头等等，所在皆是，至于借故“敲竹杠”更是家常便饭。这些活动干扰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影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
最后，帮会的种种非法活动，对市民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帮会的所作所为，包括帮会的暗号、暗语、心理定势，大量渗入市民日常生活，积淀为“海派”文化卑劣的一面。
三
抗战胜利后的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短暂和平年代里发生了上海帮会史上第二次蜕变，这是一次中途流产了的蜕变过程，它的主要内容是帮会寻求政团化、政党化的新的组织形式。这一新动向的出现有其特定的背景。
其一是帮会在经历了抗战等巨大社会震荡后亟待寻找新的组织形式以重振雄风。抗战期间，上海帮会中有的随蒋远避，有的卖身投日，有的参加人民抗日斗争，有的称病蛰伏，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和涣散局面。抗战胜利后，帮会

中国历史文化故事350字

上下不甘雌伏，力图再举，但毕竟时过境迁，传统的方式缺乏号召力，只得寻求新的发展途径。
其二是帮会所依托的上海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其最具冲击力和威胁的是租界的不复存在。在帮会的发展史上，租界曾发挥过决定性的影响。租界是独立于中国政府行政权力之外的国中之国，由于双方法律制度和政治传统的差异，租界一直成为中国反政府力量的庇护所。因而租界当局和中国当局都需要某种既同双方都有联系，又保持一定程度中立身份的势力充当自身利益的代理人，从事某些自己不便以官方身份出面的活动。同时帮会也巧妙地利用租界当局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矛盾，利用租界本身分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两部分的三足鼎立的分裂统治局面，为自己捞取最大的好处。但是这一切伴随着租界的收回而不复存在，上海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一统天下，帮会丧失了利用价值，帮会的庞大势力和桀骜不驯的作风，又招致国民党侧目，这对帮会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其三是国民党政权由过去对帮会以拉扰、利用为主转为采取利用、防范、打击并用、以打击为主的政策。抗战期间帮会的表现使蒋介石颇为反感。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７日，帮会在国民党高层中重要的支持者军统头子戴笠坠机身亡，此后国民党内主张对帮会采用铁腕政策的蒋经国太子派渐占上风，国民党政权对帮会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戴笠死后继任的毛森最初曾把“军统”过去掌握的控制帮会的联合组织“人民动员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准备大干一场，但不久就偃旗息鼓，“新建会”受命停止活动。而各种打击帮会的措施纷纷出台。当然，国民党政权态度的变化有个过程，尤其在初期，上海帮会倚仗着同国民党深厚的渊源并不十分重视这些含义深刻的信息。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宣布的禁烟政策却给帮会上下以深刻的印象，认为不能漠然处之，应当改变活动方式，另谋出路。
其四战后民主宪政运动高涨，国民党的若干“民意机关”也大多以政党为吸纳对象，这种局面诱使帮会分子产生幻想，以为帮会拥有现成的组织和骨干，掌握了大批群众，其规模远胜国内大多数政党，可以乘机组织政团，同其它政治势力一争高低，参与政治分赃。
在上述这些因素的刺激下，上海和国内帮会中掀起了组党、组团、组社的热潮，各种政团纷纷出笼。这一时期帮会政团热的特点有：（一）来势猛、数量大。抗战胜利后两年内洪门系统在上海建立的社团达２０多个，而从民初到抗战胜利前夕的３０多年间全国洪门建立山头仅近４０多个。到１９４８年初杜月笙估计上海帮会中各种社团已有３０多个。这还不包括总部设在外地、上海有分支组织的社团数。（二）老社团复活，但组织成员由“精英型”向“群众型”转变。著名的如“恒社”、“荣社”（前身为“忠信社”，抗战中停止活动）、“洪兴协会”、“兴中协会”等战前建立的老社团战后纷纷恢复活动。“恒社”骨干一度还准备在国民党当局“行宪”后组织政党，后虽放弃了建党的设想，但这些社团组织成分有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恒社”１９３４年拥有会员３２４人，加入“恒社”的标准为：文职科长以上；武职少校以上；工商界主任以上：年龄３０岁以上。战后“恒社”名义上坚持这一标准，同时又采用变通办法，对达不到这一标准的帮会分子改以恒社会员以个人名义另组外围社团的办法来吸纳他们，这些人不列入恒社社员名册，但对外仍承认其为恒社成员。因此，战后恒社“社员录”中仅列９００多人，而实际成员达２万多人。（三）出现了一批专门吸纳帮会分子的全国性政党。如中国民生共进党、中国民治党、民治建国会、洪门民治建国会等。其中“中国民生共进党”１９４５年由樊崧甫在西安成立，１９４６年５月总部迁上海，它自称由青、洪、汉（留）、礼（门）、白（门）、回（族）为基础组成，党章规定入党条件必须是上述人员，要入党先入帮，入党仪式即开香堂仪式。党帮不分堪称奇观。[14]此外还有总部设在外地、组织和活动伸入上海的全国性帮会政党，如：中国中和社会党，光复会，民主进步党等。这些政团负责人野心大，活动积极，在政坛上常有出人意料的表现。（四）组织结构紊乱涣散，出现大量的社中社、团中团、会中会。帮会摇身一变为社团后，其实质并没有变。帮会头目对现代政党一窍不通，更不肯轻易放弃对徒众的控制，因此这时帮会中普遍实行会套会、社套社的组织形式，如：恒社中有励社、励志社、毅社、义社、力社、铁社等。“洪兴协会”下有匡社、正气社、正诚社、华社、民兴社、五圣山、五行山、中华山、紫金山等。甚至儿子社下还有孙子社。这些不伦不类大杂烩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帮会制度，销蚀了维系帮会内部团结的情感纽带，加速了帮会的解体。（五）地方主义重新抬头。青帮和洪门原来是超越地方主义的，它们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所谓“天下洪门是一家”、“天下安清都姓潘”。但是随着帮会组织分裂涣散，这种建立在模仿宗法血缘关系之上的泛天下主义遭到冷落，地方主义开始盛行。如益社主要收四川人，广东人大多集中在侠谊社、洪顺互助会和各种体育会中，“十八股党”、“三十六股党”、“七十二股党”等更是同乡们结帮拉伙的常用名词。这种趋势体现了帮会中一批人在发展个人势力的同时又想有所变革、以挽回帮会颓势的一番苦心。
帮会的政团化运动不久就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和时局的剧烈变动而胎死腹中，成为一次流产的蜕变。它完全背离了发起者重振帮会雄风，实现新的飞跃的主观意愿，把上海帮会推向非常脆弱危险的境地。其特征为：第一，一度被帮会吹嘘为拥有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之能的帮会大亨被层层叠叠的政团架空，成了徒具虚名的象征物。第二，帮会的整体组织水平、聚合力降至民初以来最低点。在政团的丛林中，多中心等于无中心，上海帮会作为一个整体正在散解为无数互相攻讦撕咬的小集团。第三，帮会在国民党当局的打击下，束手无策，几无招架之功，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事实证明，上海帮会的政团化运动（即第二次蜕变）不仅没有为帮会带来转机，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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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严重分散和削弱了帮会的力量，加快了帮会衰亡的速度，推动上海帮会从暴发转入瓦解、暴亡的急速下降轨道。它在客观上为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解决帮会问题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1]刘子扬：《清代秘密会党档案史料概述》，见《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月版，第３１４页。
[2]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０月版，第１０２页。
[3]徐晓耕：《先父徐朗西生平事略》，《旧上海的帮会》第１２６页。
[4][5]上海市公安局藏档：《中国秘密社会－－封建道会门的发生发展及其活动》（下）（未刊稿）。
[6][10]）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旧上海的帮会》，第４页。
[8]见拙著《上海帮会简史》，第６０～１００页、第１３２～１３４页。
[9]黄炳权《杜月笙出任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经过》、《旧上海的帮会》，第２９３～２９６页。
[11][12]［澳］布赖恩•G?马丁《１９２６年前上海鸦片贸易和三鑫公司的设立》，《档案与历史》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13]刘惠吾《上海近代史》（上），华东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７月版，第１５２页。
[14]邱钱牧主编：《中国政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１２月版，第９３７～９３８页。
(资料来源：上海大学学报 社科版1995年第1期 中华文史网编辑)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7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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