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乾嘉时期的悄悄会及其反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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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乾嘉时期的悄悄会及其反清活动

乾隆、嘉庆时期，随着清朝统治走向下坡路，各地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日趋活跃，有的还组织和领导了人民群众的反清斗争。陕西、甘肃地区的悄悄会，就是其中之一。本文依据官书私籍和档案资料，对悄悄会及其反清活动作一介绍，希望有助于推动史学界对秘密结社问题的研究。

一、悄悄会的名称和起源
悄悄会之名称，始见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
乾隆四十二年(1777)，甘肃狄道州人王伏林，在河州“倡立元(圆)顿教即悄悄会”[1]。可见，悄悄会起源于明末的圆顿教。
明朝末年，中原地区一个名叫“弓长”(“张”字分写)的人创立了圆顿教。之后，他一方面在河南、陕西、湖北、四川等地积极传教收徒，一方面编撰了《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书中把三宗、五派、九杆一十八枝、领袖、头行作为宗教组织，大肆宣传劫变思想，声称：“燃灯佛后，有释迦佛接续传灯；释迦佛后，有弥勒佛接续传灯；弥勒佛后，有天真老祖接续接灯”[2]。俨然把弓长打扮成为天真教主，统领三宗五派，“坐中央，安身立命；安四相，立五行，戊己为尊”[3]。弓长确定的组织基础和劫变思想，成为乾嘉时期悄悄会的行动准则，并且对清代其他白莲教派也有深刻的影响。
二、乾隆时期的悄悄会
悄悄会在乾隆时期发生了两起教案，其中一起发展为武装反清斗争。
１、王伏林领导的反清斗争
乾隆四十二年(1777)八月，王伏林在河州王家坡创立悄悄会，自称弥勒佛转世，招收徒众。当地许多贫苦的汉、回民(其中有许多妇女)纷纷携带粮食入教。入教者公开竖旛念经，“以白布为号”[4]，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十一月初，王伏林见人多势众，积极策划反清起义：第一，将教内的四十名教主分别封为十二星、二十八宿，作为抗清的领导机构。第二，目标是“拟攻河州”。为此，他先派四教主石忠信、军师郝天祥等“赴州探信”，然后于十二日“差人到河州埋伏，夜间率众攻破河州”。[5]
不料，悄悄会公开的宣传鼓动工作引起了清廷官吏的注意。十一日，陕甘总督勒尔谨亲自带兵到达河州，迅速擒获了石忠信、郝天祥等人，从而使王伏林的起义计划流产。
十三日，勒尔谨又率领清兵围攻王家坡。王伏林“仗剑诵咒”，指挥起义者进行顽强的抵抗。清兵由于平时疏于训练，虽有鸟枪，但“不习准头，临时施放过高，不能中贼”，致使枪弹在王伏林面前“纷纷落地”。[6]西安副将西德布又改用刀箭冲杀。他在砍杀了11名起义者后，又用箭将王伏林射倒，马兵谢崇文趁势上前割取首级。接着，清兵又俘获了522名起义者，才将起义镇压下去。
2、雷德本、杨忠传教案
乾隆五十二年(1788)，宝鸡县民雷得本自称“神仙”，在凤翔、宝鸡、扶风、沂阳、陇州、岐山等地设立悄悄会。他“以念经避难为词，哄人出钱人会”，先后收男女徒弟达300多人。[7]杨忠见雷得本“敛钱不少，随欲另立一会，诱众出钱”。史籍虽然未说明杨忠所立之会的名称，但他与雷得本“俱系一教”[8]，可见也是悄悄会。次年七八月，雷、杨二人先后被捕，悄悄会再次受到了打击。从清廷在雷得本等人“起出数珠经卷，经内语句均有悖逆”[9]来看，悄悄会显然提出了反清的口号。但是，由上所述，人们依然不难发现，雷得本等人利用了广大贫苦群众对现实不满的心理，在反清口号下捏教行巫，骗人敛钱，这正是这次悄悄会传教案的实质。
三、嘉庆时期的悄悄会
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伏林领导的悄悄会起义虽然被清廷镇压下去了，但是悄悄会并没有销声匿迹，依然在陕西、甘肃一带继续传教收徒，并于嘉庆年间又连续发生了三起教案，其中一起发展为武装反清起义。
1、杨生齐领导的反清起义
嘉庆六年(1801)正月，陕西宝鸡县南清水河人、悄悄会首杨生齐自称“白衣真人转世”[10]，召集宝鸡、沂阳、灵台、陇州、岐山、风翔的会首王延、杨居、武振关、车举鼎、邵宗贤、高文雅、李通桂等人商议反清起义大计。大家一致同意：在三月初五日，各带徒众暗抵沂阳县，次日于武家半山子上会齐起事，欲乘清军猝不及防之机，攻打沂阳、陇州、灵台、凤翔、岐山、宝鸡，同时招兵买马，待队伍发展到一二万人时，即由虢川进山与清军展开游击战。
然而，这样一个起义计划在正式爆发之前，就被清政府扼杀在襁褓中了。武振关、车举鼎等人回到沂阳、灵台、陇州后，迅速集中了2000余人。但是，凤翔县的悄悄会首们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当李通桂回到凤翔县，召集张机等人商议起事问题时，张机表示坚决反对，“声言人会烧香原是求福，何敢兴兵造反”。李通桂警告他：“汝等不反，将来我们反后，必将汝等全家老幼悉行杀死。”张机坚持“不敢随同造反”，并“出首告官”。署凤翔县知县李师白得知此事，立即将李通桂捕获。与此同时，陇州知州李承道也于三月初三日五鼓带兵包围了杨生齐家。杨和正在他家议事的王延、杨居等人“放枪拒捕，击伤壮勇十余人”[11]，但力单势薄，寡不敌众。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杨生齐放火自焚，王延、杨居等被擒获。接着，清廷又捕获了武振关。悄悄会内部的严重分裂，使起义还处在初步酝酿阶段时就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在清廷的残酷镇压面前，车举鼎和一些会众毫不畏惧，按照事先定的计划于初五日齐集武家半山，树起了反清大旗。清将王文涌立即带兵“往剿”，失利。陕甘总督长麟只得用重兵“四面攻围”。在激战中，起义军1000余人英勇牺牲，四五百人“滚崖跌毙”[12]，无一人投降。车举鼎的徒弟、甘肃灵台县会首王应泰、杨之连于初六日率兵赶赴武家半山，“途间闻知官兵已将武家半山围住剿杀净尽，当即潜行逃回”[13]。这次反清起义终于失败了。 　　　　　　　　　
2、石慈、王化周传教案
王化周是王伏林会内四教主石忠信之徒，石慈是王伏林之徒杜养杰的徒弟。王伏林领导的悄悄会起义失败后，王化周和杜养杰避开了清廷的搜捕而暂时藏匿起来。乾隆末年，杜养杰收石慈为徒，并传授圆顿教经卷《龙华宝经》。嘉庆初年，杜养杰病故。六年(1801)十二月，石慈收王化周、张添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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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等人为徒，王、张又收祁全必等40余人为徒，悄悄会的势力渐增。
石慈在悄悄会的组织建设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他自称弥勒佛转世，对教徒口授“三字合同：一系握手为手合同，一系伸舌卷舌为口合同，一系指心为心合同”[14]，作为异地相逢的教徒“知系同会”的暗号。石慈还按照《龙华宝经》中的“三宗五派”名目，指称王化周为陈搏祖礼义宗、张添佐为正机祖量主宗、石明为悟道祖众重宗，祁全必等五人为金、木、水、火、土五派师傅，“其五派以下之头目各为头行，头行以下之散徒称为失乡”。会内的徒众“共尊石慈为弥勒佛祖总师”。[15]
石慈与王化周、张添佐等人约定：“凡人教散徒不拘人数日期，或在该犯家中念经，或在三宗五派各师傅家内念经，听其自便。”许多穷苦百姓纷纷人会。石慈见人数日渐增多，竟以“传丹”为名，奸淫妇女，王化周、祁必全等也纷纷效尤，“事渐败露”[16]，最后被清廷破获。石慈“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王化周、张添佐、石明“处斩枭示”[17]。
3．杨登魁传教案
杨登魁是甘肃皋兰县马才成的徒弟，马才成是王伏林之徒杜养杰的徒弟。可见，杨登魁的悄悄会和王伏林是一脉相承、同出一源的。
嘉庆五年(1800)，马才成和杨登魁商议兴复悄悄会。马才成自称无为祖，声言“杜养杰曾传伊经卷，经内有仙佛轮回、水火、刀兵、劫数语句，若诵此经即可消灾祈福”[18]。接着，他又收了马攀忠、王大魁、张文得等11人为徒(张文得又收王巨敖为徒弟)，杨登魁也收了十余人为徒。七年初，马才成见悄悄会势力渐增，也按照《龙华宝经》创立了三宗五派等名目。三宗是：天然宗杨登魁、迎春宗马攀忠、玉春宗王大魁，五派是红梅、首春、昌春、义春、迎春，五派之下为即发、贤良，也都安排了人选。七年(1802)十一月，马才成、马攀忠等病故，杨登魁继续传教收徒。十年(1805)三月，他听说石慈等遭到清廷的残酷镇压，心生畏惧，出外逃避。十一年(1806)二月，他认为石慈传教案结已久，清廷追捕之风已过，于是又兴复悄悄会，不久即被破获。
到嘉庆中期，经过清廷的多次搜捕和镇压，悄悄会的势力基本上被瓦解了。
四、余论
乾嘉时期的悄悄会，虽然进行了两次反清武装起义，但是总的来说是一个从事迷信活动的团体，其教义也无革命因素，与革命组织有着本质的区别。会徒在日常只是烧香礼拜，交纳银钱，讽诵或由教首讲解经卷、咒语，以虔修来世，并达到求福避祸之目的。另外，下列许多教首传教收徒的目的也可说明这一点。
据档案资料记载，雷得本、石慈、王化周、马才成、杨登魁等人传习悄悄会，均“因贫无度”、“起意复教敛钱”[19]。在他们看来，要改变贫困状态，收徒是关键。因为徒众越多，教派力量越大，会徒的布施和所积敛的钱财也将成正比例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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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可见，他们兴教的目的首先在于经济利益，没有或很少有政治上的动机。杨生齐在传习悄悄会时，“平日亦不过劝人行善，并无谋为不轨形迹”，只是后来因清廷查拿紧急，才决定铤而走险，但也并未制定出明确的反清目标，只规定“多抢粮食、骡马”，“裹胁一二万人”后再“由虢川进山”[20]。石慈、王化周所藏的经卷的确有“劫数、刀兵、星象降临”等语句，嘉庆也认为“其谋为不轨逆迹显然”[21]，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反清意图。正如他们的供词所说：“所言水火刀兵劫数大约嚇人入教、消灾求福之意”，其“自称为佛祖并编立三宗、五派、头行、失乡名目，不过摘取经中字面，希借佛门名色哄动愚人入会敛钱……委无谋为不法情事[22]。最终都因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很快为清廷所镇压。悄悄会的灭亡正是历史的必然。
注释：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 (以下简称《朱批》，并省略收藏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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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嘉庆十年五月初五日，陕西巡抚方维甸奏折。
[2] 黄育楩：《破邪详辩》卷一。
[3] 黄育楩：《破邪详辩》卷一。
[4]《清高宗实录》卷九九一，乾隆四十年十一月辛巳。
[5]《清高宗实录》卷一O四五，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癸未。
[6]《清高宗实录》 卷一O四六，乾隆四十二年十二丹辛丑。
[7]《清高宗实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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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O九，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己卯。
[8]《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一一，乾隆五十三年八月。
[9]《清高宗实录》卷一三O九，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己卯。
[10]《朱批》，嘉庆六年三月十八日，陕甘总督长麟奏折。
[11]《朱批》，嘉庆六年三月十八日，陕甘总督长麟奏折。
[12]《朱批》，嘉庆六年三月十八日，陕甘总督长麟奏折。
[13]《朱批》，嘉庆六年四月(奏者不详)。
[14]《朱批》，嘉庆十年四月十五日，陕西巡抚方维甸奏折。
[15]《朱批}，嘉庆十年五月初五日，陕西巡抚方维甸奏折。
[16]《朱批》，嘉庆十年五月初五日，陕西巡抚方维甸奏折。
[17]《清仁宗实录》卷一四四，嘉庆十年五月甲辰。
[18]《朱批》，嘉庆十一年五月十二日，陕甘总督倭什布奏折。
[19]《朱批》嘉庆十年五月初五日，陕西巡抚方维甸奏折。
[20]《朱批》嘉庆六年三月十八日，陕甘总督长麟奏折。
[20]《清仁宗实录》卷一四四，嘉庆十年五月甲辰。
[21]《朱批》，嘉庆十年五月初五日，陕西巡抚方维甸奏折。
（文章来源：《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1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7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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