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清前期秘密社会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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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前期秘密社会简论

秘密社会是清代历史上一种重要社会现象，也是当时一个重要社会问题。秘密社会的存在，对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均有过重要影响，因而一直受到中外史学家、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的关注。近年来，随着社会学、社会史研究的恢复与发展，秘密社会更为人们所瞩目。
一、秘密社会研究的范畴
何谓秘密社会?秘密社会这个概念，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感到有一种神秘意味，不了解秘密社会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其实，秘密社会只不过是封建社会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一种社会群众体。因为它有秘密的组织、活动方式与联络暗号，有神秘而独特的礼仪，严格的规约，从事历代政府所禁止的政治、经济或宗教活动，只能在民间秘密流传，因而被称为秘密社会或秘密结社。
清代秘密社会，从其组织形式与活动内容来看，可以分为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两大系统。
秘密教门以宗教信仰的面貌出现，以师徒递传的方式组成，以宗教迷信作为维系内部联系与团结的纽带。要求徒众茹素食斋，诵经礼佛，以消灾获福或避劫免厄来吸引群众，表面上与佛教和道教有某些相似之处，因而也被人们称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像明清时期的白莲教、罗教、闻香教、八卦教等，皆属秘密教门。
秘密会党是以异姓结拜弟兄的形式出现，以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结成，以江湖义气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要求会众忠于誓言，恪守规约，严守会内机密．以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吸引群众。秘密会党也称帮会，如清前期历史上的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边线会等，均属秘密会党。
秘密社会是封建社会的产物，阶级压迫是其产生的根源，而小农经济则是其赖以的存在与发展的土壤。
清代前期，我国依然是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为基础。广大农民和其它下层人民，不仅身受官府的压迫，胥吏的勒索，而且受到地主、富商及高利贷者的剥削。他们终岁辛勤劳动，却仍然难得温饱。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使农民和其它小生产者难以团结起来为某一政治和经济目标而奋斗。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面对自己的这处地位和处境，只是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默然处之，把一切苦难与不幸，皆归之于命运的安排。但是，也有少数人不甘于此，他们试图同这种命运相抗争。然而，广大农民由于力量分散而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也没有人维护或代表他们的利益，因而只能自发地结成各种秘密结社，来维护自己或小团体的利益。
秘密教门同自然经济下个体农民有较密切的联系。个体小农在经济上是脆弱的，经不起天灾人祸的袭击，总是担心失去自己仅有的一小块土地和微薄的财产，对自己和全家人的前途和命运，充满忧虑和恐惧。秘密教门利用个体农民这种心态，向人们宣传世界将面临“末劫”，只有入教才能消灾免厄。入教之后，不但今生可以获福，死后不堕轮回，来世还可汪生好人。一旦劫难降临，便可获得“无生老母”的拯救，回归“真空家乡”，得到永生。秘密教门这种宣传，对广大个体小农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秘密会党的产生和发展，则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清前期，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后，我国虽然仍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但有些地方的商品经济，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造成个体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加剧，许多人由于经营不善等原因，被从农村中排挤出来，涌入城镇市圩，或到异地他乡去谋生。他们来到新的地方，举目无亲，要想立足，并非易事，因而亟需互相帮助，以求得生存。秘密会党所宣传的入会之后，遇事互相帮助，免人欺凌，在家可保身家性命，出外可得同会照应。这些，对于离家在外，谋生维艰的人来说，当然是一种福音，于是纷纷加入秘密会党。
正是因为许多人把加入秘密社会，作为改善自己地位与处境的途径，所以，尽管清政府对秘密社会严加禁止，对其成员施以严刑峻法，但仍然不断有人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加入秘密社会。
秘密社会从事各种非法的活动，奉行小团体至上的原则，加上内部实行严格的封建家长制，一般成员须对首领的意志和命令绝对服从，因此，秘密社会的组织，特别容易被各种势力所左右和利用。
首先，秘密社会容易成为一些野心家用来追求金钱和权力的工具。
秘密教门有一条规矩，凡人教拜师，徒弟需要向师付奉献一笔“根基钱”，或“种福钱”，意思是入教纳钱以后，就为日后消灾获福打下了“根基”，种下了幸福的“种子”，另外，每逢做会或逢年过节，徒弟还须向师付交纳各种名目的奉献，如香蜡钱，跟帐钱，线路钱等。声称所交银钱数量越多，将来得到的好处就越大。许多信徒出于虔诚或由于愚昧无知，把自己辛勤劳动所得，都奉献给教首了。这样，传徒敛钱，便成了秘密教门的一项生财之道。不少教首，通过传徒敛钱而成为巨富。有些教首，世代相传，成为职业传教世家。有的教首，利用传教所得之钱，为自己购买田产，为子弟捐官。教首们还要求教徒对自己顶礼膜拜，把自己当做圣人以致神灵来供奉。他们还利用教徒的虔诚和愚昧，欺骗教徒妻女，甚至公然借做会传徒的机会，奸淫妇女。
秘密会党在结拜时，也要求人会者交纳一笔钱，名义上是用来购买举行结盟仪式时的香烛鸡酒，实际上大部分被会首们所分用。不少人纠人结会，目的就是为了敛钱。不过，总地看来，秘密会党首领很少有借纠人结会这种方式敛钱致富者，他们一般是在结会之后，利用秘密会党的力量，去从事偷窃、抢劫、勒赎、走私贩毒、聚赌窝娼等活动来聚敛财物。
有些秘密社会的首领，也把秘密社会的组织，作为自己追求权力，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
许多秘密社会的首领，虽然在教内、会内拥有很大的权威和大量财富。但是，他们在社会上却没有地位，平日只能做为一名普通的平民百姓。所以，当秘密社会的组织逐渐发展，其势力日益壮大后，首领们便不再满足于平民百姓的地位，而希望跻身于上层社会，有的甚至萌发了登基称帝的野心。他们往往利用手下教徒、会众的虔诚与无知，蒙蔽他们去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卖命。许多教首、会首在农村小土屋里登基称帝，大封“文武百官”与“三宫六院”。为此，使大批教徒、会众付出了血的代价。
其次，当阶级矛盾激化时，秘密社会也往往成为农民和其它下层群众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工具。利用秘密社会的组织举行农民起义，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些有胆识的农民，看到广大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而加入秘密社会的组织。在取得领导权之后，便利用秘密社会现有的组织和人力物力，举行反抗斗争。另一种情况是，一些教首、会首本身便是穷苦农民或其它劳动者，他们对地主和官府，本来就有着不满和仇恨。一旦时机成熟，便领导秘密社会的群众，举行反抗斗争。不过应该看到，农民起义虽然利用秘密社会的旗号，但是，往往也有自己的纲领口号，如有的提出反对贪官污吏，有的提出“官逼民反”等，反映农民本身的利益和要求。农民起义在本质上不同于个人野心家利用秘密社会所举行的盲目造反。 秘密社会在历史上被各种不同的力量所左右和利用，使它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因而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对秘密社会的性质与功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二、秘密社会的性质与社会功能
秘密社会的活动十分复杂，既有诈骗群众钱财、奸淫妇女、抢劫勒赎、走私贩毒、聚赌窝娼以致被政治野心家利用，实现其登基称帝梦想等阴暗面，又有被农民起义利用，成为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剥削与压迫的工具等光明面，所以人们在分析、看待秘密社会的性质与社会功能方面，产生了分歧。
旧的封建史学，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对于秘密社会的活动，一概否定。对于那些打着秘密社会旗号的农民起义，更是深恶痛绝，视为叛乱。他们称秘密教门的起义为“教匪”，“邪匪”，称秘密会党的起义为“会匪”，“土匪”。
到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为了利用秘密社会，尤其是秘密会党的力量，进行反对清王朝的斗争，曾对秘密社会予以较好评价。革命党人陶成章认为秘密教门白莲教“初立之本意，本在驱逐蒙古，虽借宗教为惑人之具，而其间实含有民族主义也”[1]孙中山先生曾称洪门即天地会乃“民族老革命党”，誉之为保存在汉族下层人民中的“民族主义根苗”。二、三十年代的史学家们，在论及秘密社会，尤其是有关会党的历史时，便沿用了革命党人上述论断，认为天地会等秘密会党乃是明朝遗老和汉族士大夫为了“反清复明”而建立的“民族革命团体”。
全国解放后，大陆学者开始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重新研究中国的历史，改变了旧史学敌视农民起义的观点，对农民起义加以肯定和颂扬。由于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都是打着秘密社会的旗帜进行的，因而把秘密教门和会党本身也纳入了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范畴。有些论著，在评价秘密社会的功过时，大多只肯定其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光明面，对其阴暗面则较少涉及。而且在分析秘密社会的性质时，也往往加以理想化，如称秘密会党为“农民革命组织”。为了把历史上的秘密教门同后来的反动会道门加以区别，又把秘密教门归入宗教信仰的范畴，称之为“民间宗教”或“秘密宗教”。
我们认为，旧的封建史学对秘密社会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否定，甚至称为 “教匪”、“会匪”，当然是不对的。不过，如果把秘密社会加以理想化，称它们为“民族革命团体”或“农民革命组织”，也未必恰当。至于把秘密教门归入宗教信仰，从而否定它是民间秘密结社，也值得商榷。
把秘密会党称为“民族革命团体”的说法，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时期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时，革命党人为了利用汉族人民的民族情绪，进行反对清王朝专制统治的斗争，便大力宣传“革命排满”的口号。他们片面地夸大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甚至把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对全国的统治，说成是中国被“异族”所“征服”和“灭亡”，因而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政治口号，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坚决反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但是力量薄弱，他们希望利用秘密会党这个现成的组织，于是把秘密会党加以理想化，称天地会为“民族老革命党”，是保存在汉族人民中间的“民族主义根苗”。二、三十年代的史学论著，沿袭了革命党人这个说法，并进而把秘密会党说成是“民族革命团体”。这种说法的历史根据是天地会内部传说《西鲁序》。学者们用“影射推求”的方法，论证天地会是明朝遗老或郑成功，为了“反清复明”而于清初康熙或雍正年间创立的。
我们认为把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的性质确定为“民族革命团体”，是对秘密会党的一种理想化，这种说法本身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首先，革命党人把满族说成“异族”，把清王朝对全国的统一说成是中国被“异族”征服或灭亡，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的政权，虽然大多数是由汉族统治阶级所建立，但是由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建立的政权，无论是地方性政权还是全国性政权，都屡见不鲜。清取代明，无非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王朝嬗递，所不同的仅仅在于清王朝的建立者，主要是满族贵族。满族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她所建立的政权，无论是地方性政权或是全国性政权，均属中国国内的政权，满汉之间的矛盾，也仅仅属于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矛盾。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夸大满汉民族矛盾，利用汉族人民的民族情绪来进行“反满”宣传，无非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我们今天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当然需要实事求是，不应再受革命党人当年“反满”宣传的影响。从天地会本身的历史来看'它的产生同清初满汉民族矛盾也并无关系。近年来发现的档案资料和会内文件表明，天地会并非始于清初康熙年间，而是创立于乾隆中叶，这个问题，已有另文讨论，此不赘言。
再从天地会等秘密会党所从事的活动，如互济互助，自卫抗暴以及打架斗殴，抢劫夺财，走私贩毒等情况来看，也不能称之为“民族革命团体”。
把天地会等秘密会党说成是“农民革命组织”，同样是对它们的一种理想化，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首先，从秘密会党的阶级构成来看，虽然其成员中有农民参加，但更多的则是城乡破产劳动者、小商小贩、雇佣劳动者、以及没有固定职业的江湖流浪者。秘密会党既不是农民所组织，也不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故不是“农民组织”。
其次，从秘密会党的反抗斗争来看，并不都具有革命的性质，特别是那些被少数个人野心家所操纵的盲目造反活动，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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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受当时统治阶级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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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就称之为“革命”。至于那些确实反映了农民阶级某种利益和要求的会党起义，虽然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但是不等于参与或领导这种反抗斗争的秘密会党本身便是“革命组织”，所以，不能把秘密会党说成是农民革命组织”。
至于把秘密教门归入宗教信仰，称之为“民间宗教”，也值得高榷。
秘密教门是以宗教迷信的面貌出现的一种民间秘密结社，它同宗教信仰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以说两者是形同而实异。秘密教门在表面上看，同宗教信仰确有相似之处。如要求教徒茹素食斋，焚香祈福，诵经礼佛，同佛教甚为相似，又教令徒众们学习辟谷、坐功运气、炼丹等，又同道教相近。因而容易被人们误认为是佛教或道教的支派，实际上二者确有区别。
首先，从历史上看秘密教门是由宗教信仰演变成的民间秘密结社。
秘密教门中最主要的一支白莲教，其前身乃是佛教的几个异端教派。其中包括南北朝时期兴起的弥勒教，北宋末年出现的白云宗及南宋初年的白莲宗。这些教派虽属佛教异端，但在性质上仍属宗教信仰。可是后来经过相互影响、渗透，到元末经过农民大起义的洗礼，逐渐融合成了白莲教。白莲熬形成后，已经不再是半僧半俗的念佛净业团体，而是在民间广收徒众，进行秘密活动，成了民间秘密结社。
其次，从秘密教门的本质和功能来看，也不同于宗教信仰。
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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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2]人们所幻想出的这种“超人间”的外部力量便是神灵，当人们面对大自然和社会的压迫感到无能为力时，便幻想出超人间力量的神灵，人们对它顶礼膜拜，祈求它的保护和拯救，于是产生了宗教这种“颠倒了的世界观”。但是，人们幻想出来的超自然力量即神灵，并不能给人们以任何实际上的帮助，它只能使人们沉醉于幻想之中，暂时忘记现实生活的苦难与痛苦，起到一种麻醉剂的作用。所以，马克思形象地把宗教比作“人民的鸦片”，即一种镇痛剂。宗教把人们对幸福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引导向对彼岸世界的响往与追求，而对现世的苦难与痛苦则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宗教教导信徒，人世间所受的一切苦难与痛苦，都是神的意志，不可抗拒。对人世间的不平，对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只能顺从，不得反抗，否则便违背了神的意志。这样，宗教便起了缓解阶级矛盾，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作用，因而受到历代政府的支持与保护，可以公开建造宏伟的庙宇、教堂，公开发展教徒，宣传教义。
秘密教门在本质与功能上则不同于宗教。
秘密教门虽然以宗教信仰的面貌出现，但在本质上它是被压迫阶级中少数不肯向自己命运低头的人，以宗教信仰为纽带自发结成的民间秘密结社。秘密教门的创立者和参加者大多希望借助于这种秘密缉织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某种政治或经济方面的要求，使自己的地位和处境得到改善。秘密教门多源于佛教异端教派，继承了异教教义中的叛逆思想，具有反现存社会秩序，反传统的特点，在历史上多次举行武装反抗斗争，因而被历代统治阶级视同叛逆，受到取缔与镇压，只能在民间秘密活动。所以，我们认为它并非宗教信仰，秘密教门的组织，亦非宗教团体，而仅仅是一种披着宗教外衣的民间秘密结社。
三、清前期秘密社会的历史分期与发展脉络
清代前期的秘密社会，经历了一个从萧条、复苏、初步发展到充分发展的历程。本文将按照秘密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把清前期秘密社会的历史，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顺治时期(1644一1661)，是秘密社会的萧条时期。
以往许多论著，把秘密社会视为“民族革命团体”或“农民革命组织”，而清初顺治年间正是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激化的时期，故断定清初顺治年间乃是秘密社会繁荣昌盛的时期。其实，历史事实并非如此。秘密社会根植于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乃是秘密社会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其盛衰枯荣，对秘密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清初顺治年间，整个中原大地，依然战乱频仍。当时，清帝国刚刚建立，正面临着统一全国的任务，南明王朝和农民起义军都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清统治者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对汉族人民推行高压政策，使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被激化。汉族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和其它下层群众，或者参加抗清义师，或者加入农民起义军，或者逃亡在外。当时，中原以至南方的许多地方，土地被抛荒，社会经济陷于凋敝，小农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广大下层群众，不仅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且连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自然无力顾及烧香礼佛或结会树党。因而这一时期的秘密社会，是呈现出萧条状态。当时仅有少数明末延续下来的秘密教门和少数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存在。
关于秘密教门的情况。
顺治初年，直隶真定府武强县，有赵高明“皈依大成教门”。顺治八年直隶曲周、广宗等县有宋伯光等传习白莲教，自称明代天启皇帝之子。顺治十五年，山西平阳府夏县有张天等传习无为教。顺治十六年，陕西三原县人周裕在广东传习大成教。
关于秘密会党。顺治年间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会党，仅有少数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如顺治五年江苏如臬县有二百多人结拜弟兄，竖立“大明中兴”旗号。顺治十三年有明代宗室朱存梧等纠人结拜弟兄，以复明相号召。
(二)康熙年间(工661—1722)是秘密社会的复苏时期。
这时，清政权已经巩固，清政府已逐步完成对国家的统一，清统治者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开始采取措施，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从康熙中叶起，开始进入清王朝的鼎盛时期即所谓“康乾盛世”。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尤其是小农经济的恢复，使秘密社会也开始复苏。小农经济的恢复，使许多原来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土地，并拥有少量财产．他们耽心受到天灾人祸的袭击而失去自己仅有土地和财产，因而求助于秘密教门，期望通过茹素食斋来消灾获福。于是，不仅明代延续下来的秘密教门得以复苏，并创立了一些新的秘密教门。
康熙年间最重要的秘密教门是刘佐臣创立的五荤道、收元教。
刘佐臣创立的五荤道、收元教，与明代弘阳教有密切关系。相传顺治年间弘阳教一个首领、太监魏子义，传徒李乐天。李乐天后来到山东自称刘奉天。据研究，这个李乐天实际上就是刘佐臣。他因该教不戒大五荤，并以普渡众生收元结果相号召，而名其教曰“五荤道”和“收元教”。该教后来又因分八卦收徒，又名八卦教。康熙年间因人数不足，仅立有河南商邱部文龙的离卦、直隶王容清的震卦和侯棠的坎卦。
秘密会党这时尚未出现，仍然只存在一些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当时，随着清帝国的巩固和强大，公开反对清政权的可能性愈来愈小，一些具有反清情绪的人，便继续利用结拜异姓弟兄这种方式聚集力量，进行反清活动，不过，这些组织力量甚微，大多旋起旋灭。较重要的，如康熙三十五年台湾诸罗(今嘉义)吴球聚众结盟，并约期起义。康熙四十年又有刘却纠人“歃血为盟”，并率众攻打该县清营。康熙四十六年，浙江嵊县张念一即张君玉，张念二即张君锡弟兄纠人结拜弟兄，以“朱三太子”之名号召，举兵反清。同年十一月，江苏太仓又有一念和尚(俗家姓蔡)，纠人结拜弟兄，竖旗举兵。康熙六十一年台湾风山朱一贵，以结拜弟兄的方式组织反清起义。
(三)，雍正初年到乾隆中叶(1723一工765))是秘密社会初步发展时期。
这时，清王朝正处于“康乾盛世”之中，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社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但是，阶级压迫的存在，贫富不均的发展，使许多人不满于自己的地位与处境。而通过正常途径又难以便自己的状况得到改善，其中一些人便求助于秘密社会，希望借助于秘密教门或会党的力量，达到自己的某种政治或经济目的。另外，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加速了农村的阶级分化。那些由于经营不善或遭天灾人祸而破产的人，愈来愈多。而人口韵激增，又加剧了农村人多田少的矛盾，迫使更多的农民，涌入城镇市圩或异地他乡，加速了秘密会党的产生和发展，使原来的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逐渐变成了立有会名的真正秘密会党。
这一时期，秘密教门的发展比较明显。
罗教与罗教系统的大乘教，在粮船水手中广为流传。明季以来，在杭州拱震桥一带就建有罗教庵堂，到雍正初年，罗教庵堂已发展到七十余所，苏州也建有许多大乘教庵堂。这些庵掌既是罗教与大乘教传习的中心，也是水手回空后及年老残疾水手平日栖息之所。雍正五年杭州罗教庵堂遭到清政府查禁，庵堂被改为公所，由少数年老无依者在此管理、居住。后来，公所又逐渐恢复成罗教庵堂水手们继续在内栖息并崇奉罗教。乾隆三十三年苏州大乘教庵堂再次遭禁，并牵连到杭州的罗教庵堂。清政府这次吸取雍正年间的教训，将罗教、大乘教庵堂彻底摧毁。此后罗教即由陆地转移到粮船之上，在老堂船设立罗祖画像，成为水手船帮的习教中心，而且逐渐形成了粮船水手的行帮，道光以后演变为青帮。
雍正年间秘密教门的发展，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在各地不断破获秘密教门的组织。雍正三年，浙江破获了道心教。雍正六年，又破获了空子教(孔子教)即儒理教，亦称三元会。雍正九年，直隶各地发现旗人中流传大成教与依法教。雍正十年直隶隆平县又有摸摸教。雍正后期在江西、浙江交界处又有三皇圣祖教流传。雍正十二年，山东又有朝天一炷香教。在安徽南陵县又有攒粑教即三乘教。雍正十三年，山西平定州一带又有皇天数流传。
雍正与乾隆年间，在云南、贵州、四川、江苏、直隶等省，流传张保太大乘教，亦称无为教。该教传人四川后称为法船教、瘟船教、铁船教．传人江苏的一支称燃灯教或灯郎教；乾隆九年，江苏常州、镇江有僧人吴时济，传授云南张保太大乘教。乾隆中叶，吴时济之徒张仁，又在甘肃配所传习张保太大乘教，又称龙华会。
雍正、乾隆年间另一十分活跃的秘密教门是刘佐臣子孙们传习的八卦教。刘佐臣故后，由其子刘儒汉掌教。在此期间，八卦教的势力已扩展到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乾隆元年刘儒汉病故，先后由其子刘恪与孙刘省过掌教。
雍正五年，刘儒汉之徒、山西定襄人刘德荣在山西传五荤道、收元教。他自称“孔子再世”，于雍正十三年犯案被捕，使刘恪受到牵连。刘恪后因证据不足而释放，其后，他即将教内之事委之其子刘省过。刘省过掌教期间，八卦教各支相对独立。其中离卦以郜云龙子孙为教主，震卦以王中为教主，坎卦中直隶一支以张柏为首，山东一支以孔万林为首，直隶大兴一支以屈得兴为首，艮卦由张玉成父子掌教，巽卦由单县张贵弟兄掌教，乾卦由河南虞城县张宝、张文士掌教，兑卦由陈善弟兄三人掌教。
乾隆年间，黄天教的几个支派也在各地流传。黄天教是明代万历年间宜化府兴宁人李宾即普明所创立，后来流传到浙江、福建、江西一带。入清以后，在浙江处州府的一支称长生教，在福建瓯宁的一支称老官斋教。以往人们皆将这几支黄天教的支派误认为罗教，这是因浙江处州无为教教主殷继南假冒罗教所致。殷继南入无为教后，自称罗祖转世，并虚构了一个罗教谱系，以证明他乃继承了罗教法嗣。于是，殷继南传习的无为教(原为黄天教的一支)教徒，便自称罗教。后来，浙江庆元县的姚文字又自称殷继南转世，并编撰了一部{三世因由》，内称初祖为罗因即罗清，二祖为殷继南，三祖便是他本人。姚文字在浙江庆元县所传之教称龙华会，也自称罗教。传人福建瓯宁的龙华会，又称老官斋教。乾隆十三年，瓯宁老官斋教曾举行武装起义。
乾隆前半期各地还有一些较小的秘密教门。如乾隆六年，直隶永清县高六指子所传无为教。乾隆十一年，李昌年在山西汾州、陕西朝邑所传四正香教。同年，陕西又有李绪唐为首的拜祖教，陕西西安的大乘教，湖北江夏旷去章在襄阳地区所传弥勒教。后来，贵州思南府的朱维上也传习弥勒教。乾隆十三年，福建海澄县有祖师教流传。乾隆十七年，山西临汾又有胡关氏所传无为教，又名桥梁会。乾隆前半期，江苏松江、浙江杭州一带还有天圆教。江苏邳州有牛其禄为首的未来教即三元会。
秘密会党也有明显的变化，其主要标志是出现了“立有会名”的秘密会党，比一般异姓结拜弟兄有了进一步发展。
雍正四年台湾诸罗(今嘉义)有蔡阴等结拜父母会，同县汤完等也结拜“父母会”，相约父母老了，互相帮助。雍正七年福建厦门又有李彩等结拜一钱会，相约遇事各出银一两，互相帮助。雍正九年，广东又有余猊等结拜父母会。雍正末年，山东高唐出现推独轮小车工人所结小车会，安徽出现由搬运工人结成的抬天会，以及以铁尺为防身武器的铁尺会。
乾隆初年，福建漳浦、诏安一带出现子龙、小刀等会。乾隆十二年福建出现边钱会。乾隆十三年，福建宁化出现铁尺会。
雍正末乾隆初，四川流民中出现秘密会党啯噜子，这是一种以结拜弟兄方式结成的武装集团，主要从事抢劫活动。
乾隆二十六年，福建漳浦县僧人提喜即洪二和尚郑开，创立了天地会。以后，天地会及其分支在福建、台湾、广东等省迅速蔓延。天地会的创立，标志着秘密会党已进入成熟阶段。
(四)乾隆后半期至嘉庆初年(1765—1805)是秘密社会举行公开武装反抗斗争的时期。
乾隆中叶以后，清帝国开始从鼎盛走上下坡路。乾隆皇帝的好大喜功，各级官员的贪污腐化，造成国库空虚，从而加紧了对人民群众的勒索。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官僚、地主、商人们的剥削欲望，加重了对农民和其它下层群众的剥削与掠夺，使阶级矛盾逐渐激化。一些有胆识的农民或出身于穷苦农民、手工业者的秘密社会首领们，利用广大群众对清政权的不满，打起秘密社会的旗号，举行公开的武装反抗斗争。在清代前期汉族人民所举行的武装起义中，几乎全部都是在秘密社会的旗帜下进行的。乾隆后半期至嘉庆初年，秘密社会不仅组织上更趋成熟与完善，而且不断举行公开的武装反抗斗争。
从秘密教门的情况来看，乾隆中叶，在山东荷泽一带流传的以王中为首的震卦教，又改名清水教。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一带清水教首领王伦举行武装起义，先后占据寿张、堂邑及临清土城，揭开了清中期各族人民武装反抗清王朝统治的序幕。乾隆四十七年，又有吴克己恢复清水教的活动。乾隆四十二年甘肃河州一带有王伏林倡立悄悄会即圆顿教，并且举行武装起义。与此同时，陕西宝鸡一带也有雷得本等传习悄悄会。嘉庆十年，王伏林之再传弟子王化周、石慈等又恢复悄悄会的活动。
乾隆后半期，有两支重要秘密教门，它们在乾隆末嘉庆初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支是康熙年间山西长子县人张进斗即张冉公的徒子徒孙们所传收元教和清净无为教(亦称混元教)。另一支是河南鹿邑县人樊明德所传混元教。
清净无为教是张进斗之徒王奉禄所传，王奉禄后来又传冯进京，冯进京又传王会。
收元教是张进斗的三大弟子即山西长治县人周隆庭、李彦稳和长子县人田金台所传。其中田金台曾传直隶沙河县胡大及其妻胡张氏即胡二引进。李彦稳又传河南洧川人张仁为徒。张仁又传王五钧为徒，王五钧又传孙士谦为徒，孙士谦又传徐国泰为徒户乾隆三十二年，徐国泰又把收元教从河南推向湖北，传湖北枣阳人李从呼为徒。李从呼又传孙贵远为徒，孙贵远又传姚应彩为徒。姚应彩后来改收元教为“三益教”。姚应彩在河南新野又传该县宋之高为徒，宋之高又传其族弟宋之清为徒。乾隆五十四年，宋之清又拜安徽太和县人刘之协为师入三阳教。其后，宋之清为与其师刘之协“争教”，改三阳教为西天大乘教，传湖北人齐林为徒，齐林又传樊学鸣为徒’樊学鸣又传萧贵为徒。萧贵又将西天大乘教传人陕西南部。乾隆五十八年，萧贵传萧正杰为徒，萧正杰又传孙赐俸即孙老五为徒。孙赐奉又传韩陇为徒。
收元教(西天大乘教)后来又从湖北西部传人四川东部。这支收元教后来成为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河南鹿邑县人樊明德创立的混元教，在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的酝酿过程中，也起了一定作用。
樊明德倡立的混元教，实际上来源于红阳教。红阳教为明代曲周人韩太湖(教内尊之为飘高老祖)所创。清乾隆以后，官方文献上为避乾隆帝讳而称之为红阳教。乾隆四十年混元教遭破获，樊明德被处死，弟子王怀玉脱逃，再传弟子刘松被发配到甘肃隆德。乾隆五十三年刘松与弟子刘之协商谋复兴混元教。因该教名称难以招人，逐改称“三阳教”。乾隆末年，清政府大肆搜捕白莲教徒(实为西天大乘教与三阳教)，引发了历时九年的川楚陕豫甘五省白莲教大起义。
这一时期秘密会党在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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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广东等地广为流传，并且多次举行武装反抗斗争。比较著名的有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六十年台湾陈周全起义，嘉庆初年台湾小刀会起义，嘉庆七年广东博罗、永安天地会起义，嘉庆八年江西石城、广昌天地会起义等。
(五)嘉道年间(1805一1840)是秘密社会充分发展时期。
嘉道年间，从清帝国的国势来看，已经从鼎盛转向衰微，帝国官僚机构日趋腐朽，封建制度的末落，更加速了帝国衰落的趋势。但是，从经济发展方面来看，却仍然保持着稳步发展的势头。小农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尤其是永佃权的出现，使佃农对所耕土地使用权有了保障．不但可以世代相传，而且可以抵押、转让以致出卖。佃农有了永佃权，可以同自耕农一样，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力和工本，这样，使小农经济获得了充分发展的可能。农村的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包括自耕农、永佃农，小手工业者，小商贩)，既希望已有的土地或资产得到保障，又希望得到更多的土地和财富。这种希望消灾获福的心理，正好被秘密教门的首领们所利用。经过乾隆后半期到嘉庆初年秘密社会的武装反抗遭到残酷镇压之后，嘉道年间的秘密教门首领们，更多地把传徒作为敛钱的手段。他们用人教可以消灾获福，避劫免厄相号召，那些希望自己的身家性命和微薄财产得到保佑的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们，纷纷入教，使秘密教门在组织上得到巩固与发展。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小农经济的发展，必然走向农产品商品化的道路，嘉道年间经济作物的种植，大为推广，开始出现农产品商品化的势头，不少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农民开始从封建农民向农民小资产者转化。这样，封建小农经济本身又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而不断瓦解，秘密教门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动摇了，因而出现了潜在的危机。其表现之一是一些秘密教门开始和秘密会党相融合，或者采取秘密会党形式，向会党方面转化。青帮的出现和后来青莲教向棒棒会、把子会的转化，都说明了这一趋势。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更多的农民涌向城镇市圩或异地他乡去谋生。嘉道年间人口增长的趋势，更为迅猛，许多地方田少人多的矛盾也更加突出。福建、广东、江西等省的穷苦农民，纷纷向内地各人少地多的地方迁移。移民们有的本来就是秘密会党的成员，有的为了结伴而行或到新的地方易于立足，而自发地结为秘会党以便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这样，嘉道年间的秘密会党比前一阶段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且更加成熟。
这一时期，秘密教门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支：
天理教。天理教是由京畿和直隶固安、新城等地的红阳教、坎卦教(老理会)和直隶、山东、河南一带震卦教融合而成。嘉庆十八年天理教举行起义，京畿地区天理教徒七十余人袭击了紫禁城。
离卦教。嘉道年间，八卦教中离卦教最为兴盛，主要有以下几支：直隶巨鹿人孙维俭的大乘教，直隶清河人尹老须的离卦教，直隶清河人马进忠的明天教及山西赵城曹顺的先天教。 大乘教。嘉道年间以大乘教为名的有好几支，其间并无渊源关系，仅名称相同。一支是罗教系统的大乘教，主要有湖北孝感周添华所传的一支。人数较多的则是黄天教系统的大乘教，主要有江西贵溪人张起坤一支，他是乾隆年间黄天教首吴子祥之徒。吴子祥因编有《大乘大戒经》，而称大乘教。[3]另外，离卦教中孙维俭一支，也称大乘教。
清茶门教。
清茶门教是由明代闻香教演变而来．闻香教是明代万历年间蓟州人王森所创。王森原名石自然，为攀附太监王德祥而改名名王森。入清以后，王森子孙以滦州石佛口和卢隆县安家楼为中心，继续传教。但多称清茶门教、清茶门红阳教、白阳教等。乾隆中叶以后，王姓子孙开始向外地发展，先后有王姓家族之人到山西、湖北、安徽等地传教，王森七世孙王秉衡曾在安徽和州收当地无为教首柳有贤为徒．柳有贤之徒金惊有、方荣升又改无为教为收圆教。 一炷香教。
嘉道年间的一炷香教，有以下几支；山东城武县人姜明所传一支，又名好话教。直隶南宫县王金玉所传一支，与该县陈恭所传一支，因与离卦教关系密切，故又被归入离卦教。直隶广平府邯郸人冯大坤所传一支又称一炷香天爷教或如意教。山东历城县孙大风所传一支，系康熙年间山东商河县人董四海所传一炷香教之嫡传。
嘉道年间还有许多小的秘密教门，大多旋起旋灭。其中有直隶枣强人王立所传无为教，直隶藁城县刘龚氏、刘幅安母子所传龙天门教，河南滑县武举冯克功等所传老天门教，直隶晋州人张锦玉所传黄门道，直隶静海县盂瑞等所传老子门教，直隶献县人孙荣父子所传未来教，湖北襄阳武维金等所传牛八教即挥率教．山西曲沃人任进德所传金丹圆顿教．河南申老叙所传圆顿教即白阳教，山西阳曲、盂县、定襄一带流传的五荤道，山西、陕西一带流传的油腊教，山东聊城人康洛升所传洪蒙教，直隶静海县崔焕所传天真教，即未来真教。
嘉道年间的秘密会党中，以天地会的发展最为完备，不仅形成了较完善的结盟仪式、联络暗号，而且在组织上形成一大系统。除乾隆年间已经存在的小刀会、添弟会等名称外，又增加了以下名目。嘉庆七年福建永定人张配昌建立和义会。嘉庆八年福建建宁人李凌魁在江西把天地会改为阳盘教和阴盘教。嘉庆八年福建建阳人江水柏等建立双刀会。嘉庆十年福建瓯宁人李于高等建立百子会。嘉庆十一年江西会昌人周达滨建立三点会。嘉庆十三年福建永定人廖善庆改三点会为洪莲会。同年，福建武平人朱德辉建立江湖串子会。嘉庆十六年广东顺德人严贵邱等结拜三合会。嘉庆十八年，福建宁化人熊毛等结拜仁义会。同年江西南丰人封老三先后纠人结拜仁义双刀会与仁义三仙会，福建霞浦人欧狼等结拜父母会，福建建宁人江文兴等结拜洪钱会．嘉庆二十一年福建沙县人邓方布结拜明灯会。嘉庆二十五年福建瓯宁人江亚奴等结拜平头会。道光十三年广东龙川人李江泗等在福建邵武县结拜保家会。
除上述天地会系统的秘密会党外，嘉道年间还出现了许多其它秘密会党。嘉庆初年江西大量出现以乞丐、小偷为主要成员的边钱会与担子会。嘉庆七年广东陆丰县李崇玉等建立“共和义会”。嘉庆八年湖南江华县莫景兆等结拜观音会。嘉庆九年该县又有邹脑等结拜兄弟会。嘉庆十五年广东新安人陈辛钧等结拜守义会，该县监生文松龄等结拜集义会，郑万受等结拜连兄会。嘉庆十九年广东人柯什养等结拜老表会。嘉庆二十年湖南衡阳人李泳怀等结拜忠义会。嘉庆二十二年湖南龙山人陈添然等结拜公义会。
道光十一年浙江嵊县出现钩刀会。道光十五年湖北江陵县郑老鼠等结拜孤老会，江西上饶等地出现花子会。道光十九年湖南宁乡出现的黑会与红会，乃小偷的帮会组织。道光二十年，湖南东安一带出现乞丐的帮会一一丫叉会。
通过对清代前期秘密社会的考察，可以看到在清前期，秘密社会经历了一个由萧条逐渐复苏以致充分发展的过程。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先是各自独立发展，后来逐渐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以及互相融合。从社会功能来看，它们从单纯的互济互助，自卫抗暴和祈求消灾获福，逐渐走向政治斗争，并且从秘密活动发展为公开武装反抗清政府的起义。鸦片战争后，随着我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广大人民又陷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人民群众开始大批投入秘密社会的怀抱，使得各种秘密社会更为发展壮大，并且在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与国内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冲锋陷阵。不过，秘密社会毕竟是一种原始形式的落后组织，它不可能真正引导人民群众获得解放。而且后来有些秘密教门变成了反动会道门，有些秘密会党，变成了黑社会组织，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注释：
[1]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载《陶成章集》第41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54页。
[3]清官方文献中称吴子祥所习之教为斋教，不确。
（文章来源：《清史研究》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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