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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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

灾荒，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着重要联系。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涉足在灾荒史领域的研究者并不多。80年代后，随着社会史的复兴，这种情况逐渐有所改观。近十年来，一些矢志于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史界同仁，以极大热情投入到灾荒史的研究中去，使近代灾荒史研究硕果累累，并呈方兴未艾之势。　
一
近十年来，有10多部近代灾荒史（或含近代灾荒史部分）论著问世。现将主要论著简介如下（见下表）。　
表1　近十年来近代灾荒史论著简表
著者　　　　　　　　　　　　　书名　　　　　　 出版者 出版年
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　　　 近代中国灾荒 纪年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0
李文海、周源　　　　　　　　 灾荒与饥馑：1840-1919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李文海、林敦奎、程附图、宫明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3
李文海、程附图、刘仰东、夏明方　 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以编年形式，分别省区，综合、系统地记述了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80年间自然灾害的状况，具体再现了水、旱、风、雹、火、蝗、震、疫等各种自然灾害，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受灾范围和程度、灾区群众的生活情况以及清政府的救荒措施和弊端，是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的拓荒之作。《灾荒与饥馑：1840-1919》是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对中国近代史上历次大的自然灾害的发生、程度、影响范围、造成的危害以及清政府救灾措施和弊端做了具体充分的描述和分析，具有纲要式近代灾荒简史的性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是《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的姊妹篇，它记载了《纪年》未涉及到的1919-1949年的灾荒记述，力求尽可能准确地反映这30年的灾荒面貌，它同《纪年》一道，成为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近代灾荒史的巨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甄选了近代史上灾情十分严重、影响极为巨大的十次重大自然灾害，分析了灾荒频发的原因、灾荒和政治的关系、灾荒和社会的关系，并力图通过对灾荒发生发展的成因、过程、后果以及各种灾害的频率及相互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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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等方面的分析，探索我国近代灾荒的规律。书后附《中国近代灾荒年表》，勾勒了近代灾荒的轮廓。　
此外，邱国珍《三千年天灾》、袁林《西北灾荒史》以总括或区域研究的形式，概述了我国历代灾荒的情况。张水良《中国灾荒史》反映了1927-1937年民国时期灾荒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是一部自然灾害与城市社会生活史的概述性著作。值得一提的是，胡明思、骆承政主编《中国历史大洪水》、马宗晋、郑功成主编《中国灾害研究丛书》两书，虽从自然科学角度立论，也应该成为灾荒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前者在选编的91场洪水中，近代洪水占了32场。该书通过对雨情、水情和灾情的综合分析，用文字和图表形式，阐明洪水的形成条件、洪水的规模和量级以及成灾的程度，是一部资料性著作。后者将丛书分为12种，即《灾害学导论》、《灾害经济学》、《灾害管理学》、《灾害保障学》、《灾害历史学》、《灾害统计学》、《灾害社会学》、《灾害医学》、《中国的大气海洋洪涝灾害》、《中国的地震地质灾害》、《中国的矿山灾害》、《中国的交通灾害》等，填补了我国灾害问题研究的空白。　
二
近十年来，有50多篇近代灾荒史论文在全国各级刊物上发表。这些论文既有专题性研究，又有区域性论述，现就学者们论述较集中的几个方面予以综述。　
（一）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近代灾荒史研究一直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因此，学者们从探求灾荒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入手，说明研究近代灾荒史的重要性。李文海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它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深入、更具体地去观察近代社会，从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中，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对近代灾荒状况的总体了解中，得到有益于今天加强灾害对策研究的借鉴和启示。[1]戴逸认为，近代灾荒史的研究，不仅对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和未来生活也很有意义。[2]刘仰东把研究灾荒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指出灾荒史本身作为一个系统，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相关联，反映了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对近代自然灾害进行充分的探讨，十分有益于我们对社会历史的系统的准确的把握。作者进一步指出，虽然仅从历史现象存在的比重上看，灾荒史也应该成为研究者正视和认真对待的历史课题，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撇开历史实际，机械地或片面地理解灾荒现象，以它的多少来套它在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居的位置。[3]　
关于灾荒史长期被史学界忽视的原因，李文海指出了史学工作长期存在的弊端，即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化；研究题材的单一化；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的程式化。[1]刘仰东则具体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原因，即政治和军事事件的过于频频突发，起了关键的学术导向作用；社会性质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致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思潮的变化是研究者探讨近代社会发展规律的主要线索和出发点；自然灾害自身的特点决定了灾荒史研究的非重要地位，甚至得不到起码的注意。[1]　
（二）灾荒与经济　
从经济角度看，每一次灾荒都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摧残和破坏。李文海分析了灾荒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严重影响，主要是对人民生命的摧残和戕害、对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以及因此而形成的社会正常秩序的震荡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作者还用统计数字说明灾荒对清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1]刘仰东用“十岁九荒”和“无时不在”来形容近代灾荒的频发性，进而指出灾荒对农业、工商业和对外贸易构成的严重冲击和致命打击，强调由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口骤然失衡必将引起局部或全局社会机制的紊乱，甚至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步伐。[1]吴德华分析了民国时期自然灾害的特点和深远影响，指出灾后人民大批死逃，大片良田和生产资料被毁，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城市遭浩劫，交通和工程设施遭中断和破坏。强调灾荒成为土地集中的杠杆，大量土地集中到地主手里，军警、商人也趁机购买大批灾民土地，成为有权有势的新地主。[4]王方中以江淮大水灾为例，指出江淮大水是30年代地价下跌的一个因素，而地价下跌又是农村经济状况不妙的标志。[5]魏宏运探讨了华北大水灾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认为带有周期性的灾荒，是华北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经常出现间歇、甚至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6]　
（三）灾荒与政治军事　
每次大的自然灾害，几乎都会引起重大的社会震荡，甚至同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社会变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胡克刚认为，灾荒是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7]林敦奎也指出，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此起彼伏的灾民反抗运动，加速了清王朝垮台的历史进程。作者还论及了灾荒对义和团运动兴起和发展的促进作用。指出义和团运动期间，直隶、山东等省发生的大灾荒使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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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成为当时突出的社会问题，在民族矛盾的制约下，饥民、流民通过三种形式参加义和团，并以其独特的天灾观来激发灾民的抗争意识，扩大斗争的规模和声势。[8]康沛竹论述了灾荒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关系。指出太平天国辖区连年不断的旱灾、蝗灾、水灾等自然灾害直接导致了太平军的粮食危机；瘟疫流行夺去了许多太平军及辖区内人民的生命，这一切直接导致了太平军一些战役的失利，从而构成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9]李文海考察了灾荒对甲午战争的作用。指出灾区与战区或毗邻或重合或者与战争有着特殊密切的关系，大大增强了灾荒与战争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战后及赈灾，灾荒又衍生为清政府签约的口实和与日本侵略者争夺群众的政治斗争的问题。在考察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时，作者较为具体地展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灾荒状况，并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交互作用的角度，努力探究灾荒对革命产生的影响。作者从灾荒的频发论及辛亥革命的发生与发展，从革命派怎样通过灾荒揭露封建统治论及革命派掌握政权时期的灾荒对策，指出灾荒不仅是辛亥革命运动发生的一个直接诱因，而且对革命党人的战略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还决定了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运动的态度，即对北京和武昌采取的所谓“中立”姿态。[10]夏明方通过对自然灾害与洋务运动互动关系的研究，来认识和把握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特点、规律及其竭蹶顿挫的历史动因，并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几个方面来具体探讨灾害在洋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11]钟钢阐述了1901-1910年川省各地连年受灾给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及其对四川革命的影响。[12]李德民、周世春考察了陕西近代旱荒的影响，着重指出灾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暴动，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旱荒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陕西社会的发展。[13]吴德华也指出，民国时期的灾荒，激化了阶级矛盾，反抗斗争迭起，灾民的反抗斗争与其他革命斗争相结合，到1948年以后，发展成为国统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组成部分，成为加速国民党政权覆灭的一股强大力量。[4]　
值得注意的是，往往与灾荒有着因果关系的农民起义在“丁戊奇荒”中并未出现。辛亥革命中各省的“光复”，灾民和饥民并未直接参加。刘仰东对前者的解释是：灾民奄奄待毙，无力再去造反，表明社会凋弊已走过了极端。[3]　
李文海对后者的解释是：革命中除了极少数地区以外，绝大多数省份新旧政权的交替更迭并没有经过较长时期的两军对垒的武装冲突。[14]　
（四）灾荒与思想文化　
目前，学术界关于灾荒对思想文化作用的研究相对薄弱，但仍有一些论文涉及到相关方面。张九洲论及了河南大旱对文化教育的摧残。[15]刘仰东进一步指出，黄河变迁，打破了原有的文化格局，加重了长江流域的文明色彩，使长江流域的社会文明逐渐从一种社会印象发展为比较固定的社会观念，黄河流域却越来越远离社会文明而沦为灾难的象征。[3]灾荒作为文化素材，也渗透到思想文化领域，对此，李文海以晚清诗歌中的灾荒描写为例，作了专述。[16]另外，灾荒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夏明方以治黄（河）和赈济为例，对此作了论述。指出晚清黄河河务日就废驰的败象颓景，遮掩不了黄河理论和技术方面渗进的近代化气息的新因素。具有新兴工商业意识的思想家们设计出的运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救荒方法，与当时新兴社会改革思潮中占主导地位的以所谓“军谋国计”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不同，他们更多地表示出对民生的关怀，并将某些长期被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提到改革日程，从而进一步推进了这种新兴思潮的拓展与深入，为当时的社会改革实践提供了新的论证和新的动力。[11]　
频发的灾荒，强烈地吸引着人们对荒政的思考，展示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变迁。谢高潮指出，晚清的荒政思想经历了与天命主义的救荒思想相联系的禳灾治标观到与注重水利和民生的防灾救荒新思想相联系的重民灾害观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近代经世致用思潮在荒政方面的反映，又与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有关。作者还系统地总结了洋务运动时期的荒政思想。王承仁、胡克刚对孙中山的备荒救灾思想进行了系统阐释，并指出孙中山备荒救灾的思想理论，是他的民生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近代中国备荒救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18]　
（五）灾荒与荒政　
荒政是统治阶级用以保持国家稳定、维护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调节社会矛盾的基本国策。李向军肯定了清代荒政集历代之大成，但道光以后，荒政名存实亡。[19]谷文峰、郭文佳从社会政治因素和救荒政策本身漏洞两个方面探讨了清代荒政弊端产生的原因及表现。[20]吕美颐肯定了清代基本上实现了赈灾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法律化，但由于制度本身不完善、社会风气败坏和吏治腐败，使荒政百弊丛生，恶性蔓延。[21]李文海论述了清政府的救荒对策，揭露了晚清时期从报荒、勘灾到放赈过程中的种种黑幕和弊端。同时，作者还对义赈的兴起与发展的原因及作用作了探讨。指出随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出现，有别于“官赈”的、由民间筹集资金、民间组织散放的“义赈”便应运而生。它创造了新颖有效的工作程序和方式，在灾荒的赈济方面，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是历史的进步现象。[22]夏明方也指出，具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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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意识的近代工商业者组织和发动的民间义赈活动，在中国赈灾史上开创了一种新的救荒机制，提高了救荒放赈的社会效益。[17]关于民国时期的灾赈情况，刘五书对民国历届政府以工代赈的救荒形式作了探讨，并对工赈得失予以评价。[23]　
（六）关于灾因　
灾因除了自然因素外，研究者更多地把目光聚焦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李文海认为，近代历史上自然灾害的普遍而频繁，当然是由于束缚在封建经济上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结果，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政治腐败造成的。作者还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揭示灾因，指出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灾荒，反过来灾荒又进一步使生态环境受到新的破坏，二者因果循环，灾荒频发。[1]戴逸认为，天灾人祸，互为因果，这一方面是指频繁的战争、腐败的政治足以引发天灾，或加深灾害的程度，另一方面也指人类对自然界贪婪无度的索取，破坏了生态平衡，因而发生灾害。[2]李向军进一步指出，灾害虽起因于自然，社会因素在其间也有重要作用，人类可以通过有组织的防灾、救灾活动避免或减轻灾荒的危害，战争、内乱、苛政、生态环境的破坏等亦可引发或加重灾害。此外，人口压力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加重灾荒。[19]夏明方从自然、环境破坏和社会危机三者的共同作用来认识灾因。[11]康沛竹对灾因中的社会因素，尤其是对战争、仓储制度和政治因素作了系统论述。[24]清代河政敝坏、灾荒频仍，王振忠和郑师渠分文论及。[25]吴德华在探讨民国灾荒发生的社会原因时指出，反动势力的掠夺使得国困民穷，无力抗灾，水利设施、植被遭破坏以及频繁的战争加重和制造了灾荒。[4]　
三
综观十年来，近代灾荒史研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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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突破性进展，无论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是课题的深度和广度，都呈递增递进之势。“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史学工作者应该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26]学者们把近代灾荒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试图通过灾荒史研究，为今天的防灾、减灾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但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首先，应建构灾荒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力度。目前，灾荒史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而灾荒又是一种独特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它的发生具有不以人们的思想为转移的根本属性，但其形成与危害程度却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一方面我们不可能用一些直接的历史现象的分析模式来套灾荒史研究；另一方面又要把它纳入一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历史现象的分析中去，从而理性地认识灾荒对社会历史进程的作用和影响。有鉴于此，灾荒史的理论建构很有必要。灾荒史研究是开放性的，在多学科交叉渗透、综合研究的今天，灾荒史研究借鉴社会学、灾害学、气候地理学等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拓宽研究者的思路和理论视野，不无裨益。其次，应进一步加强史料的编辑出版工作。目前一些灾荒史料虽已面世，但还不够，地方志和边疆地区的灾荒史料有待进一步开发。再次，拓宽研究领域，加强薄弱环节。目前近代灾荒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水、旱等灾害，其他灾种如雪灾、火灾等研究有待展开，城市灾荒史研究廖若晨星。同时，近代灾荒史研究中出现的畸轻畸重的现象不容忽视。从总体上看，晚清灾荒史研究成果远多于民国时期。因此，大力加强民国时期灾荒史研究势在必行。总之，我们期待史学界形成更浓厚的灾荒史研究的学术气氛，把近代灾荒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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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王振忠．河政与清代社会[J]．湖北大学学报，1994，(2)；郑师渠．论道光朝河政[J]．历史档案．1996，(2)．　
[26]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资料来源：《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6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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