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秘密-晚清秘密教门与近代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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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晚清秘密教门与近代社会变迁

陆勇
摘 要：晚清秘密教门大多数是从青莲教和八卦教派生出来的，基本上属于罗教系统。步入晚清社会后，由于近代社会变迁，秘密教门的发展出现了相对的停滞。晚清的秘密教门从其宗教色彩、组织结构和与会门的关系来看，应该处于由民间秘密宗教向民间秘密结社的转变期。晚清秘密教门的活动虽然触及到一些时代主题，但从本质上而言是对近代社会的一种反动。
关键词：晚清；秘密教门；民间宗教；社会变迁；邪教
秘密教门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相对正统的佛教、道教之外的所谓“异端”和“邪教”，它萌生于东汉末年，形成于宋元，到明代中叶以后进入飞速发展时期。由于秘密教门具有强烈的反叛性，明、清各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以严刑峻法试图根绝其繁衍，但因为封建社会无法消除滋生秘密教门的土壤，这些所谓“异端”和“邪教”仍在下层民众中间流传，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有清前期和中叶是秘密教门重要发展时期，许多近代重要的秘密教门如八卦教、青莲教、江南斋教等都形成于斯。到了晚清，中国社会开始面临恒古末有剧烈的动荡和变迁，秘密教门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探讨这个时期秘密教门的发展状况及其在近代社会变迁中所处的地位有助于更进一步从微观层次上理解近代中国社会。
一
晚清秘密教门大多数是由青莲教和八卦教派生出来的，新创立的教门很少，比较有影响也就是真空教、黄崖教和刘门教等。
青莲教又称大乘教，道光初年流行于四川、陕西、甘肃、湖北、湖南等地，但据清代官方档案记载，至少在嘉庆元年直隶就有“青莲教”这一教门。［1］P94青莲教的渊源当与应继南的无为教及此后的姚文宇的姚门教和流行于江西的大乘教有密切的关系。［2］P106－130道光七年，清莲教被清破获，教首徐继兰等大部分骨干被捕杀，杨守一及其他一些教徒逃逸，晚清的青莲教就是从这支教门上复兴和发展起来的。道光二十三年，青莲教骨干陈汶海、李一沅、林周官、郭建文等决定复兴青莲教，他们请江南道人刘依道设坛扶乩，确立了“五行十地”的新的组织机构，以汉阳为“云城”，向各地发展。但由于青莲教内部在权力分配上矛盾重重，所奉的总教主湖南教徒朱中立实为傀儡，因而没有大的发展。道光二十四、二十五年，清政府在各省大规模查禁清莲教，重要骨干周位伦、李一沅、陈汶海、邓良士等纷纷落网，此后以青莲教为名的秘密教门基本没有大的活动。青莲教在晚清秘密教门中的地位主要在于它派生出来许多其他教门，如灯花教、金丹道、末后一著教、先天道、江南斋教等。
晚清另一支重要教门八卦教是由红阳教徒刘佐臣创立于康熙初年，初名五荤道收元教，分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收徒传教。八卦教在山东、河南、山西、直隶等地称为孔子教或空子教，到刘省过执掌时改五荤道收元教为清水教。八卦教从其创立直至嘉庆年间一个多世纪一直由刘氏家族执掌。八卦教自林清、李文成天理教起事失败后多次遭到清政府的沉重打击，教门发展缓慢。晚清八卦教最主要是河南郜家为首的离卦，其他支派如张善继为首的坤卦、从尚选、从世明等为首的兑卦等都是昙花一现，整个八卦教在晚清时期继续处于衰落期。晚清八卦教活动主要集中在太平天国后期，此后也没有大的活动。晚清时期出现的圣贤教、九宫道其实是八卦教变名。［3］P163－274
晚清除了青莲教、八卦教及派生教门外，还有许多独立于这两大教门系统的其他秘密教门，如真空教、黄崖教、刘门教。真空教是由江西人廖帝聘创立于同治元年，从教义上看是对罗门教的继承和发展。黄崖教、刘门教都是由学术团体转化而来，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能算作秘密教门，但在中国封建社会，秘密和公开是相对，“对于官府来说，许多教派的活动都是在暗中进行的，尽管官府没有使用‘秘密’这个词。”“问题的根源在于县治以下缺乏中央政府的机构，而且有禁止官员在本乡任职的制度。”［4］P234－235因而我们应当将其列为秘密教门的序列之中。晚清秘密教门的渊源大致可以通过下图来表示：(图略)　　　　　　　　　　　　　
在秘密教门发展史上，晚清是处于一个相对停滞时期，秘密教门大多数是从传统教门的分支中派生出来的，而且活动的规模和遍及的地区也大不如清中叶。晚清秘密教门比较重大的活动主要是咸丰、同治年间刘仪顺(原名郭建汶，复兴青莲教改名葛依元，创立灯花教时化名刘仪顺)领导的灯花教起事，八卦教在河南、山东的起事，其他活动如江南斋教在江西、金丹道和在理教在热河的起事等影响都比较小。造成晚清秘密教门发展相对停滞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固然是自清中叶以来，清政府加强了对秘密教门的打击，在法律制度上加强惩罚“邪教”的力度，屡兴“邪教案”，使一些大的秘密教门在晚清时几乎都化整为零，规模大大缩小，另一方面这和晚清社会变迁有着必然的联系。首先是晚清秘密会党的飞速发展削弱了秘密教门的群众基础。清代秘密会党兴起于清代中叶，其主要的社会根源有两个：一是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一是土地兼并严重。［5］P6到了晚清，由于外国势力的入侵所引起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秘密会党得以飞速发展。许多破产农民和流民为了谋求生活自保纷纷加入秘密会党。而此时的秘密教门仍以“聚财敛钱”以维持生存，以“三期末劫”说图谋发展，这对许多下层民众来说显然缺乏吸引力，从而导致他们更多地流向秘密会党。其次，晚清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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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权的强化制约了秘密教门的发展。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中国封建社会，体制力量从未真正地深入到乡村，中国乡村的真正支配系统是“家族系统”。中国的社会体制从来都确认这一系统，并尽力把社会体制和家族系统结合起来。［6］P15晚清时，由于社会农村经济的衰落和清政府的腐败，下层民众已很少或者根本无法从社会体制内获取资源，他们更多地依赖家族内部以维持生存，因而晚清时中国乡村的宗族权得到强化。乡村宗族权对秘密教门发展影响是双向的。乡村宗族权与秘密教门组织都是游离在社会体制外的隐形权力系统，两者能相互结合则会促进教门发展，否则会制约秘密教门的发展。如清代单县刘氏家族执掌的八卦教、滦州石佛口王氏家族执掌的清茶门教（闻香教）等都由于凭籍宗族系统曾持久兴旺几代。但是，由于清代中叶政府对“邪教”打击力度的加强，到了晚清，许多大的传教家族已经衰落或灭绝，许多劫后余生教徒虽然力图复教，但由于处在宗族权力系统以外，步履维艰，已难于把秘密教门恢复发展到类似清中叶以前的水平。如晚清有影响的清莲教虽然组建新的中枢，但仅仅不过两年，派往各省的教徒便纷纷落网，“十依五致”中除极少数漏网外都被捕杀，其他教门，除了郜氏家族的八卦教的离卦教外，都遇到传教困难，很快被当局侦破的情况，这都与晚清时期乡村宗族权力系统的加强和对秘密教门的排斥有密切的联系。第三，近代社会变迁所引发下层民众社会心理的变化对秘密教门的负面影响。秘密教门作为下层民众的社会组织，其生存和发展依赖于下层民众从教心理。下层民众加入秘密教门的主要心理因素有两个，一个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来世的关注，另一个是对现实的不满，通过入教以转换自己的社会角色的投机心理。秘密教门宣扬的“三劫末世”论和“无生老母、真空家乡”以及各种利益的承诺无疑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但步入晚清社会以后，社会的动荡、外来洋教的冲击、科学知识的传播、以及整个社会风气逐渐开化等迎合了民众求新、求异的心理，秘密教门传统的教义逐渐丧失其敬畏感和吸引力，民众对其信仰程度已远非昔日可比。以外来洋教冲击为例，自1840年以后，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与商品一起涌进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日积月累，在中国城乡建立了的许许多多的教堂并拥有数量可观教民。这部分下层民众信奉洋教主要是因为洋教除了满足他们求异的心理外，而且加入所带来的实际“好处”远比秘密教门的虚幻承诺更具吸引力。正如郑观应所言，“凡进教者或为财利所诱不克自持，或以狂病未瘳失其本性，或奸民倚为声势，或犯罪求为系援。” ［7］P121－122这此所谓的“乡愚”和“作奸犯科”者是传统秘密教门的主要来源。
当然，晚清秘密教门停滞也是相对的，由于产生秘密教门的社会土壤的依然存在，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秘密教门仍在广大乡村顽强地生存。到清末民初，随着秘密教门向秘密结社转化并和会门相融合，一种综合教门和会门的新型秘密结社即中国会道门开始膨胀起来。
二
晚清在秘密教门的发展史的重要地位在于它是秘密教门由民间秘密宗教向秘密结社发展的转型时期。这一点从晚清秘密教门步入近代社会后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首先，宗教色彩的淡漠。在晚清前，中国秘密教门无论从其信仰追求、行为方式还是组织形式来看都具有浓厚的宗教彩色，应该可以称之为民间秘密宗教。但步入晚清社会后，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秘密教门的宗教彩色日趋淡漠。宗教信仰是宗教心态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它是秘密教门作为民间秘密宗教区别于其他精神活动过程的本质特征。中国秘密教门宗教信仰的内容是相当庞杂的，但人与神的关系是其基本内容。如罗教及其传承的殷门教、姚门教等宣扬的“无生老母、真空家乡”、黄天教认为的三佛“轮管天盘”观、弘阳教的“三阳三佛说”等等都强调的人与神的关系，人是神的子女，未来要发生却变，入教教民可以得到拯救，回到“家乡”。而且这种信仰一旦得到教徒的承认，就会毫不怀疑地作为一种真理，并以全部的精神活动和实践行为去追求其实现，“当民间教派起来造反时，至少部分地是由于他们相信自己是在执行上天的旨意”。［4］P181而晚清的秘密教门显然没有这种宗教的狂热，宗教信仰的不过是一种装饰，或者根本没有信仰可言。如青莲教，道光二十三年复教时虽然具有庞大的组织系统，但从内部周位伦与彭超凡为各自推立的“牛八”而产生的争执及至关系破裂来看，至少清莲教的宗教信仰是淡漠的，更多的是以此作为一种幌子，以实现教首个人的野心。这在青莲教变种的灯花教更加明显，葛依元创教时就确立了“动静两门，前者习教造反，后者传徒敛钱”的组织体系，教徒虽然名义上信奉三佛掌天，弥勒降世，但其仅有宗教活动不是守“三规五戒，打坐运气”等，［8］谈不上真正的信仰。其他如江南斋教讲究的“坐功运气”，要人“学习心坚，始能修道圆满”，已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内容。伴随晚清秘密教门宗教信仰淡漠，其教义也很粗陋。宗教教义是宗教信仰的衍生体，它是端正教徒信仰的主要工具。晚清秘密教门除了黄崖教、真空教、刘门教外，还没有发现有自己系统的教义。即便有其教义也往往都是前代经过无数次却难后留下的残缺不全的经书“宝卷”，这从晚清政府在历次“邪教案”中所查获的经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9］P392~P538宗教彩色的淡漠，使晚清秘密教门不再是下层民众的一种信仰，而更多地沦为少数人聚敛钱财，改朝换代的工具，已不能再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民间秘密宗教。
其次，教门组织的裂变。清代中叶以前，秘密教门虽然屡遭政府的打击，但传承关系比较清晰，并表现顽强的生命力，而晚清的秘密教门相对比较脆弱，组织的裂变构成了这一时期秘密教门又一重要特点。以青莲教为例，复教时内部因权力之争，葛依元，单独行动，成立了灯花教；周位伦恐被彭超凡等人加害，各处逃避，其徒创立江南斋教。青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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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到湖南为“金丹大道”，至湖北为“金丹教”，在北方又统称为“金丹道”，组织系统越来越小。再如八卦教，到晚清时已没有了传教中枢，出现了各自为政的局面，力量较清代中叶大大减弱，八卦教在近代比较大的活动鲁西北的起事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在这次起事中，张善继的坤卦、郜四的离卦和从世明、从尚选等为首兑卦都称八卦教，但相互之间没有从属关系，力量也不大，如非宋景诗来归，根本算不上是一次起事。先天道的内部变化更能典型地说明这种裂变。先天道是由青莲教漏网教首之一的彭超凡创立，彭死后，“西乾金祖”林周官（即青莲教的林依秘）为教首期间，教内互争雌雄，同治四年曾子评分裂教门，另创“圆明圣道”（即后来的归根道）。到同治十二年教首林周官死后，总堂西乾堂裂变为余道光、谢道恩、韩道宣（俗称“三花”）执掌三华堂和蒋素玉、蒋素阳、周道星执掌的西华堂。不久，西华堂证恩级首领姚鹤天自称“十四祖”，独树一帜。光绪三年，三华堂出现裂变，在云南的韩道三设立恒堂，夏道鸿立一华堂。而且由于先天道及其裂变后的各堂在组织体系上完全沿袭的青莲教的“十地天恩”制，十地拥有很大的权力，基本都脱离了教首（家长）约束。这种情况在其他教门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贯道的前身末后一著教其实就是姚鹤天一派衍变而来，教首王觉一师承姚鹤天后，自立山头，创立东震堂，为了获得教门的正统，他通过扶乩诡称，东震堂乃是直接继承了林依秘的西乾堂。这个由先天道内部组织裂变产生的秘密教门，其发展水平是很低的。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末后一著教在教首王觉一策划下在江苏武进县暴动，本来周密甚详，但起事时，教徒热衷于抢劫财物，根本不成气候，旋被镇压。到刘清虚为教首时，教门更加衰落，光绪二十四年，他因年老力衰，解散了教门。可见，晚清秘密教门这种裂变虽然在表面上显现出教门的兴旺，但实际上其总体的力量和发展水平已大不如前，裂变后的秘密教门为了存在，更多的蜕变为小型的秘密结社。
第三，教门与会门的融合。以天地会、哥老会为主体的会党系统是清代秘密社会又一大系统。教门系统和会党系统在组织状态、思想信仰、基本成员和分布地区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5］P3－5秘密教门与会党的交融清代中叶就有出现，清乾隆年间，姚门教在江西的分支即吴子祥的大乘教分为三支，其中李凌魁的一支和天地会关系密切，教首李凌魁于嘉庆六年加入了邵武人吴韬的天地会，后在教内“另造阴盘、阳盘名目，暗藏天地二字”。［10］此外秘密教门与以其他一些会门性质的民间秘密结社关系也相当密切，如在乾嘉时期天理教起义期间，金钟罩（即大刀会）就已为秘密教门的羽翼，金钟罩的咒语中就有“北方郭长位、南方高之明、东方王炳海、西方邱来具、中央李廷玉，五大教主齐集于神”等语，而语中的郭、高（郜）、王、邱分别是八卦教的坎、离、震、兑四卦的卦主。［3］P474但这种教门与会门混同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但到了晚清，伴随宗教色彩的淡漠和教门组织的裂变，秘密教门与会门关系日趋紧密，出现会、教的融合，既是教又会，会教难辩的现象。晚清秘密教门与会门关系比较重要事例是哥老会的形成。哥老会虽是“近代中国最有活力、势力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无业游民结社”，而它却是以“啯嚕（即清初四川移民社会中专门从事抢劫、偷窃活动的一种游民结社）为胚胎，广泛吸收青莲教、边钱会等教门与会党的组织形态，并不断加以融合而趋于一体化”形成的。［11］也正为这种关联，晚清秘密教门和哥老会常常能走到一起，如光绪二年，江南斋教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哥老会联合，引发的皖南教案；宣统三年，真空教与哥老会合谋在天台山的起事，等等。晚清秘密教门除了与哥老会关系密切外，也和其他一些秘密结社相互融合，如道光二十七年，金丹教重要头目董言台与谢词封等结拜天地会，后恐张扬败露，又改为关爷会；北方的金丹道除习教义外，还教金钟罩，传习符咒，并出现了类似会门的武场组织武圣教。即便是被称为罗教嫡脉的末后一著教，其弥勒教分支（即龙华会）已成了会门组织。龙华会由张妙松创立，以“会元龙华为号”，［12］P257在各地设有分支，“会匪领授飘布，展转纠伙散放多人”，［12］P223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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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招收大刀会等其他会门成员入教，已非本来意义上的秘密教门。八卦教本身就与会门有密切的关系，到了晚清，许多八卦教徒大都兼习金钟罩，在北方已难准确区分是大刀会还是八卦门。可见，到了清末，作为宗教性质的秘密教门已所剩无几，大多数沦为低层次的民间秘密结社。
三
晚清秘密教门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是多层面的。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我们既不能简单以传统的农民革命来拔高秘密教门的反清活动，也不能以封建迷信抹杀其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地位。
晚清秘密教门触及近代一些时代主题，它的反清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各种新的社会问题不断迭现，如流民增加、民教矛盾、鸦片泛滥等等。秘密教门为了吸引下层民众，或多或少地触及了这些社会问题。如灯花教刘义顺为湖广教军起事起草的“誊黄”中就揭露“洋人横占中华埠头，将洋烟遍行天下，误了多少子弟，丧了多少俊杰。” ［13］以此号召民众的反清斗争。光绪二十一年，江南斋教刘祥兴以“除番救王”相号召，反抗洋教压迫，引发“古田教案”。晚清许多秘密教门传播往往都以劝人学好，吃斋行善，禁烟禁酒等面目出现，如在理教的戒条中有“在理是好道，四节与四孝，学仁学义学忠道，戒烟戒酒戒奸盗”语，［14］P205其教徒“严断烟酒”。在禁绝鸦片方面，最值得一书的是廖帝聘的真空教，教首廖帝聘鉴于鸦片的危害，劝诫人们：“吾道能为人戒烟治病，勿用药方，勿用杂法，只须信心跪拜，向空静坐，接清化浊，其瘾自脱，其病自疗。” ［15］P42民众饱受烟瘾之苦的接踵而至，果然奏效，脱瘾者遂广为宣传赞颂真空教，尊廖帝聘为祖师和“仙伯”。晚清秘密教门的反清斗争，无论是太平天国前后的八卦教起事、青莲教、灯花教谋反，还是辛亥革命前后参与的民变都在客观上促进革命形势的到来，应该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是，秘密教门本质上是封建落后的，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破坏以及它所宣扬的封建迷信和末世论对下层社会的影响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清代秘密教门打起的“反清复明”旗号，其思想的根源显然是受到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严华夷之辨”的影响，同时又进行了改造，掺进了“弥勒信仰”、“劫变”观念等思想，并主张由本教门教主登基称帝。［16］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这种建立政教合一国家主张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更是对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种反动。如灯花教刘仪顺刊发的誊黄上在揭露清政府种种罪恶中，有一个就是清政府“用夷变夏”。［1］P104随着秘密教门由民间宗教民间秘密结社的转型，其落后性和封建性更加明显，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会道门的兴盛这种转型有着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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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ret Relig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Changes of Modern Society
LU Yong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Yang Zhou University, Yang Zhou 225002, Jiangsu, China)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secret religion；folk religion；social changes；heresy
Abstract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Secret Relig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erived from QingLian religion and BaGua religion, and they belonged to system of Luo religion in the main. After stepped in societ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owing to the changes of modern society ,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ret Religion tended to relative staling. According to religious belief、organization and the relation with the secret union，the Secret Relig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ntered a period during which it transforme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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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k religion to folk forming of secret society. Although the various activities of the Secret Relig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ad touched mainstream of the times to a certain extent，they were in an effort to counter the change of modern society on an essential aspect.
文章来源：云南社会科学， 2003年 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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