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活动-王丽娜：清廷娱乐活动的演变趋势及原因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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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丽娜：清廷娱乐活动的演变趋势及原因述略

清廷娱乐活动的演变趋势
一 、宫廷娱乐形式由武嬉到文恬的转变
有清一代的宫廷娱乐，从活动形式和内容来看，前期展示出的主要是一种勇悍雄劲的尚武风格。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民族文化融合的进一步加强，中后期的清朝宫廷娱乐已经逐渐向文恬的形式转变，尤其是在晚清的宫廷娱乐生活中，早期崇武斗勇的习气已经早已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满朝上下耽于文恬的景象。
不可否认，自从满洲贵族入关建立政权之日起，出于统治策略的考虑以及民族融合的趋势，文嬉在早期清廷娱乐中就日渐流行，然而最为主要的娱乐方式却是极富满族色彩的竞技类体育活动。大致说来，最具代表性的娱乐项目有围猎、摔跤、冰嬉以及庆隆舞等。
起于狩猎活动的满族人，早在清王朝建立后，就将骑射活动定为了“国俗”“家法”。早期的几位皇帝都极为喜欢这种驰骋于山水之间的围猎活动。皇太极在位时就经常带领诸亲王、贝勒、大臣以及官贵子弟，在盛京围场以及吉林围场行围射猎。顺治帝入关后，也常常带领王公大臣在北京南苑射猎行围，寓兵于乐。康熙时，则在热河北部设置木兰围场，那里林木葱郁、水草茂盛，实为射猎打围的理想之地。围场建立后，康熙皇帝即将木兰行围列为清朝祖制，垂为家法，要求定时定期举行“秋狝大典”。终其一生，康熙帝亲赴木兰行围共有四十五次，直到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去世前，康熙帝仍然兴致勃勃地前往木兰打猎。而围猎期间，蒙古贵族们“分班扈猎，星罗景从，霆驱雨合，而天子亲御王弧，止齐步伐，三驱田禽”，[1]以尽射猎之兴。至于乾隆皇帝，则更是木兰秋狝活动的热衷者，其在位期间至木兰行围有四十余次。嘉庆皇帝在位二十五年，行围于木兰也有十一次之多。每当行围时，在那种战马如梭、剑拔弩张、杀声震天的壮观场面中，彰显的就是满族不失原始色彩的犷悍生命力。打猎活动结束后，皇帝和随围大臣以及行围军队，往往在辽阔的原野上燃起千堆篝火，野餐欢庆，并在星火辉映中进行激烈的比武、赛马和摔跤等各种具有竞技性质的体育活动。
摔跤，也被满人称为“布库”，清廷“选八旗勇士之精练者，为角牴之戏”，[2] “亦为之撩脚，本徒手相搏，而专赌脚力，胜败以仆地为定”[3]，“或与外藩部角牴者争较优劣，胜者赐茶缯以旌之。”[4]乾隆皇帝就非常这种活动，“其中最著名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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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五格、海秀，皆上所能呼名氏”。[5]更有“以其勇挚有素”的，竟然能够“自士卒拔至大员”。[6]乾隆时期的《宴塞四事图》中就有相扑表演，而画中描绘的诈马、什榜等表演活动，也是当时颇受朝廷上下欢迎的娱乐节目。在这些活动中，都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武斗色彩。不过，声势浩大的木兰秋狝，在道光即位以后就完全废止了。
清朝早期所盛行的宫廷队乐舞，区别于汉族传统女子舞蹈的阴柔之美，大都具有阳刚之气，如庆隆舞、世德舞和德盛舞等等。庆隆舞是在宫廷宴会上所使用的舞乐，由扬烈舞和喜起舞两部分组成。[7]舞者中有“以竹作马头，马尾彩缯饰之，如戏中假马者”，[8]又有“人屣高趫骑假马”和“涂面身著黑皮作野兽状”[9]的，为兽者“奋力跳跃”，则“高趫者弯弓射”。[10]无疑，庆隆舞从形象乃至舞姿，都是对满族射猎活动的模仿和对先民们英勇善战品格的颂扬。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皇太后生日时，康熙帝就曾在皇太后面前亲自跳舞，以侑助兴。世德舞主要在筵宴皇族宗室时使用，本为乾隆追思祖先，纪念圣功所亲自编排，这种舞蹈依照喜起舞的编制，由十八名队舞大臣进行表演。在庆贺出征凯旋的宴会上所表演的是德盛舞，它也由十八名队舞大臣组成，歌颂的是皇帝和将士征战沙场、保卫边疆的英豪之气，常在紫禁城的丰泽园进行。这些舞蹈，随着帝后们日常喜好的转移，在晚清宫廷中都渐渐地销声匿迹了。
此外，冰嬉也是前期清廷一项重要的军事体育类娱乐项目。乾隆前后期是冰嬉活动盛行时期。每年农历十月冰冻坚实时，皇帝都要坐着冰床亲临西苑三海校阅冰嬉表演，同时也有一些少数民族王公和外藩首领随同观赏。大阅冰嬉时，由负责这项活动的“冰鞋处”，从“技勇冰鞋营”中挑选出精干的八旗兵丁分组对峙。比赛项目主要有滑冰、冰上比射、冰球等。冰球即“冰上蹴鞠之戏”，是乾隆帝将足球和滑冰结合起来发明的冰上足球，分为抢球、转龙射球等几个阶段以次进行。[11]比赛时表演者背插小旗，身着战服，脚穿冰鞋，一时间“八旗分整暇，千队竞纵横”，场面甚是激烈壮观。这种比赛，在天寒冰冻的湖面上，紧张而又惊险，它所展示的不仅是八旗兵丁的力量和速度，同时也是强身健体、彰显武力的表现。此外又有一些表演性的项目，如冰上杂技、冰上爬竿、盘杠、飞叉、耍刀等。乾隆皇帝对每年的冰阅极为重视，将其列之为国俗；对于身怀绝技的冰上运动高手，往往亲自赐号，如喜柱的“冰上燕儿”之称就是乾隆帝所赐。
然而这些所谓“国俗”“家法”类的娱乐运动，在清朝中晚期就逐渐走向衰落，帝后们更喜欢恬淡文雅的娱乐活动，譬如看戏、游湖赏园以及宠鸟养兽等等。
可以说自康熙起，清朝的皇帝都喜欢看戏。尤其是在乾隆、光绪两朝，清宫演戏活动更是兴盛。晚清时期，演戏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宫廷娱乐形式。早在康熙时期，清廷就在宫中设立南府，专司宫廷演戏事宜。乾隆更是喜欢昆曲，且让大臣编撰适合宫廷排演的剧本。除选派太监到南府学戏外，还从江南挑选优秀伶人入宫专职演戏，是为“外学”。当时宫中逢年过节、皇帝登极或帝后生日，都要演戏。在元旦、万寿和千秋等重大节日，往往连演十多天，每天一早开演，直到日落方才罢场。不仅皇帝后妃以及子女们喜欢前往观看，还经常分批召应王公大臣们进宫观看。道光在位时，虽然曾经裁撤过一些演戏伶人，但宫廷的演戏活动却从未停止。咸丰则更喜欢“高而不折，扬而不漫”[12]的皮簧戏，即位后，常“召二黄子弟为供奉，按其节奏，自为校定，摘疵索瑕，伶人畏赴”。[13]除经常召谕宫廷戏班演戏外，为了欣赏更多更新鲜的戏剧表演，他还将民间伶人召进宫中，上演民间剧目。如“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二十一日，挑德陈金雀等二十名外面伶人进宫当差。二十三日又挑得黄春泉等十二名。至闰三月十二日内务府交进共十三名。 三十日，索取外边学生戏本，如《借靴》、《瑶台》等，并要外边学生籍贯岁数。闰三月初一日，要外边学生加减伺候戏，并于同乐园承应。其剧目有：《万民感仰》、《花鼓》、《定情赐盒》、《冥判》、《劝妆》、《借靴》、《杀狗》、《乔醋》、《瑶台》、《十段兴唐外史》。”[14]即使在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咸丰帝仓卒逃往热河避暑山庄之际，也不忘将升平署分拨调至热河，以保证宫廷演出的正常进行。就在咸丰患病期间和临终前两天，避暑山庄的如意洲依然戏乐不断，真可谓至死不忘声伎之好。受咸丰皇帝的影响，慈禧也喜欢看戏，且通戏文。从现存的升平署档案记载可以看出，慈禧有时几乎天天看戏。除过月令承应和庆典承应戏外，还有种种临时承应戏剧演出。不满于升平署伶人的演出，慈禧亲自从长春宫中挑选太监学戏，并自编剧本，指导他们演戏，号称“本家班”。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也同样迷恋京剧。据升平署档案记载，清廷还经常从宫外宣召一些社会名角进宫表演以及教习太监演戏，如孙菊仙、杨月楼、谭鑫培、陈德霖、罗寿山、王瑶卿、金秀山等。就在慈禧去世之前的前几天，西苑颐年殿的演戏慈禧还逢场必到，直至戏散还寝。
在宫廷戏剧娱乐之外，晚清时期的帝后们喜欢的另一种娱乐项目就是游湖赏园。如果说在圆明园被焚毁之前，帝后们一年中有半年时间都在圆明园中度过的话，那么自从颐和园建成后，就成了帝后们消暑的夏宫，尤其是园中碧波荡漾的昆明湖，更是他们消闲度日的好去处。光绪皇帝就非常喜欢带着嫔妃们乘船在湖面上游玩。至于慈禧，则更像是位“湖上神仙”。天气晴朗时，慈禧隔三差五的总要随船游园，听曲赏景，直到日落方才下船。[15]有时慈禧还要一身观音装扮，命身边的太监扮成童子，在湖上尽情欢愉。
平日里，赏花养鸟也是宫廷的消闲项目。譬如颐和园，除过“玉堂春富贵”，即玉兰、海棠、迎春和牡丹花外，还有许多名贵花草，慈禧就经常亲自灌溉料理，“对于她的果园，她也常常耗费许多时间去整理”。[16] 此外，宫廷里还养有大量的珍禽异鸟，颐和园的桃花坞就是专门驯鸟的地方，清脆悦耳的鸟鸣给皇宫禁苑增添了无数乐趣。[17]皇帝和嫔妃们还将侍弄宠物作为一种消遣，“集灵囿”就是专为帝后们养鹤驯鹿，驯养禽兽而设的。[18]慈禧豢养有大量的宠物，常喜欢抱来逗弄，并且一一为之取名。[19]
二 、 宫廷娱乐主体由男性到女性的角色转换
在清朝前中期的宫廷娱乐中，大部分的活动项目都是围绕男性的审美趋向和价值趋向展开的，且以皇帝为娱乐活动的中心。比如骑射活动，参与者皆是男性。如清人赵翼所记，“一日至张三营行宫，上坐较射，皇子皇孙以次射。”[20]这里就没有女性较射的记载，而事实上，其它相关的史料中也看不到女性参与骑射的记载。至于木兰围猎，虽然规模宏大、扈从众多，但自始至终也只是清廷男性们的活动，与女性没有关联。至于摔跤抑或冰嬉运动，都是从男性的价值和审美取向出发所进行的竞技类娱乐活动。甚至包括宫廷舞蹈，许多都由男性表演。如极具满族特色的“庆隆舞”，就是由32名清一色的男性进行的。再如世德舞和德盛舞，它们都是由18名男性表演的雄劲之舞。虽然在前中期的清代宫廷娱乐生活图景中，清廷女性们的娱乐活动并非空白，且也丰富，然而较之声势浩大、特色鲜明的男性娱乐活动来讲，未免显得单调和黯淡。固然，后宫嫔妃们有时也会跟着皇帝和王公大臣们一起观赏摔跤或者大阅冰嬉，但也不过是一种陪侍。诸多彰显勇悍和力量的活动，主要是男性们的娱乐方式。 然而时至晚清，宫廷娱乐的主体已经明显的从男性转变为女性，娱乐审美取向也随之发生了重要变化。自道光以后，骑射围猎就从宫廷的日程安排中基本消失了，此后皇子皇孙的骑射教习亦渐成空文。又如“布库”之戏，甚至于庆隆舞这样的舞蹈表演，也都趋于衰落和罢演。随之而起的，是由更多女性参与的娱乐活动。究其原因，这与晚清政治的实权统治者性别的变化密不可分。具体讲来，在同治、光绪朝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慈禧借“垂帘听政”或者“训政”的方式，牢牢掌握着大清王朝的政权，在清廷中具有不可僭越的地位。在日常生活中，慈禧自然也是整个宫廷的重心。这样，原本是一切以皇帝喜好为转移的宫廷娱乐活动，也就开始由男性转向更多的满足慈禧等女性的娱乐需求。同时，慈禧所积极参与和支持的娱乐项目，在整个宫廷中，无疑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宫中的乞巧活动。可以说，七月初七简直就是整个宫中女性的节日。此日，主子奴才可以共同进行“丢针看影”的游戏。本为传统闺阁的女红比赛，由于慈禧加盟作裁判，就显得隆重而热闹。 提前几天宫廷上下就忙着挑针、晒水做准备。初七晚，颐和园的亭子及游廊上常常聚满参赛和观赛的妃嫔宫女。月光下，宫女们仅凭技巧穿针引线，迅捷者必会得到慈禧的称赞和奖赏。平日矜持的宫眷们，此时则可以在太后面前嬉闹，宫廷里一派祥和热闹的景象。[21]其实，在整个宫廷里，即使后妃也精于女工，这点可从皇后和皇妃亲手制作的精美荷包、手帕之类的礼物看出。[22]自然，平时她们定有许多时间消磨于女工。
区别于皇帝们射箭打猎的嗜好，慈禧喜欢逗弄宠物，因此宫中豢养了大量宠物。它们被专职太监驯的俯首帖耳，灵性通人。诸如在太监的口令下，御犬廐的狗能够“打圈子”迎接太后，或者成列躬拜等，博得慈禧的欢心，慈禧也常去检视或抱来玩耍。[23]众多的妃嫔们也往往以此为乐。此外，慈禧对于首饰服装的迷恋，也影响到整个后宫妃嫔。对于首饰服装颇有研究的太后，不仅自己常在闲暇时品鉴，比如翻检御衣库的衣服，[24]赏玩首饰等，而且经常指导品评后妃宫女们的衣饰搭配。如此以来，整个宫廷上下的女性都十分注意穿着首饰，尽量迎合太后的审美标准。[25] 至于侍弄花草，受慈禧影响，也是宫眷们喜爱进行的活动。[26]
三 、 宫廷对西洋娱乐的认同和接受
历史上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不绝如缕，清朝时期也不例外。比如康熙时期，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就有一定的规模和深度。除一般的国际往来和商品贸易外，康熙还任命西洋教士担任钦天监等机构的官职，运用西方的科技文化以利社稷民生。表现在宫廷娱乐生活方面，则如朗世宁等西洋画家终身为清廷作画，高士奇记载的康熙朝宫廷西洋乐队的建立等。[27]此外，一些西洋教士还经常制作或者进贡许多西式钟表和玩具。如白晋《康熙皇帝传》中记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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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徐日升，曾经“指导工匠制作各种各样的乐器，而且教康熙皇帝用这些乐器演奏两三支乐曲”。雍正帝则留有头戴假发，身着洋装的画像；到乾隆时期，诸如洋表以及颇具工艺色彩的自动玩具，都不断涌入国门。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如果说康熙时期的统治者能够以较为平和的心态对待中西文化交流，那么，随着康乾盛世的进一步发展，统治者就渐显 “天朝上国”心态。正如昭梿所记，当士大夫争购“泰西氏所造自鸣钟表”，“家置一座以为玩具”时，[28]乾隆就“恶其奇技淫巧，尝禁其入贡”。[29]
如果说“天朝上国”的观念，一直就或强或弱地存在于乾隆帝及其后继者的意识之中，那么，当所谓的“天朝”在鸦片战争中为西洋枪炮击溃时，自诩的“上国”就只是一个贪恋太久的迷梦。虽然此前的皇帝早已隐隐感到大清王朝已有某种程度的危机和隐患，并且不断地调整对外政策以期进行自我保护和避免事端。然而，鸦片战争的重创才是促使统治者彻底清醒的当头棒喝。面对西方诸国先进的科技和强大的实力，清朝统治者虽然难免会有难以名状的苦痛和忧虑，例如道光皇帝至死都对鸦片战争的惨败耿耿于怀。然而，后继的统治者更多的是对现实迫不得已的承认和接受，并且在时局和洋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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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动下，学习西方进行改革，以图挽救国家民族于困境和危亡。当西方的科技和文化随着西方的侵略势力，以不可遏制之势向中国社会全面铺开和渗透时，在清廷的娱乐生活中，同样留下了些许西化的色彩和印迹。
如果说清朝前期宫廷中的西方玩物，大多表现为西方国家以进贡抑或赠送的形式送进清廷的话，那么晚清宫廷的西式娱乐活动中则带有一种较为明显的主动色彩。尤其是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娱乐生活中，这种倾向更加鲜明。
可以说，光绪是玩着丹麦人有偿提供的玩具长大的。童年时期，他玩过“欧洲所有适合男孩玩的最复杂、最精妙的玩具”。[30]后来，光绪还曾派人从外边购进电报机、留声机等，加以摆弄。出于对西方火车的羡慕，光绪差人在紫禁城的莲花湖两岸修筑窄铁轨，并从欧洲特制了两截小车厢和一个蒸气机车头，因此得以经常带着嫔妃乘坐小火车游乐。[31]有段时间，光绪迷上了自行车，并打发宫人去向洋人讨要自行车以行练习。对于英语，光绪皇帝也有着莫大的兴趣，请了洋人教习英文。[32]此外，光绪还会踏西洋风琴，且琴技娴熟。[33]又如光绪身边的珍妃，非常喜欢照相，留下了大量的照片，其中包括骑车照和各种时装照。[34]
虽然在历史生活中慈禧总给人们一种保守抑或说“稳健”的政治形象，然而在日常的宫廷生活中，慈禧却并非不加区别地排斥西洋事物，尤其是对于西方的娱乐方式和新奇玩物，更有接受和渴慕的倾向，这一点并不亚于光绪。在御前女官德龄姐妹的怂恿下，慈禧曾让美国女画家卡尔以及沃斯先生给自己画像。[35]当得知还能照相时，慈禧便立刻寻求摄影师为自己拍摄照片。[36]对于西洋舞蹈，慈禧也是满心好奇，曾经要求德龄姐妹在宫中为她和后妃们表演。[37]据记载，裕容龄曾为慈禧和光绪表演过西班牙舞、希腊舞等西方舞蹈。[38]而西方精美的工艺品或者化妆品之类，往往是慈禧最喜欢接受的礼物。德龄姐妹在陪侍慈禧时，就曾多次投其所好地送些法国家具、锦缎，香水，脂粉等东西，因此常得到慈禧的称赞和恩宠。[39]又如徐珂记载，“自五月初一日起，军机大臣、尚书、侍郎，以及近支宗室、妃嫔、太监，均献孝钦后以礼物…孝钦留洋货而已。”[40]由此也可看出慈禧对于西洋事物的偏爱。为了一睹西洋马戏的风采，不顾御史们的反对，慈禧让马戏团进驻颐和园，设帐搭棚，并与光绪皇帝和宫眷们多次观看惊险刺激的马戏表演。[41]
清廷娱乐活动演化趋势的原因分析
一 、 经济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宫廷娱乐活动的进行离不开经济实力的支撑，而清廷娱乐活动的变化，也受着清朝经济实力的影响和制约。在康乾时期，清廷之所以能够进行规模庞大的娱乐活动，与当时相当的经济基础密不可分。自“嘉道中衰”之后，清廷对于传统娱乐项目的维持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具体讲来，康熙、乾隆和嘉庆三帝共幸塞外110次，进行木兰秋弥95次。每次出巡的官员嫔妃皇子及八旗甲士都有万人之多，有时竟然多达3万人。如此频繁和规模庞大的活动，而又往往出游近月，假若没有良好的经济实力，是难以维持的。甚至于木兰围场的维护和管理，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如护围的八旗兵丁在康熙年间有110名，至乾隆十八年（1754年）增至609名，嘉庆年间已经达到上千名。随着经济的衰落，至道光即位，不但号称“家法”的木兰秋狝活动难以进行，就是护围兵丁的日常生计也颇为艰难。早在道光二年，朝廷就下谕从官地中拨田给围场兵丁贴补日用，同时还允许在围内纳林锡尔哈等处开垦荒地八十顷，以赏补兵丁。此后，又有一些官员上书请求开围垦荒，以解决饷银短缺的问题。迫于形势，在同治三年（1863年）清廷正式下旨开围。自此， 经营了140多年的木兰围场不复存在。又如康乾时期 “技勇冰鞋营”的 “冰鞋”，多达5000人；还有善扑营，每营跤手编制达200人之多。这些人常年吃皇粮，耗资颇大，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难以为继的。
乾隆时期已成定制的上元烟火，每每总在西苑的山高水长殿前举行，其在前后期的燃放情况就不可同日而语。据史料记载，乾隆时期的元宵节隆重而又热闹。是时，先有“各营角伎以及僸末兜离之戏”，[42]然后放烟花，登时“火树崩派，插入云霄，洵为异观也”。[43]然后又有“乐部演舞灯伎”，“鱼龙曼衍，炫曜耳目”，“伎毕然后命放烟火，火绳纷绕，砉如飞电，俄闻万爆齐作，雷声震天，逾刻乃已。”[44]而沿街“车马驰骤，塞满堤陌，”[45]一派盛世景象。“事毕人散，河间爆竹残纸殆寸许厚，而紫雾苍烟，弥漫空宇，亦历半时许方消尽也。”[46]由此，足见当时上元烟花之盛。嘉庆朝缩短了烟花燃放时间，放至酉刻即行结束。道光年间，虽不废上元烟火旧制，然“裁去南府，遂无灯舞十番。其后花炮、盒子减损大半”，“继则尽停止矣。”[47]宫中的节庆活动除过上元烟火从规模缩小直到最终取消外，端午宫中的龙舟竞渡到道光朝也停办了。[48]又如场面壮观的千叟宴，也只是在康乾这样的时期里才有的气象。
虽自康熙帝起，清代帝后一直将看戏视作宫廷里的一种重要娱乐活动，即使是在晚清内忧外困的局面下，宫廷里照样锣鼓喧天，粉墨登台。然而自道光起，康熙朝所建的皇家剧团就已经逐渐瓦解，不复往昔皇家气派。道光元年（1821年）正月，道光就下令“将南府、景山外边旗籍、民籍学生有年老之人学艺不成，不能当差者，着革退”。[49]道光七年二月初六，“将南府民籍学生全数裁退”。[50]南府改称升平署。据道光九年《升平署人等花名档》统计，当时属员总计110名，其规模仅相当于乾隆时期皇家剧团的十分之一，或十五分之一。此后，不仅宫廷演戏的规模缩小以及形式从简，而且取消了大部分全国性的献戏。咸光时期，当宫廷的演剧活动难以满足帝后们的观赏需求时，他们便从宫外召应梨园名角进宫演戏或者教戏。虽后来召应外戏日益频繁，然而，帝后们却始终不曾扩充升平署。毕竟，培育和负担专职人员演戏的费用要远远大于随时召应社会伶人之费。据史学研究者幺书仪在《晚清宫廷演剧的变革》一文中推算，“乾隆时代的南府景山两大剧团每年的开支应当是白银4至6万两，”而经过道光裁员后的升平署每年钱粮支出不过2000两。可以说，道光帝对于宫廷剧团的裁撤，与当时清廷江河日下的经济状况关系甚大。
二 、 政治形势的变化对宫廷娱乐的影响
作为社会特殊群体的宫廷皇族，他们的日常生活总会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清朝前后期政治形势的变化，在清廷的日常娱乐生活中也留下了明显的印迹。
清初，出于维护边疆稳定以及巩固政权的需要，统治者十分重视加强与蒙古王公以及西北诸部落首领的联系。除政治上的特殊优待政策、政治联姻以及宗教政策等外，木兰秋狝也是清朝皇帝惯用的重要联络方式。虽然，木兰围猎是宫廷皇族以及王公大臣们出游寻乐的一种娱乐方式，然而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木兰行围，同时也带有浓重的政治意味和色彩。首先，木兰围场地理位置的选定就绝非其地仅仅适合打猎那样简单，而是出于一定的政治考虑。木兰围场位于内蒙古昭乌达盟、卓索图盟、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蒙古东四旗接壤之地，可以北控蒙古、南卫京师，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位置；此外它还是京城通往内蒙古、喀尔喀蒙古、东北黑龙江以及尼布楚城的重要通道。其次，自康熙建立木兰围场之日起，历代清帝都赋予木兰秋狝活动以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视围猎为联络蒙古和演兵习武的途径和场所。就木兰秋狝的参加者而言，康熙时期，有青海蒙古、喀尔喀蒙古、内扎萨克蒙古四十九旗的王公贵族，察哈尔八旗的蒙古官兵；内蒙古喀喇沁、科尔沁、翁牛特、巴林、克什克腾、敖汉等往往也派出大量骑兵协助行围。乾隆时期的木兰围猎规模更大，据《热河志》所记，“从猎蒙古王公，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又喀尔喀四部，及四卫拉特，并青海等部各扎萨克，不下百余旗。”
康熙建立木兰之际就将木兰秋狝定为“家法”，以警子孙遵行。嘉庆在《木兰记》碑文中写道“射猎为本朝家法，绥远实国家大纲”，就道出了木兰秋狝的这一政治目的。除联络蒙古王公外，木兰围猎也是训练八旗将士，提高清廷军事战斗力的重要途径。康熙多次讲过“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雍正即位后虽然未至木兰行围，但对行猎习武的重视丝毫未减，他在面谕皇子时讲道，“予之不往避暑山庄及木兰行围者，盖因目不暇给，而性好逸，恶杀生。是予之过。后世子孙当遵皇考所行，习武木兰，勿忘家法。”[51]乾隆也说“朕每年行围射猎，正为使官兵等熟悉骑射，不至废弛。”[52]由此可见，木兰秋狝带有明显的政治军事色彩，诚如曾先后四次随从乾隆皇帝巡游热河的赵翼所言，“上每岁秋狝，非特使旗兵肄武习劳，实以驾驭诸蒙古，使人畏威怀德，弥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53]
然而，循为惯例的木兰秋狝大典，在道光朝就停止了，此后清廷也无围猎活动。道光帝在谕令停止木兰时讲：“今岁秋狝允宣遵循成宪‘肄武绥藩’。然不可不审度时事，量为展缓，所有今岁热河行围亦著停止。此朕不得已之苦衷，非敢耽于安逸也。”[54]这里所说的审度时事，实际是指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方面，自十九世纪初，世界各国已经逐渐步入现代化战争阶段，传统的军事技能—骑马射箭已经不再适应世界战场形势，传统的长矛大刀之类的冷兵器，无法与拥有枪炮军舰的外国侵略军相敌。鸦片战争后，随着洋务运动兴起的近代军火制造工业，使得洋枪洋炮广泛用于战场。而新式陆军、海军的组建，更是对八旗军制和演练骑射的直接否定。这样，为演练骑射而设置的木兰围场早已失去了其存在的军事意义。另一方面，自鸦片战争后，清朝的主要隐患和政治危机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西方侵略势力给中国所造成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强烈震撼了清朝统治者，使得清廷上下将目光投向外来势力对华夏民族所造成的威胁和危险。至于蒙古以及西北边疆地区的问题和隐患，在西方强大的侵略势力面前，已经退居国家民族矛盾的次要地位。晚清政府民族关系的首要任务是对外关系的协调和处理，而非国内矛盾。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联络蒙古王公的主题任务在清廷的议事日程中已经被置后或修改。故而，带有抚绥蒙古目的的木兰秋狝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如此，晚清木兰围猎活动的废止也就容易理解了。
在近代中外战争的较量中，泱泱大国一次次的惨痛溃败和屈辱，迫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正视西方的先进科技，并且或被动或主动地接受和学习。尽管在政治制度或者文化价值观念上，清廷对西方更多的是一种排斥和逆反。然而，在日常的娱乐生活中，统治者对于西洋事物则少有心理顾虑和负担，甚至逐渐欣赏许多洋玩意儿，譬如晚清帝后宫眷们对于照相机、留声机、小火车、西方舞蹈以及工艺品等事物的喜爱和索求。同时不可否认，在外力和内力的双重驱使下，清廷更有意识地去了解和接触西方世界。至于宫廷的娱乐活动，或者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和途径。
三 、 民族文化的融合与渗透
自满洲贵族入关之日起，虽然历史上一直或强或弱的存在着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或冲突，然而两者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则是历史发展的主流。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族的文化传统越来越多的被满族统治者或自觉或非自觉地吸收，而满族的一些民族文化和特色则因为历史的发展和环境的变迁而逐步消失。清前期，为保持发扬满族的民族特色以及民族文化，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大清的“国俗”“家法”，譬如国语、骑射、冰嬉等等，严格规定八旗子弟的骑射学习与考核。此外，统治者们往往习武射箭，以示表率。另一方面，统治者们同时也以极大的热情学习汉文化，好文成风。譬如，康乾时期的皇帝们都有着相当深厚的汉学功底，极为重视汉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因而，即使是在早期尚武风气浓郁的宫廷文化氛围中，汉族文化印迹也是缕缕可见。比如，“乾隆初，上于端午日命内侍习竞渡于福海中，皆画船箫鼓，飞龙鹢首，络绎于鲸波怒浪之间。兰桡鼓动，旌旗荡漾，颇有江乡竞渡之意。”[55]起于弓马的满族皇室，对于江乡文化也同样欣赏。而满族的特色滑冰活动，也吸收了不少汉族技艺。例如猕猴抱桃、蜻蜓点水、紫燕穿波等名目繁多的冰上花样动作，都由汉族舞蹈而来。前期尚如此，则后期汉文化对其的影响自不待言。
此外，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虽然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在有清一朝受到了相当的阻碍，例如康雍时期的罗马教廷问题，乾隆时期的宾礼问题，以及近世西方强国对于我国的战争和侵略；然而或者可以认为，这种中西之间的“接触”和“摩擦”本身就是历史上常见的一种文化交流方式。虽然这样的文化交流方式往往渗透着政治强迫，交流国双方的地位并不平等，然而却不会阻断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晚清之季西方强国的入侵，彻底敲开了已经与世隔膜太久的大清国门。鸦片战争后，随着时局的剧变，大批有志之士致力于学习和传播西方文化，以图挽救中国于危难，欧风美雨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流布。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迫于西方势力，还是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渴慕，抑或二者兼有，总之，晚清宫廷接受了更多的西方事物和文化。在宫廷娱乐活动中，这点尤为明显。
四、 宫廷娱乐个体的性情和体质
纵观整个清朝宫廷娱乐生活史，可以发现，前后期宫廷娱乐主体的个人性情以及体质的差别，也是造成娱乐方式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政治原因外，受民族文化的影响以及宫廷教育对于本族习俗的重视，清前中期的皇帝大都继承了满族长于骑射的民族特色，再加上他们生平的率兵征战经历，都使得他们体格健朗、性情豪放，汉族文化的浸染并未使他们丧失基本的民族风格。虽然自康熙以后的皇帝便日益带有更为浓重的汉化色彩，然而他们身上更多体现的还是本民族的性格特点，这些从他们的日常娱乐生活中可以看出。譬如射猎，其中尤以康熙、乾隆二帝的射技为高。就从康熙一生的狩猎成果来看，具《清圣祖实录》统计，单是在木兰围场，康熙“用鸟枪弓矢获鹿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猕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而“其于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可胜记矣”。由此，康熙的骑射功夫大抵可见一斑。至于乾隆，据赵翼所记，“上最善射，每夏日引见武官毕，即在宫门外较射，秋出塞亦如之。射以三番为率，番必三矢，每发辄中圆的，九矢率中六、七，此余所常见者。己巳岁十月，偶在大西门前射，九矢九中。钱东麓汝诚叹为异事，作圣射记进呈。不知圣艺优娴，每射皆如此，不足为异也。”[56]此外，康乾二帝都颇为喜欢出巡游走，遍访天下，除政治考虑和经济支持外，这与他们洒脱爽朗的性格特点不无关系。例如，康熙乾隆都曾六下江南，其时一路繁喧，两岸南国风光，水乡百种伎艺，皆尽耳目矣。
然自嘉庆之后的几位帝王，已经不似康乾那样的硬朗豪放。道光以及后继的诸位皇帝，身体素质明显都不如其祖圣先皇，大都一幅文弱之相。翻阅历史资料可以发现，道光皇帝忧郁内敛的性格特征以及清净寡淡的个人性情是其一生的生活基调。正是如此，道光皇帝不喜热闹，日常生活中十分注意节俭用度。比如他在位时期宫廷之中就少有大规模的娱庆活动，至于骑射活动，已经少有了。咸丰皇帝则是体魄不佳，据崇彝记载，“文宗体弱”，“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兽群之际，坠马伤股。经上驷院正骨医治之，故终身行路不甚便。”[57]如此，则即位后的咸丰也就不可能再骑马射猎了。
生于乱世的同治、光绪二帝，亦非健壮之辈，对于骑射也无兴趣可言。不仅骑射，诸如摔跤，冰嬉之类的体育性娱乐活动，在宫中也逐渐衰落。这一时期，皇帝们都热衷于戏曲，晚清宫廷最为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看戏。虽然前期的皇帝也都喜欢听戏，然却不似晚清诸帝那样痴迷于戏曲。此外，随着清代宫廷文化的发展，晚清皇帝们审美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他们欣赏的是艺术性和技巧性更强的娱乐项目，而非竞技体育类活动。
综上所述，晚清宫廷的娱乐活动与前期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先前重武尚射的勇悍风气在同光时期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派歌舞旖旎的声色之娱。如果说大清帝国的衰落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历史趋势，那么晚清宫廷之中的歌舞升平也不过是一个虚假的繁华表象，或者可以说，晚清宫廷的歌舞升平中就已经透漏着些许衰败的讯息。同时，晚清宫廷中的娱乐活动主体也由男性转为了女性，慈禧的娱乐兴趣和审美价值取向，极大的影响着整个宫廷的娱乐生活，这种娱乐现象在性别上的差异，或许从另一个侧面证明着晚清权势重心的转移。此外，对于西式娱乐，晚清帝后们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和热情，因此西洋的玩物和娱乐活动在宫闱之内颇为流行。个中缘由，除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以及西洋玩物本身所具有的魅力之外，晚清统治者们对于西洋事物的“兴趣”中，怕也夹杂着些许迫于政治时局的尴尬和无奈。
作者：王丽娜系人大清史所2002级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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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源：《圣武记》卷三，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0页。
[2]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95页。
[3] 赵翼：《檐曝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页。
[4]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 395页。
[5]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95页。
[6]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95页。
[7] 赵尔巽：《清史稿》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009页。
[8]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页。
[9]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页。
[10]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页。
[11]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18－119页。
[12] 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17页。
[13] 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17。
[14] 周明泰：《清升平署档案事例漫抄》，文海出版社民国60年版，第101页。
[15] 参见金易：《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165页；德龄：《清宫二年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138页；德龄：《御香缥缈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291页。
[16] 德龄：《清宫二年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6页。
[17] 德龄：《清宫二年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143页。
[18]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19] 德龄：《御香缥缈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2－270页。
[20] 赵翼：《檐曝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页。
[21] 金易：《宫女谈往录》，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182页。
[22] 参见《清宫二年记》第88页；《宫女谈往录》第186页也提及瑾妃瑜妃在庚子时期为太后做棉衣棉被之事，“伺候老太后不是件容易的事，能够让老太后点点头说句不错，更是不容易，老太后对棉被子棉鞋很满意，这就可以看出瑾瑜二妃做针线的技术来了。”
[23] 德龄：《御香缥缈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2－270页。
[24] 德龄：《御香缥缈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页。
[25] 德龄：《御香缥缈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8－281页。
[26] 德龄：《御香缥缈录》，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9－354页。
[27] 高士奇：《蓬山密记》，《中国近代小说史料续编》第二十七册，广文印书局，第13页。
[28]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68页。
[29]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68页。
[30] IT赫德兰：《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31] IT赫德兰：《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6－57页。
[32] IT赫德兰：《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2页。
[33] 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页。
[34] 刘北汜：《故宫珍藏人物照片荟萃》，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版。
[35] IT赫德兰：《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
[36] 德龄：《清宫二年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122页。
[37] 德龄：《清宫二年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55页。
[38] 裕容龄：《随侍慈禧太后琐忆》，《中国历代名人传记资料》一册，天一出版社，民国六十八年版，第23页。
[39] 德龄：《清宫二年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40] 徐珂：《清稗类钞》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页。
[41] 德龄：《清宫二年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148页；卡尔：《慈禧·光绪在颐和园观马戏》，载《紫禁城》1983年第5期。
[42]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75页。
[43]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75页。
[44]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75页。
[45]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75页。
[46] 吴振域：《养吉斋丛录》卷十三，北京古籍1983年版，151页。
[47] 吴振域：《养吉斋丛录》卷十三，北京古籍1983年版，151页。
[48] 徐珂：《清稗类钞·时令类》第一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30页。
[49] 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上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2页。
[50] 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上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4页。
[51] 乾隆：《避暑山庄后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三个字

续》碑文，转引自纪欣《从木兰秋猎看清王朝对蒙古族的抚绥政策》，载《承德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1999年04期。
[52]《清高宗实录》卷三六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53页。
[53] 赵翼：《檐曝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页。
[54]《清宣宗实录》卷六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页。
[55]昭梿：《啸亭杂录》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8页。
[56]赵翼：《檐曝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页。
[57]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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